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一词源出西班牙语“Liberales”。作为一种思想，它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英国，洛克是这一思想的最早提出者。19世纪初，它被首次用作西班牙自由党的名称，表示该党在政治上既不激进也不保守的政治态度。后来自由主义才在欧洲和北美得到广泛流行和使用，成为近代西方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或流派的代名词（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第618页）。由于自由主义者对社会问题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因而在西方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自由主义的具体表现和特色是不同的。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或流派，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或思想内涵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是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主张维护个性的发展，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认为保障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是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从这一核心价值或思想内涵出发，自由主义在思想上主张开放、多元与宽容，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代议制民主，主张通过温和的社会变革实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是这种核心价值与思想倾向，使它区别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其他社会政治思潮，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日渐走向开放，中国学术界、文化界逐渐展现出多元的格局，各种思潮、学说和学派涌现。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相适应，被称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潮也浮出水面。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借鉴了两种思想资源：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学者们注意到，在20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也曾有一定的声势和影响。学界开始注意梳理中国自己的自由主义传统，重新翻检与审视曾被蒙在尘埃中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这份历史遗产。

自由主义的含义以及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来源。学者们公认“自由主义”是最有歧义、最有多样性解释的词汇之一。李强在《自由主义》一书中称：当我们试图找出自由主义的确切含义，找出自由主义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本质内涵时，我们却不能不感到迷惘，感到无力。翻阅西方学者关于自由主义的著作，你会发现，有多少种著作，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定义。自由主义是所有基本要领中最有歧义的概念之一。自由主义虽然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学说，但仍具有某种内在的统一性，该书通过剖析自由主义的若干基本原则如个人主义、自由、平等、民主等以展示自由主义的内涵：（1）政治自由主义，反对绝对主义，争取个人的政治权利，争取宪政政府；（2）经济自由主义，其基石是私有财产、市场经济以及国家较少对经济干预与控制；（3）社会自由主义，关注社会正义，关注弱者的基本生存权利；（4）哲学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权利，坚持个人至上的观点。胡伟希在介绍了J.格雷在《自由主义》一书中标示的个体主义、平等主义、普同主义和淑世主义这自由主义的四大特征后指出：“个体主义这一特征是整个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观念。因此，可以简单地这么说：自由主义就是一种以个体主义为根本特征的社会价值观及与此相适应的一套社会政治思想。”[※注]他还指出，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是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伦理观上的个体主义、历史观上的进化观、经济思想上的放任主义，认为“这些特征，对于了解整个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普遍特点来说亦具意义”。[※注]朱学勤认为，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进，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制；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注]

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由于西学东渐而输入中国的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学说；二是中日甲午战后输入自日本的自由主义思想；三是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挖掘出的民贵君轻、张扬个性等思想观念。由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流行的自由主义可视为西方自由主义的一种变形，因此可简约为“二因素”。[※注]因此，探讨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最主要是考察其与传统思想文化、西方自由主义学说之间学理上的传承关系。在自由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学者们达成了很好的共识，认为自由主义是西方舶来品，并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传统思想文化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影响。耿云志指出，近代以前，中国虽未曾发展出成熟的近代自由思想，但可与近代自由思想相衔接的思想因素和可供近代自由思想生长的土壤，并非完全不存在。因此有必要考察“自由”这个词语在古汉语文献中的原始意义，及其被使用的种种语境。这样才能更容易理解，当西方自由主义被引介到中国时，词语与概念如何对接，原始语义发生怎样的转换，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西文化异中有同和同中有异的真实关系。在先秦时代，中国人追求自由的思想相当发达。而先秦以后，古人著述中“自由”常与否定词“不”连用，这个语言现象说明，在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社会里，不自由是人们所见所感受的一种常态的现象。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时，应加强对中国古代相关思想资源的整理，尤其应加强西方自由主义被引进中国以前汉语文献中“自由”语意、语境的研究，这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中西文化异中有同和同中有异的真实关系。[※注]方光华也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于“自由”的论述十分丰富，尽管传统思想的“自由”主要是“道德自由”，但它对于自由与个人权利、政治制度和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关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传统思想中关于自由必须建基个体的内在自由，自由具有历史与文化属性，自由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的论断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意义。[※注]

