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知识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随之进入恢复与发展的新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热”中，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耿云志的《胡适研究论稿》，黎澍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王元化倡导的“新启蒙”等，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入与开拓，学者们冲破“左”倾思想的影响与教条主义的束缚，并纠正了局限于革命话语与阶级定性的简单化倾向，在继续以革命与进步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框架，继续从政治革命立场、从反帝反封建的视角评判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文化运动与思想人物的同时，自80年代以后，学者们又开始尝试从思想启蒙、学术史的角度来解读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文化运动与思想人物，如龚书铎先生提出了“戊戌新文化运动”的概念，提出了“辛亥革命无疑是一次政治革命，但同时也是一次文化革命”的观点，梁启超、鲁迅、陈独秀等思想家的中西文化观、文化哲学纷纷成了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对于过去“立足于批”的洋务思想、立宪思想、改良思想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思想人物给予了一些新的评价。以往被视为研究禁区的领域，在80年代成了学术新的生长空间，如耿云志、易竹贤、欧阳哲生等人对胡适的研究，方克立、郭齐勇、郑大华等人对现代新儒学和梁漱溟的研究，钱理群、舒芜等人对周作人的研究，都具有引领学术风尚的开拓性意义。

8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当时的“文化热”思想主题与基调有两个：一是与官方“清除封建主义思想遗毒”的提法相适应，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即后来概括的“反传统”；二是与对外开放的大环境相适应，提倡借鉴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受此影响，近代史上的反传统思想、启蒙思想和西化思想受到学者们的格外关注，一些学者全盘否定传统，力主西化，而另一些学者则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中国文化复兴论”“儒学复兴”论，并围绕电视政论片《河觞》的评价，双方展开了激烈论战。

学界的主流是坚持以历史唯物论作指导，进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侯外庐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中唯一做思想史的，他将历史唯物论的指导称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这贯穿于其《中国思想通史》全书的编著。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本有关近代思想史通论性质的著作。贯彻历史唯物论的重要要求是尊重史实，实事求是。与此相适应，大量近代思想史资料得以整理和出版。学者们还借鉴传统学术史的理论、方法与国外的新理论、新方法，运用到近代思想史研究中来。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学术队伍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梁漱溟、冯友兰、侯外庐、蔡尚思、冯契等老一辈学者，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行着各自的总结性工作，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纲》，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蔡尚思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等相继出版；陈旭麓、李泽厚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成长起来的出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年学者成了学科的中坚，在当时整个学术界、文化界和思想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一大批改革开放后逐渐成长起来的出生于四五十年代的新锐学人开始崭露头角。高校纷纷开设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等本科课程，十多种以“政治思想史”命名的教材相继出版，还招收了相关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所有这些，都为下一阶段的走向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节 通论

一 资料的整理和出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工作迎来了春天。整理和出版的通论性质的资料集有：蔡尚思主编的五卷本《中国现代思想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1983年版），高军、李慎兆、严怀德、王桧林等编的上、下册《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6年版），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编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自1989年陆续出版）以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等等。

个人文集类有：《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洪仁玕选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庸庵全集》《庸庵文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987年版），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汤志钧编《康有为论证集》上、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栻《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丁文江、赵丰田编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葛懋春、蒋俊编《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孙中山全集》全十一卷（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秋瑾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陈旭麓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朱执信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蔡元培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朱德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文集》《选集》的民主革命时期部分，《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中、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至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87—1998年相继出版），《彭述之选集》第1、第3卷（十月出版社1983年、1982年版）。《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赵清、郑城编《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等。

专题性质的资料集有：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选编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党校系统内部参考，1987年），刘健清《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以及葛懋春等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等。

二 通论性的论著、教材

侯外庐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中唯一做思想史的，由他主编，张岂之、林英、黄宣民、卢钟锋、樊克政、何兆武、殷瑞渊参与编著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虽以“哲学史”命名，却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本有关近代思想史通论性质的著作，论及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哲学与社会思潮，包括鸦片战争时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思潮、19世纪60—90年代初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维新思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与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该书在内容上，可与论述清朝末叶至民国初期的启蒙思想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互为补充。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也以“哲学史”命名，但思想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所占分量很大。对此，冯先生在“自序”中交代：“这一册《新编》看起来好像是一部政治社会思想史，这种情况是有的，但这不是由于我的作风改变，而是由于时代不同了。”“在这个时候，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参加这个斗争。每一个大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社会活动家，他们都是一派政治社会活动领袖，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就是这个时代思潮的中心。要想在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之外另找一个纯哲学的中心问题，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该书以对洪秀全、曾国藩的评价最为引人注目，“自序”中称：“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全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是我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它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大贡献。”[※注]

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是作者继《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之后又一部力作，是第一部将近代中国百余年哲学发展作为一个逻辑体系考察的著作。内容包括4章：中国近代哲学的前驱（龚自珍、魏源、洪秀全、洪仁玕）；哲学革命的进化论阶段（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孙中山）；新旧思潮之激战和哲学革命开始进入唯物辩证法阶段（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专业哲学家的贡献（李达、艾思奇、熊十力、朱光潜、金岳霖、冯友兰、毛泽东），等等。

蔡尚思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分通论与专论两大类，共收入作者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66 篇论文，计40余万言。通论部分10 篇，强调学术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百家争鸣，并论述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点与方法，以及中国文化应走的道路等问题。专论部分，除少量文章是论述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外，主要是评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著名人物及其著作，涉及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宋恕、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胡适、梁漱溟、冯友兰、王国维等多位思想家。由于所收论文跨越了不同时期，留下了不同时代的烙印。

改革开放初期的近代思想史研究中，李泽厚在学术界与社会各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的以“文化热”为形式的启蒙思潮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先是结集出版了《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论集对近代中国自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时期各主要思潮和重要思想人物如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鲁迅等做了系统论述和细致分析。首篇《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从思想角度剖析，太平天国为何“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指出农民革命战争诸多规律性现象。其后数篇乃对戊戌变法维新思想和人物的详尽分疏，于康有为大同思想和托古改制策略，评价甚高。此外，对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特殊地位，章太炎的民粹主义的突出思想特征，20世纪初知识者由爱国而革命的心路历程以及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独特意义，都或详或略予以点明和论述。他后又出版了《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共收论文8篇，开篇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作为解释中国近现代史思想史上许多错综复杂现象的基本线索，在学术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接着，以数十年的新文学历程、哲学上“现代新儒家”“三次学术讨论”等论题，简明而深入地展示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诸多重要方面和问题，或明或暗地显现了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身影、悲欢和坎坷命运。还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结合“青年毛泽东”，勾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阐释了由民粹主义、道德主义的入侵马克思主义，迷信战争经验等，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

“文化大革命”结束到80年代末，多本中国近代思想史通史性质的教材、著作相继出版。此类著作多以“政治思想史”命名，1840—1919年的叫“近代政治思想史”，1919—1949年的叫“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政治思想史”的教材、著作主要有：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桑咸之、林翘翘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朱日耀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和姚凤莲、郑裕硕的《简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现代政治思想史”教材、著作主要有：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严怀儒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简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彭明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王金鋙、李子文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陈旭麓主编的《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世平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谭双泉、王天文、沈骏、刘定祥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

80年代出现了三本较早以“思想史”命名、论述近代思想史的论著，即王永康的《简明中国近代思想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锡勤的《中国近代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和李华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张两书，都分六章论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

80年代还出版了一批专门思想史领域的通史性论著，如赵靖、易梦虹重新修订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华书局1980年版），张晋藩的《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胡逢祥、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郭朋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巴蜀书社1989年版），吴信忠、张云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等。

三 对学科建设的初步思考

“文化大革命”结束到80年代末，随着一批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教材的出版，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意识有所增强，学者们围绕如何推进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与基本框架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见。

如前所述，80年代初期，高校课程、教材和一些论著多以“政治思想史”命名。关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诸庆清提出：政治思想史有自己相对独立的领域和范围，不能凡与政治有牵连的统统都列入。严格来讲，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任务在考察关于国家政权问题的各种理论观点（即各种国家观）的矛盾和冲突、发展与演变。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观，包括反对以儒家天命论为根据的君权神授说，反对维护专制宗法统治的纲常伦理观念，反对压制和摧残人性的封建道德论，这些是政治思想领域斗争的最突出主题。据此可以确定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考察的中心问题，是社会主义开始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产生、形成、发展及其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过程，也就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两种国家观的斗争过程。[※注]

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提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阶级、政党、团体及其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建国问题，各种建国纲领和方针的提出及它们之间的斗争，构成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基本内容。该书从而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三种建国理论与主张的相互关系及斗争为基本线索，系统论述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主要政派及其政治思想。

金冲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应该从四个方面加以突破。（1）把近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重点来研究。（2）在时间上应该重点研究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二十多年，因为这二十多年是思想浪潮汹涌澎湃的时期。（3）要深入探索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关系。（4）要研究西方近代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各种重要流派，特别是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思想流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还要着重研究日本近代思想界对中国的影响，因为当时的日本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注]

蔡尚思在《和青年谈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一文中，提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必须上通鸦片战争以前的思想史，下通五四运动以后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思想，内通同时代的中国近代各思想家之间的正反关系，外通西方的思想；必须注意争论不休的许多重大问题，注意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向前发展和后来居上[※注]。

第二节 思想进程研究全面展开

“文化大革命”后到80年代，对近代思潮的研究，一方面是在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建立起来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回归学术研究，基本结构还是政治思想史，基本线索还是以进步思潮为主依次论述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的社会改革思想﹑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清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但去掉了政治性的标签与教条式的语言；另一方面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导下，在学术观点等方面实现了较大的创新，如对洋务思想、立宪思想的认识有了较大的调整，尤其是以前很少涉及的三四十年代中间派别的思想开始为学者们所关注，思想进程研究全面展开。

一 经世思想

清嘉道年间，内忧外患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有识之士开始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强调通经致用，经世致用思潮勃兴。以往主要是对经世派思想家进行分别论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宏观角度对经世派与经世思潮进行总体考察的论著逐渐出现。

龚书铎是较早对经世派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他着眼于长时段的考察，认为嘉道间士习的衰恶是清皇朝步入衰世的表征，一些有识之士因之起而批评时弊，倡言变革，形成了所谓的经世派。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时代的变化，经世派中的一些人将视野从时务扩展到“夷务”，进而主张学习西方。但他们地主阶级的立场是坚定的，即不是封建制度的“拆天”者，而是补天者。林则徐、魏源、姚莹、冯桂芬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镇压农民起义，从根本上说，他们与湘、淮系的那些头面人物并无本质的不同。所以，“从嘉道年间崛起的地主阶级经世派，其发展脉络是明显的，这就是以湖南、安徽为中心的湘、淮系的一批人物”[※注]。

一些学者注意到经世派思想家的差异。邹廷霞认为，“经世派”这一提法过于笼统，因为一个学术或政治派别，一般要有共同的学术观点或行动纲领，而各个经世派思想家的思想内容存在明显的差异，与其把这些人称作一个学术政治派别，不如称他们是晚清经世致用思潮各施展其抱负的地主阶级自救分子。[※注]汪林茂把经世派分为理学经世派和今文经世派，理学经世派的思想宗旨是“守道”，以唐鉴、曾国藩为代表，打着“守道救时”的旗号，以所学用于修身养性和推行伦理教化，显得过于抽象而不够具体；今文经学派的代表是龚自珍、魏源等人，以国计民生为着眼点，借经言政。[※注]董蔡时区分了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左宗棠等地主阶级改革派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认为两派在思想上既有着相同之点，也有着根本不同之处，两派都有忠君思想。然而，理学经世派昧于世界大势，但求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地主阶级改革派由“探世变”而比较熟悉国际风云，他们除了忠君之外，还关心国家的存亡安危。[※注]

二 洋务思想

洋务思想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关于洋务思想及其思潮的形成因素与标志。刘学照认为，洋务思潮是当权的洋务派官僚和不当权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共同参加、朝野呼应地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的社会思潮，洋务思潮的产生和存在有其经济原因与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和刺激下，中国出现了产生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和历史趋势。[※注]黎仁凯指出，太平天国起义后十年间，社会动荡，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矛盾走向了白热化，酿就了洋务思潮产生的社会环境，“中兴”也为洋务思潮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气候。洋务思潮产生的最早标志是1860年11月容闳上太平天国的“七策”，另一主要标志是1861年1月恭亲王奕等人的两次上奏。[※注]陈绛撰文分析了经世传统、变易观念对洋务运动的积极影响，以及封建思想对洋务运动的极大束缚。[※注]黄顺力则注意到了近代海关、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对洋务思潮的产生和发展的诱导与促进作用。[※注]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简称，一般认为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也有学者对此持有异议，或者提出不同的概括。马克锋认为中体西用十分盛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可以说是近代学习西方的基本大纲，不为洋务派所独有。中本西末，或中道西器，或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都是中体西用文化模式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这个模式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它的超时代性，从近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它有形或无形地左右着我们的思维范式；二是它的超空间性，它无处不存，深深渗透在政治、文化、学术、科学等各个领域。成为国人接受新思想、新学说的一种文化模式，对中国近代化、现代化产生了极大的消极作用。[※注]徐泰来把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概括为“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八个字。[※注]杨向群认为“中体西用”与洋务运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若将其称作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则与历史事实不符，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应该是“谋求富强”。[※注]对于它的作用和意义，史学界有不同评价。一种意见认为它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动思想。黄逸峰、姜铎撰文认为：“中体西用”充分体现了“洋务运动目的和手段的根本矛盾，在理论上自相矛盾，在实际行动中此路不通”，硬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不同的体系糅合在一起“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注]一种意见认为它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陈旭麓指出：“在当时，要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容纳若干资本主义的新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更好的宗旨来。”[※注]一种意见认为它具有双重性和双重作用，或者说有一个从具有一定积极意义走向消极、反动的发展过程。吴忠民认为“中体西用”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也有不足之处，尚不是一个科学的命题，随着时间推移，“中体西用”逐渐暴露出自身的弊端。[※注]肖文杰认为，“中体西用”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又是一把双刃剑，既为中国近代化客观上开辟出了一条纤细曲折隐暗的前路，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宫大院不遗余力地挖掘一条护院壕。[※注]吴剑杰认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体西用”有其进步性，八九十年代后则成为一种反动理论。[※注]

就洋务思想的内涵与评价而言，孙占元认为，洋务思想是对洋务运动的产生与发展有倡导作用的思想，它包括洋务派官僚与洋务理论家关于洋务的共同认识，应包括“变局”思想、“自强思想”、“求富”思想、“中体西用”思想。[※注]一些学者对洋务派的外交思想进行了探索。章鸣九、刘天路等认为，洋务派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外交知识、法律知识的了解，已初步具有国家主权平等的思想，产生了近代的国际意识，其外交思想正在向近代化迈进；其“外须和戎”的外交主张固然是妥协软弱的表现，但这是洋务派无法摆脱的时代矛盾。[※注]章鸣九还分析了洋务派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主和”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根据，认为他们对中外通商局面和敌我形势的认识，以及“按约理论”“据理力争”，争取和平环境以求“自强”的设想，“是富有理性的”[※注]。黎仁凯认为，洋务思想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为启蒙期，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法战争时为全盛期，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时为蜕变期，甲午战争后为衰落期。洋务思想的内涵是不断扩充的，到90年代洋务论者已从学习西方的经济技术逐渐发展到热衷议论西方政治制度。它在一定时期内是独领风骚、代表时代进步方向的社会思潮，但它存在着弱点，后出现了蜕分。[※注]吴剑杰指出，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和思想界面临着要不要学习西方的时代条件下，以“中体西用”为核心的洋务思想起过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在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和思想界面临的已不再是要不要学西方而是究竟向西方学习什么的时代条件下，洋务思想坚持反对对中国封建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变革，从而丧失其历史的进步性，成为阻碍中国近代化运动继续向前推进的反动理论。[※注]

