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妇女史的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关于妇女史的定义，有学者将其分为两类：一种为按传统史学方法描述妇女群体活动的历史；一种是以女性性别立场与视角去观察和编纂的妇女历史。[※注]还有学者根据目前妇女史研究的一般范式，将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具有西方女性主义色彩和新社会史特征的妇女史称之为“新妇女史”。[※注]但不管哪一种妇女史都是把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通过妇女史研究达到全面、科学地认识社会发展及人类自身，既是妇女史研究的最终目标，也是其研究的价值所在。

近代以来，妇女一向是学者十分关注的社会群体。回顾“五四”时期的历史，不难发现，当时凡是主张新文化的人，都极大地关注妇女问题，关注妇女的历史与现实。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毛泽东等，撰写了一大批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其后20年，中国妇女史研究出现了第一个高潮。

1949—2009年，近代妇女史研究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由于思想认识及政治等多方面原因，妇女史研究未能引起史学界应有的重视，研究成果不多，视野也极为有限。就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言，人们的兴趣主要在太平天国妇女问题上，妇女人物研究也只在秋瑾等个别人物方面有较大的进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史研究，则大体局限于中国革命史范围。妇女史研究明显处于低潮。全国妇联曾于1964年设立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组，在全国各地搜集妇女运动历史资料，但不久便陷于夭折。“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术研究遭到严重摧残与扭曲，数量极其有限的近代妇女史文章，也多和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紧紧挂钩，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脱离了学术轨道。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妇女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高潮期。特别是后十几年，随着世界范围内性别主流化的推进及社会性别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妇女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出现了由边缘向主流转化的可喜趋势。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后30年间，有关中国近代妇女史的文章已发表2000余篇，出版的专著和教材达100余种，还有一批近代妇女史的文献资料正式出版。另有一些论著及资料汇编，虽然并非专门的妇女史研究，但有专门章节或较大篇幅涉及近代妇女问题。这些专著和一大批学术论文的出版发表，反映了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妇女史的研究状况与研究水平。

第一节 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思想

中国近代妇女史研究，60年间成果最多的是关于妇女运动方面的。仅专著就有10余部，主要有刘巨才的《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吕美颐和郑永福的《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唐亚辉的《中国妇女百年奋斗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上海市妇联妇运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上海妇女运动史（1919—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全国妇联1989年组织人力编写出版了《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年又组织专家学者撰写出版了《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中国妇女出版社）。这些专著与众多相关论文，主要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 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分期与特点

妇女运动，是为了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恢复妇女诸种社会权利，以实现女性作为“社会人”的价值而进行的社会运动。从本质上说，它是人类对自身存在方式的变革。学术界的讨论，围绕着中国妇女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进行。

评价太平天国革命是否是一场妇女解放运动，涉及妇女运动的定义以及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何时产生的问题。史学界对此一度存在不同看法。罗尔纲1955年发表的《太平天国与妇女》一文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反封建的革命，男女平等是它的革命政纲之一”。太平天国是“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实行者。这样广大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世界历史上不曾有过，真是人类最光荣最先进的行动”。[※注]郑鹤声[※注]、林增平[※注]大体沿袭了罗尔纲的看法。他们代表了“文化大革命”前学术界对太平天国妇女问题性质的基本看法。尽管今天看来这些观点多有可商榷之处，但当时是一场严肃的学术讨论，并且在材料发掘和史实考证方面贡献颇多。

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学者对传统看法提出质疑，主张对太平天国的妇女解放问题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张寄谦指出：对于妇女参加劳动、参军、参加政治活动，“不宜把它描绘成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因为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故乡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一向比较高，这一传统对起义队伍影响很深。相反，洪秀全“集中继承了封建伦理观念中男子对妇女的压制和歧视”。[※注]王戎笙也说：“太平天国提倡男女平等的光辉思想，就是通常引用的那么几句……而大量的、连篇累牍的，却是宣扬妇女低贱，鼓吹三从四德的言论。”太平天国北伐中甚至拿女人作为赏赐品，妇女在这种场合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哪有男女平等可谈？[※注]郑焱、汤可可进一步指出，农民的“阶级局限和几千年封建意识的传统束缚，使他们在当时不可能具有近代的男女平等思想，妇女也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并自觉地为自身的解放而奋战”[※注]。饶任坤认为，太平天国提出的男女平等口号，实际上不是政治口号，而是宗教的教条。[※注]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评价上，至今仍然存在不尽相同的看法。21世纪伊始王绯重新提出，“太平天国这一创举的原创性影响不可低估”，太平天国革命一度将妇女带到解放线上，“为它之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勇开先路”，并使之“能够在时间、途径和方式上超越英美妇女运动”[※注]。

关于妇女运动产生的历史条件，刘巨才指出，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生需要四个条件：工业文明是产生妇女运动的物质前提；性别矛盾尖锐化，妇女问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产生妇女运动的社会基础；性别觉悟是产生妇女运动的思想基础；具有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的妇女队伍，是妇女运动的群众基础。[※注]

另有学者提出：“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一方面需要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能够为女性回归社会提供相当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则要求人类有能力重新审视自身的存在价值。”[※注]

中国妇女运动何时发端是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荣铁生指出：“中国近代意义的妇女解放运动”，“19世纪末是它的启蒙阶段，辛亥革命前后形成高潮”[※注]。多数学者在各自的著述中以戊戌维新运动作为中国妇女运动开端。以李静之为代表的研究者则认为戊戌维新只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序幕”，辛亥革命高潮中才“诞生了以妇女为主体，有纲领、有组织，有一定规模的妇女运动”[※注]。2008年新出版的《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即坚持后一种观点。

关于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分期问题，学术界一般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阶段，每个大段又分为若干小段。刘巨才认为，前一大阶段是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同步的知识妇女解放运动（1898—1921），后一大阶段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劳动妇女为主体、以知识妇女为先锋的妇女解放运动。[※注]

关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特点，有研究者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始终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妇女运动的高涨往往与政治革命的高潮同步出现。但是，反帝反封建任务的艰巨性，使资产阶级往往着眼于女性的力量和作用，而忽视女性应得的权利，广大妇女在严峻的政治斗争面前也强化了“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的社会责任感，相对淡化了自我权利意识。其二，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生长艰难，发展缓慢，为妇女解放运动创造的必要的历史条件极其有限；而民族资产阶级在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就担负了妇女运动的领导责任，使得中国妇女运动在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超前产生，并由此引发出男性充当妇女解放的积极倡导者而女性反为追随者的特殊现象。由此说明，中国近代不仅缺乏独立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妇女运动，也缺少独立于男性的妇女解放运动。其三，中国妇女运动具有特殊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中国妇女受压制、受屈辱不仅是男性和家庭的需要，更是历代统治者“齐家、治国、平天下”策略的需要，任何改变妇女社会地位的努力都会遭遇来自多方面的强大阻力。[※注]李桂海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特征归纳为以下四点：“与资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从批判封建家庭伦理的角度探讨妇女解放；男性思想家发挥启蒙作用；关注妇女的社会权利。”[※注]

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男性特色”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孙兰英指出：由于社会基础、经济条件尚不具备，从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兴起直到辛亥革命成功，“解放妇女的宣传者、倡导者、组织者都是男性”，他们与先进的妇女共同构成了近代妇女运动的主体。这种“男性特色”使中国所进行的运动实际上是“解放妇女运动，而不是妇女解放运动”。文章还认为，中国妇女在男性思想家启蒙下，不仅认同了他们的观点，“还把在父权制下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的男子当作理想的化身”。男性也由于“没有针对大男子主义传统进行自我否定而获得精神上的彻底解放”，因而往往在认为目的已经达到时，就重弹封建伦理的老调。[※注]桑兵的《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散论》（《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也对近代妇女解放多由男性发端现象，从多角度探究其根源。他强调，除了男性受教育的比例大大高于女性外，以下几条原因也应予以考虑：其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成长所负责任往往较父亲为大，影响也较深，由此产生的文化意义上的恋母情绪，会左右后代对待女性的态度。其二，身受家长压抑的男性，对于比自己地位更为低下的女性，易产生强烈的同情心，而对统治社会和主宰家庭的男性油然生厌。怜悯与颂扬女性，正可抒发对人间压抑不平的愤懑。王晓丹等更多强调从女性自我意识缺失、女性主体意识错位方面，来分析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非女性化”特征。[※注]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特点，有研究者将其概括为六个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的理论形态；同革命运动紧密结合；注重确立男女平等的法律地位；唤起女性主体意识；以劳动妇女为主体广泛团结各界妇女；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团体以代表和维护妇女的利益。[※注]

还有学者提出，妇女运动对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推动作用不应忽视。认为：妇女运动的直接与间接成果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与提高，两性关系的错位逐步得到纠正，性别群体利益不断得到调整。二是妇女运动在整个社会产生了强大冲击波，对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着重大影响，使人们逐步接受某些新事物，产生某种新共识”，推动了“正向”社会变迁[※注]。

二 关于妇女解放思想

关于妇女解放思想已经有不少专著先后出版，如夏晓虹的《晚清文人妇女观》（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王政、陈雁主编的《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莲波的《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思想历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2005年6月，复旦大学历史系和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在上海共同主办了“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120位中外学者与会，集中展现了近代妇女思想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熊月之所著《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与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两书，对近代妇女解放思潮的兴起与发展作了系统论述。书中多有突破传统看法之处，如对传教士的评价，认为鸦片战争以后来华的部分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宣传了西方资产阶级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新观念，客观上对中国妇女运动起了思想启蒙作用。再如对于早期维新派，认为他们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与探索，已不同于历史上封建士大夫中的开明人士，而带有若干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色彩，对于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兴起具有前驱先路的作用。