但也有学者不赞成那种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具有某些“自由主义”元素、这些元素构成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理论来源的说法。郑大华指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是严复、梁启超等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介绍到中国来的。在西方自由主义传入中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中源”说非常盛行，这种学说认为西方近代的一些科学技术、思想学说源自古代中国。受其影响，严复、梁启超等人在介绍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同时，又力图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挖掘出能与西方“自由主义”相会通的内容，以证明自由主义在中国古已有之。这种阐释可能有利于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但我们不能说老庄思想是他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因为严复是先有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然后对老庄思想进行阐释的，而非是他从老庄思想中吸取了什么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其因果关系不能倒置。[※注]俞祖华也认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虽然不乏“自由”一词，但其含义与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或流派的“自由主义”有很大不同，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或思想流派的“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或思想内涵是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主张维护个性发展，而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自由”一词往往是和“自在”联系起来用的，所谓“自由自在”指的是人处于一种无所约束的状态，这显然与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或流派的“自由主义”一词在含义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就好像传统思想中的“民本”思想相似于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但二者有质的区别一样，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一些相似于“自由主义”的思想因素，但这些因素绝不等同于近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注]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端与发展历程。部分学者否认近现代中国有自由主义的传统。如雷池月认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确实曾经被引入中国并在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然而它不仅从未取得过主流的地位，甚至根本无法维持长久固定的方法——总是很快地分化到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这两个极端去。”“只要认真地回顾历史，就不必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身上去寻找什么自由主义的传统了。”[※注]持此论者当然也不会去追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发端问题。认同中国有自己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学者，对这一思潮的发端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以胡伟希为代表。他认为中国自由主义产生和兴起于戊戌维新时期，而严复则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之父”[※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真正开创者”[※注]。他还把兴起于戊戌时期的近代自由主义划分为四个阶段：（1）维新运动时期，严复从英国直接输入经验论传统的西方自由主义，谭嗣同则将传统思想与外来思想糅合，提出一种基于社会正义与人人平等的自由观念。（2）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高涨期，其突出表现是提倡个性解放的伦理、道德革命和白话文运动。（3）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自由主义思潮从伦理、道德领域向政治领域渗透。（4）40年代末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活动空前活跃，他们提出“第三条道路”，力图超越国共两党和国际上美苏的对立。[※注]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许纪霖认为：“如果追溯中国自由主义的起源，应该从五四算起。在此之前，严复、梁启超也宣传介绍过西方的自由主义学理和思想，不过，自由主义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救亡图存的权宜之计，而非终极性的价值追求。当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自由、理性的价值在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得到普遍确认，而且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时，中国方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注]他在有关文章中多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关于发展脉络，他认为自由主义在五四时代还处于朦胧的混沌阶段，到二三十年代分化出几种自由主义思潮，并出现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运动，到40年代，大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才风起云涌。

与上述两种观点稍有不同，耿云志认为，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既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个思想流派，同时还是在近代史上发生过一定影响的一派政治力量。这也恰好体现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被介绍到中国。斯时正当中国民族危机与国内政治危机交相煎迫，所以无论是严复，还是梁启超，都曾经长时间在个人自由与国群自由之间彷徨困惑。这个问题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大体得到解决。第二阶段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日战争前，自由主义开始作为一种思想流派活跃于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并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声音和诉求。第三阶段是抗战和战后一段时期，在国共两党既合作又摩擦的态势下，自由主义作为中间力量得到成长。这是自由主义从一种观念的存在转变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存在，形成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重要现象。但随着国共合作关系的变化，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生存空间亦随之出现变化。[※注]郑大华也把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20年纪初，这是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传播和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初步形成期，其代表人物主要有严复和梁启超。第二阶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到30年代，借助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自由主义开始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并作为一种思想流派活跃于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胡适以及以他为中心的一批学人。第三阶段从抗战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因特殊的历史机缘，自由主义作为介于国共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在抗战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抗战胜利后，由于国共合作的破裂以及内战的爆发，自由主义失去了活动空间而向左右分化，以胡适、张君劢为代表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向右转投向了国民党，以民盟为代表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向左转投向了共产党，而以储安平为代表的极少数自由主义者虽然仍固守着自由主义立场，但已失去了对社会的影响力，他们创办的《观察》杂志，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后绝唱。[※注]

