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著作主要有董蔡时的《曾国藩评传》（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育民的《曾国藩传统文化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梁绍辉的《曾国藩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云、韩洪泉著《曾国藩与湘军》（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作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朱东安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进行了评价，他认为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肯定其合理因素，排除其荒谬成分。曾国藩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付诸实施，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相应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坚决否定的。[※注]成晓军从文化角度分析了曾国藩洋务观的产生和形成，指出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产生了以摆脱危机为宗旨的避害反应，这种反应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对西方文化中“技艺”和“术数”的功用的积极肯定上。[※注]李丹等认为，曾国藩洋务思想前后并不一致。他初入官场时恪守“夷夏大防”；19世纪60年代一改初衷，积极主张“师夷长技”，表现出一定的爱国热忱；然而19世纪70年代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又被舆论斥为“汉奸”“卖国贼”。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前后变化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对变局时的思想发展轨迹。[※注]汪林茂探讨了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并将其与龚自珍、魏源的经世思想进行了比较，指出：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打着今文经旗号的经世派思想，具有变革、发展，着眼于国计民生问题，追求“富强”实效的经世内容，“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符合时代精神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外向的、前进的思想发展方向，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打着理学旗号的经世派思想，则具有以“理学”为目的，着眼于解决威胁封建统治的“世道人心”问题，致力于“礼治”秩序稳固并永久化的经世内容，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德行”高于一切的价值观，是一个内向、保守的思想体系。[※注]武道房认为，曾国藩是晚清理学复兴的中坚人物，但他的学术观念与传统的程朱理学有很大的不同。他在继承理学基本观念的同时，又对清代理学的困境进行了深刻反思，试图再造理学。他广泛吸收当时的显学汉学以及百家杂学，甚至是西学，以此增强理学的经世功能，使晚清理学从僵死衰落中重新焕发出生机，并使咸同时期一度出现了理学复兴的局面。然而吊诡的是，由于曾国藩学术体系的博杂，也为晚清理学的终结埋下了伏笔，并给晚清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注]余龙生指出，曾国藩作为晚清名臣和理学中兴的代表人物，其“理治”思想是在继承和发扬程朱“理学治国”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德治、礼治和法治的合理因素，结合晚清经世致用思想而形成的，是对中国传统治国方略的总结。其主要内容包括理学执政、理学治军、理学持家三个方面，体现出保守性、中庸性和集成性三个显著特点。为实现理学治国的梦想和挽救清王朝的覆亡，曾国藩进行了一生的实践和努力。但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这种理想最终走向了破灭。曾国藩理治思想的合理内核也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注]蒋广学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给曾国藩信奉的理学以回光返照的机会，而在此返照之中，它增添了经世致用的新内容，于是在曾国藩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与学术结构，这一思想奠定了近代政治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注]朱汉民、吴国荣以曾国藩的礼学为重点，探讨了他的学问与治术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曾氏“无所不窥”的学问追求中，礼学一直是他关注的学术重心，并包括了礼经学、礼仪制度考订、礼学理论等各个方面。他的礼学所以体现出“兼综汉宋”的学术旨趣，其实均源于他以礼治人的经世理念。[※注]李育民对曾国藩的“天人观”进行了剖析，认为曾国藩的天人观在其思想体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一生的成败得失、荣辱毁誉与此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他自强不息而又谨慎持重的精神支柱！他承续了古人的天命观，更通过自己的人生阅历形成了“畏天命”的思想。