在重视史学传统的中国历史上，留存下了大量的地方文献及历史资料，除中央级档案馆和国家级图书馆、博物馆有部分收藏外，全国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及博物馆均保存了大量的有特色的地方历史文献，其数量不计其数。这些资料，馆藏较为分散，长期以来未得到系统整理，其史料价值也没有得到发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区域史研究的展开，地方文献资料得到极大的发掘和整理。这一时期，地方史资料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规模新修地方志和整理旧地方志；二是以行政区划或自然形成的地区概念为范围，收集整理反映这一地区历史的文献资料；[※注] 三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边疆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边疆史地研究逐渐被重视，并发展成为一门新的综合性的学科，从而带动和促进了有关边疆及少数民族历史资料的系统整理，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1.编修新志与整理旧志

地方志或方志，是记述地方自然形态、建制沿革、政治经济、军事战争、民风民俗、文化教育、自然灾害多方面历史信息的文献宝库。由于地方志具有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可靠性等特点，对于了解各地历史地理、物产资源、风俗民情、农业生产、自然灾害、社会习俗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历来是地方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中国历来重视地方志的纂修工作，保留下来的地方史志资料也极为丰富，而且种类繁多，有总志、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乡镇志、卫所志以及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教育，或行业志、企业志、部门志等各种专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仅保存至今的宋至民国时期的方志就有8264种，11万余卷，占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左右。而实际数字尚不止于此。这些方志文献，分藏于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及研究机构，还有相当一部分流落海外。

1957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把编写新的地方志列为《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草案）》的12个重点项目之一。次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地方志小组，全国修志工作逐步展开，后因“文革”爆发，修志工作被迫中断。“文革”结束后，修志工作再次提到议事日程。1980年2月1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80）16 号文件号召“全国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4月8日，胡乔木在全国史学会代表大会提出，“地方志的资料要收集、保存、研究”。次年2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山西太原成立，开始筹备整理旧志与编纂新方志的工作。1983年1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恢复，负责领导全国的修志工作，各地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简称“方志办”）纷纷成立，正式开始了大规模的新修志书的工作。30多年来，新修志书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据统计，“在首轮新方志编修过程中，全国共出版三级志书约6000部，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约2万部，山水名胜古迹志约400余部，地情书约7000部。在20世纪末本世纪初启动的二轮修志中，也有700余部三级志书出版面市”。此外，“全国地方志工作系统编纂的三级地方综合年鉴已多达1500余种”。[※注]

整理旧志是各地方志机构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在编纂新志的同时，各地修志机构还开展了历代旧志的整理与出版工作。旧志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各个历史时期所编纂的地方志书。早在1979年，就有学者建议编辑一部《中国地方志集成》，从今存的1万多种方志中，从每种方志中平均选择1万多字、图五幅、表三件，共选1 亿多字，5万多幅图，3万多件表，编为1万卷的大类书。[※注]

从1991年起，《中国地方志集成》就以省为单位分辑，择优选择资料性强、内容最丰富的志书逐年推出。至2006年，连续不间断地出版了25个省的《府县志辑》和一个《乡镇志专辑》。其收标准，以实用价值高为原则，主要选择记事涵盖时间较长，收录资料较多的志书。在一地多志时，一般选取最后一次修的志书。共选择了3000余种方志，总共11万卷，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文献。该书仍是目前收录方志最多的综合性的志书集成。1991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和巴蜀书社三家出版单位在全国各大图书馆的协助和支持下，启动了影印出版1949年以前各类旧志的项目。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自2005年始，策划编辑出版《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图书系列，2006年列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该丛刊以馆藏为单位，2006—2012年，分别影印出版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上海图书馆藏孤本方志丛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丛刊共收录了各自馆藏中最为珍贵的志书750 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珍稀版本。比如上海图书馆藏有民国前出版的各地的方志逾6000 种，90000 余册，藏量仅次于国家图书馆，居全国第二位。《上海图书馆藏孤本方志丛刊》从馆藏中收录了稀见方志246种，其中孤本方志计104种，同时选录了国内收藏单位在3家以内的稀见方志计142种，是这套丛刊中收录孤本方志最多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是这套丛刊中规模最大的一种。该书从北京大学所藏6700 余种地方志中精选出28个省区市的274种稀见方志，其中孤本、稿本92种。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的《中国边疆史志集成》（2002—2005年版），按照地区和专题划分为《内蒙古史志》《新疆史志》《西藏史志》《东北史志》《海疆史志》等，主要选择清朝至民国时期相关方志编辑而成。这些志书可以与该中心出版的《中国西北稀见方志》（1994年版）及《续集》（1997年版）互为补充。