除了在总体上勾勒出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外，学者们还就自由主义发展历程中的有关问题展开了研究。史革新研究了严复之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入的情况，他指出，在严复之前自由主义的片段思想即已经通过传教士的译书传入中国，并被少数开明士人所接受，为日后自由主义思潮的汹涌流行奠定了基础。[※注]胡其柱则致力于厘清晚清以来“自由”词义的衍变及其影响：19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liberty”概念开始传入中国，但当时多数人倾向使用“自主”一词；19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逐渐采用“自由”，从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概念，黄遵宪是在“自由”等新词汇从日本向中国回归过程中出力最早且最多的一个人；19世纪80年代后，“自由”新义在国内悄然流传，到了甲午战后骤然升温；戊戌前后“自由”语词流行，并发生了在保守派和趋新派、保皇派和革命派之间围绕“自由”“革命”等概念展开的激烈论战。[※注]禹江以天津《益世报》为中心，在20世纪30年代多重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剖析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个人主义理论的重新解读、对一党专制理论的批判、对宪政民主政体的重构，试图重构中国自由主义的话语系统。[※注]徐有威、王林军通过20世纪30年代《东方》杂志和《国闻周刊》的研究，展示出以两份刊物的撰稿人为代表的3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从引进，到研究，再到批判，最后否定的过程，从而弥补了以往关于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争的研究大都着重于价值层面探讨的局限。[※注]卫春回考察了4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学人的民主观，指出抗战胜利后难得的历史机遇，使自由主义者的民主建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在理论和现实层面均力主有别于国共两党的“中间路线”，对民主问题的理论阐发和探讨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民主的价值、民主的不同形式、民主的若干原则是自由主义者关注和分析的重点，他们对这些核心理念的系统论说，不仅体现着自由主义民主的精义，同时也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新的发展趋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看似学理化的论说，其实有着深刻的现实针对性，从中我们不难体会他们渴望中国步入民主进程的拳拳之心。[※注]

高瑞泉以40年代后期的《观察》为中心，对中国自由主义视域中的平等观念进行了考察，指出作为自由主义刊物，《观察》的基调是在自由民主优先的原则下包含平等的诉求。出于自由左派的立场，《观察》同人开始意识到，“平等”与“自由”之间存在着矛盾甚至冲突。面对“自由vs平等”，《观察》发表的意见甚众。这表示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自由主义者在“平等”问题上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的传统，但又有超出其前辈的地方。与《新青年》将“平等”作为一个新的理想而呼吁不同，《观察》已经将平等视为不言而喻的价值，对于“平等”价值的复杂性之考察也显得更加深入和细致。对于平等与自由可以鱼和熊掌兼得的心态，多多少少是导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有不同于苏联和英美的另类现代性设计的原因。[※注]高瑞泉还进一步考察了早期自由主义视域中的平等，认为梁启超、严复代表了早期自由主义的一翼。与同时代激进的平等主义一翼有诸多不同：他们主要依靠外来观念与对现代社会生活的直观体验获得平等意识的觉醒，同时借助传统观念的“变形”来建构新的社会规范；在现代性价值排序中以自由为中心，坚持自由对于平等的优先性，认为假如人们没有自由，甚至不能提出平等的主张，更没有实践平等的权利；不是将“平等”视为全盘性改造社会的激进方案，而主张听任服从进化规律的人类社会的自然演进，因为是自由竞争而不是理性设计，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在分配问题上，他们通常拒绝平均主义和结果平等，更多地关注政治平等和机会平等。这些基本的观点大多被后来的自由主义所继承，他们对于“平等”观念的哲学论证之薄弱后来也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注]左玉河介绍了40年代后期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与左翼人士之间的自由主义讨论发生的背景、过程以及内容，认为这次讨论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在现实层面的政治运作失败后，从学理层面而做的理论反思和总结，在个人自由与大众民主问题、计划经济与思想自由关系、革命与改良、个人自由与组织纪律关系、自由获得方式的认识等问题上深化了认识。[※注]章清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认为作为一种政治话语，自由主义是什么，自由主义往何处去，到战后才引起各方热烈讨论。将此置于近代中国思想发展过程予以审视，可以明显看出中国自由主义有了较为清晰的思想图景；而对中国自由主义的认知又陷入正名的诉求中，也表明中文世界阐述自由主义所面临的问题。[※注]何卓恩以“自由中国”的作者群对于“自由”与“平等”这一问题的看法转变为例，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大陆赴台自由知识分子对此前自由主义理念进行反省的情况，并以此说明，自由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严复时期的谈自由不谈平等的古典自由主义，胡适、张东荪时期的谈自由也谈平等的新自由主义，殷海光、雷震时期的警惕平等、特重自由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它折射出的是国际上对自由主义论述的演变。[※注]

