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20世纪50年代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讨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很大进展，无论是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还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往昔不能相比的发展。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进步是在历史观方面，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

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胡绳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三年来学者讨论的文章予以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唯物史观、寻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宝贵记录。中国近代史如何划分时期，看起来是编写近代史教科书的一个具体问题。但是依据什么标准分期，却涉及历史观问题，涉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涉及叙述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以什么来做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胡绳有感于1949年以前有些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按照“道光时代”“咸丰时代”“同治时代”，或者按照“积弱时期”“变政时期”“共和时期”来叙述历史，认为是不足道的、不足取的，因为它们“没有反映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注]；另一些教科书，甚至包括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在内则放弃了历史分期的办法，按照重大事件来叙述历史，叙事时大致上采用了“纪事本末体”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拆散了许多本来是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并使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注]。在讨论分期标准的时候，胡绳批评了那种拿帝国主义侵略形态作划分时期标准的看法，认为“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注]；同时也批评了单纯用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来做划分时期标准的做法，认为那样会走到经济唯物论的立场上去，对中国近代史分期，必须全面考察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基础的变化。胡绳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毛泽东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说明，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的重要意见。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不是在于给各个事变、各个人物一一简单地标上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进步或革命的符号。如果在一本近代史著作中不过是复述资产阶级观点的书中的材料，只是多了这样一些符号，那并不就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务。“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注]应该说，这是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任务，从学术上提出了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的重要观点。依据这种观点，胡绳还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此后史学界一般称“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并对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胡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应。至1957年新华社发布《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告一段落》的消息，共有24篇论文发表。三年之间，先后有孙守任、黄一良、金冲及、范文澜、戴逸、荣孟源、李新、来新夏、王仁忱、章开沅等发表讨论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报纸还报道了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以及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上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意见。许多人同意或基本同意胡绳有关分期标准的见解，同时也提出了若干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应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注]，有人主张“必须严格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树立以中国人民为中国历史主角的思想”[※注]，有人认为“分期标准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注]，有人认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经济政治压迫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根本矛盾，也就成为贯穿各个事件的一条线索”[※注]，等等。因为对分期标准的认识不同，或者虽然相同，但理解不一定相同，因而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种种不同主张。

评价这次讨论，我认为，不在于对分期标准的认识是否统一，不在于对具体的历史分期取得了多少进展，而在于，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界（不仅限于中国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消除旧中国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的一次重要机会。通过这次讨论，明确了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讨论者几乎一致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原则上表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因此，应当考虑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及其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此同时，史学界还开展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土地制度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等等，所有这些讨论，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次马克思主义大学习，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百家争鸣，它推动了史学界形成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唯物史观的浓厚风气，使一大批来自旧中国的学者，以及刚刚成长起来进入史学战线的青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受到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锻炼，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推进了中国近代史领域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实际问题的研究。回顾这次讨论，我们仍然感到，中国近代史学科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我国近代史研究学者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思想水平，是如何受惠于50年代的那次讨论的。

经过50年代的讨论以后，近代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大体达成了共识。此后出版的三本中国近代史课本，体现了这次讨论的结果。其中两本是1962年出版的：一本是郭沫若主编、刘大年组织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编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一本是翦伯赞主编、邵循正和陈庆华编写的《中国史纲要》第4册；第三本是胡绳编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此书虽然出版于1981年，反映的仍是那次讨论的结果。前两本书是为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教材，后一本是为广大干部编写的近代史读本。

以前讲中国近代史的书，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一般带有纪事本末的特点，而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是需要改进。《中国史稿》第4册的作者们努力作出了改变。依照《中国史稿》第4册主持人刘大年的看法，1840—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五四运动爆发三个不同时期。在那几个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出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4册这种写法，就是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些地方作出了可喜的概括。当时它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很多。1982年全国近代史专家在承德举行学术讨论会，有的研究者评论说，20世纪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是郭沫若主编、实际上是刘大年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这个评论指出了那本书在一段时间里流行的情形。胡绳的著作，规模较大，条分缕析，议论恢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者们对以上三本书，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基本上确定了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编写体例和框架，确认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进程，确认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认了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具体编写上大体接受了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数以百计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普及读物，大体上都是按照这个框架编写的，可以看作是学者们接受这个框架的标志。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

1980年起，中国近代史学界再次掀起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经过十年动乱，一些学者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出发，要求抛弃极“左”的政治枷锁和教条主义的绳索，要求纠正由于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在史学研究中出现的片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反思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对早先胡绳提出并得到相当多学者支持的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划分时期的标志以及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提出了怀疑和驳难。李时岳首先在1980年第1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文，引起了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这次讨论中也涉及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却不像20世纪50年代的讨论那样，使近代史基本线索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附丽于分期问题上，而是直接提出了问题。

