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工运史研究，在五四运动前后，实际上已经开始。从“五四”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人阶级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工人斗争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研究、总结，写出了一些著作和大量文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主革命时期工运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属下的管理劳工运动的机构和人员，以及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对工人运动进行研究，正式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关的著作和资料书。其中内容涉及工人劳动状况和斗争情况的调查、劳动立法和劳动政策的讨论、中国劳动运动的国际联系等方面，尽管有些著作观点不正确，但资料比较丰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学术界研究民主革命时期工运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运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正式出版的工运史书有210余种。其中学术性较强的通史、专史、传记约占半数。此外，还发表了有关文章近900篇。从现有的成果中，可以看出中国学术界经过60年努力，在工运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

1949—2009年的工运史研究，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30年是工运史研究的兴起和曲折发展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的10年是工运史研究的恢复、广泛开展和空前繁荣阶段；1989年至1999年的10年是深入开展阶段；21世纪以来的10年，工运史研究规模缩小，但研究的领域有新的拓展，认识有新的进展。

第一节 兴起与严重挫折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30年，新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经历了兴起、初步繁荣和严重挫折。30年的工运史研究又可划分为两段：“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文化大革命”及向新时期过渡的13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7年，是工运史的研究由起步到初步繁荣的阶段。17年间，正式出版的工运史书近60种，发表文章170余篇。这一时期的工运史研究主要是为了配合对干部、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当时出版的工运史著作中，多数是叙述工人斗争的通俗小册子。如《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时期苏州纺织工人的罢工斗争》《解放前的景德镇陶工运动》，等等。这些小册子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此外，也有个别较有学术水平的著作。例如，刘立凯、王真的《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工人运动》，较系统介绍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叙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论证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历史作用。

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工运史书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厂矿史。其中质量较好、影响较大的即达20余种。如《红色的安源》《北方红星——长辛店车辆厂六十年》《门头沟煤矿史稿》《清河制呢厂的五十年》《三十六棚——哈尔滨车辆工厂六十年》以及《列车的摇篮》（沈阳机车车辆厂厂史）和《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等等。这些厂矿史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和英勇曲折的斗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丰富、翔实的史料是开展工运史研究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一时期，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1957年由该室编辑出版的《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汇集了从1922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至1948年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主要文件。1958年，该室又编辑出版了5卷本的《中国工会历史文献》。这套多达220余万字的文献，汇编了中国工会领导机关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各个革命时期发布的重要文件，包括决议、指示、宣言、通电、报告、书信、传单及党和工会负责同志以其个人名义发表的一些重要文章，以及地方工会、产业工会的有关资料等，内容十分丰富。1958年，该室为了进一步提供历史资料，发表研究成果，促进工运史研究，还创办了内部刊物《中国工运史料》，至“文化大革命”前出版了8期。除上述汇编资料外，50年代还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全国总工会提供原件，由人民出版社和工人出版社影印发行了《中国工人》《上海伙友》《劳动界》《工人之路》《工人宝鉴》《劳动》《全总通讯》《苏区工人》8种工运报刊。上述资料的汇编出版，大大便利了工运史研究的开展。此外，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孙毓棠、汪敬虞、陈真等分别编辑的两套《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彭泽益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对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一时期报刊上发表的百余篇工运史文章中，有些是学术水平较高的。举其要者，有系统论述民主革命时期工运经验和“五一”节纪念历史的，如李立三的《中国工会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宫韵史[※注]的《五一劳动节的起源、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四十年》，张注洪的《中国劳动人民纪念五一节的历史》；有论述“五四”前后工人阶级和工运历史问题的，如黎澍的《十月革命与中国工人运动》，赵亲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运动》《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运动史的分期问题》，尚钺的《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发展形成的问题》，刘明逵的《1912—1921年中国工人阶级状况》，李时岳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华民国工党》，项立岭的《试论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李星等的《再论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梁家河[※注]的《二七斗争的历史意义》，等等；有论述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如梁家河的《五卅运动的历史意义》，齐武的《五卅运动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金应熙的《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广东工人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马洪林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有论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人运动的，如金应熙的《从四·一二到九·一八的上海工人运动》，雪竹的《九·一八事变前抚顺煤矿工人斗争》，等等；有论述抗日战争时期工人运动的，如宫韵史的《1937—1945年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的状况》，傅尚文的《1938年开滦煤矿工人反日大罢工》，李义彬的《哈尔滨电车工人的抗日斗争》，等等。

在这一时期的工运史研究中，学术争鸣已初步开展起来。1960—1962年，学术界围绕中国工人阶级何时实现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参加讨论的论文近20篇，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种：

一是认为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已成为自为阶级。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工人阶级对自身所处的社会是否达到理性认识，即本质的认识，是区别工人阶级处在自在阶级或自为阶级的决定因素。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已开始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并以独立阶级的姿态自觉地投入运动中，在斗争中表现出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独立的政治行动、一定的水平和较广泛的阶级团结四个特点，在时局的演变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无愧于自为阶级的称号。他们还认为：既然理论界普遍承认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领导权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那就很难想象，当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自觉阶级时能够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注]

二是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变成为自为阶级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1914—1919年“五四”前是转变的准备阶段；“五四”后迅速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着工人阶级已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到自为的转变，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阶级队伍的形成和壮大；第二，在阶级斗争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第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愿意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出现。三个条件不是互不相关的。衡量工人阶级由自在向自为转变的标志，是知识分子是否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了。五四运动中，革命知识分子已经迈开了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最初一步，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并且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此应当说工人阶级已开始向自为阶级转变。但不能说五四运动是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的标志。因为“五四”时期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还没有达到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水平；还没有自己的组织。五四运动后，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加速了与工人结合的步伐，特别是1920年5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一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灌输，一方面加紧了在工人中组织工会的工作，并初步取得成绩。这种马克思主义日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工人阶级由自在向自为转变的过程。[※注]

三是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工人阶级完全处于自在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工人阶级开始进入自为阶段。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工人阶级要实现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第一，在思想方面必须做到三个理解，即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要做到三个理解，就必须向工人阶级进行全国统一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工作。五四运动后，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工人中进行了初步的灌输工作，但远没有使工人做到三个理解。这项工作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来进行才能做到。第二，在组织上必须使自己形成一个统一的阶级力量向整个旧政权进行冲击。不仅要组织工会，还必须组织党，并且要首先成立党来统一工人的行动成为阶级的行动。五四运动中及五四运动后，在共产主义小组影响下虽然成立了一些工会，但还只是地方性的、行业性的、个别的，而且不巩固。第三，工人阶级的斗争必须是有意识的、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五四”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工人的罢工斗争虽有较大发展，但基本上还是分散的经济斗争。个别的政治斗争也是局部的、零散的、缺乏政治目标的。因此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工人阶级已开始由自在向自为转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大力从事将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作，工人斗争才有了鲜明的经济要求和政治目的，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斗争。工人阶级也才开始进入自为阶段。[※注]

在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向自为转变问题上之所以存在三种不同意见，主要原因是对转变所需条件的理解不同。大家对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的，以三个理解作为衡量是否转变为自为阶级的标准，基本上没有不同意见。问题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联系工人阶级成长的实际，具备哪些条件才能使工人阶级达到三个理解，实际上看法是不同的。此外，对“五四”至建党前后工人运动发展程度的认识不同，也是导致意见分歧的一个原因。

“文化大革命”前的工运史研究，还需要特别提出来说明的是，1960年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曾与科研部门和有关大专院校协作，召开全国工运史工作座谈会，共同探讨了工运史的学科体系问题。会议提出工运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在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和历史时期中国工人群众的处境和状况；（2）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工人群众运动的领导，以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在工人群众运动中的反映；（3）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4）中国工人群众的组织和工人队伍的统一团结；（5）中国工人群众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中国工人群众运动和其他革命群众运动的关系；（6）中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关系。这一关于中国工运史学科体系的设想，对深入工人运动史的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会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组邀请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运史研究组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工运史教研室的学者，根据座谈会达成的共识，进行《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工人运动史》的编写工作。到1962年，书稿已基本完成，并发给有关单位征求意见。虽然这次编写史稿的工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受到新的“左”倾思想的干扰，特别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没能最后完成，但是，已经编成的部分书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前工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为“文化大革命”后系统编写出版工运史著作奠定了初步基础。

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工运史的研究遭到严重破坏。遍览10年中出版的图书杂志，在工运史方面，仅见严重歪曲历史事实的数篇文章和几本小册子。在这个阶段中，随着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被错误批判、打倒，工运史上除了对毛泽东指导过的安源罢工等事件进行了不符合事实的宣传外，其他几乎都成了禁区。只有当“大批判”需要时，才把某些工运史上的事件拿来，从中寻找打倒某人的根据。刘少奇等工运历史上的许多领袖人物和英雄、烈士，都遭到了肆意诬蔑攻击，而“文化大革命”前如实论述过涉及他们的一些事迹的工运史研究工作者，则大多遭到了不应有的种种指责和批判。在“四人帮”帮派势力操纵下出版的《五卅运动》一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该书为了达到诬蔑攻击刘少奇的目的，不惜篡改和伪造历史，把奉中国共产党派遣参与领导“五卅”反帝大罢工的刘少奇说成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窜到上海钻进上海总工会破坏五卅运动的“工贼”。该书还借批判“五卅”中的“投降派”为名，影射攻击中央其他领导人。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工运史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到何种程度。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之后的两年间，随着揭发批判“四人帮”、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清理“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和开始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的展开，工运史研究工作也开始恢复。1977年，为纪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北京等地发表了一些纪念文章。1978年秋，全国总工会已开始恢复工运史研究室等机构，为工运史研究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准备。