在讨论男女平等思想的产生时，研究者普遍认为，自晚明起，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思想领域产生了代表市民阶层的人文主义思潮，于是出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萌芽，即有自觉意识（包括男女两性）地追求男女平等。这一萌芽延续了近300年，但一直没有形成完整的男女平等理论。李国彤较早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注]多数学者取得共识的另一点，是认为近代妇女解放思想，是在西方天赋人权学说及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思想传入中国后才在中国思想界产生的。孟新安认为，男女平等思想产生于戊戌时期，“成为一个时代的里程碑”[※注]。何黎萍却认为，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男女平等思想还不成熟，存在思想与理论中的自我矛盾。20世纪初，在西方女权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才出现了“妇女解放思想的重大飞跃”[※注]。不少学者对于20世纪初的女权主义代表作——《女界钟》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金天翮的名著《女界钟》，代表了晚清女权主义思想的最好水平”[※注]。

对于妇女解放思想在中国产生的渊源，王美秀认为这一问题既不能完全溯源于西方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也不能只追根于本土，而应看作是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果。“在近代东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东方国家普遍出现与传统文化离异并趋向西方文明的潮流。”[※注]夏晓虹指出，西学东渐一个极其可观的思想成果，便是平等观念的阐扬，它形成于戊戌变法前后，“迨到二十世纪初，已越来越多地被‘男女平权’尤其是‘女权’的说法所置换”[※注]。

可以看出，研究者在诸如近代妇女解放思想何时产生、渊源何在，早期维新派是否具有妇女解放思想等问题上，认识略有差异。

关于“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相关论述较多。有学者总结了这一时期妇女解放思潮的特点：一是以人格独立意识为核心的个性解放观念的高扬；二是妇女解放思潮与当时改造社会的探索结合紧密，呈现出异常活跃驳杂的多元竞进格局；三是此时的妇女解放思潮，具有社会基础的广泛性和思想理论的深刻性。同时，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初步传播，使这一时期妇女解放思潮跃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和层次。[※注]王如青对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周作人代表的倾向不同的两种妇女解放思想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指出，前者代表的是“阶级解放”论，注重妇女整体解放，后者代表“个体觉醒”论，更加关注女性的个体自觉。两者对妇女解放理论都具有开创意义，又都潜在着偏颇与局限。[※注]吴效马等人从时代特点出发，将“五四”时期与戊戌维新及辛亥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进行了对比。[※注]

关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近代的传播，有不少著述论及。石巧兰、李兴芝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近代的传播可分为三个阶段：辛亥革命前后为早期介绍阶段，五四运动前后为初步传播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确立阶段。以中共二大《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为起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观察和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观念以党的决议形式确立下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确立的标志。[※注]

刘巨才指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同中国妇女运动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主张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农劳动妇女是妇女运动的主力军和基本力量；先进知识妇女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和桥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妇女运动健康发展的可靠保证；建立和健全各类妇女组织是开展妇女运动的组织基础；建立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思想和策略、支援和参加武装斗争是新民主主义妇女运动的主要内容；妇女特殊利益与阶级整体利益的关系，劳动群众中的男女不平等问题，是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注]李静之指出，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指导思想的确立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大革命时期已经正式确立，苏区时期又明确地提出了发展农妇运动的指导思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妇女运动指导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注]

一些文章还分别对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的妇女解放思想进行了研究，因为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妇女观，体现着当时先进的人对妇女问题的态度。研究较多的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严复、秋瑾、孙中山、吴虞、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毛泽东、向警予、宋庆龄等人。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更加扩大，涉及了王明、陈望道、邵力子、沈兹九等多党派人士。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突出了妇女解放思想的时代特色，也显示了妇女解放思想的丰富多彩的个性。

三 不缠足、兴女学、创报刊、结团体

关于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切入点，学术界大体接受了陈东原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观点，以不缠足运动和兴女学运动的兴起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起点。因为形体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思想解放则是妇女解放的关键所在。两项运动均肇始于戊戌时期。

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不缠足运动缺乏学术性研究，只有康同璧1957年发表过一篇回忆文章。1983年樊心的《近代妇女解放的先声：浅谈戊戌变法时期的不缠足运动》（《上海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重提不缠足运动。此后出现的一系列论述不缠足运动的文章，成为新时期妇女史研究热潮中一个醒目之点。文章研究的重点在晚清，内容涉及维新派倡导不缠足运动的运作过程、外国传教士在提倡不缠足运动中的宣传和示范作用，以及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提倡不缠足的意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不缠足运动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李凤飞、暴鸿昌的文章全面考察了缠足的地域、民族、阶层的分布情况，并分析了清代以来反对缠足的各种立场和视角，包括审美的、实用的、国家兴亡的、人道文明与卫生的、妇女解放的不同方面。[※注]有人从文化视角来透视不缠足运动的产生，认为“当一个社会或民族在经历文化变迁时作为其外在行为表现的风俗断无不变之理”[※注]。应当一提的是杨兴梅所撰《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一文。文中不同意史学界认为辛亥后缠足现象已成强弩之末，新文化运动期间“缠足陋俗出现了根除的趋势”[※注]的认识，提出，“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女性缠足现象远比过去所认知的更广泛”。文章对南京政府在禁止缠足方面所做的“积极持久的努力”给予肯定，并指出：“这是一次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以禁罚为重要手段的不缠足运动，说它是近代不缠足运动的高潮阶段，或不为过。”文章还强调，由于各级人员执行禁罚过程中常常违反民间风习，使得“此项政策的实施至少在方式方法上大有使人民不满之处”。另有一些文章从身体史或观念史的角度开展研究，如杨念群的《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对女子缠足由美变丑的历史进程的多元分析》（《北京档案史料》2001年第4期）、杨兴梅的《观念与社会：女子小脚的美丑与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等。

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影响重大，一直是研究中国近代妇女史的重点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黄新宪所著《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等专著，专门论述近代女子教育的文章已有90余篇。多数文章着重于中国女子教育的近代化及女子教育体制的建立，阎文芬的《中国女子教育的近代化历程、特点及启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一文提出近代女子教育的三个特点，即“复杂性”“多元性”及“女子教育总体发展上的落后性”。梁景和的文章揭示了近代女子教育发展的脉络，并对1907年清政府颁布的两个女学章程和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在近代女子教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分析。[※注]

教会女学问题，是研究的热点之一。1988年，章开沅、顾学禄等学者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合作，开创了中国教会大学研究，推出一批研究成果。崔运武的文章把教会女子教育分成了两个阶段：一是教会女校发展的初期阶段（1844—1860），二是教会女校的扩张时期（1860年至20世纪20年代）。前一阶段的特点是学校数量少、程度低，学生以贫民子女为主；后一阶段则已形成从小学到大学规格齐全的教育体系，学生向富家子女转向。文章肯定了教会女子教育在“提倡男女教育平等”、“以洋风移旧俗”、促进“中国女界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解放”方面的作用，但强调这“不是教会集团的初衷”。[※注]王奇生的文章研究了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历史演变与特点，认为教会女子大学开创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河，并在这一领域“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无论在创办时间、女学生人数、女生在全部学生中所占比例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同期的中国大学。因而“在第一代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过程中，教会大学扮演了十分重要的母体角色”。[※注]乔素玲认为，中国近代女学的创立与发展不仅受到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而且受日本影响很大，“从而使中国近代女学带有浓重的日本色彩”[※注]。朱峰于2002年出版了《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书，以金陵女子大学及华南女子大学为考察对象，全方位探讨了教会女子大学发展的坎坷历程。

女子留学问题也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已经出版的几部留学生史都比较多的涉及或以专门章节论述了女子留学。[※注]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1995年又有一部女子留学史专著出版。[※注]这些书介绍了早期的教会女子留学、清末女子留日热、民初女子留美热、“五四”时期女子留法勤工俭学热、20世纪20年代的女子留苏、抗战胜利后的女子留美趋向等一系列问题，介绍了不同时期政府的留学制度和政策，以及女留学生的生活和她们对社会的贡献。论文中，论及清末留日女留学生的较多，周一川的《清末留日学生中的女性》（《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与谢长法的《清末的留日女学生》（《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文章，详细考订女子留日的基本情况。郭常英与苏小环的文章探讨了清末女子留学的初始动因。蔡峰对民国时期女子留学的途径及留学专业领域进行了全面考察。[※注]

近代女子教育对于妇女运动及妇女生活的影响，本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宋瑞芝指出，戊戌时期的兴妇学运动“为妇女解放进行了思想启蒙”，辛亥时期女子教育的发展，“唤醒了妇女革命的自觉意识”，“五四”时期平民教育的兴起和大学开放女禁，使“妇女解放运动突破了知识女性的圈子，扩展到了工农大众之中”，从而“揭开了中国妇女真正觉醒时代的帷幕”[※注]。一些文章则强调，近代女子教育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妇女最早获取的权利；女子教育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妇女的整体素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女性的启蒙，应归功于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注]