李时岳的文章发表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了争鸣的热潮，直到90年代还有相关文章发表。与50年代的那次讨论比较，这次讨论，问题提得更广泛了，角度更新了，研究更深入了，分歧也更显著了。概括起来，大体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派以李时岳为代表。李时岳提出：“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注]。认为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予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政治地位[※注]；强调要以“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或基本线索。一些学者把这种提法概括为“三个阶梯”论，李时岳本人认为不确切，曾著文修正说应当包括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而称之为“四个阶梯”论。它的依据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李时岳表示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认为“四个阶梯”论与“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的修正和补充，“三次高潮”论有不完善的地方，“在于没有把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没有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注]。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没有概述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是对毛泽东本人原意的“误解”，要求“摆脱”“两个过程”论的“束缚”，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悟出一些新的道理，把我们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注]。有的认为，中国近代社会“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而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注]；或者说，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谋求社会进步（发展资本主义）两项根本任务。这两项任务贯串着整个中国近代史，一切斗争，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斗争在内，都是围绕着这两项根本任务进行的。它们构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注]。依据这种理解，他们以资本主义运动（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作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认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注]。他们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近代化。

另一派大体上坚持胡绳原先提出的观点。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序言和1997年再版序言以及其他文章中，仍坚持三次革命高潮的观点，认为前一派的看法抹杀了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苏双碧[※注]、苑书义[※注]、张海鹏[※注]、荣孟源[※注]等也先后发表争鸣文章，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应制约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其中也包括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就构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他们认为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所说的“两个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不同意把“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当作“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认为中国只有通过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发展资本主义。与前一派意见相比较，这一派意见不同意简单地把洋务运动当成进步运动，也不赞成把义和团运动列在基本线索之外。

第三派意见比较复杂，基本上依违于以上两种意见之间，或者另有生发。章开沅发表《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一文，试图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该文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发端，把近80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以1900年为界标，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涨”，即：第一阶段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甲午战后的戊戌维新、义和团两次民族运动的高涨；第二阶段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次更具有近代特征的民族运动的高涨。他说，民族运动的这三次高涨，是近代中国历史客观存在的发展态势，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章开沅认为，“洋务—维新—革命”只是一个简单的框架，特别容易忽略农民和土地问题这样重要的社会内容。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能机械搬用近代史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败的历史之类现成公式。他又认为“三次革命高潮”还是不用为好，因为“革命”一词有广狭两种理解，说三次革命高潮不仅容易引起概念理解上的歧义，而且容易使人联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提法，使作为整个中国近代史组成部分的新、旧民主主义史缺乏体例上的协调。他又特别指出，毛泽东说的“两个过程”可以作为我们据以探究近代中国历史基本线索的基点。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并不意味着以另一套线索取代“两个过程”而作为基本线索。“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理解为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由此看来，这第三派虽然对前两派都有所批评，其主张的实质与胡绳的意见是较为接近的。

戚其章是另外一种看法。他说“两个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难以成立的。他认为，考虑基本线索时不宜空泛地谈论“阶级斗争的表现”，反帝斗争固然不能体现基本线索，就是反封建斗争也不一定每次都能体现基本线索，“基本线索的标志，应该是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国内阶级斗争”，“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他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才能体现基本线索，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不能列入基本线索的标志之内。这样，“太平天国—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便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梯”。[※注]

以上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争论的几种主要见解。这些见解，都是以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过程作为立论的史实根据的。三派意见有许多共同之处，即都承认要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确认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标志，理论上的分歧表现在：或者强调阶级斗争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联系，要求重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意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提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因而高度评价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贬低义和团运动的作用。或者强调阶级斗争要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社会变革相联系，认为不能把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列入基本线索之内。但是这种意见认为不能把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和反帝反封建算作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则显然与其主张的“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相违背，有理论上不够严密的地方。就具体分歧而言，三派意见最大的不同，是对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就洋务运动而言，第一派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是进步运动。经济史研究专家汪敬虞研究了洋务企业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后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活动先于洋务派官僚为主体的官场活动。最先在中国接触资本主义并且实践资本主义的是和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发生联系的新式商人。洋务派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后来虽然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洋务派并不能成为扶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力量，洋务派官僚不是站在促使中国资本主义走向发展的一面。[※注]汪敬虞在研究了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以后得出结论：“插手现代企业的洋务派官僚，并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注]经济史研究专家姜铎在讨论洋务企业的性质时，认为洋务企业属于早期官僚资本性质，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洋务企业的垄断排他倾向，抑制了私人资本的自由发展，也是客观存在，不应否认的”[※注]。还有人指出：“近代中国存在着几种不同性质的资本主义运动。只有民族资本主义才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有利的，才是进步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则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因素，是反动的。中国不是多了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多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比较起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华开办的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十分微弱的。因此，不加分析地以资本主义运动作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笼统地说洋务运动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是难以令人首肯的。”[※注]就义和团而言，各家评价不一，但对于义和团是北方农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似乎并无很大分歧。问题是胡绳当初界定第二次革命高涨，并没有把义和团作为唯一标志，而且申明“把第二次革命运动高涨仅看作1899—1900年的义和团的发动是不完全的”，他是把“戊戌维新”和义和团一起看作是第二次革命运动高涨时期的特征。他指出，“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涨期间虽然都存在着，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关的。追求资本主义理想的改良主义运动表现为短命的‘戊戌维新’。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自发的斗争则在悲惨地失败了的义和团运动中取得歪曲的表现”[※注]。胡绳除了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正面叙述洋务运动和义和团外，还在初版前言中指出，“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同时指出，“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在全面坚持三个革命高潮观点的时候，胡绳对义和团的评价显然是有分寸的。