天命与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一对矛盾，曾国藩没有陷入宿命论的窠臼，而是承继了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在相当程度上正确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一方面同意天命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主张应该努力奋斗，并产生了不求回报的思想！结合人生历练，曾国藩将天的自然性质引申为避免厄运灾祸的启示和指导，并承袭“老庄自然之道”和“虚静”思想，将持盈保泰作为重要的处世准则，从知天乐命、宽阔胸襟的角度来修身处世。对此做一探讨，有助于认识传统文化对品格塑造的作用，并对当今提供有益的启示。[※注]何晓明从文化史的角度对洪秀全和曾国藩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曾国藩、洪秀全在政治、军事方面是拼死相争的对手，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又同为中西文化大交汇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洪秀全代表了“草根”阶层，集两千年农民战争、农民革命思想之大成；曾国藩代表了传统士大夫阶层，儒家修、齐、治、平的经世致用之学，到他这里发挥到了极致。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终结式的人物，都是近代中西文化会通的前驱先路人物。他们的文化品格都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曾国藩之所以值得肯定，既在其形而下层面的“洋务”文化行为，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更在其形而上层面的“求实”文化品格，鼓舞了仁人志士改造中国的信心与斗志。[※注]

李鸿章。著作主要有苑书义的《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王承仁、刘铁君的《李鸿章思想体系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谢世诚的《李鸿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关于李鸿章洋务思想。刘铁君等认为，李鸿章的洋务纲领不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而是“外须和戎，内要自强”，自强是目的，变法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的变法主张的主要内容是科举、兵制和官制的改革，但这些改革都没有冲破封建统治所允许的范围，没有达到御侮的目的，却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导致封建割据势力膨胀，没有代表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注]高仁立指出，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关系密切，早期维新派的重要人士多为李鸿章招揽的洋务人才，李鸿章对早期维新派人士能够予以信任、重用和帮助。李鸿章有发展工商业与富民的思想，有不断发展的“变法”思想，这是他同情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基础，李鸿章的这些思想越到晚年越见明显，其主张“变”的内容已超出了洋务运动的范围。[※注]陈勇、王大明认为，李鸿章是中国晚清洋务运动的首领之一，他不但创立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外交”，而且开启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他不但通过大力办“洋务”，初步对中国工业、经济实施了近代化，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打下最早的基础，而且通过创办新式学校、开新科取士、倡导留洋等，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创始者之一。因此，称李鸿章为“中国近代化之父”，并不为过。[※注]王喆则从晚清儒学思想的视角对李鸿章的洋务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探讨，认为李鸿章在晚清儒学变革的大背景下，作为具有先进思想的封建士大夫，他的儒学思想对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官督商办、用人制度等几个方面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成为洋务运动兴起的助力，另一方面也成为洋务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总体上看，李鸿章的儒学思想是洋务运动兴起和失败的重要思想根源。[※注]张洪波认为，李鸿章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大势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化，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变法自强；又以“求富”作为自强的辅助，提出振兴民族经济；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开放思想，堪称向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注]对李鸿章的“官督商办”思想，江秀平认为官督商办对中国民族资本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更重要的方面，由于李鸿章等变本加厉地对官督商办企业加强了“官督”，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发展资本主义的机遇。[※注]关于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和戎”思想。张富强认为，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典型特色是“弱国”“和戎”四字。