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维新思想。90年代以来，学者们继续撰文探讨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关系。一种意见继续强调早期改良主义思想不过是洋务思想的一部分。罗肇前指出，这种思想可以说就是北洋幕府的洋务思想，该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北洋幕府中的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及幕府外围的王韬等，他们的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振兴商务、举办实业，收权分利，采用商办、官督商办等思想，与李鸿章本人一致。[※注]赵芳指出，早期维新思潮与洋务思潮从性质上、内容上到影响上都不存在根本差异，实为同一社会思潮。[※注]另一种意见认为，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既非完全对立，也非完全相通，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郭汉民指出，洋务思想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早期维新思想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两种思想都是在民族矛盾激化、洋务运动开展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二者有着一批共同的代表人物，而且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认识，有着共同的时局观，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任务亦有较多的共识，还奉行着共同的文化政策，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调和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早期维新思潮又有高于洋务思潮发展水平的地方，其思想特色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主张护商富民，支持商办企业；二是主张君民共主，实行议院制度。早期维新思想是从洋务思想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是洋务思想发生分解的产物。[※注]何继龄认为，形成于19世纪60—70年代的早期维新思想，在1884年中法战争以前，曾附属和依存于洋务思想，但由于两者在对待“中学”与“西学”态度上的差异，因而从1884年中法战争后开始从洋务思想中分离出来，表现出更多的资本主义倾向。这种分离的过程是从批评和抨击洋务运动开始的，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之时，已形成一个影响巨大的独立的政治派别。其显著特征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政治上的“君民共主”和经济上的“以商为本”。早期维新思想的形成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注]陈瑛指出，洋务思潮和早期维新改良思潮是同（治）光（绪）时期两种社会变革思潮，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是对前者的承续与超越。二者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不同的变革诉求：洋务思潮是一种封建地主官僚性质的社会变革思潮，它谋求的是封建专制政权的巩固和长久；早期改良思潮是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派特征的启蒙维新思潮，谋求的是打破封建专制体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注]

国家主权思想。万恒军指出，早期维新派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国最先进的思想派别，他们的国家主权观的内容十分丰富。基于对国家主权的认识，他们还提出了一系列维护国家主权、收回已失去的权利的设想和主张。这些思想和主张在开风气、启民智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同时又有不可否认的局限性。[※注]曹英等指出，早期维新派是最早具有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国家主权观念主要源于现实民族危机的刺激和国际法输入的影响。其具体表现为：对不平等条约的反对，对中国主权沦丧原因的分析以及对维护主权、收回利权办法的探讨。他们的国家主权观念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主权的最高认识，是中国知识分子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标志，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注]

君主立宪思想。宋德华指出，早期维新派的议院观有三个层次，即对西方议院制的了解和介绍，围绕设议院提出的政治思想观点，具体设计的中国式议院方案。其中，具有指导意义、处于核心位置的主张是“通下情”而不是行宪政。据此而设计的议院虽多少具有限制君权的作用，但并不具有立法权，不能称之为君主立宪。实际上，早期维新派的权力意识还相当微弱，更未产生明确的民权思想。这反映了他们的历史局限性。[※注]吴湉南认为，君主立宪思想在近代中国落脚和发展，是几代先进中国人努力学习西方并谨慎借鉴的结果。冯桂芬思想明显带有民主倾向，在中国政治思想的近代化过程中，向前迈出了关键的质的一步。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民主要求的君主立宪思想是由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并逐步加以发展的。[※注]李丹指出，尽管早期维新思想家们在鼓吹议会制度的同时，不得不竭力把自己的主张和封建专制的政治教条调和起来，但他们注入封建专制制度机体中的不再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议会政治，这种政治理论一经出现，就会随着经济的进步、资产阶级的成长及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封建统治的腐朽而日益发展和传播，并必然导致专制政体的衰萎和死亡。早期维新思想家们虽然宣称自己的脚步仍踩着专制主义的政治轨道，但他们的言论实际上已经在冲击着封建主义的基石。这是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巨大贡献。[※注]卢向国指出，“民权”概念作为西方“民主”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种，在近代中国的流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君民共主是早期改良派民权思想的核心主张，君主立宪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核心主张，而主权在民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核心主张。但无论是早期改良派、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以民本比附民权，这体现了近代中国民权思想与传统民本思想的勾连。其结果，一方面，使民权思想容易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使中国人没能掌握民主思想的真正含义。[※注]徐小明指出，晚清君主立宪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改良派的“君民共主”主张。但是，这种“君民共主”缺乏近代立宪国家的基本特征，只是君主立宪思想在近代的最初发端而已。戊戌维新时期，君主立宪思想有了较大的发展，初步具备了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基本内涵。晚清君民共主到君主立宪思想的递进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处在内忧外患局势下知识分子心态变化的历程。[※注]