三 维新思想（包括早期维新思想）

维新思想可以分为早期维新思想和戊戌维新思想两个时期，戊戌维新思想是早期维新思想的延续与发展。早期维新思想承洋务思想之余绪，倡戊戌思想之先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传承和过渡方面占有重要地位，也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异同、相互关系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问题。一种意见强调了两者的同一性。有学者提出，“早期维新派也基本上属于洋务派，至少可看作洋务派的同路人”，或者说“早期维新派的言论是洋务运动的理论指导，洋务派则是‘中体西用’原则的实施者”。[※注]章鸣九认为，洋务运动后期进步知识分子既没有脱离以“中体西用”为核心的洋务思想，又不同程度地具有维新思想。这些人大致是朝着维新的彼岸走，但最后并未到达彼岸。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处于从洋务思想到维新思想的过渡形态。他们较之六七十年代有明显的进步，然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取代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仍然是融合中西、调和新旧，没有突破“中体西用”的思想结构。[※注]另一种意见强调了两者的分歧。陈伟芳认为，洋务派与早期维新派在提倡西学与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有着共同的连接点。但洋务思想与维新思想毕竟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是不同范畴的思想体系，前者属于地主阶级，后者属于资产阶级。洋务思想与维新思想的分界线是：第一，是否主张和扶植民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第二，是否提倡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去批判和改造封建统治。[※注]吴剑杰认为，早期维新思想分前、后两个时期，中法战争前，它虽然与洋务思想存在着某些歧异，但基本上没有超出洋务思想的范围，中法战争后，它作为洋务思想的对立面逐渐分离出来，表现出更多的资本主义倾向，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前驱。19世纪80年代到甲午战前的维新思想家以其政治上的“君民共主”和经济上的“以商为本”思想，与洋务思想区别开来，成为当时思想界进步政治思潮的重要特色。[※注]冀满红指出，早期改良派、洋务派虽都有“中体西用”的议论，但两者的“中体西用”并非完全一致，同是论述“中学为体”，洋务派的“中体”不得一丝更动，而早期改良派却企望封建专制制度得到资本主义的改造；同是主张“西学为用”，洋务派所要采纳的“西学”仅限于“器艺”之类，而早期改良派所要采纳的“西学”，不仅包括“器艺”之学，而且包括西方的先进政治制度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内容。[※注]

学术界对早期维新思想中以下一些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关于重民思想和议会思想。刘学照认为，早期维新派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爱国重民思想的继承者，他们把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某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为了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重民思想。这种重民思想是一种直觉的处于感性认识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戊戌维新运动正是这种重民思想轨迹的继续和发展。[※注]史学界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观点，即早期维新派要求开设议院，实行“君民共治”，就是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以代替封建专制制度。侯宜杰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1895年之前，在中国还没有人提出过君主立宪的主张，早期维新派所说的“议院”并非什么君主立宪制度。君主立宪，关键在“立宪”，即制定宪法。但早期维新派没有提出制定宪法，未把国会视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所设计的议院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议院。关于重商思想。张能政认为，早期维新派的经济思想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与洋务派经济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重商民利益还是重官府利益，重发展私人资本还是重发展官僚资本；同时，两者在资本构成、阶级属性、思想渊源方面又存在着继承关系。[※注]韦经照指出，中国近代早期改良思想家主要代表是指冯桂芬、容闳、薛福成、马建忠、陈虬、陈炽、何启、郑观应等，他们在经济上都程度不同地提出发展民族资本的方案，认识到必须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保护民族经济的独立发展，中国才会走上富强之路；他们要求国家护商，改革税收、财政制度等；提出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营方式。[※注]郑学益指出，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开放模式是“通商主导”型，要求以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为中心，在国民经济部门中学习和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营方式。[※注]

综观近代风云变幻的历史，能够产生持久性影响并能引起国人深刻反思的思潮，戊戌维新思想当在其列。改革进程的启动，更能激发人们对这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戊戌思想研究专著，主要有吴廷嘉的《戊戌思潮纵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该书从不同角度，运用系统网络分析、层次和中介研究、结构分析等研究方法，纵横论述了戊戌思潮兴起的原因、过程、高潮、性质、特点和作用，并把它同西方启蒙思潮和日本明治维新运动进行了比较，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与传统看法不同的观点。该书还探讨了维新派的群体性格，并对梁启超、张謇做了专题研究，高度赞扬了维新派的历史功绩，同时指出他们的失败是一个社会的、时代的悲剧，他们的经验教训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除了吴廷嘉的《戊戌思潮纵横论》外，80年代还发表了大量研究戊戌维新思想的论文。关于戊戌思潮的性质。学术界有“改良主义运动”“改革运动”“爱国救亡维新运动”“一次非爆发性的、不彻底的、不流血的革命”等不同说法。汤志钧认为“这种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思想潮流，进一步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就其‘变更’的性质来看，却是改良主义”。[※注]龚书铎提出了“戊戌新文化运动”的概念，将戊戌思潮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他指出：“提起新文化运动，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这是发生在‘五四’时期的事情，它似乎已成为一个确定的专名词。其实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并不仅在‘五四’时期发生过新文化运动，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文化的角度说，这个时期大致从1895年中日战争后到20世纪初年）也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运动。”[※注]陈旭麓从启蒙的角度论述了戊戌维新的意义，他指出，中国的启蒙可以说是与它进入近代同步，然而，启蒙成为一场自觉的运动，却是从“戊戌”开始的，“戊戌”启蒙作为一个运动，其核心内容便是“开官智”“开绅智”和“开民智”。戊戌启蒙运动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天赋人权学说和自由、平等、民主的资产阶级原则来批判中国传统小农社会流行的君权观念、行为模式和伦理精神，显示了近代中国人批判理性精神的觉醒与成长；而其对传统宗法等级观念的冲击和对自我独立的意义、价值的推崇，又体现了近代人文主义精神。[※注]

关于戊戌思想的渊源。吴廷嘉提出“双源”说，内源是指明代以来士大夫民主思想的萌芽及其演变，包括明末清初两次早期启蒙思想、19世纪60—80年代的早期改良主义和今文经学；外源是指来华教士与西学东渐，戊戌思潮的发展程度和成熟程度同接受西方文明的深度和广度成正比。[※注]在各种思想源流中具体以何种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学者们提出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戊戌思潮的理论基础是今文经学。汤志钧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宣传维新变法，已为人所公允。”[※注]一种意见认为戊戌思潮的理论基础是西方进化论学说。陈旭麓指出：“进化论大大地开拓了维新派的眼界，使古老的‘三世’说不再是‘一治一乱’的僵化公式，而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社会进化历程，以此为核心的群学（社会学）也就成为维新派组织力量、革新社会政治的实施学理。”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家，但骨子里是运用进化论向旧事物挑战。[※注]一种意见认为，戊戌维新的理论基础已越过了斯宾塞庸俗进化论的河流，而走向“全变”进化论的新岸。

关于戊戌思想的内容。维新派的政治纲领，是研究与讨论的重点，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刘大年认为，“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是维新派在戊戌“百日维新”之前三位一体的政治纲领。“百日维新”期间，“改良派一争取到接近皇帝的机会，马上就把自己的政治纲领抛到一边去了。他们在实行立宪政体的问题上，先亲手与洋务派划分界线，然后又亲手消灭了彼此间的界线”，他批评维新派这种背弃自己政治纲领的“动摇、变节、倒退”行为，不仅使“一些不合实际的溢美之论，固然站不住脚，那场运动中，以前认为具有光泽的部分，现在看来，也未免黯然失色”。[※注]宋德华则指出，维新派一以贯之的政治纲领是“革弊政，变成法，去尊隔，通下情，改官制”，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之前并未提出过“兴民权、设议院、定宪法”的政治纲领，因而谈不上“背弃”与“倒退”；维新派主张“议院”既不可禁开，又不可速开，而只能待于“民智”，赖于“君权”；康有为提出“立制度局以议宪法”，是维新派政治纲领的核心内容和实质所在，是前进不是“后退”；维新派主张“君权变法”是一种政治操作方式，不等于“尊君权”，更有别于“皇权主义”。[※注]房德邻把戊戌维新的政治纲领概括为“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他认为，“议郎”制虽然还不能说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议院”，也绝非仅仅“通下情的工具”，而是近代议院的初阶；“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具有变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含义，因此把它视为戊戌维新政治纲领更为贴切；维新派把“开国会、定宪法”转换为“开制度局以议宪法”，只是在实行立宪步骤的迟速上有所不同，不可说他们“背弃”了自己的政治纲领；维新派不提开议院而主张开制度局，是受到阶级政治力量不足的条件限制，而不是走进了对议院认识越深越认为中国不能开议院的思维误区。[※注]除了政治纲领，学者们对维新思潮的其他内容也有所探讨。宋德华指出，戊戌维新时期的反封建启蒙思想是整个戊戌维新思潮中最有光彩的部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家族宗法制度，批判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批判思想文化专制主义，批判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启蒙思想家对封建主义批判的过程，也是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滋生、形成的过程，内容包括资产阶级的自然人性论、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想。[※注]刘巨才指出，在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把解决妇女问题视为自强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利用《时务报》《湘报》和《女学报》等报刊，积极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主张。[※注]陈旭麓撰文介绍了维新派对西方社会学、社会进化论的介绍，指出进化论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突出内容，能否接受进化论在19世纪末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的重要标志。[※注]

关于戊戌思想的特点。吴廷嘉指出，维新思想有五个特点：（1）新颖性。维新派广泛而通俗地宣传了西学，给予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以丰富而新颖的精神食粮。（2）不成熟性。虽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但没有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不能自成中国化的资产阶级理论体系，实际上也不是切实可行的救国方案。（3）复杂性。所介绍的西方文化内容，十分浩繁复杂。（4）政治实践性。戊戌变法是它的政治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封建社会传统的自发状态，具有初步的组织形式。（5）狭隘性。它自始至终把自己绑在光绪皇帝的车辕上，在注定失败的道路上滑行。[※注]范士华在著作中将戊戌思潮的特点概括为：第一，具有群众运动的规模；第二，维新思潮从兴起到衰落的八年间，其思想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上升，其规模、加入的社会力量逐步扩大；第三，内容新颖而庞杂；第四，理论上不成熟。[※注]

关于戊戌思想的历史作用。李侃认为，戊戌维新作为一次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运动载入史册，而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也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戊戌维新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它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作用和影响，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由资产阶级发动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注]郭汉民探讨了“戊戌后维新思潮”的意义，他指出：戊戌政变之后，变法维新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是彻底失败了，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却依然存在着、发展着，并且在经过短暂的低落之后又迅速高涨起来。戊戌后的维新思潮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与民权观念，就其思想启蒙的广度和深度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相当深刻地反映出各种社会阶层相当广泛的社会要求。[※注]

四 立宪与革命思想

立宪思想。长期以来，史学界把清末戊戌变法以后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认作反动的政治运动，把资产阶级立宪派认作反动派，把君主立宪思想认作落后思想。耿云志撰文通过对立宪派领导的国会请愿运动的评述，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国会请愿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爱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在当时起了进步的历史作用：立宪派揭露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虚伪和朝政的腐败，客观上有助于革命宣传和人民的革命觉醒；通过空前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严重打击了专制政权的威信，给人民以比较普遍的民主教育；加剧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可见，把它说成反动的政治运动是不妥当的。在分析立宪派与革命党的关系时，他指出：立宪派一方面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另一方面反对以革命方法推翻这一制度。这样，它就既要同清政府进行斗争，又要同革命党进行斗争。但前者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而后者则是资产阶级两个对立派别之间的斗争。[※注]朱英认为，立宪派的阶级基础不仅仅是资产阶级上层，更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注]乔志强认为，立宪运动是前段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也可以说是改良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但它既不同于改良主义思想的传播运动，如戊戌变法前维新变法思想的宣传运动，也不同于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而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发动的一次改善政治经济地位的运动，是超越以往立宪学说传播阶段的一个要求实施立宪的政治运动。[※注]

清末立宪思潮与立宪运动中，除了资产阶级立宪，还有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主张立宪的人士与清廷的“预备立宪”。张锡勤认为，应该把立宪派与清政府区分开，“在预备立宪期间，立宪派与清政府虽有依存、一致之处，但又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分歧”。[※注]郑大华指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整个统治集团都是“假立宪”的策划者和导演者，内部没有任何政治派别的分野，这种观点有违史实。在清朝存在的最后几年，的确有一些亲贵大臣主张顺应中国近代化运动演化的方向，在中国建立起日本式的二元君主立宪制政体，结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影响和推动着清末预备立宪的进行，可将他们称为“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注]他认为，清末预备立宪的发生，既是统治阶级的自救措施，又是中国近代化运动演化的必然结果[※注]；《钦定宪法大纲》既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质，又有着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与其说它是一部“旨在巩固和强化君主专制统治的封建法典”，不如说它是以《日本帝国宪法》为蓝本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的宪法纲领。[※注]他还从宪法、内阁、议会和司法四个方面比较了统治阶级内部立宪派与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政治主张，认为两派争论非真假立宪之争，而是走日本式道路还是走英国式道路之争，作为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一员，统治阶级内部立宪派不可能也不愿意向资产阶级让出更多的权利，因此，反对实行英国式虚君制君主立宪制度，赞成日本式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度，但不能以此判定统治阶级内部立宪派的立宪活动是“假立宪”。[※注]

革命思想。李泽厚考察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形成，指出1900年自立军起义和1903年拒俄义勇队运动是两个关键环节，尤其是1903年是革命思潮开始替代改良主义作为思想舞台主角的第一个年代；以章太炎为主要代言人的光复会反映出反满革命与农民阶级的意识形态，以朱执信为代表的兴中会表现了社会主义思想，以陈天华为最早发言人的兴中会的反帝救国思想赢得了最广泛的同情和影响，它们都基本从属和概括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之下，这是主流，支流有右翼的国粹主义和左翼的无政府主义。[※注]张显菊认为，20世纪初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而1903年则是这一运动形成高潮的关键的一年。就在这一年，各种进步报刊，由鼓吹改良转向鼓吹革命，表现了进步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新觉悟。就在这一年，资产阶级革命派第一次提出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政治口号。孙中山在日本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而这一年又是革命派思想与改良派思想分道扬镳的一年。这一切表明，在1903年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已经形成。[※注]

思想内容。章开沅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社会思想的特点包括：对世情与国情的再认识、时代的紧迫感与历史使命的结合、加强了对于封建文化传统的批判。[※注]冬青指出，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探讨如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起，到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和改良派围绕中国革命问题的论争，革命派始终强调的是，推翻清政府，结束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从来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作为革命的主要内容，甚至对帝国主义国家抱有幻想，予以轻信。[※注]陶月华指出，辛亥革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也是一次失败的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造成了“敢有帝制而为之，天下共击之”的政治气氛，但是“民主共和国”却始终只是一块空招牌。产生这样的矛盾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却无法忽视，那就是它的成功与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为批判封建主义所做的努力分不开，而它的失败也与革命派对封建主义本质的认识不清密切相关。[※注]段本洛指出，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曾经从意识形态上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起挑战，可是锋芒初试就偃旗息鼓，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思想战线上比在政治斗争中更加软弱。辛亥革命在庆祝“南北统一共和”的鞭炮声中，宣告了失败。封建传统思想仍然是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思想障碍，以致遗留到我们今天，还要肩负起清除封建思想残余的斗争任务。[※注]李良玉认为，排满思潮的本质内容是以欧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为模式的革命民主主义，但反满的民族主义又是它过于丰满的外部形态。排满思潮的这种二元性，根源于中国社会种族斗争的文化心理，反满民族主义事实上替代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理性认识。[※注]曾永玲指出，《民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宣传了两种思想流派：第1—6 期，基本上宣传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第7—13期，章太炎任主编，他的文章相继问世，流露出对人类前途的悲观，孙中山派则对前途十分乐观，这个阶段的《民报》同时宣传了两种思想流派；第14—24期，几乎完全成了章太炎派的阵地。《民报》宣传的基本思想并不只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有一个独立存在的章太炎体系。大体上前期以宣传三民主义为主，后期以宣传章太炎思想为主，中期为过渡阶段。就是在前两个阶段，革命派对资产阶级民权的宣传也很不够。[※注]熊启珍指出，20世纪初年开始在中国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具有某些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一致性的特定内容，如推翻清王朝是20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共同要求，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同盟会的纲领之一，也是20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鼓吹的主要内容。它的流行对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曾产生直接的影响。[※注]邓乐群指出，中国近代是一个政治剧变、思潮迭起的时代。在其纷繁复杂、彼消此长的各种政治思潮中，滥觞于辛亥革命前夕的尊黄思潮，一度转酿成反清民主革命的巨浪。它不仅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而且其流波所至，对后来的中国社会及海外华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注]

