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著作有易孟醇的《曾国藩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章继光的《曾国藩思想简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曾国藩在以往是被全面否定的人物，但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对其评价发生了一些分化、变化。一种意见是基本坚持原来的意见，基本否定。姜铎认为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大于功，属基本上应否定的政治人物。[※注]李兴发指出，严格地说，曾国藩不是思想家。他没有系统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著作主要是《答刘孟容书》《书学案小识后》和《顺性命之理论》诸篇；一些片段的论述，则散见于书信和日记。但是，他的哲学思想贯彻在他的政治实践中，使他成为顽固的封建卫道者，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起义的刽子手。他的虚伪的道德修养，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长时期里，也着实迷惑过不少的人。[※注]一种意见提出要摆脱以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为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框架，认为曾国藩举办洋务，客观上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兴起，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注]一种意见强调了曾国藩的两面性。杨国强撰文论证了曾国藩的矛盾性格：既维护传统又超越传统，既是封建文化的自觉代表，又是自强新政的始作俑者，不自觉地为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引入开了门洞。[※注]对曾国藩的评价尤为集中在办洋务的目的与外交思想两个方面。关于其办洋务的目的，有的学者强调他办洋务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是反动的；多数学者认为他办洋务既有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又有抵制侵略的一面。[※注]关于其处理外交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他委曲求全、妥协退让[※注]；一种意见认为是妥协与对抗兼而有之[※注]。谢庆奎认为，曾国藩的一生深深地打上了地主阶级的烙印，同时也能适应时势变迁而带有时代的标记。[※注]

李鸿章。80年代初还有文章把他作为反面人物加以否定。但有的文章开始对其做了充分的肯定。有的学者指出，李鸿章办洋务，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限制了外国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延缓而不是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也就是在最重要的方面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注]陈旭麓称其为“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在认识世界、了解世界方面比曾国藩、左宗棠还要高出一筹。[※注]刘学照认为，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屡屡发出“更法”“改革”的呼吁，但真正把有近代含义的“变法”“改革”首次提上议事日程的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官僚，而在主张“借法自强”的洋务派首领人物中，文祥、曾国藩前期即病故，张之洞后期方崛起，奕“柔软”且后又被长期置闲，而能与洋务运动相终始，站在这股潮流前端尽力呼吁“变法”的厥唯李鸿章一人。[※注]章鸣九指出，在1874年参加海防讨论的官员中，只有李鸿章、郭嵩焘、丁日昌、沈葆桢四人，在主张引进西方的船炮、机器、近代科学技术的同时，要求对旧的制度进行某些改革，这四个人的主张可称为“变法自强”。在这四个人中，唯有李鸿章的奏折公开提出了“变法”的观念，其见识不仅远出乎顽固官僚之上，在当时的洋务官僚中也是最开明、最激进的。[※注]出版的著作主要有苑书义的《李鸿章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左宗棠。著作、论文集有罗正钧的《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版）、董蔡时的《左宗棠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杨东梁《左宗棠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杜经国的《左宗棠西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左宗棠研究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等。王少普撰文认为，左宗棠的洋务思想与曾国藩、李鸿章有重要的区别。如果说曾、李的洋务思想与鸦片战争期间形成的以穆彰阿为代表的投降派集团的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左宗棠的洋务思想则明显以林则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为嚆矢。[※注]其他论述其洋务思想的论文有邓亦兵的《论左宗棠的洋务思想》（《东岳论丛》1982年第5期）、徐梁伯的《左宗棠的洋务思想值得肯定》（《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3期）、李舒瑾的《自强·自主·自立——论左宗棠的洋务思想特色》（《南都学坛》1989年第4期）、林庆元的《论左宗棠与洋务运动》（《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等。

张之洞。相关著作有马东玉的《张之洞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张之洞是在19世纪80年代初由清流派转化为洋务派的，关于这种转变的具体时间点，一种意见认为其洋务思想形成于1881年担任山西巡抚前后或更早一些[※注]，一种意见认为其洋务思想形成于中法战争期间或之后，如马帆撰文指出，张之洞以“洋务派”的正式身份出现是中法战后的事。中法战前，他思想的基点为儒家的传统思想。在十载学官任内，他曾明确宣布“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1882年升任山西巡抚以后他提出的一些治晋纲领，如激浊扬清、整顿吏治、垦荒积谷、开源节流、整理财政、广兴学校、修明边政等也都是“儒术经常之规”，表明他并没有跳出传统思想的魔圈。[※注]这一时期，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张之洞的经济思想。对于“官督商办”，一种意见认为“官督商办”是其“中体西用”思想在兴办近代企业问题上的具体表现，促进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进程。[※注]赵晓雷、陈钧等学者也对其经济思想多有肯定。[※注]一种意见认为“官督商办”戕害了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注]对于其“引进外资”思想，严仲义撰文认为，他的举借外资有买办性质，为企业的挥霍浪费提供了物质条件，为外资的入侵打开了方便之门，给清廷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注]马东玉认为，张之洞的“引进外资”是高利贷性质的。[※注]曹均伟则撰文肯定了利用外资兴办实业所取得的成效。[※注]

