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集团。它源自1895年袁世凯奉清廷之命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因其最初受北洋通商大臣及1901年继任此职的袁世凯节制，一直被后人称为北洋军。这是一支采用近代兵制和武器装备的新式武装力量。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后，袁世凯倚仗这支武装力量，于1912年3月在北京登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开启了一个直至1928年才结束的长达16年的先后由袁世凯及与袁世凯同源同流的段祺瑞皖系、冯国璋直系军阀和与袁世凯不同源而后合流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掌控国家军政大权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而使北洋军阀史有了狭义和广义的双重含义。就狭义而言，它仅仅是袁世凯北洋军阀及与其同源同流的段祺瑞皖系和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直系军阀史而已，而广义的北洋军阀史则应涵括虽然不同源但却合流的张作霖奉系军阀和西南及其他地方军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北洋军阀多为人民革命的对象，在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下，北洋军阀史研究，一度是个不受重视的薄弱领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学者视为禁区，形成“旧著难找，新著很少”的局面。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专著仅有两种，一是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二是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可喜的是陶菊隐一书，不仅披露了众多原始史料，而且叙事也相当翔实，因此，至今仍受到学界的重视，甚至成了某些人编纂所谓“北洋军阀史”著作的主要蓝本。有评论者指出：“陶菊隐先生这部著作的珍贵，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即为客观叙述，而毫不‘戏说’，务求‘去伪存真’。这就给后人留下了真实的史料。”[※注]然而，奇怪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一向少有人问津的北洋军阀史却又成了“四人帮”集团“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工具，他们利用袁世凯、张勋复辟事件，大批林彪宣扬孔孟之道，与袁世凯、张勋一样也是为了“反革命复辟”。直到“四人帮”集团垮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解放和实事求是学术空气的日趋浓厚，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趋势，涌现了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过先前的大批研究论著。本章拟从广义的角度主要对1949—2009年的北洋军阀史研究作一简要的回顾和介绍。

第一节 对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关于军阀史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何谓军阀？何谓北洋军阀？对于前者，李新的解释是：拥有私兵、据有地盘和实行武治，即直接的军事统治，其中是否实行武治是判别军阀与非军阀的最重要的标准。至于后者，他认为可概括为四个特点：一是采用外国兵制；二是财政来源已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其饷源大宗往往来自关税、盐税、铁路及轮船局等官办企业的收入和发行公债、举借外债；三是实行募兵制，兵源主要依靠招收破产农民或其他劳苦群众；四是不断分裂，乃至发展为各成一派、各据一方，连年混战。[※注]对于北洋军阀的特点，来新夏与李新的看法类似，但对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的解释却不完全一致，他认为近代军阀是一个“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注]。还有学者提出，军阀的特点就是“利用政治特权掠夺了大量的土地”，“都是反动的武装政治集团”，“都以帝国主义作为他们的靠山”，“长期混战”[※注]。另有学者将学界关于何谓军阀的代表性观点，归纳成以下几种：一是“军人领导绅士控制政权，不保卫国家主权的完整，自筹军饷，拥有防区或行政区”。二是“在以宪法为根据建立国家之前的国家政权及其军队都具有军阀性质”。三是“大凡政治权力建立在武力之上，使用这种权力的人物就是军阀”。四是“军阀不过是对军事敌人的辱骂词”。五是有私人的军队，占有相对稳定的地盘，实施直接的军事统治而不是文治。根据这些特征，又可区分为古代军阀和近代军阀，“近代军阀是半封建军阀，有资本主义因素”，且又可分为“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国民党新军阀的特点是封建主义现代化，法西斯主义中国化”。但是，这位学者并不赞成这些观点，他认为这些观点均难以准确解释军阀的含义，因为“中国近代军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产物，军阀统治是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是反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反动派。军阀统治是阶级的统治，各个军阀集团及其代表人物都是从属于统治阶级的。军阀统治的特点是军阀派系繁多，割据称雄和不断地进行战争，而军阀所进行的战争，无不打有帝国主义的烙印。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注]而张华腾则提出，宜以中性词“北洋集团”来表述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认为这样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北洋集团发展演变的轨迹。“北洋集团崛起于清末新政，发展于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及其以后，北洋集团演变为北洋军阀。北洋集团孕育了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是北洋集团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北洋集团走向灭亡的阶段。”在他看来，“这样的表述也许更为科学”。[※注]

2.近代军阀政治的起源、上下时限及其成因。关于近代军阀政治的起源，罗尔纲认为，曾国藩创立湘军，不仅改变了清朝的兵制，在军队中形成了“兵为将有”的状况，也牵动了政局的演变，在地方上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因此，近代军阀政治当起源于湘军。但李新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所谓军阀，最基本的条件是军队为个人所有，因此不能把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李鸿章等人“作为中国近代军阀的开端”。他还认为就连辛亥革命前的袁世凯也不能称之为军阀，只有到了清帝退位，袁世凯窃夺全国政权之后，北洋军才完全为袁氏所私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武昌起义促成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形成”。[※注]

