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分四部，经史子集。中国历来重视个人诗文的汇编和资料保存。所谓个人资料，包括历史人物的文集、别集、函札、日记、年谱、笔记等，以及围绕个人而形成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仅记录了历史的诸多细节，也往往反映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一些重要人物，不仅经历的事情重大，而且与之交往应酬的也往往是政要名人，其日记、函电、文集、回忆录等资料内容已溢出私人空间，对于揭示历史的真相，厘清人物与史事之间的关系，把握其思想脉络和人际关系，细化相关研究，甚至纠正研究中的错误，均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历来受到重视，成果也颇为丰富。这些资料往往因持续时间长，涵盖内容广泛，无法简单将其归类于某一历史时段或某一历史专题，故根据史料形式将其合并为一类叙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历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以及研究的深入与细化，文集、函札、日记、年谱、笔记等个人资料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并有计划、有目的地对具有学术价值的个人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出版成果显著，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远远超过了此前三十年的成果。这些资料还不断被补充修订完善，以求适应学术发展的需求。[※注]

2000年前，有关近代历史人物个人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主要还是依托国内的收藏。从2000年后，开始出现流散海外资料回归大陆的现象。另外，随着国内馆藏机构对档案的解禁和开放，历史上重要历史人物的函电、日记等陆续被发掘整理，结集出版。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相继推出的谢幼田整理的《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8册，2004年版），由陈红民辑注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15册，2006年版）、《谢持日记未刊稿》（6册，2007年版），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上海图书馆庋藏居正先生文献集录》（9册，2007年版），程焕文、张靖、周旖辑注的《邹鲁未刊稿》（2册，2008年版）。由于这些人物的特殊地位，其函电、日记等资料，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以下分别略加介绍。

1.文集

有关中共重要领导人或历史人物的文集继续受到国家和学界的重视，相继编辑出版了《毛泽东早期文稿》 《毛泽东文集》 《朱德军事文选》《刘伯承军事文选》《邓小平军事文集》《李大钊全集》《陈云文选》《陈云文集》《瞿秋白文集》等。这些文集，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大都从档案文献中选录，极为珍贵，成为新时期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比如《陈云文集》收入1935—1986年陈云的文章、手稿、讲话、谈话等388篇，共130万字。《刘伯承军事文选》收录1923年4月14日至1972年2月24日刘伯承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电报、命令、批示、信函、报告、谈话等文献394篇，共计约140万字。这些资料主要是依据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等单位保存的手稿、原抄件、油印件和当时出版的报纸杂志等历史文献资料整理选编的，弥足珍贵。

中华书局主持出版《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持续出版近代以来重要人物文集。1963—1965年曾经出版《林则徐集》，分为奏稿、公牍、日记卷。1976年编辑出版了《魏源集》《洪秀全选集》。改革开放后，这一工作继续进行，相继出版了重要人物的文集多种，如《章太炎政论选集》（1977年版）、《秋瑾集》（1979年版）、《朱执信集》（1979年版）、《唐才常集》（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1980年版）、《孙中山全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81—1986年版）、《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1981年版）、《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编，1981年版）、《宋教仁集》（陈旭麓主编，1981年版）、《黄兴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1981年版）、《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编，1981年版）、《廖仲恺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1983年版）、《王国维全集·书信》（吴泽主编，1984年版）、《邵力子文集》（傅学文编，1985年版）、《严复集》（王栻主编，1986年版）、《刘光第集》（《刘光第集》编辑组，1986年版）、《秦力山集》（彭国兴、刘晴波编，1987年版）、《蔡元培全集》（1988年版）、《饮冰室合集》（1989年版）、《文廷式集》（汪叔子编，1993年版）、《伍廷芳集》（1993年版）、《胡适学术文集》（1993年版）、《张荫桓集》（孔繁文、任青整理，2012年版）。1982年曾增补重印《魏源集》，2008年又重新进行编辑修订，出版了第三版。