至于强调阶级斗争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这其实是胡绳当初提起问题讨论的题中应有之义。胡绳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任务，是要通过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来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各个阶级间的关系发生了些什么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怎样发展的。[※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所谓阶级指的是在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所谓阶级斗争，则是基于经济利益根本冲突的集团之间的斗争。提出研究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这样的问题，当即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怎样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并由此产生了新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要研究新的阶级、各阶级间的关系以及阶级斗争的形势，自然就是要求研究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要求把阶级斗争与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结合起来。刘大年在1980年提出“中国近代史从何处突破？”这样的问题，强调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要性，提倡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史，也是这样的用意。应当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后，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关于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解和运用越来越简单化、公式化，对阶级斗争的表现的理解，也越来越教条化、线条化，许多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千篇一律，一个面孔，使读者越来越不满意，引起大量反思和讨论，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反思和讨论，对于重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理解唯物史观，加深理解中国近代史复杂的历程，多角度、多面向、全过程探讨中国近代史，是有很大好处的。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又有了新的进展。学者们不满足于以往的讨论局限于1840—1919年的近代史分期，主张中国近代史下限应当延至1949年的呼声高涨了。《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发表了陈旭麓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就是把1840—1949年的110年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来考察的。陈旭麓在该文认为：“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110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朝代，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从这样一个特殊的完整的社会形态及其丰富的内涵来考虑。”陈旭麓从这个路向出发，按革命的本意来定义革命高潮，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确有三次革命高潮，但不是经胡绳提倡、得到大多数学者接受的那三次革命高潮。他认为在19世纪的中晚期，中国在推动变革的道路上，有过农民起义的高潮，有过维新变法的高潮，有过反帝运动的高潮，它们以不同的斗争方式、程度不等地推动或体现了新陈代谢的历程，但并没有形成如后来那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只是到了20世纪才出现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形成高潮。他断言，这三次高潮是：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1927年的大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他强调，中国近代史上只有这三次革命高潮，没有这三次高潮，就赶不走帝国主义，也打不垮封建势力。夏东元也从110年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提出了他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理解。他认为：“‘一条主线’（即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为线索）‘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相结合，阐明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规律；既不同意‘三次革命高潮’说，也不认为‘四个阶梯’说是妥当的。”[※注]这位作者确定以资本主义为主线，认为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列为三个进步运动，虽然是四五十年前的陈说，但经过重新论述，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性，但未把110年历史联系起来看，而且完全把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并列起来是不适宜的，因为洋务运动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民主政治改革的。因此他确信，以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与“两个过程”相结合，以实现民主与反实现民主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能顺利发展为基本线索，将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以戊戌变法为界标划分为前后两段，是比较能全面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的。[※注]1997年张海鹏接续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张海鹏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说法，分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年）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两个时期。直到现在，大学里还是这样分别设置教研室，分别讲授课程。他认为，这样的分法，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近半个世纪，对于1949年上溯至1840年那一段中国历史，我们现在是看得更清楚了，应该有更好的认识和解说。总起来说，他认为应该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打通来研究，这不论对中国近代史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不论对于中国革命史还是中共党史的研究，都会有好处。他还认为，李时岳前几年提到半殖民地是“历史的沉沦”，半封建即半资本主义是“历史的上升”[※注]，颇有新意，但说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同时既有沉沦的一面又有上升的一面，则很难使人信服。李时岳问道，如果说近代中国只有历史的沉沦，那么，“‘历史的沉沦’何所底止？漫漫长夜宁有尽头？”[※注]张海鹏由此受到启发，进而提出主张：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110年历史来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到了20世纪初（大约在1901—1915年），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到谷底的时期。1901年是《辛丑条约》的签订，1915年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以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这些重大事件，大大刺激了中国社会成长中的新的社会阶级力量，促进了他们的觉醒，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是这一上升趋势的明确表征。此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于先后取代旧势力，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注]

张海鹏还认为，胡绳提出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从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固然，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从近代化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各相关专业的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关专业历史实际的某些概念，但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个革命高潮概念的统率、制衡作用，把三个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

但是，胡绳当初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所处理的对象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间。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放在1949年9月，则胡绳所提中国近代史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之不符合实际，是很明显的。从这个角度对三个革命高潮论所作的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考虑，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问题。

考虑到胡绳当初提出革命高潮概念的用意，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为了“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是为了认识“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乃是社会力量的新的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表露出来的时期”[※注]，我们就会明了，他并不是从革命的本来意义来定义“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概念的。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它对于我们从政治上来认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特点，恰恰是很重要的。况且，19世纪几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等），为此后真正革命运动的到来做了认真的准备，提供了思想资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缺少的准备阶段。缺少了这些，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总结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就缺少了必要的环节。从这个认识出发，中国近代史的革命高潮依然应该把19世纪的几次革命运动包括在内。当然，不一定非要三次不可。从全局衡量，应该有七次。它们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1937—1945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上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包括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主要阶段，包括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注]

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虽然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少了，但是学者们没有停止思索。我希望并且相信，我们的讨论不会就此停步。重要的是要保持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我们不需要只有一个声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可以形成多个学派，提出多个不同的框架，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真正繁荣。

必须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要探索观察中国近代历史的一种方法，以便运用这种方法，去发现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并不等同于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所反映的历史事实，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并不是全部内容。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比这些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无比丰富的历史现象，好比旧时代的铜钱，这些基本线索好像绳索，可以把一堆散乱的铜钱贯穿起来，人们认识这堆铜钱的整体就方便多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了明确的认识，我们对全部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就会有条理多了，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律就较易把握了。