它大致可以包括“外交内政表里论”“诚信相交论”“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论”“以夷制夷论”“权宜变通和通情款论”“弃藩保疆（本）土论”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注]对其“和戎”思想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李鸿章的“和戎”观完全是消极的妥协投降。沈兼方指出，李鸿章的这一思想是无原则退让，助长了敌人的气焰，造成了重大损失。[※注]王双印认为，清政府甲午战败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李鸿章奉行妥协退让的“和戎”外交方针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注]一种意见认为李鸿章“和戎”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积极性。戚其章认为，李提出“外须和戎”是基于中外力量的现状和对比及远东局势的，这不能与“投降卖国”画等号，其长期的目标是希望中国将来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用意至为深远。[※注]欧阳跃峰认为，李鸿章的“和戎”观是建立在对中外实力进行比较分析基础之上的。由于李鸿章对中外大局的认识是客观的、理性的，对敌强我弱形势的判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而他对外主和较之于对外主战更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他的“和戎”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注]崔薇圃认为，李鸿章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完整纲领，试图对外“力保和局”，争取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赢得变法自强的时间，对内大办洋务，使中国早日进入世界强国之列。因此，他的“外须和戎”思想包含着一定的爱国意识，不能等同于妥协投降的卖国思想。[※注]刘虹、叶自成对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进行了梳理，认为李鸿章最早主张与日本建交，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李鸿章的“联日”思想一度动摇。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李鸿章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军事上都遭到惨败，他转而求助于“联俄拒日”。由于种种原因，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最后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注]

张之洞。著作主要有冯天瑜、何晓明的《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蔡振生的《张之洞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黎仁凯、钟康模的《张之洞与近代中国》（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丁永刚著的《张之洞近代化思想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任晓兰的《张之洞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冯天瑜、陈锋主编的《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冯天瑜、何晓明认为，1881年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开始了由清流党向洋务派的转变，其文化思想也发生重大变化，由专注修齐治平的儒学大经，转向兼取洋务新知，由通经致用转向中体西用。[※注]马东玉认为，张之洞洋务思想主要形成于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期间。他举办洋务的思想是多元的、复杂的，用一种思想是无法涵盖的。[※注]姜铎认为，1882年张之洞升任山西巡抚，治晋期间向洋务派靠拢了一步，但总的思路和措施，仍然未能越出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旧传统，尚未完成向洋务派的转化。中法战争后，张之洞才完成了从清流健将向洋务新秀的转化过程。[※注]欧阳跃峰认为，由清流派到洋务派，张之洞的思想并未发生重大变化。早期属于清流派，但不是顽固派，他反对的只是洋务派的妥协外交，至于一般的洋务活动，虽然也对其“糜耗”而不能改变中国的积弱之势表示不满，却并未笼统地加以反对，他本人还具有一定的洋务思想。他于20世纪80年代兴办洋务时，后来居上，很快赶上并超过了其他洋务派，维新运动兴起后写成《劝学篇》，其对西学、中学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都达到了一个洋务派官僚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再前进一步，就超出了洋务派的界限，步入维新派的行列。但他始终没有跨出这一步。[※注]王先明认为在晚清新旧学更替的历史进程中，张之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通常认为张的立场是“先新后旧”，但深入剖析张氏由旧趋新的学术思想历程和他学术思想的内在联系，则不难发现他于“新学”的一贯原则始终未变，尽管由于时势的变化其侧重点有所不同。