除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外，“国家清史工程文献丛刊”，也整理出版了许多晚清重要人物的文集资料。目前已经陆续完成出版的有《李鸿章全集》（顾廷龙、戴逸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张之洞全集》（赵德馨主编，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黄遵宪全集》（陈铮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陈宝箴集》（汪叔子、张求会编，中华书局2004—2005年版）、《翁同龢集》（谢俊美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丁日昌集》（赵春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祁寯藻集》（《祁寯藻集》编委会编，三晋出版社2011年版）、《张謇全集》（李明勋、尤世玮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等。由于集主均为晚清时期著名的历史人物，这些文集的出版，不仅对于晚清历史人物研究，而且对于整个晚清历史的研究，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由湖南出版社推出的“湖湘文库”，2008年出版了《黄兴集》（刘泱泱编）、《宋教仁集》（郭汉民编）、《杨度集》（刘晴波编）、《宁调元集》（杨天石、曾景忠编）、《蔡锷集》（曾业英编）、《谭人凤集》（石芳勤编）等。这些文集资料来源广泛，搜集了编辑时所能到的所有文献，较为齐全。比如《黄兴集》，是迄今为止收集到的黄兴全部著作的汇集，包括论文、序跋、诗词、书信、公牍等，甚至残篇、片断等亦收录其中。

这一时期，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很有分量的人物文集，如《陈天华集》（刘晴波、彭国兴编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蔡松坡集》（曾业英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梁启超选集》（李华兴、吴嘉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郑观应集》（夏东元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988年再版）、《庸庵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吴虞集》（赵清、郑城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薛福成选集》（丁凤麟、王欣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邵飘萍选集》（方汉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孙中山集外集》（陈旭麓、郝盛潮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晏阳初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丘逢甲文集》（丘晨波主编，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章太炎集·杨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丁汝昌集》（戚俊杰、王记华编校，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瞿秋白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2001年版）、《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汤用彤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熊十力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魏源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版）、《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2005年版）、《熊希龄集》（周秋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左宗棠全集》（刘泱泱校点，岳麓书社2009年版）、《王国维全集》（谢维扬等编，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联合2010年版）、《汪康年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宋教仁全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丁文江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陈垣全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李学通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等。

2.日记

在日记方面，仍然以中华书局主持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及“清史工程文献丛刊”系列规模最大。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王韬日记》（1987年版）、《李星沅日记》（袁英光整理，1987年版）、《李兴锐日记》（1987年版）、《王文韶日记》（袁英光、胡逢祥整理，1989年版）、《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1989—1998年版）、《郑孝胥日记》（劳祖德整理，中华书局1993年版）、《姚锡光江鄂日记（外二种）》（2010年版）、《许宝蘅日记》（许恪儒整理，2010年版）、《翁文灏日记》（李学通等整理，2010年版）、《翁心存日记》（2011年版）等。

“国家清史工程文献丛刊”系列出版了《恽毓鼎澄斋日记》（史晓风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影印版）、《薛福成日记》（蔡少卿、江世荣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晚清东游日记汇编》（王宝平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姚永概《慎宜轩日记》（沈寂等标点，黄山书社2010年版）等。这些日记内容丰富，尤其是李慈铭积40年心力所记的《越缦堂日记》，与《翁同龢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齐名，并称晚清四大日记。日记中对清咸丰到光绪近40年间的朝野见闻、人物评述、名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以及北京等地的社会风貌等内容均有翔实记述，并记载了大量的读书札记，内容涉及经史百家；日记中还录有李慈铭本人的诗词、骈文作品，对于研究作者本人的文学创作也颇具参考价值。又如《薛福成日记》，前后记录了自清同治七年（1868）至光绪二十年（1894）共26年的见闻，涉及晚清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变化、灾异、运输以及中外交涉等方面的情况，不仅对于晚清诸多历史事件研究，且对于了解西学影响和冲击下晚清士大夫的心态，都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此外，这一时期出版的个人日记中较重要的还有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溥仪日记》（王庆祥编，2008年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虞日记》（1986年版）、三联书店出版的《吴宓日记》（1998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邵元冲日记（1924—1936）》（1990年版）、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冯玉祥日记》（1992年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郑文翰日记：解放战争时期（1947.1.1—1949.12.31）》（1998年版）、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注，1991年版）、安徽人民出版社的《胡适日记全编》（2001年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张荫桓日记》（任青、马忠文整理，2004年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杨度日记》（2001年版）、华文出版社出版的《黄炎培日记（1911—1949）》（2008年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周佛海日记》（2003年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陈光甫日记》（邢建榕、李培德编注，2002年版）、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的《赫德日记》（2003年版）等。这些日记，记录了著者经历的人和事，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参考。