历史地位。蔡尚思指出，中国近代史上的新思想运动或者也是一种新文化运动，这可以分为三阶段来说，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今人多知道五四时代有新文化运动，而少知道辛亥革命时期也有它的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时期，在政治上是以进行民主革命为中心，在思想上是以反孔反礼教反封建传统思想为中心。就这个反孔反礼教反封建传统思想而论，是超过了戊戌时期，而为五四运动时期的前驱的。[※注]龚书铎指出，辛亥革命无疑是一次政治革命，但同时也是一次文化革命，一次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革命，革命派在思想文化上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他将辛亥革命宣传的内容概括为发扬民族主义精神，鼓吹爱国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提倡民权平等，反对封建伦理纲常；反对封建迷信、习俗，陶铸“国民新灵魂”，等等。[※注]

君主立宪与革命共和的论争。林增平认为，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它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革命派虽同属一个阶级，但由于彼此经济利益的不同，和封建势力的联系有亲疏之别，因而政治态度显有差异。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起，到1913年“二次革命”止，两派经历了一个“对立—联合—分裂”的过程。[※注]杨裕南认为，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应一视同仁地被视为近代的爱国群体。从反映其群体意识的革命思潮及维新思潮的有关思想看，它们立论的根本目的都是救亡图存。为了达到这一根本目的，它们无疑都会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清王朝和列强。维新派和革命派固然在政治思想上有分歧，并曾就这些分歧纷争不已，但两者的主要倾向是基本相同的，两者最终基本上在反封建专制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目标上殊途同归了。[※注]朱仁显认为，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两种理论模式在晚清中华民族反对专制、寻求富强的心路历程中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和价值。相比之下，君主立宪派较少空想和臆测，既重视民主政治理想又不忘国情，而革命派则表现为理想主义，很少考虑民族传统、社会现实等历史条件，在这样理论指导下的革命便不能不失败。[※注]

五 五四启蒙思想

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五四运动的著作主要有彭明的《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刘桂生主编的《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西方近代思潮与中国五四启蒙思想》（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围绕五四运动，学者们对以下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原因、背景及其分期。丁守和指出，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发展的反映，同时又是辛亥革命民主精神的发扬，它是直接针对袁世凯号召尊孔复古和帝制复辟的。[※注]陈旭麓从三方面论述了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原因：新文化运动是晚清民主思想发展的继续；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尤其是尊孔复古逆流和帝制复辟论的刺激；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龚书铎特别强调了辛亥革命的影响，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辛亥文化革新的延伸和发展。[※注]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分期，有的持“两期说”，认为新文化运动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基本上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后期则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了。[※注]有的持“三阶段说”，认为1915年9月至1918年10月，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1918年11月至1919年6月，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向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转变阶段；1919年7月至1921年7月，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注]还有的论者把新文化运动的下限后延至1922年7月《新青年》的休刊或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以往不少人如胡适、李何林等把它比拟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丁守和、殷叙彝把他们阐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著作定名为《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布》，李泽厚在其《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也使用了“启蒙运动”的提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学者对上述提法提出了异议。刘桂生认为，“除了‘启蒙’这个词可以在极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于世界各地的反封建斗争之外，把20世纪发生于中国的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比拟为欧洲14 至16世纪发生的‘文艺复兴’或18世纪发生的‘启蒙运动’，是很不恰当的”，两者不能等量齐观。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只是‘文艺复兴’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注]还有论者提出，文艺复兴带有“拨乱反正”的性质，有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作为正的前提；而五四运动否认有正的前提，它不是拨乱反正、道德重整式的运动，而是对正统文化展开全面的总批判。[※注]陈思和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缺少欧洲文艺复兴时的科学精神和自由精神，没有复活那被封建文化中断了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积极的生命内核。“即便是与欧洲的启蒙运动相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性质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轨迹”，在欧洲，启蒙的轨迹是：文艺复兴—启蒙—大革命；而在中国，启蒙的轨迹是：辛亥革命—启蒙任务—新文化运动，其顺序是逆向的。[※注]

新文化运动中“民主”诉求及内涵。丁守和指出，“五四”前的“德先生”主要是要求独立自主之人格，自由平等之人权，实现民主政治。“五四”后则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歌颂“劳工神圣”，它不再强调个性解放，而是提出社会解放和建立“劳工社会”。[※注]顾全芳认为，以1918年李大钊发表一系列论文为标志，民主思想发生了由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的转向。[※注]王桧林指出，五四时期所宣传的民主思想，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它涵盖着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反强权反压迫的性质，且与俄国革命相联系，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五四时期发生了从德谟克拉西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突出了国家的暴力镇压职能，而国家政权的人民民主方向则失落了。所以，作为推翻三座大山手段的那种民主，在中国早已实现，但是更高“层级”的民主，到今天还是一朵待开放的花。[※注]朱志敏指出，平民主义思潮是近代民主思想在五四时期变化、发展的结果。平民主义思潮的产生，使人们对民主思想的认识产生了一个明显的转折，从“个性解放”到社会“互助”，从“共和政府”到“平民政府”，从“人的文学”到“平民文学”，从教育平等到“平民教育”，从“自由经济”到“平民经济”，这一转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其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注]

新文化运动中“科学”诉求及内涵。丁守和指出，“五四”前《新青年》宣传的民主思想主要是进化论，“五四”后宣传的则主要是唯物史观。[※注]于光远认为，五四时期的“科学”，既有自然科学，也有社会科学。[※注]程舒伟认为，“科学既指自然科学，更指人们所需要的认识事物所需要的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既有反迷信、反神权，也有反盲从、反武断的意思，还包含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传播，它是以反封建的思想解放为出发点的”。[※注]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评价。争议比较集中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问题。有人对“五四”精神持较多的否定，认为“五四”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和主张全盘西化的偏颇。有的论者认为“打倒孔家店”是一个有严重缺点的口号，它既没有准确地概括出当时评孔思潮的主流，又对民族文化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和极端片面的思想方法”。[※注]对此，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苏双碧认为，新文化运动的矛头所指多是封建文化最落后的部分，最禁锢人的思想的部分，并不是笼统地批判传统文化。事实上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都没有受到批判。[※注]龚书铎认为，单从五四先驱带有愤激之情的言论看，是颇像全盘反传统的，但事实上这不是主流。从反传统所针对的和要解决的问题看，焦点是孔教。[※注]王元化指出，“五四没有全盘性的反传统问题，而主要是反儒家的‘吃人礼教’”，不能把儒学与传统文化等同起来。但“五四启蒙者对于传统文化缺乏全面的再认识再估价，经过批判使应该保存下来的保存下来，吸收融化在新的思想体系中”，这是它的毛病所在。[※注]俞祖华指出，“五四启蒙思想家偏激的反传统具有某种合理性，而在偏颇中，显然包含着他们对反封建艰难的深刻认识，因此，这种反传统中的矫枉过正，不失为一种深刻的片面”。[※注]

争议比较集中的另一问题是启蒙与救亡的关系。一种意见是“救亡压倒启蒙说”。李泽厚在《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上著文，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作为解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许多错综复杂现象的基本线索，他指出启蒙与救亡是五四运动的两大主题，起初这两大主题是同步发展、相得益彰的，但一段时间后，民族危亡局势和越来越激烈的现实斗争，改变了启蒙与救亡的平行局面，最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被救亡的“头号主旋律”所淹没、中断、压倒。立文也认为，“现实紧迫的历史需要拦腰截断了‘五四’启蒙的进程”。[※注]杨春时认为，造成五四传统中断、五四精神衰退的主观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缺陷；根本原因是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还没有被历史提出来。[※注]一种意见是“救亡与启蒙并行说”“救亡唤起启蒙说”。金冲及指出，救亡唤起启蒙，“一次救亡运动的高潮，总是能有力地唤起或促进一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到来。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等无不如此。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注]彭明强调，救亡与启蒙是共生共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救亡有唤醒启蒙的一面，启蒙有促进救亡的一面，把救亡与启蒙对立起来有失偏颇。[※注]

六 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有20世纪初年开始初步传播说和十月革命后才真正传播说两种。持前说者认为，“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年的中国”启蒙运动，“从它一开始，便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传播联系在一起”。“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介绍与传播”，“已成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注]持后说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持久、复杂和充满矛盾的过程。虽然在20世纪初，有关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著译文章已经开始传入中国，但是当时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知道这些材料”。故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是“早期介绍”，而其在中国的传播那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事。“早期介绍”与“传播”是有区别的。[※注]还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准确地说是1919—1922年。

关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形成标准。有人主张三条标准说，即“拥护和赞成十月革命”，“对社会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朦胧的向往”，“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注]有学者认为，这样的标准过于严格，应该表述为“向往和赞成十月革命，但还没有深刻认识到十月革命的暴力革命精神”，“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但还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真正理解”。[※注]彭明提出这种知识分子的标准应该是两条：“第一条是拥护十月革命，第二条是‘朦胧’地向往共产主义社会。”并强调“所谓‘朦胧’，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可能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当时较多的恐怕还是无政府主义思想”。[※注]关于第一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形成的时间，有四种意见：（1）五四运动爆发时就已有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2）1919年6月至1920年8月，即五四爱国运动后至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3）绝大多数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思想的转化，是在1920年5月至1921年7月这段时间；（4）“五四”前夕至1921年上半年，形成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其中大部分在共产党成立后转变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注]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论战开始的时间，传统说法是1919年七八月间，但也有人将这一时间提前到1918年底胡适《不朽——我的宗教》和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的发表。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范围，有人提出绝不能只从李、胡两人和两篇文章的狭窄角度去理解，事实上，这个讨论范围很广，甚至影响到整个新文化界；延续时间很长，直到1923年仍没有停止争论。而对“问题与主义”论争的性质，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是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的斗争。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蔡韦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中认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与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改良主义最早的一场激烈的斗争。另一种意见认为不是对立思想体系的斗争。他们认为，“在‘五四’时期，如何对待异国的文化和民族的传统是纷争的焦点”。“正是以此为出发点”，胡适与李大钊“以柔和的文笔、商榷的语气互相切磋，这纯粹是学术界内部就如何用西方先进文明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学术论辩，决不是两条路线根本对立的政治纠纷”。“胡李之说，异曲同工，实无本质区别”，“二人的要旨皆在反对把主义当教条，反对那种只事事空谈，不务实际的人，反对那些把主义挂在嘴上做招牌”的人。“胡适和李大钊‘稍相差异’在于：胡适深受美国实用主义的感染，他对疮痍满目的中国提出的是逐个加以改良的办法；李大钊感受到的是俄国革命风暴的胜利结果所带来的喜悦，他希望布尔什维主义使大多数国民所接受，然后用于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这固然代表了两人今后发展的趋向，但是由此并不能推测出胡适挑起问题和主义的论战，用意在用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注]就论战的意义而言，传统观点是：这场论战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通过论战，有力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有人对这一结论提出了异议。理由是：（1）从当时双方争论的情况看，李大钊驳斥胡适的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发表后，胡适并未理屈词穷，还有《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为自己辩护；（2）从当时论战双方的社会影响看，通过交锋双方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而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地胜过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据此要得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方取得胜利的结论是较牵强的。

关于社会主义论战。传统观点认为，梁启超、张东荪等研究系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地主买办阶级。但胡啸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梁启超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敌人，应该算是加入了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张东荪宣传的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而不是封建文化，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论争是新文化统一战线内部之争。[※注]对于论战的意义，有的论者在肯定这场论战的积极意义的前提下，指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也暴露出明显的不足，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基本否定了民族资本主义存在、发展的合理性，扩大了资产阶级的负面影响，存在着机械套用社会革命论的倾向。相反，张东荪、梁启超等虽然政治立场错误，但其思考有合理的因素。

关于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一般认为是20世纪初，但有学者根据1894年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提到过无政府主义的情况，提出在19世纪末无政府主义就传入中国了。无政府主义思潮何时在中国退出历史舞台，大体有四种不同观点：（1）共产党成立之后说。陈文斌认为，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斗争以后，“无政府主义思想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消失，但是，作为一种学说在中国流传的历史却宣告结束了”。[※注]赵蕴方也提出：“到1923年以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派已经不成其为政治派别了。从理论上看，他们完全堕落了。他们用对马克思主义的谩骂代替了严肃的论战，有的人甚至主张搞‘造谣革命’……剩下少数顽固坚持无政府主义的人，以后逐渐销声匿迹了。”[※注]（2）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说。如姜义华认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大革命失败后，无政府主义的传播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最后一个阶段）。”“至大革命势如破竹向大江南北发展之时，死抱住无政府主义不放的，就剩下寥寥可数的几个人了。”[※注]（3）1932年说。李光一认为，1924—1932年是无政府主义“破产时期”。[※注]（4）李兴芝认为，直到抗战时期，无政府主义才最后退出中国政治舞台。[※注]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提出的时间。一种观点认为是在党的“四大”提出的。钱枫等指出：“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才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在1925年以前，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都没有明确提出过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党的“三大”召开前后，我们党内就有人明确提出民主革命应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从而也就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党对领导权的认识，是由不明确到逐渐明确，由个别到全党，由分歧到统一，然后才在党的‘四大’上达到了比较一致的认识。”[※注]何人提出。王关兴、宋士堂认为，我党历史上最早提出并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是瞿秋白。1923年6月，他在《新青年》季刊上撰文指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他在1923年9月撰写、12月发表的《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国民运动的主干”，“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领导权”。在“三大”上也提出过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并就这个问题与陈独秀进行争论。[※注]宋侠撰文论述了邓中夏的贡献，指出：“邓在1923年12月15日《中国青年》第9 期上发表了《论工人运动》一文，明确指出‘工人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站在主力军地位’，‘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起来做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群众居首位’。”1924年11月，邓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是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他配作国民革命的领袖。”“这些卓越的见解，可以说邓中夏同志是我们党中较早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思想的人。”[※注]赵军先则认为，彭述之在1923年6月就“全面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此后在1924年11月、12月又先后发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责任》《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两篇文章，在转变全党对领导权问题的认识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还有学者提出，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是“许多同志集体智慧的结晶”，“不能以哪篇文章为标志，也不能确定谁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首创者”。[※注]

关于新民主主义基本思想。基本思想的形成阶段划分，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自党建立前到1925年五卅运动以前，是第一阶段。这是我党酝酿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党初步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开始明确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初步制定了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在酝酿无产阶级领导地位问题上有了重要进展。自1925年五卅运动到1927年7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是第二阶段。这是我党初步形成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时期。[※注]另一种意见认为大致分三个阶段：一是从中共“二大”提出民主革命纲领到中共“四大”前。我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二是从中共“四大”到五卅运动前。“基本思想在全党提出，并开始形成。”三是从五卅运动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的发表，党对“基本思想”的认识更加全面和丰富了。[※注]基本思想形成的标志，也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是初步形成的标志，因为毛泽东已经明确认识到中国革命处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并明确提出了“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明确提出要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政权的思想”。[※注]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共“四大”是初步形成的标志。郭德宏指出，通过对“二大”至“三大”期间解决的革命对象、动力和“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农民同盟军问题的通盘考察，应该说到“四大”时已经初步形成了“基本思想”。[※注]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有的学者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在中国特定国情条件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道路，它涉及建党、建军、建政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因此，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创，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注]有学者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一条独特的胜利之路，中国人民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但它又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极大的发展”，“是对马列主义暴力革命学说又一贡献”。[※注]还有学者指出，在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斗争中，毛泽东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独立自主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夺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此，真正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多样化的新时代，为马列主义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注]此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创建成新中国的思考——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探索》（陈廷湘著），是较早一部全面论述这一时期中共早期领导人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著作。