他在新学制的创设和推行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注]范文明以张之洞督鄂期间的教育政策为依据，从张氏鼓励绅士兴教助学、接受新知、留学东洋三方面着手，对张氏督鄂期间鼓励绅士办学兴鄂的政策进行了研究，揭示出他对绅士这一特殊阶层兴学办教的重视，同时也阐明了清末大员在清王朝大厦倾圮之前的补苴罅隙之举，认为张之洞“绅士兴教”之教育思想，特别是其派遣绅士留学东洋等措施，其声势之大、规模之盛可谓空前，在鄂楚一方乃至中国近代教育之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注]石文玉以《劝学篇》为中心，对张之洞的政治思想进行了探讨，认为张之洞的政治思想尽管是以君臣之纲为基石的德治主义，但并不影响他在事实层面上对民权事业的实质推动，对于德治主义的信守，并不妨碍他成为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有思想的政治改革家。[※注]衡爱民对张之洞“变法不变道”的变法观进行了探析，认为“中体西用”下“变法不变道”的法治构想，从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方向来看，有其历史之必然性，是近代民主、法治下以“变法不变道”为取向的法治构想，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变革以及中国法律向近代化迈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一法治构想中西杂糅，开拓与因循并存。[※注]张艳国对张之洞的中国文化自信论进行了探讨，认为张之洞面对中西文化冲突碰撞，对中国文化充满自信，试图寻找一条会通中西文化的有效途径，从而解决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与困境。我们在评价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时，不应对它进行简单的否定和肯定，而是要走进当时的历史情景中进行同情与理解式的解读。[※注]

郭嵩焘。著作主要有王兴国的《郭嵩焘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静的《郭嵩焘思想文化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关于郭嵩焘洋务思想，刘泱泱分析了其发展阶段、思想来源、本末观及其具体主张，并对他的“以政教为本”“以商贾为本”“以风俗人心为本”的三个“为本”的思想进行了分析，指出他既是洋务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又是现实洋务运动的批评者。他批评洋务运动单纯学习军事的不足，提倡全面向西方学习；不满封建官府控制经济的官办和官督商办政策，主张商民自办企业；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呼吁注重教育，讲求“实学”；还赞美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制度，批判封建君主政体。郭嵩焘是洋务运动中最为激进的思想家，并孕育了早期维新思想的萌芽，但总的来说并没有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注]丁平一指出，郭嵩焘的中西体用观已突破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同时也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高出一筹，并为后来维新派所继承。[※注]庞世烨指出，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史上从宏观上、总体上最早认识到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先进的人；他对文化结构的认识综合为“心—政教—器”，和我们今天关于文化结构分三层面的认识不谋而合；他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认识到西方和中国政治制度的显著区别在于“法治”和“德治”。他是那个时代最敏锐、最有世界眼光的中国人。[※注]邹红霞指出，郭嵩焘作为清朝最早亲历西方世界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是近代史上较早从华夏文化中心论、本末之序、专制主义、教育思想、人心风俗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尖锐批判，并认为需要加以改造的人。其许多思想文化观念不但与当时正统的封建士大夫相径庭，而且并非一般洋务派人士所能比肩，它甚至成为后来维新思想的先导。[※注]张良俊指出，郭嵩焘因思消除“洋患”而开始关注洋务。他通过“读书观史”和对西方的考察，从对洋务的“茫无所知”变而“确有所得”，对西方国家有了较多的真切了解。洋务新知，帮助他克服了封建士大夫的虚骄习气，抛弃了“用夏变夷”的僵死教条。[※注]吴祖鲲指出，郭嵩焘步入仕途时，中国封建社会急剧解体，“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观念因此开始动摇，知识群体也开始走向分化。郭嵩焘一生的实践使他对当时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特别是在“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国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河。李育民分析了郭嵩焘的外交思想，指出郭嵩焘主张建立信任关系，以诚相孚，避免战争，维持相安无事的局面，是其和平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另一基本内容是在承认现状的前提下，采取正当的、合理的外交手段，维护国家利益。郭嵩焘的和平外交思想，是其所处时代的反映，既含有积极因素，又有种种缺陷。[※注]徐立望对郭嵩焘晚年思想进行了探讨，认为郭嵩焘作为程朱理学的坚定信仰者，他赞美西方，绝非是想把中国变成西方，而是着眼于中国的内部弊端。在他看来，西方的制度所包含的实质精神（如求实、便民等）与中国的圣人之教有相通之处。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赞美和时中国现状的抨击，力图重建秦汉以来失落几千年的真正的儒家圣人之治。