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进入21世纪后，中国近代史料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甚至可以称为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时期，除继承改革开放以来史料学学科发展的特征外，在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又明显有了新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围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对相关馆藏机构收藏的清史资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摸底和清理，并选择史料价值较高或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大规模出版。2001年春，学术界的部分专家学者联名向中央领导建议开展清史纂修工作。翌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重新纂修清史的决定。12月12 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下设各项目小组，其中文献组、档案组、图录组、编译组分别承担各类别史料的搜集和编辑整理。随着国家新修清史工程的启动，晚清史料的编辑出版从此前的专题史料为主，转向大规模的综合性丛刊、丛编为主，整理出版的史料类型也发生很大变化。突出的特点之一，是随着清史档案的大规模开放和整理出版，档案史料成为研究著述重要的史料来源。这一时期，有关晚清史料的整理出版工作的成就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其一，以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为核心，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名义出版了包括《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编译丛刊》《图录丛刊》的系列资料。2003—2012年，共出版《档案丛刊》14 种，与晚清史有关的11 种；《文献丛刊》42种，与晚清史有关的36种；《编译丛刊》共55种，属于晚清史资料的大约有8种；《图录丛刊》10种，与晚清史有关的有9种。其二，国家图书馆对其馆藏历史档案文献（绝大部分是晚清部分），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和整理，并以《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的形式出版。据不完全统计，2003—2010年，由国家图书馆编辑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共出版了约200 种档案文献资料，其中属于晚清史的约165种。上述两项大规模的史料整理工程的开展，从清朝中央内阁六部到地方基层政府的资料都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挖掘，公布出版的档案文献资料，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中外关系等方面，涉及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此外，在新修清史的高潮中，地方档案馆、学术机构、高校以及学者个人，也加入到对晚清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中，不仅扩大了资料范围，也是对上述两大系列资料的补充，有力地促进了晚清史学科的发展。

二是民国文献抢救工作。民国文献指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出版发行的图书、期刊、报纸及资料。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繁荣昌盛阶段，大量的书籍、报刊印刷出版。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出版图书在10万种以上，其中有不少学术著作和历史资料。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相当一批学术著作成为研究民国史的重要文献，与档案资料互补，成为民国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之一。民国时期出版物虽然极为丰富，但“由于近代造纸、印刷、装订等工艺自身缺陷所造成的先天不足以及各收藏机构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观念滞后、认识不足、经费短缺、保管不善等原因所带来的后天损害，使得国家图书馆、历史较为悠久的公共图书馆以及为数众多的高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档案馆、海外公私藏书机构收藏的民国文献，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严重的老化或损毁现象”。以国家图书馆为例，馆藏约67万册民国时期文献中，达到中度以上破损的占90%以上，民国初年的文献更是100%地破损。[※注] 同时又因民国文献往往分藏数处，有的因印刷量较小，难觅踪迹，这些都成为民国文献为学术研究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部分馆藏机构开始对民国文献有意识地采取保护政策，除限制民国文献的借阅复印外，并适当影印出版民国文献，以方便读者利用。1985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成立，其主要工作职责是制定全国公共图书馆文献缩微规划，组织并协调全国公共图书馆开展对馆藏古旧文献和其他需要长期保存文献的抢救工作。2007年8月，国家图书馆成立了“国家图书馆民国文献资料编撰出版委员会”，对民国文献统一规划整合，并依据馆藏特色、资料类型、濒危状况、珍稀程度和社会需求等，进行分类整理，并以《民国文献资料丛编》的形式，有计划、有步骤、成规模地陆续编纂出版。一些学者也加入到对民国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并编辑出版了部分丛刊、丛编。2011年，国家图书馆又联合国内文献收藏单位，组织开展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项目，开展文献普查、海外文献征集、整理出版工作。该项目2012年正式启动。

三是随着国家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学术研究视野的拓展，史料搜集范围从主要依托国内各档案图书机构，向国外相关机构延伸，并引进出版了如《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文献丛刊》以及民国时期著名人物的档案。

四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历史资料在存储、检索、传递和分析、处理等方式上都发生了革新性的变化。各类文献、档案、图像史料以不同方式加以数字化处理，如光盘、电子版图书、文献数据库等，为读者检索和利用大大提供了方便，堪称史学界三千年未有之变革。同时，随着数字扫描仪、数字照相机的运用和普及，使影印出版更为方便和快捷，在出版形式上，从2000年前的以点校整理排印为主，到2000年后发展为大规模的影印出版，特别是影印再版旧文献、旧报刊。规模上也从单本单册，发展为容量较大的丛书、丛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料学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以下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是已整理出版的史料的类别不均衡。由于史料整理主要依托国内各档案机构馆藏档案，藏档的不均衡，以及部分档案的缺失，自然造成出版的史料类别的不均衡。比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抗日战争部分，全编共27册，其中财政经济10册，外交仅1册。而纵观整个近代史料的整理出版情况，外交、社会、文化、教育方面资料，相对而言仍然比较缺乏。以文化史为例，目前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对旧版文献及报刊的集中影印，对相关档案资料搜集整理较少。在地方史研究中，许多地区的档案资料整理出版，远不足以满足研究需要。例如香港史方面，至今仍然没有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资料出版。

二是还有一些有价值的资料还未能纳入整理出版的视野。比如经济史方面，目前比较注意对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以及大型企业、商号资料的整理，对一些中小企业、小商贩等资料关注不够。而大量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资料，如契约、租税、遗嘱、财产清册以及会计账簿和市场价目表等尚处于沉睡之中。至于社会史方面的史料，更由于学科本身涵盖面的广阔，史料搜集的不易，让研究者常常有无米之炊的感觉。此外，还有一些有价值的资料散落民间，虽然在收藏拍卖市场上偶尔露面，但未经整理公布提供为研究者利用。

三是一方面许多领域、地区史料整理出版不足，存在着研究者无米为炊的感叹；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史料整理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盲目倾向。特别是随着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史料收集整理工作中出现了盲目追求多而全，收集整理史料主次不分，真伪不辨，无统无属，无纲无目，所获成果几乎就是近代文献的翻版重印。[※注] 史料整理中盲目追求史料孤僻、新奇，而不考证其源流、背景，没有经过去粗取细，去伪存真的功夫。

第二节 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及晚清史资料的编纂

（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晚清史资料系列

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名义出版的系列资料，包括《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编译丛刊》《图录丛刊》四大系列。

1.《档案丛刊》系列

改革开放后，晚清史资料的成就首先体现在大量的档案，尤其是宫廷档案的整理与公布。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开展，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全国各级历史档案收藏机构的馆藏档案又得到了一次较为系统的整理。这些档案包括上谕、朱批奏折、奏稿、电稿以及各种专题档案；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为基础，以地方档案馆馆藏档案为补充，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的形式陆续出版。

2003—2012年，《档案丛刊》出版的史料中，涉及晚清史的重要史料有：

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的《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40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影印版），是该馆所藏晚清时期军机处电报秘档的总汇集。自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清朝部分官员在台湾、天津等地试办电报成功后，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自建电报的高潮。电报的兴起也改变了清朝君臣之间传统的文书制度，在廷寄、奏折之外，又出现了电旨、电奏等形式。晚清光绪、宣统两朝，军机处作为清政府的政务中枢，开始采用电报的形式下发谕旨和接收内外重臣的奏报，特别是用于处理紧急的重大事件，因此有关晚清时期中法和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中外勘界交涉、镇压革命党等重大事件，在电报档中都有记录，不仅可与奏折、廷寄等互为补充，而且一些内容为奏折与廷寄所不记，可填补相关资料的空白，是研究晚清历史不可或缺的原始珍档。《汇编》收录档案共4万件，收录电文时间始自1884年，止于1911年，绝大部分属第一次对外公布。因收录电文繁多，为方便查询，编者在体例上采用按类编排，类下分项，项内编年的编纂体例。除设谕旨类、综合类电信档外，又设中法战役电信档，各省筹款电报档，商约发电、收电档，东事发电、收电档，云南河口事件电信档，军机处密电档等专题，并给每条电报拟定标题。虽然这种编排非尽善尽美，但方便了读者查找使用。

除反映清朝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的综合性档案或专题性档案之外，《档案丛刊》并对一些特殊的档案材料，比如围绕避暑山庄、中南海等形成的历史资料进行了挖掘。清代历史上，避暑山庄、中南海都是清帝重要的活动场所。避暑山庄作为皇帝“夏都”，实际上是清政府的第二个政治中心，清朝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也发生在这里，相应地也留存下了大量历史档案。中南海作为著名的皇家园林，不仅是帝王后妃们怡情赏玩的游宴胜地，也是清帝举行各种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因此围绕这两个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产生的档案也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对清宫热河档案第一次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编辑出版了《清宫热河档案》（18 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该书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第一项成果，汇辑了以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木兰围场、古北口外行宫这一清帝“灵囿之区”为主要活动场所形成的档案，是系统反映清宫所藏热河档案的专题汇集。时间始自1705年，止于1911年，收录清康熙以后九位皇帝执政期间有关热河事宜的主要档案3616件。档案来源涉及清内阁、宫中、军机处、内府、中央六部、热河都统等十几个官府机构。史料类型包括各皇帝的谕旨诏令，记载皇帝在热河政务活动的起居注，中央各部院和地方官员奏折、奏片、奏本、清册、清单，中外交涉事件的信函，各衙门之间有关热河事宜的往来咨文，热河各殿堂、庙宇的陈设册、工程修缮册、奏销册，等等。内容涉及避暑山庄、外八庙等的肇建、增扩和沿革管理，以及清代发生在热河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嘉庆遗诏与咸丰遗命的内幕情形；咸丰皇帝于咸丰八年（1858）和咸丰十年（1860）在避暑山庄批准中英《天津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情况的有关内容。不仅是研究山庄历史，也是研究晚清代重大历史事件的主要参考资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清代中南海档案》（30 册，西苑出版社2004年影印版），是清宫所藏中南海档案专题史料总汇，辑录了自1651年至1911年间的档案3110余件，根据内容分为政务活动、帝后生活、陈设收藏、修建管理、君臣诗文5卷，每卷按编年体例编排，全面地反映了有清一代中南海的营建管理、陈设收藏，以及帝王在中南海的政务活动情况，是了解和研究中南海历史，以及清代宫廷史、皇家园林史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扬州市档案馆共同整理编辑的《清宫扬州御档》（18册，广陵书社2010年影印版），选取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宫档案中240多件与扬州密切相关的档案编辑而成，上自顺治，下讫光绪，多为扬州地方官员缴回朝廷的朱批奏折，内容涉及清代扬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特别是有关盐务、漕运等方面的内容。

总管内务府是清朝特设的管理皇室事务的机构。大连图书馆编辑出版的《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2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影印版），主要为清朝总管内务府题本，包含相当数量的各库月折，以及少量的官员奏折呈文、钱物清册、商人族谱、殿试试卷等，共计2000 余件。时间跨度从清初顺治朝直至清末的光绪朝，有满文题本和满汉合璧题本两种。其内容不仅涉及皇庄的生产、经营、管理，以及当时物价等，而且也涉及圆明园、畅春园的建筑、修缮、管理及费用开支等方面，不仅为研究清朝皇庄经济形态、皇家园林史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也是研究满族史的重要参考。

吉林省档案馆编辑整理的《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选编》（5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影印版），规模宏大，选辑馆藏清代档案7700件，分为吉林将军奏折选、吴大澂档案史料、曹廷杰史料、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档案、禁烟禁毒史料、教育档案、金融档案、实业史料及荒务档案等专题，不仅涉及吉林地方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教育、民族等方面的内容，也包含大量地方特色的重要史料。如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是清朝设置的负责管理东北“龙兴之地”打牲部落行政事务的机构，专门办理清朝皇室、宫廷特需的东北地区特产物品。该书较为全面系统地收录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档案，涵盖机构设置、人员任免、官员履历清册、历史概况、区域演变及变更情况、打牲丁管理情况等，时限从清康熙年间至宣统三年，对研究清代朝贡制度和皇室贡品经济以及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吴大澂档案史料和曹廷杰史料等专题中，也包含相当数量的东北地方史地、勘界、涉外等边务活动史料。

除综合性的档案资料外，《档案丛刊》系列还出版了一些专题资料，虽然种类不多，但都价值较高。比如《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18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是清宫所藏庚子年间八国联军侵华的档案总汇。其资料系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上谕档、电报档、外务部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等十几个全宗档案中，选辑了6000余件档案。时间起讫为1900—1911年。根据事件的发生顺序，全书分为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光绪西行、辛丑条约谈判、庚子赔款筹付4卷，每卷均按文件形成时间依次编排，脉络清晰。除收录《义和团档案史料》及《续编》部分档案外，新公布档案资料5000余件中，以有关庚子赔款的档案为最多，系统地揭示了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全过程，突破了以往已刊资料中主要以八国联军侵华资料为主的局限。此外，关于慈禧和光绪西逃的细节，也第一次以档案形式披露。《汇编》还收录了以前不为人关注的有关清王朝损毁、丢失物品的详细记录，以及联军撤退后各地清查损毁及丢失物品的档案资料。《汇编》不仅是反映庚子事变最原始最直接的档案资料，也是从清政府的角度审视这次事变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清政府应对事变的措施，以及战后竭力搜刮民脂民膏以偿付庚子赔款的史实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档案丛刊》也对具有学术价值的地方档案进行了发掘。清代四川巴县衙门档案是历朝历任巴县知县在履行其行政职责过程中形成的官方文书，除四川省、川东道、重庆府下发的札令规章及其与其他州县往来公文外，还有知县审理民间词讼形成的司法档案，共11万余件。全部档案上起1752年，下迄1911年，是中国现存时间跨度最长、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县级地方历史档案。四川省档案馆编辑的《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影印版），从馆藏咸丰朝3万件档案中精选5273件编辑而成。全书共16册，分为内政、司法两大类。内政类下分为职官、军事、政治、财政金融、文教、交通邮电及其他项；司法类下分为地权、房屋、借贷、欺诈、家庭、妇女、继承、商贸、凶殴、盗窃、租佃、赌博等项。这部档案选编，对于研究咸丰年间清代巴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司法与社会活动，以及清朝中央政府政令在地方的执行情况，都提供了最为直接、翔实的资料，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晚清史研究从注重中央政府研究向地方政府研究的转变。

2.《文献丛刊》系列

《文献丛刊》系列主要包括专题类文献资料和集结、日记类资料。专题类资料，主要有前面述及的章开沅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及路遥主编的《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文献丛刊》除继续对传统的晚清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资料的挖掘外，对以前关注不多或基本没有关注的史料领域进行了开拓，或对之前较为分散的资料进行了集中编辑。如《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101册，来新夏主编，学苑出版社2006年影印版）、《常熟乡镇旧志集成》（1册，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广陵书社2007年版）、《中国荒政书集成》（12册，李文海等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等。这些资料，规模宏大。如《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共收11000个清朝应试生的履历，为研究清代科举人士及其家族的原始资料。《中国荒政书集成》辑录了宋至清末出版的各类荒政著作近200种，相当部分是晚清部分，是迄今为止最有分量的灾荒史文献资料集。以上资料的面世，对于促进晚清史相关研究领域及学科的拓展均大有裨益。

由于清代文献浩如烟海，收藏分散，要对相关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需要相关机构的协调配合，存在相当的难度。以《文献丛刊》中，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编辑的《清代缙绅录集成》（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为例，该书仅依托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编辑而成，未能对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所藏资料进行全面搜集利用，漏收部分较多，造成较大的失误，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该书的质量。[※注]

3.《编译丛刊》系列

截至2012年，《编译丛刊》共出版了55种，其中约有8种属于晚清资料，包括档案、文献、回忆录、游记、报刊等等多种资料类型，如《美国政府解密档案：美国驻中国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870—190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影印版）、《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倪瑞英等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英]李提摩太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扬子江上的美国人》（[美]威廉·埃德加·盖洛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十八省府》（[美]威廉·埃德加·盖洛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帝王之都——热河》（[瑞典]斯文·赫定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丛报》（张西平主编，顾钧、杨慧玲整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版）。这些资料虽然数量不多，但可与其他资料互为参照。

