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出版的著作有郭延礼的《龚自珍年谱》（齐鲁书社1987年版）等。关于龚自珍的思想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一些内容：第一，社会改革思想。龚自珍1823年在《农宗》中提出，按照血缘关系划分出“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四个不同的等级，分别授予不同数量的田产。对这一社会改革方案，多数学者认为是一种地主阶级的社会改良思想，它主张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适当的土地调整，这既有利于抑制土地兼并，也有利于农民的休养生息。但胡思庸认为，这种设想的实质是用血缘关系的强韧纽带把“闲人”（广大劳动人民）世代永远束缚在土地上，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实际上只能起到扩大官僚地主特权的作用，农民不可能从这个方案中得到解放，它反映了地主阶级政治上的反动。而且，它强化封建宗法制度，维护自然经济，必然与社会组织多元化以及商品经济大发展的近代化趋势背道而驰，是一种追求历史倒退的落后行为，没有任何积极的影响和作用。[※注]第二，社会批判思想。冯天瑜指出，龚自珍对由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造成“衰世”下的统治阶级（士人）的无耻、无能、腐朽，“人才”的悲惨境遇、病态的学治分离、学用脱节的风气以及帝王的绝对权威进行了批判；同时，从专制制度层面对造成“衰世”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但就总体而言，龚自珍只能称作旧社会尖锐的批评家，至于怎样改造这个旧社会，他却提不出有价值的总体方案。[※注]第三，学术思想。汤志钧认为，龚自珍的思想属于公羊今文经学的范畴。他指出，虽然龚自珍向刘逢禄学习公羊学是在28 岁，而“讥切时政”犀利的《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文写在28岁以前，但不能据以否定龚自珍和今文经学的关系。[※注]陈铭认为，龚自珍对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无所尊，亦无所废，而是摒弃门户之见，古为今用，兼明古今，具体来说，他的思想来源于正统考据学、今文经学和佛学。正统考据学更多地使他从哲学思想方面走向唯物主义，今文经学主要从社会改革思想方面启示他鼓吹更法改革，佛学则在形式与方法上给了他一些唯心主义的影响。[※注]相关论文还有：曹增渝的《试论龚自珍思想的叛逆性》（《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高瑞泉的《龚自珍——近代唯意志论的先驱》（《学术月刊》1989年第8期）等。

魏源。七八十年代出版的著作、论文集有：李瑚的《魏源诗文系年》（中华书局1979年版），李伯荣的《魏源师友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杨慎之、黄丽镛编辑的《魏源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汉武的《魏源传》（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黄丽镛的《魏源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

在魏源的思想研究中，“师夷长技以制夷”或说向西方学习思想是其重点。侯外庐曾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一书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具有资本主义倾向，魏源等人是“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注]这一观点后来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但吕良海撰文认为，魏源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了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要求，他对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了解，根本没有考虑过中国是否应当仿效这种制度，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倾向。[※注]徐光仁也指出，魏源没有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也不可能达到要求学习新的生产方式以改变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的高度。[※注]相关论文还有杨玉厚的《魏源向西方学习思想略论》（《河南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陈华的《有关〈海国图志〉的若干问题》（《求索》1988年第3期）等。对于魏源的社会改革思想，争议较多的问题是它的哲学基础。杨慎之认为，魏源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宣传变易发展，倡导革故鼎新，坚持的是一种典型的朴素历史进化论。[※注]成亚平认为，魏源社会改革思想的哲学依据包括“天下物无独必有对”的矛盾普遍性思想、“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的矛盾主次论、注重条件和主观能动性的矛盾转化论三个方面。[※注]至于魏源认识论的性质，有学者认为是唯心主义[※注]，有学者认为是泛神论[※注]，有学者认为是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注]。相关论文还有杨慎之、黄丽镛的《魏源论改革》（《求索》1983年第5期），李汉武的《论魏源变革思想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前身的启蒙思想》（《求索》1985年第3 期），李瑚的《论魏源》（《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魏源改革思想试析——纪念魏源逝世130周年》（《清华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吕立琢的《试论魏源的变革图强思想》（《齐鲁学刊》1989年第2期），等等。学者们还对魏源的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马金科认为，魏源为后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史学论著，如《圣武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皇朝经世文编》等，经世致用是魏源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他不是为“治史”而“治史”，而是以“治史”与“治世”相结合，“治史”首先在“治世”；为此，他改变了那种传统的考史方法，以论史为主，以考史为辅。[※注]相关论文还有蒋大椿的《魏源史学经世思想述论》（《求索》1995年第3期），桂遵义的《试论魏源经世思想的演变和发展》（《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等。

