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回忆录题材的拓展

回忆录是当事人对往事的回忆，包括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因此是史料的重要类别之一。改革开放后，回忆录的撰写经历了一个从题材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过程。“文革”结束之初，因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在“文革”蒙难或相继去世，使人们对抢救史料有了更迫切感觉，从而掀起一股撰写革命回忆录的高潮。1977—1980年，主要以回忆老一辈革命家的生平事迹为主题。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回忆毛主席》（1977年版）、《战争年代的朱德同志》（1977年版）、《横刀立马彭将军》（1979年版）、《回忆贺龙同志》（1979年版）、《回忆陈毅》（1980年版）、贺清华著《跟随毛主席在陕北》（1978年版），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伟大的历程：回忆战争年代的毛主席》（1977年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毛主席在陕北》（1977年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组编辑的《忆董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等。这些回忆录，最直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纪念，同时也有在党史领域拨乱反正重新塑造在“文革”中被歪曲乃至丑化了的形象。

1980年，学术界开始有意识地从保存史料及学术研究角度收集回忆录资料，但这一时期，主要还是以革命回忆录为主题。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80—1985年，出版的各种以“革命回忆录”命名的作品近100部。“文革”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开始恢复，但出版的第一辑《文史资料选辑》（总第56辑）选录的内容全部是写于1978年8月的革命史资料。1980年，人民出版社开始编辑出版《革命回忆录》大型丛刊。同年，冀东革命回忆录编辑组开始编辑《河北革命回忆录》丛刊（河北人民出版社版）。198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星火：革命回忆录》丛刊。1983年，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始编辑《山西革命回忆录》丛刊（山西人民出版社版），上述丛刊均按辑出版。1984年，皖西革命斗争史编写组编辑《皖西革命回忆录》（黄山书社版），分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回忆录丛刊主要发表有关中共党史的内容。比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革命回忆录》在《编者的话》中，明确表明其编辑目的：“汇编老党员、老干部和老红军所写革命回忆录，以及对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亲身经历者的访问记，对革命先烈写的传略、纪念文章等文稿，目的是收集、积累、保存党史参考资料，不使这类资料散失、失传，并供党史研究和教学人员参考。”这些丛刊规模较大，连续出版了多辑。比如《革命回忆录》就出版了20辑，收集和保存了大量的党史回忆录资料。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各种专题类革命回忆录，如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大回忆录》（1980年版）、谢立全著《挺进粤中：革命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王作尧著《东纵一叶：革命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林维先口述《敌后三年：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1984年版）、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辑的《革命根据地商业回忆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

从1985年起，随着思想解放及学术研究的多元，回忆录的题材逐渐增多，不再单一地集中在革命史方面，而是向晚清史、民国史方面拓展，一些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关于旧政权的回忆录也得以公开出版，不仅数量增加，且题材丰富，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等多个方面。这些回忆录，或以人物、事件、地区、行业、单位等为中心，或自述，或他述，不拘体例，长短不一，极为丰富多样。

晚清史和民国史方面，主要有冯玉祥的《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左联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钟毓龙著《科场回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陈公博的《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邹鲁的《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美]芮恩施的《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以及《陈布雷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李宗仁回忆录》[※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黄绍竑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丁韪良的《花甲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这些回忆录因出自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不仅反映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往往也揭示出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李宗仁回忆录》中就揭露出国民党高层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及其内幕。

在中共党史方面，解放军出版社从1986年至1999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回忆录》丛书，收录了30多位高级将领的回忆录，包括《徐向前回忆录》《聂荣臻回忆录》《粟裕回忆录》《王新亭回忆录》《叶飞回忆录》《吕正操回忆录》《许世友回忆录》《杨成武回忆录》《宋任穷回忆录》《张宗逊回忆录》《陈再道回忆录》《陈锡联回忆录》《洪学智回忆录》《杜平回忆录》《郑维山回忆录》《刘华清回忆录》《张震回忆录》等，这些回忆录，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此外，还出版了一些单册的回忆录，如《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新华社回忆录》（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等等。在“文革”中中断的大型回忆录资料集《红旗飘飘》也恢复出版，至1993年，共出版至32集。《星火燎原》出版了选编、丛书、丛编、《星火燎原未刊稿》等。