近代自由主义的类型及其特征。胡伟希从自由是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的角度，将中国自由主义者归结为三种类型：工具型自由主义者，将自由主义作为富强之道加以使用，以严复和丁文江为代表；教条式或理念型自由主义者，更注重作为理念而存在的自由主义，以胡适为代表；折中型自由主义者，以40年代末主张“第三条道路的自由主义者”为代表。[※注]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以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态度为根据，将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划分为思想理念型自由主义、政治功利型自由主义、学术超越型自由主义与文化反思型自由主义四种类型。许纪霖从自由主义者的行事方式尤其是参政态度的不同取向上，将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划分为观念的自由主义者与行动的自由主义者两类。观念的自由主义者以胡适为精神领袖，一般拒绝直接参政，不离开自己的专业岗位，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资源，通过大学讲坛、同人社团和公共传媒等公共领域，传播自由主义理念，并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行动的自由主义者，对参政怀有强烈的兴趣，都自认有治国安邦的卓越才能，几乎成为半职业的政治活动家，如罗隆基、张君劢、王造时等。[※注]俞祖华等撰文指出，近代自由主义有不同类型：从学理渊源的角度，可区分为西化自由主义与本土自由主义；从问题领域的角度，可区分为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从问政方式的角度，把对“直接参政”感兴趣的行动型自由主义分为认可、容忍、融入现政府的介入型与同样热衷于“直接参政”但与当局互别苗头、另组政党、另走“第三条道路”的组党型，把拒绝“直接参政”的观念型自由主义者分为热衷于舆论干政、办报议政的议政型与“参透”政治因而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疏离型四类。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主体是西化自由主义，西化自由主义内部则有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演进过程。但也有思想家相对来说更关注从本土的思想资源中挖掘类似于西方近代自由思想的元素。中国近代自由主义主要发生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经济自由主义较为薄弱。从问政方式的角度，以胡适为代表的民间议政型自由主义与民主党派领导人的组党型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注]。方光华探讨了时代思潮与自由主义传统观的演变，指出晚清以降，中国自由主义传统观经历了由质疑、批判到理性反省的曲折演变过程。自由主义传统观的演进与自由主义理论的进展密切相关，但也受到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的现代性因素的褒扬，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路径的探索，促使自由主义不断修正其传统观的不足。中国自由主义者传统观的变化预示，中国自由主义可能呈现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特点的发展前景。[※注]

闫润鱼指出，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特征是以宪法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但各种名目自由主义的存在又表明表面上主义是有多种形态的。而自由主义主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没有被完全实施过的事实，则宣告了迄今为止自由主义还没有在哪块土地上取得彻底胜利。由此检验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虽然它的生长不像在其发祥地那么茁壮，但却依然可以名之为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讲到底”外是以个体为本位的，只是鉴于当时的实际处境，严复、梁启超那一代更倾向于优先考虑团体的存亡，而章士钊、胡适等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更注重保障个体的权益。在宪政问题上，他们从接触到西方自由主义学说的那一天起就表示认同立宪政治的价值，并试图对实际政治产生积极影响。但如同在所谓个体本位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总给人一种不甚牢固之感，在宪政问题上，他们的主张也免不了给人一种打了折扣的印象。[※注]黄克武也使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这一说话，认为这种“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中国自由主义者将自由社会理想化，因而表现出乌托邦情神；第二，中国自由主义具有乐观主义色彩；第三，中国自由主义者多半较为强调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而忽略消极自由的若干方面；第四，拒绝个人主义，强调群己平衡。[※注]