早期的女子报刊，曾是对妇女进行启蒙教育的有效工具，也是向社会伸张女权的重要阵地。20世纪60年代初，新闻界曾就中国第一份女子报刊问题有过一场争论。当时，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和陈撷芬1902年创办的《女学报》都被视为中国第一份女报。1963年，潘天桢、杜继琨分别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第一份女子报刊是1898年上海桂墅里中国女学会创办的《女学报》，并介绍了该报宣传“男女平等，施教劝学”等内容和出版发行情况。[※注]但争论并未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20年以后，《女学报》重新受到妇女史学者的重视，80年代初，林虹发表了《中国第一份女报》，刘巨才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女报》[※注]，方汉奇等学者也纷纷著文，论证了与《女学报》相关的问题。研究的深入，使人们发现了维新派妇女以往鲜为人知的一系列活动，如创办女学会与女学报、参与创办女学堂等，了解了她们关于妇女解放的主张。这一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确定第一份女报的所属，而是涉及戊戌时期是否形成了妇女运动、中国妇女运动何时开端等重要问题。

近代女子报刊创办状况的研究也有进展。各种近代报刊史以及辛亥时期、“五四”时期的期刊介绍，都以专门章节介绍了不同时期的女子报刊。1990年出版的《北京妇女报刊考》（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对1949年以前北京出版的110种女子报刊，进行了评介。女子期刊的个案研究则涉及了不少著名妇女杂志，如《中国新女界杂志》《妇女杂志》《劳动与妇女》《妇女评论》《新妇女》《妇女声》《妇女周报》《女星》《妇女生活》《妇女之友》等。还涉及了一些有影响的大报的妇女专栏，如《大公报》的《妇女与家庭》、《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等。[※注]

女子报刊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周昭宜的《近代女子报刊的兴起及意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一文指出，女子报刊的兴起，不但“在中国报刊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性质和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了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喉舌”。而女性跻身于报刊活动，也“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虽然不是妇女刊物，但曾对妇女解放起过重要作用。张晓丽的《〈新青年〉的女权思想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一文指出，《新青年》的女权思想集近代妇女解放理论之大成，对中国妇女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表现的锋芒与锐气，不但当时使社会震惊，即使在今日也颇有启发意义”。应当指出，中国近代女子报刊总量很多，对妇女运动和妇女生活的影响极大，但迄今为止研究还很不够，蕴藏其中的丰富史料也未得到充分利用。

关于妇女团体。戊戌时期建立的“女学会”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妇女团体，这一论断已被多数学者所公认，只是由于资料欠缺还难以窥其全貌。近代妇女团体的研究，集中在团体的分类、活动内容与形式、社会影响等方面。多数论者根据妇女团体的倾向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种以振兴女权为目标，一种侧重于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还有一种以改良社会风习或举办慈善事业为主。妇女团体的出现，表明中国妇女开始以群体面貌参与社会生活，影响十分深远。张莲波的文章列举了辛亥时期的35个妇女团体，分析了这一时期妇女团体的特征，并指出，辛亥革命前出现的众多妇女团体，“为武昌起义后女权运动掀起高潮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注]。一些文章强调了早期妇女团体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和政治上软弱与幼稚的问题，还有一些文章对共爱会、中国妇人会等女子团体进行了个案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是女子团体发展最快的时期。黄晓瑜把这一时期的妇女组织分为如下几类：全面抗战爆发前自发组织的妇女抗日团体；统一战线建立后全国性的妇女抗日组织；各根据地的妇女联合会和妇女救国会。[※注]刘静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新成立的妇女组织简介》（《妇运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3期）一文估计，1940年前后国统区的妇女抗日组织大约有358个，其中影响最大的全国性组织有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等。并对这些组织的来龙去脉、内部组织、活动特点进行了评述。武锦莲的《抗战前期的〈妇指会〉及其活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一文强调了妇指会1938年改组后，虽然仍旧由宋美龄任指导长，但性质已发生变化，成为“国民党、共产党和无党派的妇女，站在平等地位”的统一战线组织，并在抗战和妇女参政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有一些文章介绍了妇女战地服务团等有影响的妇女团体的创建过程、活动情况与社会影响。[※注]日伪统治区的新民会的妇女会、“国防妇人会”和“全满妇人团体联合会”，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注]

如果说近代妇女团体的研究有了某些突破，主要是指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妇女组织的介绍和评价已比较真实和客观，不足之处则是研究中侧重于政治性妇女团体，女子职业团体、实业团体、学术团体、文化艺术与宗教性质团体涉及较少。

四 女子参政运动

女子参政运动，是中国近代女权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研究者比较关注的问题。李细珠提出，“清末存在正反两股相悖的思想潮流”。一是少数男性女权主义者与个别先进女性，“认为女性与男性一样都是国民的一部分”，“则当然具有相应的参政等方面的权利”；二是大多数人在探讨国民意识时“或是有意无意地忽视性别这个问题，或是贬低甚至否定女性的国民资格及其相应的参政等方面的权利”。但是，两种思想潮流中“双方的力量是极不成比例的”，影响了妇女参政运动的成败。[※注]在对历次女子参政运动的考察中，涉及民初这一时期的文章较多。严昌洪强调民初女子参政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指出：“从横向来说，它是国际女权主义思潮与妇女参政运动在中国的反映。从纵向来说，它是戊戌以来民主思潮与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从历史来说，它是对中国几千年男女不平等的偏枯现象的反动。从现实来说，它是对革命以后仍然压制女性的顽固传统的反抗。”文章分析了此次运动失败的原因，认为：“这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运动遭到了男人的压制，也受到了女人的冷遇，成为少数勇敢分子的行动，这是失败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则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与迅速的失败。”[※注]蒋婷薇认为，民元妇女参政运动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支持与反对的双方“在性别定义上形成的分歧导致双方无法对话”[※注]，也无法取得共识。

关于1921年至1922年间女子参政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吴淑珍在分析其产生背景时强调，五四运动进一步启迪了妇女的觉悟和参政意识；1921年各省发生自治运动，重新制定省宪使妇女参政出现新机遇。认为1922年的妇女参政斗争，缺少民国初年的女子参政派那种激奋和勇猛精神，但却带有强烈时代色彩，“反映了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过渡的某些特征”[※注]。张莲波进一步指出，“这次参政已超出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范畴，带有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的性质”，“得到了共产党的及时指导”[※注]。由于仍然存在缺乏思想基础与群众基础等问题，因此仍旧难免陷于失败。

吴淑珍还对人们关注较少的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下的妇女参政运动作了考察。她认为国民革命使妇女参政的观念不断更新，很多人逐渐认识到：妇女参政运动“要和大多数妇女群众结合”才有意义；国民革命是推进女子参政运动的“先决条件”；不应把妇女参政运动弄成“做官当议员运动”。文章还认为，1924年冬掀起的女界国民会议运动，将妇女参政运动推向了新阶段，使中国妇女运动首次实现了组织上的统一，开始“在同一的目标同一的策略之下”进行。同时，妇女参政被置于反军阀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基础之上，说明妇女运动开始加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阵线。[※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妇女宪政运动延续了10余年，国统区广大妇女为争取参政权进行了不懈斗争，尤其是重庆各界妇女掀起的宪政运动，声势浩大影响广泛。但专题研究论文相对较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妇女参政运动，备受研究者重视。周亚平的文章指出：“凡是建立革命政权的地方，广大劳动妇女便真正获得了参政权，不论是苏区，还是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都证明了这一点。”[※注]张永英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但在理论上提高了对于妇女参政的认识，而且形成了一系列妇女参政的政策，包括：“在法律上赋予妇女同男子平等的参政权”；“以最低比例保障妇女的参政权”；以“女工农妇代表会议及妇女代表大会成为妇女参政的主要形式”；在“土地、婚姻、教育等公共政策中保障妇女参政的基本条件”，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劳动妇女参政的水平，走在了全国最前列。[※注]

应当说，中国近代女子参政问题的研究已取得比较大的进展，但尚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特别是在探讨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规律，总结其中得与失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五 国共两党与妇女运动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共产党、国民党等不同政派与政党都曾与近代妇女运动有过直接关系，或充当过妇女运动的领导角色。国共两党与妇女运动的关系，是近30年来研究者较为关注的问题。研究进展较快的是共产党建党初期对妇女工作的领导、抗战时期妇女统一战线以及其国统区妇女运动等问题。

对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妇女运动的方针政策及对妇女运动的领导问题，全国妇联的《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注]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指出：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于同年8月帮助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进行改组，使之成为建党初期党领导的重要妇女组织；1922年中共二大产生的《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畅引婷在充分肯定建党初期党对妇女运动的领导与贡献的同时，指出妇女运动的开展受到的“种种局限”，如“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的高压政策”“封建的束缚，妇女人才缺乏”“经济困难，经费无着”，以及经验缺乏、工作失误等，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实际情况。[※注]此外，叶孟魁提供了一则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夕有关妇女政策的新史料，即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的报告，其中第五部分特别报告了中国的妇女问题及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强调妇女是无产阶级可以依靠的革命力量，是“统一的革命机器的有用的螺丝钉”[※注]。新的资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于中国妇女问题的认识水平。