近年来，民国时期的名人日记又有新的发现。如《谢持日记未刊稿》，收录谢持1913年5月至1916年6月、1917年至1918年、1924年至1928年、1931年共12年的亲笔日记，并附录其文章、来往电函、文件、演讲稿、筹款账目及家书，及由其口述、秘书代录的《天风海涛馆六十自述》。由于谢持的特殊地位，这些文献无疑是研究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和国共两党关系史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谢持思想变迁的珍贵史料。又如《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系由居正家属捐赠上海图书馆的居正文献整理，包括家书、国民党政要函、公函、论文手稿、演讲稿、诗词墨迹、剪报、照片、狱中便条、日记、札记、偈语、随笔等，经整理编辑而成。为了反映资料全貌，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将全部捐赠文献影印出版，题为《上海图书馆庋藏居正先生文献集录》。这些文献，极为珍贵，比如当中收录的居正最后七年的日记（1945—1951），内容涉及居正晚年的活动、生活、思想和社会交往等情况。日记所记的七年，正是中国近代史的最后阶段，处于社会巨大变革时期，其日记记录了大变动时代的人和事，也记录了他自己在大变动时代的活动和思想，对研究居正晚年的思想以及民国史均有重要价值。

这一时期，来华外国人日记也开始纳入出版视角。比如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德国公使夫人日记》（秦俊峰译）。该书是德国公使夫人伊丽莎白·冯·海靖在中国期间（1896—1899年）所写的日记节选，详细描写了在德国军事强占胶州湾和戊戌变法的历史大背景下，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现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英国随军记者乔治·林奇的《文明的交锋：一个洋鬼子的八国联军侵华实录》（李国庆等编，[美]王铮译，2011年版），记录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经过，和他在中国的见闻。

3.函札

“国家清史工程文献丛刊”系列推出的晚清名人函札，均采取影印出版方式。如《赵凤昌藏札》（李小文、唱春莲整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清代稿抄本》及《续编》《三编》（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2010年版），《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等。这些资料，多属手稿真迹，极为珍贵。比如《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是从近代史所藏100多名人手稿、抄本中选录26人的信函、书札及各种公私档案编辑而成，包括邓廷桢、阎敬铭、翁同稣、陈宝箴、荣禄、奕劻、梁敦彦、梁鼎芬、端方等人资料。《清代稿抄本》系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的清代稿本、抄本、孤本等珍稀文献中精选编辑而成，主要包括清代仕人的日记、书信，清岭南文人的诗文、杂记，清立宪准备时期咨议局档案以及各省财政说明书等。这些资料，长期分藏于各档案馆、图书馆，学人难窥全貌，其学术价值没能发挥，现通过“文献丛刊”的形式，将这些资料集中整理公布，无疑将促进晚清史研究的发展。

此外，由广州图书馆编的《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收录光绪六七年间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共计62通，另附有诗文、题记3件，均未见《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全集》，可补上述两书之阙。

已出版的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私人函札有：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辑的《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共收录胡适1907—1962年的书信1644封。刘大年主编的《孙中山书信手迹选》（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共收录孙中山亲笔书信74 件。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注的《陶成章信札》，共收信札38封，揭示了一些同盟会和光复会之间分合的内幕，极具史料价值。邢建榕等编辑的《上海银行家书信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系第一部有关金融家的书信集，较有特色。该书选材于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金融业档案，按内容分为33个类别，揭示了近代银行业的一些重大事件及不为人知的内幕，如银行界由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张伯驹被绑架案、吴蕴斋入狱后的营救等。黄立人编辑的《卢作孚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是一部近代企业家的书信集，对于了解和研究卢作孚所从事的近代企事业及其思想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收录手稿与演讲稿等近3000件，其中，来源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和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收藏的胡汉民资料，均为首次公开发表。函电的往来者几乎涵盖了当时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所有重要人物，包括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张学良等，其内容涉及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上半期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是研究胡汉民极其重要的资料，同时也揭示了函电往来者的思想与生平，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坛高层的派系纷争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为民国史和国民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研究视角。该书出版后，受到学者的重视和关注。《邹鲁未刊稿》，系根据邹鲁家属捐赠给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邹鲁来往书信、照片、书画作品，邹鲁去世后各方追悼的唁函、唁电、挽词，以及邹鲁的遗产表、地契等资料辑注而成。238书信分为“情书与家书”“公函与社交”函件两大类，下再按内容分为细目。此外还收录有96件遗产文件。这些资料，对于了解邹鲁的个人经历、情感生活、人际脉络以及政治、学术地位，都极有参考价值。