从自由主义的内涵这一角度，学者们涉及了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等概念。刘军宁指出，经济自由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根基，但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很少有人主张、鼓吹经济自由，而倾向统制经济、“经济平等”的却大有人在。因此，“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谱系中，经济自由主义始终未曾获得与之重要性相称的一席之地”。[※注]俞祖华等指出，在近现代中国，对市场经济的排斥及对经济自由的忽略，经济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言说中的普遍缺席，成为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重要特色。晚清的严复、梁启超等人曾表达过反对政府干预、要求放任自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主张。但到了民国时期，在经济上却倾向于与自由经济对立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最初鼓吹自由竞争、放任主义，到后来转向倡导与经济自由主义大异其趣、大相径庭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这种从“发声”到“变调”的历程，既是受外部环境影响所致，也与中国社会文化、中国思想界乃至自由主义者内部的情况有关。[※注]在胡伟希等人看来，政治自由主义是近代自由主义中最具有声势的一种，被称为自由主义“行动人物”的张东荪等人积极倡导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并发起了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运动，如好政府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制宪救国运动、宪政运动等。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自由主义的重心由文化转向政治，尤其是“战后中国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政治自由主义。他们迫切要求中国政治按照自由主义的理念运行……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切广泛地卷入政治漩涡，对中国的政治格局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发生效用——至少是潜在的或有关舆论的”。[※注]俞祖华认为，近代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发生发展，大致以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群己权界论》、1922年5月14日胡适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941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三份标志性文本为节点，经历了个体发声—同人结社—组织政党三个阶段；而言论形式则经由从学理到理念再到政纲的“三部曲”，依次出现了以严复为代表的专注于思想启蒙的启蒙型自由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议政型自由主义、以20世纪40年代“中间路线”为代表的着重于参政从政的行动型自由主义三种演进形态。总的趋向是，从思想向行动、从理念向操作、从论政向从政滑动，实践色彩不断增强。其思想演变的基本轨迹是，由市场转向社会与政府，由经济层面的自由转向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平等均富，由古典自由主义的反对政府干预、鼓励自由竞争的“放任主义”转到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干预的“干涉主义”，进而倾向于社会主义。[※注]文化自由主义主要依循以下脉络演进：一是思想启蒙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它往往发生在政治自由主义、政治变革受挫之后。二是现代教育中的自由主义传统。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成为自由主义在现代教育中实施的典型代表。三是文艺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徐志摩、沈从文、林语堂等人以文艺形式表达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强调艺术的生命在于自由，艺术要充分展示、抒发个性。四是现代学术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如陈寅恪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标榜，提倡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反对政治对学术的干预。[※注]任剑涛以自由主义的学理渊源为视角，区分了儒家自由主义与西化自由主义，认为殷海光及其学生林毓生等致力于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原汁原味输入中国，而徐复观关注的焦点是儒家文化与自由主义的对接。[※注]郑大华指出，由于中国近代思想家所处时代及个人经历以及学术背景的不同，他们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接受是有若干差别的。大致而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严复、梁启超等人接受的主要是以洛克、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或传统）自由主义，严复就翻译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穆勒的《论自由》，梁启超则介绍过洛克和穆勒的思想。五四和五四后的胡适、张君劢等人接受的主要是以杜威、拉斯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或新）自由主义。因为胡适是杜威的学生，所以杜威的思想对胡适的影响更大；而张君劢翻译过拉斯基的《政治典范》一书，受其影响也更明显一些。[※注]许纪霖提出：“在现代中国，一直缺乏洛克到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被殷海光和张佛泉他们注意到，在1949年以前这路传统在中国基本上没什么影响。中国的自由主义主要是两路：一路是胡适、傅斯年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传统；另一路则是张东荪和张君劢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他们都受到拉斯基的影响。”[※注]

自由主义没有成为近代中国选择的原因及其评价。1949年，当国共两党在战场上最后决战并由此决定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时，实际上也宣告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失败，或者说自由主义没有成为近代中国的选择。自由主义为何没有成为近代中国的选择？常为学者引述的是殷海光所说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八字。“先天不足”是指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内部思想根基不正，“后天失调”是指其外部环境的匮缺。

关于“先天不足”，胡伟希等人指出，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根源主要来自西方，但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后发生了重大变形：自由主义被作为救亡的工具和手段，加以使用，遮蔽了其内在的价值；个体至上的原则被弱化；经济自由主义被忽视；受“精英政治”思想支配，与民众保持有天然距离；视理性为万能，使自由主义没有发展成为西方近代那样声势浩大的社会改革运动，等等。他们在试图用自由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时，面临着如下基本悖论：（1）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作为工具之自由主义与作为理念之自由主义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2）观念人物与行动人物的脱节；（3）激进与保守的困惑。[※注]胡伟希还指出，首先，自由主义者大多是现代化论者和爱国者，希望中国通过现代化道路而进入世界强国之列，但由于他们缺乏对中国近代国情的真切了解，也割裂了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与现状，试图将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传统全盘照搬到中国，犯有教条主义与形而上学的错误；其次，自由主义者大抵是一些“个人主义者”，有轻视群众和群众运动的先天局限。[※注]徐大同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角度分析近代中国人民拒绝西方自由主义、接受共产主义的原因，认为中国传统自由观强调的是一种我行我素、不要任何公权力干涉的自由，它和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有着根本的差异。同时，由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在中国缺乏文化基因，因而从来没有作为建构国家制度的方案被中国人民接受而破产。相反，大同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成为中国人民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文化基因。[※注]