此外，中国书店出版的《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1992年版），收录方志167种；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稀见地方史料集成》（2009年版）也收录了116种志书。

在旧志的整理出版工作中，除综合性的志书外，专志的整理出版也是重要的方面。专志的编辑相对难度较高，但按照专题或类别编辑，对于相关研究和利用则较为方便。黄苇等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较早的一部经济史料专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着手编辑《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徐蜀、张志清主编），从6000 多种方志中选辑各类人物传记，如名宦、仕籍、孝友、列女、耆旧、方技等，以及与人物有关的各类表志和艺文志，金石志中的墓志、碑记、传诔等人物资料，按行政区汇编为西北、西南、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六大卷。书中所收人物远及上古，下迄民国。至2007年底，共出版了四卷，即《东北卷》（12 册，2001年版）、《西北卷》（20 册，2001年版）、《华北卷》（66 册，2002年版）、《华东卷》（255册，2007、2012年版），是迄今为止搜集资料较为全面丰富的大型人物传记资料汇编。每卷附有“人物姓名笔画索引”，统一编排，单行一册，方便对人物传记资料的检索查询。此外，该社策划的《地方专志丛刊》，目前已经出版了《地方经籍志丛刊》，收录经籍志51 种（2008年版）；《地方金石志汇编》，收录金石志130余种（2010年版）。近年该社又推出了《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目前已经出版了第一编（2010年版）。

由来新夏主编的《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集》（学苑出版社版2009、2012年版），博采民国前及民国时期近3000 种地方志按《建置沿革志》《灾异志》《金石志》，分类汇编而成，是一部大型专业性方志资料专集。为方便读者，书后附有“今旧地名对照表”及分编索引。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首次汇集出版的《中国名山志》和《中国书院志》（2004年版）是两部较有特色的专志。《中国名山志》收录了《华山志》《泰山志》《九华山志》《武夷山志》《普陀山志》《五台山志》《黄山志》等十余种志书。这些志书记录反映了该地区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既有山图形胜，又有艺文诗赋，是一部全面记录我国历史名山极有史料价值的文献。《中国书院志》收录了《岳麓书院志》《白鹿书院志》《嵩阳书院志》《东林书院》《文正书院志》《南溪书院志》《云门书院志》《虞山书院志》等志书，首次将我国的书院文献汇聚成册，为了解和研究中国书院的发展历史及中国教育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中国方志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流散在海外，为日本、美国等国图书馆所收藏，有些国内仅存其目。国家图书馆通过国际交换等各种渠道，广泛查寻、搜集流散于海外的方志，并制成缩微胶卷。2001—2003年，又选取其中现为日本所藏、国内罕见的地方志百余种，先后编成《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及《续编》影印出版。这些方志，不仅在国内均为稀见，而且有一些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还不见著录，填补了国内志书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史料价值。

旧志资料的选辑汇编并非易事，因此在出版的地方志书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有的编辑体例混乱。如《中国地方志集成》中，目录上给人府县是隶属关系的印象，但实际并非如此，容易给读者造成混乱；由于清代和民国的行政区划变更频繁，使得各府州县的名称和归属也比较繁复，而所选方志不仅有清代的，还有民国时期的，编辑中缺乏必要说明，使人们往往对其归属和源流产生误解；一些山水志、补遗志等等的出现往往给人造成错觉，误认为它们也是州县所属。[※注] 二是缺乏必要的检索工具和参考用书。由于志书数量庞大，翻检不易，在大规模修志的基础上，需要编撰方志目录、方志提要、方志索引和地方志分类资料等，因此有学者提出应“开展二次文献的工作”，编撰检索工具和参考用书。[※注]

2.以特定地区为主题的文献资料整理

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区域史或地域史研究的兴起，以一定的地域为范围，收集整理地方文献成为史料学中的一个热点，各出版机构纷纷推出以地区冠名的文献资料，如“西北文献”“西南文献”“东北文献”“华北文献”“湖湘文库”“金陵全书”资料系列。