郭嵩焘。熊月之指出，郭嵩焘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是当时最有世界眼光的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身为进士，学识出众，官至二品，为政清廉，但一生却是在如涛似浪的谩骂声中度过的。郭嵩焘与一般洋务派的思想不完全一样，他批评单学军事方面，提倡全面学习；不满官督商办，主张商民自办；认为政教为本，主张取法西方政治制度。郭嵩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驱。[※注]钟叔河撰文认为，郭嵩焘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突破了“办洋务”的水平，首先在封建庙堂上“循习西洋政教”，成为士大夫阶层中最早主张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他极有可能将资本主义的货色与封建主义的货色进行比较，进一步具体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封建主义的落后性。这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萌芽时期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桩大事。[※注]论及郭嵩焘思想的论文还有马春庆的《郭嵩焘思想评价》（《文史哲》1987年第4期）、曾永玲的《郭嵩焘思想简论》（《史学集刊》1989年第4期）、崖丽娟《郭嵩焘思想新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等。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曾永玲的《中国清代第一位驻外公史郭嵩焘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论及其他洋务派思想家的还有郑享清的《论奕的洋务思想》（《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杨明的《刘坤一与洋务运动》（《文史杂志》1990年第3期）等。

冯桂芬。进入80年代后，学界对冯桂芬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此前有关他的思想属性的讨论，而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探讨其思想内涵与历史价值。李永协认为，冯桂芬的思想中，“自强”的意识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明确提出了通过“自强”的方法来解决中华民族与外来侵略势力的矛盾，这正是当时社会最主要的问题；他明确提出了把向西方学习当作自强的道路，其关于“西学”的思想是他的思想最有价值成就的部分。[※注]李祖龙就冯桂芬的人才观和历史观进行了探讨，认为冯桂芬看重人的作用，主张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科学知识，革除弊政。冯桂芬虽然有着受进化论影响的痕迹，但归根到底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注]陈为民发表了《论冯桂芬经济思想的过渡性》（《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略论冯桂芬经济思想的矛盾性》（《江淮论坛》1986年第6期）、《冯桂芬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经济科学》1988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研究冯氏的经济思想。论述冯桂芬政治思想的则有陈纯仁的《冯桂芬的政治思想》（《南京师大学报》1987年第3期）等。《校邠庐抗议》是冯桂芬的主要著作，是研究的重点领域，这方面的论文有：李侃、龚书铎的《戊戌变法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文物》1978年第7期），张增智的《〈校邠庐抗议〉及冯桂芬的几点进步思想》（《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阎中恒的《〈校邠庐抗议〉的作者冯桂芬事略考》（《江西图书馆学刊》1990年第4期）、《〈校邠庐抗议〉考》（《江西图书馆学刊》1991年第1期）等。

王韬。朱英认为，王韬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变法口号的思想家。[※注]孙必有认为，王韬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君主立宪政治主张的思想家。[※注]忻平也指出，中国近代最早提出君主立宪制的不是容闳和郑观应，而是王韬，他的君主立宪制的思想在19世纪70年代前半期已形诸文字。[※注]袁鸿林对“王韬最早说”提出了质疑，而坚持其“容闳最早说”。[※注]刘学照撰文比较详尽地论述了王韬的洋务政论思想，包括鼓吹洋务是最大的“时务”，同时批评洋务派“徒袭皮毛”，提出“变法自强”，充实和校正洋务运动。[※注]陈祖声指出，王韬不仅是清朝末年的改良主义政论家，也是中国日报最早的创办人之一，他的办报思想，对中国近代报刊思想的发展起了奠基和启蒙作用。从戊戌变法前后许多改良主义者的办报思想中，都能看到王韬所留下的痕迹。例如梁启超将报刊比喻为“喉舌”，陈衍主张报刊的“所有持论，专为中国自强”，就都是王韬以报“立言”思想的发展。[※注]夏良才根据其在香港大学所见的，从英、日等国复制的《循环日报》缩微胶卷本，分析了王韬创办该报前后的思想情况。指出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他创办《循环日报》，都是他通识、求变、图强活动的组成部分，通过这些言论与行为的分析，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王韬资产阶级变法自强思想的实质。[※注]吴桂龙对王韬的成名作《普法战纪》进行了研究，较为仔细地考证了此书的撰写经过、出版时间、编撰思想和编撰特点，并就此书呈现的王韬思想发展的踪迹做了论述。指出《普法战纪》是中国第一部专门记述海外战争的著作，也是近代“睁眼看世界”的一部重要著作，王韬在此书中评论了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体，最早提出君民共主的政治主张。[※注]张炳清指出，关于王韬思想的研究，史界有“冻结”一说，意谓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王韬思想研究“裹足不进”或“进展甚微”，其原因与对王韬早期资料发掘和重视不够有关。由湖南整理出版的王韬早年“东泛扶桑”所写的一部日记体游记——《扶桑游记》，则正补王韬“西极”英法所写八十则《漫游随录》之不足，也为今人研究王韬及其维新思想提供了一重要资料。[※注]