4.《图录丛刊》系列

截至2012年，国家清史编辑委员会出版的10种《图录丛刊》（均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有9 种属于晚清部分，类别包括影像、舆图、券证、画报等，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俗、建筑等内容。主要有：《券证遗珍——天津市档案馆藏清代商务文书图录》（天津档案馆编，2007年版）、《水道寻往——天津图书馆藏清代舆图选》（天津图书馆编，2007年版）、《盛京风物——辽宁省图书馆藏清代历史图片集》（辽宁省图书馆编，2007年版）、《“满铁”旧影——旅顺博物馆藏“满铁”老照片》（旅顺博物馆编，2007年版）、《耆献写真——苏州大学图书馆藏清代人物图像选》（王国平等编，2008年版）、《烟雨楼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籍中的清代建筑图像》（北京大学图书馆编，2008年版）等等。

（二）《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

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主要集中于宫中档案不同的是，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陆续影印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全国图书馆文献复制中心出版）中，有关晚清史档案及文献，其资料无论内容与形式，涵盖面都更广，从清朝中央政府到地方府、县官署，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民族、司法等等都有反映。涉及的年代自清乾隆至宣统年间。这些资料虽然不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具有系统性、完整性的特点，但其涵盖面较广，并发掘了之前被忽略的资料，其史料价值亦不可低估。

一是反映清朝中央政府政务活动的档案资料。《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及《续编》（2003、2005年版），收录了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至光绪年间内阁及六部的保密档案，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法令、民族、边防、民事、劳务、土地等方面。《稀见清咸同光三朝档册》（2005年版），收录清代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清代兵务、朝政、外交及通商贸易的重要奏折，如设立南北洋大臣、南洋各口关税事务、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各通商大臣关于外交事务、通商、海关、海防、订购军火等事务的奏折。《清陆军部档案资料汇编》（2008年版），收录陆军部奏折、陆军部军需司等文件、陆军部正班加班奏底汇订、陆军部各厅司处应办事宜四种，较为全面地揭示晚清新政时期陆军部的设立、演变、职掌、内部机构及其主要办事事项等。《户部奏稿》（2004年版），收录光绪九年（1883）七月起至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止，户部逐月收录的奏稿68册，包括户部呈交之奏稿和各省巡抚大臣财政奏销的阁钞。因时值洋务时期，奏稿内容较多涉及筹办海防，及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等用款度支内容，是研究清光绪年间户部职能及具体政策制度、事务的极有价值的史料。《琼选汇编（清末军事时务奏稿类编）》（2005年版），为清光绪间各地军政要员上呈光绪皇帝的军事时务分类奏稿，收录各地巡抚、总督、将军、水师提督、总兵、布政使、中丞、中堂、总理船政、制军等各地军政要员上呈光绪皇帝之具奏、会奏百余件，依水师奏稿、陆军奏稿、时务奏稿、船政奏稿分为四卷，是清末军制改革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外还有一些饬令、奏稿、奏底、电稿汇编等档案资料，如《清同治朝政务档案》（2005年版）、《清内务府档案文献汇编》及《续编》（2004、2008年版）、《光绪戊戌年收发抄电》（2004年版）、《清内阁政务处奏稿汇订》（2004年版）、《同治京外奏议汇钞》（2004年印）、《清末奏底汇订》（2004年版）、《总署奏底汇订》（2008年版）、《清刑部通行饬令汇存》（2005年版）等，也收录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档案资料，可与其他档案互为参考。

二是反映地方政务活动的地方官员的奏稿、电稿及档案，如《盛京将军奏折档》（2004年版）、《曹中丞抚黔奏稿》（2004年版）、《曹中丞抚黔电稿》（2004年版）、《清臬署珍存档案》（2004年版）、《张文襄公未刊电稿》（2005年版）、《陕甘总督任内奏稿》（2005年版）、《狄道县禀稿汇编》（2005年版）、《京兆尹公署档案》（2005年版）、《稀见清知府文档》（2004年版）、《稀见清知县上呈公文》（2005年版）、《清顺天府呈稿》（2008年版）、《曾惠敏公电稿》（2008年版）等。首先，这些档案文献，反映了清代基层地方政府运作过程中的各个方面，改变了传统的晚清史研究中地方政府资料较为薄弱的局面，促使晚清史学术视野向基层组织转移。其次，这些资料中也不乏极为珍贵稀见的资料，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相关史料的空白。如《张文襄公未刊电稿》收录的光绪九年（1883）至光绪十四年（1888）张之洞在任两广总督的六年中，上书皇太后、皇帝、军机大臣、同僚等的奏电稿，尤详于中法战争，大部分为《张文襄公全集》所未收。《丛刊》对一些以前关注较少的档案类型，比如地方司法档案等进行了挖掘。值得一提的是《清臬署珍存档案》，该书分门别类收录光绪九年至十二年（1883—1886）湖北臬署衙门内部律令；各府上报民事、刑事案、重大案件案宗全卷，臬署往来书疏稿、公文，及臬署看语等档案，涉及湖北省内一些重大的案情及地方民风、民情，不仅完整真实地揭示出清代省级司法吏治、刑狱制度、审判程序、刑法实施的实际状况，也从法律运作过程中，折射出极为丰富生动的民间社会生活，是研究清代法律史、地方史不可多得的资料。又如《清顺天府呈稿》，收录刑部所藏光绪间顺天府承办之田、土、户、钱等民事诉讼案件的呈稿及顺天府昭雪、恤商、巡防、理事局事宜、发审、清赋章程等资料，涉及民间田土契约、银钱等方面纠纷，如旗人押地骗银、掠夺田地、霸地抗租、圈地遗失、旗田买卖、传典兑地等案件，当中折射出民间风俗习惯与法律制度等的冲突和矛盾，对于研究清光绪间司法审判制度以及北京地区政治、经济、社会风貌、民族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是有关专题类资料。包括晚清的重大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洋务运动，以及有关交通、邮政、矿务、铁路等方面的档案。如《稀见中英鸦片战争密奏》（2010年版）、《光绪中法战争奏稿函电》（2010年版）、《中日甲午战争奏稿》（2010年版）、《洋事记册》（2004年版）、《洋务档案》（2004年版）、《中国近代邮政史料》（2005年版）、《清邮传部珍存铁路文档汇编》（2004年版）、《清末民初铁路档案汇编》（2008年版）、《清末民初涉外矿务档案汇编》（2008年版）等等。

《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总的来说，将馆藏有关清代文献和档案进行了系统的清理。这些档案文献长期以来藏于深宫，不为人知，现经影印，对于晚清历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因该《丛刊》涉及文献数量、种类繁多，影印出版持续时间较长，因此造成《丛刊》编辑体例不统一，主题不明确，缺乏题解，为查阅检索带来不小的困难。同时有些文献反复出版，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三）其他晚清资料的整理出版

除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及《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两大系列外，自2000年以来，其他系列或专题的晚清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不仅扩大了史料领域，并在一些专题资料方面取得了突破。如以中国史学会主编名义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扩大了选题的范围，其中《清末教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华书局1996—2006年版）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反映晚清教案史的资料汇编，收录了道光二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842—1911）有关清末时期各地所发生教案的中外文资料。全书共6册，除第1册至第3册为中文档案，后3册分别为“法国外交文件及《传信年鉴》选译”“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选译”“英国议会文件选译”，外文档案占了全书一半的篇幅。多文种资料的选录，对于全面了解研究晚清教案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极具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书后还附录了“参考书目”及“教案大事年表”，方便了读者使用。

为世人瞩目的盛宣怀档案的整理出版工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出版了由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的《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收集了盛档中2044件有关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资料，时间从1897年12月12 日至1902年8月26 日。时任大理寺少卿兼中国电报局总办的盛宣怀，保留了西安行在与北京和各省的将军、督抚们的来往电报，以及中国驻外公使之间的来往电报。这些材料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刊出，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清末民初的宪政运动前后持续数十年间，自20世纪90年代，立宪运动逐渐成为晚清史研究的热点。不过，有关宪政运动的资料较为分散，专题资料的出版长期以来一直未有突破。国家图书馆编辑的《清末民初宪政史料辑刊》（共1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系从馆藏有关清末民初宪政史料中遴选60余种编辑而成，含文献和档案两种资料。该辑刊内容包括：一为与宪政编查馆有关的档案文献，如《清宪政编查馆奏稿汇订》《宪政编查馆汇奏各省咨议局章程及案语并议员选举章程折单》《安徽宪政调查局民事习惯问题答案》《宪政编查馆奏复核民政部修订法律大臣会奏禁烟条例折》等。二为与预备立宪公会有关的档案文献，如《预备立宪公会第一年收支清册》 《咨议局章程讲义》 《议员要览》等。三为荣宝斋所刻四种宣统年间《最新职官全录》。此外还收录了《考察英国政府臣民答问》《重订立宪国民读本》《摘报》等资料。

军政资料之前是晚清史料学的一个薄弱环节，由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辑的10册本《清代军政资料选萃》（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印），精选了其馆藏的有关清代军政古籍的稿、抄本二十余种，内容涉及军法、军纪、练兵、防海、乡守及操练图法等诸多方面。包括李鸿章亲笔批校介绍外国军事情况的《军制》，丁日昌撰、李鸿章作序的《枪炮操法图说》，丁日昌、李鸿章所编《海防要览》等，对研究清代的军政情况和军事发展提供了依据，弥补了档案资料的空缺。

有关清代学术源流及发展方面，比较集中的史料，主要有中华书局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出版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齐鲁书社出版的《清代笔记丛刊》（刘献廷编，2001年版），以及学苑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学术笔记丛刊》（徐德明、吴平编辑，2005年版），三者各有特点，可互为补充。

在晚清法制史资料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是龙泉司法档案的发现和整理。据介绍，该档案于2007年在浙江龙泉市档案馆被发现，规模巨大，年代完整，从晚清咸丰元年（1851）至民国时期，共计17333个卷宗，88万余页，是国内迄今所见民国时期保存最为完整的地方司法档案。档案清晰记录了中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从传统到近代变革的完整过程；同时也记录了近代地方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家庭婚姻、民众观念等方面的变迁，几乎涉及民众生活的所有方面，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社会史、近代化进程的珍贵史料。该档案的发现，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目前，由龙泉市档案局与浙江大学地方历史文献编纂与研究中心合作整理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已经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一辑二册（2012年版），收录了咸丰元年（1851）至宣统三年（1911）晚清时期28个案例档案。

第三节 民国档案文献的大规模影印出版

影印是通过照相设备将文字或图案以原本复制制版印刷的一种出版方式，因为成本较高，以往多用于古籍出版。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字照相机、数字扫描仪逐步取代了过去的胶卷机，影印更加快捷和方便，从20世纪80年代起，影印技术也逐步运用到档案、文献及民国时期书籍报刊的出版中。因影印出版不需要对史料进行标点、校勘，故大大缩短了史料整理出版的周期。但这一时期影印出版的规模不大，主要还是以点校排印为主。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满足学术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古籍的保存和利用，除了前述晚清史料已有大量影印出版外，民国时期史料也已大量采用影印方式出版。影印出版逐步成为史料出版中的重要方式，且规模越来越大。

（一）民国档案资料的影印

民国时期档案的影印，主要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为主。近年来，为加快馆藏档案的出版速度，该馆以影印的方式推出了一系列极有分量的专题档案资料。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4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4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民国法规集成》（100册，蔡鸿源编，黄山书社1999年起开始出版）、《北洋政府档案》（196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40册，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等。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收录自1926年4月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1会议至1948年12月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4次会议的会议日程及其附件、会议记录（纪要）及其附件，特别是详细地记录了抗战前后及抗战期间国民党重大决策形成过程及具体内容。作为国民党最高党务机构及执行机构的会议记录，无疑对国民党史及民国史研究均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汇录了1928年12月至1949年6月立法院及各专门委员会各次会议文件，其中1—36册为立法院会议录，37—45册为立法院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录。每次会议文件均按会议录、议事日程、会议附件依次排列。该书作为国民政府最高立法机关的会议文件，是研究国民党统治时期立法制度、各项法律、议案及法制史的重要史料。但由于档案原件散佚，部分会议文件有缺失。为便于检索，第一册编有总目，著录各次会议或各专门委员会所属分册。各分册又编有所录会议文件目录。

《民国法规集成》，系根据馆藏民国时期所颁法律、法令等汇编而成。起于1911年10月，讫于1949年9月30日，前后历时38年。其中第1册为索引，第2—5册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及南方政府法规，第6—32册为中华民国政府（北京）法规，第33—69册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暨总统府法规，第70—73册为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法规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法规，第74—90 册为伪满政府法规，第91—100 册为汪伪国民政府法规。该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汇集了民国各类政府政权曾经公布之各项法规及历年公报所载具有法律性质的官方文书，对于研究民国法制史、政制史、司法制度史等都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北洋政府档案》集中选编了馆藏民国北洋政府各档案全宗中具有利用和研究价值的史料共两万余件，全面地反映了北洋时期政治、军事、文化、外交及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

《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辑录馆藏1924年1月至1947年9月，中国国民党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与39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含临时全体会议）相关文献资料，对于国民党党史研究无疑是第一手的资料。

（二）民国文献的影印出版

这一时期出版的民国文献集，规模较大的主要有《民国丛书》《民国史料丛刊》及续编、《民国文献资料丛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文献丛刊》等数种。

1.《民国丛书》

《民国丛书》系有关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汇编，由复旦大学与国内部分地方图书馆和高等院校合作编辑。丛书主编周谷城在“序”中说：“民国丛书的编纂出版，从根本上说，正是为了保存史料，抢救文献，了解时代，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丛书》由上海书店1989年开始出版，至1996年共出版五编500册，共收书1126种。主要收录了中华民国时期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图书，还酌情选收了同时期国外出版的中文图书。编排上共分十一大类，包括：一、哲学、宗教类；二、社会科学纵论类；三、政治、法律、军事类；四、经济类；五、文化、教育、体育类；六、语言、文字类；七、文学类；八、美术、艺术类；九、历史、地理类；十、科学、技术类；十一、综合类。并附有《〈民国丛书〉 目录索引》。值得一提的是，该《丛书》在选编上采取开放性的收书原则，注意吸收各家各派的观点，兼收并蓄，多学并存。除重点选收了具有代表性、权威性的著作外，又适当纳入了某些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展示了民国时代的学术发展状况及成就。

《丛书》虽然按以上11 类编选图书，但缺乏完善的编纂体例，既不按内容或专题分辑，各辑也不按内容划分，读者使用起来不甚方便。

2.《民国史料丛刊》及续编

《民国史料丛刊》《民国史料丛刊续编》，张研、孙燕京主编，大象出版社于2009年、2012年出版。该丛刊为影印民国版书籍类稀见、基础史料的大型丛书。《丛刊》共1128册，收书2194种。《丛刊续编》共1140册，收书2300余种。另附1 册“总目提要”。是目前海内外出版的规模最大的一套民国文献汇编。

编选者称，该《丛刊》选编的原则为，从民国版计10余万种中文图书中分类选编，其中三分之二以《民国时期总书目》为线索按图索骥，三分之一多方搜寻，补其所无。入选原则为“稀见史料”和“基础史料”。所谓“稀见史料”，是以全国各大图书馆馆藏民国珍稀文献为依托，不包括已出版的如（台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民国丛书》《伪满洲国史料》等已收入的相关书籍，也不包括较为多见并有专门门类集中编辑出版、属中共党史范畴的史料书籍。所谓“基础史料”，是可资人文社会科学用于民国史研究、直接反映民国社会客观情况的第一手文本史料，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法律条文、规章制度、政策文件、政治事件纪实等，以及各主要经济门类的发展实况，民政、社政、人口、文教、统计、历史年鉴等，因此不包括主要阐发作者主观观点的学术、理论论著，艺术、戏剧及文学创作类书籍、翻译书籍、中小学课本等，《丛刊》也不收入，而对于纪实性游记、揭露社会现状之散文及个别野史则经过甄别后酌量收入。

在编纂体例上，《丛刊》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史地、文教5类30目，采取以下两个原则编排：一是按照行政层级，从中央到地方分别选编；二是按照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按华北、西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的顺序排列。各类各目的基本情况为：政治类，6 目，即法律法规、政权结构、对外关系、军队战事、民国初政及抗日战争；经济类，6 目，即概况、财政、金融、农业、工业及商贸；社会类，8目，即总论、农村社会、城市社会、边疆社会、社会问题、社会救济、社会调查及社会成员；史地类，4目，即地理、历史、年鉴、人物；文教类，6 目，即教育概况、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文化概况、文博及文体。从各类的册数比重看，政治类，317 册；经济类，350 册；史地类，247 册；社会类，119册，文教类94册。上述编选内容，虽以政治、经济为主，但也基本关照到各个领域的基本情况。