改革开放后，有关私人书札资料出版数量最多的还是文化名人的书信集，如《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陈垣来往书信集》（陈智超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俞平伯书信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陈独秀书信集》（水如编，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行知书信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梁漱溟书信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章太炎书信集》（马勇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马奔腾辑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康有为往来书信集》（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

4.年谱长编与年谱

年谱长编一般是根据谱主留存的文集、来往函札、日记以及其他相关文献等资料，按年叙事，排比各类史料，记录个人事迹或经历的著作，因其含有大量的原始文献，往往被研究者视为史料的一种。改革开放后，编撰或整理的年谱长编数量虽不多，但都较有分量。

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大型的有关孙中山事迹的年谱长编，该书根据国内外大量已经刊布和未曾发表的孙中山著述和有关档案材料，经过认真鉴别考订，较为全面、系统、详细地记述孙中山的生平思想、言论和革命实践活动。

夏东元主编的《盛宣怀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从编者积累多年的已刊、未刊函电、条陈、企业章程、奏稿等史料中，反复排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内容，按年编次，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盛宣怀一生的重要经历及其事迹，对于重新认识和评价盛宣怀，以及洋务运动，乃至中国近代企业，都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丁文江、赵丰田编辑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经欧阳哲生整理201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最早出版于1936年，仅油印了50 部，但一经问世即被视为年谱长编中的经典之作。书中除搜集大量谱主的著述和未曾公开的信札等材料外，还收集了有关的报刊及与之交往密切的人物的日记、年谱、来往书信等，极具史料价值。中华书局的整理本以油印本为底本，参校1958年台北世界书局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和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赵丰田编辑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并在此基础上又作了新的修订，并编辑了《人名索引》。不仅方便了读者利用，而且是一部规范的史料整理集，在当下资料出版以影印为主流的形势下，十分难得。

闻黎明、侯菊坤编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一部较有特色的年谱长编，全书由谱前、正谱、谱后三部分组成。谱前主要记录家世渊源，正谱包括家庭生活、求学经历、社会政治活动、文艺创作理论、学术研究、教学工作、思想发展、个人情操、友朋交谊等，谱后记录谱主殉难后，国内外的反响和查处过程以及各界人士的追悼、纪念活动等。该书收入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包括宣言、函电、演讲记录、听课笔记、时事答问、报刊报道、档案文献、友朋学生的回忆和日记等，同时也容纳了访问记录和信访复函等多种信息，不仅厘清了闻一多思想递进的线索及生平事迹，而且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此外，袁英光、刘寅生编著的《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高平叔编著的《蔡元培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吴剑杰编著的《张之洞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人凤、柳和城编著的《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汤志钧编著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来新夏编著的《林则徐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胡宗刚编辑的《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等，都是相关研究的重要史料参考。

年谱既是有关谱主生平事迹的学术著作，也因其含有大量史料信息而往往被学者作为史料引用。改革开放后，相关部门系统整理编撰的中共领袖人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聂荣臻、任弼时、贺龙、叶剑英、邓小平、陈毅、陈云、粟裕、罗荣桓、王稼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年谱，因其所含丰富的历史信息而备受研究者关注。此外，出版的《鲁迅年谱》（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梁漱溟先生年谱》（李渊庭、阎秉华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严复年谱》（孙应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严复年谱新编》（罗耀九等编，鹭江出版社2004年版）、《龚自珍年谱考略》（樊克政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李四光年谱》（马兰编，地质出版社1991年版）、《翁文灏年谱》（李学通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丁文江年谱》（宋广波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除这些新编年谱外，国家图书馆编辑的《民国文献资料丛编》，将近代以来出版的名人年谱汇集成《近代人物年谱辑刊》（20 册，全国图书馆文献复制中心2012年版），收录旧刊近代著名人物年谱105种，其中谱主97人，包括王闿运、蒋萼、张德彝、徐世昌、高觐昌、陈夔龙、段兆鳌、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永、吴廷燮、朱启钤、潘鸣球、陈其美、王楫唐、蔡锷、郑裕孚、傅熊湘、钱基厚、牛惠生、刘咸炘、吴芳吉等晚清至民国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人物及文人。该社还出版了《清代民国藏书家年谱》（2004年版）、《历代妇女名人年谱》（2005年版）、《晚清名儒年谱》（2006年版）等分类年谱。