薛福成。冯丽蓉撰文探讨了薛福成变法思想的由来、变化过程、主要内容及历史作用。以出使四国为界标将其思想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变法的主张主要反映在经济方面，提出了发展工商业的要求；后期开始由经济而政治，内容更加丰富。[※注]余德仁认为，薛福成是清代继洪亮吉、汪士铎之后又一位著名的人口论学者。与洪、汪两氏一样，他也认为清代的人口增殖过多、过快，存在“人满之患”。不过，他主张用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办法，“用机器殖财养民”，同时对外移民。[※注]论及薛福成人口思想的论文还有吴申元的《论薛福成的人口思想》（《西北人口》1981年第1期）、李世平的《薛福成、严复和梁启超是中国近代人口思想的启蒙者》（《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5期）等。单强等指出，关于人才问题的论述是薛福成改革主张的重要内容之一，薛福成的人才思想有其十分鲜明的特色，如主张培养“适变求存”之才（工商人才、外交人才、专业人才）的时代性，全面关注重视人才与人才的培养、选拔、使用各个环节的系统性，认识到从全国范围内宏观管理人才的全局性。[※注]薛福成是著名的洋务派理论家，又是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外交家，韩昱撰文将其外交思想概括为：“以和为体，以作可战之势为用”的对外军事方略；着眼于收回已失利权，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论证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强调外交对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注]

郑观应。夏东元在郑观应思想研究中做出了开拓性的突出贡献，他于1981年出版了第一部研究郑观应的专著《郑观应传》，编辑出版了《郑观应集》，并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连续发表多篇论文探讨郑观应的思想。《郑观应思想发展论》一文指出，郑观应思想的精髓，首先是他的变法救国和重点防俄；其次是注重兵战，更注重商战。还通过郑观应兴办企业所采取的形式，反映郑观应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有抵制的一面，也有依靠的一面。对于郑观应不同时期的设议院行立宪主张，指出甲午以后郑观应主张缓行立宪，这与康、梁等人为了避免维新运动的阻力暂不把设议院提到日程的思潮以及迎合江苏藩司邓华熙的意见有关。而1900年郑观应又力主速行立宪，这固然与维护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有关，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郑观应的立宪以收民心，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注]《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再论郑观应》则通过对郑观应既是外国洋行的买办，又是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并兼任洋务企业的重要职务等四种交叉身份的剖析，指出买办可以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而民族资本家、改良主义者同洋务派也有着同一性。郑观应能从一个买办变为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主要是由于他在青年时就有较为强烈的爱国思想。至于郑观应参与洋务运动，则是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参与洋务活动来实现其富强救国的主张的。作为主导面，郑观应是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注]《郑观应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思想家》一文通过对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救国道路的探求的勾勒，以及郑观应“富强救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分析，指出郑观应把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作为达到“富强救国”的两根杠杆。这两根杠杆实际上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两面旗帜的胚胎。[※注]