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党与中间派别的思想

戴季陶主义。吕希晨指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戴季陶主义派，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主要流派。它与当时流行在国共统一战线外部的另一个资产阶级流派——国家主义派，互为表里，遥相呼应，都是中国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注]高德福指出，戴季陶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具有反帝和反共的两面性。“举起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生动而深刻地描绘了这类人的阶级性格。[※注]韦杰廷、孟庆春等也认为，戴季陶是比较典型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注]史爱棠指出，戴季陶主义是一股反对新三民主义、反对新民主主义的反动政治思潮。它是适应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需要而产生的，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继续和向反动方向的发展。[※注]杨天德指出，戴季陶主义反映资产阶级右翼政治要求，其核心和基础是反对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为此提出了“孔孙道统说”，歪曲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在组织上反对国共合作，制造国民党“共性不立”的谬论，反对国共合作，企图建立国民党的所谓中心思想。[※注]

国家主义派。张声卫指出，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是曾琦、李璜和左舜生等人，他们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曾参加过当时的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但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这些人很快就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注]韩凌轩指出，“中国国家主义派是一个产生于二十年代、由一小撮法西斯主义的无耻政客所组成的极端反革命的派别。它和国民党右派一样，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国家主义派的主要思想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他们篡改了五四时期“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口号。所谓的“内除国贼”，并非反对中国革命的敌人之一——封建军阀，而是反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而对于真正的国贼封建军阀，他们不仅不反对，却视为同道。他们所谓“外抗强权”，并非反对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帝国主义，而是反对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方面，他们说他们“所主张的革命，是政治革命，是全民革命，是先行对内，而不是即时主张反帝国主义”。“对于外国之一切既成条约，均照旧遵守”，并不主张“收回一切主权，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则咒骂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说“今日所谓苏俄的援助，乃是有心以我们做他们共产主义的试验场，这是足以惹起远东的战祸，而将中国作了牺牲品的”。[※注]马功成指出，国家主义派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出现的一个以反共反人民为特点的政治派别。这个反动派别，为了欺骗群众，掩盖其反动实质，盗用了五四时期的革命口号，运用了国家、民族等冠冕堂皇的字眼，加之他们的骨干分子多数有教授、学者的头衔，曾经欺骗了一些青年，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战线上掀起了一股恶浪。[※注]赵德教指出，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五四以前就在中国出现了，五四以后逐渐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国家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散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不能实行于今日之中国”等谬论，遭到了共产党人的批判。[※注]邹华斌指出，国家主义派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反动政治派别，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但国家主义派的普通成员与其骨干是有区别的，要重视这种区别，对那些普通成员在一些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行动，要给予充分肯定。[※注]

中国国民党改组派。关于改组派的性质，有的认为改组派是打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幌子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政治集团，其实践活动是地主买办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投机活动。

有的认为改组派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派。如刘建皋指出，改组派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出的一个反蒋反共政治集团，是汪精卫集团和蒋介石集团争权夺利的产物。从其政治主张可以看出，这个派别是举起一只手打倒蒋介石新军阀和帝国主义，举起另一只手打倒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企图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这正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注]李有清指出，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主张，是以其领袖集团争夺国民党权力、反蒋斗争需要为出发点，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具体表现有三：打着改组的旗帜，反对腐化势力，以夺取中央部分权力为战略目标；既反蒋又反共，既反帝国主义又反共产国际，幻想走第三条道路；倡导实行改良主义政策，改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地位。[※注]宋汝香也认为，改组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在野派，国民党改组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注]郭有亮认为，改组派是一个组织成员复杂、政治纲领并不统一、前后期活动的性质又有很大变化的政治集团。改组派的政治纲领既有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一面，也有推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面，而且改良主义是其中主要的方面。[※注]

人权派。李秀忠指出，人权派是指活跃于1929—1931年一部分在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为胡适、罗隆基。他们深受法国《人权宣言》等思想的影响，试图模仿。其政冶主张是：（1）实行言论绝对自由；（2）反对“党治”，鼓吹法制；（3）实行“专家政冶”，由专家管理国家。人权派的主张反映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反映了蒋介石实行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不满。人权派的主张客观上对蒋介石的独裁统冶进行了冲击，但人权派散布改良主义，企图说服蒋介石政权分权给他们、重用他们，为此不惜为蒋介石出谋划策，说实行了他们的主张，“共产党不剿自灭”。[※注]宫永康等撰文，把人权派政治主张概括为三个方面：宣传资产阶级“人权”至上，鼓吹人权先国家、先法律而存在，国家和法律都必须为保障人权服务；反对党治、人治、个人独裁，反对思想专制，主张宪治、法制和人权，提出言论“绝对自由”，“专家政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注]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间路线”。曲青山等认为，中间路线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作为主要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意愿的民盟，与其他民主党派一样，曾经幻想走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有极大的阶级局限性与历史局限性，在解放战争时期民盟发展第一阶段，客观上起着进步作用，中间路线的消极性虽有，但不占主要地位。在第二阶段，消极性的一面逐渐增长[※注]。沙健孙揭示了中间派为何主张走改良道路和统治阶级为何不能容忍任何民主改革，论述了中间路线走向破产的原因。指出中间路线具有两重性，它在不同的形势下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而中间派的大多数抛弃中间路线、走向人民革命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人民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实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注]齐卫平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一部分民主人士曾提倡一条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实质的中间路线，施复亮是中间路线的主要代表，其主张包括对国共两党“不右倾，不左袒”的政策，“兼亲苏美”的对外政策，以英美政治民主加苏联经济民主为建国目标，提倡和平改良的方法等。施复亮的主张，在总的基调上，既体现了与整个中间路线社会思潮的共性，又显示了他的个性。施复亮的中间路线思想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如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过分迷信和平改良方法，对共产党缺乏正确的估计。然而，施复亮中间路线中的进步因素也是十分明显的，它反映的主要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中国共产党是相同的，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斗争。[※注]顾关林指出，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号召立即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响应。5月6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号召”，表明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派主流，已经彻底地同国民党反动派决裂，抛弃了“中立”的“第三者”立场，承认并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注]

第三节 思想人物研究硕果累累

进入新时期以后，在中国近代思想家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之前被批判、被完全或基本否定的人物，如党史上的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洋务运动时期的曾国藩、李鸿章，五四时期的胡适、梁漱溟，得到了较为全面、实事求是的重新认识，体现了学术上的拨乱反正；二是强调把对思想家的认识建立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思想家文集与其他史料纷纷得以出版；三是思想人物的研究内容得到了拓展，不再局限于其政治思想，还注意到他们的哲学思想、文化思想、经济思想、人生观等各个方面，其中，与80年代的“文化热”相适应，思想家的文化观格外受到重视；四是对人物评价避免简单的定性，而注意以发展的、多元的、多把尺子的综合衡量，如注意到刘师培“政治思想的三次重大变化”，注意公正评价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五是进入研究视野的思想人物有了显著增加，如鸦片战争时期的徐继畬、包世臣，洋务运动时期的刘锡鸿、张树声等过去未被注意的人物，都相继有人对其展开了研究。

一 鸦片战争前后的思想人物（包括太平天国）

龚自珍。出版的著作有郭延礼的《龚自珍年谱》（齐鲁书社1987年版）等。关于龚自珍的思想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一些内容：第一，社会改革思想。龚自珍1823年在《农宗》中提出，按照血缘关系划分出“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四个不同的等级，分别授予不同数量的田产。对这一社会改革方案，多数学者认为是一种地主阶级的社会改良思想，它主张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适当的土地调整，这既有利于抑制土地兼并，也有利于农民的休养生息。但胡思庸认为，这种设想的实质是用血缘关系的强韧纽带把“闲人”（广大劳动人民）世代永远束缚在土地上，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实际上只能起到扩大官僚地主特权的作用，农民不可能从这个方案中得到解放，它反映了地主阶级政治上的反动。而且，它强化封建宗法制度，维护自然经济，必然与社会组织多元化以及商品经济大发展的近代化趋势背道而驰，是一种追求历史倒退的落后行为，没有任何积极的影响和作用。[※注]第二，社会批判思想。冯天瑜指出，龚自珍对由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造成“衰世”下的统治阶级（士人）的无耻、无能、腐朽，“人才”的悲惨境遇、病态的学治分离、学用脱节的风气以及帝王的绝对权威进行了批判；同时，从专制制度层面对造成“衰世”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但就总体而言，龚自珍只能称作旧社会尖锐的批评家，至于怎样改造这个旧社会，他却提不出有价值的总体方案。[※注]第三，学术思想。汤志钧认为，龚自珍的思想属于公羊今文经学的范畴。他指出，虽然龚自珍向刘逢禄学习公羊学是在28 岁，而“讥切时政”犀利的《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文写在28岁以前，但不能据以否定龚自珍和今文经学的关系。[※注]陈铭认为，龚自珍对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无所尊，亦无所废，而是摒弃门户之见，古为今用，兼明古今，具体来说，他的思想来源于正统考据学、今文经学和佛学。正统考据学更多地使他从哲学思想方面走向唯物主义，今文经学主要从社会改革思想方面启示他鼓吹更法改革，佛学则在形式与方法上给了他一些唯心主义的影响。[※注]相关论文还有：曹增渝的《试论龚自珍思想的叛逆性》（《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高瑞泉的《龚自珍——近代唯意志论的先驱》（《学术月刊》1989年第8期）等。

魏源。七八十年代出版的著作、论文集有：李瑚的《魏源诗文系年》（中华书局1979年版），李伯荣的《魏源师友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杨慎之、黄丽镛编辑的《魏源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汉武的《魏源传》（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黄丽镛的《魏源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

在魏源的思想研究中，“师夷长技以制夷”或说向西方学习思想是其重点。侯外庐曾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一书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具有资本主义倾向，魏源等人是“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注]这一观点后来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但吕良海撰文认为，魏源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了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要求，他对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了解，根本没有考虑过中国是否应当仿效这种制度，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倾向。[※注]徐光仁也指出，魏源没有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也不可能达到要求学习新的生产方式以改变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的高度。[※注]相关论文还有杨玉厚的《魏源向西方学习思想略论》（《河南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陈华的《有关〈海国图志〉的若干问题》（《求索》1988年第3期）等。对于魏源的社会改革思想，争议较多的问题是它的哲学基础。杨慎之认为，魏源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宣传变易发展，倡导革故鼎新，坚持的是一种典型的朴素历史进化论。[※注]成亚平认为，魏源社会改革思想的哲学依据包括“天下物无独必有对”的矛盾普遍性思想、“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的矛盾主次论、注重条件和主观能动性的矛盾转化论三个方面。[※注]至于魏源认识论的性质，有学者认为是唯心主义[※注]，有学者认为是泛神论[※注]，有学者认为是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注]。相关论文还有杨慎之、黄丽镛的《魏源论改革》（《求索》1983年第5期），李汉武的《论魏源变革思想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前身的启蒙思想》（《求索》1985年第3 期），李瑚的《论魏源》（《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魏源改革思想试析——纪念魏源逝世130周年》（《清华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吕立琢的《试论魏源的变革图强思想》（《齐鲁学刊》1989年第2期），等等。学者们还对魏源的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马金科认为，魏源为后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史学论著，如《圣武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皇朝经世文编》等，经世致用是魏源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他不是为“治史”而“治史”，而是以“治史”与“治世”相结合，“治史”首先在“治世”；为此，他改变了那种传统的考史方法，以论史为主，以考史为辅。[※注]相关论文还有蒋大椿的《魏源史学经世思想述论》（《求索》1995年第3期），桂遵义的《试论魏源经世思想的演变和发展》（《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等。

林则徐。李侃认为，严格地说，林则徐并不是一位思想家，更不是一个文化人，但是他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又超出了某些思想家和文化人。他把“忠君保国”观念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独立尊严的近代爱国主义；他组织编译西书，成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提出了“民心可用”“民心可峙”的主张。[※注]1985年10月13日至18日，中国史学会和福建省社联在福州联合举办了纪念林则徐诞辰20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提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林则徐思想的核心是民本思想，其抵御外侮、锐意改革的活动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其思想核心是爱国主义，这种思想由反侵略思想、社会改革思想和对外开放思想三部分组成。[※注]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其思想研究的重点领域，论述其爱国思想的论文有林庆元的《略论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在近代史上的影响》（《福建论坛》1982年第6期）、孟彭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林则徐爱国思想评析》（《史林》1990年第4期）、唐志敬的《论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学术论坛》1990年第4期）等。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其学习西方思想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这一方面的论文有陈胜粦的《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珍贵记录——林氏〈洋事杂录〉评介》（《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苑艺的《鸦片战争中林则徐的译事活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等。著作有杨国桢的《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1995年增订版）。

洪秀全。80年代，首先被学术界关注的是洪秀全早期反清思想的形成。形成时间有不同说法：一是“1837年说”。王承仁认为，洪秀全是在产生了与清朝决裂的叛逆思想后才研读《劝世良言》的，而不是在研读《劝世良言》后才与清朝决裂的。1844年的革命实践活动使洪秀全的革命思想得到了发展，“三原”的写成标志着洪秀全革命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注]二是“1843年说”，即将创立拜上帝教作为洪秀全走上革命道路的标志。罗尔纲等学者持此说。三是“1847年说”。王庆成认为，1843年前，洪秀全的基本经历是应科举、做塾师，不可能形成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思想，1843年他开始信拜上帝，只是作为一名宣传上帝福音的使者。1844—1846年写的《原道救世歌》等书不存在反清革命的倾向，也没有政治、经济平等的内容。1847年重游广西后，才成为农民革命领袖。[※注]彭大雍认为，《太平天日》一书是洪秀全走上革命道路，转变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标志。[※注]

关于学习西方思想。主要围绕以下问题：（1）洪秀全是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一种意见认为，洪秀全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注]一种意见认为，洪秀全找来的是西方上帝，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因而不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注]（2）洪秀全与《劝世良言》。一种意见认为洪秀全早期思想与“原始基督教有某些共通之处”，而“洪秀全所依据以创教的《劝世良言》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原始基督教”，“《劝世良言》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原始基督教的平等观念”，也就是说《劝世良言》对洪秀全早期思想没有多大影响。[※注]一种意见则强调了《劝世良言》对洪秀全早期思想的重要影响。邹身城认为，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会时所利用的现成思想资料中，《劝世良言》一书无疑占了突出的位置。用洪秀全自己的话来说：此书“实为上天特赐与我”，“照这一部书行，则无差矣”。这本书对洪秀全的宗教思想的形成至少是起了启蒙作用的。赵宏章等学者也持这种看法。[※注]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劝世良言》对洪秀全有影响，但影响不大，这种影响是与传统文化结合综合作用的结果。俞祖华认为，《劝世良言》并无宣传革命的内容，而只是一种粗糙的基督教宣传品，但从太平天国以后的实践来看，由于洪秀全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这一宗教宣传品仍然可能对洪秀全和他的同伴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影响。《劝世良言》对太平天国政治实践上的“破”与“立”，即推翻清皇帝，建立太平天国都产生了影响；而其对洪秀全、洪仁玕文化选择中的“离异”与“皈依”，即批判传统文化，接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则更大些。尽管太平天国是在拜上帝、传布上帝福音的旗帜下扫除偶像，以接受神的启示的形式进行了一场促发人的觉悟的思想启蒙运动，但基督教对太平天国的影响还是相对有限的。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与消极影响主要来自传统文化。[※注]（3）洪秀全与《资政新篇》。对《资政新篇》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但不少学者提出，它只是洪仁玕输入的资本主义思想，在农民运动中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根基。苑书义认为，洪秀全对《资政新篇》有肯定，也有保留。这种态度是《资政新篇》没有真正实行的原因之一。[※注]

关于经济思想。争议较大的问题是洪秀全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的思想实质。一种意见认为它的实质是农民的平均主义、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董楚平认为，在两千多年的农民战争史上，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发展到最高水平。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的准备和初起阶段，对革命所起的积极作用，莫过于太平天国。但平均主义思想制度的作用是不可能持久的，进入革命高潮以后扔得越快越好。在金田起义后颁行《天朝田亩制度》，与其说是革命的，不如说是反动的。[※注]关连吉认为，《天朝田亩制度》不可能提出废除私有制，它的实质是小农经济的绝对平均主义，根本没有“公”的真正含义。[※注]一种意见认为它的实质是“均公合一”，其“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规定已经不单单是搞平均主义，而是在搞“公产主义”了。[※注]一种意见认为《天朝田亩制度》不是一部反封建的文献，它的内容乃是皇权主义。[※注]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它是平均平等和皇权主义相结合的纲领。[※注]对《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其核心是如何看待平均主义。一种意见认为，平均主义只在初期起过积极作用，后来适应了领导集团封建化、特权化的要求，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注]一种意见认为，洪秀全平均主义的实质是彻底反封建，并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只是一种错误的形式和空想的外壳。[※注]一种意见认为，对洪秀全的平均主义需做具体分析。平均主义针对地主所有制，农民从地主中均出土地是积极的；但平均主义如果用来均农民财产，则是消极的。[※注]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洪秀全的平等思想在建都南京后逐步为封建皇权主义所代替，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注]