以上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认识，以及大体上取得共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有了这些成就，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的整体面貌就清楚了。说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指此而言。就是在这样一个整体认识的架构下，展开了中国近代史学科领域丰富多彩的研究成果。

第三节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沉沦”与“上升”

中国近代史的“沉沦”与“上升”问题，涉及的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势问题，也是如何看待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的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以往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趋势的认识，一般是说近代中国“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注]20世纪80年代初，李时岳提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半资本主义，对封建社会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半资本主义的存在，就是“上升”。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有“沉沦”，而且有“上升”。这种“沉沦”和“上升”是同时并存的。这是历史学家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又一种解说。这个说法很新颖，对近代史学界影响很大。汪敬虞曾评论这一观点说：“根据作者的论证，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中国近代社会，既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也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因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注]显然，汪敬虞并不赞同这个观点，但未深入讨论。此外，专文讨论者，尚付阙如。

李时岳提出上述观点，是在1919年为下限的中国近代史的框架内思考的。在这个框架内思考，对中国近代史发展趋势的新解说，有几点说不通的地方。第一，在1919年前，中国遭受列强十分重大的打击，《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民四条约》等，严重束缚着中国，割地赔款，外国驻军，租界和租借地，协定关税，领事裁判，外国经济实力控制着中国经济生活，说中国“沉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说这时候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上升”，比较难以说通。第二，经过洋务运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所占成分十分微弱，民族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刚刚形成且十分微弱，说中国半封建的另一半是半资本主义，显然并不合适。第三，学术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解，一般是把它作为社会形态看待的，实际上所谓社会形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它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说半殖民地是对国家地位而言，说半封建是对半资本主义而言，固然有某种道理，但是，把一种社会形态割裂开来，在科学上是说不过去的，是缺乏理论支撑的。

如果把中国近代史理解为1840—1949年的历史，全面观察110年历史发展趋势，则情况就不一样了，视野就开阔了，我们就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沉沦”和“上升”的全过程。我经过10多年的思考，就近代中国的“沉沦”和“上升”问题撰写了文章，与李时岳的观点相商榷。我就近代中国110年的历史考察，提出了“沉沦”“谷底”“上升”的看法。在我看来，在1840—1900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沉沦”，这个时期，也有“上升”的现象，但那是次要的因素；1901年到1920年期间，中国历史表现为“沉沦”到“谷底”的时期，所谓“谷底”时期，实际上是“沉沦”到“上升”的交错期，是黑暗到黎明的交错期。这个时期，是《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因此是“沉沦”表现最严重的时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在这个时期发生，表明中国的“上升”因素已经上升到可以与“沉沦”表现相抗衡的时期。渡过了“谷底”时期以后，中国的历史发展趋势就主要表现为“上升”了。[※注]

据我所知，一些学者对上述观点发表了评论。多数人认为“谷底”说颇具新意。有的学者评论说，这一说法“饱含着作者创造性的学术探索”，“尝试性地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的一种新的理论架构”[※注]。有的学者认为，“《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一文，是一篇旨在重新构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很有价值的文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谷底’的问题，是一个很值得继续讨论的重要学术问题”[※注]。还有学者认为，“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谷底’说和中国近代社会的‘沉沦’、‘上升’的理论，使我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更加清晰了，更加形象化了，更加接近历史的实际了。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是不断进步的，中国近代社会也是这样，这就给人们以信心，给人们以力量。尤其是我们从近代社会的发展中看到，尽管近代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为避免社会的‘沉沦’做出了他们的努力，但只有无产阶级才使中国避免了继续‘沉沦’为殖民地的厄运，才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这是张先生对中国近代史体系的重大贡献”[※注]。“我完全赞同张先生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轨迹的描述，尤其是他提出的‘谷底说’，发前人所未发。”“张海鹏先生的谷底说和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轨迹的描述，是对近代社会发展最形象最具体的说明，最科学的解释。张先生的描述，使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清晰可见，不仅看到了近代社会的屈辱和灾难，而且也看到了近代社会前进的力量和方向，从而使人们对近代社会有了一个科学的认识。这是张先生对中国近代史宏观研究的一大贡献。”[※注]

对于近代中国“沉沦”的“谷底”究竟在哪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谷底”应该在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之间[※注]；有的认为，应该在1931—1945年日本侵华期间[※注]。

还有学者对“谷底”说提出了质疑，认为“‘谷底’之说所以不完全正确，最要紧之处是它完全否定或者低估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功及其划时代的里程碑的历史意义”[※注]。

看来，继续探讨近代中国的“沉沦”与“上升”以及“谷底”问题，对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或者历史发展趋势，认识中国近代史的本质特征，还是很有意义的。进一步展开学术争鸣与探讨是必要的，是值得提倡的。