第二节 恢复、开展和繁荣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运史研究步入黄金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广大工运史研究者得以摆脱长期形成的“左”的思想束缚，焕发出空前的创造精神。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提倡，则使工运史研究的广泛开展，有了组织上和物质上的保证。在上述有利形势下，20世纪80年代的工运史研究获得了大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

这一时期工人运动史研究的空前繁荣局面的形成，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197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各级工会发出关于搜集中国工运史料的通知。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于1980年10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运史工作座谈会，确定恢复和建立各级工运史研究机构，切实开展工运史料的征集、整理和编纂工作。之后，又于1983年6月和1986年6月召开第二、第三次全国工运史工作座谈会，研究如何深入广泛开展工运史研究的问题。在全国总工会的统一部署和大力促进下，工会系统的工运史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到1986年，据全总工运史研究室统计，已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工运史工作机构，包括地、市、县各级地方工会和铁路、邮电、海员等产业工会，全国工会系统的工运史研究机构总计380多个，有专职人员540多人，加上聘请、借调和兼职的，从事工运史研究工作的共计1300多人。全总工运史研究室和各省市工运史研究室编印的公开出版或内部发行的刊物60多种。各地通过查阅档案、报刊，征集的文献资料有7万多份，3.6亿多字，文物和照片6000多件；通过调查访问，抢救了活材料2万多份，2100多万字。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整理编印史料专辑40多本，编写工运史稿130多本，编写工运史大事记约200份，地方工会志110多篇，撰写论文700多篇。其中部分已正式出版或发表。在工会系统重视工运史研究的同时，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校系统和高等院校系统的中共党史和工运史研究者也潜心研究，发表了大量成果。据不完全统计，10年间正式出版的工运史著作和资料书60余部90余本，发表的文章400余篇。这些成果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前30年，尤其在质量上有较大提高。

首先，这10年在工运史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成果显著。在已出版的资料书中，大致有三类：一是通史性的。其中最重要的有：（1）刘明逵主编的大型资料书《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详细收录了从1840年至1927年有关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工资和生活状况，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状况，有关劳动问题的政策法令等方面的大量史料。（2）中华全国总工会编纂的《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的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分上、中、下3册，共96万余字，系统选编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和部分中央局关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批示、宣言、通告、通知、电文等文件，为系统研究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方针和策略，提供了方便。（3）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将“文化大革命”前创刊的《中国工运史料》改为按时期和年份汇编工运史料的专辑，继续出版。从1979年出版的总第9期到1986年的总第29期，共出版21期，平均每期20余万字，为工运史研究者提供了该室珍藏的从五四运动到1937年的大量翔实的工运史料。二是专题性的。已出版的主要有《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五卅运动史料》（第1、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986年版）、《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1—1984年版）、《焦作煤矿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湖南劳工会研究论文及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上海工会联合会》（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等。三是地区性的。已正式出版的有《江西工人运动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闽浙赣苏区工人运动史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四川工人运动史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下）（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云南工人运动史料汇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北京工运史料》（4册）（工人出版社1982年版）等。10年来众多翔实、准确的档案史料的出版，为工运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在工运史大事记方面，20世纪80年代全国工会系统编写的200余种工运大事记，大多只是内部印行。

最后，在已出版的工运史书中，宣传性的通俗小册子已不多见，大多是学术性较强的著作。这些著作在许多方面填补了工运史研究的空白。已出版的工运史著作，按其内容大体可分成以下几类：

通论民主革命各个时期的工运史著作。在这方面，10年中已出版了7种。其中，首先应提到的是唐玉良编写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工人运动史略》（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虽然只有10万字，分量不算大，但十分精练，可以说是作者多年从事工运史研究的结晶，是第一本通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工运史的简要著作。它在内容和结构上为后人编写全国、地方和产业工运史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借鉴。其次是王建初等主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是为了满足工会系统院校开设中国工运史课的需要编写的。全书40余万字，是第一部通史性的工运史专著。除上述两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盖军等编写的《中国工人运动史教材简编（1919—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该书在20余万字的篇幅中，简明扼要地描述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较详细地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工运的策略的演变，力求作出客观的、准确的评价。

论述民主革命中一个时期的工运史著作。齐武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继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版的刘立凯、王真的《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工人运动》（工人出版社1953年版）之后又一本论述一个时期的工运史著作。全书28万余字，首次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日本统治的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作了比较广泛、深入的论述和探讨。

地方工运史。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上海、唐山、浙江等少数省市已做了一些编写地方工运史的准备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项工作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起来。地方工运史的撰写，成为各省市工运史研究的重点。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在1985—1989年间，先后出版了《石家庄工人运动史》（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重庆工人运动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武汉工人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浙江工人运动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山东工人运动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天津工人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大连工人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青岛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8种。这些地方工运史不拘一格，各具特色，都是在广泛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成的，都较好地论述了各自地区工人运动的历史特点和经验教训。它们同全国性的工运通史呼应，再现了中国工人运动波澜壮阔多姿多彩的画卷。

产业工运史。薛世孝编著的《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新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产业工人运动史，填补了工运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专题史。比较重要的有陈卫民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任建树、张铨的《五卅运动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蔡洛、卢权的《省港大罢工》（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周尚文、贺世友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陆象贤主编的《中国劳动协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等。这些专题性的工运史著作，都对所论述的专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史实和论断方面都有不少创见，对推动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此外，根据地工人运动史的研究有了突破。中央苏区工运史征编协作小组编著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改革出版社1989年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书对中央根据地的工人运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和总结，并附录了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录、有关中央苏区工运的历史文献、工会组织沿革和工人运动史大事记。

回忆录和工运人物研究。10年间出版的回忆录中，有许多涉及工人运动的内容。其中罗章龙的《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和《张金保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较有参考价值。在已出版的工运历史人物传记中，较有分量的是魏巍、钱小惠的《邓中夏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唐纯良的《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卢权、禤倩红的《苏兆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此外，值得重视的还有中国工运学院编辑出版的《刘少奇与中国工人运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陈君聪、曹宏遂编写的《刘少奇工运思想研究》（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对刘少奇在中国工运的理论策略和实践方面的贡献，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10年间，内地报刊发表的工运史文章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相当一部分学术水平较高。其特点，一是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展了。不仅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其他各时期也都有了一定数量的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不仅研究工业中心上海、广州的工人运动，而且研究沿海其他城市和内陆城市的工人运动；不仅有关于白区工运的内容，而且有苏区工运的内容；不仅有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而且开始研究国民党控制的和日伪统治下的工人运动；不仅研究中国工运本身，而且涉及共产国际与中国工运的关系。二是研究的内容深化了。不是停留在对工人斗争过程的叙述和一般性地阐述斗争的意义和作用，而是试图比较全面地探讨斗争发生的原因、斗争中各种力量的作用、斗争策略的评估。在人物研究上，摒弃了对则全对、错则全错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力求具体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这一时期工运史研究的深化，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理论和策略的研究。10年来，学术界在对工运理论和策略的探讨中，提出了不少新问题和新见解。

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长期以来，关于统一战线的研究都是在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而对工人阶级内部是否存在统一战线的问题，没有讨论。1985年以来学者们撰文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统一战线是客观事实，并对其特点作了初步探讨。有的文章集中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概念提出的过程，有的在叙述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的基础上，注重探讨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特点。如漆文锋、邹小孟的文章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的特点是：（1）不存在共产党与其他工人政党的统一战线问题；（2）基本上是处于秘密隐蔽状态；（3）主要任务是配合农村根据地的斗争；（4）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注]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观运用于中国工运实际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理论。

关于工人运动的策略。这期间，陆续有文章探讨这一问题。刘晶芳通过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白区工运策略的演变和白区赤色工会的历史考察，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作策略中，以赤色工会为白区工人阶级同反动派斗争的主要组织形式是错误的，应予否定。[※注]汪洋撰文对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运中长期实行的消灭黄色工会的策略进行了考察，指出中国共产党把本来属于中间营垒的改良主义的黄色工会简单地认定是反革命性质的，从而不加分析一概否定，采取打倒的策略是错误的。正确的策略是尽可能利用黄色工会。[※注]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工运策略与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在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几乎都与共产国际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直接受赤色职工国际指导。学者们利用新发掘的史料，深入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运策略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盖军、刘晶芳对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进行了较系统的考察，指出中国共产党白区工运策略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脱离中国工运实际的“左”倾策略，是与共产国际指导中的错误分不开的。[※注]之后，唐玉良的文章在充分肯定1927年以前赤色职工国际对中国工运的支持和援助的同时，指出赤色职工国际“四大”以后的一些“左”倾的决定，对中国工运的错误和挫折，也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文章总结国际工运的经验教训，肯定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团结合作是必要的，但采取赤色职工国际这样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形式，由一个远离各国的世界性的指挥中心来指挥各国的工人运动是不好的。[※注]