吕杰把郑观应的思想概括为：倡言商战以卫国，为本国资本主义辟路；学习外国经验，促进本国资本主义发展；主张政治改革，为资产阶级争取参政权。他指出，郑观应的思想尽管有诸多的局限，但它对摧毁封建顽固思想的堡垒，传播爱国主义，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促进新生产关系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在19世纪末的思想界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注]汪熙指出，就思想格局而言，郑观应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有识之士的“变局”思想，主张以西学培养人才，否定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封建科举制度；提倡议会政治，否定封建君主专制；鼓吹既学习西学的“长技”，也学习西方的人文科学，包括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政法制度，从而达到他的前辈和同辈所未能达到的认识高度。以这种体用观为基石，郑观应提出了他的政治和经济纲领，那就是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的民富和国强。发展资本主义是他的“民富”与“国强”的灵魂。其最大功绩是向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与揭露，并提出自己的方案，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呐喊开路。[※注]史全生认为，郑观应提出的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促进生产，充分发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桥梁作用等一系列经济理论，基本上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一定的科学因素。[※注]汤照连指出，郑观应相当完整地提出了学习西方、建立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革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抨击了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在洋务运动中实施的官督商办、压制和排挤民族工商业的行径，主张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有利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措施；要求以商为中心全面发展国民经济，并对商、工、农等各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初步论证。其见解和主张，可以说是对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所做的全面总结，并为稍后戊戌变法运动中维新派的经济纲领奠定了基础，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注]徐元基批评学术界往往摘取《商务叹》中“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两句，就给官督商办制度结案，却不去进一步探究这首诗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写的，它抨击的具体对象到底是谁。他通过考证指出，甲辰（1904）稿本的《商务叹》与以后的乙酉本那首，文句内容上有差异，并无大家最感兴趣而常引用的“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两句，表明郑观应对官督商办制度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1900年以前，郑观应本人始终为官督商办企业尽心效力，仅对官督商办制度的弊病做了一定程度的批评；1900年以后，开平、电报、招商三局相继发生一系列重大变革，郑观应才写了那样极度愤慨的诗句。[※注]常汝琪指出，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提出了“商战论”，其“商战论”有下列几个特点：主张跟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针锋相对的商业竞争，抵制外国侵略；强调“以商立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提倡西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商战论”的进步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始终贯穿着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主张富强救国这一爱国主义思想主张；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以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奠定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影响了以后许多杰出的爱国者和革命者。[※注]郑学益认为，为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郑观应不但提出加强国防力量，以“兵战”防御外国的军事侵略的主张，而且还要求大力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以增加“商战”能力，有效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并且强调要把“商战”放在首位。郑观应的“商战论”并不局限于单纯的狭义的商业范围中同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斗争，而是要求以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为中心，在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注]

还有其他思想人物。

关于奕。翟厚良指出，奕是洋务运动发起人之一，其洋务思想的发端，与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及战后咸丰皇帝去世前几个月的经历很有关系。[※注]宝成关指出，奕是清廷统治集团中最早提出“自强”口号、最早形成洋务思想并提出洋务运动方针的人，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者。[※注]郑享清指出，奕是清朝统治集团中最早提出洋务运动方略并积极付诸实践的大臣之一，是洋务派在清朝中央政府中的首要代表，他的洋务思想对洋务运动的发起和发展具有全局性的领导作用。[※注]董守义认为，奕首倡“自强”口号，是第一个近代化纲领的制定者和提出者，并率先带动或给予推动，他的认识曾经领先于曾、左、李，他的许多做法给他们以启示。[※注]

关于马建忠。张守军指出，马建忠写成了《富国说》，以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认识为根据，主张发展对外贸易以振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理论，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注]李喜所指出，马建忠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和精通万国公法的外交活动家。和郑观应等改良主义思想家相比，他精通多国语言，熟知西方政治理论和文化典籍，又注意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能够融合中西文化，并形成自己一系列思想观点者，马建忠是佼佼者之一。[※注]

关于陈炽。曾丽雅指出，陈炽认识到为了反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必须学习当时先进的西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富强起来。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学习西方、改革中国社会的具体变法措施。陈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真正的救国方案，但其思想在当时不失其进步意义。[※注]李正中指出，陈炽不仅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启蒙的思想家，也是近代中国重商思想的开拓者，他强调商业是国家富强的关键，是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枢纽，提出设立商部、制定商法等保护与促进商业发展的措施，已突破了王韬、薛福成等人的片面的商务思想。[※注]赵树贵等指出，陈炽虽历任户部郎中、军机章京等低小官职，但在戊戌变法舞台上，却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留心天下利病，深究富强要策；撰书时有影响的《庸书》《续富国策》；参加发起并“总董”北京强学会；协助震聋发聩的《时务报》的筹建、组稿工作；热心维新事业，参加变法运动……种种劳举，可谓影响非小。[※注]

此外，徐溥对宋育仁一生主要的政治活动与其改良主义思想做了探索[※注]，杨堪分析了何启、胡礼垣在戊戌变法前后的民权和法律思想[※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