关于洪秀全思想的评价。对于洪秀全这样一位思想家，太平天国失败后不久就存在着不同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对其评价也有很大的分歧。有的学者评价较高。方之光等认为，洪秀全思想始终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结构，既有农民平均平等思想的一面，也有封建主义、皇权主义的一面，还有若干新的时代因素，这一思想开始形成时，它的两个矛盾方面分别沿着不同的方向同时发生演变，在各个时期形成了互有差异的矛盾结合体。由于农民平均平等思想的发展受到阻碍，革命逐渐失去农民支持，又由于封建化也受到洪秀全的一定阻遏，因此这个政权又失去了地主及知识分子的支持。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洪秀全的思想尽管有封建、迷信、愚蠢的方面，但终究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农民革命思想家和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孙中山先生称他为“反清第一英雄”；毛泽东同志把他列为代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历尽艰辛向西方国家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这些评价正是对洪秀全一生和他思想的极好总结。[※注]有的学者评价很低，这可以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第六册中的评价为代表。出版的相关著作有田原的《洪秀全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广东省太平天国研究会、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的《太平天国思想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

洪仁玕。学界对洪仁玕思想的研究，以《资政新篇》为中心，分析了其所包含的各方面思想，并与其他思想家、思潮进行对比。关于政治、法律思想。一种意见强调了洪仁玕政治、法制思想的资本主义性质。林庆元认为，洪仁玕在政治上提出的某些具有民主色彩的措施，这些距离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还远，但“从思想里很可以寻到不少后来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雏形”[※注]。邱远猷认为，洪仁玕的法制观不仅坚决扬弃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法律制度的流毒，也和日益严重封建化的太平天国法律制度相区别，其采行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注]陈淑珍将洪仁玕的法制思想与古代法家的法治主张作了比较，认为法家法治的着眼点是刑，强调暴力镇压；而洪仁玕则强调建立和健全各方面的规章制度，强调法的遵守，其中有不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因素。[※注]姜秉正指出，洪仁玕向西方“学习邦法”，希望通过立法促进和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国家政体的民主化与保护人权的刑律改革，还提出具有民主色彩的执法思想，揭开了中国近代法制思想近代化的第一页。[※注]一种意见强调了洪仁玕政治、法制思想的封建局限。有学者指出，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禁朋党之弊”是为了防止弱本强末，克服分散主义和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君权。[※注]有学者指出，洪仁玕没有也不可能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把实行法制作为限制君主权力、反对封建专制的手段，而是提倡“奉行天法”“权归于一”。[※注]

关于经济思想。《资政新篇》中没有提到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对此，有的学者指出不能因此而认定洪仁玕忽视农民的土地问题。《资政新篇》要求发展资本主义，需要摆脱封建束缚，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种意义上说，它与《天朝田亩制度》并不矛盾。[※注]有学者则指出，《资政新篇》忽略了横在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封建主义土地制度问题，未能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注]

关于文化思想。韩学儒指出，洪仁玕对太平天国革命颇多建树，而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则更为突出：主张学习西方，走在当时中国进步思潮的最前列；对儒道佛各家及鬼神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匡正，改变了太平天国以往对儒家那种简单粗暴的态度；注重文学内容的改革，提倡朴实明晓的文风；改订《天历》并与革除旧俗联系起来。[※注]王翔指出，洪仁玕主张打破传统的天道观、夷夏观、义利观、公平观、本末观、价值观和人治观，要求革故鼎新，主张中外平等，鼓励求利致富，提倡自由竞争，呼吁大办工商业，向往西方物质文明及强调资产阶级法治。他试图运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文化来对中国的封建思想进行反思和批判，以建立起一种与资本主义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并以思想观念的更新来保证和促进经济政治方面的改革。[※注]

关于历史定位。一种意见认为洪仁玕是洋务思想的先导。黎仁凯认为，“洪仁玕的思想虽已孕育着维新思想的胚胎，但主要还是作为洋务思潮的先导”。“这并不否认洪仁玕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谋求国家富强的先进人物，正是肯定了他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在思想史上有着承先启后的历史地位。”[※注]一种意见认为“洪仁玕是近代中国维新思想的创始人”。“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与维新派的变革主张具有一脉相承的特征”，“戊戌维新运动正是沿着洪仁玕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脉络发展的”。[※注]还有一些论文对洪仁玕与其他思想家作了比较，如章友德的《变革中的艰难探索——洪仁玕、冯桂芬的经济变革方案比较（《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简论洪仁玕、冯桂芬思维方式的异同》（《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5 期），耿弘、袁峰的《〈资政新篇〉与〈校邠庐抗议〉比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 期），关威的《洪仁玕与容闳思想异同论》（《晋阳学刊》1990年第2期），夏春涛的《洪秀全与洪仁玕宗教思想之比较研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谭群玉、曹又文的《洪仁玕与马建忠维新思想比较》（《历史档案》1998年第4期）等。

关于徐继畬。吴嘉勋指出，徐继畬是睁眼看世界的又一先趋人物，其著作《瀛环志略》是近代国人自著的开创性世界史地专书，其地位可与《海国图志》交相辉映。[※注]潘振平指出，清人徐继畬所著《瀛环志略》十卷，是近代中国人探求外部世界知识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代表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地理著作，在19世纪后50年中一直被奉为了解世界的标准读本，对这一时期世界知识观念的变化有过长久的影响。[※注]唐锡仁指出，《瀛环志略》同成书时间相近的《海国图志》并列为中国最早自编的两部世界地理著作，可以说是毫不逊色的。[※注]

关于包世臣。陈正炎等指出，包世臣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前后一个不折不扣的保守派，他提出的“着业”“归农”“屯田”“本末皆富”“天下之富在农”等观念，表面看有积极意义，实际上却落后保守。[※注]孙小著指出，论者在研究包氏其人时，大多侧重于探讨他的经济思想。实际上他提出的某些改革主张并不限于经济方面。他既看到了外来侵略的危险，也看到了内部危机的深重，并从这两方面来考虑如何维护与巩固封建统治的大局。他企图对传统的封建本末观念进行修正，针对海运、盐法、钞币等问题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力主抗英并为之出谋划策。他想恢复和重建一个理想的封建社会，并想把带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质的近代商品经济纳入这个体系中。他是一位处于末世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和近代历史开篇的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注]

二 洋务时期的思想人物

曾国藩。著作有易孟醇的《曾国藩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章继光的《曾国藩思想简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曾国藩在以往是被全面否定的人物，但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对其评价发生了一些分化、变化。一种意见是基本坚持原来的意见，基本否定。姜铎认为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大于功，属基本上应否定的政治人物。[※注]李兴发指出，严格地说，曾国藩不是思想家。他没有系统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著作主要是《答刘孟容书》《书学案小识后》和《顺性命之理论》诸篇；一些片段的论述，则散见于书信和日记。但是，他的哲学思想贯彻在他的政治实践中，使他成为顽固的封建卫道者，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起义的刽子手。他的虚伪的道德修养，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长时期里，也着实迷惑过不少的人。[※注]一种意见提出要摆脱以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为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框架，认为曾国藩举办洋务，客观上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兴起，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注]一种意见强调了曾国藩的两面性。杨国强撰文论证了曾国藩的矛盾性格：既维护传统又超越传统，既是封建文化的自觉代表，又是自强新政的始作俑者，不自觉地为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引入开了门洞。[※注]对曾国藩的评价尤为集中在办洋务的目的与外交思想两个方面。关于其办洋务的目的，有的学者强调他办洋务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是反动的；多数学者认为他办洋务既有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又有抵制侵略的一面。[※注]关于其处理外交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他委曲求全、妥协退让[※注]；一种意见认为是妥协与对抗兼而有之[※注]。谢庆奎认为，曾国藩的一生深深地打上了地主阶级的烙印，同时也能适应时势变迁而带有时代的标记。[※注]

李鸿章。80年代初还有文章把他作为反面人物加以否定。但有的文章开始对其做了充分的肯定。有的学者指出，李鸿章办洋务，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限制了外国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延缓而不是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也就是在最重要的方面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注]陈旭麓称其为“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在认识世界、了解世界方面比曾国藩、左宗棠还要高出一筹。[※注]刘学照认为，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屡屡发出“更法”“改革”的呼吁，但真正把有近代含义的“变法”“改革”首次提上议事日程的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官僚，而在主张“借法自强”的洋务派首领人物中，文祥、曾国藩前期即病故，张之洞后期方崛起，奕“柔软”且后又被长期置闲，而能与洋务运动相终始，站在这股潮流前端尽力呼吁“变法”的厥唯李鸿章一人。[※注]章鸣九指出，在1874年参加海防讨论的官员中，只有李鸿章、郭嵩焘、丁日昌、沈葆桢四人，在主张引进西方的船炮、机器、近代科学技术的同时，要求对旧的制度进行某些改革，这四个人的主张可称为“变法自强”。在这四个人中，唯有李鸿章的奏折公开提出了“变法”的观念，其见识不仅远出乎顽固官僚之上，在当时的洋务官僚中也是最开明、最激进的。[※注]出版的著作主要有苑书义的《李鸿章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左宗棠。著作、论文集有罗正钧的《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版）、董蔡时的《左宗棠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杨东梁《左宗棠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杜经国的《左宗棠西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左宗棠研究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等。王少普撰文认为，左宗棠的洋务思想与曾国藩、李鸿章有重要的区别。如果说曾、李的洋务思想与鸦片战争期间形成的以穆彰阿为代表的投降派集团的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左宗棠的洋务思想则明显以林则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为嚆矢。[※注]其他论述其洋务思想的论文有邓亦兵的《论左宗棠的洋务思想》（《东岳论丛》1982年第5期）、徐梁伯的《左宗棠的洋务思想值得肯定》（《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3期）、李舒瑾的《自强·自主·自立——论左宗棠的洋务思想特色》（《南都学坛》1989年第4期）、林庆元的《论左宗棠与洋务运动》（《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等。

张之洞。相关著作有马东玉的《张之洞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张之洞是在19世纪80年代初由清流派转化为洋务派的，关于这种转变的具体时间点，一种意见认为其洋务思想形成于1881年担任山西巡抚前后或更早一些[※注]，一种意见认为其洋务思想形成于中法战争期间或之后，如马帆撰文指出，张之洞以“洋务派”的正式身份出现是中法战后的事。中法战前，他思想的基点为儒家的传统思想。在十载学官任内，他曾明确宣布“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1882年升任山西巡抚以后他提出的一些治晋纲领，如激浊扬清、整顿吏治、垦荒积谷、开源节流、整理财政、广兴学校、修明边政等也都是“儒术经常之规”，表明他并没有跳出传统思想的魔圈。[※注]这一时期，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张之洞的经济思想。对于“官督商办”，一种意见认为“官督商办”是其“中体西用”思想在兴办近代企业问题上的具体表现，促进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进程。[※注]赵晓雷、陈钧等学者也对其经济思想多有肯定。[※注]一种意见认为“官督商办”戕害了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注]对于其“引进外资”思想，严仲义撰文认为，他的举借外资有买办性质，为企业的挥霍浪费提供了物质条件，为外资的入侵打开了方便之门，给清廷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注]马东玉认为，张之洞的“引进外资”是高利贷性质的。[※注]曹均伟则撰文肯定了利用外资兴办实业所取得的成效。[※注]

郭嵩焘。熊月之指出，郭嵩焘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是当时最有世界眼光的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身为进士，学识出众，官至二品，为政清廉，但一生却是在如涛似浪的谩骂声中度过的。郭嵩焘与一般洋务派的思想不完全一样，他批评单学军事方面，提倡全面学习；不满官督商办，主张商民自办；认为政教为本，主张取法西方政治制度。郭嵩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驱。[※注]钟叔河撰文认为，郭嵩焘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突破了“办洋务”的水平，首先在封建庙堂上“循习西洋政教”，成为士大夫阶层中最早主张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他极有可能将资本主义的货色与封建主义的货色进行比较，进一步具体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封建主义的落后性。这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萌芽时期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桩大事。[※注]论及郭嵩焘思想的论文还有马春庆的《郭嵩焘思想评价》（《文史哲》1987年第4期）、曾永玲的《郭嵩焘思想简论》（《史学集刊》1989年第4期）、崖丽娟《郭嵩焘思想新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等。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曾永玲的《中国清代第一位驻外公史郭嵩焘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论及其他洋务派思想家的还有郑享清的《论奕的洋务思想》（《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杨明的《刘坤一与洋务运动》（《文史杂志》1990年第3期）等。

冯桂芬。进入80年代后，学界对冯桂芬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此前有关他的思想属性的讨论，而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探讨其思想内涵与历史价值。李永协认为，冯桂芬的思想中，“自强”的意识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明确提出了通过“自强”的方法来解决中华民族与外来侵略势力的矛盾，这正是当时社会最主要的问题；他明确提出了把向西方学习当作自强的道路，其关于“西学”的思想是他的思想最有价值成就的部分。[※注]李祖龙就冯桂芬的人才观和历史观进行了探讨，认为冯桂芬看重人的作用，主张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科学知识，革除弊政。冯桂芬虽然有着受进化论影响的痕迹，但归根到底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注]陈为民发表了《论冯桂芬经济思想的过渡性》（《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略论冯桂芬经济思想的矛盾性》（《江淮论坛》1986年第6期）、《冯桂芬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经济科学》1988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研究冯氏的经济思想。论述冯桂芬政治思想的则有陈纯仁的《冯桂芬的政治思想》（《南京师大学报》1987年第3期）等。《校邠庐抗议》是冯桂芬的主要著作，是研究的重点领域，这方面的论文有：李侃、龚书铎的《戊戌变法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文物》1978年第7期），张增智的《〈校邠庐抗议〉及冯桂芬的几点进步思想》（《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阎中恒的《〈校邠庐抗议〉的作者冯桂芬事略考》（《江西图书馆学刊》1990年第4期）、《〈校邠庐抗议〉考》（《江西图书馆学刊》1991年第1期）等。

王韬。朱英认为，王韬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变法口号的思想家。[※注]孙必有认为，王韬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君主立宪政治主张的思想家。[※注]忻平也指出，中国近代最早提出君主立宪制的不是容闳和郑观应，而是王韬，他的君主立宪制的思想在19世纪70年代前半期已形诸文字。[※注]袁鸿林对“王韬最早说”提出了质疑，而坚持其“容闳最早说”。[※注]刘学照撰文比较详尽地论述了王韬的洋务政论思想，包括鼓吹洋务是最大的“时务”，同时批评洋务派“徒袭皮毛”，提出“变法自强”，充实和校正洋务运动。[※注]陈祖声指出，王韬不仅是清朝末年的改良主义政论家，也是中国日报最早的创办人之一，他的办报思想，对中国近代报刊思想的发展起了奠基和启蒙作用。从戊戌变法前后许多改良主义者的办报思想中，都能看到王韬所留下的痕迹。例如梁启超将报刊比喻为“喉舌”，陈衍主张报刊的“所有持论，专为中国自强”，就都是王韬以报“立言”思想的发展。[※注]夏良才根据其在香港大学所见的，从英、日等国复制的《循环日报》缩微胶卷本，分析了王韬创办该报前后的思想情况。指出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他创办《循环日报》，都是他通识、求变、图强活动的组成部分，通过这些言论与行为的分析，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王韬资产阶级变法自强思想的实质。[※注]吴桂龙对王韬的成名作《普法战纪》进行了研究，较为仔细地考证了此书的撰写经过、出版时间、编撰思想和编撰特点，并就此书呈现的王韬思想发展的踪迹做了论述。指出《普法战纪》是中国第一部专门记述海外战争的著作，也是近代“睁眼看世界”的一部重要著作，王韬在此书中评论了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体，最早提出君民共主的政治主张。[※注]张炳清指出，关于王韬思想的研究，史界有“冻结”一说，意谓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王韬思想研究“裹足不进”或“进展甚微”，其原因与对王韬早期资料发掘和重视不够有关。由湖南整理出版的王韬早年“东泛扶桑”所写的一部日记体游记——《扶桑游记》，则正补王韬“西极”英法所写八十则《漫游随录》之不足，也为今人研究王韬及其维新思想提供了一重要资料。[※注]