关于刘少奇的工运理论和策略的评价。刘少奇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他的关于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策略对中国工运发生过重要影响，因而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在这10年中，正式发表的研究刘少奇工运理论的文章有近50篇，其中大部分是研究他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工运理论和策略的。学者肯定了刘少奇在指导苏区工运中提出的工人在自己政权下应有主人翁的劳动态度的思想，高度评价了他的白区工运策略思想，认为他的策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运实际相结合的创造。在对他的工运策略思想形成的研究上，学者们注意克服过去长期在人物评价中的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倾向，指出刘少奇是人不是神，他的正确的策略思想也有一个形成发展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在其认识过程中的某一阶段，也会是正确错误交织，也要经历从不清楚到清楚，由不正确到正确的过程。因此，研究伟大人物的思想，也应客观、实事求是。[※注]

二是较广泛地开展了学术争鸣。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随着举国上下平反冤假错案和拨乱反正工作的开展，学术界对工运史中许多已有定论的理论、实践、人物重新评估，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深入探讨一些疑难问题，促进了工运史研究的深化。20世纪80年代主要讨论的问题有：

1.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知识分子和雇农是否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种意见认为旧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理由是他们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受雇于人，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因此，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以及人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作用为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来衡量，应当说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注]另一种意见则不同意上述分析，认为旧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注]对农村中的雇农是否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也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雇农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认为这样看，比较符合中国无产阶级形成的客观历史条件，比较符合毛泽东思想对中国无产阶级概念使用的客观事实，也比较符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中国无产阶级团结斗争的历史。[※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雇农是无产阶级，但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理由是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并不是相同的概念。雇农不与近代机器工业相联系，也不具备工人阶级集中、富于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等特点。[※注]

2.产业工人的集中性是否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优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概括为三条：第一，深受三种压迫，革命比任何阶级都坚决和彻底，除极少数工贼，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第二，开始走上革命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三，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联系，便于结成亲密联盟。此后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概括出的特殊优点一直为学术界沿用。50年代中期有变化，将毛泽东概括的三条中的第一、第二条合并，增加“集中”一条。新三条提出后，普遍为理论界认可和运用，30年无大变化。1983年底，缪楚黄撰文对“集中”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优点表示异议。他指出：“陈伯达从大工厂和中小工厂集中工人人数多少比例这一角度，说中国工人集中程度比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工人更高，是片面的，故不应采用集中是特殊优点这一提法。”[※注]其后，有的文章则从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及结构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手分析，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内涵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内涵大得多，不仅包括产业工人，而且主要成分是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由此自然不能得出集中是无产阶级特殊优点的结论。[※注]

3.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局限性问题。长期以来，工运史研究中凡是论到无产阶级时，总是论其先进性。1980年，学术界有人对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进行了辩证思考，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有局限性的特点。1981—1982年间，学术界就这一问题展开了争鸣。参加讨论的文章近10篇，主要观点有两种。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有局限性。主要表现为落后、保守、迷信、不懂尊重科学等弊病。这些弊病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就表现为封建主义的意识和平均主义思想。他们认为产生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中国无产阶级先天不足，到1919年城市无产阶级总共不到200万人，仅占全国人口的1/200，而且大都受小手工业的影响，保留着狭隘、自私和涣散性。其二是中国无产阶级身上具有农民属性。中国无产阶级是直接从农民转化来的。而农民中即使最革命的雇农阶层，也缺乏成为无产阶级的必要物质条件，不可能具备无产阶级那样高的组织纪律性。刚刚从农民队伍跨入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无产阶级不可能一下子摆脱农民属性的影响。这种或多或少带有的农民属性，是产生无产阶级局限性的根源。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局限性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损害，承认和研究无产阶级的局限性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改造与改造世界。[※注]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没有局限性。他们认为肯定无产阶级具有局限性的学者是混淆了有限和无限的概念，把阶级局限同具体事物存在的暂时性、历史性混为一谈。阶级的根本缺陷是由其经济地位决定的，是不能改变的。历史上的剥削阶级都有其局限性。而无产阶级由于同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其经济地位使其具有伟大的团结性、互助性、组织性、纪律性、进步性和对财产的公有观念。其本性是先进性而不是局限性。虽然无产阶级由于与农民联系紧密会受到农民思想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是外因，是第二位的，况且农民从加入无产阶级队伍起，就不断得到思想改造，从而逐渐融化掉农民意识。全面地看问题，应当说这种改造占了主导地位。因此，说中国无产阶级有局限性既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依据，又不符合中国无产阶级实际，是错误的。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认为，强调无产阶级的弱点，并把它上升到局限性的理论高度是有害的。这会导致抹杀或歪曲党的性质，从而不利于共产党的领导。[※注]

除上述两种观点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肯定先进性与承认局限性并不冲突。理由是，任何一种历史特有现象，绝不会仅给社会带来好处而无弊端。中国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系异常紧密，对工农联盟、动员和组织起强大的反帝反封建力量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优越性。但也应看到，正是由于同一原因，农民的心理、农民的习惯和农民的思想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较深，使得诸如平均主义、自由散漫等小生产习气在无产阶级队伍中长期存在，而且只要中国还是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只要工农、城乡差别存在，农民属性就一定会在无产阶级身上有所反映。但这并不等于改变了无产阶级的本质属性。[※注]

4.香港海员大罢工是谁领导的。长期以来在工运史研究中一般认为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也存在着不同意见。近年来报刊发表了几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主要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是国民党领导的。理由是香港海员大罢工发生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党员人数少，处在秘密活动下，力量有限，中国共产党广东党组织的力量尤其弱。加上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工运重点在北方，中国共产党没有也不可能发动和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列举了以下史实证明罢工是由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所发动和领导的：（1）罢工的领导机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是在孙中山等人发动下形成的，是经国民党广东政府注册的；（2）罢工是国民党的联义社主持的，苏兆征、林伟民以联义社成员的身份参加并领导了罢工；（3）罢工的活动经费，大都来自国民党方面。从罢工开始到结束，广东政府始终起着重要作用。[※注]

另一种看法是，香港海员大罢工不是国民党领导的。它是在当时的国内外潮流的影响下，以苏兆征、林伟民为骨干的香港海员工会自己发动和领导的。它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声援、国民党的重要支持以及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领导。其理由是，香港海员工会是在孙中山支持下成立的，但与孙中山和国民党之间并无直接隶属关系，联义社是香港海员工人的社团，不是国民党的组织，事实上也完全没有用过联义社的名义领导罢工；苏兆征、林伟民在领导香港海员罢工时，绝不是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出现的。至今仍未发现孙中山或者国民党就如何发动和领导这场罢工斗争公开发表过任何宣言、文件或言论，至今也无法找到体现国民党的领导作用的任何资料。[※注]

5.关于省港大罢工的领导问题。一种意见认为，省港大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和全总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其根据是：（1）罢工是共产党发动的。“五卅”惨案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委员会领导广东人民开展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6月8日，中共党员邓中夏等去香港发动。临委会决定罢工后，指定黄平、邓中夏、杨殷、苏兆征、杨匏安五人组织党团为罢工指挥机关。（2）罢工是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起来后，“临时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罢工指挥部，创造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工人武装纠察队的组织形式，制定了“特许证制度”，确定了“单独对英”的原则，等等。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保证了省港大罢工顺利进行，并取得了重大胜利。[※注]

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应只提共产党领导了省港大罢工，而应当承认国民党也起了领导作用。国民党拟订了罢工计划，并派员以中央代表身份带着国民党的密令到香港和沙面发动罢工，发出让香港、沙面工人返回广州的命令。罢工实现后，广州政府在对英封锁，解决回省工人食宿、交通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罢工得以坚持。国民党制定了区别列强、单独对英的方针，制定了复工条件，成功地进行了外交斗争。在省港大罢工中，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汪精卫、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等做出了重大贡献。廖仲恺实际成了罢工总指挥。汪精卫起的作用也很大。上述事实说明国民党对罢工起了领导作用。考虑到当时是国共合作，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又是省港大罢工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应当认为省港大罢工是国共两党以国民党名义共同领导的反帝政治运动。[※注]

6.关于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存在着“左”倾错误，是刘少奇1937年在《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的。在这之后直至1981年前，学术界没有展开讨论。1981—1982年间，陆续有几篇文章就这一问题展开了争鸣。论者对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存在“左”的错误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在错误的程度、持续的时间以及造成后果的评价上存在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武汉政府时期工运中“左”的错误是严重的。从开始即存在，越到后来越“左”。表现在：（1）不断地提出使企业商店无法承担的要求；（2）无限制地游行集会，组织政治经济罢工；（3）经济上侵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4）政治上执行政府机关职能，随便捉人，戴帽游行，擅自关闭厂店，强取什物，强制雇工，武力解决劳资纠纷，等等。“左”的错误造成生产不断下降，加剧了经济政治危机，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产生不满情绪，造成党、工会与工人，工人与士兵农民，工人纠察队与市民之间关系的紧张。总之，“左”倾是武汉政府时期工运中的主要错误倾向。[※注]