对于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建立妇运统一战线的研究，主要涉及宋美龄主持的庐山谈话会，以及统一战线的形成、特点、对妇女运动的推动等问题。研究者普遍认为，1938年5月宋美龄出面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实现了各界妇女大联合，标志着中国妇女抗日统一战线正式成立。董妙玲指出，妇女抗日统一战线“具有地域、政治成分和阶级成分的广泛性”，“组织形式的统一完整性”，“抗日方向的连续性”以及“内部阶级斗争的尖锐性”。统一战线中始终存在着左中右三派，是“带有阶级对抗性的合作”。而宋美龄“对抗日的态度，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态度，归根到底取决于蒋介石的总体部署”。[※注]关于中共在妇女统一战线中的作用，李媛认为，邓颖超领导下的南方局妇委，成功运用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妇女，孤立顽固妇女”[※注]的统战策略，最大限度团结了各阶层妇女，推动了国统区妇女运动的全面高涨。国民党对待妇运统一战线的态度、政策等问题，受到不少研究者的重视，武锦莲的《抗战前期的“妇指会”及其活动》、李媛的《宋美龄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妇女界统一战线》、侯德础的《宋氏姊妹与“工合”运动》[※注]等文章，对此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

研究国统区妇女运动的文章近年有所增加，一些文章正面展示了南京国民政府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领导戒缠足等风俗改良运动的运作过程，以及取得的效果。晁海燕著文论述了国统区的“妇女训练”，认为这次对城乡妇女干部和普通妇女民众进行的大规模训练，“是对各阶层广大妇女进行的有组织的一项思想和文化教育活动”。文章还对江西、南京、广东、四川等地开展妇女干部训练和妇女民众训练的概况进行了介绍，并对这一活动产生的广泛影响给予了充分肯定。[※注]水世琤的文章，介绍了社会学家雷洁琼接受妇指会之邀，在江西卓有成效地开展妇女组训工作的情况。[※注]

研究成果最多的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多数文章着重分阶段、分区域、分专题论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妇女运动发展的状况，一些文章侧重于总结与探讨其中的规律与历史经验。[※注]总体看，对于各党派妇女政策、妇运方针、妇运组织形式的研究，比起对妇女运动的过程、内容、成果的研究明显不足。国共两党相比，国民党与妇女运动关系的研究更显薄弱，如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及其工作、抗战时期的妇女国民参政会等问题，涉及文章较少且缺乏力作。

第二节 妇女生活

严格说，对于近代妇女生活的研究，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史研究热与社会史研究的深入，是最初的推动力。性别理论的传播与运用，则促使更多学者将眼光转向了普通妇女的普通生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研究近代妇女生活变迁的专著陆续出版，涉及妇女生活中物质与精神的各个层面。如郑永福和吕美颐的《近代中国妇女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罗苏文的《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夏晓虹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此外，冯尔康和常建华所著《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严昌洪著《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与《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著述，都以相当篇幅研究了与妇女生活相关的一些专题。加之一批专题论文的发表，近代妇女生活史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 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妇女

妇女生活融入反帝反封建时代主旋律，是近代中国妇女生活的主要特点之一。在历次反侵略战争和反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广大妇女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并做出了重大贡献。长期以来的妇女史研究，对这些方面给予了充分肯定，相关文章很多，此处不再赘述。

需要提及的是，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妇女战时生活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一些学者对抗战时期女性因战争受到的伤害及在争取战争胜利过程中的英勇表现，进行了细致梳理和系统论述。如卞修跃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妇女伤亡及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残害——二战期间日本国家军人在华反人道暴行系列研究之一》一文，以各省统计为基础，对中国人口因战争伤亡的性别比、女性伤亡具体人数、日寇侮辱中国妇女的残暴手段，进行了详细统计。[※注]丁卫平的《中国妇女抗战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则“用详尽的史实说话，真实具体的再现中国妇女在全国各地的抗日斗争历程”，分别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区的环境和斗争方式”[※注]进行了系统阐述。这些研究成果，为抗战时期妇女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重要资料支持。

长期被遮掩真相的慰安妇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引起了多方面关注，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一批论著与调查报告先后出版。苏智良、陈丽菲经过长达10余年的调查研究，撰写出《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1999年版）、《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等专著与论文，以确凿的史实推翻了日本一些学者认为充当慰安妇的主要是朝鲜和日本妇女而“极少中国姑娘”的论断，指出：“中国是日本法西斯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慰安妇人数最多，遭遇最惨”。他们考察了日军在华慰安所的类型、分布，慰安妇的来源、人数，日军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方式等问题，以确凿的证据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慰安所分布于中国21个省市广大地区，有的长达14年，中国慰安妇的人数总计在20万以上，多是被日军抢夺，在战场上被俘，被诱骗而来，也有的被汉奸强迫或从妓女中强征而来。文章尖锐指出，作为一种制度，“一旦日军中‘强奸’的观念置换为‘性服务’之后，军队中集团性的强奸不但合法，而且受到军方的保护”，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注]相关的文章还有王海华的调查报告《侵华日军性暴力对中国女性的摧残——抗战时期山西盂县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调查》（《妇女研究论丛》1999年第2期）等。慰安妇问题的研究，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超出了一般妇女生活史的研究范畴。

二 不同阶层妇女的生活

一些研究者注意对近代不同阶层的妇女进行具体研究，在抓住妇女共性的同时，力求掌握其特殊性，以避免研究中的简单化与模式化。研究涉及近代产业女工、近代知识女性、职业妇女、农村妇女，以及妓女、奴婢等特殊阶层。

产业女工是近代新崛起的阶层，它除了具有工人阶级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自己的特点。郑永福、罗苏文、何黎萍等均在书中或文章中论述了近代女工的产生与发展、分布特点、数量变化、工资收入等基本情况。他们的统计资料表明，近代女工的人数一直占产业工人总数（矿山之外）的30%—40%，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罗苏文强调，近代“女性作为一种可观的劳动力资源被纳入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参与商品交换”[※注]，但男女劳动力商品却不能得到平等对待。其书中还论述了女工的家庭生活、业余消遣等生活侧面。池子华的《近代史上的“打工妹”》（《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第1期）指出，“打工妹”一词出现于清末民初，这一群体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的伴生现象，是一股进步的时代潮流，文章还分析了近代“打工妹”的流向与职业分布等问题。李年终以20世纪20年代上海厚生纱厂在湖南招募女工为例，探讨由此引发的对女工人格等问题的争论，唤起民众对劳工问题的关注。[※注]此外，上海纱厂的“包身工”制度、上海缫丝业的“女子工业进德会”等，也有研究涉及。

职业妇女也是近代新崛起的阶层。何黎萍在文章中指出，近代妇女进入社会后最早从事的职业是工人，稍晚是教师和医生。民初出现的女子实业运动，是妇女就业的一次大预演；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家从法律上确认妇女职业平等权，妇女得以涉足社会大部分职业。但是“妇女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职业平等权。社会许多职业还没有对妇女开放，尤其是高层次的职业”[※注]。另有文章提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妇女就业领域迅速拓展，部分女性开始进入高层次职业领域，出现了一批女教授、女校长、女经理、女银行家、女行政长官等，这是当时女性职业的新特点。[※注]何黎萍对解放战争时期妇女职业状况进行了考察，将国统区女性职业环境的恶化与解放区女职工得到广泛就业平等权的状况进行了对比。[※注]女招待、女警察也有专题研究。[※注]

社会对于女性职业的态度，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贤妻良母的女性角色问题，一直是学者关注和有所争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臧建发表《妇女职业角色冲突的历史回顾——关于“妇女回家的三次论争”》（《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2期）、吕美颐发表《评中国近代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论争》（《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夏蓉的文章具体考察了“贤妻良母主义”论争中男女两性的观点歧异，指出其“根本分歧是如何看待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问题”[※注]；程郁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提倡女子就业思潮与贤妻良母主义的形成》（《史林》2005年第6期）一文指出，“至少在中国贤妻良母主义形成初期，近代各个政治派别几乎都主张妇女自谋生路，认为女子教育的目的之一是制造更多的职业妇女”；李卓在比较中日两国的贤妻良母观时，认为日本的贤妻良母主义传入中国，是一个逆向传播过程，而贤妻良母的内涵中是否包含有知识和受教育，是两国贤妻良母观的根本区别[※注]。职业妇女的主体——知识妇女群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一些文章从不同侧面论述了近代知识女性表现出的自立精神、自救意识、爱国情结等。[※注]

关于近代农村妇女。近代经济史学家较早注意到，鸦片战争后外国棉纱与棉织品的输入，对中国传统的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产生了瓦解作用，促成纺与织以及耕与织的分离，对农村妇女及其家庭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种研究没有与妇女史接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在更广阔的视野内研究近代农村妇女。《近代中国妇女生活》一书，从农村妇女的家庭生活、岁时风俗、农业生产活动、家庭手工业等方面，探讨了近代农村妇女生活的变化。并且尝试运用定量分析的手段，对农妇的生产劳动占家庭农业劳动总量的比例进行量化分析。《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选择华北定县与江苏江村两地，对南北方不同地域农妇的生活环境、生产中的性别分工、女性家庭地位等问题进行了对比分析。王思梅、黄正林等人的文章，则对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地区——根据地的农村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进行了研究。[※注]小田探讨了江南地区乡村妇女职业结构的变化，认为这不仅拓展了农村妇女的生存手段，而且对于现代江南乡土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也是有益的。[※注]