3.《民国文献资料丛编》

该《丛编》是国家图书馆一项旨在对民国时期文献进行抢救保护而进行的工作。

截至2012年，《民国文献资料丛编》出版30余种，1000余册。其中重要的有《北洋时期国会会议记录汇编》（16册）、《国民政府年鉴》（4册）、《民国教育统计资料汇编》（30册）、《民国时期发行书目汇编》（7册）、《申报年鉴全编》（14册）、《民国边政史料续编》（30册）、《民国时期佛教资料汇编》（16 册）、《豫鄂皖赣四省农村经济调查报告》（2册）、《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20 册）、《民国统计资料四种》（14册）、《近代交通史全编》（48册）、《民国地政史料汇编》（22册）、《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汇编》（16册）、《民国时期考试考评制度资料汇编》（5册）、《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报》（14册）、《民国华侨史料汇编》（15册）、《民国善后救济史料汇编》（14册）、《民国司法史料汇编》（50册）、《民国华侨史料汇编》（15册）等等。2011年，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民国文献资料丛编》又集中推出了一批有关辛亥革命的专题资料，包括《辛亥革命稀见文献汇编》（45册）、《辛亥革命杭州史料辑刊》（10册）和《辛亥革命浙江史料汇编》（10 册）等。每一专题所收资料多寡不一，根据馆藏资料情况而定，有的专题收录资料较为完备。比如《北洋时期国会会议记录汇编》不仅收录了参众两院的会议速记录、会议纪要、议决案汇编，还收录了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会议速记录、政治会议速记录等，并附带收录了议员录、写真册、国会要览、国会选举法、会议规则等相关文献。此外，该《丛刊》还对民国时期出版的期刊、报纸进行了抢救性复印出版。

从以上出版目录可以看出，《民国文献资料丛编》依托于国家图书馆得天独厚的馆藏，尤其以国家图书馆所藏各类“官书”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涵盖面较广，内容也颇为繁杂。据统计，国家图书馆所藏官书在4000种以上，主要是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机构编撰的各类报告、会议记录、统计、法规、职员录、年鉴等，大多为非公开出版物，相对存世较少。为了抢救的需要，部分晚清的资料因数量少，无法归类或不能作为单册出版，也收入《丛编》中。比如《民国教育汇编统计资料》就收录了几种清末的统计资料。此外，因《民国丛书》《民国史料丛编》及续编已经出版，许多有价值的资料都已经收入囊中，不可避免也造成《民国文献资料丛编》部分文献与上述丛书重复收入的现象。在抢救民国文献的同时，如何让民国文献发挥其最大的功效，为民国史研究者提供参考利用的方便，这也是编辑出版面临的一个挑战。

4.《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文献丛刊》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藏有大量有关中国历史的文献资料，一直是中国学者向往的宝库。由龙向洋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文献丛刊》，系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民国文献中精选四百余种国内稀见者影印出版，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广大学者的需要。这套丛刊所选多为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及民间团体的资料，亦包括海外华人刊布的中文文献、日伪时期的资料等。内容涉及宗教、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史地、军事和科学技术共九个领域，按类别依次编排。版本包括手稿、抄本、油印本、线装本等，极为珍贵。比如抄本《慈溪县国税册稿》、油印本《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线装的《拼音电报研究会纪录》等等，不仅弥补了国内民国文献的空白，同时对于推进民国历史个案或专题研究都提供了相当珍贵的一手资料。

除上述文献影印系列外，这一时期其他出版社也影印出版了一些规模较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专题文献，可与上述文献汇编互为补充和参考。比如宪政是民初政治的重要内容，李连贵主编的《民国北京政府制宪史料》（线装书局2007年、2008年影印版），共34册，是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有关宪政活动的文献汇编。书中收录了当时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会议、国宪起草委员会等当时宪法起草和审订机构的出版物，以及各政治团体及社会知识界精英所创办的期刊，是研究民初宪政的重要资料。刘洪辉主编的《黄埔军校史料汇编》（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共34册，收录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中山市档案馆等馆藏机构以及个人藏书中，形成于1924年至1949年间有关黄埔军校的期刊、著述、演讲、宣言、条例、教材、同学录、纪念册等等，分辑出版，是迄今为止收录黄埔军校史料最全面、最系统的丛书。

第四节 口述史资料的采集与出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西方史观及研究方法的影响，口述历史研究逐渐受到中国学界的青睐和重视，被引入多学科的研究中，而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并呈现出“火爆”的趋势。口述史学的兴起，不仅促进了传统史学观念的变革，相应地，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口述史资料的挖掘和整理，使传统史料学中的口碑史料，成为独立的史料门类，拓展了史料的范围和类别，也扩大了史料学研究的范畴。作为一种新型的史料类别，口述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的手段、方法及形式，都与传统的文献资料有较大的不同。在从事口述史料搜集整理的实践中，学术界围绕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关系、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的价值、口述史料的局限、口述史料实际操作的技术与手段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由于口述历史强调的是“活”的历史，要求必须具备一定量的受访者的存在，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口述历史研究只能在近代史和当代史领域展开。二者相较，当代史成果又略胜于近代史。在近代史领域，改革开放后口述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妇女史、抗战史以及中共党史研究中，以至于有人以“口述妇女史”“口述抗战史”称之。虽然众多的出版物均以“口述历史”命名，但是考量这一时期的出版成果，尚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著作，只能算是口述史料，至今，也仍未脱离这一局限。而在史料学意义上的口述史料研究中，实践早于理论，有关口述史料的理论研究略显滞后。

（一）口述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在传统的史学研究中，口述历史主要被看成是一种搜集和保存原始资料的手段。口述史料（又称口碑史料），在中西方传统史学研究中均有运用。尤其在反映文字出现前的古史中，口碑史料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太史公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即大量采用了口碑史料。新中国成立后，延续了这种史学传统。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界围绕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在全国各地展开社会调查活动，以文献考证和口碑史料相结合，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先后出版了《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天津义和团调查》（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兄弟会资料选辑》（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1961年，内部印行）、《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同一时期，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的《近代史资料》创刊号上登载了《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会记录》，随后各期也刊发了不少有关辛亥革命的访谈及口述资料。在全国政协主持的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中，以亲历、亲见、亲闻为特色，汇集了大量的口述史料。而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系列丛书，20世纪80年代初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和出版的《革命回忆录》等，也是以口述史料为特色。

虽然上述口述史料方面的实践，由于史料搜集观念及技术手段的落后，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料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却抢救了大量“活”的史料，也为以后口述史料的搜集与口述历史研究积累了经验。

20世纪80年代，一些中国学者翻译介绍了有关西方口述历史的著述，西方口述历史的理论和实践开始传入中国，并为中国学者所接受。台湾学者郭廷以主持的口述历史项目及出版的大量成果，也对大陆口述历史的开展起到一定推动和借鉴作用。同时，一些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从事口述史料的搜集，开展口述历史研究。如美国康涅狄克大学布鲁斯·斯蒂文在北大开展“中国城市历史和发展的口述史研究的计划”。1986年美国哈佛大学何海诗与北京社会科学院的钟少华共同合作，采访中国早期的留学生，从而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研究的实践。1996年，钟少华整理出版了《早年留日者谈日本》（山东画报出版社），书中搜集了100位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留日经历。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本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及方法进行口述史料搜集及口述历史研究的著作。

口述历史研究方法较早在中国妇女史研究中运用，这与口述历史注重个人体验、个人感受有关，而妇女史研究恰恰需要关注妇女的内心世界及情感，而这又是正史记载所缺乏的。1992年，陕西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教师李小江开展“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课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妇女口述资料搜集，并出版了《让女人自己说话——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三联书店2003年版）。该丛书拟通过女性的声音，讲述女人的历史感受，记录女人的历史记忆；以女性的视角，考量历史的足迹。书中纳入访谈的女性范围较广，有知识女性、红军女战士、战争中的农村妇女、“慰安妇”中的幸存者、东北抗联的女兵等，使长期被传统正史所忽略的妇女声音、妇女形象，得以生动的呈现。1997年，由贵州社会科学院张晓编著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同样把视角转向了长期不被关注的少数民族妇女身上。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抗战史研究的兴起，为了弥补文献资料的缺乏，抗战史研究领域也开始运用口述历史研究方法，对相关口述资料进行发掘和采集。这一时期，口述史料的搜集较多地集中在日军暴行方面，如南京大屠杀、日军掳掠劳工、日军殖民统治以及“慰安妇”问题等方面，其关注的视角从重要历史人物向普通民众转移，多方面、多层次呈现战争的个体体验，也有力地揭露了日军的残暴罪行。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

由孙邦主编的《伪满史料丛书》（10 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选用了1200多篇口述资料和回忆录。

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原国民党将领口述抗战回忆录》丛书（2005年版），系从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征集到的文史资料中选编而成，包括《我所亲历的淞沪会战》《我所亲历的台儿庄会战》《我所亲历的南京保卫战》《我所亲历的武汉会战》《我所亲历的南京保卫战》《我所亲历的常德、长衡会战》《我所亲历的桂南、桂柳会战》和《我所亲历的印缅会战》，从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角度，全方位地反映了中国正面战场的作战情况。

日军南京大屠杀口述资料是口述史工作者着力挖掘的重点。由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搜集了315位亲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揭露了当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长达6周的集体屠杀、零散屠杀、性暴力、抢劫焚烧破坏，对南京城狂轰滥炸等惨绝人寰的血腥暴行以及当时的各慈善团体收埋被害者尸体的情况。张连红、张生等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调查口述》（上、中、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收录了20世纪80年代至今南京市有关部门、学校、个人对日军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目击者的调查资料1600 余份，共130万字，按照调查时间以及调查者的不同分为九个部分。此外，还收录了当时新闻报刊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访问报道、目击者的日记，以及幸存者在南京事件后撰写的回忆录。

何天义用十年时间，走访征集战俘劳工口述资料1000 多件，整理访谈资料400万字，并选取600多人的访谈资料，结集成《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出版（齐鲁书社2005年版）。随后又整理出版了《日军侵华集中营——中国受害者口述》（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从受害者的角度真实地反映了二战期间日本残酷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

张成德、孙丽萍主编的《山西抗战口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从1500名亲身经历山西抗战的受访者中，选取辑录了665人的口述资料，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风俗、生态、卫生、宗教、妇女、灾荒、瘟疫、市场、伦理道德等方面，反映1937—1945年山西各地的社会状况，特别是普通百姓在战争状态下的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书中有大量的细节性描述和写实性记录。

由齐红深主持的“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研究”课题，搜集到1280位亲历者的口述史料和3000多件历史图片和教科书等实物，先后出版了《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流亡——抗战期间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历史》（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从青年学生的视角，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殖民教育和奴化教育的历史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2011年，齐红深又编辑出版了《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人口述》（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星火”是东北沦陷时期的一个青少年文学团体和读书会组织，活动范围主要在辽宁省盖州、营口、沈阳、本溪、大连和长春一带。成员主要是中小学生。他们抵制日本奴化教育，秘密阅读进步书籍，开展读书、写作活动，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创作了一批爱国诗歌、散文、杂文、小说作品。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惨遭日军镇压，是东北沦陷时期日军制造的最后一个大惨案。本书通过42位“星火”成员和中日两国当事人的回忆和200余幅历史照片，从不同角度还原了“星火”组织的兴起、活动形式，以及惨遭日军镇压的历史。

抗战时期，浙江是最早沦陷的地区之一，在被日军占领的八年时间内，浙江人民遭受了日军残酷的蹂躏和迫害。200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学生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口述历史调查活动，搜集了120 余份幸存者口述，编辑成《烽火岁月中的记忆：浙江抗日战争口述访谈》（袁成毅、丁贤勇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揭露了日军在浙江的暴行，反映了浙江人民的抗日斗争。

近年来，为了抢救抗战史料，江西省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对抗战史料的搜集发掘工作，编辑出版了《永远的惨痛：江西省抢救抗战时期遭受日军侵害史料·口述实录》（尹世洪、傅修延主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以市县为单位，收录了大量的口述史料。为有助于更完整地反映日军侵略罪行，还编有简要概述，并附少量地方文献。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而产生的大量难民，是抗战时期严重的社会问题，以往学界一直关注不多。杨圣清《苦痛的记忆：中条山战役难民口述历史实录》（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以难民口述的形式，真实再现了1941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条山制造的惨案，揭露了日军在中条山所犯下的种种暴行及当地难民的惨状，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缺失。

除以上列举的口述史料外，近年来，各出版社推出的以口述历史命名的图书。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口述自传”丛书，包括《黄药眠口述自传》（2000年版）、《舒芜口述自传》（2002年版）、《文强口述自传》（2003年版）等。该社编辑出版的《口述历史》集刊，以及各媒体、杂志开设的“口述历史”专栏等，都收录刊载了相当部分与近代历史相关的口述史料内容。

近代以来，中国党史口述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是一个热点，大多以单篇的形式发表于各刊物的“口述历史”专栏中，对于弥补文献资料的缺失，以及历史的细节方面均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资料。对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亲属及后人的口述史料的追寻也成为口述史料的新方向。比如周海滨的《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通过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胡耀邦的亲人的口述，展现出家庭生活里质朴与真实的领袖形象，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其中包括陈独秀的修墓始末、瞿秋白的平反始末、李立三的异国情缘、秦宪邦（博古）的坠机细节、张闻天的最后岁月等。

上述出版物，均以专题或事件为主，虽然大多以“口述历史”命名，但如果按照口述历史的定义衡量，尚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著作，称为口述史料或更为恰当。虽然，其形式大都以访谈为主，但正如有学者直言的那样，“一切口述史固然都是访谈，但不是一切访谈都是口述史”。尽管一些口述资料采集者对口述资料也进行了分类编排，对当中的人名、地名、时间，甚至史实错讹也进行了考订，但这些工作，仍然属于史料学的范畴。一些史料集以综述、序言等形式对口述史料中涉及的内容进行了说明，但都属于史实性甚至于常识性的说明。有的资料集虽然附录了部分文献资料，如《日军侵华集中营——中国受害者口述》，为了证实口述史的真实可信性，选编了同一时期同一问题的档案资料、报刊资料，特别是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时获得的口供、笔供和调查、揭发、检举加害者的供词和见证者的证词，但这些材料也仅是对口述史料的补充，尚未达到将文献史料与口述史料相结合，对所涉及的历史进行解读的程度。

此外，在目前出版的各种口述史料中，水平也参差不齐，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学术目的和学术意义，为口述而口述的现象比较突出。同时学术眼光较窄，部分选题较为集中。比如有关抗战史口述史料的挖掘中，大多集中在日军暴行上，因此被学术界批评为“忆苦思甜”型。在整个近代史领域中，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口述资料相对较少。在已经面世的出版物中，有的没有理解口述史料的真正含义，严格区分口述史料与其他史料的界限，所收录的以“口述”冠名的史料中，往往收录有文字资料，比如《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历史口述实录（1921—1949）》（鲁林、陈德金主编，济南出版社2002年版），甚至于收录了部分研究性的文章，且每篇资料均未标明出处。即使在有些质量较好的口述史料中，比如《日军侵华集中营——中国受害者口述》中，也收录了部分文史资料。此外，大多口述资料是一次成型，即仅做了一次访谈，因此难免有史实不清，前后矛盾之处。

口述史料的整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除了存在对采访的口述史料任意删改等严重问题外，同时由于采集整理者水平有限，对一些史实不了解，对受访者的口音不熟悉，口述史料存在错讹较多。比如龚育之就指出《文强口述自传》中的一些错误，如“南昌起义的部队不可能到过上海，书中的‘上海’显然有误；‘西晋’公署为‘绥靖’公署之误；‘上海解放以后’为‘上海光复以后’之误；美国珍珠港被日本人偷袭，未被日本‘占领’；三尺土上有神明，应为三尺头上有神明；程贤州、陈仙洲，显系同一人；‘只是’应是‘指示’；孙健应为申健；黔应为‘青（青海）’；京浦应为津浦”，以及送寿礼所写的字应为“花好月圆人寿”，而不应为“花花圆圆寿寿”，毛泽东女儿应为“李讷”而不应为“李娜”等等。[※注] 有些出版物中，对口述资料中存在的错误也没有进行认真的考订。而有些口述史料甚至对采访的时间、地点、采访人都未作著录。