另一种意见认为，武汉政府时期工运主流是好的，“左”的错误有，但没有那么严重。事实上，“左”的错误不是贯穿武汉政府时期工运始终，而主要存在于这一时期的第一阶段（1926年10—12月）。第二阶段（1927年1—5月）“左”倾逐步得到纠正，右的错误逐渐发展。第三阶段（1927年5月6日—7月15日）主要危险是右倾。事实上工人没有不断地提出使企业商店无法承担的要求。工人名义工资虽增加较多，但考虑到工人原有工资极低，而武汉地区生活费用很高的实际情况，应当说增加一倍工资亦不为高。工人罢工游行集会较多，但并不是无限制的。湖北省委和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曾对罢工进行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从已举行的罢工和游行集会来看，大多数是必要的。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要从全局上把握对武汉政府时期工运的评价，既要看到工运中确有“左”的错误，又要看到，在整体上犯的是右的错误，后者是占主导地位的。引起大革命失败的主要是右倾错误。因此，不能把工运中的“左”倾错误说过头，只能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恰如其分地指出其不足。[※注]

7.如何看待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对1927年6月28日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中共“八七”会议认为是党内机会主义错误在工人运动中的典型事例。之后几十年里，党内、学术界均作如是观。

1980年有文章首次肯定了交枪事件，认为它是“从实际出发，对于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有利的必要妥协”。文章考察了大革命后期武汉地区的形势、敌我力量对比和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情况，认为在革命面临失败、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工人纠察队既不可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也不可能拖走，自动缴械是保存力量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从交枪的实际情况看，只交了1000支坏枪，约占总枪数的30%，而将好枪隐藏起来。这些枪后来交给了叶、贺部队，成为中国共产党日后发动武装起义所用武器的来源之一。从后果上看，交枪在政治上使党变被动为主动，争取了时间，集中了力量，为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做了准备。因此，绝不能把交枪看作是投降主义。[※注]上述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较强烈的反响，一些学者撰文与之商榷。他们考察了取消工人纠察队决策的形成过程，认为中共中央的意图绝不是出于策略考虑，根本不是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而是屈服于汪精卫等人对纠察队的非议，以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行动表示对国民党、汪精卫无条件服从和拥戴的诚意。这个决定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贯彻的结果。有的文章考察了1927年6月底武汉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认为并非只有交枪一条路好走，把纠察队拉过江去，保存力量不是不可能。还有的文章对交枪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事实上所有的枪支基本都交了，没有根据说明好枪保存下来交给叶、贺部队了。一些文章还注重对交枪后果的考察，认为纠察队的解散不仅没有任何积极影响，反而给革命带来了令人痛心的严重后果。它引起了革命队伍的极大混乱，加剧了革命的危机，助长了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它是陈独秀放弃武装斗争领导权的典型表现，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事件。[※注]

除上述主要争鸣的问题外，学术界还就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的时间、安源大罢工的领导、“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五卅运动中陈独秀的评价、总商会的作用的评价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推动了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

第三节 20世纪90年代的深入开展

20世纪80年代工运史研究的广泛开展，为90年代的工运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工运史研究呈现出更加广泛和深入的特点。据不完全统计，这10年中，国内出版的工运史著作80余部，发表文章240余篇。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出版的工运史书中，资料书的数量大大减少了，但大多质量较高。由刘明逵编著的《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大型资料书，继1985年出版第1册之后，又于1990年出版了第1卷第2册。全书近80万字，辑录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自发的经济斗争、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早期组织的情况、辛亥革命前后与工人运动有关的政治派别、海外华工反压迫斗争及对革命的贡献的资料。上海市档案馆编辑的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继1989年出版了《上海工会联合会》后，又编辑出版了《五卅运动》（共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还编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工人运动和市民斗争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

90年代各地继续编印了一些地方和产业的工运史大事记。特别是由唐玉良、王瑞丰主编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工运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是一部资料翔实、准确的书。大事记较全面地记述了民主革命各个时期工人运动各方面的重大事件；注意了所记事件在地区分布上的广泛性；突出了工运史不同于近代史、中共党史、革命史的专业性质和特点，从而给读者研究和检索1840—1988年间的中国工人运动重大事件提供了方便。

在工具书方面，由常凯主编的《中国工运史辞典》（劳动人事出版社1990年版），填补了中国工运史研究的一项空白。这部辞典在收条标准、框架结构、条目释文等方面体现了历史内容的连续性、完整性，注意了评述的科学性。这部辞典突破了以往工运史研究中存在的仅仅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局限，力求全面系统地反映敌、我、友三方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历史，体现了拨乱反正的精神，对工运史上的重要理论观点、重大是非、重要著作（包括台湾国民党官方编纂的《中国劳工运动史》）尽可能作了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此外，中华全国总工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工会百科全书》（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汝信主编的《中国工人阶级百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李国忠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工运思想文库》（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也为中国工运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90年代工运史研究的深入，更重要的表现是一批学术水平较高，论述比较全面系统的工运史专著纷纷出版。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由刘明逵、唐玉良主编的6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250余万字，是1949年以来论述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工人运动历史的内容最全、量最大、学术水平较高的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一部工运史著作。该书是在编辑出版大型史料书《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的基础上编写的，在写作过程中注意广泛参考、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因此做到了史料丰富、翔实，立论准确，较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历史特点及其在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在此之前，王尔玺等主编的《中国工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全国总工会组织编写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七十年》（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版），也都以中国工会的产生及其组织、活动为中心，概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百余年的工运史，是较有分量的著作。

邹沛、刘真编写的《中国工人运动史话》（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是颇有特点的工运通史。该书共5册130余万字，采用章回小说的技法，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描绘了自中国工人阶级产生至新中国成立各个时期的工运的历史发展，突出了一些重大事件。该书是将近代中国工运史通俗化的有益尝试。

90年代在地方工运史研究方面也有较大进展，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以行等主编的《上海工人运动史》（上、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1996年版），上海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写的《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史》（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版）、《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史》（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版）和《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福建工人运动史》（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年版）、《福建工人运动史要录（1927—1949）》（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济南工人运动史》（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开封工人运动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洛阳工人运动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许昌工人运动史（1897—1992）》（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宁波工人运动史》（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年版）、《湖州工人运动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唐山工人运动史》（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秦皇岛工人运动史》（1998年）、《大连市工会志（1923—1990）》（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保定工人运动史》（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年版）、《长沙工人运动史》（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湖南工人运动史》（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年版）、《湖北工人运动史（1863—1949）》（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江西工人运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郑州工人运动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杭州工人运动史（1876—1992）》（工商出版社1996年版）、《绍兴工人运动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厦门工人运动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l年版）、《广东工人运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乐清工人运动史（1925年—1990年）》（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版）等20余种。这些书大都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特别是沈以行等主编的《上海工人运动史》（上、下卷），共107万余字，详细地论述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各个时期的工人运动，着重论述了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对上海的招牌工会、黄色工会、国民党官办工会以及其他反动势力和民主力量在上海工人中的影响和活动，作了较多的论述和分析。该书在结构上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不像一般工运历史著作那样按革命时期分章，而是以各个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中心、重点问题作为专题，按这些专题的先后顺序，将全书上下卷共分30章进行论述。这种做法是否得当，自然还可讨论，但作者通过这种做法力图打破套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分期分章的老框框，设法创造出一种具有工运专史特色的框架体系，其用心和想法是可取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三省有编写统一的《东北工人运动史》的必要。为此，东北三省总工会的工运史研究室曾于80年代中期联合建立了协作组，共同编写了《东北工人运动大事记》，为进一步编写《东北工人运动史》做了准备。齐武撰写的《东北工人运动史纲（1866—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18万余字，第一次简要地论述了从1866年至1949年东北地区工人运动的概况，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研究和编写东北工运史做了有益的尝试。

80年代中期兴起的几省协作编写革命根据地工运史的工作，90年代已见成效。湘赣两省工会的工运史工作者合作编写的《湘赣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概括地论述了毛泽东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工会运动的兴起、作用和经验教训，并附有一些重要的文献史料。1991年1月至1992年11月，中国工人出版社又连续出版了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北京、天津、内蒙古七省市自治区工会历时6年合作编写的《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晋绥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和《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书中翔实地记叙了“三晋”革命根据地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紧密团结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是已出版的根据地工运史中最有分量的著作。这三本书的出版，大大丰富了根据地工人运动史的研究。此外，90年代出版的《福建工人运动史》《江西工人运动史》《湖南工人运动史》也都以较多篇幅论述革命根据地的工人运动。张希坡著《革命根据地的工运纲领和劳动立法史》（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年版），是唯一一本研究根据地劳动立法的专著。该书系统地考察了根据地劳动法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真研究了解放区的劳动纲领和劳动立法的成就和存在问题，总结了劳动立法的经验教训。这也是革命根据地工运史研究开始深入的一个表现。