关于“后天失调”，许纪霖指出：“国共之间的分裂与内战，使得这一出色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无法获得其实践的机会，中国也就从此与自由主义的中间道路失之交臂。一旦战争的暴力替代了理性的对话，自由主义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最基本空间。”[※注]喻冰以“无地自由”来形容胡适自由主义思想遭冷落的命运：“社会现实难以容纳胡适的主张。胡适的自由主义无法摆脱或超越多重困难和困惑，终使理论归于沉寂，理想化为泡影”。[※注]在动乱、峻急的社会氛围中，在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左冲右突的尴尬际遇中，胡适等自由主义者显得孤寂而落寞。何晓明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之路艰难而曲折，温和的、渐进的社会变革方式没有力量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滚动，激进主义因而引领了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方向和速率。在这样的气候下，温文尔雅、理性至上的自由主义，自然得不到现实的青睐，只能落得个孤芳自赏的下场。[※注]

郑大华对学术界所流行的那种认为自由主义之所以没有成为近代中国的选择，是因为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而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作为其阶级基础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指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不仅造成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同时也造成了无产阶级力量的相对不强大，为什么以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取得了胜利呢？这就说明，把自由主义没有成为近代中国选择的根本原因归之于资产阶级力量的不强大是有问题的。它只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得从自由主义理论、自由主义者自身以及社会环境中去寻找。自由主义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主张维护个性发展，认为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然而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近代中国，摆在国人面前最急迫和最首要的任务不是争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权利，而是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与自由，所以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与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始终显得有些隔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是留学过欧美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难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精英情结，他们不仅瞧不起广大下层群众，而且从骨子里害怕群众运动，所以他们找不到变革社会的现实力量，而他们自身的力量又十分弱小，对于现实的政治斗争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提出的种种主张都是在书斋里炮制出来的，没有实践的可能性。[※注]耿云志指出，自由主义者之所以不能成为近代中国的选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需要从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以及国际环境等诸多方面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就旧中国主要的三种政治力量，即国民党、共产党和自由主义的比较来看，自由主义者既没有财力资源，又没有权力资源，他们虽有不同程度的平民主义观念，但在行动上却不能与广大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其不被“历史选择”也就理所当然的了。[※注]

虽因种种因素，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遭遇命运不济的冷遇。但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历史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它所选择的方向之最终无意义，我们仍当以同情的理解去珍视这份思想遗产。郑大华就明确指出，讨论自由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不宜用“成功”或“失败”等笼统的词汇来概括，这样太简单化了；如果能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分析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作用与影响，或许会看得更真切一些。事实上，自由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作为救亡图存的一种工具被有识之士引介到中国的，它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近代中国人民对外反对资本主义列强压迫、争取国家独立与自由，对内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双重需求。在自由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对近代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在思想上，自由主义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对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保障的呼吁，其影响是积极的；在社会上，自由主义已渗入到人文教育、学术研究、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并推动着这些领域的变革与进步；在政治上，自由主义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又反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一党独裁统治，力图走所谓第三条道路。所以共产党人与它既有过斗争，也有过团结和联合；国民党人既利用过它，也对它进行过残酷打击。因特殊的历史机缘，自由主义作为介于国共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在抗战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先后发动的两次宪政运动，对推动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也产生过积极影响。直到内战全面爆发，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自由主义才因失去活动空间而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注]耿云志指出，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作为思想的自由主义，在我国的教育、思想、文化等领域曾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但作为政治力量的自由主义，它所产生的影响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注]史革新认为，自由主义适应了中国近代兴起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等斗争潮流的时代需要。它的传播与流行，为国人追求社会进步提供了批判旧文化的思想武器和向往新社会的指示标，是进步思潮，在反封建斗争中起到积极作用。但在实践、政治层面仍无法实现。何晓明把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比喻为不结果实的精神之花，认为启蒙意义上的成果有，落实在制度、政治上的成果没有。[※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