应该承认，通过数十年来口述史研究者深入实地的调查访问，挖掘、整理口述者的口述资料，抢救了一批即将消逝的鲜活的史料，弥补了文献史料中的空白，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可能，推动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展开和深入。近年来，在抗日战争研究中国民党正面战场研究、日军虐待中国劳工问题研究、日军暴行史研究，以及中共党史研究中诸多问题的推进，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时期相关口述史料的整理出版。

（二）口述史料理论的研究与探讨

在进行口述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学术界对口述历史的理论问题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这一时期，除翻译出版[英]保罗·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美]唐纳德·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外，中国学者有关口述史理论方面的专著主要有：杨祥银著的《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周新国主编的论文集《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李向平、魏扬波著的《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发表的相关论文有300多篇。

口述史研究者一般把口述史的研究分成四个相应的阶段，即“口述史研究的准备阶段、口述史访谈阶段、口述资料的整理和保存阶段、口述史的研究阶段”[※注]，而前三个阶段，实质上探讨的均为如何搜集整理口述史料的问题，属于史料学研究的内容。更有一些学者认为口述史学就是一种搜集整理史料的方法。而有的学者认为，“口述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史料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注]。杨雁斌在《口述史学百年透视》中将口述史学比之于史料学，因为从表面上看，双方都是以史料研究为基础的，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口述史学的研究工作，说到底，是口述史料的搜集、筛选、整理和利用。史料学也不例外，史料本身的研究工作是该学科关注的重点。由于史料研究的工作流程直接关系到史学成果的质量，因此，每一个环节都显得格外重要，尤其是史料的搜集工作。另外，史料学理论的重要内涵之一，是逐步扩充史学研究的手段和工具，逐步引进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统计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史料学的这些主张和观点显然顺应了当代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口述史学的相关理论不谋而合。”[※注] 虽然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但从这一时期，有关口述历史或口述史学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口述史料理论的探讨上，因此，从史料学上分析口述历史的理论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1.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关系

关于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的概念定义及其二者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而这种分歧源于对口述历史的不同理解。荣维木较早从学科角度对于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的概念定义进行了界定，认为口述历史是“收集和运用口碑史料，再现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从这个意义出发，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从史料学的角度，特指史料留存的一个种类；后者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特指表述历史的一个方式”[※注]。也有学者从研究方法上对二者进行了区别。钟少华认为：“以口述方法为主，广泛收集中国口述史料，进而研究之，这就是中国的口述史学。”[※注] 也就是说，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左玉河在《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一文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口述史料是不需要加工的；但口述历史是必须经过整理者加工的。而这种加工，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与文献史料比较后对受访者的口述进行了筛选”[※注]。梁景和在《关于口述史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口述史的方法应当具备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史学家搜集史料的方法；其二，史学家利用口述史料撰写历史的方法。[※注] 与之相反，杨祥银则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传统的笔录或者录音和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记录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注]。因此，是不需要加工的。但近年来，学术界对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的认识逐渐趋同，一是认为应该把历史学学科中的口述历史研究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口述历史研究加以区别；二是认为，在历史学学科意义上，口述史料不等于口述历史，就如历史文献不能等于历史著作一样。

2.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的关系

传统的史学研究主要以文献史料为主。口述史学在西方兴起的最初动力是旨在弥补现存文献记录不足或档案的缺失，即强调口述历史的史料价值。这与中国口述史学的兴起背景颇为相同。因此，有学者认为，“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让人们尽可能地发现和积累更丰富和更鲜活的史料，为接近更可靠、更可信的历史提供可能。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对现有史料的有益补充，更在于对传统历史观中偏离真相部分的挑战”[※注]。口述历史兴起后，传统文献史料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围绕文献史料与口述史料的价值的优劣，以及二者的关系问题，学术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学者认为，口述历史在复原历史方面，有其他任何档案、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就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就形式而言，一个是“死”的材料，一个是“活”的材料。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注] 具体来说，口述史的优势体现在：“其一，口述史往往能够提供非常生动的描述，这是只使用文字史料作为常规历史研究手段无法做到的；其二，口述史能够纠正文字史料中的偏见，这显然比单一的文字史料要全面得多；其三，推进了史料的收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为未来史学的发展做好了铺垫。”[※注] 也有学者从资料的完整性上对文献资料与口述资料进行了比较，认为口述史料具有完整性，而其完整性主要体现在历史资料的搜集方面。口述史学家往往要制定出较为详尽和目的明确的访谈计划，计划越是周密，搜集到的资料也就越全面。同时口述史学家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扩大范围，围绕同一主题进行多次调研，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口述凭证。这样搜集到的口述史料也就显得较为完整和系统。[※注]

口述资料与文献史料具有同样的价值，口述史料的“可信度与文字资料相等，可以归入档案类别”。也就是说，在价值上，它与文献资料中最受重视的档案资料相当。[※注]

但是，也有学者对口述史料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这也正是当前口述史发展的困境之一。回忆作为一种主观性极强的心理活动的反应，其真实性和不稳定性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提供口述史料的人们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无论他的记忆如何鲜明和生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后来经历的影响。比如口述者与访谈者的个人偏见，怀旧的情绪，童年的不幸遭遇，对亲人的感情，健康的妨碍，都使回忆被不同程度地被扭曲。”[※注] 口述史料本身由于口述者对经历的“选择”与“过滤”，已不等于当初的历史真实。此外，作为一种互动活动，其访谈的场所和气氛，访谈者的身份以及他的引导和感染力，也是影响口述史料真实性的因素之一。诸多因素的影响，往往将“过去的声音”变成了“现在的声音”。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文献史料的优越性也就显现出来。“文献记载是稳定的，一旦形成白纸黑字，就能千古不变；口述则是流动的，一次性的，同样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他的口述可以衍化出许多的版本。”因此，承认口述史料的价值，并不意味忽略它的缺陷和不足。[※注]

针对对口述史料真实性的质疑，也有学者认为，可以采取多次访谈的方式，“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注]。美国口述史学家霍夫曼也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口述史料的作者只有一个，而且是明确的，史学家可以对他或她进行重复采访，以确定其所提供的史料的可信程度；而文献史料的作者也许是明确的，也许是不明确的，也许是一个，也许不止一个，而且死无对证，因此不易于考察史料的可靠性。”[※注]

随着对口述史价值的深入讨论，口述史的另一种价值被更多的研究者认同，即可以从这些不真实的回忆中，探寻个体或集体的历史意识的形成因素，也就是说，口述史料也许不是研究历史事实的史料，但却是研究历史意识形成的重要史料。这一观点也直接承继于西方口述史家的思想。唐纳德·里奇在《大家来做口述史》前言中谈道：“口述史家和公共历史学家们的兴趣，正日益逐渐地从主流历史学的学术研究转向对记忆的研究。历史学家围绕这些公共记忆的主题，审视人们是如何从现实的利益出发来构建他们的过去的。”“口述史家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人们为什么和怎样记住和描述他们的过去，记忆中都有些什么内容。”[※注] 约翰·托什进一步作了阐释，认为口述历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注]。受这一观点的启发，有中国学者认为，“口述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社会记忆’或‘活的历史’，它不一定是过去发生的事实，但却反映个人的认同、行为、记忆与社会结构间的关系。研究当代人如何在社会中选择、扭曲或遗忘‘过去’，可能会给历史学者一些启发”[※注]。因此，“口述史学者不应将自己仅限制在一个找寻‘真实的过去’的过程中，而更要去探触一个在更广大范畴中被扭曲、被遗忘的重要的‘过去’”[※注]。

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口述资料与文献资料都有其自身的局限，因此作为史学范畴的口述历史研究，应该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规律及原则，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对口述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心、医学等学科中的口述历史研究不同的地方。有学者对此作了比较，指出：“在评估口述的功用和价值方面，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存在着一定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个学科的性质和研究特点所决定的。人类学者的工作中心主要在贫困落后的边远地区，研究对象是没有文献或少有文献的少数民族，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下，田野调查、采访口述顺理成章成为重要的工作手段。史学则不然，它的研究范围可能更宽一些，在时间与空间任意穿梭的自由度更大一些，研究对象可以是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也可以是主导社会潮流的精英集团。”因此，立足文献研究，正是史学研究的自身优势，口述方法当然要利用，但优势不能舍弃。“口述与文献互相补充，彼此印证，两者相得益彰，就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注] 更有学者认为，口述史学的发展首先应该从中国史学的理论和传统中汲取养分，如对口述史料收集与使用的技巧，对文献资料的征引与钩沉，都是口述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注]

3.口述资料的类别

作为一种新的资料类型，口述史料包括哪些类别，也就是说哪些资料可以算作口述资料，是口述历史研究中应该界定的首要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口述史料”这一概念。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大的争议。由于中国口述史学直接来源于西方，因此西方口述史学对“口述史料”的定义也相当程度地影响了中国学者。[美]路易斯·斯塔尔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注] 唐纳德·里奇也认为：“口述历史是以访谈录音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注] 强调录音等工具是口述资料的重要媒介。受这一观点影响，钟少华认为，“口述史料是通过口述所搜集的史料，可以是录音形式，也可以是以文字形式，但文字形式要有录音为依据”[※注]。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在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录音工具的使用是不现实的，因此，是否使用录音设备不应成为判定是否是口述史料的依据。[※注]

围绕是否使用录音设备问题，中国口述史学界分为两个鲜明的阵营，一种是不强调录音设备的使用，因此，对口述史料类别作了较为宽泛的划分。如荣维木就认为，口碑史料可分为几种类型：一是口传史料；二是回忆录史料；三是访问记史料；四是录音史料；五是专用口语史料，如帮会切口，用数字概括的专用口语，如“三三制”“二五减租”等。[※注] 也有学者将口述历史定义为“亲历者叙述的历史”，因此，认为目前在中国主要有4种口述史料存在形式：口述史、访谈录、回忆录（其中也包含别人记录整理的），以及写进人物传记和历史著作中的各种口述史料。此外，还有录音、录像的记录和音像形式的传播。[※注]

与之相反，一些学者坚决反对将没有经过录音程序的回忆录、文史资料，以及自述、自传等文字资料划入口述史料类别中。认为虽然不少回忆录也是由采访手记而成的，也是“口述”成果，但由于没有保留录音或根本就没有录音，这就缺失了现代口述史要求的在资料方面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可更改的，可以重复使用的原始声音。[※注]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对回忆录应该区别对待，有些回忆录是通过访谈形式完成的，应给归入口述资料，而有些回忆录是笔撰，不能作为口述史料。

虽然有很多学者反对将回忆录等作为口述史料，但在口述历史的具体实践中，仍然有很多人将回忆录等资料作为口述史料收入，实际上是默认回忆录是作为口述史料的一个类别。

4.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与保存

口述史料作为一种新的资料类别，无论在搜集方式、整理方式，还是保存方式上，都与传统的文献资料迥异，其操作性与技术性极强。为了保证口述史料的真实性，中国口述史工作者一直倡议进行口述史料搜集整理时应该采取规范化操作，并呼吁制定工作守则。但综观数十年来口述史理论问题的探讨中，有关口述史料搜集整理的规范化问题，以及具体的程序、手段、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仍然非常薄弱。目前所见中国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杨祥银的《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李向平、魏扬波的《口述史研究方法》。但两书主要是介绍西方的口述史学理论，包括口述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保存等技术性问题，对于西方口述史学与中国口述史学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西方口述史学理论是否均适用于中国口述史学界，其操作手段是否符合中国特色，也未能加以探讨。比如，杨祥银等在其著作中对受访者的取样问题讨论，无论是“随机取样”（根据研究目的，从若干单位组成的事物总体中，抽取部分样本单位来进行调查、观察，用所得到的调查标识的数据，以代表总体，推断总体），还是“分层的有目的取样”（把总体按照某种标准分为几个层次，然后在每个层次中有目的地抽取样本）[※注]，实际上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甚至历史学研究领域均不可能做到，因为存活下来的样本——受访者非常有限，难以形成一定数量的受访群体。虽然有学者对此有所质疑，认为口述史研究作为一种以历史学学科为基础的质性研究，其研究对象受访者的取得，并非建立在随机抽样上，因此不论其受访者有多少，对受访者的观察次数如何的多，访谈个案数有多大，仍将永远无法穷尽所有的情景或个案，因而提出了“理论性饱和”的概念（这一理论也来源于西方社会学界，指依据抽样的原则，对于口述资料要一直抽样，直到资料里的每一个范畴都达到理论性饱和为止，即在某一个范畴，再没有新的或有关的资料出现）[※注]，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是无法做到“饱和”的。以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幸存者来说，无论是亲历战争的老兵，还是受害的妇女、被虐死的劳工，存世者的数量均非常有限，虽然从事相关问题研究的口述史工作者，竭力搜寻受访对象，也根本无法做到用“随机取样”“分层取样”的方法选择受访者。

由于口述史学的共通性，中国学者对西方口述史学理论的引入和介绍，对规范中国口述史学，促进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还是有所裨益。

第五节 图像资料的汇聚与出版

图像历来被认为是学习历史知识和从事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左图右史”，古已有之。但是，以往史学界一般将史料分为三类，一是档案、文献；二是遗物、遗址；三是口述史料。摄影技术的发明与传入，让近代中国的“存在方式”有了迥然不同的新途径和新面貌，而且大量影像史料的存在，也是近代历史记录方式与古代历史最重要的区别之一。近代中国相当多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现场目击报道，当事者拍摄并保留下了相当丰富的各种影像纪录片，直观生动地保留下了那个时代中国的历史风貌。

近年来，随着人们学习与欣赏习惯的变化，以及影像数字化技术的日臻成熟，存储与传播变得简单方便，历史影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历史影像也逐渐进入史学工作者的视野，甚至出现了搜集整理和出版历史影像的热潮。可以肯定，影像史料将成为历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且将影响长期以来一直以文字史料为主的历史学研究。

（一）影像史料的价值、范畴与特点

近代中国影像不仅存在形式、媒介很多，数量庞大，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历史影像是历史的最佳解说者，它令难以用文字描述清楚的事物、人物得到明白展现，使读者“一目了然”。历史不再是仅存在于“故纸堆”中佶屈聱牙的文字，而变得生动可见。有人说“历史照片的震撼力是其他任何史料所无法比拟的”，或许不免有夸大的成分，但历史照片确实常常给人带来强烈的“震撼”。它所包含的历史信息确实是比文字、绘画更直接和准确，是文字史料所无法比拟的，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影像传媒地位日隆、影响愈重，被称为“读图时代”的今天，影像材料也已成为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的重要手段。

在旧的史料学的分类中似乎没有影像史料的位置，说明过去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影像史料的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影像数字化技术的日臻成熟，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有关中国题材的各种历史图像或老照片受到全球读者的关注，埋没多年的中国历史图像、老照片，从图书馆、博物馆，乃至私人收藏家的仓库中“重新问世”，而且层出不穷。随着大量中国题材的历史图像不断面世，影像史料渐成为历史学界热门话题，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许多学术专著或普及性读物，都利用了大量的影像史料，图文并茂，受到读者的欢迎；专题性图片集的出版也日益丰富，内容涉及近代中国的各个方面，记录和反映中国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教育文化、宗教信仰等几乎每一个领域。虽然传统的史料学还有根深蒂固的观念，但对影像史料也已渐有关注，尽管还只能算是“小荷才露尖尖角”。那么，什么算是影像史料，或许说近代影像史料的范畴在哪里？