第四节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与“告别革命”问题

判断人类历史上某一阶段的社会性质，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最早提出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观点的是列宁。列宁从帝国主义时代特点出发，提出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理论。[※注]早在1912年和1919年间，列宁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分别提到中国是半封建的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他是从过渡阶段的社会这样的角度分别提到这两个“半”的，但未作论证。中国人接受这样的观点，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注]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和《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已经开始出现“半殖民地”概念。同年9月，蔡和森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和《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等文章中，明确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来说明中国社会的性质。在此前后，陈独秀、蔡和森、邓中夏、萧楚女、李大钊、罗亦农等人均明确认识到中国是半殖民地社会。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提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是目前所能查考到的最早将两“半”概念联结起来的完整表述。中共中央在自己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是在1929年2月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中，那是在中共“六大”以后。[※注]与此同时，中国的思想理论界还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一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做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以新思潮派为代表，与中国托派的动力派和国民党学者新生命派，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斗争，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进行了严肃思考和理论创造。1938—1940年，毛泽东连续发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指导性论著，系统地、科学地、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他指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注]“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注]这是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最经典的表述。毛泽东不止一次强调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总之，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才能解决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问题。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以及在中国革命成功的推动下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在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上，都认同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注]

对这个认识，有人提出质疑和挑战。有的文章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因而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文章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后，无论如何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说法究竟是否恰当，似有必要重新加以研究”。还有人对“两半论”提出了直接的质疑和驳难，认为“两半论”是“失误”，“延误了我们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注]有记者采访某研究员，问：“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应该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括，以突破现存的近代史的框架，探索新的架构呢？”答：“显然有这样的意图，确切地说，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提法，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注]这里已经把问题提到相当尖锐的程度了。

质疑者说“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质疑者要设计的新的近代史构架是什么，支持这一构架的理论基点找到了没有，始终未见下文。但是，我们对论者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延误了”“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却百思不得其解。前已指出在革命中，认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认清了中国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这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本身所规定了的。所谓“推翻三座大山”，不就是指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吗？我们倒是要问，如果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能够正确坚持反帝反封建的观点吗？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种分歧值得注意。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适应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社会形态，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恰当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作为社会形态，它是不可分割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半殖民地是对国家地位而言，半封建是对半资本主义而言，两者不是互相补充，而是互相对立的。[※注]这个分歧是很大的。分歧的任何一方在据此观察近代中国历史时，都可能得出不完全相同的结论。

究竟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问题，可以从学理上去分析，也可以从历史实践上去分析。但是任何学理的分析，都只能基于历史实践。脱离了历史实践的分析，都是书生之见，是靠不住的。近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历史实践是什么呢？它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和分析，才制定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策略，才能明确革命对象、明确革命力量、明确革命前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都是这个历史实践的结果。离开这个历史实践，虚构种种臆测的理论，怎么能与历史的实践相符合呢？历史研究是基于史实的探讨，离开了史实，仅凭思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关于革命和改良问题发生过多次争论。80年代的争论，主要涉及如何正确评价改良派或者改良主义问题。那时候的争论，对于革命的作用，一般都是肯定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改良派的历史作用，这主要涉及戊戌维新运动的评价以及清末立宪运动、立宪派以及资政院、咨议局等作用的评价。早期对改良派的评价比较低，80年代以后，对改良派的评价已渐趋平实。我在《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中谈及这个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改良与革命只是近代中国人改造中国的不同道路的选择，尽管它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不尽相同，但它对于推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进步作用都是不容抹杀的。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改良与革命可以等量齐观。有一种见解说革命与改良，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双轮。这个观点需要加以讨论。何谓双轮？好比一辆车子，两个车轮同时向前滚动，才能带动车厢向前运动。革命与改良，是否是这样的两个轮子，同时推动着近代中国历史的前进呢？还需要根据事实和理论作出具体的分析。

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到底如何？对于社会历史的前进运动来说，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改良是常态，革命是变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总是经常处在改良的状态中，否则，那个社会就停滞了，不前进了。所以改良是经常存在的。而革命则不然，社会革命不能经常存在，一个社会不能经常处在革命的状态中，如果是那样，这个社会就会是病态的。

诚然，革命并不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唯一推动力。革命的发生是有条件的，不是可以任意制造出来的。社会发展的经常形式是社会改良。当阶级矛盾不到激化的程度，解决社会阶级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靠阶级妥协与调和；解决社会政治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靠社会改良的种种办法。阶级调和的办法，社会改良的办法，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它们只能在同一个社会制度内运行，如果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阶级调和、社会改良，是无能为力的，只能让位于革命手段。革命发生，才能使社会发展发生质的变化。因此，革命虽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推动力，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否定这一点，无原则地歌颂社会改良，显然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态度。

正因为革命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能推动历史发展产生质的变化，而改良则不以推翻一个社会的制度为目的，它是在社会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在体制内进行的。因此，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并不拒绝改良，而一个改良主义者则往往拒绝革命。也往往是这样的情况：一个社会的改良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或者那个社会不允许改良的时候，往往就可能爆发革命。从这个角度说，改良为革命准备着条件，改良为革命积聚着能量。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改良的人和实行革命的人，往往不是同一批人。[※注]

以上这些话，大体上是总结了学术界的多次争论得出的认识。今天看来，得出这样的认识应该是公允的。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一种“告别革命”的言论。这种理论在西方社会早已有之，在中国则从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始作俑者，似乎是李泽厚。1994年李泽厚在一篇对话里说：“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19）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注]。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在“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的时候，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标题为《告别革命》的书。该书几乎否定了历史上的一切革命，当然也否定了近代中国的一切革命。他们宣布，改良比革命好。这本小书是谈话记录，谈不上什么理论依据，没有论证，不过是反映谈话者厌恶革命的心理。这就不是理论的误区、学术方向的误区，而是作者们政治倾向的误区了。