薛福成。冯丽蓉撰文探讨了薛福成变法思想的由来、变化过程、主要内容及历史作用。以出使四国为界标将其思想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变法的主张主要反映在经济方面，提出了发展工商业的要求；后期开始由经济而政治，内容更加丰富。[※注]余德仁认为，薛福成是清代继洪亮吉、汪士铎之后又一位著名的人口论学者。与洪、汪两氏一样，他也认为清代的人口增殖过多、过快，存在“人满之患”。不过，他主张用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办法，“用机器殖财养民”，同时对外移民。[※注]论及薛福成人口思想的论文还有吴申元的《论薛福成的人口思想》（《西北人口》1981年第1期）、李世平的《薛福成、严复和梁启超是中国近代人口思想的启蒙者》（《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5期）等。单强等指出，关于人才问题的论述是薛福成改革主张的重要内容之一，薛福成的人才思想有其十分鲜明的特色，如主张培养“适变求存”之才（工商人才、外交人才、专业人才）的时代性，全面关注重视人才与人才的培养、选拔、使用各个环节的系统性，认识到从全国范围内宏观管理人才的全局性。[※注]薛福成是著名的洋务派理论家，又是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外交家，韩昱撰文将其外交思想概括为：“以和为体，以作可战之势为用”的对外军事方略；着眼于收回已失利权，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论证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强调外交对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注]

郑观应。夏东元在郑观应思想研究中做出了开拓性的突出贡献，他于1981年出版了第一部研究郑观应的专著《郑观应传》，编辑出版了《郑观应集》，并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连续发表多篇论文探讨郑观应的思想。《郑观应思想发展论》一文指出，郑观应思想的精髓，首先是他的变法救国和重点防俄；其次是注重兵战，更注重商战。还通过郑观应兴办企业所采取的形式，反映郑观应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有抵制的一面，也有依靠的一面。对于郑观应不同时期的设议院行立宪主张，指出甲午以后郑观应主张缓行立宪，这与康、梁等人为了避免维新运动的阻力暂不把设议院提到日程的思潮以及迎合江苏藩司邓华熙的意见有关。而1900年郑观应又力主速行立宪，这固然与维护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有关，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郑观应的立宪以收民心，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注]《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再论郑观应》则通过对郑观应既是外国洋行的买办，又是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并兼任洋务企业的重要职务等四种交叉身份的剖析，指出买办可以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而民族资本家、改良主义者同洋务派也有着同一性。郑观应能从一个买办变为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主要是由于他在青年时就有较为强烈的爱国思想。至于郑观应参与洋务运动，则是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参与洋务活动来实现其富强救国的主张的。作为主导面，郑观应是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注]《郑观应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思想家》一文通过对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救国道路的探求的勾勒，以及郑观应“富强救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分析，指出郑观应把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作为达到“富强救国”的两根杠杆。这两根杠杆实际上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两面旗帜的胚胎。[※注]

吕杰把郑观应的思想概括为：倡言商战以卫国，为本国资本主义辟路；学习外国经验，促进本国资本主义发展；主张政治改革，为资产阶级争取参政权。他指出，郑观应的思想尽管有诸多的局限，但它对摧毁封建顽固思想的堡垒，传播爱国主义，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促进新生产关系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在19世纪末的思想界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注]汪熙指出，就思想格局而言，郑观应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有识之士的“变局”思想，主张以西学培养人才，否定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封建科举制度；提倡议会政治，否定封建君主专制；鼓吹既学习西学的“长技”，也学习西方的人文科学，包括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政法制度，从而达到他的前辈和同辈所未能达到的认识高度。以这种体用观为基石，郑观应提出了他的政治和经济纲领，那就是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的民富和国强。发展资本主义是他的“民富”与“国强”的灵魂。其最大功绩是向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与揭露，并提出自己的方案，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呐喊开路。[※注]史全生认为，郑观应提出的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促进生产，充分发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桥梁作用等一系列经济理论，基本上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一定的科学因素。[※注]汤照连指出，郑观应相当完整地提出了学习西方、建立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革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抨击了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在洋务运动中实施的官督商办、压制和排挤民族工商业的行径，主张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有利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措施；要求以商为中心全面发展国民经济，并对商、工、农等各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初步论证。其见解和主张，可以说是对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所做的全面总结，并为稍后戊戌变法运动中维新派的经济纲领奠定了基础，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注]徐元基批评学术界往往摘取《商务叹》中“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两句，就给官督商办制度结案，却不去进一步探究这首诗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写的，它抨击的具体对象到底是谁。他通过考证指出，甲辰（1904）稿本的《商务叹》与以后的乙酉本那首，文句内容上有差异，并无大家最感兴趣而常引用的“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两句，表明郑观应对官督商办制度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1900年以前，郑观应本人始终为官督商办企业尽心效力，仅对官督商办制度的弊病做了一定程度的批评；1900年以后，开平、电报、招商三局相继发生一系列重大变革，郑观应才写了那样极度愤慨的诗句。[※注]常汝琪指出，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提出了“商战论”，其“商战论”有下列几个特点：主张跟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针锋相对的商业竞争，抵制外国侵略；强调“以商立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提倡西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商战论”的进步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始终贯穿着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主张富强救国这一爱国主义思想主张；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以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奠定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影响了以后许多杰出的爱国者和革命者。[※注]郑学益认为，为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郑观应不但提出加强国防力量，以“兵战”防御外国的军事侵略的主张，而且还要求大力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以增加“商战”能力，有效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并且强调要把“商战”放在首位。郑观应的“商战论”并不局限于单纯的狭义的商业范围中同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斗争，而是要求以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为中心，在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注]

还有其他思想人物。

关于奕。翟厚良指出，奕是洋务运动发起人之一，其洋务思想的发端，与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及战后咸丰皇帝去世前几个月的经历很有关系。[※注]宝成关指出，奕是清廷统治集团中最早提出“自强”口号、最早形成洋务思想并提出洋务运动方针的人，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者。[※注]郑享清指出，奕是清朝统治集团中最早提出洋务运动方略并积极付诸实践的大臣之一，是洋务派在清朝中央政府中的首要代表，他的洋务思想对洋务运动的发起和发展具有全局性的领导作用。[※注]董守义认为，奕首倡“自强”口号，是第一个近代化纲领的制定者和提出者，并率先带动或给予推动，他的认识曾经领先于曾、左、李，他的许多做法给他们以启示。[※注]

关于马建忠。张守军指出，马建忠写成了《富国说》，以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认识为根据，主张发展对外贸易以振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理论，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注]李喜所指出，马建忠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和精通万国公法的外交活动家。和郑观应等改良主义思想家相比，他精通多国语言，熟知西方政治理论和文化典籍，又注意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能够融合中西文化，并形成自己一系列思想观点者，马建忠是佼佼者之一。[※注]

关于陈炽。曾丽雅指出，陈炽认识到为了反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必须学习当时先进的西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富强起来。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学习西方、改革中国社会的具体变法措施。陈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真正的救国方案，但其思想在当时不失其进步意义。[※注]李正中指出，陈炽不仅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启蒙的思想家，也是近代中国重商思想的开拓者，他强调商业是国家富强的关键，是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枢纽，提出设立商部、制定商法等保护与促进商业发展的措施，已突破了王韬、薛福成等人的片面的商务思想。[※注]赵树贵等指出，陈炽虽历任户部郎中、军机章京等低小官职，但在戊戌变法舞台上，却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留心天下利病，深究富强要策；撰书时有影响的《庸书》《续富国策》；参加发起并“总董”北京强学会；协助震聋发聩的《时务报》的筹建、组稿工作；热心维新事业，参加变法运动……种种劳举，可谓影响非小。[※注]

此外，徐溥对宋育仁一生主要的政治活动与其改良主义思想做了探索[※注]，杨堪分析了何启、胡礼垣在戊戌变法前后的民权和法律思想[※注]，等等。

三 戊戌时期的思想人物

康有为。出版的著作有：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孔祥吉的《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钟贤培主编的《康有为思想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黄明同、吴熙钊主编的《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

孔祥吉指出，多年来，史学界研究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的思想，主要依据康的弟子麦仲华辑录出版的《戊戌奏稿》（以下简称《奏稿》）。近年来，随着对清代文书档案研究的深入，先后发现《杰士上书汇录》《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等康有为著作的手写原本，以及他代别人草拟的许多奏折。参照档案，检讨异同，发现《奏稿》所辑康有为戊戌变法时之奏折二十篇，进呈编书序五篇，除去在政变之前已发表过的两篇外，其余各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动，不少篇章亦系后来补缀，文句与原折几无共同之处。[※注]陈敦伟指出，心学是康有为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主导方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了“南海之思想，以陆王心学为体，史学西学为用”的说法。但是，这并不是说康有为就是陆王的复活，可以将康有为的思想与陆王心学等量齐观。康有为的思想体系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他对封建的伦理纲常和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使中国缓慢地实现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并为此提出了一套政治经济纲领，设计了一个实质上是理想化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蓝图。[※注]袁伟时指出，以《实理公法全书》为代表的万身公法书籍是19世纪中国所有文献中最彻底的民主主义纲领。目前学术界断定它作于80年代没有足够的根据，它不但在思想方法和基本内容上与康有为写于80年代的《内外篇》《教学通议》等大相径庭，就是拿它同1895年公车上书前的作品相比较也风格迥异。康有为的思想是在甲午战后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到1897—1902年他才有可能写出万身公法书籍。[※注]

郑克强指出，康有为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古今兼收、中西并蓄，形成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以“变”为核心的哲学思想是他整个思想体系中精华之所在，这种哲学的特点在于：它既是对1840年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希望改变“诸国环伺，岌岌待亡”的局势，要求救危立国、变法自强的思潮的总结，又作为政治变革的前导，指导着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注]陈伟桐指出，康有为哲学思想表述上的一个特点是：大量借用古代和西方哲学及自然科学的名词、概念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这就决定了康有为思想形式的模糊性质。但是，与康有为借用西方自然科学的术语相比，他更多的是沿用中国古代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和范畴。在中国古代的哲学里，本来就存在着哲学思维的模糊倾向。到了康有为，又借用旧概念去说明新的世界观，在同一概念上旧内容与新含义往往并陈着，而人们又往往习惯于用原来的意思和规定去理解这些概念，这就加强了康有为思想的模糊性。[※注]孙国华指出，康有为的思想体系正如他的政治生涯一样，是相当驳杂的；他的伦理观也有许多前后相悖、自相矛盾和中西杂糅的地方。他后期主张“以孔教为国教”，不遗余力地用“旧道德”反对“新道德”，都说明封建道德在他头脑中居于很突出的地位。然而，康有为早期的伦理观，却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性质。他公开否定“义理之性”的存在，就是对封建道德从根基上的否定。如果说康有为所领导的维新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奏，那么，他的理欲观则是中国近代以破除封建道德、建设资产阶级道德为主要内容的伦理思想变革的先声。[※注]

李泽厚在《文史哲》1955年第2期上发表《论康有为的〈大同书〉》一文后，汤志钧对李提出的《大同书》“进步”说提出质疑，认为该书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动的[※注]，从而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80年代，这场争议仍有余波。陈慧道不同意汤志钧关于《大同书》“只是以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蓝本”的说法，认为“《大同书》所设想的‘大同’世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与资本主义社会有天壤之别的、纯粹空想的、最美妙的社会，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注]蒋玮指出，《大同书》是康有为一生中的主要著作，康有为所设想的通往“大同世界”之路，始终与妇女命运紧密相连，而且他把“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之权”作为去“九界”、进入“太平之世”的起步之点。因此，实现男女平等、争取妇女解放，不仅是《大同书》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康有为全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徐允明指出，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在西方文化冲击面前第一个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思想家，《大同书》则是其思想体系的集中表现。这部书反映了作者赶上西方、超过西方的愿望，以及关于如何实现这一愿望的若干思考。[※注]陈正夫认为，《大同书》幻想一个所谓“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并企图以“不忍人之心”为思想基础，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去实现这个社会。[※注]

就康有为的历史地位而论，汤志钧指出，以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为分界线，在此之前，康有为的思想反映了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值得充分肯定；但等到戊戌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兴起，他的思想仍停留在原位上，拉车向后，日趋堕落，沦为封建余孽，成了“由好变坏”的典型。[※注]徐高阮既不同意称康有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也不同意把康有为分割为前、后两个阶段，视为“由好变坏”的典型，而以“一个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定位，指出“他在戊戌后的长期海外生活里还为中国的再造作了新的建设性的思考，尝试拟定了他在维新运动中还不能设想的成系统的计划”。戊戌后康有为走向世界，以其亲身的感受和独特的思维方式，直接对西方世界进行观察与思考，并以西方富强之术为参照系，撰写了《物质救国论》和《理财救国论》，对物质与社会生产力进行了经济学意义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与教训，使他的思想更具有开放性、现代性和世界性。[※注]董士伟称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启蒙第一人”，指出早在19世纪80年代，康有为受西方思想的启发，就从人道主义和进化的社会历史观两个方面突破了封建思想的樊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近代型启蒙思想体系。特别是他标出的一系列人道主义课题，真正涉及了近代启蒙思想的核心和本质，不但辉映着中国启蒙运动的道路，而且至今仍存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注]

梁启超。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孟祥才的《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熊月之认为，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主要助手，思想受康有为影响最大，但仍有自己的思想特色，而且是舆论界最活跃的人物。其思想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变法、民权、救国，救国是根本目的，变法是救国手段，民权是变法的核心内容。民权思想包括：宣传变专制制度为议会制度是变法的本源；宣传民权代替君权是历史的必然；提出地方自立的主张。[※注]胡伟希认为，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向后倒退，而是继续向前发展。他吸取了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把变法成功的希望从皇帝和少数当权官僚身上转到“开民智”和要求“民权”方面。百日维新的失败是梁启超思想转变的契机，从他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对变法失败所做的深刻的反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这种思想转变的轨迹。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在他1897年主讲时务学堂时就已萌发，而作为较系统的民权观的形成，则体现在他1902—1903年所写的《新民说》论著中。[※注]沈世峰将梁启超对孔教的态度分为四个时期：从万木草堂到《清议报》停刊（1890—1901）为主张保教时期；自《清议报》停刊到辛亥革命前夜（1901—1911）为反对保教时期；辛亥至欧游之前（1911—1918），在新文化与复古思潮之间折中两是；欧游之后至去世（1919—1929），在主张中西调和论下走向保守。[※注]周行易指出，梁启超对开创中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新学科所做出的贡献是重大的。可以说，当时的学术界，还没有谁能在比较的广度和深度上与他相颉颃。他从比较的专门性、比较的自觉性、比较的理论性、比较的全面性四个方面，对梁启超对中西文化所作的比较，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注]有学者指出，梁启超是近代最早介绍外国歌曲的人。就他的音乐思想和理论活动而言，可以说超出了同时期很多音乐家，居于独特的重要地位；他的音乐思想、理论、意见和主张，构成了当时进步的音乐思想的主流，冲击着封建音乐文化。[※注]