影像史料，应该包括以绘画、照片、纪实电影、电视等以可视影像形式存在、记录历史真实面貌的历史文献。

1.绘画作品

从影像史料角度所言之绘画作品，主要指纪实性绘画，包括人物肖像画。清代曾产生过许多非常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纪实性绘画作品，反映朝廷的重要活动、战事等，其中清前期著名者如《康熙南巡图》《姑苏繁华图》等，晚清如《平定粤匪战图》等。当然，纪实性绘画也有很多非纪实之处，带有一定的意想成分和示意图的作用。此外还有人物像，如功臣像、帝后朝服像等。外国也有中国题材的纪实性绘画作品，著名的有日本人绘制出版的《清俗纪闻》。能够更真实记录历史面貌的摄影术发明以后，纪实性绘画在历史研究的作用似乎大为降低了。清朝宫廷纪实性绘画式微，虽仍有许多描述战功的纪实性绘画，如反映平定太平天国等重要事件的绘画作品，但与清前期的此类画作相比，虽艺术水平不高，价值大不如前，但基本上反映历史事实。但近代以后纪实性绘画有了另外的变化和发展，即出现了大量的画报、书刊插图、绘画明信片等形式。早期西方人的中国题材绘画作品，虽然把中国人画得像西方人，但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认识程度。这已不完全是纪实性绘画了，加入了许多想象和艺术处理。

2.历史照片

1839年8月19日，法兰西学院科学院与艺术院正式认定达盖尔的银版摄影法创立了摄影技术，并将这一发明公之于世。1844年来华参加《中法黄埔条约》谈判的法国海关官员居勒斯·埃及尔将摄影技术带到中国。他用随身携带的银版照相机在广州、澳门等地拍摄了30 余张照片，包括《黄埔条约》的签字仪式，两广总督耆英，广州富商潘仕成的私家园林“海上仙馆”等，成为近代最早有关中国题材的历史影像。

历史照片是近代影像史料中数量最多的部分，相对而言也最有价值。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始，几乎近代中国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拍摄并保留下了大量照片，直观生动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风貌。其存在形式包括原始照片、图册、画报书刊照片和摄影明信片等。这些历史照片的题材和内容非常广泛，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民俗，以及各个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

3.纪实电影

电影技术发明以后，纪实电影成为记录人类历史进程的新载体，也成为今天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近代影像史料存在形式、媒介、载体很多，数量极大，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会给研究者带来很多灵感，扩大研究视野，从中发现许多未曾注意的研究课题，其作为历史研究基本史料之一的地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重视。

影像史料具有一般史料的共性和价值，如记录承载历史信息，说明历史过程，印证历史事实等。历史纪实照片，也是档案史料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说就是影像档案，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它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又往往比文字史料更直接和准确。它以具象、纪实的记录方式，令难以用文字描述清楚的事物、人物得到明白展现，具有直观、形象以及瞬间性的特点。一张照片可以使读者“一目了然”，顿开茅塞，避免或减少因理解歧义而造成的不解、误会及错误。而且它对读者的视觉冲击力与震撼力是文字史料所无法比拟的。它是“看得见”的历史，是历史最直接、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影像史料印证历史活动与人物的真实性，可补文字史料之缺。当然，看见不等于发现，看见也不等于看懂。我们在欢呼甚至陶醉影像史料带给我们对历史新感觉之时，也千万不要低估了在利用“新史料”时所需要面对的困境。

一是受记录者（绘画者、摄影者）水平和主观意识的影响，记录什么、怎么记录同样是有选择的。绘画过程中可能有较大的“艺术加工”，摄影可能“摆拍”。二是出于政治的、经济利益的，以及个人名誉的等各种原因和目的，摄影作品可能会被故意造假，而现代技术手段也使得造假更容易，更方便，更具欺骗性。也有一些纪实电影片并非是“纪实”之作，如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平解放入城式、表现渡江战役及解放南京的纪录片，都是后来以“情景再现”方式补拍的。三是照片史料的瞬间性特点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影像史料不如文献史料那样全面完整，也很少记载历史的内幕秘闻，更难记录历史活动中的思想情感等抽象的历史。

从史料学的角度而言，影像史料的搜集整理编选公布，与文字史料的整理有相似之处，也有相异之点。有些历史影像画册，例如故宫所藏历史影像中《京张铁路工程照片集》 《北洋陆军保定一镇暨京旗兵操照片》等，相当于官方档案，对照片中的人物、事件均有较具体的著录，相对而言整理较易，研究者使用也比较方便放心。也有一些历史照片，如[澳]莫里循所摄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各方面影像，著录具体清晰，已整理出版的《莫里循眼里的近代中国》《1910，莫里循中国西北行》，犹如私人影像笔记，编辑整理水平也很高，已成为研究者经常参考利用的重要影像史料。与此同时，也存在大量在互联网上公布的甚至公开出版的许多历史影像，来源复杂，身份不清，许多图片往往只有名称，拍摄时间、地点、摄影者或有或无，文字说明极少甚至没有，画面中的人物、事件等具体内容也模糊含混；而且互相转载，也没有收藏者及原始来源的信息，让我们在影像史料的识别和使用中面临着新的困境。因此，如何摆脱这些困境，避免让不该有的错误干扰和误导我们的历史认知？与文字史料一样，我们对影像史料同样面临着大量去粗取细、去伪存真的考辨工作。

（二）已出版的影像史料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影像史料已渐引起史学界和社会的重视，陆续整理出版了许多近代影像史料集，为史学工作者研究和利用影像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

1.综合类影像史料

所谓综合类影像史料是指时间跨度不局限于某一时间段或不局限于某一专题，内容涉及整个近代史或多学科领域的影像史料集。较早出版的有中国历史博物馆所编《中国近代史参考图录1840—191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该书由中国历史博物馆近代史组在原北京历史博物馆1957年编辑的《中国近代史参考图片集》（上、中、下）基础上，进行补充修订而成。根据国家教委1988年3月颁发的中国革命史教学大纲的要求，1989年出版了翁玉荣主编的《中国革命史图集》（吉林美术出版社年版）。该书按中国革命史的发展线索编写，被视为近代史教学与科研的工具书、参考书。

《旧中国掠影》（陈涌主编，中国画报出版社1994年版），是选编800余幅老照片编辑而成的近代史影集。该影集打破以往中国革命史、人民解放军战史、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旧有编辑思路的束缚，突出反映“旧中国”的主导思想。所收照片时间跨度为1869—1949年，空间跨度北起白山黑水，南至天涯海角，西起黄土高原，东至大海台岛，内容涉及广泛，既有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记录，也有国计民生、民族服饰、宗教迷信、城市风光、人文景观、交通状况、文教卫生等内容。

2005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沈嘉蔚编撰、窦坤等翻译的《莫里循眼里的近代中国》（三卷），开创了中国近代历史影像出版的高清时代。莫理循（1862—1920），澳大利亚人，曾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1897—1912），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1912—1920）。他在北京居住了20余年，亲历了近代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他的大量报道、通讯与日记成为研究这一段中国历史的重要素材。他身后留下的图片资料约3000余幅。由旅澳画家沈嘉蔚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的莫理循档案中精选编撰的这部大型影像集，分为《北京的莫理循》《世纪之交的战乱》《目击变革》三册，共收有500多幅从未公之于世的清末民初老照片，内容包括庚子事变纪实、20世纪初中国近代化变迁、清末民初民情风俗、莫理循在北京的生活、莫理循与清末民初在华洋人等专题内容。除老照片外，编者还精选了少量文物照片，如孙中山于1906年印的钞票；大清邮票上加盖中华民国邮戳的明信片；李鸿章、辜鸿铭等人的大红名刺等。该书不仅照片珍稀度极高，而且最大特色之一是照片清晰度高，与此前出版的近代老照片形成鲜明对比。这不仅带来阅读的愉悦，更为影像史料的解读提供了方便，大大提高了影像作为史料的价值。

欧阳允斌主编的《近世中国影像资料：1793年以来西方的中国影像》（黄山书社2012年版），共14辑，选编了从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使华以来到1949年以前，西方来华的画家、摄影师、传教士、探险家、专业记者等，有关中国的历史绘画和照片2000余张。该书以绘画者或摄影者为单元编排，所涉及的内容既有自然风光、宫殿民居建筑、生产生活场景、民族宗教社会习俗，也包括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如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这既是西方对东方神秘古国的观察历史，更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变化的影像记录。既可以从中看到观察者关注重点和热点的转移，或者不同国家不同人物关注点的区别等，更可以映照出中国的历史变迁。该书规模宏大，是近代以来西方有关影像的集中呈现，不仅为了解近代西方观察中国的“视角”，也为了解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影像史料。

秦风编著的《秦风老照片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分为清朝末年、民国时期、中国抗战、日本侵华、日据台湾、光复后的台湾、东南亚等主题。编者秦风是出生于台湾的新闻工作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致力于历史照片的收藏发掘与应用，设立秦风老照片馆，以民间博物馆和历史纪念馆的角色，从事近代老照片的搜集、解读与应用，大大丰富了历史阅读的视角。

中国国家图书馆与英国大英图书馆合编的《英国藏中国历史照片1860—1930》（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收录了大英图书馆等数家英国主要图书馆收藏的中国主题的老照片，时间为1860—1930年，内容涉及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光及民俗等各个方面，其中第二次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亥革命方面的照片，多为首次面世，最为珍贵，是研究和了解相关事件的珍贵史料。

[英]何伯英编著的《旧日影像：西方早期摄影与明信片上的中国》（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收集的老照片和照片明信片，记录了如鸦片战争、义和团、通商口岸等重要历史事实，对过去大多数只停留在文字层面的读者来说，是一次全新的阅读体验。

刘香成编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商务印书馆（香港）、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1911：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2011年版），是近年出版的近代影像史料中最受瞩目的一部。照片内容包括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武昌起义、军阀混战等一系列中国历史新旧交替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同时所收录的照片也特别关注这些历史事件所发生的场景和背景，用图片描绘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时事、习俗传统等。而且每幅照片都著录了摄影者或收藏机构，既体现了编者强烈的版权意识，也为使用者的参考利用提供了方便。

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森1869—1871年足迹遍布中国南北各地，包括香港、澳门、台湾、海南、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南京、镇江、厦门、福州、宜昌、九江、烟台、宁波等城市，并拍摄了大量纪实照片，堪称中国最早的全景式影像记录。在他的镜头里呈现的既有山川河流，也有民生时局；既有达官显贵，也不乏贩夫走卒。他的摄影作品成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最直接感性的材料。他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游记《中国与中国人》，附223 幅照片，为西方读者提供了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影像资料。该书于2012年由徐家宁译为中文出版，名为《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是近代中国历史影像记录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东画报出版社自1996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照片》丛书。该丛书用以书代刊的形式，至2012年已经连续出版了86辑。每期用以图配文、以文释图的形式，发掘了大量近代以来的历史照片。这些照片大多为民间所藏，以往不为人们所关注，处于历史“边沿”，但又极为生动细致，大到重大的历史事件，小到普通百姓的生活，都有所反映。例如，《老照片》第1、2辑介绍了1909年来华的法国人阿尔伯·肯恩，及其助手阿尔费德·杜帖特在华拍摄的历史影像。肯恩是法国金融家，1906年创办了一个人类文化研究机构——环球会社，为了搜集素材，1908—1909年与助手周游世界，1909年到达中国。1912年又资助职业摄影师来华拍摄了大量照片，包括最早的彩色照片。20世纪80年代法国建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馆，收藏了大量有关中国的历史照片及电影胶片。《老照片》的创办以及它所发表的这些历史照片和介绍文字，大大开拓了近代史研究的视野，乃至唤起和引领了近代影像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

租界是近代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一些重要通商口岸建立的国中之国，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是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象征之一。但它也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是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等编著的《中国的租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是一部反映近代中国租界和近代中国国情的大型图录。该书集中了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镇江、九江、青岛、烟台等租界城市博物馆及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有关租界的图片和文物，“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生动形象地再现当年历史情景”（金冲及序言），形象直观地对租界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和考察，反映了近代中国租界产生发展直到被收回的全过程。

2.晚清时期影像

记录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清朝覆亡这段历史时期的影像史料的数量很多，形式多样，既有纪实性绘画、文物图片，也有大量的历史老照片乃至纪实电影片。由故宫博物院编辑的《清史图典》（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版），是一部清朝通史性图录。其中第10册为咸丰同治朝，第11册为光绪宣统朝，收录的影像史料既有纪实性绘画、文物图片，也有大量的历史老照片。

由于摄影技术最先发明于欧洲，现存的晚清时期历史照片，摄影者主要是来华的外国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列强军队中大都有随军摄影师。他们拍摄的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列强侵华过程，如今都已成为极其珍贵的影像史料。

《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哲夫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资料来自收藏家哲夫的藏品，主要是选自1837—1901年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出版的画报、画刊、明信片等，主要是随军记者、业余画家的速描及照片等，反映近代列强侵华历史。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较早关注和大批利用西方画报、照片等历史资料的影像史料集。李文海在该书序言特别指出，该书“将以它独特的历史表现方式，再一次震撼读者的心灵”。

《西洋版画与近代中国》（秦风西洋版画馆编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分为鸦片战争与西洋图像、英法占领广州、英法联军之役、北京图像的变迁、义和团事变、太平天国与戈登6个专题，收录当时英法各国报刊、画刊中记录反映相关历史事件的版画。与之同时出版的同类型画册还有《西洋版画与中法战争》（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秦风西洋版画馆编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作为老照片和铜版画的收藏家而非历史学者，编者所收录的画片都是“一张一张辛苦收购来的原件”，更多关注的还是版画的美术品性质，强调以美术画册的方式来出版，因此客观上起到了打破以往历史画册出版中不讲究图像质量、印刷质量不高的樊篱。

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秦风老照片馆编著的《残园惊梦：奥尔末与圆明园历史影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收录了12帧德国人奥尔末1873年拍摄的被毁初期的圆明园西洋楼遗址照片，是迄今所见圆明园最早的照片记录。

《西洋版画与北京城》（秦风编，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分为英法联军之役和庚子之役两部分，收录《伦敦新闻画报》等英法国家出版的画报中，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铜版画，提供了从西方角度看待和记录这两次战争的影像史料。

甲午战争中，日本摄影师龟井兹明等随同侵华日军来华，拍摄大量战争场面及日本大屠杀情形。龟井兹明著，高永学、孙常信翻译的《血证——甲午战争亲历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是一部战地日记和摄影集，书中较为翔实记录了1894年9月25日至1895年5月28日，日本第二军参加甲午战争的战地生活，是研究甲午战争的珍贵史料。

晚清时期，同一时间段或同一历史事件留存照片最多的要数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之役。一是这一事件涉及西方国家多，当时西方世界各大报社几乎都有记者随军来华，从列强各国军队调集誓师出征，到汇集天津，进攻北京，直至占领北京及周边地区等都有记录；二是西方被围于北京使馆区内人员中，也有几位摄影师或爱好者拍摄了不少照片。其中有些已经整理或翻译为中文出版，有些还在整理之中。著名的如[日]小川一真摄影的《八国联军侵华时期照片集》（原名《北清事变写真贴》，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除记录了侵略军的情况外，还记录了北京及周边的建筑、城乡风貌。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所著《1900：美国摄影师的中国照片日记》（汉英对照，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是对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真实记录。该书收集了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拍摄并亲自选定的100幅照片，每张照片后面都附有利卡尔顿对当时拍摄情景的解说，极具史料价值。

光绪十年（1884）至二十四年（1898）出版的《点石斋画报》，是近代最早出版的旬刊画报，每期画页八幅，由上海《申报》附送，共发表了4000余幅作品，以线条简洁的绘画，配以言简意赅的文字形式，开创了雅俗共赏的“画报”体新闻传播形式，生动形象地记录了大量时事和社会新闻，是近代史最具参考价值的影像史料之一。陈平原、夏晓虹编著的《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从4000余幅图像中，选取160幅富含生活气息的图像加以阐释，分析解读晚清社会生活景象，既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著作，也是影像史料价值的最好体现。

由陈克、岳宏主编《新军旧影——清末新军照片文献资料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堪称第一部晚清军事题材摄影集。该影集收录240幅历史纪实照片，全面系统反映清末新军装备、训练情况，而且所选照片来自清末印行的《校阅陆军第三镇撮影》《校阅陆军第一混成协撮影》和《校阅陆军第二混成协撮影》。

荆诗索、柯岩初主编的《帝国崩溃前的影像》（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收录的是清末上海著名的《神州日报》副刊《神州画报》中的插图，从官、民、兵、匪、流、世、潮、俗八个方面，记录了当时社会情形，反映帝国崩溃前的乱世景象，其内容与《点石斋画报》相类似，但因是革命党人于右任所办，而更富于社会批判性。可惜因画报未标明期卷次序，给作为史料利用带来不便。