我在一篇评论里曾经指出：为什么要提出“告别革命”说？反对法国大革命，是为了反对十月革命；反对辛亥革命，是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们要“反省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这个目的。他们要改变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策略，于是“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实际上是“隐喻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企图”。这还说得不够明确。《告别革命》一书的序言，把“告别革命”说的目的全盘托出：“这套思想，恰恰是‘解构’本世纪的革命理论和根深蒂固的正统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原来如此。把近代中国的革命历史都否定了，把20世纪的革命理论都“解构”了，所谓反帝反封建自然不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自然就失去合理性了。如此，则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岂不是都消解殆尽了么？[※注]

“告别革命”的思想，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很值得学术界、理论界注意。

这里需要指出，历史研究，需要实事求是，需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就是对历史上发生过的既有的事实、事件、人物的表现、历史过程，做出客观研究，提出认识，给后人指出历史借鉴。革命和改良，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历史学者的任务，就是对革命和改良的来龙去脉、事实经过做出研究，对革命和改良在历史发展中对当时和后世发生的影响，作出评估。

第五节 晚清史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以及对“新清史”的认识

晚清史研究，是清史研究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今天，这是毫无疑义的。1999年姜涛发表《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点破这一点以前，学术界的认识是不明确的，人们谈到清史，实际上并不包括道光二十年以后的历史。人们说到中国近代史，往往是指1840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似乎晚清的历史不在清史研究的范围内。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即将启动之际，我参加一个座谈会，一个研究清史的著名学者开出一个清史著作书目，竟都是嘉庆以前的，我问道光以后的算不算清史，那位先生无以应对。还是在那个时候，一位今天在清史编纂工程中承担重要任务的学者，说自己并不适合在清史工程中担任职务，基本理由是自己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可见，在那个时候，中国近代史与清史之间是存在壁垒的，在研究者的心目中，是划有界限的。

从学科分野的角度说，清史与中国近代史之间，是有某种区分的。这种区分，主要是在1949年以后，当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当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首先出现以近代史冠名的研究所，当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在各大学普遍讲授以后。在大学里，嘉庆以前的历史放在中国古代史里讲授，道光以后的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讲授。晚清史与中国近代史的区分，就在学者中自然形成了。没有人专门论述过晚清史与中国近代史的区分问题，也没有任何行政部门就此发表过意见。这是一个学科成长的自然历程。

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很长时间里，大多数学者把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最近20年来，大多数学者把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不管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如何演变，鸦片战争至清帝被推翻这一段晚清史，都包括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范围内。因此，从学科演变的历史来说，晚清史与中国近代史发生了不可分离的关系，换一句话说，晚清史包括在中国近代史内。

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看晚清史，1840年鸦片战争起始，中国出现国势陵夷的数千年未见的变局，西方势力侵入，西方思想东渐，儒学日渐衰颓，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从社会底层到庙堂之上，各方面人士思想动荡，社会严重不安。随着外国侵略加深，不仅对外战争不断，国内战争也不断。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再到中国同盟会倡导、推动的革命，直至清廷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社会出现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西方的机器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移植到中国，中国国内生产方式开始发生变化，社会上产生了新的阶级力量，新的知识群体，譬如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譬如与传统士人不同的新的知识分子群体，戊戌维新开始，国内逐渐出现各种社会团体，为中国的改革和革命奔走呼号。这些社会新势力，都是区别于传统势力的。这也是中国社会从“沉沦”到“上升”转变的重要标志。

如果从清史的角度看晚清史，情形或许稍有不同。从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起始，中国出现国势陵夷的数千年未见的变局，西方势力侵入，西方思想东渐，儒学日渐衰颓，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社会底层各方面人士思想动荡，社会严重不安。高官显贵声色犬马如故，他们想的是如何保住朝廷，如何保住乌纱帽，对民间改革朝政的呼声往往视而不见，对农民起义或者革命行动一律采取镇压政策。从清政府一面看，中国社会是在“沉沦”中。庙堂之上不做认真反思，不谋对策，不思进取，没有危机意识，多次失去发展机遇。

所谓发展机遇，含义有三：一是要发展，二是要有国际比较，三是机会来了要抓住不放。所谓抓住，是指决策者自觉的认识和实践。观察晚清社会，并不缺少发展机遇。只是由于当时的决策者不能很好认识迅速发展自己，以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必要性，以至机遇来临时不能很好抓住，终于造成晚清一系列因落后而挨打的悲惨境遇。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沉痛教训。