在敌后抗日战场方面，有张劲夫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刘大年的《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朱亚民的《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忆淞沪支队逐鹿浦江两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杨迪的《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一位作战参谋的历史回眸》（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解放战争历史方面，包括国共双方的回忆录，如全国政协等编的《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郑维山著《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的《解放战争战略防御：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陈士渠著的《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

2.文史资料的专题化及对库藏史料的清理

为了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决定将编辑方针从综合性丛刊向专题资料转变，将征集到的4亿字的回忆录资料逐步整理编辑出版，使文史资料专题化、系统化。从1985年起，由全部政协文史委主持编辑的《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陆续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包括《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晋绥抗战》《中原抗战》《武汉会战》《湖南四大会战》《闽浙赣抗战》《粤桂黔滇抗战》《远征印缅抗战》共12个专题。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记录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专题丛书，较为客观、公正地反映了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史实。

1996年，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持编辑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问世（中国文史出版社版），该书系从1959年到1995年全国编印的4400种文史资料图书、共16亿字的资料中精选而成，分为《政治军事》《军政人物》《经济工商》《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华侨华人》《社会民情》共7 编20 卷3000万字。所收史料上起1898年戊戌变法，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该书不仅是对过去30多年文史资料工作编辑成果的总结，也使得过去大量内部印行的资料得以公开出版，为学界所利用。

2002年，全国政协文史委主持编辑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出版（中国文史出版社版），按照时经事纬的方法，以历史先后排序，按文稿内容分专题出版，全书分为《晚清·北洋》 《东征北伐》 《十年内战》《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日伪政权》《全面内战》《政府·政党》《特工组织》《军事机构》《军事派系》《军政人物》《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专题，含目录共26册，近3500万字。这套丛书是对过去认为史料价值不高或不宜公开发表而束之高阁的文史资料的一次大清理，大大地丰富了文史资料的范围和内容。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协也进行了本地库存资料的清理工作，如出版了《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等。

从20世纪80年代末，文史资料的征集题材逐渐扩展，从过去的集中于政治、军事方面，向经济、文化、少数民族等方面发展。1989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联合开展了《近代中国工商经济丛书》的征集出版工作，从1991年开始，先后出版了《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4种，《中华百年老药铺》《近代中国的典当业》等行业史2种，以及《抗战时期民营工厂内迁纪实》《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外商银行在中国》《回忆中国工合运动》《晚清企业纪事》《近代长芦盐务》《章元善与华洋义赈会》专题资料7种。此外还出版了《缪云台回忆录》《胡厥文回忆录》《钱昌照回忆录》《猪鬃大王古耕虞》《工商泰斗孙越崎》《陈光甫与上海银行》 《周作民与金城银行》 《追忆商海往事前尘——中国电光源之父胡西园自述》等近代工商人物回忆录8种等。

随着学术研究逐步走上正轨，以前仅限于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开始公开出版。同时，各种文史期刊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创刊。继《纵横》1983年创刊后，《文史精华》（河北）、《文史月刊》（山西）、《钟山风雨》（江苏）、《江淮文史》（安徽）、《文史大观》（江西）、《春秋》（山东）、《文史博览》（湖南）、《文史春秋》（广西）、《文史天地》（贵州）等一批文史期刊先后编辑出版，在发掘地方文史资料工作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大量的回忆录的编辑和出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极大发展。有些资料，在弄清历史上的重大史实中，甚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比如有关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情况以及有关西路军问题，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笼罩在历史迷雾中，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打破了近五十年的沉默，率先说出了西路军西征的初步真相，从而使人们对西路军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