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思想可以分为早期维新思想和戊戌维新思想两个时期，戊戌维新思想是早期维新思想的延续与发展。早期维新思想承洋务思想之余绪，倡戊戌思想之先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传承和过渡方面占有重要地位，也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异同、相互关系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问题。一种意见强调了两者的同一性。有学者提出，“早期维新派也基本上属于洋务派，至少可看作洋务派的同路人”，或者说“早期维新派的言论是洋务运动的理论指导，洋务派则是‘中体西用’原则的实施者”。[※注]章鸣九认为，洋务运动后期进步知识分子既没有脱离以“中体西用”为核心的洋务思想，又不同程度地具有维新思想。这些人大致是朝着维新的彼岸走，但最后并未到达彼岸。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处于从洋务思想到维新思想的过渡形态。他们较之六七十年代有明显的进步，然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取代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仍然是融合中西、调和新旧，没有突破“中体西用”的思想结构。[※注]另一种意见强调了两者的分歧。陈伟芳认为，洋务派与早期维新派在提倡西学与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有着共同的连接点。但洋务思想与维新思想毕竟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是不同范畴的思想体系，前者属于地主阶级，后者属于资产阶级。洋务思想与维新思想的分界线是：第一，是否主张和扶植民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第二，是否提倡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去批判和改造封建统治。[※注]吴剑杰认为，早期维新思想分前、后两个时期，中法战争前，它虽然与洋务思想存在着某些歧异，但基本上没有超出洋务思想的范围，中法战争后，它作为洋务思想的对立面逐渐分离出来，表现出更多的资本主义倾向，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前驱。19世纪80年代到甲午战前的维新思想家以其政治上的“君民共主”和经济上的“以商为本”思想，与洋务思想区别开来，成为当时思想界进步政治思潮的重要特色。[※注]冀满红指出，早期改良派、洋务派虽都有“中体西用”的议论，但两者的“中体西用”并非完全一致，同是论述“中学为体”，洋务派的“中体”不得一丝更动，而早期改良派却企望封建专制制度得到资本主义的改造；同是主张“西学为用”，洋务派所要采纳的“西学”仅限于“器艺”之类，而早期改良派所要采纳的“西学”，不仅包括“器艺”之学，而且包括西方的先进政治制度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内容。[※注]

学术界对早期维新思想中以下一些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关于重民思想和议会思想。刘学照认为，早期维新派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爱国重民思想的继承者，他们把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某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为了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重民思想。这种重民思想是一种直觉的处于感性认识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戊戌维新运动正是这种重民思想轨迹的继续和发展。[※注]史学界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观点，即早期维新派要求开设议院，实行“君民共治”，就是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以代替封建专制制度。侯宜杰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1895年之前，在中国还没有人提出过君主立宪的主张，早期维新派所说的“议院”并非什么君主立宪制度。君主立宪，关键在“立宪”，即制定宪法。但早期维新派没有提出制定宪法，未把国会视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所设计的议院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议院。关于重商思想。张能政认为，早期维新派的经济思想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与洋务派经济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重商民利益还是重官府利益，重发展私人资本还是重发展官僚资本；同时，两者在资本构成、阶级属性、思想渊源方面又存在着继承关系。[※注]韦经照指出，中国近代早期改良思想家主要代表是指冯桂芬、容闳、薛福成、马建忠、陈虬、陈炽、何启、郑观应等，他们在经济上都程度不同地提出发展民族资本的方案，认识到必须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保护民族经济的独立发展，中国才会走上富强之路；他们要求国家护商，改革税收、财政制度等；提出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营方式。[※注]郑学益指出，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开放模式是“通商主导”型，要求以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为中心，在国民经济部门中学习和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营方式。[※注]

综观近代风云变幻的历史，能够产生持久性影响并能引起国人深刻反思的思潮，戊戌维新思想当在其列。改革进程的启动，更能激发人们对这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戊戌思想研究专著，主要有吴廷嘉的《戊戌思潮纵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该书从不同角度，运用系统网络分析、层次和中介研究、结构分析等研究方法，纵横论述了戊戌思潮兴起的原因、过程、高潮、性质、特点和作用，并把它同西方启蒙思潮和日本明治维新运动进行了比较，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与传统看法不同的观点。该书还探讨了维新派的群体性格，并对梁启超、张謇做了专题研究，高度赞扬了维新派的历史功绩，同时指出他们的失败是一个社会的、时代的悲剧，他们的经验教训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除了吴廷嘉的《戊戌思潮纵横论》外，80年代还发表了大量研究戊戌维新思想的论文。关于戊戌思潮的性质。学术界有“改良主义运动”“改革运动”“爱国救亡维新运动”“一次非爆发性的、不彻底的、不流血的革命”等不同说法。汤志钧认为“这种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思想潮流，进一步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就其‘变更’的性质来看，却是改良主义”。[※注]龚书铎提出了“戊戌新文化运动”的概念，将戊戌思潮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他指出：“提起新文化运动，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这是发生在‘五四’时期的事情，它似乎已成为一个确定的专名词。其实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并不仅在‘五四’时期发生过新文化运动，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文化的角度说，这个时期大致从1895年中日战争后到20世纪初年）也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运动。”[※注]陈旭麓从启蒙的角度论述了戊戌维新的意义，他指出，中国的启蒙可以说是与它进入近代同步，然而，启蒙成为一场自觉的运动，却是从“戊戌”开始的，“戊戌”启蒙作为一个运动，其核心内容便是“开官智”“开绅智”和“开民智”。戊戌启蒙运动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天赋人权学说和自由、平等、民主的资产阶级原则来批判中国传统小农社会流行的君权观念、行为模式和伦理精神，显示了近代中国人批判理性精神的觉醒与成长；而其对传统宗法等级观念的冲击和对自我独立的意义、价值的推崇，又体现了近代人文主义精神。[※注]