娼妓是女性中一个特殊而复杂的群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了几部以介绍为主的娼妓史。忻平、江沛分别以上海和天津为例，从社会发展多元化方面探讨了娼妓业兴盛的原因与特点；分析了娼妓业的群体结构，行规、经营与分配，娼妓与嫖客的生活实态等一系列问题，主张从社会经济方面来寻求娼妓业存在的社会基础。[※注]张百庆从分析城市早期近代化出发，探讨近代城市娼妓业兴盛的社会原因。[※注]一些文章还涉及近代废娼运动问题。林红的文章论述了从太平天国的“废娼”，到“五四”前后的废娼讨论，认为近代废娼运动是“人权意识觉醒和妇女解放思潮的直接产物。它在观念上撼动了男性中心社会的‘卖淫社会必要论’的一统天下，引发人们对娼妓问题的人道主义思考”。而人权意识的先天不足是中国废娼理论始终得不到长足发展的主要原因。[※注]

对妇女进行分层研究，是近代妇女史研究中需要重视和加速推广的方法，目前只有少量贴近社会史的妇女史专著和文章有所运用，制约了妇女史研究在广度与深度方面的扩展。尤其是作为近代女性人口最多的农村妇女阶层，对其生存状况关注不够，是研究中一大缺憾。

三 婚姻与家庭

婚姻与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绝大多数人生活的必然经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近代婚姻家庭制度研究中涉及最多的是太平天国的婚姻家庭问题。当时研究者对于太平天国男女别营、建立女馆及改革婚姻论财的陋俗，给予了很高评价。太平天国的“龙凤合挥”文书发现后，更增加了人们的研究兴趣。此后，近代婚姻家庭史的研究基本处于中断状态。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近代婚姻家庭的研究重新启动，内容包括了婚姻观念、婚姻制度、婚姻立法、婚嫁习俗以及家庭制度在近代的基本状况及其变迁。

陈振江认为，近代婚姻家庭变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发端于19世纪末期的维新改良运动时期，高涨于20世纪初期民主革命勃兴之时，及至‘五四’运动前后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他强调婚姻家庭的变革，“实质上是反对专制制度和争取民主自由的女权运动，也是人性觉醒的重要标志”。他还特别指出，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派与无政府主义者从两个方面“倡言婚姻变革”，尽管激进人士“把家庭视为万恶之源，把废除婚姻家庭当作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但所形成的“婚姻家庭革命”的社会思潮，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效果”。[※注]

徐建生指出，人们从三个方面对旧式婚姻及其习俗进行揭露和批判：其一，对旧式婚姻中“包办、买卖和强迫性质”的批判。认为这些做法“是对爱情的扼杀，是家庭中尊长压制和取消卑幼人格的最为露骨的表现”。其二，对“早聘早婚恶俗”的批判。认为这些恶俗不仅有损个人身心，而且“阻碍社会进步，国家强盛”。其三，对“贞操、出妻与一夫多妻”的批判。认为把片面的贞操强加于女子，“乃是畸形的道德，即不道德”；而“七出”的规定，“其含义即是要求女子在家庭中放弃最起码最正当的权利”；一夫多妻制对于出嫁的女子“就是长期的卖身”，与娼妓的区别“仅仅在于时间的长短和出卖的方式不同”。作者认为，近代以来对旧式婚姻的批判颇具深度，“尖锐而深刻地触及了其本质的各个方面”。[※注]

行龙对清末民初婚姻生活中的新潮流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近代婚姻变革思潮受到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理想原则”的影响，因此人们多对中国传统的“礼法婚姻”持否定态度，而对西方实行的由两人之契约而成的“法制婚姻”十分推崇。文章重点研究了清末民初婚姻变革中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一方面是在主婚权利、媒介形式、择偶标准与范围、离婚再嫁等方面追求开放自由；婚礼习俗删繁就简趋向文明。另一方面则是清末民初买卖婚姻陋俗有增无减，“无论贫富，无论娶妇嫁女，聘礼嫁奁十分丰厚”，使得人们的生活负担因婚嫁更为沉重，造成婚姻中各种流弊，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注]

还有些学者利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考察民国年间婚姻状况的变化。陈蕴茜、叶青的文章，以大量统计数据，说明在对待婚姻决定权、婚姻目的等问题上，人们的态度都有很大改变。例如，由以“良善子女的产生”为结婚目的，发展到以“寻求生活伴侣”为第一目的；女性对待丈夫纳妾持反对态度的愈来愈多；自由离婚观念逐渐被多数人所接受。并认为民国时期城市婚姻制度的变迁，“是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传统婚姻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革和发展”，这一“转型过程的完成取决于整个社会的转型”。[※注]

一些学者对近代结婚礼俗的演化进行了研究。严昌洪《旧式婚礼所折射的妇女地位问题》[※注]，认为婚礼中的各种禁忌与厌胜仪式、跪茶之俗、闹房与验贞之习，反映的都是妇女无个人意志与独立人格可言。文章在探索中国婚俗从传统“六礼”向文明婚礼演进之后指出，文明婚礼中的“新旧结合，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特点，是“中西习尚走向融合的积极成果”。结婚礼俗的改革，不仅“折射出妇女地位的有限提高”，而且“可以避免因旧式婚礼的诸多弊端而引起的家庭关系的潜在危机”。李少兵对民国时期婚姻习俗的变化也进行了考察。[※注]

一些学者强调，婚俗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具有历史惰性。长时期内“新的婚俗可能在‘质’的方面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旧的婚俗则在‘量’的方面仍占‘统治’地位，有普遍性的影响，迟迟无法革除”。同时，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会使婚姻制度的变革呈现不平衡性。因此不应忽视长期保存在近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婚姻陋俗，如娶妾、早婚、童养媳、未生子先抱媳的“望郎妇”与“花等女”、典妻与租妻、通过为女家做工而等待幼女长大成亲的“站年汉”、男子兼祧两房时得娶两妻，以及刁难寡妇再嫁等陋俗。[※注]一些文章论述了近代广东特有的“自梳女”与“不落家”婚俗形成的社会经济背景。这种通过特定的仪式自行易辫为髻以独身终老，或结婚不落夫家、不与丈夫同居的生活方式，深受海内外学者的重视。有文章认为“自梳女”现象之发生在近代珠三角地区，与当地经济发展的特点有关，也与女性个人能否具有经济独立的条件直接相关。[※注]还有文章进一步对近代女性的独身问题进行了研究，刘正刚、乔素玲认为女性独身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社会经济变迁、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是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标志。[※注]近代少数民族婚姻制度研究中最热的是中国西南地区纳西族的“走婚”制（即阿注婚）。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光汉、严汝娴、宋兆麟等对这种特别的婚姻制度进行过系统调查，1983年正式出版《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一书，将其定性为母系制遗存。当今学者的研究角度有多种，或来自民族学、人类学，或来自社会学、历史学。一些人还认同以往纳西族学者的研究结论，如和钟华就认为摩梭人（纳西族的一支）的“走婚”，产生于“特定的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文化心理背景。它是摩梭人的一种选择，一种适合于他们的生存环境的生活方式”[※注]。

关于法律变革与婚姻制度变革的关系。学者普遍认为近代婚姻立法的特点，是在法律制度上对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平等地位趋向肯定。研究重点在于国共两党的婚姻立法改革。孙晓指出，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1926年国民党二大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中有关婚姻制度改革的规定，都具有立法意义。[※注]对于1930年国民政府公布的《民法·亲属编》，多有文章涉及。张树栋、李秀领等从两方面对《民法·亲属编》进行了分析：一方面充分肯定民法中关于“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方面的新规定；一方面对于民法中允许娶妾、限制妇女离婚请求权所表现出来的“虚伪性”进行批判。[※注]谭志云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苏省高等法院民事案例为例，剖析了妇女在法律上获得与男子平等的离婚权利后，仍然受到来自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困扰和制约的原因。[※注]程郁考察了《民国时期“妾”的法律地位及其变迁》（《史林》1999年第4期），指出与北洋政府时期相比，南京政府时期妾与家长的关系从合法契约变成了家属身份，为司法解释所承认，两者并没有本质区别。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1931年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1934年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各边区政府制定的婚姻条例的进步性，不少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岳珑等人指出，陕甘宁边区婚姻制度改革，不仅“给广大妇女生产、生活带来全新的变化”，而且“为新中国婚姻法的制定、颁布与实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注]。总体来说，对于婚姻立法问题的关注正在加强，但对中国近代婚姻立法的进程、性质、效果，以及婚姻制度变革对女性的影响，尤其是婚姻变革对家庭的影响问题，尚缺乏系统研究。

四 妇女与宗教

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长期受到歧视与压制，一些女性精神世界更需要精神寄托，因此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相关研究中，女性与基督教的关系论著较多，在教会女子大学的研究方面成果突出；女性与佛教的研究文章有限，但出现了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女性与近代伊斯兰教的研究则有了突破性进展，水镜君与玛利亚·雅绍克（英）合作出版《中国清真女寺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开辟了这一专题研究的全新领域。近年的近代妇女与宗教的研究，既有领域拓展，也有观念更新，在宗教对妇女影响的评价方面，已从全盘否定转变为实事求是的评价。