重商思想。早期维新派的重商思想，主要集中在对重本抑末、闭关自守、反对言利等封建主义经济和传统经济观念的批判，以及主张以商立国，振兴商务，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等方面。申满秀指出，虽然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思想体系还不太成熟，但这些经济思想的提出说明“中国士人中的先进分子群体已经从观念上完成了从传统的‘重农抑商’向近代‘重商主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基本形成”。[※注]张怀宁等认为，早期维新思想家比较突出的是重商思想，重商思潮在中国近代有着爱国、救国、富国的积极意义。[※注]在张步先看来，以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等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为了维护民族利益，通过对“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等传统观念的批判，提出了“士商平等”“商为国本”“由商及富，由富而强”的一系列具有反抗外来侵略性质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重商主义的产生既是当时经济状况和社会矛盾的反映，又是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注]

历史作用。中国近代改良派早期维新思想是指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前期以开明封建士大夫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上层的早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时代思潮，它反映了当时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势力的各种要求，主张用和缓渐进，不对封建制度作根本变动的方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作全方位的改革。他们的思想对解放当时人们的思想，推动维新变法运动开展起了积极作用。[※注]刘国军等论述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文化贡献，指出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半个世纪，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早期维新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放眼世界，著书立说，积极向国内传播世界先进文化，努力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并在批判中国社会诸多弊端和保守思想的过程中，大胆阐述和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新文化，在文化领域的许多方面为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表现出诸多局限性。[※注]

戊戌维新思想。戊戌维新思想，是对早期维新思想的继承发展。对于戊戌维新思想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一些方面：关于戊戌思潮的思想渊源。继吴廷嘉的“双源说”后，90年代又提出了“三源说”“五源说”等新说。徐绍清提出的“三源”包括：戊戌思潮是在晚清经世致用思想的基础上演变和发展而来的；19世纪60—80年代早期维新思想是戊戌思想的又一重要思想源头；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输入和传播是戊戌思潮的又一源头。[※注]桑咸之提出，戊戌思潮的思想渊源有“五源”：今文经学的勃兴，明末遗民思想的复活，王学价值的重估，佛学研究兴趣的浓厚，先秦诸子学的渐成显学。这是立足于传统文化本身从内动力角度所做的分析。桑咸之并未忽视外力的作用，指出维新派多主张中西会通说。[※注]宝成关侧重分析西学的影响、西方的因素，他指出戊戌维新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固然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与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瓜分危机刺激的产物，不过若从思想渊源考察，则与新教传教士在华传播西学，宣扬变法维新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换言之，新教传教士在戊戌前后，围绕“醒华”而进行的一系列“西学启蒙”，对戊戌维新思潮的引发与推进，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和作用。[※注]

关于“公车上书”。以往一直把“公车上书”作为戊戌思潮兴起的标志性事件，但近些年来不断有学者对近代史上是否真发生过此事提出质疑，提出上书可能并未上递都察院，康有为也不是“公车上书”的领袖。[※注]1999年7月23日，姜鸣在《光明日报》上刊文认为，并不是都察院拒收了康有为的“万言书”，而是康根本就没有去递。因而，作为历史事件的“公车上书”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者“公车拟上书”而已。[※注]12月，汤志钧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反驳姜鸣观点的文章，他引用《汪康年师友书札》、天津《直报》等材料，指出当时确有“公车上书”一事。[※注]2005年，茅海建认为，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其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由文廷式等京官暗中策动组织，由梁启超、陈景华等公车直接参与的上书，共计31次，参加的人数达到1555人次；这一概念的“公车上书”，对当时的政治决策起到了微弱的作用。其二是由康有为组织的号称18省举人联衔的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活动，对当时的政治生活并无作用。“公车上书”是由翁同龢等政治高层发动的，康梁本人是被策动的对象而非运动的领袖。康将上书的失败归罪于都察院，但并非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注]。对此，房德邻进行辩驳。他指出，“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翁同龢等政治高层在三月二十一日有意向外泄露消息，以鼓动京官和举人们上书反对议和”，所以此次上书不是被人策动而是自发进行的。康有为不仅是乙未年公车上书的鼓动者，而且还是18 省举人联合上书的倡议者、主持者、上书起草人。以康有为当时的名望，领导“公车上书”是足以胜任的。康是“公车上书”当之无愧的领袖。都察院曾有拒收上书的记录，而拒绝康有为的理由很可能是上书言辞过于激烈。他还援引天津《直报》、曹和济《津门奉使纪闻》、胡思敬《戊戌履霜记》以证明康有为可能曾赴都察院上书。[※注]