严复。出版的著作主要有《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张志建的《严复思想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陈越光、陈小雅的《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与道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毛丹指出，学术界通常认为甲午至戊戌，是严复最进步的时期，这只能界定为：它是严复政治热情最昂盛，并且站在时代思潮最前列的时期。倘以严复本人思想而论，戊戌以后仍在深化与发展，政治观点如此，文化观更是如此。戊戌以后十余年，经历了消沉期、回升期、退潮期，退中有进，进中有退，进退交织。辛亥以后，转向强人政治，连锁反应般引起文化观的沉沦。但其晚年极不合理的倒退，也包含着若干合理的因素。[※注]商聚德对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第4 册所提出的“《天演论》上半部是唯物论，下半部是唯心论；上半部讲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下半部讲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天演论》上、下两部分的基本思想内容是大体一致的，都是从自然界的生物进化讲起，而重点讲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作为自然科学家的赫胥黎，在自然观上有自发的唯物主义倾向；在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中，虽然总体上陷入唯心主义，但也包含一些唯物主义观点。这两种哲学倾向上、下两部分都有，并不是两部分各有截然不同的哲学思想。[※注]汤奇学认为，康有为、严复是近代杰出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有相同的基本点，又各具特色。他们的思想具有戊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基本特征，如主张社会进化，倡导民权，希望建立议会，未超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范畴。但有各自的特点，如康有为的进化论具有一定的突变思想，严复则没有丝毫突变思想；严复猛烈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与儒家思想，康有为要懦弱得多；康有为主张“托古改制”，严复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注]陈国庆认为，孙中山与严复在思想主张与政治态度上有“革命”与“改良”、“实行”与“启蒙”的不同。严复的“思想启蒙”与孙中山的“革命实行”在近代中国社会起到了互补的作用，两者有鲜明的同一性并且殊途同归。[※注]蔡乐苏指出，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是普遍公认的。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翻译家，而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正是他，大大缩短了中国思想与世界近代思想之间的距离。[※注]何晓明认为，严复在政治观、哲学观、科学方法论等广阔的领域进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在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中，维新派比革命派做得更多；而在维新派中，保守的严复比激进的康、梁、谭贡献更大。当孙中山和康有为积极投入用不同方式变革封建制度的实际运动时，严复却反复强调首先对人民进行资产阶级的教育。从政治上看，严复要“右”得多，但是，康、孙的先后失败，恰恰又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严复主张的根本意义。[※注]

谭嗣同。出版的学术著作主要有徐义君的《谭嗣同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邓潭州的《谭嗣同传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喜所的《谭嗣同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黄卫平的《思维的悲剧与悲剧的思维——谭嗣同思想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等。研究谭嗣同的思想，必然会涉及《仁学》。陈庆坤指出，平等观念是《仁学》体系的基石，谭嗣同的仁学体系初看起来似乎是庞杂和矛盾的，但仔细研究，便可发现，有一个主导的思想，贯穿《仁学》的始终，那就是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念。[※注]李泓认为，谭嗣同虽然为君主推行新政曾不辞劳苦，但其政治思想已冲破君主立宪的界标，含有革命民主主义的因素。[※注]关于谭嗣同的佛学思想，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谭嗣同的佛学思想是他悲观失望的反映；一种观点认为，谭嗣同的佛学思想是他从事变法的思想武器。谭嗣同之所以重视佛学，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佛学在他看来是充满勇敢精神的。他勇于为变法献身，受佛学献身于信仰的影响很大。当然，佛学毕竟是一种宗教，必然会给谭嗣同带来消极影响。[※注]天祥指出，谭嗣同“穷天人之奥”，以世界最普遍的问题为研究对象，因此可以说是哲学的；但他的终极关怀还是社会生活的现实问题，所以更应当说是政治的。他对事物的认识是思辨的、逻辑的，尤重视经验的和实证的。所以，谭嗣同的理论与其说是哲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他的思想与其说是书斋思辨的，不如说是应用的或经世的，它是会通儒释，融聚中西，杂采庄墨，以“心”“识”为体，以救世为用，以平等为内涵，以日新为宗旨的经世佛学逻辑结构。[※注]

还有其他思想人物。

关于黄遵宪。陈其泰指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近代第一部有系统地记述外国当代史的著作，该书与戊戌变法的准备与进行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明治维新史为中国的鉴戒，在思想上明确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介绍日本、欧美的制度、文化，批判封建专制，具有很高的时代价值。[※注]陈其泰还探讨了发生在黄遵宪与梁启超之间的中西文化争论，当梁启超因计划创办《国学报》，写信给黄遵宪，提出“保存国粹”的主张，黄遵宪毫不含糊地立即表示反对，提出“大开门户容纳新学”的主张。[※注]王晓秋指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研究日本的著作，也不愧是清代研究日本的集大成的代表作。[※注]陈宗海指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近代中国研究日本史（特别是明治维新史）的一部值得重视的历史著作，对后来的戊戌维新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注]张海元指出，黄遵宪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政治活动家和诗人，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的确立，是在写作《日本国志》前后，而不是在日本与王韬结交之时。[※注]葛玉岗指出，黄遵宪不仅是我国近代一位“明于识、练于事、忠于国”的杰出外交家和爱国诗人，还是一位立志改革、献身改革的资产阶级改革家。黄遵宪在康有为等人发动的维新运动中，尤其在湖南新政中，卓有成效地发挥了自己的政治才能，做出了重要贡献。[※注]

关于唐才常。黄静指出，自立军起义是以勤王为形式的未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兼具革命与勤王两重性质；唐才常的思想基本倾向革命，但始终未能突破忠君保皇思想的束缚。[※注]朱国栋认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唐才常并没有实行由改良到革命的转变。他的言行始终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范畴，其所属的派别，应是接近康、梁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注]

四 辛亥时期的思想人物

孙中山。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和《孙中山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肖万源的《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韦杰廷的《孙中山哲学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本书编写组的《孙中山军事思想与实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张启承、郭志坤的《孙中山社会科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刘兴华的《孙中山思想论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刘枫、曹均伟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尚明轩的《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88年初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再版），等等。

孙中山早年是主张改良还是主张革命，这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林增平认为，孙中山1894年上书李鸿章是志在改良维新的政治实践，檀香山兴中会还不是革命团体，所传 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入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并不存在，1895年广州起义还不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注]黎澍则认为，孙中山早期思想的发展没有经过维新改良，他上书李鸿章是一次革命活动，因为上书的目的是劝说李鸿章造反。[※注]耿云志认为，上书李鸿章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和活动逐渐发展成熟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注]苑书义则认为，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只是想“求知当道”，绝没有劝李造反之事。[※注]

民族主义。关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源流，有以下说法：“一源”说。张正明等人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导源于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说远一点，是内中国而外四裔、贵华夏而贱夷狄的民族正统观念；说近一点，是明朝遗老和江南会党反清复明、扑满兴汉的思想”，进而“用西欧、美国、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革新了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而形成”。[※注]“二源”说。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认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有二，“一是农民阶级朴素的民族反抗思想”，“二是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注]“三源”说。林家有从社会背景、阶级基础与思想源流三方面加以探讨。他说：“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和清政府走狗面目的彻底暴露，是20世纪初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的社会原因。”“随着民族资产阶级阶级意识和政治要求的确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觉醒日益提高，是20世纪初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的阶级基础。”“继承中国近代以农民为主的革命‘先民’的反清革命传统，吸收欧美和亚洲各国民族独立的革命思想，作为争取中国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思想武器，是20世纪初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注]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涵，有如下概括：林家有认为主要有三：反满、独立、平等。“反满，即打倒清政府，用资产阶级共和国代替君主专制的清政府。在反满革命斗争中，要把满族人民和满族贵族区别开来，不以仇杀为事。”“独立，即建立一个不受外人控制的、由资产阶级独立行使主权的共和国。”“平等，即在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之后，国内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皆可参政权，国际上，则要与各国处于平等地位，共同维持世界和平。”[※注]钟卓安提出可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或曰“排满而兴汉”，“汉家天下，政由己出”；“以反满为救国手段”；“在反满斗争中严格区分满洲贵族和满洲普通群众”。[※注]黎明认为主要有四：要救国必须推翻清朝；能发愤就能消除外侮；五族共和，平等联合；国家独立，天下为公。[※注]李华兴概括成四条：“突破了狭隘的‘种族复仇’主义和笼统排满思想”；“和推翻卖国政府、拯救民族危亡、摆脱瓜分危机联系在一起”；“主要以资产阶级的民族构成学说为思想依据”；“对太平天国和秘密会党反满、反侵略要求的继承与发展”。[※注]贺陆才等概括的“四项内容”是：“建立‘中国人’的民族国家”；“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同时进行”；“以优等的多数民族（汉族）吸收少数民族，使之同化”；“寓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于反满革命中”。[※注]在孙中山民族主义的评价方面，耿云志强调，尽管孙中山等人“确非真正意义上的反满论者”，但他们身上的民主主义能量并不很多。[※注]林家有指出，由于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还包括了‘五族共和’民族平等主张”，“也能够号召包括满族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响应革命”。[※注]

民权主义。关于民权主主义的思想渊源，张磊强调，“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才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主要渊源”，“古代中国某些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个别环节，也为孙中山所借用”。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就是民权主义的核心；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尖锐的批判，乃是民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关于五权宪法，有的学者将其内涵概括为主权属于国民全体、间接民权与直接民权相结合、五权分立、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四个方面[※注]；有的学者概括为五权分立、权能分治、革命民权三项[※注]。五权宪法是分权制还是集权制？传统观点认为是分权制，80年代仍有部分学者坚持这种意见。张磊认为，“‘五权宪法’实质上仍是以‘三权分立’的欧美宪法作为范本”。王辉认为，“这一理论是对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二者的理论体系和制约平衡原则都是一脉相承的”。[※注]但有学者认为五权分立是一种集权学说。五权学说是“为了反对西方议会‘专制’或‘独裁’”。“监察权和考试权的分立，是为了削弱议会对行政权的牵制作用，结果是加强行政权力。五权与三权的关系，要作‘逆定理’式理解，这里完全适用逻辑学上的排中律，对分权主义的否定，即是对集权主义的肯定”。[※注]关于政党政治，有的学者指出，孙中山晚年放弃了原先坚持的政党政治的主张[※注]；有的学者指出，孙中山晚年没有反对政党政治，“不仅不否定在宪法颁布以后仍将实行政党政治，而且，它之实现的需要正是为了在革命时期结束、宪政时期到来之后，真正实现政党政治的目标”[※注]；有的学者认为，孙中山在晚年很少谈到政党政治的问题，偶然几处，也有褒有贬，所以“很难下一个断然的结论”[※注]。关于权能区分，邵德门认为，国民掌握政权，政府实施治权，这种权能分立学说，比西方资产阶级分权学说更为进步。[※注]孙志亮认为，权能分立学说主张“把治权交给有‘能’的人，无能的人不得掌权，掌权者必须有能。单从政府组成的成分来考虑，这无疑是正确的”。[※注]李育民指出，“权能区分”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遭到挫败之后，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有了更深的认识后提出的；从思想渊源来看，继承了卢梭的“主权在民”及与之相关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等思想，以及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是它们二者的混合；“权能区分”采用了较为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方式，来解决人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具有较孙中山的资产阶级前辈更高的民主性，“在形式上已经接近了无产阶级民主”。[※注]

民生主义。关于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林家有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吸收了某些社会主义学说，但不能因此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两种学说在阶级基础、产生的条件和实行的方案等方面都有很多根本性的不同之处。[※注]胡绳指出，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反映他对于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强烈愿望，并使他终于在晚年坚定地实行同共产党合作的政策。但孙中山虽然表示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却不打算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设法避免社会主义革命。[※注]何振东认为，孙中山把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这两者“兼容并包”，是他对社会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大胆探索。[※注]关于民生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关系，姜义华不同意列宁关于孙中山是民粹主义者的论述，他用列宁概括的民粹派的五个特点去验证孙中山，认为孙中山并不具有这五个特点。[※注]郑大华也指出，旧民主主义不具有民粹主义色彩，主要理由是民生主义的出发点、内容和归宿都不反对资本主义，只是反对资本主义垄断，这与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衰落、退步的民粹主义不同。[※注]张达明则认为，孙中山有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空想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计划，这两点与民粹派很相似。[※注]

文化思想。龚书铎不赞成某些人把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基础归结为“中国的道统”，认为孙中山思想主要渊源于西方文化，其革命思想基础是效法美利坚、法兰西。[※注]陈旭麓认为孙中山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即“因袭（继承）—规抚（引进）—创获”[※注]。章开沅系统地考察了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并对这一关系做了“动态概括”：从离异开始，以回归终结；离异之中经常有回归，回归之中继续有离异。[※注]

章太炎。著作主要有：姜义华的《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再版），唐文权、罗福惠合著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章念驰的《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88年版），李润苍的《论章太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何成轩的《章太炎的哲学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

1978年，《历史研究》发表了唐振常的《论章大炎》和李泽厚的《章太炎剖析》两文，两篇文章都批判了“四人帮”把章太炎说成是“法家”、辛亥革命的“旗手”以诋毁孙中山的谬论。但对章太炎的思想倾向和评价问题，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唐振常指出，章太炎的参加革命，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并不具备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只是从狭隘的民族观念出发，主张革命；所谓革命，便是排满逐满，便是反清复明。他是“中华民国”的发名者，“中华帝国”的向往者，言革命而不赞共和，晚年回到尊孔。观其一生，对革命有功有过，思想上有瑜有瑕。[※注]李泽厚把章太炎的一生分四大段：1900年以前，基本追随和从属于康、梁改良派；从1900年“解辫发”到1908年《民报》停刊，与改良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从1908年到1913年，大闹分裂，反对孙、黄；1914年以后，日益离开政治、思想舞台，成为“国学大师”。章太炎思想的特色除了从历史、文化角度反满，还有反资本主义。章太炎思想有其进步的一面，又有其落后以至反动的一面。如强调道德作为革命动力，是唯心论；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文化，则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反代议民主固然揭露资产阶级伪民主是尖锐的，但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现实代价。[※注]他们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李润苍指出，章太炎，不失为有影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辛亥革命时期，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他主编的《民报》对推动革命起过较大的作用。晚年仍不失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注]罗耀九指出，章太炎对自由、平等、民主宣传不够，反对议会制度，否定民主选举制度，反对政党制度，拥护封建官僚、反对资产阶级革命家，贬斥资产阶级之处，不能称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思想家。[※注]林庆元认为，章太炎反对资本主义发展，否定代议制，不是来自封建地主阶级思想意识，而是来自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辛亥革命后民主思想大大褪色，但他并不是倒退到地主阶级的怀抱里，只是一度对民主制表现出了动摇。他始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注]

朱执信。著作主要有肖万源的《朱执信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黄烈义指出，作为革命家和理论家的朱执信，在民族主义的阐发和运用上起到重大作用。他在民族理论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深刻性、创造性和战斗性，在同时代的中国革命家中是较杰出的。[※注]陈哲夫指出，朱执信早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对劳动人民表示了深厚的同情，这是他不断前进的思想基础。在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朱执信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观点，他赞成公有制、主张废除私有制的思想；主张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消灭阶级的思想；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的学说，其政治思想在后期超出了资产阶级的樊篱。[※注]关捷指出，朱执信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杰出的理论家和活动家。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尤其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探索和传播，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理论，同资产阶级保皇派论战，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光辉的部分。[※注]

秋瑾。诸庆清指出，爱国主义是秋瑾思想的出发点和精神所在；革命排满和反对封建礼教，是秋瑾思想并列的两大主题和具体内容。从历史的眼光看，秋瑾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业绩，正在于踏倒了千年以来建筑在人们心灵上的封建礼教的藩篱，从而把人们久被禁锢的精神带向一个开阔的境界。1900年为起点，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阶段，带来了新的特征，其实主要还在知识分子对封建纲常的否定。没有这一点，反封建专制的革命是不可能的。[※注]王祖献认为，秋瑾前期诗作虽大部分为咏物写景感事抒怀、思亲念友之作，然而从具体内容看，它们并非一般的“风花雪月、闲愁离恨”，而是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环境中青年女性的生活、思想，同时与后期诗作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注]晓缃认为，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女性，是一个站在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前列的坚强战士，也是那个时代妇女中为民族解放事业和妇女解放事业献出头颅的第一个。她的民主革命思想包含着一些光辉的、有价值的内容，而她又以自己毕生的奋斗和实践丰富了这些内容。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君主专制的反动统治，挽救中国的危亡，是秋瑾一生奋斗的主要目标，也是她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体现；对妇女解放事业的宣传和实践，是她民主革命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此外，她还主张以革命的武装推翻清王朝。[※注]还有多篇文章论及了秋瑾的妇女解放思想。[※注]