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策划的“文献丛书”系列，根据中国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概念性区域，分为西北、西南、华北、东北、华东、中南等大区，会同全国典藏、教学和科研机构，分别收集整理各地区历史文献资料，从1990年起，先后影印出版了《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西南文献丛书》《中国华北文献丛书》（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华东文献丛书》（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东北文献丛书》（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中南文献丛书》（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每一丛书下根据史料类别分为稀见方志文献、稀见丛书文献、史地文献、民俗文献、少数民族文献、文学、考古、特色文献等八辑专题，分别收集编选20世纪中叶前该地区的文字资料、拓片资料和图片资料，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上述地区历史文献的遗存状况和主体内容。丛书收录内容广泛，并具有地方特色。比如各丛书的第八辑，均根据各地区的特点，分别选录这一地区较有特色的文献资料。《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收录敦煌文献，《中国华北文献丛书》收录晋商文献，《中国华东文献丛书》收录妈祖文献，《中国西南文献丛书》则收录西南石窟资料。在收录的文献中，相当部分是珍稀文献。比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共收录汉、蒙、藏、维等多种民族文字的各类历史文献560余种，是有史以来第一部有关西北地区的文献总汇。《中国华北文献丛书》共计收录历代稀有文献450余种，其中首次公布的发掘性文献90余种、明清珍善刻本300余种，还有大量极为珍贵的首次面世的满族、回族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中国华东文献丛书》共收录历代稀有文献700余种，其中第一次公布的稿本、清稿本近百种，明清珍善刻本500余种。

由湖南省编辑推出的《湖湘文库》，是一规模巨大且具有典型地域文化特点的文献资料整理工程。2006年8月正式启动，至2012年完成。该出版工程以整理出版湖湘文献为主，对湖湘人物、湖湘历史、湖湘风物等进行广泛发掘、深入研究，以供人们全面了解湖湘文化、深入认识湖南为目的。《湖湘文库》由甲、乙两编构成，甲编445册，为湖湘文献，以时间为序，分为上古至唐代、宋元明、清代和民国时期四个时段，以图书典籍为主，包含图书典籍和古旧报刊两个部分，主要收录前人著述，即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编撰的作品。

这套丛书，体现了湖湘文化的特色。比如，湘籍人士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文库对这些人物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发掘，重新整理出版了《曾国藩全集》《郭嵩焘全集》《黄兴集》《杨度集》《蔡锷集》《陈天华集》《谭人凤集》等。湖南也是具有民族特色和民俗文化发达的地区，《文库》出版的民俗风物和民间文化文献，如《湖南民间歌曲集成》《湖湘印染》《湖湘木刻版画》《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等凸显了湖湘文化的特色。其次，在文献的编辑上，该文库严格按照史料整理的规范操作。在当前影印成风的出版形势下，文库不盲目追求影印，而是以点校排印、据原本影印及数据光盘三种方式出版。对每种文献，均撰写前言一篇，除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外，对其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都进行了说明。文库收入的部分文献，之前已有印本，此次又进行了认真的校订和补充，如《曾国藩全集》，补充收录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集作者的文稿书信；《郭嵩焘全集》除据云南省图书馆藏的郭嵩焘档案进行了重新校补外，并补充收录了英国外交部档案馆藏的郭嵩焘亲笔写的外交公文；而《章士钊诗词集》收集到的章士钊诗词为原来版本的10倍多。这些工作，使《湖湘文库》成为一部难得的精品。

继湖南之后，南京市政府2009年也启动了《金陵全书》编纂出版工程，拟全面整理、南京地方文献，编辑出版一套规模空前的南京综合性地方文献丛书。丛书共分方志、史料、档案三编，约400册，总文字量达4亿以上，目前已经出版了13个系列，约150册文献资料。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地方史的研究，各地学术机构还从古籍中辑录或整理出版了一些综合记录地方社会的史料集，如新疆民族研究所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1978—1979年，内部印行），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选编《清实录山东史料》（齐鲁书社1984年版），王刚编《大清历朝实录四川史料》（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张本政主编《清实录台湾史料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薛云等编《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编《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1987、2009年版），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四川大学历史系等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等。特别是《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的编辑出版，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清代地方基层政权资料的匮乏，对于地方史乃至近代史研究都极具史料价值。