从80年代起，在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史资料工作的推动下，县以上各级地方工会大多进行了工会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与此同时，在各级政府组织编写地方志的工作推动下，县以上各级地方工会也大都进行了工会志的编写工作。到90年代，各级工会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大量成果。特别是在工会志方面，到1998年，已有河南、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湖南等省级工会志和常州、徐州等地市级工会志公开出版。这些也都是地方工运史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90年代还出版了一批具有学术价值的厂矿企业工人运动史，如《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开滦工人运动史》（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山东煤矿工人运动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广东海员工人运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特别是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上海市总工会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上海各产业系统的工厂企业党史工运史进行长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抽调一批专业人员，编写一套《上海工厂企业党史工运史丛书》。经过10年的努力，从1991年起，陆续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公开出版。该丛书的第1辑19本已基本出齐，第2辑13本还在陆续出版。这套工厂企业工人运动史，一改以往仅限于罢工斗争的写法，增加了对本产业或本企业发展沿革和职工队伍的形成发展及在各时期处境的叙述，目的是说明工人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对工人运动的描写，除着重于工人的重大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外，也反映了工人的组织状况、工人教育等内容。为了增加史料的权威性，便于读者查考，每本书中都收录了与本书内容密切相关的史料。

90年代继续出版了一些专题性的工运史著作，其中较重要的有卢权、禤倩红著《省港大罢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朱义宽著《狂飙——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70周年祭》（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等，特别是卢、禤合著的《省港大罢工》一书，共29万余言，从“具有反帝传统的广东工人阶级”谈起，对这次震动中外，具有伟大意义的反帝大罢工的全过程，对它的历史作用和意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该书不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有关著作。

在回忆录和人物传记方面，较有价值的是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杨长春《一个联络员的自述——杨长春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何孟雄传》（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工人将军梁广》（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卢权和禤倩红《苏兆征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注]。

除以上成果外，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主编的《中国工运史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有分量的一本工运史论文集。该书收论文40篇，内容包括对中国工运史上一些重大事件、人物作用的较为详细的论述，对中国工人运动史的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可谓新见迭出。

90年代发表的工运史论文数量上没有80年代多，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却比80年代有较大进展。这10年的新进展主要是：

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帮会与工人运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使中国工人运动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帮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密切。这种状况在中国工运中心上海尤其突出。正确处理帮会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一个难题。长期以来，工运史研究中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有学者发表文章，分析帮会与工人发生关系的原因，阐述了帮会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对帮会的策略，总结了历史经验。1985年朱学范在上海人民政协编辑部出版的《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中发表《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一文，根据亲身经历和深刻体会，论述了帮会问题在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严重性及其利用帮会在上海工人中开展活动的经验，是研究中国工运史上帮会问题的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章。进入90年代以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运史研究室集中力量攻关，对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陈卫民的《解放前的帮会与上海工人运动》，张军、黄美珠的《秘密社会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邵雍的《五卅运动中的工人帮会问题》，饶景英的《三十年代上海的帮会与工会》，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有代表性的文章。此外，刘明逵、唐玉良主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史》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该书第1卷较全面地对中国工运影响很大的各种帮会的产生、特点和作用进行了探讨；第4卷分析了国民党工会和帮会的关系，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人运动深受封建帮会影响的原因。学者们在论著中客观地分析了帮会在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作用，指出它在早期曾领导工人进行罢工，使工人得到一些经济利益，起到一些进步作用。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能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工运动的真正开始，帮会逐步成为开展工人运动的绊脚石。1927年上海青帮与蒋介石勾结，参与“四一二”政变，复又依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工会，与中国共产党争夺工运领导权，捣毁革命工会，破坏，甚至武力镇压罢工，给工人运动带来了极大危害。特别是30年代，上海帮会势力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的支持下迅速膨胀，并渗入工会，通过在工会中组织各种会社团体控制工人运动，以至国民党控制的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成员和各主要工会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杜月笙的门徒。学者们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认为与上海的经济政治状况有密切关系。在经济上，受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侵略的影响，民族工业陷于破产半破产境地，工人的就业和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为与恶劣环境抗衡，维持职业，保住饭碗，不得不寻求帮会保护。在政治上，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带头组织帮会社团；国民党为分化工人团结，控制工会和工人运动有意识地利用；中国共产党“左”倾领导人不顾白色恐怖严重，组织赤色工会，开展冒险活动造成的严重损失，使持中间立场的工人不敢接近赤色工会，又不愿依附国民党，于是选择帮会作为暂时保护自己的工具。学者们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上海工人运动中对帮会的策略进行了研究，指出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打入帮会，发动群众，利用帮会矛盾，各个击破，团结帮会下层群众，坚决打击明显破坏罢工的“老头子”，在某种情况下利用帮会的“调节”等策略，取得好的效果。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斗争，不断排除帮会阻力，赢得革命胜利。[※注]

2.关于国民党的劳工政策和国民党工会。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全国建立了政权。国民党有关劳工运动的理论、政策、法令、措施和组织活动演变和实施情况，同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工人运动理论和政策，胜利地领导工人斗争关系极大。虽然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合法开展国统区的工人运动，曾注意研究国民党的劳工政策、法令及国民党控制的工会的活动，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工运史学界却长期不重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影响了工运史研究的深入。80年代学者们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开始下功夫研究，但成果较少。9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发表的文章，就有陈卫民的《南方工会初探》和《“南方工会”再探——广东机器工会剖析》、周永祥的《评国民党御用工具——上海工统会和上海工总会》、郑庆声的《论一九二八年上海的“七大工会”》、饶景英的《关于“上海邮务工会”——中国黄色工会的一个剖析》等多篇。陈卫民在文章中详细解剖了广东机器工会，展示了国民党御用工会中最反动的一种类型。郑庆声则对大革命失败后上海盛极一时的七大工会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指出七大工会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在赤色工会受到致命打击，无法公开存在，国民党御用的工统会、工总会不得人心，工人群众需要工会保障他们利益的情况下产生的，尽管七大工会政治上反共，拥护国民党，但应当看到它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人说些话，为工人争得经济上的利益。因此不能把七大工会看作黄色工会。它们是中间性质的工会。与七大工会类似的工会，在国民党统治区是很多的。对这类工会，应当采取团结、争取的策略。饶景英的文章则在分析上海邮务工会演变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黄色工会的基本特征，即：以国民党为靠山，建立和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运用帮会组织强化统治；与邮政当局互相勾结，在政治上反共，在经济上施小惠。文章分析了邮务工会成为黄色工会的诸多条件，指出除了国民党的操纵外，与其内部条件有关。邮政作为国家企业，经济条件较好，有改良主义的土壤；邮务工人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其先进分子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同时也有一部分人成为改良主义思想的支柱。从邮务工会的行为看，既有与西方黄色工会相似之处，又有自己的特点，属于西方黄色工会的变种。作者认为在中国，这种黄色工会是极少的，在民族解放的潮流中，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策略应当在对黄色工会特点的正确把握中产生。[※注]

对国民党的劳工政策的研究仍比较缺乏。刘明逵、唐玉良主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史》第4卷用两节的篇幅对大革命失败前后国民党劳工政策的变化，南京国民政府的劳工立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管劳工运动的机构，国民党对各地工会的整理、控制和国民党控制的工会的状况，以及国民党控制下的工会的国际联系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揭露了国民党背叛孙中山的扶助工农的政策，重在控制、限制和压制劳工运动的反革命实质。作者利用内地所能搜集到的大量统计资料，勾画了国民党控制的工会的发展状况，分析了这些工会的不同类型，指出中国黄色工会与党派关系密切、与帮会关系密切的两大特点。指出国民党统治区工会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真正的黄色工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绝不可将非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一律看作黄色工会。即使是其中的黄色工会，也与资本主义国家黄色工会有很大不同，应当根据各种工会的具体特点及其内部的实际情况，采取正确的策略，利用其合法性，抵制和限制其反动性，以利于革命职工运动的开展，不应不加分析地统统打倒。[※注]

3.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工人运动的几个问题。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全国性纪念活动，推动了抗日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史的研究，使之取得了较大进展。10年中发表的论文有20余篇。内容涉及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特点、工人的抗日武装斗争、沦陷区工人斗争、华侨工人与抗战，等等。其中，沦陷区工人运动的研究比较深入。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东北工运很快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斗争的转变。肖同水的《九一八事变后黑龙江工人抗日救亡运动》（《学术交流》1994年第1期），孙继英的《1931年至1937年东北工人的抗日斗争》《1938年和1939年的东北工人反满抗日运动》（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较详细反映了东北工人阶级的反日斗争，写出了斗争极其艰难曲折的特点。