故宫博物院编辑的《最后的皇朝——故宫珍藏世纪旧影》（紫禁城出版社2012年版），系从清代皇宫中留存下的1万余幅照片中，选辑1200余帧，按内容分编为宫殿、陵苑、帝后、宫廷、工业、军务六个分册。该书内容十分广泛，既有人物肖像，也有建筑旧影，以及记录近代新式工业机器、厂房形状，新式军队装备、训练情形的大量影像。其中大部分系首次发表。因是为进呈帝后报告工作而专门组织拍摄，不仅图片数量多，而且非常清晰，来源明确，著录具体，其史料的珍贵性不言而喻，给近代史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帮助和方便。应当说，故宫将所收藏的这些历史影像选编出版，其性质与以往整理出版清宫大内档案类同。借助摄影术的真实性和直观性，我们看见了固化成图像的遥远的历史瞬间。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官方对于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重视，太平天国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史学界研究热点之一，整理出版了大量中外文历史文献史料。在进行太平天国历史调查过程中，征集了众多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如田凭以及田赋方面的各种公据，也出版了不少记录反映太平天国历史的影像史料，是1949年以后最早整理出版专题影像史料的领域。

《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编，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版）是据1951年1月南京天朝宫殿内举办的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及华东文化部之部分收藏品编印，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太平天国文物图录。该书共收录99件太平天国文物照片，其中印信类13件；遗物遗迹类20件；碑刻类6件；文书诰谕类20件；公据类28件。图后附说明，并注明文物质地、尺寸、释文和捐献者个人姓名或单位名称。《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续编）》（郭若愚编，上海出版公司1953年版），共收文物图片76件，包括钱币类10件（均为拓片），遗物类17件，遗迹类26件，文书诰谕类8件，公据类15件。《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补编）》（郭若愚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收录了87件文物，包括官书类11件，铜铁炮13尊，遗物遗迹类22件，文书类14件，公据类20件，并首次将《太平救世歌》《干王喧谕》《合挥》影印问世。图后还附有说明及考证文字。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版了《浙江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选编》（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该图录所选具有代表性和史料价值较高的一部分文物，田凭12件，完纳漕粮预知由单17件。这些珍贵的文物，对于研究太平天国社会经济，特别是土地问题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因此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一直备受关注，整理出版的史料数量也相当可观。影像史料方面，200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出版了由章开沅、王兴科主编的《辛亥革命大写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编，湖北美术出版社版）。该书分背景、开端、同盟、风潮、首义、响应、共和、终结、文物、纪念10篇，收录图片3800幅，全景再现了辛亥革命历史过程，是辛亥革命图录的集大成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史料价值。《20世纪初的中国印象——一位美国摄影师的记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收录的是1909年来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的美国印刷技术专家施塔福在华期间拍摄的500多幅照片，分5个部分，向读者展现了辛亥革命前的中国、辛亥革命爆发的经过、上海十里洋场风情图、商务印书馆全貌以及民国初年的社会状况等，其中最有名的是上海各界欢送孙中山赴南京就职照片。

201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际，各地又出版了一批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影像史料书籍。其中包括：由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组编的《辛亥革命图史》（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影像资料主要来源《辛亥革命大写真》，但又不限于原有的图片，而加入了馆方近十年新搜集的相关资料。皮明庥、杨朝伟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昌起义图像史——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收录了1000 余张照片，既有历史照片，也有文物和遗址的照片，其特点是以表现湖北尤其是武昌起义相关内容为主。冯天瑜、张笃勤编著的《辛亥革命图志》（中华书局）选辑了近600幅有关武昌首义的照片，以时间和事件排序组合，并附有文字说明。所选照片出自《大革命写真画》、英国传教士丁格尔的《辛亥革命目击记》等。距武昌起义爆发不过半年，商务印书馆就于1912年出版了《大革命写真画》，收录了各种珍贵的照片，是当时国内最权威的辛亥革命史图册，社会影响巨大。2011年，上海图书馆将其重新整理，更名为《辛亥革命写真画》（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闵杰编著的《影像辛亥》（福建教育出版社），分为“晚清社会”和“建立民国”两册，收入了上千幅老照片，配以10多万解说文字，呈现的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场面，而且覆盖了鸦片战争以来半个多世纪中国的社会变化，从晚清的经济、教育、普通人生活及城市的变化，到清末新政、民党力量的集结、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一直到民国创立。此外，还有杨天石、谭徐锋编辑的《辛亥革命的影像记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收入辛亥革命期间遗存的近400张历史图片。建筑文化考察组、《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杂志社等单位联合编著的《辛亥革命纪念建筑》（天津大学出版社），重点表现武汉、南京、广州、长沙四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辛亥建筑遗存，并收录了全国各地数百余处同时期建筑遗存的历史照片、设计图纸、最新摄影图片、相关历史文献。

记录各地辛亥革命的影像史料，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自治区博物馆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在广西图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民国时期影像

中华民国虽然存续时间较晚清时期更短，但由于摄影技术的成熟和普及，留存下来的历史影像资料却是晚清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10册《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是目前为止最为系统全面反映民国时期历史的影像史料集。该书共收录有3万张民国时期历史图片，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是中华民国史研究最重要的影像参考资料。惜印刷质量不高，读者阅读和利用不便。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秦风作品系列”影像史料丛书中，有多个民国史老照片专题，如《北洋岁月》（徐家宁撰文，2011年版）收录154幅图片，记录了自民初北京兵变、袁世凯葬礼、黎元洪南苑阅兵、张勋复辟、中国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大会等多个重要历史事件，以及北洋时代北京城建筑及百姓生活等。《影像民国1927—1949》（2009年版），收录193幅图片，分为人物篇、时代篇、风土篇，既有政治，也有军事，更有名胜、城乡；既有达官明星，也有庶民乞丐，内容较为庞杂。《抗战中国国际通讯照片》（2008年版），收录160余幅反映战时中国全民族抗战情景的老照片。这些照片系战时国民政府对外宣传中国抗战，向欧美新闻媒体发布的照片。主要是20世纪39—40年代初期抗战面貌，分为台儿庄与徐州的硝烟、长江南岸的激战、黄河决堤的悲剧、武汉抗战的精神、烽火陪都的重庆和大后方的生产活动等几个专题。《1947年春：延安》（2009年版）收录的是1947年春胡宗南部占领延安以后，国民党宣传部门组织中外记者团赴延安采访所拍摄的照片。虽然采访过程经过导演与布置，但这些纪实照片还是有其独特的价值。《一个时代的谢幕：蒋介石私人摄影师作品集》（2007年版），收录国民政府官方摄影师1948年所拍摄的历史照片，分为“聚散时分”“沪宁忆往”二辑。既有民国政府高层的政治活动，包括国民大会选举正副总统、正副总统就职典礼、国民政府外事礼宾活动、宋美龄出席招待女国大代表、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等，也呈现了存亡之秋上海、南京两地的社会民生，包括沪宁线豪华列车、南京街头流浪的女孩、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演出、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掠影、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及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等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另一个系列“温故影像”也出版了不少近代影像史料书籍。《绝版长江：1910年代的铁路营造与沿途风物》（[美]G.A.凯尔等著，张远航编，龚格格等译，2007年版），该书所收录的照片，原来分别收录在1918年5月1 日和1919年9月15 日，美国裕中公司向北洋政府交通部呈递的关于周襄（河南周口至湖北襄阳）铁路建设的可行性报告里。作者G.A.凯尔是美国裕中公司负责从中国信阳至成都线路勘测的工程师。该书分为从信阳到成都、重庆及其周边和20世纪10年代的三峡景观三部分，这些高清晰的珍贵照片体现了拍摄者观察记录这片土地的独特眼光。《消失的天府（1910—1913）》（[美]路得·那爱德摄影，王玉龙撰述，2009年版），是1910—1913年在四川高等学堂任教的美国人那爱德的摄影集，内容涉及辛亥革命时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之日的情形、天府农事、汶川集镇、高等学堂、茶马古道、长江三峡等自然风光与社会风情。《金陵女大（1915—1951）》（孙建秋编著，2010年版），用200余幅历史照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金陵女大的发展历程。因照片是从校友中征集而来，清晰度不一。《定格西康——科考摄影家镜头里的抗战后方》（孙明经摄影，孙健三撰述，2010年版），选录了金陵大学电影教育家孙明经1939年、1944年赴西康考察时所拍摄230余幅纪实照片。孙明经奉派于1939年赴西康考察，在5个多月的考察期间，他不仅拍摄了8部专题电影纪录片，还拍摄了2200 余幅照片。1944年再赴西康考察所拍影像大部毁于“文革”。《定格西康》分为10辑，包括川康道上、省会康定、喇嘛生活、政府官员、西康的学校、文化的融会等，是战时中国大后方另一种社会风貌的珍贵记录。《内战结束的前夜》（[美]杰克·伯恩斯摄影，吴呵融译，2005年版），是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伯恩斯1947—1949年在上海进行战时报道期间拍摄的照片，有街道上游行的学生，撤退的士兵，码头的工人，逃难的乘客，还有一捆捆贬值的钞票，记录了转折时代普通百姓和他们的日常生活。该系列还有《北平表情：荷兰女摄影师镜头里的民国世相》（[荷]E.托尔贝克摄影，张远航编译，2009年版）、《遍地盐井的都市：抗战时期一座城市的诞生》（孙明经等摄影，2005年版）等。

抗日战争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与影响不言而喻，也是近30年来近代史研究最热门的领域与话题，相关历史影像整理出版成果也最为丰硕。综览三十多年来抗战影像资料的成果，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总体反映抗日战争历史的影像集。如新华通讯社摄影部编辑的《日本侵华图片史料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张承钧、沈强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画史》（外文出版社1995年版），杨克林、曹红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广东旅游出版社1995年版），《世界抗日战争图志》（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朱少华等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蓝天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国家博物馆等编辑的《中国民众抗战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画》（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秦风编著的《抗战一瞬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孙东升、王根广主编的《见证抗日，1931—1945影像档案》（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赵大川编辑的《抗战时期证章图录》（西泠印社2005年版）等。其中，《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共收录了3000多幅图片，规模最大，全面地反映了抗日战争的历史。《抗战一瞬间》收录影像质量最好，图片内容也较为新颖，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影像的历史信息。

二是反映某一战役或某一事件的专题影像集。如廖大伟等主编的《侵华日军的自白：来自一·二八、八一三淞沪战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以影像形式呈现日军对上海的两次侵略战争。沈弘编译的《抗战现场：〈伦敦新闻画报〉 1937—1938年抗日战争图片报道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汇集了《伦敦新闻画报》的记者从1937年到1938年拍摄的所有抗战现场照片。秦风编辑的《1937：淞沪会战》（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龙陵县文体局编辑的《松山战役影像志》（云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

在专题影像集中，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图集最多。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辑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南京大屠杀图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郭长建、朱成山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图录》（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历史图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

此外，反映其他历史事件的有《侵华日军细菌部队罪证图片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伪满洲国旧影》（伪满皇宫博物院编，吉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侵华日军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郭长建等编，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日本奴役中国劳工罪行图证》（李秉刚主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泣血控诉》（李晓方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抗俘：中国抗日战俘写真》（樊建川编，中国石油出版社2006年版）、《伪满洲国的“照片内参”》（张志强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等。

三是反映局部或地方抗战的图册。反映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的图册，主要有军史资料图集编辑组编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抗日战争时期）》（长城出版社1982年版），《太行根据地画册》编辑组编辑的《太行根据地画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延安革命纪念馆编辑的《延安革命史画卷》（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共产党抗战图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等。

在地方抗战方面，先后出版了《江苏抗日战争图片集》（江苏省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华北抗战——北京图书馆藏近代照片资料集》（拓晓堂主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北京抗战图史》（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河北抗战史图鉴》（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天津人民抗日斗争图鉴》（天津市政协等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黑龙江抗日历史图卷》（董丹、辛巍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历史的烙痕：抗战时期广州老照片》（李昭淳主编，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台湾光复纪实》（王晓华、李琴芳编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广州抗战史迹图文集》（陈建华编，广州出版社2006年版）。这些图册反映了各地的抗战情况。此外，《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汪力成主编，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主要收录日寇随军记者的摄影图片，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寇入侵浙江的罪恶行径。东北历史纪念馆编的《历史的瞬间——苏联红军在东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选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苏联红军到东北参加作战的摄影记者尼·什库林等拍摄的大量纪实照片，呈现了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在中国军民配合下，击溃日本关东军的全过程。书中收录的珍贵历史照片，大多数是首次与读者见面，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资料的空白。

这些影像的资料来源，一是当时中国摄影记者拍摄的照片，二是西方记者或外国人士留下的照片，三是当时日本战地记者拍摄的照片。大量的抗战时期影像的整理和出版，在给读者强烈的感观刺激的同时，也为抗战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比如对战争场景的还原、历史细节的呈现等，从而极大丰富了抗战史料类别。

4.经济史与社会文化史等影像

在经济史研究中，图像史料由于具有直观形象的特点逐渐受到学界重视，特别是在货币金融史研究中，图像将一些不为人们熟知或抽象的事物变得直观可视，大大方便了读者的理解。如石长有编著的《清代地方私帖图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收录丛乾隆元年（1736）到宣统三年（1911），历经7朝175年间发行的部分民间私帖800余种，极为稀见，为研究清代货币史、钱币学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此外还有徐枫、赵隆业编著的《旧中国国家银行纸币图录》及《中国各省地方银行纸币图录：1911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刘刚编著的《民国时期中央银行钞币图录》（巴蜀书社2009年版），高文、袁愈高编辑的《四川近现代纸币图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丁张弓良、张永华编著的《中国军用票图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建新、阎登发编著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图录》（巴蜀书社2010年版）。这些图录资料，不仅具有文物价值，也丰富了经济史料的类型，其史料价值是文字史料无法替代的。

交通邮政史方面，有《中国近代港口图录》（傅国民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98年版），收入图片290 余幅，以反映港口自身面貌的图片为主，兼及与港口相关的海关。全书以图片为主，辅以文字说明，形象地展示中国近代港口变化发展的过程，同时反映了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对港口从古代向近代变迁的影响。为纪念中国现代邮政诞生百年，邮电部编辑了《中国邮政100年》（人民邮电出版社1996年版），分为近代邮政创办前的中国通信、大清邮政、中华邮政、人民革命战争时期的人民邮政、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五个部分，收入图片400余幅，全面客观地反映了百年来中国邮政的发展历程。《上海是轮子转出来的——上海公共交通百年录》（王力群、刘铁偕主编，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收集200余幅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照片，分为人力交通工具、现代公共交通工具公共电车篇和公共汽车篇，记录从肩扛的轿子、独轮车、黄包车到有轨电车，上海公交的百年历史。

工商业史方面，有《南通纺织史图录》（本书编辑组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东北老招幌》（于学斌编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等。招幌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独特表现，编者辑录选编旧书刊、旧图片中有关商业招幌影像，按商家行业分类，分为餐饮、服饰、旅馆、娱乐、医药等篇，而且具有东北地方特色。《营业写真——晚清江湖百业》（王稼句编纂点校，西泠印社2004年版），收录创刊于宣统元年上海环球社发行的《图画日报》营业写真专栏所载绘画400 余幅，生动摹写了以上海为主的民间营生，特别是近代新旧交替之际各行各业的兴衰，新兴职业的出现，如修电线、装自来水管、砌街匠、电车司机人等，以及更夫、卖布、锡作担、卖宁波脚带、卖考篮等传统行业日趋萎缩。内容总目分为大陆之景物、上海之建筑、上海社会之现象、营业写真、新智识之杂货店、外埠新闻画、杂俎等12门类，图文对照，表现近代社会种种职业，是晚清光宣之际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百业的真实写照。《淮海路百年写真》（上海卢湾区档案局、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系为纪念上海淮海路开街百年纪念而编辑出版，收录上海历史博物馆、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等老照片，以及俄国侨民、旅沪法侨后人提供的历史老照片800余帧，以上海淮海中路（旧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由旧上海商业中心向现代化商务商贸街发展的历程为线索，反映百年淮海路的历史风貌。