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对近代中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在研究中国妇女运动的兴起、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早期不缠足运动等问题时，不少文章都论述到了基督教的正面影响。《基督教和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妇女中的传播及其影响》等文，在考察天主教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妇女中传播的概况，勾勒中国修女、贞女与一般女教徒信仰生活的同时，还指出，“基督教对近代妇女生活的影响，已超出了宗教范围”，无论在传播男女平等妇女观、促进女子教育产生与发展、推动改革残害妇女的陋俗方面，还是在向女性传播带有近代色彩的生活方式方面，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只是，西方文化中一些有益的东西，“在长期敌对的气氛下，人们也很难平心静气地加以辨别、吸收”。[※注]一些论著，客观分析了基督教能够吸引相当数量妇女的原因，认为是由基督教在组织、人才、经济上有国际宗教组织的支持和指导，其活动方式具有教育性、娱乐性和服务性这些特点决定的。[※注]

基督教女青年会及其活动是研究中的重点之一。早期女青年会主要通过集体活动和有教育意义的各项事工来吸引广大妇女。周蕾等人的文章，介绍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青年会的劳工事业与乡村事业，指出基督教团体比较早地注意到了工厂女工问题，创办了多所平民学校、女工夜校、劳动服务处等，以帮助女性为主的弱势群体。[※注]还有文章进一步探索了女青年会的活动与中国妇女运动的关系问题，将其视为“另一种妇女运动”或“寻找男女平等的另种途径”[※注]。此外，对中国妇女影响较大的基督教报刊，如《万国公报》《女铎》《女星》《女青年报》《妇女》等，也有文章进行了考察。[※注]

陶飞亚主编的《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一书，出版于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是一部研究基督教与中国妇女关系的专题论文集，搜集文章17篇。内容涉及女基督徒的身份、信仰，宗教生活，女青年会事工、来华女传教士、中国女基督徒中的著名人士等，集中展现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成果。

郑永福《佛教与近代中国女性》及郑永福、吕美颐《佛教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女性中影响之比较》两文，论述了近代佛教女教徒的来源和分布、比丘尼与女居士（优婆夷）的宗教修持生活，以及近代社会变革对她们生活的影响，并论及民间妇女对佛教的宗教迷信问题，分析了民间妇女崇佛成风的社会、心理因素及佛教自身特点的影响。并通过与基督教进行对比，探寻近代佛教在妇女中影响衰退的原因。[※注]何建明对其中一些问题持有异议，提出这一时期出现了“佛教文化复兴运动”，“佛教女众逐步走出传统束缚，在创办社会事业、组织现代女众团体和佛教学术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是佛教复兴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中还列举了当时有影响的比丘尼量海、恒宝、觉明及居士张圣慧、吕碧城等人的活动。[※注]此后何建明连续发表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女性观》《中国近代的佛教女众教育》等文，指出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中国佛教积极调适近代女权思想，开掘佛教的男女平等精神，合理阐释佛典中某些贬责女性的言论，强调佛教女众受教育权的重要性以及享受权利与承担责任的关系。但是佛教女性观念的近代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注]

近代中国妇女与伊斯兰教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一些文章涉及的问题集中于伊斯兰教的女子教育及信仰特征等方面。[※注]水镜君与英国的玛利亚·雅绍克对中国近代清真女寺进行了多年研究，为近代中国妇女与伊斯兰教关系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她们揭示了这些矗立在中原地区和广大回民集居区的清真女寺，是在何种历史背景及何种动力之下，由清真女学发展而来，又对广大穆斯林妇女产生何种影响。以往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该书则进行了有意义的开掘与探索。她们指出：这种出现于清代中后期的“由女阿訇主持的清真女寺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的产物，是远离伊斯兰世界的中国穆斯林在适应主流文化过程中的一种集体创新”。这种独立的女寺礼拜场所的出现，使伊斯兰妇女从此有了“专属于自己的公共活动空间”，尽管女寺的功能比较单一，且无法根本改变伊斯兰教中男女不平等的现实，但男女寺并存、并称的现象已“隐含着一种平等或平等的要求”。[※注]此书的写作建立在大量的调查和访谈基础之上，采用了人类学、口述史与历史研究、文本分析互补的研究方法。两位研究者的文化背景差异较大，使用的理论与分析思路也不尽相同，但并未影响给人们留下清晰完整的概念。

总体上看，近代妇女与宗教的研究已有突破性进展，但因研究基础薄弱和难度较大，研究水平尚有很大提升空间。

五 与妇女生活相关的其他问题

关于女性生育问题。生孩子不仅是关乎女人命运的大事，也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大事，但以往较少被妇女史学者所关注。秦燕、岳珑1997年出版的《走出封闭——陕北妇女的婚姻与生育（1900—1949）》一书，是较早研究这一问题的专著。书中运用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料分析了陕北地区生育习俗的特殊性，指出“在传统社会里，妇女的生育行为、生育观念均受到当地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的制约和影响”。陕北地区特殊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使得这里的人们有着强烈的生殖愿望，有着重男但不嫌女的性别价值取向。书中还以不少篇幅论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甘宁地区进行生育革命和推广新法接生给这一地区妇女带来的福音。[※注]吕美颐、郑永福《近代中国新法接生的引进与推广》（《山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5期）一文，着重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将妇幼保健列入公共卫生事业，为推广新法接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培养新式助产士，制定有关助产士的法规，将助产士管理纳入卫生行政，在一些城市和农村设点，以尝试建立妇幼保健网络。这是国民政府在发展公共卫生事业中最见成效的一项工作。

溺女婴是与生育相关的恶俗。徐永志考察了山西、湖南、浙江、福建、广西等省的溺女习俗，指出“近代溺女泛滥成灾，流弊成风，是中国历史上溺女的全盛时期”，“遍及贫富两大阶级”。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人口过剩及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一方面是“厚嫁之俗”，使一般人家对嫁女“力所不及”。溺女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原因。文章认为，溺女之风造成了严重社会危害，导致全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助长了民间各种收养婚姻陋俗的流行，影响家庭与社会的稳定。[※注]与生育问题相关的还有节制生育、优生优育、性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但是研究文章很少。[※注]

关于女性服饰的变迁。由于服饰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妇女生活的变化，反映了社会习俗的变迁，因此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金炳亮的《民初女子服饰改革述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从民初女子服饰的改革潮流出发，提出经过社会变革洗礼的广大妇女，“力求从后台走到前台，在社会大舞台上充当重要角色，改变传统妇女的形象。表现在服饰上，就是大胆奔放，不拘一格”。认为虽然“民初妇女在服饰上的创新有冲击传统的成分”，但也“带有盲目性和与女权运动脱轨的缺点”。罗苏文强调，民初以后，“等级贵贱、性别尊卑的陈规陋俗开始受到冲刷、荡涤，女性妆饰呈现出诱人的时代色彩”，这种变化“使女性兼有了审美主体、客体的双重身份，也使女性妆饰转为彰显个性的手段”。文中还以上海、北京、西安、兰州为代表，对不同地域女子服饰的变化，做了对比研究。[※注]张敏的文章则对妓女、职业妇女、下层妇女等不同人群的穿着特点进行了分析。[※注]另有一些文章，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强调除了“审美观念的变化、时装表演与选美活动的展开、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之外，“近代服装服饰产业的产生与发展，则为民国时期女性服饰演变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注]。

1998年后，妇女生活研究所触及的问题越来越广泛。诸如近代体育在女性中的开展及与妇女解放的关系[※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自杀的社会现象[※注]、近代女性的赈灾实践及角色变化[※注]、关于近代妇女的财产问题[※注]，等等，均有文章涉及。应当说，女性的社会生活是个包罗万象的议题，近代社会又变化万千，因此，只有不断发掘新的研究领域，才能真实再现妇女生活变迁的全貌。

第三节 妇女人物

妇女人物是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对象集中于三种类型：一是晚清后妃及相关人物，如慈禧太后、珍妃、裕德龄姐妹等人；二是农民起义中有影响的女英雄，涉及较多的是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时期的洪宣娇、傅善祥、苏三娘、周秀英、林黑儿等；三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以及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妇女领袖、知名人士、英雄人物等，前者如秋瑾、唐群英、徐宗汉、尹锐志、尹维竣、吴芝英、张竹君、张默君、刘青霞、吕碧城等，后者如何香凝、宋庆龄、蔡畅、向警予、邓颖超、康克清、史良、沈兹九、雷洁琼等。此外，还有一些风云一时或在某一方面影响较大的妇女人物，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如出自青楼的赛金花、小凤仙，中国近代第一个女报人裘毓芳，早期走出国门的女性代表人物单士厘，晚清外交女英才刘瑞芬、女企业家董竹君等。研究成果较多的是那拉氏、秋瑾、向警予、宋庆龄等人。

关于秋瑾。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人物中，最受关注的要属秋瑾，有关文章达300篇之多。《秋瑾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中华书局1983年版）、《秋瑾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以及郑云山的《秋瑾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的出版，推动了秋瑾研究热潮的一再出现。有关秋瑾史实的考订，争论最多的是其出生年份，郭延礼等主张1877年说，另有1875年、1878年、1879年说。[※注]相关的学术论著，以探讨秋瑾的爱国反帝活动及其民主思想者居多，对其争取妇女解放、抨击封建礼教、反对封建婚姻、要求男女平等的思想予以充分肯定。[※注]21世纪头10年，人们已从对其生平事迹和有关史实的考订，逐渐深入探究其作为女性的主体觉醒，以及妇女解放思想产生的动态过程。夏晓虹研究了1902年前后秋瑾的北京之行，认为这一时期是她萌生女性独立观念的一大契机，争取妇女解放的信念从此确立。[※注]沈倩则探讨了秋瑾从依附状态到独立状态的转变过程、转化动因。[※注]