沦陷时期的上海工运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黄美真在《沦陷区的上海工运》（《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的文章中，分析了上海沦陷后社会矛盾变化对工运的影响及由此产生的新特点，论述1938年工运低潮的原因及1939年以后再趋活跃的社会背景和种种表现，揭示了促进工运高涨的经济驱动力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引导作用，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运中采取的一系列正确策略。文章还对这一时期出现在沦陷区上海工运中的一股逆流——日伪工运团体的形成和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考察。饶景英撰写的《上海沦陷时期“伪工会”述评》，对沦陷初期的伪工会、汪伪时期的伪工会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面沦陷时期的伪工会进行了考察，指出这些工运团体具有稳定性、独立性极差，号召力和凝聚力极差的特点，阐述了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和伪工会组织的不同状况，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不同的策略。王仰清的《论孤岛时期上海工人求生存斗争及其策略运用——兼评日伪势力对租界的渗透》一文，引用较多的统计资料，详细地论述了工人斗争渐次萌发、形成高潮和曲折回落，日伪势力向租界渗透控制工人斗争的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同日伪工会较量，采取正确策略，有效地防止日伪利用工人，争取罢工胜利。[※注]

4.关于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农业大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就使中国的工人运动不仅是在城市中进行，而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也存在，并且随着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工人阶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90年代学者们加强了对根据地工人运动史的研究，陆续有一批成果问世。其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工会工作方针的演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右江、湘赣、中央苏区的工人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根据地工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晋冀鲁豫边区工人阶级在建立和巩固民主政权中的作用、根据地的工会整风运动、赵占魁运动的作用及其经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职工生产竞赛运动等。论文的覆盖面较广，有关各个时期根据地工运的文章都有一些。其中，有些文章的学术水平也是较高的。

第四节 21世纪初的进展和深化

进入21世纪以来，工运史研究整体上是萎缩的，表现为专业研究人员流失严重，研究成果数量减少。10年中出版图书10余种，发表论文60余篇。这一阶段虽总体状况不好，但在以往几十年研究的基础上，仍有一些进展。

这10年最值得肯定的是在史料的整理出版方面成就卓著。刘明逵、唐玉良主编的《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14册1000万字，辑录了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多年间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大量史料。该书作者历时近20年，在广泛搜集各时期中外各种史籍、报刊和有关方面的档案、文件，并适当收录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和重要著述的基础上，分时期辑录成册，每册按内容分列章、节、目及细目，精编有关工人阶级队伍状况、劳动生活状况和组织斗争（即运动）状况的史料，并在各章之首撰有编者说明，在书后列有重要参考书目索引。这套书不仅在史料选编上下了功夫，而且撰写的编者说明反映了编著者对史料研究的见解。《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所属各部门，历时8年编辑的一套规模空前的史料书。该书共62卷1.5亿多字。分综合编（反映各个历史时期全国工运概况和工会的国际联系），产业编（每个全国产业总工会系统1卷），地方编（除港、澳、台地区3卷待编外，其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1卷）。全书为电子版，此外，纸质的出版了22卷。全书收编史料范围，上起1840年，下至1993年，展现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工人阶级及工会运动的光辉历程和伟大贡献。在编辑体例上，各卷按该时期工运历史的中心、重点内容分列章、节、目编辑有关史料，每卷均编有工运大事记、先进模范人物和工运领导人简介和名录、工会组织机构沿革、工运统计资料选录、重要参考书目索引等项附录。它的编辑出版，对于了解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继承和发扬工人运动的优良传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人民革命史、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已出版的著作中，刘明逵主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是1998年出版的6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的姐妹篇。全书共收2500幅历史图片，通过图片形象、感性、全面、系统地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走过的光辉历程。在地方工运史中，云南省总工会、省党史研究室编著，王元辅、李继红主编的《云南工人运动史（1872—2000）》（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客观、全面地展现了云南工人运动的历史，讴歌了云南工人阶级在革命和建设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刘功成、王彦静著《20世纪大连工人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80万字，其中有一多半的篇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大连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工人斗争。刘功成、林伟著《大连工运风云100事》（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翔实记述了大连工人运动发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70年间鲜为人知的100件大事、要事，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大连工人阶级在大连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主力军作用，以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此外，解福谦主编的《山西军事工业工人运动史通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分图集、组织沿革、工运纪要、人物传录、文献选辑、回忆录、大事记及附录等部分，反映了1898年至2002年间山西军事工业工人运动的全貌。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是学术价值很高的一部译著。其第一部分“地缘政治，1839—1919”，追溯了上海工人力量在地理上与文化上的源流，认为早期上海工人的反抗因籍贯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第二部分“党派政治，1919—1949”，描述了20世纪20—4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的基本状况，指出外来的组织者为达到其目的不得不接受工人中的传统组织形态和观念，即使是与组织者思想信仰相抵触的东西，有些共产党人也以加入封建帮会的方式组织工人运动。第三部分“产业政治”，对烟草、纺织和运输三大行业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揭示出不同行业的工人在不同时期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反应。该书不以党派为中心，而以工人的自身诉求为研究中心，对他们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人运动与中国近代政治变迁的关系做了独到而深刻的分析，不论在观点还是研究方法上都令人耳目一新，颇多启发。

这10年工运史研究中还出了几本论文集，收录了一批工运史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曹延平主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收录了50余篇文章，分“工运春秋”“人物研究”“组织史迹”“史实考证”“研究述评”5个专题，从不同的角度，记述和分析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代表人物、组织机构和研究现状。刘功成著《工人运动史研究文摭》（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收入文章100篇，其中较大部分内容是民主革命时期大连以及中国工人运动史，集中展现了作者20年潜心研究工人运动的成果。颜辉、王尔玺主编的《中国工会纵横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以专题的形式，全面系统地追踪与研究中国工人阶级与工会运动的全过程。该研究探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与工会运动的历史演变与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会的宗旨、组织原则、运行机制、工会职能的确立及实践活动。此外，书中还对港、澳、台地区，欧美等国的工会历史与现状作了简介与述评；对苏联与东欧诸国工会运动的兴衰利弊也进行了初步剖析评价。

21世纪头10年工运史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人运动理论策略。学者们对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理论和策略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何刚、曹延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会关系的历史回顾》一文中认为，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到六次劳大，中国共产党对工会的指导思想是：（1）始终把建立和领导工会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2）指导工会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根据各个阶段的革命形势和任务确定自己的工作方针。（3）在坚持对工会工作领导的同时，强调要尊重工会的组织系统及其工作的相对独立性，反对包办代替和党群不分。（4）坚持按照群众组织的性质和特点做工会工作。[※注]戴文献在《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会理论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思考》一文中，对新民主主义时期各个历史阶段工会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并结合每一阶段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概括了理论的内容及特点。[※注]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应该怎样处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权遇到的新问题。学者们对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劳动关系理论做了较深入的研究。

高爱娣认为李立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处理复杂的劳资关系中，阐述了处理劳资关系和劳资纠纷的思想。其内容包括：（1）回答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劳资关系的特点，指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依然存在，但斗争的性质和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首先，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中，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是朋友而不是敌人”。因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是为了更好的团结，通过斗争实现劳资两利。其次，在人民民主政权下，工人阶级的任何一个斗争，都是为了巩固这个政权。（2）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劳资关系，提出了一套适合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处理劳资纠纷的原则、途径和手段：第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处理劳资纠纷的基本原则。第二，政府的劳动法令和企业的集体合同是实现劳资两利、处理劳资纠纷的主要途径。第三，协商谈判、调解仲裁是处理劳资纠纷的基本手段。（3）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实行的“劳资两利”，同欧洲社会民主党提倡的改良主义的“劳资合作”的根本不同点。（4）明确提出在解决劳资纠纷时，工会是代表工人群众的利益与资方交涉，代表工人进行谈判、协商，而不是站在两个阶级之间进行调解、仲裁，摆正了工会在处理劳资关系问题中的位置。作者认为李立三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劳动关系的理论，对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指导工会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正确处理劳资关系和劳资纠纷，实现社会安定，推动生产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注]王晓明、贺赞认为李立三对工会理论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探索。他对当时情形下工会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及必然性，工会组织理论及立法工作，如何正确处理工会和行政之间的矛盾，如何正确处理党、政、工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工会与工人之间关系，工会在私营企业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理论问题所进行的大胆探索和开拓性的工作，对于工会理论的完善、工会作用的发挥，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不仅奠定了当时工会工作的理论基础，甚至对于今天，也尚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注]

王尔玺的《建国前夕刘少奇天津之行和工会理论的新探索》（《工会理论与实践》第13卷第1期，1999年2月）一文，充分肯定了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在工会理论建设史上的意义。作者认为刘少奇阐述的“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的城市工作总路线、总方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工人运动的根本转变指明了方向，为工会工作制定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刘少奇在天津有关工会创建的讲话和指示，以及他所阐明的原则、方法与程序，促进了这期间广大职工迅速参加工会，从而为大中城市的接收、改造和各级人民政权的创建、巩固以及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提供了坚实、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组织保证。刘少奇关于加强对工人教育，加强工人阶级内部团结，解决国营企业中厂长，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职工之间的矛盾，教育职工积极投入生产，应以提高政治觉悟、文化知识和技术水平为主等思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工会组织教育职工规定了内容重点和方式、方法。讲话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工会的地位、作用提出的新见解，对各级工会组织内部的机构和任务划分、工会经费的收缴及管理等作的初步设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把生产列为各级工会的首要任务和中心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有利于动员和组织广大职工群众全力投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及后来的建设高潮中去。