还有一些地区史料专辑，如上海市档案馆编辑的《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上海市文史馆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的《上海地方史资料》，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天津历史资料》，湖南省文献委员会编辑的《湖南文献汇编》等，可以作为相应地区史研究的参考。其中《上海档案史料丛编》较有特色，其编辑的内容涉及上海历史的方方面面，突出体现了上海地方史的特色，如《清代上海房地契档案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旧中国的股份制》（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上海近代广告业档案史料》（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原化工厂卷》（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厨味精厂卷》（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颜惠庆日记》（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这些地方史资料的面世，极大促进了地方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上海租界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上海城市史特别是租界史研究具有多重学术价值与意义。由上海市档案馆整理翻译的大型租界档案史料《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共28册，中英文对照，中文译文达700 多万字，收录了1854—1943年租界工部局历届董事会的会议记录，反映了上海公共租界内有关政治、经济、市政、文化等事务讨论和决策的全过程，为迄今为止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有关上海历史的档案文献资料，不仅是近代上海城市史、租界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也是近代中国政治史、经济史研究极有价值的原始史料。全书未采取影印的捷径，而采取中英文对照的方式，不仅保留了资料的原貌和完整，也为使用者提供了便利，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有相当分量的史料集。

3.台湾史资料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逐步改善，台湾历史研究也成为大陆史学界的新领域。但由于台海相隔几十年，特别是政治、历史等因素的影响，造成有关台湾历史的文献资料散落各处，给台湾历史研究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搜寻发掘史料成为这一时期史料学的重要工作。经过各方数十年的努力，台湾历史文献资料的发掘和出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大陆方面对台湾史资料的搜集整理，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历经学者努力，先后出版了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编辑的《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福建师范大学郑成功史料编辑组编选的《郑成功史料选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辑的《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选的《郑成功档案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厦门市郑成功研究会、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整理的《郑成功族谱三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福建省档案馆等编辑的《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研究局编辑的《台湾问题文献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辑的《台湾问题重要文献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湄洲妈祖庙董事会、湄洲妈祖文化研究中心、莆田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编辑的《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馆藏机构发掘整理的一些单篇专题资料，如叶志如选编的《蔡牵攻打大小担清军炮台史料》（《历史档案》1986年第4期），张莉选编的《台湾朱一贵抗清史料》（上中下，《历史档案》1988年第2、3、4期）和《朱一贵余部抗清斗争史料》（《历史档案》1989年第4期），吕小鲜选编的《乾隆四十七年台湾漳泉民人械斗史料》（《历史档案》1996年第1 期），谢小华选编的《光绪年间台湾修建铁路史料》（《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等等，为大陆地区台湾历史研究的起步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

从2000年起，台湾史资料的整理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从单本单册单篇转向规模较大的丛编、丛书的编辑出版。2004年，经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专家学者近10年的努力，由中国大陆整理编辑的首部大型台湾历史文献集《台湾文献汇刊》（九州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版）面世。全书分郑氏家族与清初南明相关史料、康熙统一台湾史料、闽台民间关系族谱、台湾舆地资料、台湾相关诗文、台湾事件史料、林尔嘉家族及民间文书资料7辑，共100册，收入有关台湾历史珍贵文献资料近200种，绝大多数是分藏于大陆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以及散落于民间的孤本、珍本、抄本，也有一部分是近年在中国台湾、日本等地新发现的珍贵文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汇刊》在编辑上重在拾遗补阙，避免与已刊资料重复，比如凡中国台湾出版的《台湾文献丛刊》（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辑，1957—1972年台湾银行排印）已经收入的文献，除了少量有明显差异的原稿本、传抄本之外，基本上都不再编入。《汇刊》的问世，弥补了长期以来大陆方面有关台湾文献史料建设上的不足，为台湾问题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史料基础。

2005年，由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主持的“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正式启动。这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单位共同实施的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旨在全面、详细、系统地整理出版台湾文献史料，为台湾历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基础性的史料。该出版工程除已经出版的《台湾文献汇刊》外，根据资料来源，拟分别编辑出版《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民间遗存台湾文献选编》（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和《海外遗存台湾文献选编》系列资料，共计500册，涵盖明清两代、民国时期约400年间有关台湾历史的官方档案、民间收藏及海外遗存等资料。目前前三种资料已经出版。《馆藏民国时期台湾档案汇编》，共300册，收录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民国时期台湾文献史料，包括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以及台湾人民的反抗、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台湾地区的接收、管理及经济、文化、教育重建工作等内容。《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明清档案出版项目。全书230册，辑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两朝台湾历史档案，总计16343件，按照编年体例编排，其中明代档案主要选自兵部题行稿，共25件；其余选自军机处上谕档、军机处“台湾档”、军机处录副奏折等清代档案。内容包括郑氏收复、康熙统一、乾隆平定、光绪设省等重大事件，还有官员任免、移民开发、海疆防务、甲午割让等诸多台湾大小政事。这些档案记载了明清中央政府管辖和治理台湾的真实情况，全面反映了台湾300多年来的历史变迁和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民间遗存台湾文献选编》共25 册，系统地整理了民间遗存的台湾文献史料，包括民间私家收藏的涉台契约文书、籍账、碑文及民间教科书、宗教礼仪等册籍内容。这套资料的出版，填补了台湾史研究中诸多史料方面的空白。