[※注]邵华分析了郭嵩焘史学思想的渊源，阐述了作为其史学理论哲学基础的历史观，认为郭嵩焘以“礼”代“理”的历史主义态度，“人心风俗”观以及“复古即褚新”的古今观是其历史观的核心，他在史学方法上提出的重视地理沿革、图志合一、重视家谱族谱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在史学研究中引进中西对比研究等方法，体现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这样一个嬗变的历史过程。[※注]罗检秋对曾国藩与郭嵩焘的礼学思想做了对比研究，认为曾国藩倡导以礼学沟通汉、宋，影响非一般学者所及；而郭嵩焘一度专注于《礼记》研究，更深入地汲取了汉学营养，礼学造诣较深，改良礼俗的议题也较为广泛。尽管如此，他们都深受晚清学术潮流的濡染，既传承宋学，又对宋学主题加以发展，不同程度地汲取汉学方法和思想，在咸同年间都明显地体现了因应时势、调和融会的学术特征，并提出了一些改良礼俗的主张。这是他们对晚清的社会变局表现得较为务实、灵活的思想基础，也是郭嵩焘晚年的中西文化观得以超越一般士大夫的一个原因。[※注]熊乡江则比较了郭嵩焘与严复的中西文化观，认为二者既有相似之处，又呈现出不同的特色。相比较而言，郭嵩焘侧重于以传统文化为基点，来融会、贯通西方文化；严复则侧重于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统，来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构新的文化系统。[※注]

冯桂芬。著作主要有李少君的《魏源与冯桂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周菊坤的《冯桂芬传》（哈尔滨出版社2001年版）、熊月之的《冯桂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校邠庐抗议》是研究重点。丁伟志认为，冯桂芬从“制洋器”起步，进一步提出了“采西学”的观点，意味着他的思想迈上了一个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的新阶段。与稍早于他的魏源、林则徐等人相比，他的思想认识，大大突破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狭窄范围，在我们今天看来，无论是他对“西学”内涵的认识，还是在思想上的肯定程度，都可以说标志着中西近代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一个阶段性的进展。[※注]《校邠庐抗议》一书对戊戌变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孔祥吉的《晚清知识分子的悲剧——从陈鼎和他的〈校邠庐抗议别论〉谈起》（《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相关论文还有耿弘、袁峰的《〈资政新篇〉与〈校邠庐抗议〉比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贺素敏的《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的进步思想》（《历史教学》1995年第12期）等。关于冯桂芬思想的属性，学术界一般认为，他或是洋务派的思想家，或认为他是地主阶级改革思想家，或认为他是早期维新思想的先驱。但郑大华在他的《晚清思想史》中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冯桂芬是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同时又是同光年间兴起的洋务思潮的开启者和影响者，如果套用人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人但丁的评价（既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又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冯桂芬既是最后一位有影响的经世思想家，又是第一位有影响的洋务思想家，他的《校邠庐抗议》一书，是连接经世思潮与洋务思潮的桥梁。黄鸿山、王卫平探讨了冯桂芬的慈善理念及其活动，认为冯桂芬不仅积极改革近代社会，也致力于慈善救助，其论理和实践都有可圈可点之处，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前后，由于身受西学影响和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冯桂芬在从事传统慈善活动的同时，大胆提出对传统慈善事业的改革设想。正是以冯桂芬的慈善理念及其活动为标志，中国的传统慈善事业开始了近代转型的历史进程。[※注]李志茗对冯桂芬的行政改革思想进行了研究，指出冯桂芬是晚清较早指摘现行行政体制弊端并提出改革方案的思想家。冯桂芬的行政思想和主张切中时弊，颇具针对性和实用性，其中不少都在清末新政时期的行政改革中得到了落实。[※注]

王韬。著作有忻平的《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张海林的《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王立群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朱健华认为王韬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过去人们在论及其思想时，往往专注于他的“变法自强”主张，而对他强调的“治中以驭外”未予充分重视，“治中以驭外”正是他改良思想的主旨，是他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变法自强”只是“治中以驭外”这一宗旨一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在“治中”方面，他要求对中国的政治、经济进行全面的改良，包括改良国家政体，实行“君民并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驭外”方面，包括对外开放、实现自强、平等外交、不对列强抱不切实际的幻想、选择得力的外交人才等。[※注]江沛认为，王韬既反对盲目排外又反对崇洋媚外的社会变革意识，初萌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亟待变革的现实背景下，成长于上海这一特定的通商口岸城市，定型于他在香港和英国的游历中，代表了这一时期先进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对于社会危机的应变能力和由封闭到开放的心路历程，上承魏源的“师夷”思想，下启戊戌变法的政治变革，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史上的里程碑。