这一时期出版的一些商会史、行会史图录，也值得关注。上海总商会是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都具有重要而独特影响的商会组织。自2004年起，上海市工商联组织编辑出版了上海总商会系列丛书——其中第三部分为《上海总商会历史图录》（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该图录收入图片530 幅，分为会馆公所、早期商会、上海总商会、上海总商会机构、上海总商会会员、参与国货运动、鼓励银团支持通泰盐垦五公司、参政议政、商会外事、出资安置江浙战争溃兵、马路商会和附录12个专题，以形象生动的老照片和图片，反映了近代上海商会的组织和活动，直观地还原商会活动的历史场景。这些跨越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照片和图片，大部分为总商会档案资料，系首次公开披露，史料价值珍贵。

王晓山编著的《逝去的影像：清末民国监狱老照片》（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全书按照专题分为监狱建筑、警戒设施、刑罚执行、教诲教育、生活卫生、劳动作业、监狱管理人员、狱中历史人物八个部分。内容不但包括那时正规的司法系统的监狱、看守所，也包括非正规的军事系统、特务系统的各类军人监狱、看守所、集中营、反省院等，反映了旧中国100年左右的监狱变迁。

在现存的近代影像史料中，有相当的部分是探险家、旅行者拍摄的中国各地自然风光、民情民风。这些外国人眼中的异域风情、旅行者的跋涉记录，都成为今天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变迁史的珍贵史料。这类的历史影像不仅数量多，而且从北京、上海等对外开放都市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从摄影术传入中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几乎涉及各个地区和近代史各个历史时段。有些是当时出版的游记或摄影集近年被翻译出版；有些是近年汇集老照片的新著作，甚至增加了细致的研究性解说。例如，[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是受雇于俄罗斯的情报官马达汉在新疆考察时所拍摄，并附有部分考察日记，是清末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民族风情最直观的表现。与该书类似的还有一部《1910，莫里循中国西北行》（莫里循著，窦坤、海伦编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莫里循1910年对甘肃、新疆等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旅行考察，拍摄了上千幅反映当地风情民俗和清末新政改革情形的照片，该书选取658 帧整理成册，附有简要说明。

《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20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考察纪实》（王建平编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内地和边疆伊斯兰文化老照片：毕敬士等传教士的视角及解读》（王建平编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两书，汇集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圣公会传教士、中国内地传教会秘书长毕敬士等人在河北、北京、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江西、上海、湖北、云南等地拍摄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照片，以及当时的杂志《友穆》 《穆斯林世界》刊登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文章。[日]山川早水《巴蜀旧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原为山川所著游记《巴蜀》，收录山川早水1905年对四川进行为期4个月的考察时所拍摄的150余幅照片，内容涉及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历史古迹、经济状况等。[日]山根倬三著《长江旧影，1910年代长江流域城市景观图录》（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用图片全面记录了20世纪初千里长江流域的城市和景观。此外还有《西湖百象——美国传教士甘博民国初年拍摄的杭州老照片》（沈弘编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天城记忆——美国传教士费佩徳清末民初拍摄的杭州西湖老照片》（沈弘编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

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凝眸——清末民初昆明社会风貌摄影纪实1896—1925》（2000年版），收录了奥古斯特·弗朗索瓦（中文名方苏雅）等法国来华人士所拍摄的记录云南多姿多彩的社会风貌和人文景观的历史照片。方苏雅1895年来华，先后任驻龙州领事、驻云南府名誉总领事、云南铁路委员会法国代表，1904年离华。他用玻璃干版照相机拍摄了大量照片，虽然拍摄地域限于云南、广西，但内容题材广泛，包括自然风光、西南地区民俗风情、交通、建筑、人物、事件等。全书分为田园都市、古城楼庙、街巷即影、集市店铺、芸芸众生、社会风云6个部分。

在城市史方面，唐振常主编的《近代上海繁华录》（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3年版），全书分为华洋杂居与五方杂处、冒险家乐园、大都会的魅力、海派风韵等专题，回溯上海开埠以来的历史，反映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大都会、“东方巴黎”华洋杂处、文化多元的风情风貌。编著者为上海史研究者，图片考订及文字说明准确，是读者参考利用的可靠史料。李虹主编的《西湖老照片》（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精选了500余张有关西湖的老照片，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西湖的风貌，具有很好的欣赏价值和史料价值。由江苏美术出版社组织出版的系列丛书，包括吴亮著《老上海》（1998年版），徐城北著《老北京》（1999年版），程乃珊著《老香港》（2000年版），流沙河著《老成都》（2004年版）等分册，形象地反映了这些城市的风貌。此外，有关城市史的历史图册，还有阎立津主编的《青岛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冯朝建、蒲秀政主编的《巴蜀老照片系列：图说老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版），方霖、锐明编著的《城市及其周边——旧日中国影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皮明庥主编的《武汉通史（图像卷）》（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等。曹煜主编的《祁县老照片》（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遴选300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分为“古城神韵”“晋商遗珠”“文苑英华”“时代骄子”“家族家庭”“社会大观”“革命史诗”“日伪政权”八类，记录了山西省祁县艰辛而辉煌的历史。上海市徐汇区档案馆编辑的《百年影像历史回眸——中西交融的徐家汇》（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年版），以源远流长、西学东渐、海派初蕴、百年老校、工业崛起、国之瑰宝、民族呼声、城市记忆、沧桑巨变、永驻辉煌为章，展现一百多年来徐家汇的历史变迁。哲夫等主编《晚清民初武汉映像》（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收录邮品收藏家郑介初（哲夫）捐赠的反映晚清民国武汉社会风貌的明信片、邮票及报刊上的历史照片280余幅。全书分为三镇格局、江汉揽胜、九省通衢、武昌府城、汉口开埠、汉阳工业、辛亥革命和市井民风等专题，生动展示了武汉三镇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所发挥的影响。哲夫等编著的《旅大旧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主要收录哲夫所藏涉及旅顺、大连的老明信片、老照片、老画片260余幅，反映该地区屡遭侵略的悲惨历史和城市现代化发展历程。哲夫主编的《宁波旧影》（宁波出版社2011年版），收集了有关宁波的图片照片，配以说明文字，多侧面地再现了宁波自鸦片战争开埠以来的百年风貌。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北京旧影》（1989年版），分为北京城垣、城市中轴线、城区街巷、城内外风景区、庙宇和教堂、厂甸与天桥、店铺商贩与手工业、婚丧礼仪及民俗8 部分，记录反映清末民国时期“老北京”的社会风貌。朱家溍在“序言”中说：“凡是老北京，看了这份旧照片，大概都会不同程度地引起自己的回忆，可是出版这份照片，不仅仅是供人‘发思古之幽情’，主要是历史的真实形象，资料非常可贵，许多不存在的景物，现在只能求之照片。”李弘编著的《京华遗韵：西文版画中的明清老北京（1598—1902）》（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搜罗西方古籍、画报中刊印的有关中国的各种图像资料，分为明末清初留下的形象、大清前期盛世写照、大清后期皇廷掠影、列强时代的陈年旧事、清末风土民情揽胜和披满岁月风尘的帝都6章。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使团来华到20世纪初清廷的败落，从皇室的荣耀到百姓的生活，收录的图像跨度时间较长，图像清晰、印制精美，配以文字说明，极有参考价值。

民情风俗等方面，由富育光主编的《图像中国满族风俗叙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分别从史学角度、地域角度和文化角度概述了满族民俗风情，并精选300余幅满族民俗实物图片，以图叙史，以图谈俗，形象地反映了满族民俗风情。马鼐辉著《尘封的历史瞬间》（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采录摄影师庄学本所做的考察手记、日记、早年出版的著述及大量摄影图片，记录展示了20世纪30 时代川、甘、青、藏等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胡铭、秦青主编的《民国社会风情图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分为服饰、建筑、戏剧电影三卷，所收照片以清末至20世纪40年代为主，概况性地反映了百年中国的历史风貌。

文化教育史方面，有杨学为总主编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9卷“图片”（本卷主编马金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其中以近代著名高校校史的角度汇集的老照片最多，如李权之主编的《北大老照片》（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版），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编辑的《燕京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历史影集（1919—1999）》（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张小松主编的《同济老照片》（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郭建荣主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收录了近700 张有关西南联大的照片，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真实直观、形象生动地反映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历史。

5.中共党史和军史

黄修荣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画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收录3000多幅历史图片，120万字，“以时间顺序为线索，以历史事实为横断面，真实全面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1921—2001年的历史全貌”。其中民主革命时期部分有开天辟地的大事、大革命的巨浪、土地革命的惊雷、抗击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夺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军史资料图集编辑组编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集》（长城出版社1981年版），是根据解放军画报社搜集保存的大量军史资料图片，以及军事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及各地革命历史纪念馆相关图片资料汇编而成，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的历史条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等多册。解放军画报社编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图片选集》（长城出版社1987年版），按时间顺序分为五个专题，分别为：第一集：铁流两万五千里，第二集：战斗在长城内外，第三集：转战大江南北，第四集：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第五集：两个中国命运的决战。该选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的形象记录。辽沈战役纪念馆编辑的《辽沈战役图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辑的《平津战役图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处编辑的《淮海战役图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淮海战役图册》编辑委员会共同编撰的《淮海战役图册》（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等，用图片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的经过。

反映中共红色摄影发展历程的图册，有王雁编辑的《沙飞纪念集》（海天出版社1996年版）；顾棣编者的《中国红色摄影史录》（影像篇）（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田涌、田武编著的《晋察冀画报：一个奇迹的诞生》（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用视觉语言记录诞生于抗战时期的战地摄影的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多方面呈现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的历史，其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医疗、文体等诸多方面。

6.近代人物肖像

在清朝宫廷人物方面，重要的有刘北汜、李毅华主编的《故宫旧藏人物照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刘北汜、徐启宪主编的《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版），林京编著的《故宫藏慈禧照片》（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等书。其中《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收入照片535幅，提供了慈禧太后以及光绪后妃、溥仪、婉容、文绣、宫女等过去鲜为人知的形象资料。

闵杰编辑的《近代七百名人图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汇辑清末民初各类人物肖像700 余人，包括帝王后妃、文官武将、社会名流、党人义士、在华洋人等各界名人的照片和小传，是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近代人物照片集。

张磊、张苹编著的《孙中山图传》（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140周年诞辰的献礼。较之于以前出版过的各种孙中山先生的传记，该书最大的特点在于收录中山先生的照片最多，在用文字记叙其人生足迹的同时，将目前所能见到的中山先生的留影都收入书中，是一部孙中山先生及其家族的完整相册。

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人物的图册，还有湖南省博物馆编辑的《三湘人杰：湖南近现代著名历史人物照片选集》（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杨克林编辑的《张学良最后的影像》（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2年版），秦风编辑的《民国名人再回首》（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冷溶、阎建琪主编的《邓小平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钟桂松编著的《茅盾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慈君、王秉默主编的《李济深画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蒋浊文编著的《蒋氏家族秘密生活相册》（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陈廷一编著的《宋庆龄画传》（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等。

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无论是“再现”也好，无论是“还原”也罢；不管是史料学派，还是后现代，历史学一切的前提是史料。历史学著作，近似历史学家们“以史料为依据，以史观为准绳”制作出来的历史评判书。因为史观的不同，面对相同的史料，不同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做出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判词，更不要说，对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历史学家还可能依据着不同的史料。我们不可能做到历史学家具有相同的史观，但至少应该做到他们依据着相同的史料。如果历史学家们不想“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就应该尽可能利用历史留存的全部相关材料，至少要利用最好的（最可靠、最直接、最重要）材料，而不能仅仅利用手边能够得到的材料。影像史料应该算是最直接史料之一种。

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史学界对这些“新史料”的整理与利用尚处于“初级阶段”，但令人欣喜的是，有关近代中国影像史料的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学术机构所关注和重视，也不断有“新的”老照片被发现、挖掘、整理面世。随着这些影像史料的不断面世、整理、汇集，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也一定会呈现出新的面貌和新的方式。就如近代考古学的出现给古代史研究带来的变化与冲击一样，影像史料的重视与利用，将给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来巨大推动力。

第六节 近代报刊的影印出版

将报纸、杂志作为一种新的史料类别，纳入史学的研究范畴，也是近代史料学与古代史料学的区别之一。近代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报刊数量，目前尚未有精确的统计。有学者根据《1833—1949年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中文报纸联合目录》等数据估计，现存近代报刊应有50万种以上。[※注]

由于报刊具有的新闻性、时效性的特点，其报道、记载往往可以作为第一手的材料，而内容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军事、外交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因此具有极其丰富的史料价值。有学者认为：报刊“处于同样的舆论空间，穷追不舍的新闻记者令成为热点的各类官私隐情无所遁逃，于是，日日面世的民营报纸便升格为补正史之阙、正官书之误的最佳底本。且因其非出一家，报道求实，不似笔记的易于挟恩怨，有讹传，二者比较，我自然更信赖前说”。“史料价值高的根源在于保留了社会情状的原生态。”[※注]

事实上，近代报刊还是个人、社会团体、政治派别表达个人主张、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以辛亥革命为例，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立宪派、保皇党等组织通过期刊、报纸等舆论工具，阐述各自的观点，宣扬各自的思想。其间出版的期刊，据不完全统计，有七八百种之多。这些期刊全面记载了各派的组织纲领、政治诉求和思想论争的丰富内容，真切翔实地再现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面貌，成为研究辛亥时期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虽然报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因为近代报刊种类繁多，年代较远，而且纸质较差，保存不易，收藏分散，利用起来极为不便，因此旧报刊的整理，如目录与索引的编纂、专题报刊资料汇编、缩微复制、影印出版，也成为近代史料学重要的一项工作。

1.改革开放前近代报刊的整理与影印

报刊的影印出版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其原貌，是目前报刊整理的最主要途径。“文革”前，上海、北京等作为近代报刊发行和保存最集中最齐全的地区，即率先开展了报刊的影印出版工作。1954年起，为了配合中国革命史研究的需要，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新青年》 《每周评论》《共产党》《先驱》《向导》《前锋》《中国工人》《政治周报》《农民运动》《布尔什维克》《无产青年》《实话》《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等19 种革命期刊。同时为方面读者检索利用，人民出版社还编辑出版了《十九种影印革命期刊索引》。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解放日报》（1941—1947），并编辑出版了《解放日报索引》。1960年北京图书馆影印出版《人民日报》（1946—1948）。1963年北京图书馆影印出版《新华日报》（1938—1947），并编辑出版了《新华日报索引》。1958年至196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分三批影印了“左联”“创造社”“太阳社”等左翼团体编辑的几十种革命文学期刊，包括《北斗》《前哨》等。不过这一时期，报刊的影印规模不大，选择的目标也主要集中于革命报刊方面。

由于近代报刊种类繁多，报刊目录及索引成为检索的重要工具书。1961年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组和北京图书馆编辑出版了《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1965年又编印了《全国解放前革命期刊联合目录（1919—1949）》（未定稿）。1961年上海图书馆编印了《近代期刊简目》（1840—1918）。此外，1957年，三联书店曾编辑出版《东方杂志总目》《国闻周报总目》和《新中华总目》。1958—1959年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辑《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961年上海图书馆编印《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总目》，1965年，该馆又编辑了《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一）。1983年北京图书馆社会科学参考组编辑了《解放日报人名索引》。2000年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主编了《1833—1949 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补充本）。这一系列报刊检索工具书的出版，为查找晚清至民国的报刊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除报刊影印外，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5集，人民出版社1982—1987年版）值得关注。该书选择介绍了1898—1918年出版的252种期刊及若干报纸，并就刊物之性质、言论、倾向、影响等分别详述，对刊物之创办情形、编辑出版者、主要撰稿人及期刊版式等，亦有说明，是研究辛亥革命时期文化思想史及期刊发展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2.改革开放以来近代报刊的影印出版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解放以及史学研究的发展，报刊的影印出版进入高潮，种类不再局限于近代以来的革命报刊，而是涵盖了近代以来各个派别，包括国民党以及自由知识分子所创办的报刊。同时，一些存世较少的外籍人士或传教士编辑的珍稀期刊也得到发掘和整理。不少出版机构都加入影印报刊的行列，使得近代以来一些有影响的报纸杂志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报纸的影印方面，人民出版社除继续影印出版了中共主办的革命报刊，如《热血日报》《红色中华》《新中华报》等外，还影印出版了国民党主办的报刊，如《上海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汉口民国日报》等。200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