2009年，台湾大通书局、人民日报出版社联合影印出版了由台湾编辑的《台湾文献史料丛刊》。该丛刊收录了有关台湾的各种文献资料400余种，是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资料。

上述台湾文献资料的系统发掘和出版，为台湾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台湾史研究向深入发展，不但具有宝贵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边疆史地资料

改革开放后，边疆史地资料的编辑出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除前面提及的方志外，档案、文献、日记、游记、调查报告等资料得到更深入发掘和整理，为边疆史地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对于学科的建设和研究的推进都具有积极作用。

在专题档案方面，主要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八年至十五年）》（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联合翻译的《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94年版），西藏档案馆编辑的《西藏历史档案汇萃》（中国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等资料。

在专题文献汇刊方面，有两部记录康藏历史的资料汇编值得关注。其一是任乃强编辑的《川边历史资料汇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1年，内部印行）。其二是由《汇编》未收入资料编辑而成的《川边历史资料丛书》（重庆出版社1982—1986年版）。该书仍由任乃强编辑，特别是收入记录清末藏北无人区历史地理概况的《艽野尘梦》。该书被任乃强称为“人奇，事奇，既奇且实，一切为康藏诸游记之最”。

在综合性的文献汇刊方面，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88—1992年版），包括综合卷和新疆卷、蒙古卷、滇贵卷等。

综合性的资料方面，主要有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编委会编辑的《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从2011年起，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分别出版），这是一部大型的综合性的资料汇编。该文库在整合之前已经出版的有关边疆历史资料，并进一步发掘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编辑而成，分为《边疆民族研究资料》《边疆行政建制资料》《边疆界务资料》《边疆民族地区旧期刊资料》《边疆方志资料》《东北边疆史地文献》《北部边疆史地文献》《西北边疆史地文献》《西南边疆史地文献》《海疆史地文献》10个系列。每一系列下再按照地区分为若干专题。时间上起古代，下讫民国，但绝大多数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文献。与之前边疆史地资料注重局部地区或单一专题不同，该文库在基础重点文献与珍稀文献并重的前提下，注重系统发掘有关边疆史地的各类资料，包括各类体裁文献，如官方文件、档案史料、边事汇编、奏议、当事人文集日记、调查报告、地方志、报刊专论、研究报告等，力图为学者提供较为全面系统的基本资料。

或因为编者有贪大求全之心，因而该文库在资料收录以及编辑体例上不免产生一些问题。文库宗旨本为“补充前人遗漏”，但入选的一些文献在之前出版的资料集中早已收录，如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的《东三省经济调查录》，分别在《民国史料丛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已经收入；许景澄《西北边界地名译汉考证》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已有收录；姚文栋《云南初勘缅界记》也收入《中国边境史料通编》（翟清福主编，蝠池书院2008年版）中，等等。另外在编辑体例也有不统一的地方，如“西南边疆”范围，文库确指为西藏、云南、广西三省区，但在“西南边疆文献”资料中却收录了西康省的资料。