关于向警予。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妇女领袖的研究，关注向警予的较多，除了戴绪恭等编《向警予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及其传记的出版，相关文章不下几十篇。刘华清的《试论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体系》（《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全面探讨了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的内涵，以及她对妇女解放根本目标、根本途径的认识。文章认为，向警予把唯物史观贯穿于整个妇女解放思想体系之中，具有开拓性、深刻性。李卫平的文章研究了向警予关于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出向警予主张共产党在积极开展劳动妇女运动的同时，必须联合并指导其他的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必须制定正确的策略，在组织上建立妇女运动的统一战线。[※注]文章认为，妇女统一战线的思想与策略，对于推动建党初期妇女运动的发展有着积极影响。对于向警予的活动与生平，学术界尚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如向警予是汉族人还是土家族人[※注]，中共二大至四大期间向警予是否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妇女部部长[※注]，等等，均有不同看法。

关于宋庆龄。60年间，对于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宋庆龄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之外，有关专著已出版40多部，其中包括各类《宋庆龄传》5部，文章500余篇。学术界对于宋庆龄的研究是将其作为政治领袖与社会活动家来定位的，主要涉及宋庆龄一生不平凡的经历、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等。关于宋庆龄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关系，也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文章虽不多但有较高的研究起点。

宋庆龄的一生，始终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并为之做出了重大贡献，大量文章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投身中国革命，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坚持和发展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并且形成了宋庆龄思想；促成第一次、第二次国共合作，为维护革命统一战线不懈斗争；为保护妇女与儿童利益做了大量工作，有效推动了社会救济与福利事业的发展；作为世界和平运动领袖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注]一些文章涉及了宋庆龄人生中一系列具体问题，如祖籍、出生地、在美留学、与孙中山结合、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开展工合运动，以及宋庆龄与基督教的关系等。[※注]其中，对有些问题的研究尚有分歧。

关于宋庆龄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战士到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的重大转变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重点。内容包括转变的思想基础、促成转变的内外因条件、完成这一转变的标志等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宋庆龄在30年代初发表的几篇论著，尤其是1933年9月《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发表，是她已完成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标志。[※注]

作为中国妇女解放的光辉旗帜，宋庆龄的妇女解放理论与实践已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盛永华的《宋庆龄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注]、程绍珍的《宋庆龄民主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着重探讨宋庆龄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体系，认为把妇女解放与推翻剥削制度联系起来，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视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部分，是宋庆龄在妇女理论问题上本质性的飞跃，是其妇女解放理论最重要的内容。紧紧依靠中国共产党，坚持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思想和策略，是宋庆龄关于妇女解放理论的另一重要内容。强调全世界妇女需要解放、需要和平，强调妇女是人类解放运动与和平事业的伟大动力，也是宋庆龄妇女解放理论不可或缺的部分。还有文章提出，20世纪20年代宋庆龄就已经指出，“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这表明“与同代人相比较，宋庆龄对于妇女问题的认识起点是相当高的”。

吴淑珍等人的文章，论述了宋庆龄在各个历史阶段投身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活动。文章认为，宋庆龄的妇女解放思想发端于在美留学期间；投身妇女解放运动始于1921年建立妇女“出征军人慰劳会”等组织以支持护法军政府；国民党二大以后，她以中央妇女部部长的身份直接领导妇女运动；抗战时期，她以自己崇高的声望和积极行动，推动了妇女统一战线的建立，促使宋氏三姐妹摒除政见分歧，携手推动妇女救亡新局面。文章指出，“在整个民主革命阶段，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宋庆龄都始终高举妇女解放的旗帜，一开始就表现出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领袖不同的特点”。[※注]尚明轩等人的文章就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对妇女运动的特殊贡献，进行了专题研究，突出了两点内容：一是在争取国际妇女界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方面做出了努力；二是在香港期间，直接领导港、澳地区和广大华侨妇女支援内地的抗日战争。文章强调，宋庆龄在这些方面起到的作用，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注]

总体来看，作为政治领袖和妇女领袖的宋庆龄，两种角色都应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长期以来，后一种角色的研究明显薄弱，尤其是宋庆龄领导、影响中国妇女运动的特殊方式、特殊贡献，是研究中特别需要加强的。

近年来关于近代妇女人物的研究，涉及范围有了很大拓展。曾宝荪和曾纪芬的《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版）、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等回忆录，为研究这些杰出妇女人物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资料。先后出版的重要女性传记还有《唐群英评传》（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豪门女杰刘青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厚生务实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中华女英烈》（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之类的纪念性传记，虽然从学术角度看有些参差不齐，但还是对推动妇女人物专题研究有积极意义。论文中所涉及的妇女人物一般集中于特定事件，作为个案研究的特点是较易深入透视当时的社会。如夏晓虹的文章，以清末女学生杜成淑在报纸上公开拒绝翻译馆男学生屈彊求爱事件，探讨了社会转折时期新教育与旧道德的尖锐矛盾；以惠兴以身殉学的自杀事件，探讨兴办女学的艰难，揭示出复杂的社会矛盾对新事物成长的干扰。[※注]再如，对因为放足被翁姑逼迫自杀的胡彷兰一案，研究者解读的角度不尽相同，有的通过分析民众、舆论、官方、妇女团体对此案的态度，探讨女性在争取自身权利的过程中与社会各种势力的交互关系，有的则通过解剖这一事件由案例到新闻到小说的演变过程，探讨社会舆论对于妇女解放进程的影响程度。[※注]侯杰、秦方、李德珠以张嗣清、吕碧城、刘清扬、郭隆真等“新女性”为研究对象，揭示了生活在男权社会和男权秩序下，新女性遭遇的种种人生矛盾。[※注]至于近代女性作家这一特殊群体，她们作为时代骄子，其个人及作品的影响往往长久不衰，但对她们的研究大多被纳入了文学史范畴。

人物个案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人物的深入研究于妇女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已有的成果中，大量有影响的妇女人物，包括清末民初妇女运动发轫阶段、民主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党派不同民族的妇女代表人物、领袖人物，以及作为芸芸众生的普通妇女，还未很好地纳入研究视野。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妇女史整体水平难以提高的制约因素之一。积极调整研究思路，在不同层面上开展对各种类型妇女人物的深入研究，是人们所期待的。

第四节 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60年间，近代妇女史研究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改革开放后进入了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妇女史对于历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带来了新的理论与方法。可以说，妇女史在研究对象、途径、范围和分析范畴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进步。在研究对象方面，它把目光对准了全体妇女，开始对城市和乡村普通妇女，包括女工、女奴、女仆、修女、女巫、寡妇、娼妓等不同群体的妇女展开研究；在研究途径方面，它从孤立地考察妇女状况，或者简单地把妇女的历史活动填入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历史的做法，发展到对两性关系进行研究；在研究的范围方面，它从研究妇女的政治、经济活动，家庭婚姻，进一步扩展到她们的宗教、文化活动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分析范畴方面，妇女史最重要的成就是把社会性别概念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并把它用作历史分析的一个范畴。[※注]“它对历史研究在整体上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注]，甚至具有史学革命的意义。但是，由于起步较晚，近代妇女史研究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一 关于妇女史研究的理论

当今的妇女史已具备专门史的特点，显示出双重身份，既是历史学的分支，又是妇女学的分支。作为前者，它必然遵循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并不断汲取史学理论与方法更新的成果；而作为后者，它又必不可避免地接受女性主义理论，受到这一理论发展的深刻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30年，近代妇女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采纳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实证主义方法为指导的研究方法，由于研究基础薄弱，始终未能发展为独立学科，也未能摆脱学术边缘的处境。改革开放后30年间，妇女史研究主要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推动：一方面是史学内部新社会史的兴起及文化史研究热的出现；一方面是现代化浪潮和当代妇女运动推动下的西方女性主义的迅猛发展。近代妇女史由单纯的历史学分支，逐渐发展为妇女/性别研究，“开始摆脱长期作为政治附庸、历史点缀和商业卖点的尴尬地位，迈向独立发展成长的阶段”[※注]。