林则徐。李侃认为，严格地说，林则徐并不是一位思想家，更不是一个文化人，但是他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又超出了某些思想家和文化人。他把“忠君保国”观念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独立尊严的近代爱国主义；他组织编译西书，成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提出了“民心可用”“民心可峙”的主张。[※注]1985年10月13日至18日，中国史学会和福建省社联在福州联合举办了纪念林则徐诞辰20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提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林则徐思想的核心是民本思想，其抵御外侮、锐意改革的活动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其思想核心是爱国主义，这种思想由反侵略思想、社会改革思想和对外开放思想三部分组成。[※注]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其思想研究的重点领域，论述其爱国思想的论文有林庆元的《略论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在近代史上的影响》（《福建论坛》1982年第6期）、孟彭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林则徐爱国思想评析》（《史林》1990年第4期）、唐志敬的《论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学术论坛》1990年第4期）等。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其学习西方思想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这一方面的论文有陈胜粦的《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珍贵记录——林氏〈洋事杂录〉评介》（《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苑艺的《鸦片战争中林则徐的译事活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等。著作有杨国桢的《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1995年增订版）。

洪秀全。80年代，首先被学术界关注的是洪秀全早期反清思想的形成。形成时间有不同说法：一是“1837年说”。王承仁认为，洪秀全是在产生了与清朝决裂的叛逆思想后才研读《劝世良言》的，而不是在研读《劝世良言》后才与清朝决裂的。1844年的革命实践活动使洪秀全的革命思想得到了发展，“三原”的写成标志着洪秀全革命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注]二是“1843年说”，即将创立拜上帝教作为洪秀全走上革命道路的标志。罗尔纲等学者持此说。三是“1847年说”。王庆成认为，1843年前，洪秀全的基本经历是应科举、做塾师，不可能形成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思想，1843年他开始信拜上帝，只是作为一名宣传上帝福音的使者。1844—1846年写的《原道救世歌》等书不存在反清革命的倾向，也没有政治、经济平等的内容。1847年重游广西后，才成为农民革命领袖。[※注]彭大雍认为，《太平天日》一书是洪秀全走上革命道路，转变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标志。[※注]

关于学习西方思想。主要围绕以下问题：（1）洪秀全是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一种意见认为，洪秀全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注]一种意见认为，洪秀全找来的是西方上帝，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因而不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注]（2）洪秀全与《劝世良言》。一种意见认为洪秀全早期思想与“原始基督教有某些共通之处”，而“洪秀全所依据以创教的《劝世良言》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原始基督教”，“《劝世良言》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原始基督教的平等观念”，也就是说《劝世良言》对洪秀全早期思想没有多大影响。[※注]一种意见则强调了《劝世良言》对洪秀全早期思想的重要影响。邹身城认为，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会时所利用的现成思想资料中，《劝世良言》一书无疑占了突出的位置。用洪秀全自己的话来说：此书“实为上天特赐与我”，“照这一部书行，则无差矣”。这本书对洪秀全的宗教思想的形成至少是起了启蒙作用的。赵宏章等学者也持这种看法。[※注]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劝世良言》对洪秀全有影响，但影响不大，这种影响是与传统文化结合综合作用的结果。俞祖华认为，《劝世良言》并无宣传革命的内容，而只是一种粗糙的基督教宣传品，但从太平天国以后的实践来看，由于洪秀全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这一宗教宣传品仍然可能对洪秀全和他的同伴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影响。《劝世良言》对太平天国政治实践上的“破”与“立”，即推翻清皇帝，建立太平天国都产生了影响；而其对洪秀全、洪仁玕文化选择中的“离异”与“皈依”，即批判传统文化，接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则更大些。尽管太平天国是在拜上帝、传布上帝福音的旗帜下扫除偶像，以接受神的启示的形式进行了一场促发人的觉悟的思想启蒙运动，但基督教对太平天国的影响还是相对有限的。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与消极影响主要来自传统文化。[※注]（3）洪秀全与《资政新篇》。对《资政新篇》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但不少学者提出，它只是洪仁玕输入的资本主义思想，在农民运动中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根基。苑书义认为，洪秀全对《资政新篇》有肯定，也有保留。这种态度是《资政新篇》没有真正实行的原因之一。[※注]