5.笔记杂著

在笔记杂著史料方面，改革开放后编辑最早，影响较大的是由荣孟源、章伯锋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稗海》（1985年陆续出版，共出版了14辑）。这是一套反映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有关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笔记类，内容涉及宫廷秘闻、政坛内幕、军阀兴衰、贵族政客生活百态、社会民风民俗、名人逸闻逸事等，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重要的参考资料。其中相当部分是关于民国时期重大史实的记述，如《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新华秘记》《劫余私志》《内务部官僚罪恶史》《直皖秘史》《复辟半月记》《复辟之黑幕》《安福祸国记》《段氏卖国记》《直奉大战实记》《奉直战云录》《黎元洪复职记》《北京政变记》《甲子内乱始宋纪实》《乙丑军阀变乱纪实》《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湘灾纪略》《四川内战详记》《禹城屠城记》《李烈军将军自传》《李烈钧出巡记》《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中山先生亲征录》《陈炯明叛国史》等。所选录的资料一是稿本、抄本和孤本，比如曾任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的曾叔度所写的《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珍藏的未刊稿本，过去从未公开披露过。二是流传较少的印本。该套资料因系专门从事资料编辑整理的学者完成，因此整理水平较高，版本都经过严格鉴别。正如编者所言，《稗海》“选材都经过鉴别，不收伪品；尽力在各篇资料之前说明其来源、版本、阶级性及可注意之处……至于考订记事，一因编辑能力有限，二因资料书中难容考订的文字，所以必须等待史学研究者和史料整理者另写文章，这里一般只提供资料”。该套资料出版后，史学界普遍认为它为国家抢救和保存了一批珍贵文化遗产。

中华书局出版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文革”前曾经出版了数种，“文革”后逐步恢复出版，除收录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日记、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亦予以选择性的辑录，先后出版了60余种笔记史料，包括《崇陵传信录》《东使纪程》《东游纪程》《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直皖秘史》《癸亥政变纪略》《滇輶日记》《庚子西狩丛谈》《陶庐老人随年录》《南屋述闻》《瓦德西拳乱笔记》《汪穰卿笔记》《湘军援鄂战史》《湘鄂川鄂战争纪略》《湘灾纪略》《辛壬日记》《新华秘记》《癸亥政变纪略》《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北京官僚罪恶史》等，是一部规模最大的笔记丛刊。

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史料笔记丛刊》（1995—2000年版），收录25种民国时期的笔记史料，如《国闻备乘》《洪宪惨史》《旅俄日记》《民国政史拾遗》《死虎余腥录》《满宫残照记》《北洋述闻》《自勉斋随笔》《京话》《旅俄日记》《汪穰卿笔记》《新语林》《上海俗语图说》《睇向斋谈往》《故宫五年记》等。这些笔记杂著，内容广泛，记叙详细，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近代史料的范围，尤其对于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极有裨益。

徐德明、吴平主持编辑的《清代学术笔记丛刊》（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是一部专门收录清代学人笔记的资料集，共收录清代笔记240余种，其中相当部分为清代学术笔记之精华。

这一时期，除上述各类个人资料外，在有关人物研究方面，值得一提的还有由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汇编，齐鲁书社影印出版的《三十三种清代人物传记资料汇编》（2009年版），共45册，系根据1932年杜联喆、房兆楹编辑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所对应的33种清代人物总传汇辑而成，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利用。

文集、日记、函札、笔记等，不仅是人物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也与其他资料互为补充，甚至是研究政治、社会、经济等历史问题的关键史料。

综观这一时期个人资料的搜集整理，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涵盖面较广，从只关注重要的上层人物，逐步开始重视中下层人物，甚至外人资料。关注视角的下移和扩展，为多方面了解和研究近代历史，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也体现出史料学与历史研究的良好互动。二是随着个人资料的不断发现，不断对个人文集等进行补充完善，并修订其错误。199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梁启超全集》。2005年，该社又出版了《〈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搜集补充了《饮冰室合集》之外的佚文。2011年，岳麓书社对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曾国藩全集》进行修订补充后再版。1995年，浙江教育出版社补充再版了《蔡元培全集》。此外，列入国家清史工程“文献丛刊”系列的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等人的全集，也是在进行多次增补后重新出版的。这反映了在近代史料学发展过程中，学者的精益求精精神，也体现了史料学为历史研究服务的本旨。但由于出版社间各自为政，难免出现重复出版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