国家图书馆对馆藏有关边疆事务的资料也进行了系统整理，凭借其丰富的馆藏，在《国家图书馆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出版）系列中，编录《清代新疆地区涉外档案汇编》（2008年版）、《清光绪经营新疆会议折奏》（2010年版），《清末边境界务档案》（2008年版），《西藏奏议川藏奏底合编》（2004年版），《游蜀疏稿》（2005年版）《新疆龙堆奏议》（2005年版），《伊犁将军马亮、广福奏稿》（2005年版），《散木居奏稿》（2004年版），《库伦奏议》（2004年版），《庆固奏稿》（2004年版），《伊犁文档汇钞》（2004年版），《清末边境界务档案》（2008年版）等档案文献资料。这套丛刊，因其独有的史料价值，一经出版，立刻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比如《西藏奏议川藏奏底合编》是反映清光绪朝处理有关西藏事务及藏区的实际状况的重要档案史料，《西藏奏议》收录了光绪二年正月至光绪三十四年正月，清朝驻藏官员、西藏地方官员与清中央政府之间的往来文书；《川藏奏底》则完整收录了光绪二十九年至光绪三十二年驻藏大臣有泰有关处理西藏事务的所有奏折，内容涉及藏兵抗英、藏区宗教事务、印藏边务用款以及差员补缺等方面。由于有关晚清时期清政府处理西藏事务的资料较为稀缺，这两部档案无疑是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有鉴于此，为了方便读者使用，吴彦勤对《西藏奏议川藏奏底》进行了点校，并于201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游蜀疏稿》是四川总督吴棠会同时任成都将军崇实、继任成都将军魁玉、四川提督胡中和等，于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二年（1876）向清廷奏报关于治理四川，招降、镇压四川、云南、贵州交界处回、苗、汉等民族民众起义的奏折底稿，资料丰富翔实，可与其他资料互补。该书影印后，有学者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等档案对该书进行了认真校补，进一步提高了其史料价值。[※注] 该丛刊更多的是资料的汇集，起到了保存资料的作用，但也因编辑的学术目的不甚明确，影响了史料价值的发挥。

从2005年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推出了《历代边事资料辑刊》，收录历代边疆资料七种，内容涉及历代西北、东北、西南等边疆地区的地理、政治、军事等方面，多为稀见史料，对于研究边疆史及民族关系史具有重要价值。

在地区性的资料方面，以《东北边疆档案选辑》规模最大。全书共151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共同整理、编辑，收录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和黑龙江省档案馆所藏的清代及民国时期的东北边疆档案资料。这些档案形成于东北各地方机构，始于清前期，止于20世纪30年代，时间跨度长达100 多年，资料涵盖面广，除汉文资料外，还有部分日文资料。

这一时期边疆史地资料的出版中，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资料特别值得关注。比如有关西藏历史的档案文献过去整理出版极少，而这一时期得到了系统的发掘和整理。其中重要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编辑的《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译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版），金晖等编辑的《中国西藏社会历史资料》（五洲传播出版社2001年版）等。由张羽新、张双志编纂的《民国藏事史料汇编》（共30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收录有关西藏的官方文献、私家著述等各种史料120 余种，2500万字，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有关民国时期西藏历史的文献资料汇编。凡有关西藏的政府公文秘档、专家论著、社会调查、报刊资料等该书都收录其中，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机构、职官、民族宗教、文化教育、涉外事宜、风土人情等诸多方面。此外，还披露了一批鲜为人知的珍稀文献，例如，《藏文白话报》、前日本末次研究所《西藏问题》情报资料，以及一批重要著述的手稿或有名人题签的原刊本和孤本、秘本。该书收录的《川康边政资料辑要》，完整地保存了松潘等29 县的社会资料，极为珍贵。从2006年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共同合作，对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民国时期有关西藏的档案资料进行系统整理，计划出版50册相关资料。201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1—10册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是这一项目阶段性的成果。这些档案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治藏方针政策、具体措施，以及中央政府关于西藏的重大事件、重要问题的处理情况；同时记载这一时期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藏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历史，可与其他资料互为补充。

此外，《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马大正等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清代蒙古史料合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清代蒙藏回部典汇》（吴燕绍纂，中华书局2005年影印版）、《清代川滇边务档案史料》（该书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89年版）、《中国边疆社会调查报告集成》（王晓莉、仲益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影印版），也是这一时期出版的较为重要的边疆地区资料。

史料的发掘，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基础，大量史料的面世，使中国边疆史地学成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

4.民族史资料

边疆史地资料中，实质上已经包含有丰富的民族史资料。改革开放后，作为专门的民族史资料首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问世。该资料系1956—1964年国家有关民族历史调查资料工作的集大成者。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相继组织16个调查组，分赴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至1964年，调查任务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写出调查资料340多种，计2900 多万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多种，计1500多万字。”[※注]“文革”开始后，此项工作陷于停顿。1979年1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决定在之前调查工作的基础上，编辑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2005年，民族出版社又提出对该丛书重新修订补充再版。2009年修订后的“五种丛书”出版，共计401册，其中《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147册，全面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社会历史调查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并补充了大量新的资料，涵盖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保留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对于促进民族史及民族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