1982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发行时间最长、影响较为广泛的民营报刊《申报》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2007年重新影印出版。为便于读者检索，并配套编辑出版了2000万字、30 册的《申报索引》。此外，北京《晨钟报》《晨报》，香港《华商报》，长沙《大公报》，沈阳《盛京时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等也由各出版机构陆续影印出版。

期刊的影印方面，规模最大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期刊汇刊》，以及由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近现代期刊系列。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分为两辑，第一辑由顾廷龙、方行、汤志钧为顾问，收录1895—1918年的期刊，包括《强学报》《时务报》《清议报》《昌言报》 《实学报》 《集成报》等一批近代稀见期刊；第二辑收录了《国风报》《民报》《湘报》《译书公会报》等近代期刊。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的近现代期刊系列，按照专题编辑，目前已出版有《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中国早期国学期刊汇编》《晚清珍稀期刊汇编》《民国珍稀期刊》《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中国早期科技期刊汇编》《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中国电影早期画报》《中国共产党早期刊物汇编》《中国早期农学期刊》《民国新闻期刊汇编》《抗日战争期刊汇编》等数百种晚清、民国期刊。这套影印期刊主题集中，收录系统，读者利用起来也较为便利。

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的《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将民国时期各期刊中的文章分类集中编排，分为“文选学研究”“四库全书研究”“南洋史料续编”“文心雕龙学”“名家著述考”“善本书题记”“日本研究”等专题，方便了读者的使用。此外，国家图书馆编辑出版的《民国文献资料丛编》中，收录的期刊种类也较多，包括《民国史地期刊汇编》《中国近代档案学期刊辑录》《胡风主编期刊汇辑》《中国评论周报》《国立北平图书馆英文期刊汇编》《近代著名大学英文学术期刊汇编》《中德学志》《中华年鉴（The China year book）》《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藏稀见民国新闻史料汇编》《五四时期重要期刊汇编》《近代学报汇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全编》《社会科学杂志全编》等，并影印出版了部分民国时期公报，如《华北政务委员会公报》《民国时期内政公报三种》《考试院公报》等，以及一些较珍贵的民国时期经济期刊汇编，如《中国经济年鉴：1934—1936》《民国金融史料汇编》等。

线装书局独辟蹊径，以影印出版专业性期刊为主，较有特色。比如《中国近现代文史期刊汇编》选题集中于近代以来发行的文史类期刊，包括《史学集刊》《史学年报》《史学杂志》《文哲学报》《文史汇刊》《食货》《中大文史研究所辑刊》《中山大学文史集刊》《国学丛刊》《华国月刊》《国文学会丛刊》《国学丛刊》《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以及《泉币》、《古泉学》等较为专业的期刊。《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2006—2008年版），共收1903—1949年出版的女性杂志79 种305 册，包括近代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期刊，如《女子月刊》《妇女杂志》《妇女共鸣》《妇女时报》《女子世界》《公教妇女季刊》《妇女月刊两种》《浙江妇女》《妇女月刊》《妇女》《妇女旬刊汇编》《中国女青年》《中国妇女》《女声》《战时妇女》《妇女鉴》《女学界》等。这两套期刊汇编，为近代学术史和妇女史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岳麓书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期刊影印丛刊》，选择《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观察》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编辑的期刊，可补其他期刊汇编之阙。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汇编》，共100 册，收录辛亥革命时期期刊46种。

在政府公报方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利用馆藏优势，先后影印出版了《南京临时政府公报》《北洋政府公报》《南京政府公报》《国民政府暨总统府公报》《立法院公报》《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报》《经济部公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公报》以及《汪伪国民政府公报》等为代表的民国政府出版物。

与此同时，由传教士等来华外国人编辑的报刊也开始受到关注，陆续被影印出版。1992年南京古旧书店、南京图书馆、华东工学院整理影印《中西闻见录》《格致汇编》。1997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2005—2006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等早期传教士中文报刊，并附录了中日学者编制的《遐尔贯珍》《六合丛谈》的汉字索引、人名和地名索引、语汇索引、刊物介绍、研究论文汇编等。

随着医学史研究的兴起，上海辞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等，收录广泛，对于医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不过，虽然各出版机构在报刊影印出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相较于数万乃至数十万种的近代报刊，依然无法满足读者的需要。而且在中国境内出版的外文报刊、海外创办的华文报刊也尚未有影印出版的案例，近代报刊的文献价值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挥。而在报刊影印出版的大潮中，各出版机构各自为战，缺乏信息的沟通，造成有的报纸杂志重复出版，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出版资源的浪费。因此，如何从史料学的层面，进一步对近代报刊资料进行编辑整理，提升其史料价值，有待于更深入的探讨。

第七节 档案文献的数字化

史料的数字化是利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把文字、语音、图像等记载历史信息的史料转变为数字化信息，用于存储、快速传输与管理。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利用数据库技术、数据压缩技术、高速扫描技术等技术手段，将数字化的史料，组织成数字化的形式存储，网络化的形式传输，并利用计算机系统进行管理，以最终实现史料信息永久保存、快捷利用和全球共享的目标。

数字化技术在西方各国早已运用推广。中国大陆数字化技术起步较晚，尤其是对档案文献资料的数字化处理较为滞后。但是近年发展很快。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技术的简化和普及，在中国大陆，无论是在档案界、图书馆系统以及学术界，已经意识到这一技术的重要性。2000年，国家档案局在《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计划》中明确提出：“加快现有档案的数字化进程，在北京、天津、辽宁、陕西、青岛等地开展档案工作应用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的试点。”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国档案文献数字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开始起步，各相关机构和高校以及各技术公司采用不同方式，逐步对档案文献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建立各种数据库或数字图书馆、档案馆，这成为近年来史料学发展的最新趋势和特点。

史料的数字化，在其存储、保护、检索、传递、利用等方面都与传统史料迥异，无论是对近代史料学的发展还是中国学术史研究，都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传统史料一般是以纸质载体为主，以案卷、书籍形式存放在档案馆、图书馆中，以文件目录或书籍名称为检索目标，手工和计算机检索为手段，为存储这些史料所占用的物理空间也颇为庞大，维护的人力、财力成本也很高。而史料的数字化就是把纸质史料通过计算机扫描、录入等方式把史料内容著录到计算机数据库中。史料信息数字化，特别是原始档案、古籍、报刊的数字化最大优势是保护了珍贵原始文献，大大压缩了存储空间，维护方便、安全，检索快捷，容易实时同步备份。有学者探讨总结了文献档案的数字化，尤其是各种类型的数据库的建立对学术研究的促进作用，一是“数据库的开发利用是对中国近代学术史资料的系统整理，有力地促进了史料的传播和运用，为近代学术史的重写打下了厚重的基础”。“文献资料的数字化转化，既解决了历史古籍保存利用上的一大难题，也使得大量散落于各家图书馆、档案馆不易搜寻的史料，能够以电子文件的形式进行阅读和传播，这便为学者重写学术史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二是“数据库的开发利用是对中国近代学术史史料检索方式的深刻变革，能够有力促进课题的设计和难题的考订，为学术史的重写提供革命性的手段”。三是“数据库的开发利用是对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有力地促进了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的引入和运用，为学术史的重写开辟了崭新的路径”[※注]。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档案文献的数字化的方针、原则、方法，以及版权认定与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目前开发的有关近代史料方面的数据库、数字图书馆、数字档案馆每年呈上升趋势，特别是一些数字档案馆的建成，为史料查询、检索、阅读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比如北京档案馆建成的档案全文检索阅览系统，对该馆的档案进行了全面整理，全部可以标题检索，部分还能在线全文阅读。其中目录检索提供六个数据库81万余卷的档案数据，重要的有民国档案目录数据库。原文检索可以提供北平市政府、北平市社会局、北平市民政局、北平市教育局、北平市卫生局、冀北电力公司北平分公司六个数据库1.5万余卷、19664条数据。

目前一些较为成熟的数据库主要有：

1.《瀚堂典藏》古籍数据库

由北京时代瀚堂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由小学工具、类书集成、出土文献、中医药文献、经部集成、史部集成、子部集成、集部集成、古典戏曲、古本小说、佛教典籍、道教典籍、敦煌文献、专题文献14个子库构成。涵盖文史哲等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所应用到的专业古籍文献数据。加工入库的图书自先秦至民国，从甲骨文到近代文献约有1万种，图片数量约1200万张，文字总量超过15亿字，可全文检索和连续图文对照阅读的记录条目1500万。

2.《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

是北京时代瀚堂科技有限公司继《瀚堂典藏》古籍数据库后推出的另一大型网络型数据库。该库汇集了300 多种清末至民初的报纸和刊物，包括香港的《遐迩贯珍》、天津的《益世报》、上海的《申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临时政府公报》、天津的《北洋画报》、重庆的《新华日报》、上海的《良友画报》及《东方杂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

3.《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

由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全国报刊索引》编辑部研制。共收录了1833—1911年出版的302种期刊，28万余篇文章。读者可从标题、作者、刊名等途径进行检索、浏览并下载全文。此外，由该编辑部推出的《晚清期刊篇名数据库（1833—1911）》共收录晚清时期期刊篇名数据40余万条，可以进行篇名检索。

4.《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

由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全国报刊索引》编辑部研制。计划分10辑，收录民国时期（1911—1949）出版的2万余种期刊，内容集中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教育、思想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该数据库已出版1—8 辑，共收录12500 余种期刊和630万余篇文章。该编辑部制作的《民国时期期刊篇名数据库（1911—1949）》，目前已收录这一时期篇名数据600余万条。

5.《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

该数据库是大成公司将收集整理的1949年前的文献资料进行数字化后建立的数据库。收录了清末到1949年前，中国出版的6000 余种期刊，共12万余期，130余万篇文章。

6.《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由清华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研制，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分期刊、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报纸、国内和国际重大会议论文、年鉴网络出版、专科论文等数据库。内容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截至2011年6月，收录国内学术期刊7700多种，包括创刊至今出版的学术期刊4600余种，全文文献总量3200多万篇。

7.超星数字图书馆

由北京世纪超星公司研制的大型电子图书全文数据库。电子资源包括1977年出版至今的文学、经济、计算机等五十余大类图书和论文。其文史资料图书馆收录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及各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

8.《民国时期文献专题资源库》

国家图书馆研制。提供民国时期的4350种期刊、8172种图书、4568篇法律文献的电子影像全文浏览。

9.《中国近代文献图像数据库》

南京图书馆开发。收集民国时期照片、图像6652种，涵盖多个专题。

10.《爱如生大型古籍数据库》

由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总纂，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研制，包括12个专门性的数据库，主要分为以下子库：

中国基本古籍库：是综合性的大型古籍数据库，先后列为全国高校重点项目和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该库分为哲学库、史地库、文艺库、综合库4个子库，共20个大类，100个细目，精选先秦至民国历代重要典籍，包括流传至今的名著、各学科基本文献和拾遗补阙的特殊著作。总计收书1万种、17万卷，版本12500个、20万卷。其收录范围涵盖全部中国历史与文化，其内容总量相当于3 部《四库全书》。不但是全球目前最大的中文古籍数字出版物，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代典籍总汇。

中国方志库：主要收录历代地方志类著作。计划收录汉魏至民国历代省、府、州、县志8 千种，全国总志及各类专志、各种杂志、外志等2000种，总计1万种。

中国谱牒库：主要收录历代谱牒。计划共收录宋元明清历代家谱7000余种，年谱1200余种，仕谱300余种，日谱500余种，合计1万种。目前已经收录2000种。

中国类书库：计划收录魏晋至清末民初的类书1000 余部。总计全文约8亿字。目前已经收录300部、26814卷。

中国俗文库：计划收录唐宋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底层流行文献，即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俗文学作品与俗文字史料，诸如变文、宝卷、善书、小说、话本、戏文、鼓曲、弹词、歌谣、俗谚等1万种。总计全文约6亿字。目前已经收录2000种。

中国经典库：计划收录先秦至民国历代思想宗教类典籍1万种，分为儒典编、佛经编、道藏编、子书编和各编补遗共5编。总计全文约20亿字，目前已经收录儒道典籍约4000余种。

历代别集库：计划收录周秦至清末历代个人著作集，含骚赋集、诗文集、词曲集及其选本、注本和评本等，共计1万种。分为明前编、明代编、清前期编、清后期编及各编补遗共五集。总计全文约20亿字。目前已经收录明前编共2000种。

中国丛书库：主要收录宋末以迄民初的丛书。计划精选500部最具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的综合类、辑佚类、专门类及地域类丛书，经过汰重取优，从中采录罕见和实用的历代典籍2万种。总计全文超过15亿字。目前收录采自100部丛书的历代典籍4000种。

敦煌文献库：计划收录敦煌汉文文献共3万件，目前已经收录英、法、俄、日等国所藏敦煌汉文文献中官文书、私文书、寺院文书和经、史、子、集四部写本，共计3031件。

中国近代报刊库：是收录晚清和民国期间报刊类出版物的综合性大型数据库。计划从1833—1949年5万种报刊类出版物中精选3000余种、约100万个期号，包括日报、周报、月报等各种报纸，以及周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半年刊、年刊、不定期刊等各种杂志，总计全文200亿字。

11.《全文数字化清代档案文献数据库》

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研制。目前已经完成了第一期成果全文数字化《大清历朝实录》和《大清五部会典》。《大清历朝实录》共计3645万字。《大清五部会典》共计2610万字。

此外，国家清史工程数字资源总库收录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清代朱批、录副奏折、电报档等档案。

12.《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数据库》

由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所与北京上德经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研制。根据不同专题划分为10个大型数据库。分别是：边疆民族资料数据库、边疆界务资料数据库、边疆行政建制资料数据库、边疆数据库民族地区期刊资料、中国边疆方志资料数据库、东北边疆史地文献数据库、北部边疆史地文献数据库、西北边疆史地文献数据库、西南边疆史地文献数据库、海疆史地文献数据库。每个数据库下设多个子类。一期收录数据来自全国各大图书馆、边疆各省市社科院等机构，辑录了历史上有关边疆的各类资料，包括散见于各类丛书、文集中的材料以及罕见档案、书信、日记、电文等。

13.《中国数字方志库》

由北京籍古轩图书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大规模数字化的地志类文献综合性数据库。先期收录了1949年以前不同时期编撰的不同版本的地志类文献10000余种，近10万册1000万页。涵盖了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的稿本、抄本、刻本、活字本等各种版本，全国各公共图书馆、大专院校图书馆、博物馆及私家的孤本、稀见本、批校本、题跋本等各种藏本，各个历史时期的全国总志、各级地方志以及山水志、水利志、名胜志、祠庙志、园林志、民族志、游记、边疆和外国地理志等。

除上述大型的数据库外，由教育部主持下的全国高校专题特色数据库中的一些子库，如清华大学的《中国科技史数字图书馆资料库》、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学科知识门户：民国时期文献资源库》、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相关文献特色库》、华东师范大学的《中国年谱数据库》也是有关近代史料方面的专题文献数据库。

不过，中国大陆档案文献的数字化还刚刚起步，数据库还不能完全取代纸本书籍、期刊文章和文献资料，对于数字化对中国近代史料学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探讨。在档案文献的数字化过程中，也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难。比如历史档案的全文数字化工作已经提上日程，但全文数字化标准却迟迟未能跟上；数据库或数字化图书馆普遍存在内容重复，缺乏特色的问题。非专业的编排不仅不利于学者利用，反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我国传统档案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档案数字化建设无疑是一项艰巨而浩大的工程，而日新月异的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为档案数字化长效机制的发挥带来不小的影响，传统档案文献的数字化转换又需要专业设备和大量的时间、经费、人力和物力。如何在开发数字化资源的同时，对档案文献的数字化进行充分的统筹和计划，有选择性、有目的地进行数字化处理，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有学者提出应考虑由国家有关主管机关统一领导，在网络环境下建立一个“历史档案文献数据中心”，对第一、二历史档案馆，中央档案馆以及全国各省、市、地区所藏的历史档案文献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借助“历史档案文献数据中心”这个信息平台，来满足广大档案用户对历史档案的使用需求。[※注] 这不失为档案文献数据化的一个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