王强在《“劳资两利”中的国家利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思想探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思想的精神实质，是在实施“劳资两利”方针中逐渐突出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并以国家利益引导、平衡和评判劳资双方的利益。毛泽东做到了在解决劳资纠纷中保障国家利益，在教育党内外各方人士中维护国家利益，在执行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中体现国家利益。

2.关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劳工理论和政策。21世纪的头10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劳工理论和政策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赵洪顺的《国民党政府劳工政策研究（1927—1949）》（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分析了国民政府劳工政策制定的国际、国内背景，考察了政策的演变，着重分析了劳资协调政策和劳资福利政策。在对国民政府劳工政策的评价上，作者认为其积极作用有两点：一是促进了中国近代劳工立法；二是部分地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其局限性也有两点：一是部分劳工政策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二是“保障”“控制”并存，以控制劳工为目的。作者认为国民党政府成立初期，对于劳工阶级的“保障”还是比较积极的，只是到了后期，国民党政府对劳工阶级“保障”的成分逐渐减弱，“控制”的成分逐渐增强。到了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劳工阶级的“控制”达到了顶点，窒息了劳工阶级的生存活力，最终导致了自身的覆亡。周良书、汪华的《国民党初掌政权后的劳工政策解析》（《学术界》总第118期，2006年3月）则认为1927年国民党上海市政权建立以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劳工政策，既是国民党对大革命时向劳工所作各项承诺的兑现，同时也反映了新政权有利用这些劳动法规来安抚劳工、控制社会的政治企图。在对工人的若干权益作出承诺的同时，都以极其明确的话语规定了对劳工行动的限制。鉴于雇主除了停业这一对付工人的办法外，尚有解雇、罚款、减资、降职等手段来压制工人的抗争，而对于劳工来说，除了罢工这一途径能与资方相抗争外，再无他途，因此上述法规虽然都明令雇主劳工不得有擅自停业、罢工等直接行动，看似平等公允，但实际上更多针对的是处于弱势的劳工群体。

陈竹君的《南京国民政府劳工福利政策研究》（《江汉论坛》2002年第6期），分析了国民政府推行劳工福利政策的原因和劳工福利各项政策及其实施概况，并对其采取两分法的评价，既肯定“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劳工福利政策从无到有，从分散到系统，最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同时也指出“由于历史的种种局限，国民政府的劳工福利政策及其推行措施都存在着诸多弊端，因此实施效果远未达到理想的目标”。陈竹君的《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劳工福利政策及其缺陷》（《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描述了国民政府在坚持抗战的需要和工人斗争的促进下对增进劳工福利事业做出的努力，肯定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推行的劳工福利政策在维持社会稳定、提高劳工素质、推动生产力发展、支持持久抗战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其在政策本身和政策的实施方面存在的劳工福利制度不完善，劳工福利政策推行的地域范围有限，且地区间、企业间发展极不平衡，经费奇缺，人才不够等缺陷。

陶炎武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劳工工资改良政策》（《咸宁师专学报》第21卷第4期，2001年8月），分析了南京政府劳工工资改良政策的背景，概括了政策的内容，并对其作出评价。作者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近代中国历届政府中第一个用比较现代观念来看待和处理劳工问题的。一些劳工法规的第一次颁布，用法律形式肯定了工人的一些基本权利，毕竟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南京政府制定的一些改善工人工资待遇的政策，颁布的《最低工资法》等几部法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3.关于民国时期的劳工立法。这一问题得到较多关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较大拓展。较全面研究近代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劳工立法的论文，如刘长英的《中国多元劳工法制的近代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从历史纵向的发展角度出发，辅以横向的比较分析，对近代中国北洋政府、广东革命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的劳工法制的多元变迁及其演进过程、特点、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方面，做一历史的梳理与探讨。衡芳珍的《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劳工立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5年），对南京国民政府在劳工立法方面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些法律覆盖了除劳工保险的一切领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从立法成就上看，超过当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法律有利于改变工人与资本家的不平等地位，规定了工人享有的广泛权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同时国民政府通过这些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工人运动，协调了劳资纠纷，限制了劳资双方的过激行为，从而安定了生产秩序”。论文也指出劳工法中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与中国产业落后的情况不符，脱离实际，如《工厂法》中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女工分娩、学徒等方面的规定，与中国产业不发达的情况不协调、不对应。所以颁布以后，两次延展实行日期，并且仍遭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对。在当时情况下，《最低工资法》也难以实施。（2）这些法律反映了国民政府通过劳工立法控制工人运动的企图，如限制公有事业工人组织工会，限制工人团体契约权和罢工权的行使，规定了一些烦琐的不必要的呈报、备案、核准手续。在立法上控制工人运动是必要的，这也是国际劳工立法的一种趋势，但如果对工人运动在法律上规定过严，则会限制工人运动，阻碍其活力的发挥，从而使整个社会失去在互动中的和谐，有时反而引起更大的不稳定。

在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单行劳动法规中，《劳资争议处理法》适用范围广泛，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一般关注其限制工人权利、压制工人斗争，有利于资本家的方面。邓慧明《南京国民政府劳资争议立法研究（1927—1937）》（硕士学位论文，华东政法学院，2007年），则从立法的角度对其作了较多肯定，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劳资争议处理法》经过了严格的立法程序，详细规定了适用范围、处理程序等内容，其权威性、完备性是毋庸置疑的。认为它充分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立法的优秀成果，把近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建设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作者也认为《劳资争议处理法》具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指出南京政府制定《劳资争议处理法》的政治目的主要是缓和阶级矛盾，镇压和控制工人运动，而对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体现和保护措施都很不到位，加上种种因素的制约作用，最后发挥的效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在对南京政府制定的《工厂法》的研究方面，研究者也不再局限于从工人利益的角度观察和评价，而多将其扩展到近代中国法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全局考虑。夏慧玲的《南京国民政府〈工厂法〉研究（1927—1937）》（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6年）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工厂法》充分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律的优秀成果，把近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其法律制度有积极、科学的一面，既适应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当时国际发展的总趋势。从立法的阶级实质来看，南京国民政府《工厂法》具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它制定《工厂法》的政治目的主要是缓和阶级矛盾，镇压和控制工人运动，而对工人阶级利益的体现和保护措施都很不到位，较大革命时期制定的工厂法规落后了很多。纵观南京国民政府《工厂法》的制定实施过程，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劳资双方的利益，缓和了阶级矛盾，对中国劳动法体系的构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总的来看，南京国民政府《工厂法》的制定和实施是不成功的，对当时经济建设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饶水利的《南京国民政府〈工厂法〉研究：1927—1936》（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则对《工厂法》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认为国民政府对劳资双方“本无轩较”，其在制定劳工立法的过程中追求的是“社会安定、经济事业之保养发展和社会各种利益之间的调节平衡”。既要保住资本家的既得利益又要抑制他们过分飞扬跋扈；既要改善劳工待遇又要防止劳动者铤而走险，从而不利于国民政府。《工厂法》的制定本身就宣告了劳工阶层的一项胜利。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比较全面的调整劳资双方关系、维护劳工权利的全国性劳动立法，其对中国工厂工业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彭南生、饶水利的《简论1929年的〈工厂法〉》（《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对1929年《工厂法》出台的原因、特点和影响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南京政府之所以制定《工厂法》，客观上，是因为工厂工人劳动条件的恶劣，劳动待遇的低下，使得劳资矛盾日趋尖锐，城市社会秩序动荡不定，进而威胁到新生的国民政府统治的稳定。主观上，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借此缓解劳资纠纷，维护劳工的基本权利，为工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较为和谐的环境，培固税源，巩固南京政府的统治基础。作者分析了《工厂法》具有移植性、继承和超越性、过度超前性等特点，认为这是阻碍《工厂法》实施的重要原因。作者对《工厂法》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认为《工厂法》带动了其他劳工法规的制定，逐步形成了以《工厂法》为中心，包括众多地方劳动法规在内的规范国家、劳工、资本家三方关系，保护劳工基本权益的法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民政府依法从西方国家手中索回以前丧失的国权，维护中华民族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劳工的工作条件、生活状况和维护他们的权益。同时也指出，该法对工人的法律保护仍然是片面的，作为一部单行法，它对于工厂标准的规定将手工业和商业中人数大大超过工厂工人的、广泛存在的劳工问题排斥在法律的保护范围之外。不仅如此，它听任传统手工业对工人法律外的使用，在客观上造成了落后生产方式对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的阻碍。朱正业的《南京国民政府〈工厂法〉述论》（《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也对《工厂法》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认为《工厂法》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劳动法，其实施有利于保护劳工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该法明确了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但主要保护了劳工的权利。（1）严格限制资方单方解约，可保障工人不被轻易解雇，而对劳工解约，限制却较少。（2）工人一定程度上作为工厂主人，可以参与工厂的年终分红、管理和决策。比如，作为工厂管理和决策机构的工厂会议，应由劳资双方推选相等数量的代表参加，会议主席也由双方各推选一人轮流担任。这些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主动性。（3）工资制度的改革，彻底改变了工资完全由资本家决定的状况，保障了工人及其家庭的正常生活。（4）工作时间、休息和休假制度对恢复工人的精力和体力，保障工人健康起了积极作用。《工厂法》的制定实施，提高了工人的参与意识与劳动效率，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5）自《工厂法》颁布实施后，劳资双方的矛盾趋于缓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得到巩固。