晚清发展的第二次机会是在戊戌维新时期到来的。甲午战后的民族危亡给那些不曾“入仕”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刺激和启迪。他们讲学办报，集会结社，一方面积聚力量，同时也给群众以新知识的宣传和灌输。他们希望通过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的方式，变革朝政，变革思想，发展国家的资本主义。康有为、梁启超是这些人的代表。恰好年轻的光绪皇帝想巩固自己亲政的地位，摆脱慈禧太后和老旧重臣的控制，于是与康梁一拍即合，发动戊戌变法。但是变法不过百日，慈禧一伙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处死戊戌六君子，断送了变法的前程，使中国再次失去了发展的机遇。皇帝尚且不能掌握朝廷实权，那些流亡海外的士子们以保皇相号召，也只是徒呼奈何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二月初十，清廷借光绪皇帝名义发布变法上谕，特别指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自丁戊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迄今海外（甫）逃，尚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借保皇保种之妖言，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实则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注]这是说，慈禧太后是不反对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的，在剪除了康、梁等“乱逆”以后，她是同意变法维新的。这是慈禧太后在新的形势下的自我辩护。这表明，她不是不愿意变法，而是不许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等主持变法，她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实行变法，要把变法事业抓到自己手里来做。其实质是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实行变法。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第三次发展的机会。在由谁来掌握这机会上却出现了复杂的情况。在朝的统治者和在野的革命派、立宪派都想掌握这次机会，而且在朝、在野各自演出了程度不等的悲喜剧。八国联军侵华给清统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他们认识到完全按旧的方式很难维持统治，决心实行新政。从1901年到1911年，清政府在实行新政方面确实有了相当大的动作。朝中大臣反对实行新政的声音很小，反对新政改革的派别几乎不存在。这是与前两次新政根本不同之点。清政府不仅派出五大臣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这是承认政治不如人的表示），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法制改革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颁布了大量的政策法令、规章条例。某些措施已经触动了清朝统治的根本，如在政治上宣布预备立宪，在中央设资政院，在各省设咨议局，扩大了民意表达，在官制方面也作了一些革新；在经济措施上鼓励资本家投资工商企业、鼓励资本家发展，商会的普遍发展在客观上鼓励资本家组织起来；在教育上废除科举，建立新式学制，举办大中小学，形成了新的人才培养机制；在法制改革方面也冲击了传统的政法不分、立法司法不清的观念，等等。这些都是此前的两次新政不可比拟的。如果把这次新政提前40年，中国的发展道路可能不同，发生中国式的明治维新并非不可能。但这次新政改革是在中国已经诞生了新的阶级力量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新式知识分子群已较多认识到中外发展的差距而力求有更大的改革动作，最高统治者捍卫皇权神圣意志坚决，对体现皇权的有力统治机构军机处不许触动，把应允预备立宪的时间拖得太长。满族亲贵加紧控制政权，尤其加紧控制新练的军队，得罪了热衷于君主立宪的立宪派，加深了满汉矛盾；清政府完全站在革命派的对立面，改革以巩固皇权、防止革命为目的，使得这次改革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联合攻击下失败，使得清政府失去了最后一次借改革以谋求发展的机遇。这一次失去发展机遇，对清朝统治是致命的。它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联合攻击下，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终于被迫走向灭亡。

从清史的角度看晚清史，晚清历史是一部“沉沦”史，是一部走向灭亡的历史。

综合起来看，晚清史与中国近代史，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区别方面，除了上面所讲外，还有一点，晚清史只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不是它的全部。联系方面是很清楚的，而且是基本的，那就是，从清史看晚清史，或者从中国近代史看晚清史，所看的部分是同一个，晚清历史是基本的研究对象。从这一点来说，前面所说的研究角度的不同，也不能说得太过绝对。

美国研究清史的学者提出了“新清史”概念，据说被称为一个学派，而且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深刻辩论。所谓“新清史”学派，在中国学术界近年也引起关注，出现一些评论。我发现，中国学者对所谓“新清史”多持怀疑甚至不大赞成的态度。

我对“新清史”学派的论著缺乏深入研究，只看过一些评论和介绍。“新清史”派的研究中主张重视作为中国统治民族满族的主体性研究，主张重视利用满文档案和其他民族的文字书写，主张重视满族在创建清朝中国中的贡献，注意研究清朝统治者的“满族性”，这是对清史研究有积极意义的学术见解。但是，对“新清史”的学术成就不能有过高的评价，毋宁说“新清史”的基本学术倾向是值得质疑的。什么“不同凡响”，什么“挑战”，云云，是不切实际的评论。“新清史”的主体观点是所谓满洲帝国与中国不能画等号，中国只是满洲帝国的一部分，等等，是找不到史料支持的空中楼阁，是研究者的主观想象，是西方世界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折射，不值得称赞。华裔美籍历史学家何炳棣的评论是值得重视的。中国学者刘小萌、黄兴涛等先后做出了学术评论。[※注]刘风云、刘文鹏编了《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文集，搜集了美国学者有关“新清史”的辩论和中国学者的反应[※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2009年专门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新清史”的讨论作为会议的主题。会议论文集题名《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发表了众多学者的见解。[※注]

有的学者开始采用“新清史”的观点研究清史。有一篇介绍《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以下简称《满文寄信档》）的文章，分析、介绍了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满文寄信档》的主旨是运用“新清史”的观点和方法来介绍这本书，研究是否达到预期，是令人怀疑的。据作者介绍：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是清代军机处专门抄载寄信上谕的重要档簿，无汉文副本，珍贵性毋庸置疑”。作者认为，“‘新清史’无疑具有极大的挑战性，需要深入研究清史特别是深入研究满文档案之后予以验证和回答”。[※注]这篇文章介绍，乾隆朝满文寄信上谕反映了西北边疆和东北等地政治、军事、民族、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史实，特别是边疆民族事务，以及边疆地区与外国关系事务，在没有汉文副本的情况下，它对于研究清史的史料意义特别重大。该文作者引用“新清史”研究者的观点指出：“重建清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不同层面更完整的图像，满文档案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这的确是所谓“新清史”派的观点，这句话等于白说。很明白，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研究清史需要重视满文档案，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中国清史学界怀疑过这一点吗？从来没有过。注意发掘满文老档和整理、编辑、翻译满文档案一直是清史研究者努力追求的。[※注]