关于戊戌思想的渊源。吴廷嘉提出“双源”说，内源是指明代以来士大夫民主思想的萌芽及其演变，包括明末清初两次早期启蒙思想、19世纪60—80年代的早期改良主义和今文经学；外源是指来华教士与西学东渐，戊戌思潮的发展程度和成熟程度同接受西方文明的深度和广度成正比。[※注]在各种思想源流中具体以何种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学者们提出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戊戌思潮的理论基础是今文经学。汤志钧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宣传维新变法，已为人所公允。”[※注]一种意见认为戊戌思潮的理论基础是西方进化论学说。陈旭麓指出：“进化论大大地开拓了维新派的眼界，使古老的‘三世’说不再是‘一治一乱’的僵化公式，而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社会进化历程，以此为核心的群学（社会学）也就成为维新派组织力量、革新社会政治的实施学理。”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家，但骨子里是运用进化论向旧事物挑战。[※注]一种意见认为，戊戌维新的理论基础已越过了斯宾塞庸俗进化论的河流，而走向“全变”进化论的新岸。

关于戊戌思想的内容。维新派的政治纲领，是研究与讨论的重点，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刘大年认为，“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是维新派在戊戌“百日维新”之前三位一体的政治纲领。“百日维新”期间，“改良派一争取到接近皇帝的机会，马上就把自己的政治纲领抛到一边去了。他们在实行立宪政体的问题上，先亲手与洋务派划分界线，然后又亲手消灭了彼此间的界线”，他批评维新派这种背弃自己政治纲领的“动摇、变节、倒退”行为，不仅使“一些不合实际的溢美之论，固然站不住脚，那场运动中，以前认为具有光泽的部分，现在看来，也未免黯然失色”。[※注]宋德华则指出，维新派一以贯之的政治纲领是“革弊政，变成法，去尊隔，通下情，改官制”，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之前并未提出过“兴民权、设议院、定宪法”的政治纲领，因而谈不上“背弃”与“倒退”；维新派主张“议院”既不可禁开，又不可速开，而只能待于“民智”，赖于“君权”；康有为提出“立制度局以议宪法”，是维新派政治纲领的核心内容和实质所在，是前进不是“后退”；维新派主张“君权变法”是一种政治操作方式，不等于“尊君权”，更有别于“皇权主义”。[※注]房德邻把戊戌维新的政治纲领概括为“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他认为，“议郎”制虽然还不能说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议院”，也绝非仅仅“通下情的工具”，而是近代议院的初阶；“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具有变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含义，因此把它视为戊戌维新政治纲领更为贴切；维新派把“开国会、定宪法”转换为“开制度局以议宪法”，只是在实行立宪步骤的迟速上有所不同，不可说他们“背弃”了自己的政治纲领；维新派不提开议院而主张开制度局，是受到阶级政治力量不足的条件限制，而不是走进了对议院认识越深越认为中国不能开议院的思维误区。[※注]除了政治纲领，学者们对维新思潮的其他内容也有所探讨。宋德华指出，戊戌维新时期的反封建启蒙思想是整个戊戌维新思潮中最有光彩的部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家族宗法制度，批判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批判思想文化专制主义，批判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启蒙思想家对封建主义批判的过程，也是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滋生、形成的过程，内容包括资产阶级的自然人性论、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想。[※注]刘巨才指出，在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把解决妇女问题视为自强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利用《时务报》《湘报》和《女学报》等报刊，积极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主张。[※注]陈旭麓撰文介绍了维新派对西方社会学、社会进化论的介绍，指出进化论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突出内容，能否接受进化论在19世纪末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的重要标志。[※注]

关于戊戌思想的特点。吴廷嘉指出，维新思想有五个特点：（1）新颖性。维新派广泛而通俗地宣传了西学，给予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以丰富而新颖的精神食粮。（2）不成熟性。虽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但没有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不能自成中国化的资产阶级理论体系，实际上也不是切实可行的救国方案。（3）复杂性。所介绍的西方文化内容，十分浩繁复杂。（4）政治实践性。戊戌变法是它的政治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封建社会传统的自发状态，具有初步的组织形式。（5）狭隘性。它自始至终把自己绑在光绪皇帝的车辕上，在注定失败的道路上滑行。[※注]范士华在著作中将戊戌思潮的特点概括为：第一，具有群众运动的规模；第二，维新思潮从兴起到衰落的八年间，其思想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上升，其规模、加入的社会力量逐步扩大；第三，内容新颖而庞杂；第四，理论上不成熟。[※注]

关于戊戌思想的历史作用。李侃认为，戊戌维新作为一次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运动载入史册，而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也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戊戌维新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它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作用和影响，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由资产阶级发动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注]郭汉民探讨了“戊戌后维新思潮”的意义，他指出：戊戌政变之后，变法维新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是彻底失败了，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却依然存在着、发展着，并且在经过短暂的低落之后又迅速高涨起来。戊戌后的维新思潮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与民权观念，就其思想启蒙的广度和深度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相当深刻地反映出各种社会阶层相当广泛的社会要求。[※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