[※注]王一川认为，王韬既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体验西方世界的先行者，更是中国最早的集中、全面而系统地觉察到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家。他首创中文报纸和现代报刊政论文体，大力鼓吹变法思想，还在游记散文和文言小说文体方面做了富于原创意义的现代性转变尝试，并以此表达个人对中国的现代性境遇的独特体验和沉思。尤其是他有关中国的现代性“创局”境遇的独创性分析，富于远见卓识，在“全球化”的今天仍有着不容忽视的启迪价值。[※注]张海林在他的系列文章中指出，王韬是继冯桂芬之后，以更加激烈的语言、更加广泛的视角、更加有效的报纸手段，向国人传递危机意识的一位思想家；他提出通过深层次的政治变革，挽回民心，并表达了对西方议会民主的向往；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王韬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一方面，他传承了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把开放改革的呼唤传遍中国知识界；另一方面，他站在更高的基点上，以更广阔的视角，触及许多林、魏等不曾触及的课题，开拓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崭新天地；在外交思想方面，王韬突破了传统夷夏观念、传统外交观念的樊篱，以其特有的世界意识和开放眼光，倡导“尚通”“崇简”“贵和”和“重势”的外交原则，从而开创了务实主义外交思想的先河，把传统形态的外交思维推进到近代形态。[※注]周德丰考察了王韬的改革开放思想，指出王韬是中国近代提出改革开放思想的一位先驱者，他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哲学理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而长久的影响，并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注]王增智对王韬的变法思想做了论述，认为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思想家，王韬的变法思想自然烙下了儒学的印记。他变法思想的原则是“变其所当变者，非变其不可变者”。这一原则既有中国特色，又充满西方政治色彩，体现出变法者思想上的矛盾。[※注]王玫黎探讨了王韬的国际法思想，指出王韬的国际法思想是复杂的、非系统的、矛盾的。他一方面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相关纠纷，另一方面又怀疑国际法的有效性；在中国由朝贡体系进入条约体系后，他一方面希望通过条约界定各国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看到了条约背后的强力。王韬的思维已远远超离了“中体西用”的范式。当其他人热衷于讨论维护中国旧信仰的新方法时，王韬却暗示了中国信仰应作变革以图生存的政治主张。他冷静地比较了中西文明，脱离了文化上的优越感并进而滋生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的国际法观念。而他对国际法的吊诡态度，显然也是局内人的一种无奈。[※注]

薛福成。著作主要有丁凤麟的《薛福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刘悦斌的《薛福成外交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等。沈嘉荣分三个方面论述了薛福成的社会改革思想：历史发展观与社会进化论，是其改革理论；学习西方，借鉴日本，全方位地、深层次地推进中国近代化，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变君主专制之国为君民共主之国，是其改革方案；振兴中华，富强祖国，是其改革目的。[※注]经济思想尤其是商本思想，是薛福成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林曦认为，薛福成是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派思想家，他的“商握四民之纲”“工体商用”“机器殖财养民”等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为中国的工业近代化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注]王晓冰考察了薛福成的西学思想，指出薛福成通过自己对西方的多方位体验、观察与思考，表达了对中西文化的独特认知，并提出了中西文化融合的主张。他试图为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寻找根源，变外来为内在，以便更好地吸收西方文化。薛福成对待西方文化所采取的这种理性主义态度，开启了其后维新变法一代人的思想先河。[※注]肖志伟探讨了薛福成的护侨思想，认为薛福成继承了前人的护侨主张，又形成了自己以民族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护侨思想。薛福成的护侨思想是其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商战”思想的自然延伸，也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时代潮流发展的必然反映，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注]王开玺对薛福成的人口思想进行了探析，指出薛福成的人口思想虽仍不免带有中国传统人口思想的痕迹，但因其曾出使国外，使之有可能将中国人口问题放在世界人口的大环境中加以分析，基本上突破了封建士大夫的思想窠臼，具有了“横览地球”“盱衡全局”的世界性眼光，提出了“导民生财”“海外移民”等“补偏救弊之术”，呈现出与前人迥异的时代色彩。与“君民共主”的政治改革思想，“以工商立国”的经济改革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迈向近代化的全景蓝图。