关于经济思想。争议较大的问题是洪秀全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的思想实质。一种意见认为它的实质是农民的平均主义、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董楚平认为，在两千多年的农民战争史上，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发展到最高水平。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的准备和初起阶段，对革命所起的积极作用，莫过于太平天国。但平均主义思想制度的作用是不可能持久的，进入革命高潮以后扔得越快越好。在金田起义后颁行《天朝田亩制度》，与其说是革命的，不如说是反动的。[※注]关连吉认为，《天朝田亩制度》不可能提出废除私有制，它的实质是小农经济的绝对平均主义，根本没有“公”的真正含义。[※注]一种意见认为它的实质是“均公合一”，其“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规定已经不单单是搞平均主义，而是在搞“公产主义”了。[※注]一种意见认为《天朝田亩制度》不是一部反封建的文献，它的内容乃是皇权主义。[※注]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它是平均平等和皇权主义相结合的纲领。[※注]对《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其核心是如何看待平均主义。一种意见认为，平均主义只在初期起过积极作用，后来适应了领导集团封建化、特权化的要求，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注]一种意见认为，洪秀全平均主义的实质是彻底反封建，并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只是一种错误的形式和空想的外壳。[※注]一种意见认为，对洪秀全的平均主义需做具体分析。平均主义针对地主所有制，农民从地主中均出土地是积极的；但平均主义如果用来均农民财产，则是消极的。[※注]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洪秀全的平等思想在建都南京后逐步为封建皇权主义所代替，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注]

关于洪秀全思想的评价。对于洪秀全这样一位思想家，太平天国失败后不久就存在着不同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对其评价也有很大的分歧。有的学者评价较高。方之光等认为，洪秀全思想始终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结构，既有农民平均平等思想的一面，也有封建主义、皇权主义的一面，还有若干新的时代因素，这一思想开始形成时，它的两个矛盾方面分别沿着不同的方向同时发生演变，在各个时期形成了互有差异的矛盾结合体。由于农民平均平等思想的发展受到阻碍，革命逐渐失去农民支持，又由于封建化也受到洪秀全的一定阻遏，因此这个政权又失去了地主及知识分子的支持。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洪秀全的思想尽管有封建、迷信、愚蠢的方面，但终究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农民革命思想家和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孙中山先生称他为“反清第一英雄”；毛泽东同志把他列为代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历尽艰辛向西方国家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这些评价正是对洪秀全一生和他思想的极好总结。[※注]有的学者评价很低，这可以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第六册中的评价为代表。出版的相关著作有田原的《洪秀全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广东省太平天国研究会、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的《太平天国思想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

洪仁玕。学界对洪仁玕思想的研究，以《资政新篇》为中心，分析了其所包含的各方面思想，并与其他思想家、思潮进行对比。关于政治、法律思想。一种意见强调了洪仁玕政治、法制思想的资本主义性质。林庆元认为，洪仁玕在政治上提出的某些具有民主色彩的措施，这些距离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还远，但“从思想里很可以寻到不少后来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雏形”[※注]。邱远猷认为，洪仁玕的法制观不仅坚决扬弃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法律制度的流毒，也和日益严重封建化的太平天国法律制度相区别，其采行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注]陈淑珍将洪仁玕的法制思想与古代法家的法治主张作了比较，认为法家法治的着眼点是刑，强调暴力镇压；而洪仁玕则强调建立和健全各方面的规章制度，强调法的遵守，其中有不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因素。[※注]姜秉正指出，洪仁玕向西方“学习邦法”，希望通过立法促进和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国家政体的民主化与保护人权的刑律改革，还提出具有民主色彩的执法思想，揭开了中国近代法制思想近代化的第一页。[※注]一种意见强调了洪仁玕政治、法制思想的封建局限。有学者指出，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禁朋党之弊”是为了防止弱本强末，克服分散主义和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君权。[※注]有学者指出，洪仁玕没有也不可能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把实行法制作为限制君主权力、反对封建专制的手段，而是提倡“奉行天法”“权归于一”。[※注]