关于戊戌思潮的内容。政治思想方面，马洪林认为，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提出开国会、定宪法、兴民权的主张，突破了传统政治体制的束缚，开启了政治近代化的闸门，没有戊戌时期近代化思潮的传播与影响，就不会有辛亥革命后中国近代化的展开，也不会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注]徐怀东、张茂泽指出，在宪政体制和宪政思想的引进方面，与西方以人权抗衡神权不同，维新派采取了以民权对抗君权的特殊形式，但是，其左右两翼的思想主张又有所不同，即使同为维新派的左翼也有分歧。左翼的谭嗣同激烈反君权，但对民权问题几乎没有涉及；而左翼的梁启超、严复则主张在君权和民权之间折中调和，主张君主立宪。作为维新派的右翼，康有为侧重于尊君权兴绅权。[※注]隋淑芬以严复、梁启超、谭嗣同为例，探讨天赋人权说在中国近代的两难困境。她指出，天赋人权说是西方启蒙思想家对人存在合理状态的解释模式，既是架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基石，也是启蒙思想的核心理念。但是当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引入这一模式时，却陷入理解上的两难困境。他们一方面把天赋人权与自由、民主作为一个系列的理念加以接受；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质疑、否定天赋人权说。进化论、制度思维、实证思维三种思维范式使启蒙思想家思考天赋人权时陷入认知误区。自由民主与天赋人权的割裂，造成了启蒙思想的弱化与转向。[※注]经济思想方面，董贵成等认为，维新派认识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初步为中国勾画了一幅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发展蓝图。尽管这个蓝图是粗线条的，也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但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具有崭新的社会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注]张彩玲、王延涛、张守君、贾孔会等认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都提出在中国实行大机器生产与自由主义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张，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探讨了近代股份制经济产生的必然性。[※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徐启彤指出，戊戌维新思潮是中国近代一股强烈的思想解放潮流，它对近代社会的进步有着不可低估的深刻影响。在这股思潮中，中西会通思想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它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进程，推动着社会政治改革向纵深发展，对教育变革起了巨大作用，以至维新教育从思想理论到具体实践都体现了中西会通之特色，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形成。[※注]郑春奎考察了戊戌维新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后指出，戊戌维新是中国妇女被启蒙的他觉阶段，妇女被解放的价值更多地体现为它在民族危急关头的工具性需要上，但他觉是自觉的起点，就此而言，戊戌维新在中国妇女的解放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注]梁景和从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站在资产阶级文化高度批判中国传统婚姻陋俗的角度，肯定了维新派对中国19世纪进步婚姻观的重要推动。[※注]朱义禄指出，以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具有强烈的变革意识，这与他们长期接受西方自然科学有关，他们从“政治之变”是“基于科学”的视野，系统地介绍了进化论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为国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注]李丽指出，中国近代思想家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认识经历了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观念层面的转变过程。观念层面上的科学观在主要的维新思想家那里体现出了明显的形上意蕴。他们不只是关注自然科学的探索本身，而是把科学作为一个价值体系、一个方法体系和一种理性精神加以崇尚和信仰。而且，这种形上理解中包含了维新思想家建构以民主、平等、自由为核心价值的现代性方案的尝试。[※注]张越指出，戊戌维新思潮对于促进中国史学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进化史观的传播，打破了以往陈旧的历史观念，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历史思想，开始了对中国历史的阶段性认识。戊戌维新思潮还引发了对旧史学弊端的批判，提倡重视“民史”，要求“史界革命”，以及对史学功能的初步认识。对外国历史的介绍和对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引入，也成为戊戌思潮大力传播西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前者的直接目的尽管是变法维新，但在客观上对突破单一的本国史研究有积极意义，而后者对于中国史学近代化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注]邹小站研究了戊戌时期西学输入的内容及特点，指出戊戌时期的西学输入发生了明显的转向，这不仅表现在输入主体和目的与此前明显不同，即输入主体由洋务时期的以官办译书机构与教会为主体转变为戊戌时期的以民间士人为主体，输入之目的由洋务时期的“欲明制造”变为“输入文化挽救危亡”；而且西学输入的基本方向也转向多译西方政学、多译日本书的轨道上来。[※注]