同时，薛福成的这一人口思想，也初步具有了近代人口学的基质，因此他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和近代人口学中，皆应占有一席之地。[※注]邬秋龙对薛福成的设领思想做了论述，指出在中国向海外添设领事的问题上薛福成是有独到见树的。薛福成抱定“收利权于西国，念流窝于南洋”的宗旨，把添设中国领事当成保护海外华侨利益、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收回利权的重要措施。他针对当时华侨分布状况和实际处境，借鉴前人经验，提出自己一系列的有关设置领事的主张，形成了一整套的设领思想体系，使之和张之洞一起成了中国近代第二期设领护侨热潮的“带队人”。[※注]周德丰、张娇认为，薛福成作为中国近代改良思想家，在眷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认真察取西方先进文化，并力求对中西文化进行初步的整合。在政治上，他赞赏西方“君民共主”的体制，主张变法革新；在经济上，他引进西方一系列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相适应的进步理念；在教育上，他参酌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强调新的时代需大力培育“适变求存”、深谙汽光电化的专门人才。他的文化视野与改革思想在康梁变法之前是最开阔、最领先的，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和影响。[※注]

郑观应。著作主要有夏东元的《郑观应》（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易惠莉的《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刘圣宜著《近代强国之路的探索者：郑观应》（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夏东元是研究郑观应的专家。他指出，郑观应所处时代的中国近代化，就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相应地进行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其中尤其是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制即君主立宪议会制的改革。郑观应的思想不仅与此潮流相吻合，且有不少超前设想，具体体现在集抵御外侮、振工商、改良政治于一体的思想体系；突出“商战”的重要地位，主张“大开门户”，兴办“万国公共商场”。[※注]苗宏慧、么巧亭对郑观应的实业救国思想进行了梳理，指出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在早期改良派“商为国本”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述了“商战固本”的“商战”理论，把“商为国本”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893年，郑观应又在“振兴商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振兴实业”的主张，并在《盛世危言后编》中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实业救国思想的理论体系，且在社会舆论界和工商界产生了极具震撼力的影响。[※注]刘仁坤认为，郑观应破除传统观念，提出了“国以商为本”的思想主张，进而提出了建立上至“商部大臣”，下到各级“董事”的完全独立于政治体系之外的自成体系的商务管理体制，并就改进股份制、市场竞争、市场营销提出具体的新设想，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增添新的内容。[※注]杨华山分析了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政治功利、借鉴创新、思想超前、中西圆融的时代特点和个性特征。[※注]黄先峰等研究了郑观应的政治思想，认为郑观应是中国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思想家，其维新改革思想体系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特别是他第一个明确提出在中国访行西方资本主义议会政治的主张，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郑观应的议院思想，从哲学层分析是基于社会规律上的进化论思想，社会发展动力上的“民贵君轻”思想，社会发展速度上的进化论思想。郑观应从三个方面对议院地位进行了界定：从“体”与“用”的角度，议院是西方社会的“体”，也是西方国家富强之本；从渊源的角度，议院乃中国固有的“三代以上之遗风”；从与其他国家机构关系的角度，议院是体现民意的立法机关。在近代史上，明确提出在中国实行议院政治，郑观应是第一人。[※注]方志钦认为，郑观应以《道器》作为其代表作《盛世危言》一书的首篇，实为点缀门面以防御顽固分子攻击之作；《道器》篇虽然反映了郑观应世界观中保守的一面，但与其诸种改革主张并无直接联系，不管郑观应认为书中提供变的是“道”还是“器”，总之是希望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国家，这才是变的实质。[※注]龙天贵对郑观应的法律思想做了探讨，认为郑观应的法律思想主张主要有提倡民权、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恤刑狱、改革法律从业者制度、审判公开公正、对犯人实行人道主义管理等。作为一个集封建官僚、改良主义者、实业家于一身的历史人物，郑观应的法律思想尽管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然而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律思想观念近代化的启蒙与推动作用却不容忽视。[※注]刘圣宜指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改革思想家，他以世界的眼光审视中西文化，把两种文化置于平等地位。