陈天华、邹容。林增平指出，陈天华、邹容是中国近代两位卓越的民主革命宣传家，他们在呼唤反帝爱国、反清革命、歌颂民主共和的舆论阵地上，均以词锋犀利、先声夺人的气势而彪炳史册。[※注]吕涛指出，陈天华的反帝爱国思想，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就是陈天华在《警世钟》一书中提出的名言。《警世钟》宣传的反帝反清思想，对于唤醒中华民族起了很大的作用。[※注]肖万源从反帝反封建思想、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无神论思想、唯物主义思想三个方面，对陈天华的思想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注]龙华指出，陈天华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思想家和宣传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创作的杂剧《黄帝魂》表现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在当时具有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理想的积极意义。[※注]王鉴清等指出，陈天华是辛亥革命前夕的著名宣传家，他为辛亥革命做了重要的舆论准备，且为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了一生。[※注]20世纪初期，在要革命还是要立宪的问题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曾以小说为武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改良派发表了《新中国未来记》《宪之魂》《未来世界》等小说，鼓吹“君主立宪”；革命派也在1903年发表了提倡“民族主义”的《洗耻记》和痛斥“君主立宪”是缓和革命的《自由结婚》等小说；尤其是出色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在1905年写出了小说《狮子吼》，歌颂革命党，直接批驳《新中国未来记》。[※注]

宋教仁。唐文权通过《宋教仁日记》（这部日记起于1904年10月30日，止于1907年4月7日，除中间缺失1904年底的半个多月和1905年9月下旬至年底的100 天左右），分析了宋教仁同盟会倡始时期的心态。[※注]燕国桢指出，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不同时间、地点、条件，片面强调武装斗争“左”的思潮的影响，过去我国史学界对于宋教仁的评价贬多于褒，甚至列举诸如对袁世凯“抱幻想、软弱妥协、把同盟会拉向倒退（指在同盟会的基础上建立国民党——作者）”“醉心通过议会道路建立责任内阁制”“同袁世凯争夺个人权力”等错误，硬把他描绘成国民党的“右翼”，人为地降低他应有的历史地位。[※注]陶季邑不同意宋教仁“开始同意实行总统制”，“但不久之后，他变成了一个责任内阁制的坚决主张者”的观点。认为宋教仁从来就主张内阁制，未曾主张过总统制。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宋教仁就潜心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并将内阁制与总统制做了比较研究，从而指出：“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武昌起义前，宋教仁曾指出内阁在“国家权力之机关”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热烈赞颂了葡萄牙新内阁的成立。[※注]鲁广锦指出，“政党与政党政治论”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议会政治体系，实现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长期以来，人们在评价宋教仁的“政党与政党政治论”时，往往是以简单的否定代替具体的分析，过多地指摘取代科学的批评。应该看到，对于处在20世纪初的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来说，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未出世以前，“政党与政党政治论”毕竟是一种先进的思想，特殊的政治形势曾赋予其积极进取的精神，一时成为影响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宋教仁为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捐躯，但他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不应因此而被湮灭。[※注]段国卿指出，邹容是辛亥革命前重要的革命家，以著《革命军》名震中外。他在孙中山先生公开提出三民主义前，已大致确立了民族、民权和民生三大主义的基本思想，成为系统地从理论上阐述民主革命思想的第一人，同盟会成立前中国思想界的泰斗。[※注]刘子平等论述了邹容民主革命思想的源流，包括吸取了改良派思想的积极成分，又接受了中外民主思想的影响。[※注]

杨度。唐文权指出，杨度生活在“中体西用”口号产生和流布极广的时代，他前半生的思想政治中呈现出调停二者的种种迹象：“帝王之学”为体，政法新学为用；非常之人为体，西方之宪为用；功名权欲为体，组社结党为用。[※注]谷穗指出，杨度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致力于君主立宪。鼓吹之，辩论之，笃行之。然而，由于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而且碰得头破血流。在碰得头破血流后，晚年转向了共产主义。[※注]杨念群指出，在中国近代佛教史序列中，杨度可以说是一位往往被人忽视的佛学改造者。他从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一变而为参禅论佛的居士，把静谧的佛学沉思和社会政治状况互相参证，而重新校正自己的政治轨迹。杨度把自己的佛学理论归结为真，这就最终跳出了禅宗一味求空的窠臼，也为他从主观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过渡架起了桥梁。[※注]

刘师培。陈奇指出，刘师培投身革命的时期，他的经学成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宣传的工具。传统经学就其基本内容来说当然是封建性的，但也不可否认其中某些内容确实包含民主性的因素。封建士的出身和浓厚的经学熏染，使刘师培得以利用经学中某些民主性的成分，对传统经学中的三纲说及天命观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注]经盛鸿指出，刘师培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经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扬州学派”的殿军，又是清末民初政坛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他虽只活了36岁，却写下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和学术论著，参与了许多重大政治活动，在当时与以后都有重大的影响。尤其是他一生政治立场与政治思想的三次重大变化，即从反清革命，到宣传无政府主义，再到成为封建卫道士，民初又堕落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引起人们的注目与深思。[※注]他前期从一个封建的书香世家的子弟，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他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领会是不深的，根底是不牢的，既受到民主主义的影响，又不能摆脱封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注]

五 五四时期的思想人物

陈独秀。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曾乐山的《五四时期陈独秀思想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魏知信的《陈独秀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唐宝林的《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陈独秀的评价从以往的批判为主到趋于实事求是。70年代末，林茂生等率先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是激进民主主义者和思想界的明星；建党时期，他是社会主义的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大革命时期到被开除出党前，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取消主义者；托派时期，他是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背叛者。[※注]80年代初，唐宝林指出，陈独秀从1929年春到1942年逝世，与托派相结合、争吵、分离的复杂过程，认为陈独秀出任托派中央领导人期间，曾领导托派进行过许多重大的“反蒋抗日”革命行动；抗战爆发后，也做过许多抗日工作。所以，不能称其为取消革命的“取消派”，更不能视为“反革命”。[※注]王洪模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但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党的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但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人；他从新文化运动到第一次大革命中期为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期的一些关键时刻已经犯了严重错误，而到后期就犯了成为完整路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大革命失败后他由马克思主义者蜕变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提出了一套取消主义和托派理论，加入了托派组织并成为总首领；出狱后，他没有再从事托派组织活动，但思想上徘徊歧途，日益消极悲观。[※注]

李大钊。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朱乔森、黄真的《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吕明灼的《李大钊思想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等。杨树升认为，李大钊在留学日本期间主要受了安部矶雄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注]刘伟认为，李大钊早期是处于“自在阶段”的无产阶级思想家。[※注]多数学者认为，1918年7月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的完成，是其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开始转向社会主义者的标志。董世明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1916年9月《青春》一文的发表标志着李大钊已经有了人民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开始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注]刘伟对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作为李大钊已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标志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对被恩格斯称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尚缺乏十分明确的认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有一些模糊。在他看来，1920年初发表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才是李大钊走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注]张静如认为，李大钊是在解决了三个关键性问题后，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夕才开始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三个关键问题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认识；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原理的认识。[※注]

胡适。新中国成立以来，胡适一直是大陆思想批判的对象，这种情况到70年代末以后得到了改观，耿云志成为大陆第一个真正从学术角度研究胡适并给予实事求是评价的学者，其《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初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再版）成为第一部系统地实事求是地研究胡适的著作。书中收入了《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等10篇专题论文和一个简明的《胡适年谱》。他认为，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是资产阶级著名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以及教育学等领域，都曾有过重要的贡献。例如，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而白话文运动不但在文学革命运动中占有突出地位，而且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也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胡适在提倡个性解放、提倡妇女解放、鼓吹社会自由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封建主义进步性；他宣传实验主义是有两重性的，“一方面，作为资产阶级唯心论哲学，它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封建思想的武器”；他提倡疑古的思想，对于打破对古书的迷信，打破封建学者“信古”“泥古”的陈腐偏见，进而对于破除封建思想和儒家经典的束缚，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胡适在政治上虽然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暴力革命路线，但一直坚持改革，不应将其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集团看成完全是一回事。其后，更多的学者对胡适展开了比较客观、公正的研究。孙昌熙、史若平认为，“胡适对新文学运动、特别是这一运动的前期所作出的贡献，不管你承认它与否，它是客观存在的”。主要包括“首举义旗之急先锋”“白话文学的倡导者”“积极的文艺主张”“大胆尝试的成果——《尝试集》和《终身大事》”。而且，“五四时期，胡适的贡献不仅在新文学上，在哲学、史学、教育、文字改革，以及古典文学的研究和考证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他们也指出，“胡适是资产阶级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典型代表”，“具有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注]欧阳哲生认为，胡适在政治上虽然“从杜威走向蒋介石”，但他的政治道路发展的阶段性和政治思想内涵的双重性表明，他在思想体系上与反动政治势力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一概而论。因而即使单纯从政治的角度，对胡适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也是值得商榷的。而且胡适的主要事业是在文化思想和学术研究方面，他对中华民族的主要贡献亦在此。概而言之，首先，胡适在诸多文化领域创造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可谓中国新文化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其次，胡适积极传播文化观念，坚持民族文化的近代化路线，坚定不移地同一切旧的文化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愧为中国新文化战线的一员健将。最后，胡适毕生从事文教活动，为培养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推动中国新文化等事业的发展，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其功不可没。[※注]潘光伟指出，胡适受传统影响的西化论者，其思想有三个基本特征：深受赫胥黎和杜威的影响，毕生坚守“进化思想模式”；是杜威的忠实信徒，但不是一个“好”的实用主义者，在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他移植来的学说，引起了“桔逾淮而北为枳”之效；摒弃了传统的“排拒”意识，不懈地追求“独立”意识——不依附任何党派，主张言论自由、民主秩序、思想意识的宽容等。[※注]蔡尚思十分肯定“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封建精神”，认为主要表现在“首倡白话文”“打孔家店”“引进西方文明”“力行学术民主”，胡适“在中西学、中英文各方面都有相当根抵，颇象严复；有时比较浅薄，颇象梁启超。他大力提倡白话，功不可没。他的思想，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注]

鲁迅。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林非的《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张琢的《鲁迅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易竹贤的《鲁迅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金宏达的《鲁迅文化思想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国民性思想是鲁迅思想研究的重点。王瑶在《谈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一文中认为，“所谓改造国民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揭露和批判国民性的弱点，一方面是肯定和发扬国民性的某些优点，虽然他对国民性问题认识的深度和侧重点前后其有所不同，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无论前期或后期都是存在的”[※注]。鲍霁将鲁迅思想发展分为三个时期，“早期（1920年前后），前期（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到1925年）和后期”。早期探讨的是“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解放”。前期“一方面把改造国民性的任务，同他所执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逐渐扬弃了他早期那种崇尚天才，轻视物质文明的偏颇”。后期“在立场、方法、观点上与前两个时期有根本不同，并有了重大发展”。[※注]陈早春将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即鲁迅留学日本时期。主要探讨“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这时的鲁迅是个民族民主主义者。第二阶段，即“五四”时期。主要探索的是国民性的“病根何在”的问题。此时的鲁迅是个激进民主主义者。第三阶段，即从“五四”退潮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前夕。其思想已属于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范畴。第四阶段，即鲁迅思想发展的后期。这时，他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已能以更为明确的语言对“国民性”问题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论的分析。[※注]郑欣淼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经历了长期变迁、发展的过程，逐渐克服了其中的弱点和不足，最后建立到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之上。这一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留学日本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是他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滥觞期。第二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这一阶段进行的是攻击封建传统的思想革命，通过广泛的‘文明批评’，扫荡旧的意识形态，打碎反动统治的精神枷锁，疗救病态的国民性。第三阶段，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鲁迅经过短暂的彷徨和思想上的矛盾斗争，正确地解决了改造国民性与改造社会思想革命的关系，把改造国民性思想建到了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第四阶段，第二次国民战争时期，即上海十年。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鲁迅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更加成熟，更臻完善，视野也更加开阔。”[※注]冯天瑜认为，鲁迅所揭示的国民性弱点的原因，一是由于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造成社会生活的闭塞、钝滞、狭隘，二是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造成的失败主义情绪，以及奴才与暴君、自卑与自大相混合的病态心理，造成了中国统治者的共同精神状态，而这种状态同样在劳动人民身上表现出来。[※注]陈鸣树指出，“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弱点形成的第一个原因是由于中国是农业社会”。这种单一的农业经济和落后的经营方式不能不反映到民族心理上，“成为一种节奏缓慢、不珍惜时间、狭隘保守的民族精神状态”。“第二个原因是在政治方面，即‘历受游牧民族之害’。他们的统治方式曾给人们心理上蒙上了阴影。”[※注]

梁漱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提到梁漱溟，还多是大批判的语言。对梁漱溟的学术研究，在他晚年亦即80年代后期，随着文化热的兴起而逐渐增多起来。郑大华将梁漱溟定位为五四时期最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现代新儒学的开山鼻祖，分析了其思想经历“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中国儒家思想”三个时期而转变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过程，指出其《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是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作，它从文化渊源、人生哲学的角度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总的清算，比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更有理论性和原创性。[※注]郑大华还分析了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指出：“中国文化早熟”说是梁漱溟认识中国文化的钥匙和立论之本；依据“中国文化早熟”这个总特征，梁漱溟又考察了中国文化的十四个特征；探索复兴儒家的道路，谋求中华民族的前途，是梁漱溟一生关切的主要问题。[※注]方松华指出，梁漱溟在1921年发表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奠定了其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梁漱溟文化哲学的立论之本与他解答东西文化问题的钥匙是他的“三大文化路向”或“三种人生态度”说；对中国文化的评估与对世界未来文化的预测是梁漱溟文化哲学的主题和核心，也是当代新儒家的基本理论之一。[※注]郭齐勇指出，梁漱溟是中国文化哲学和比较文化园地的开拓者，他以“身的文化”与“心的文化”为轴心，设计了一套中西文化比较的参照系；还以“伦理本位”和“个人本位”作为概括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模式。[※注]

吴虞。马自毅指出，新文化运动期间，吴虞因其曾经发表猛烈抨击儒家纲常名教、家族制度的文章，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其后的一些论著也多半把吴虞视作反封建、反传统的代表人物，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并列，称为“资产阶级节命派”“彻底的反传统派”等，予以高度评价。但他认为，吴虞写了些反孔非儒的文章，但称其“资产阶级节命派”是戴错了桂冠。[※注]钟海谟指出，吴虞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造就出来的名震五四前后的历史人物。他在沧海横流之际，与古老中国的顽固封建势力及其统治工具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搏击，曾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战士，却以佛教居士为归宿，确是一类典型。[※注]贾顺先指出，当康有为、梁启超主张的变法维新思潮传入四川后，吴虞是成都地区主张“新学”的第一人。他一面在成都教书，一面反对封建礼教，主张家庭革命和社会革命，不顾当时一批封建遗老和政客等的反对和“鄙笑”，四处“搜访弃笈，博稽深览，十年如一日”，到处搜寻被封建遗老等人认为是“弃笈”的新书和报纸，加以深入的研究和广博的考证之后，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五四时期主张“打倒孔家店”，批判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儒学。由于采取形式主义方法对待孔子，后来落后于形势。[※注]王杰指出，吴虞对儒家思想的评判是多方面的，他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在道德—政治领域即批判旧礼教旧道德，对儒家家庭—国家同质同构学说也做了细致入微的剖析，还批判了儒教毒化国民、摧残人性。[※注]

其他人物思想。周作人。舒芜认为，在“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当中，周作人在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方面，在新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建设方面，在思想革命的号召和实行方面，在新诗的创作和理论探索方面，在小品文的创作方面，成就和贡献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开创性的、别人无可代替的，将永远成为中国新文学宝库的一个极重要的部分。周作人后来之所以消极颓唐，终于陷进叛国附敌的泥潭，是由于他的精神结构之底层，始终是贵族式的优越、冷漠的中庸主义。而中国文化本是自我调节型的，是中庸主义的好的土壤。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本来需要的是震撼突破，根本改造文化的形式、实现文化革命，鲁迅一生走的就是这条反中庸主义的道路。周作人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乘着中庸主义的小舟涌上历史的潮头，后来新的潮头迎面打来，他还想用这小舟力挽狂澜，既不可得，乃以颓废自保，并以导人，从反封建文化的前驱，一退而去继承封建的异端派的衣钵，再退而与封建妖孽汉奸政客同流了。周作人的悲剧，乃是民族文化新生过程中不该毁灭的东西陪着古老传统一起毁灭的悲剧。[※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