近代妇女史研究最大的突破，是吸收和采用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社会性别理论，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女性主义作为西方妇女运动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孕育出了社会性别（gender）理论，在西方妇女学界，社会性别理论作为同阶级和种族一样的分析社会制度的基本范畴，被广泛使用。90年代初，性别理论传入中国，受到中国妇女学与妇女史学界的普遍重视，不少学者开始尝试将这一理论引入妇女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997年高世瑜在评价中国妇女史研究状况时，曾指出研究者对于性别理论的采纳程度不尽相同，并以此为根据，将当时的研究成果划分为妇女史与女性主义妇女史两种类型，认为“前者似乎只是历史学的一个曾被忽视、遗漏的研究领域，而后者则是用一种全新的史学研究角度与方法，或者说是一种史观去重新编写历史”[※注]。在一个时期内，近代妇女史研究也是以第一种类型为主，偏重于钩沉发微以再现女性在近代的生存状态。但是不少学者一直在积极研究并有意识地在研究中运用性别理论，一些带有明显女性主义色彩的著述不断涌现出来。有代表性的，诸如黄育馥1998年出版的《京剧、跷和中国的性别关系（1902—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书。该书以独特的视角研究京剧中的“跷”——一种作为道具模仿妇女缠足的木制小脚。通过这一舞台道具在20世纪头几十年中国京剧舞台上的兴衰，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化以及这一艺术现象在性别关系方面的深刻内涵。2004年出版的夏晓虹所著《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也是一部以性别观照贯穿全书为特点而使人耳目一新的专著，书中不仅对于清末一些人云亦云的女性人物和相关事件，重新进行了深入考订，而且以细致的文本分析和对性别理论的有效运用，使全书新意盎然。应当说，社会性别理论在妇女史研究中的运用，体现的是一种学术意识，为妇女史研究从根本上发展为学术范例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些学者还在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建立妇女史自己的体系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力图使近代妇女史走出革命史的框架。她们试图从“社会性别制度”入手，在制度层面探讨一个社会的性别秩序和性别的社会结构建立的机制，并探讨这一制度的内在结构——纵横交错的规范网络，以及自身的运作机制。[※注]希望从研究性别制度的构建与变迁中重建妇女史的体系与框架。

但是，近代妇女史研究中，理论的欠缺依然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是制约研究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性别理论本土化是关键所在。目前，有些妇女史研究只是停留在对性别理论认同的宣示上，有些则停留于简单的模仿与比拟，缺乏对这一理论的深入理解和卓有成效的运用。切实在研究中借鉴性别理论，才能体现妇女史研究的理论创新。

二 关于妇女史研究的方法

妇女史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口述历史方法的运用等方面。新的研究方法，使妇女史研究朝着多视角、跨学科、综合性的妇女/性别史的方向有了实质性进展。

妇女史研究在发展中逐渐打破传统学科界限，从多种学科汲取了理论与方法，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女性学、民族学、人种学、人口学、民俗学、宗教学、新闻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多学科带来的多种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弥补了一个时期妇女史研究领域难以拓展的窘境，为解决妇女史资料来源不足打开了新的门径。

这其中，社会学对妇女史的影响最大。20世纪70年代末在法国年鉴学派影响下，新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出现高潮。把妇女作为性别群体纳入近代社会史研究成为学者们的共识，一些社会史论著对此做了有益尝试，《清人社会生活》《中国近代社会史》《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等近代社会史专著中，都有相当篇幅论及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及相关问题。妇女史还一再作为专题被列入社会史丛书系列。新时期的近代妇女史研究，最早借用的新研究方法即来自社会学和社会史，如罗苏文的《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郑永福的《近代中国妇女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蒋美华的《20世纪中国女性角色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著作，都明显借鉴了社会史的理论与框架，采纳了社会史分层研究、群体研究、角色研究等方法。一些论文，也大量引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杂志》《社会学界》《社会问题》《社会调查集刊》等刊物的调查数据资料，显示出研究方法的创新。当然，近代社会史研究替代不了近代妇女史研究，但在拓展妇女史研究视野和丰富研究方法方面，给了妇女史研究很多有益的启发。

口述史是近十几年来备受中外史学界重视的新研究方法，虽非妇女研究所独创，但与妇女史具有天然盟友关系。传入中国后亦首先在妇女史研究中得到应用，成为妇女史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的又一突破。口述历史打破了单纯以文献为资料、以史学家为代言人的传统史学规范，将生命体验融入史学，并把录像、录音等现代技术引入历史研究，是中国史学史上一种开拓性尝试。

不少学者在研究近现代与当代妇女史时使用了口述方法，很快取得一批成果。如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和钟华、杜芳琴主编的《大山的女儿》西南卷、华北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张晓的《西江苖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

李小江主持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是规模较大的妇女口述史项目。1992年启动，历经10余年，参与者达到近千人次，至2003年正式出版了名为《让女人自己说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妇女口述史丛书。该丛书分独立历程、经历战争、文化寻踪、民族叙事四部分，全方位展现了近代妇女的历史命运与独特风采。项目进行过程中曾就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召开了两次研讨会，对口述史的功能、妇女口述史与正史的关系、口述资料与一般资料的区别、口述资料的真实性、资料的使用权及操作技术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研讨，推进了妇女史研究中口述史的应用。丛书的出版，是一次比较成功运用口述方法完成近代妇女史的大制作，不仅为妇女史研究提供了文字之外的丰富资料，而且其本身就是一部别样妇女史。其意义在于“将历史记载从英雄推及普通人，将历史的解释权由男子推及妇女”。在妇女于正史中基本缺席的情况下，口述历史“将妇女载入史册，即是其价值体现”。[※注]

可以预料，妇女口述史将会对近代妇女史乃至整个近代史的研究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但是，妇女史学界熟悉口述史操作方法的人数较少，口述史的启动又需要资金与人力等较多外部条件，一些急需抢救的口述资料，随时又有失去的危险。如何继续坚持和进一步推广这一研究方法，是一个需要给予特别关注的问题。

妇女史研究中还有另一种正被一些学者尝试和运用的方法，即文本分析的方法。文本意识促使性别史研究者不断探寻适当的文本，拓展资料空间，在历史研究惯用的官书、档案、地方志等资料之外，口述历史、碑刻、墓志铭、诗歌、对联、挽词、传说、故事、民谣、戏曲、歌词、图画、雕像、宗教经典和宣传品等，都被纳入了文本范围，从而大大弥补了妇女史资料的不足。此外，文本分析的切入点与视角，尤其是解读方法，更加适合社会性别理论的运用。侯杰在强调文本解读是重要环节时，指出：“解读并不是对文本意涵的被动接受，而是融入了解读者的理解和主观想象。”因而，给研究者留下了更大的阐释空间和采用多视角分析的余地。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于妇女史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给文本以适当的界定和解读，从而使中国近代性别史得到更丰富的再现”，展示出更加深刻的内涵。[※注]妇女史研究或许因此能够走出容易流于肤浅的窘境。夏晓虹、侯杰等学者在自己著述中对如何运用文本分析作出了成功尝试。由此看来，文本分析是一种有推广价值和发展前景的研究方法。

当前，不少妇女史研究者对于理论的重视超过了对于方法的重视，在研究中习惯于沿用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较少尝试新方法。殊不知性别理论与方法是一个整体，没有方法的更新，就难以有理论的突破。

三 妇女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与整个中国史研究相比，近代妇女史研究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水平与成熟度方面，存在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一，缺少研究范例，低层次重复现象不时出现。研究范例是指具有标志性，为学术界认可的研究成果。它是衡量某一学术领域研究水准的指标之一。对于妇女史来说，大批研究范例的涌现也是其发展为专门史和走向独立学科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个时期内，近代妇女史研究徘徊在初级阶段，未能涌现出大批有学术影响的成果，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除了起步较晚、研究理论与方法创新不足，还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刘志琴对此列出了三种情形：一是以革命史代替妇女史；二是以精英史代替妇女的大众史；三是以观念史代替妇女的社会史。[※注]结果既造成对妇女史的定位不准，也造成眼界偏窄，无法充分展现近代妇女生活丰富多彩的各个侧面和时尚风貎。另一个影响因素是，一些研究未建立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常常出现论证和结论比较勉强的状况，如桑兵所言：“从片断与片面的资料中不可能得到真实的历史映像，而失却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必然导致历史学术价值的降低。”再者，研究中存在的简单化倾向，也造成了顾此失彼，难以把握妇女史的全部信息，如不去区分今日的女性观与昨日的女性观、男性的女性观与女性的女性观、上流的女性观与下层的女性观、本土的女性观与外来的女性观，结果就难以避免研究中存在主观性与片面性。[※注]

其二，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妇女史的研究领域属于开放类型，始终在不断拓展之中。如果研究者思路过于单一，如果妇女史的研究赶不上近代史研究的步伐，就会影响研究的视野。近代妇女史研究领域拓展相对缓慢，薄弱环节较多，还有一些需要填补的空白之处。因此，对处于不同时代、地域、民族、阶层的妇女进行具体分析，突出不平衡性、差异性是提高近代妇女史研究水平的重要环节之一。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各民族妇女的社会、家庭地位与生活习俗差别较大，甚至迥然不同；同时，近代新思潮、新观念由沿海或中心城市向内地和农村的扩散存在不平衡性，对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域妇女产生的影响也存在很大差异。我们在妇女史研究中对这些因素考虑很不够，求同多而寻找差异少。实际上，在研究中注重差异，是性别理论发展的重要趋势。通过对比的方法寻找差异以提高研究水准，应是可行的办法。如在对国共两党妇女运动的方针、政策的比较研究中，探求它们在妇女运动中所起作用和所具影响的异同；在对中国妇女运动与国际妇女运动的比较中，了解其相互关系和影响等。

其三，妇女史史料的挖掘、搜集、整理，落后于研究的发展，已经成为提高研究水平的障碍。已整理出版的有张玉法、李又宁主编的《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全国妇联妇运研究室编辑的《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全国妇联主编的《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以及江西、广东等省市出版的一批妇女运动历史资料。在浩如烟海的近代史资料中，这些只能算九牛一毛，无法满足研究之需。妇女史资料的特点是少而分散，搜集和整理的难度很大。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整合人力、物力，分门别类地对有关近代妇女史的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出版，将是妇女史学界一大幸事，也是近代妇女史研究更上一层楼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