4.关于劳资争议中的工人、资本家、国民党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工运史研究被限定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范围内，在阐释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时往往又偏重于阶级斗争的对抗层面，并将其普遍模式化，而忽视对其合作方面的探讨。近年来学者们通过对工人运动中典型事件的个案研究，揭示了三者关系中十分复杂的现象。

以往对省港大罢工的研究，多将工人、商人两大阵营各自分立，并且多是从传统工运史的角度来分析的，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对商人所采取的反帝革命统一战线策略为重点，而对商人在罢工中的“心态及行为”层面则着墨甚少。以二者的互动关系为分析视野的专题论著更是少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霍新宾在《“爱国”与“私利”之间——国民革命时期一例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工商关系》（《安徽史学》2006年第5期）一文中，以工人、商人二者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力求客观平实地反映当时的历史真相。国民革命时期，“爱国”与“私利”的权衡始终左右着商人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持久程度。省港罢工伊始，粤商基于反帝爱国的民族情感，多能牺牲“私利”而积极参加对外经济抵制运动。然而，随着运动的开展，“私利”的严重受损驱使其对投资此次罢工的“风险和成本”重新审视。而“特许证”取消后，商人更以合作的姿态援助罢工。与上海“五卅”运动中短暂的“劳资同盟”相比，省港罢工中的“工商联合”却呈现出稳固、持久的特点。此种在阶级、民族利益博弈中形成的“工商联合”，不仅与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运动统一战线策略的成熟、国民党“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关系密切，同时也与广州“工商合行”的行会传统及商人国民革命性的提高不无关联；更重要的是罢工促进了经济发展，使商人深受其惠。正是“爱国”与“私利”的双重动因，共同谱奏着民族主义运动中工商关系绵延跌宕交响乐章的主题曲。霍新宾在《“无情鸡”事件：国民革命后期劳资纠纷的实证考察》（《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中，通过对1926年底1927年初广东商人解雇工人所引起的劳资纠纷的细致考察，集中反映了国民革命后期广州工商两界在利益冲突中迥异的心态及行为，体现了国共两党对待劳资问题政策的差别，折射出以“阶级协调”标榜的国民党政权在社会整合中为抉择劳资之间的“公正”立场而面临的两难境遇。同时，从阶级斗争与“工商合行”两种理念交锋而导致以劳资合作来应对此次纠纷的事实中，也可知中国共产党对工人的政治与阶级动员能力是有限的。

王奇生的《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分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以1932—1933年间发生在上海的，由三友实业社停业引发的一场持续近两年之久的大规模的劳资冲突为个案，通过对其发生发展全过程细致的描述和剖析，客观真实地展示了工人与资本家、资本家与国民党政权、工人与国民党政权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三者的博弈，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劳资关系中，主动权逐渐由劳方向资方转移的趋势，工人明显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反映了资本家阶级对国民党日益扩张的政治权力的不满和反抗，以及相当强的政治独立意识和自主组织能力，反映了声称代表“全民”的国民党，在应对劳资冲突时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说明国民党中央并不单纯是代表某一方的利益，而主要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也反映了在共产党领导的赤色工会和国民党控制的黄色工会之外的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活动方式、特点及其作用。

徐思彦的《合作与冲突：劳资纠纷中的资本家阶级》一文，在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劳资纠纷中资本家的态度作了细致的考察后认为，在认知层面，资本家阶级高倡劳资合作主义，鲜有例外。在实践层面，资方往往能本着合作主义之精神，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求得冲突的缓和或解决，但也不乏坚持顽抗者。资方是否做出妥协，主要取决于对其利益得失的权衡，但也与劳方组织的发展、阶级意识及权利意识的增强、具体进退策略的取舍，不无关联。实际上，劳资合作的运行空间相当有限。

5.关于帮会与工会的关系。高爱娣的《行帮对早期工人运动的影响》（《工会理论与实践》第17卷第3期，2003年6月），对行帮与工会的关系作了较为全面客观的分析。指出早期工人运动中行帮是工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是早期工人组织的主要参照模式；同时，由于行帮狭隘的利益观，又影响了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妨碍了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提高，并在一些情况下弱化了工人斗争的有效性，给早期工人运动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多数论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帮会的性质有深刻的认识，看到它可以成为一种革命力量的一面，也注意到它对工人运动的危害。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摸索的对待帮会的策略予以积极的肯定。[※注]

综上所述，1949—2009年间的工运史研究成绩斐然。这些成果突出表现在上述各方面。概括说，一是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方面做出很大成绩，为工运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工人阶级产生和成长的内外环境、工人阶级的状况、工人的经济斗争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工人组织的发展。三是对工运史上的若干重点难点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一些非常有见地的看法。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10年工运史研究开始突破作为中共党史研究附庸的框架，融合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研究较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四是对工运史学科体系作了初步探讨，学者们曾提出促进学科建设的宝贵意见。五是曾形成一支有一定规模的工运史研究的队伍。

在充分肯定工运史研究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第一，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对民主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理论的研究，虽然已开始为学术界所重视，并取得初步进展，但是成果不多。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相比较，有哪些特点？工人运动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武装斗争的关系、与各个时期的战略任务关系如何？在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应采取何种政策和策略？尚缺乏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第二，研究内容不平衡，存在畸轻畸重的现象，学术争鸣不够活跃。如在研究的内容上，偏重于早期工运的研究。在已发表的成果中，论述大革命及此前的工运的文章较多，研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章较少，解放战争时期的文章更少；对国民党及非国共两党领导的劳工运动的研究虽有一些进展，但仍不够深入；一些重要的产业和重要地区的工运史研究还是空白，一些重要问题提出来了，但缺乏深入的研讨和不同观点的交锋。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研究的深入。

第三，在资料建设上仍应加强。几十年来，全总各级工运研究机构搜集了大量资料，在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仍有许多重要史料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利用。如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有关工运的文献资料缺乏挖掘和整理，对旧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初步整理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也很少加以利用。工运史研究要深入，资料的进一步挖掘、搜集和整理、出版仍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工运史学科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1991年春，北京大学教授张注洪在为全国工人运动史研究会拟召开的中国工人运动史学术会议撰写的《关于加强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几十年的工运史研究作了总的评估，认为工运史学界经过多年探索，对中国工运史的对象、任务、分期、方法以及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工人阶级的内涵、特点、主要事件和人物的认识等重大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渐趋一致。这说明中国工人运动史正在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科学体系也在形成。但是他认为从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科学体系所应具有的内涵，即它不仅要求有专门著作，能科学地阐明工运史学科的对象、任务及学科的重大问题，还应该基本消灭本学科的重大空白部分；它不仅要求运用马列主义创造性地阐述中国工运史，还要求总结出运用马列主义研究本学科形成的理论成果；它不仅要求对中国工运史研究所用的史料下搜集、整理和利用的功夫，还要求上升为规律性的东西，形成科学论述；它不仅要求对国内以至国外中国工运史研究的信息和进程作一般的了解，还要求对工运史学史作出系统的总结并形成专门著作；它不仅要求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吸收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研究工运史方法的合理部分，还应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系统化的总结，以形成方法论的科学成果来衡量，似乎还不能说已形成了学科的科学体系。要充实和完善中国工运史学科的科学体系，至少还应当在加强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理论研究，拓宽工运史的研究领域，消灭工运史研究上的某些空白，建立中国工人运动史史料学，重视中国工运研究的进程和经验的总结，吸收中国史研究的有效方法，借鉴和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等方面下一番切实的功夫。应当说，上述总结是非常有见地的。严格说来，工运史学科体系的确还没有完整形成。

第五，缺乏专门的机构和基本的队伍。自20世纪90年代初全总撤销工运史研究室后，工会系统已少有专职的工运史研究人员。社科院系统设有工运史研究机构的也只是极个别的，从事研究的人员极少。高校系统自取消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课程设置后，原开有工运史课的也极少保留。2005年成立的中国工人历史与现状研究会，开展了一些学术活动，但重点放在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上。由于没有常设的专门的研究机构，没有基本的队伍，学术活动的开展受到很大限制。工运史研究人员流失严重，基本是散兵游勇，各自为政，严重地制约了工运史研究的深入和广泛开展。

总之，工运史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非常希望有关部门能重视起来，有志于工运史研究的学者能行动起来，共同推进研究的深入开展。衷心祝愿工运史研究这枝学术之花能够长开不败，像我们的伟大祖国一样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