关于经济思想。《资政新篇》中没有提到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对此，有的学者指出不能因此而认定洪仁玕忽视农民的土地问题。《资政新篇》要求发展资本主义，需要摆脱封建束缚，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种意义上说，它与《天朝田亩制度》并不矛盾。[※注]有学者则指出，《资政新篇》忽略了横在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封建主义土地制度问题，未能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注]

关于文化思想。韩学儒指出，洪仁玕对太平天国革命颇多建树，而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则更为突出：主张学习西方，走在当时中国进步思潮的最前列；对儒道佛各家及鬼神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匡正，改变了太平天国以往对儒家那种简单粗暴的态度；注重文学内容的改革，提倡朴实明晓的文风；改订《天历》并与革除旧俗联系起来。[※注]王翔指出，洪仁玕主张打破传统的天道观、夷夏观、义利观、公平观、本末观、价值观和人治观，要求革故鼎新，主张中外平等，鼓励求利致富，提倡自由竞争，呼吁大办工商业，向往西方物质文明及强调资产阶级法治。他试图运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文化来对中国的封建思想进行反思和批判，以建立起一种与资本主义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并以思想观念的更新来保证和促进经济政治方面的改革。[※注]

关于历史定位。一种意见认为洪仁玕是洋务思想的先导。黎仁凯认为，“洪仁玕的思想虽已孕育着维新思想的胚胎，但主要还是作为洋务思潮的先导”。“这并不否认洪仁玕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谋求国家富强的先进人物，正是肯定了他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在思想史上有着承先启后的历史地位。”[※注]一种意见认为“洪仁玕是近代中国维新思想的创始人”。“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与维新派的变革主张具有一脉相承的特征”，“戊戌维新运动正是沿着洪仁玕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脉络发展的”。[※注]还有一些论文对洪仁玕与其他思想家作了比较，如章友德的《变革中的艰难探索——洪仁玕、冯桂芬的经济变革方案比较（《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简论洪仁玕、冯桂芬思维方式的异同》（《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5 期），耿弘、袁峰的《〈资政新篇〉与〈校邠庐抗议〉比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 期），关威的《洪仁玕与容闳思想异同论》（《晋阳学刊》1990年第2期），夏春涛的《洪秀全与洪仁玕宗教思想之比较研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谭群玉、曹又文的《洪仁玕与马建忠维新思想比较》（《历史档案》1998年第4期）等。

关于徐继畬。吴嘉勋指出，徐继畬是睁眼看世界的又一先趋人物，其著作《瀛环志略》是近代国人自著的开创性世界史地专书，其地位可与《海国图志》交相辉映。[※注]潘振平指出，清人徐继畬所著《瀛环志略》十卷，是近代中国人探求外部世界知识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代表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地理著作，在19世纪后50年中一直被奉为了解世界的标准读本，对这一时期世界知识观念的变化有过长久的影响。[※注]唐锡仁指出，《瀛环志略》同成书时间相近的《海国图志》并列为中国最早自编的两部世界地理著作，可以说是毫不逊色的。[※注]

关于包世臣。陈正炎等指出，包世臣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前后一个不折不扣的保守派，他提出的“着业”“归农”“屯田”“本末皆富”“天下之富在农”等观念，表面看有积极意义，实际上却落后保守。[※注]孙小著指出，论者在研究包氏其人时，大多侧重于探讨他的经济思想。实际上他提出的某些改革主张并不限于经济方面。他既看到了外来侵略的危险，也看到了内部危机的深重，并从这两方面来考虑如何维护与巩固封建统治的大局。他企图对传统的封建本末观念进行修正，针对海运、盐法、钞币等问题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力主抗英并为之出谋划策。他想恢复和重建一个理想的封建社会，并想把带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质的近代商品经济纳入这个体系中。他是一位处于末世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和近代历史开篇的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