他对中西两种文化的态度，总的倾向是中西融合而不是中西冲突和对抗。他认为西方文化“由外而归中”，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可生成一种“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的新文化。郑观应的“仿泰西，复三代之法”，重点在于引进西方文化，因为西法是具体而翔实可行的，三代之法是遥远而含糊的。可以说，郑观应对西方文化持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吸取的积极态度，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西学东渐的先驱人物之一。[※注]汪菁华对郑观应的外交思想做了论述，认为郑观应的外交思想是中国近代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中西两种异质文明碰撞、交汇的结果。尽管他的外交思想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和矛盾，但它为推动中国近代化尤其是外交近代化准备了深厚的精神资源，鲜明体现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强烈的民族与民主意识，反映了中华民族顽强坚韧的开拓精神，从而成为中国近代思潮中一簇骄傲的浪花。[※注]

倭仁。著作主要有李细珠的《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倭仁是晚清理学名臣。李细珠探讨了倭仁理学思想的渊源与流变，以及其在道咸同时期理学复兴过程中的地位，认为倭仁早年崇尚王学，后来受到唐鉴的影响而改宗程朱。倭仁对于程朱理学的贡献主要表现为身体力行、躬行践履，然亦按照程朱理学的观点阐述了一些重要的理学范畴与命题，如在理气论方面强调理先气后，在知行观方面强调知先行后。倭仁笃守程朱，辟斥王学，以翰林院掌院的身份推动了程朱理学在道咸同时期的复兴。然倭仁以维护程朱理学正统为己任，门户之见较深，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之中，终于沦为保守派的代言人。[※注]史革新指出，倭仁理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尊崇程朱学说，墨守义理成规；以诚、敬为核心的理学道德论；完备而系统的道德修养功夫；强调力行的道德实践论。与唐鉴、曾国藩等同时期的理学家相比，倭仁理学思想的特点在于潜心于程朱道德论的探究，着重阐发诚、敬、慎独、居敬穷理等思辨性的理论范畴。[※注]宫明研究了倭仁和曾国藩在学术、政治上的关系，认为两人在政治上发生分歧的重要原因与两人治学态度的不同有关：曾国藩侧重研究社会实际问题，而倭仁则坐谈性理。[※注]赵之恒细致分析了倭仁在咸同政局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认为倭仁在咸丰朝是希图凭借咸丰皇帝来实现他的思想主张，进入同治朝则试图利用自己显赫的地位来大力倡导理学，推行以理学治理天下的施政主张。[※注]

其他思想人物。关于马建忠，俞政将其经济思想与严复作了比较，指出：马建忠深受西方重商主义影响，而严复接受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外贸方面，马主张“多出口少进口”，而严认为顺逆差问题无关紧要。在海关税方面，马主张“重征进口货而轻征出口货”，而严在赞成“轻出”的同时却反对“重进”。关于借洋债发展民族工商业，马、严思想比较接近。在如何发展本国工商业问题上，严复提倡民办同自由竞争观念结合在一起，而马建忠在提倡民办时却对自由竞争有所恐惧。总之，马是为了保护本国资本家的利益，而严则企图寻找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注]石蕾指出，马建忠明确提出了既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又要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富强之本，以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他为当时发展中国社会经济设计了五项方案：改革经济体制，保护商会，设立公司；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举借外债，利用外资；重视实业开发。[※注]

关于何启、胡礼垣，侯杰等指出，《新政真诠》是近代思想家何启、胡礼垣合著的政论集，包含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思想和政治观念，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可以称得上是近代社会改革与进步的先声。在书中，何、胡二人批判专制统治，倡行议会制度，呼吁废科举纳捐以选拔人才，提出了很多政治改革辅助措施。这些政治思想是何、胡二人对中国政治近代化进行的有益探索，对中国政治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注]庞志伟指出，学习西方议会制度曾被晚近的中国有识之士锁定为一条救国强国的明路。由于受到东西方文化的深刻浸润，港人何启、胡礼垣发展了传统士大夫的议会设想。他们最早将公平、民权和君民共主的观念与议会制度相连，并且提出了具体的践行形式，引领了时代的先潮，这一思想的提出使得中国的议会之路走得更有声势。[※注]张礼恒指出，何启、胡礼垣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他们提出了一个特色鲜明、系统完备的社会改革方案，而民权思想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其政治改良思想的核心。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何启、胡礼垣民权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而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则是何、胡二氏民权思想来源的主渠道。康有为曾自视为近代中国首倡民权思想的第一人，事实上，何启、胡礼垣才是中国民权思想的首倡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