《满文寄信档》引用“新清史”观点指出：“‘新清史’认为满洲人从未失去他们在清代社会中是一个特殊群体的想法，他们可以维持少数统治的原因，主要因为他们能够一方面运用中国政治传统，一方面又同时维持其独特之认同。”在研究清史的学者看来，这句话没有任何新意。满族始终是有清一代中国社会的统治者，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满汉矛盾，一直到1909年三岁的宣统继位，他的父亲载沣任摄政王，还在排斥汉大臣，1911年5月成立的所谓责任内阁，实际上是排斥汉大臣的“皇族内阁”或者“亲贵内阁”。这正是满族亲贵维持其满族独特统治之认同的强烈表现。当然，正是这一表现，加速了满族王朝的崩溃。

《满文寄信档》在“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新清史’研究价值”一节中，指出了几个事实：一是寄信档没有使用中国、中华字样，而是使用了“大清国”字样，作者认为，“自称‘大清国’并不能说不代表中国，这就类似于自称‘大明’而不说‘中国’”。应该说“大清”与“大唐”“大元”“大宋”“大明”一样，正是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改朝换代后的命名传统。二是“满文寄信档的对外叙事中，大量出现的是‘天朝’一词”。作者指出，“由于‘天朝’一词为汉族语汇，传统上代表中国，因此‘天朝’延续了‘中国’的用法和含义。我们难以判断‘天朝’是‘大清’而非指‘中国’”。以上两点正是说明满族统治者的“中国认同”，在这个大关节上，我们看不出任何与此不同的独特的满族特点。据黄兴涛研究，《清圣祖实录》卷143所载碑文辞，康熙时期“大清国”与“中国”已经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可以毫无疑问地断言，入关之后的“满洲”不过是满人的族群认同符号而已，它与其自称“中国”的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注]

《满文寄信档》在指出满语为清朝国语，承办八旗事务及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有关诰敕、谕旨、寄信及各部院的行文，也都用满文书写。同时，作者指出“满人的汉化也是明显的事实”。这一节的研究结论，处处反驳了“新清史”的观点。这告诉我们，“新清史”的观点是没有充足理由的。

“新清史”是美国一些研究清史的年轻学者提出的主张，在美国也引起争辩。在我看来，“新清史”没有那么新。说“它的出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如今的清史研究提出了挑战”[※注]，未必是准确的。“新清史”的研究者只强调清初的历史，未能观照到晚清的历史。综观有清一代的历史，“新清史”的缺陷是明显的。“新清史”十分关注清初对边疆地区开发的研究，将清史研究从中原转移到边疆，有一定的道理，但清末的边疆正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对象，“新清史”在这里如何解释呢？如果将“新清史”称为一个学派，它应该对全部清史有一个贯通始终的解释体系。实际上，我们没有发现这样的体系。研究清史，从客观的学术立场来说，不必过分强调大汉族主义，也不必过分强调大满族主义。反对大汉族主义，不必否认满族的汉化，满族的汉化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过程，所谓汉化，主要是指满族统治阶级对汉族文化的全盘吸收和提倡，满语和满文从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逐渐消失。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强调满族统治阶级的“满洲性”已经泯灭，满族作为有清一代的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对汉族的提防和限制是一直存在的。“皇族内阁”的成立是一个明显的标志。主张大满族主义，不必对满族的汉化刻意回避。汉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各少数民族。中国历史发展中，存在着各民族的冲突、碰撞与融合，长达几千年。这样一个过程中，汉族当然从各民族中学习、吸纳了不少文化因素，但总体而言，是高度发展的汉族文化成为其他各民族学习吸纳的主要对象。这正如资本主义发展成熟以后，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明显高于前资本主义，在炮舰政策的推广下，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影响了世界各民族。即使自称高度发展的汉族经济文化，也受其影响，满族文化自不待言。

在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新清史”学派的代表性学者欧立德（Mark C.Elliott）发言说：“新清史”很难说是一个学派，只是一种视野或思潮。他个人的研究只是强调满族人之所以成功不仅是因为汉化，而主要是因为保持着强烈的满洲特色。对于10多年前何炳棣与罗友枝之间的那场论战，他非常倾向于何炳棣的观点。他认为，清史确实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清朝和中国是不可分的。[※注]这一段即兴发言，几乎颠覆了“新清史”学派的基本主张，使研究回到了正确的清史研究轨道上来。

趋新厌旧，可能是人们追求知识的秉性。但是，对于新，要做出分析与判断。有的“新”，是新瓶装旧酒；有的“新”里埋下了毒药；有的新，是真正的创新。晚清政治史研究，要创新，要有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理论与方法。对于外洋号称的新理论，一味趋新厌旧，不一定是可取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不可跟风走，不可被所谓“新清史”蒙蔽了学术视野。中国学者，要有学术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