关于戊戌思想的传播。以《时务报》在广州地区的销售为主例，探究维新思想在粤省穗府传播、涌涨的具体情形，通过统计《时务报》的派报处所、发售版本与寄销数量，从而比较确切地评估了维新思想在广州地区广泛迅速的传播程度。指出珠江三角洲客观上已供备有优于别地的有利人文条件；甲午战后，康、梁等广府士子事实上已居全国维新运动中的率先地位；为维新思想在广州地区的升腾涌涨预先铺垫下了历史台基。[※注]

关于戊戌思想的特点和历史作用。李书有将戊戌启蒙思想的特点概括为：第一，时间的晚生性。中国的启蒙思想不仅与西方启蒙思想相比，而且与东方日本启蒙思想相比，都表现了时间的晚生性。第二，任务的艰巨性。表现在面对的封建势力的强大，所依靠的资本主义又相对弱小。第三，作用的双重性。变法维新运动在制造舆论的同时，也为革命运动做了准备；既为革命的发展设置障碍，又为革命发展做了思想理论准备。[※注]李娅玲将戊戌思潮的特点概括为四个方面：比较彻底全面的变法改制思想，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的独立思考与创新，重视改造提高国民素质，进取性与保守性相交织。[※注]1998年是戊戌变法100周年，在此前后，学术界发表多篇论文论及戊戌思潮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俞祖华指出，戊戌启蒙思想家从“大变”与体制改革入手，致力于民主启蒙宣传与民主政治进程，在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的历程中，维新派迈出了坚实、悲壮的第一步。他们对诸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治等的体认是深刻的。他们揭示了与“为民做主”的传统民本思想截然不同的、近代民主的底蕴——主权在民、由民作为；揭示了自由是“天之所畀”，是人生不可让渡的权利；张扬了平等的原则，认为一切人际关系只应以朋友之道贯之。他们的政制改革很快被超越，但他们的民主启蒙宣传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革命派的不足。[※注]陈国庆认为，戊戌思潮的政治主题是爱国、民主、进步，伦理主题是黜俭、免苦、合群，哲学主题是变易、进化、唯物，维新思潮“不仅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奠定了基础，而且开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与迷信的先河，因而它在中国思想史册上，写下了新的篇章”。[※注]张锡勤指出，救亡、变革、启蒙是戊戌思潮的主题，批判与创新是戊戌思潮的根本精神。这就决定了它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它使变革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使变革成为近现代中国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它使人们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变革乃是社会的转型，而在此过程中，人的近代化至关重要。它对推动中国近代的观念变革、文化革新，哺育一支新型的知识分子队伍，也曾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由中国近代特殊的国情所决定，戊戌思潮在理论上带有明显的不成熟性和急躁情绪。同样是由中国近代特殊国情所决定，在戊戌时期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是同步展开的，因考虑服从现实斗争，也势必要影响思想启蒙的深入。[※注]进入21世纪以后，学界从思想解放、现代化等视角对戊戌思潮的意义进行了肯定。杨天石指出，维新派继承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思想，但是，在若干方面又有发展：一是提出“民权、平等”之说，用以挑战君主专制思想。中国社会长期认为“君权天授”，维新派则认为“君权民授”，可以公举，也可公废。二是批判纲常名教。儒学长期视“三纲五常”为天经地义，而维新派则指责其“惨祸烈毒”。三是提出“以西学为要图”，认为“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注]吴海红指出，维新思潮是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中重要的一环。它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早期—成熟时期—衰落时期。在近代中国现代化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三次选择中，维新思潮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它的演变过程也体现了中国现代化推进中继承与超越的关系。[※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张锡勤的《戊戌思潮论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年修订）、《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和郑大华、邹小站主编的《戊戌变法与晚清思想文化转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