至于近代军阀史的上下限有学者归纳，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吴佩孚……蒋介石都是军阀。这就是说，中国近代军阀史的上限始于李鸿章，下限终于蒋介石”。二是“1916年至1928年是中国军阀统治时期，也称为典型的军阀统治时期。对于1916年以前的袁世凯和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蒋介石是不是军阀，既不作肯定也不作否定”。三是“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中国就不存在军阀了，因为国民党蒋介石参加了抗日战争，国共两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主张近代军阀史写至1936年。这就是说，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便是中国近代军阀史的下限”。但该文作者认为：“中国近代军阀史属于中国近代史这一历史范畴，但不可以把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军阀史的上下限等同起来。”“中国近代军阀史的上限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建立的北洋军阀统治时开始，其下限是1949年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结束。”[※注]

关于军阀政治的形成，任恒俊认为受到了清末南北新军不同编练方式的影响。他指出，清末北洋新军基本保持一个系统，北洋军阀控制北京政权后，尽管派系林立乃至火并内讧，却“始终控制北京政权，以‘中央’名义倒行逆施”，而南方新军在清末时即由各省自行编练，其“地域性特点和听命各省军事首领的状况孕育了割据军阀倾向潜滋暗长。反袁护国的战火保卫的民国招牌，再没有灌输多少革命意识，此后随着首领的蜕变迅速地衍化成割据一方的军阀武装。”[※注]刘江船分析了文化方面的原因，他指出，就军阀上层而言，“儒家传统文化尤其是它的伦理道德观对宗派的产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宗派又是军阀的基础。因而，可以说传统文化是形成中国近代军阀的一大思想根源”。对于普通士兵，“在经济观上……当兵去，足以养家糊口，有的甚至可以赚钱发财”。对于读书人而言，“在中国传统仕途被堵塞之后，一筹莫展的知识分子中很多人纷纷弃文从武，大批有识有志青年投笔从戎，于是形成了一股从军热。这些人或充任中下级军官或充任文职秘书幕僚等，成为军阀割据混战最有生命力的源源不断的人力基础，他们给任人唯亲的腐朽军阀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军阀们得以苟延残喘割据下去，甚至有极少数一部分人上升为军阀”。军阀所奉行的“军阀主义”，“即指那种因军治政，以军代政、拥兵自重、扩军备战的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是重兵观念和实用主义，一切行为的准则是是否有利于其军队和统治”。而这里的实用主义，“既盘踞一方，又唯利是图；既割据，又混战”。地方主义、对于“不变的利益”的追求，以及张宗昌样式的“三多主义”，即“构成了军阀主义的有机内容，这一哲学思想是军阀分裂割据的一大原因”。[※注]高海燕、久玉林等人从地方主义和军事主义的角度，考察了军阀政治形成的原因。他们在承认“地方主义不一定会导致地方割据，军事主义也不一定走向军人政治”的同时，指出“督抚的集权化、士绅的政治化无疑会造成地方主义对中央集权的分割，并加剧整个社会的分散态势。这种分散态势在中央集权权威仍然存在时，还不会造成整个国家的分裂，一旦中央集权解体，这种地方主义便会成为左右局势的决定因素，并显示出分裂主义的政治内涵。军事主义与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儒家传统相比，也缺乏足够的凝聚力和稳固性。因此这种力量虽可制造短暂的统一和集权，却绝不会持久。辛亥革命推翻了原有的统治权威，却未建立起相应的文人政治或政党政治，于是军事主义便成为一种首当其冲的选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地方主义和军事主义便成为中国社会的决定因素，并最终聚合为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军阀割据。这里不排除各种合力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在各种合力因素中，地方主义与军事主义是分裂的主要作用力”[※注]。王振羽、王翔宇从政治权力、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三个层面讨论了军阀政治产生的根源。[※注]胡玉海则认为：“近代以来封建社会的王统政权、道统文化、族统社会的三维体系发生裂变，是近代军阀政治产生的根源；军阀政治经历了滋生、雏形和最后形成三个阶段，具有四点特征：一是拥兵自重，控制政治；二是利用民主政治形式实现军阀专制；三是个人及政治角色之间不受法律制度约束；四是中央权威弱化，军阀割据混战。”[※注]黄璜从自然经济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小农经济相对独立的生产单元造成个体的分散，下层农民容易受到地方势力的左右。适应这种模式的生产关系导致了社会阶层的相对孤立和分化，这在客观上为军阀政治的产生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地方分离主义来源于宗法体制的相对独立性，农民的利益在社会动荡之际只能依靠地方势力的保护，他们提供的资源自然成为军阀们的战略资源。”[※注]

3.北洋军阀的阶级基础及其政权性质。对于北洋军阀史的上下时间断限，学界已有基本一致的认识，即始自清末小站练兵，终于1928年东三省的改旗易帜。但对北洋军阀的阶级基础的认识，学界则存在较大的分歧。彭明认为：“北洋军阀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它极力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封建统治秩序”[※注]，北洋军阀上台的直接后果就是封建势力的再度强化。来新夏鉴于北洋军阀执政期间资本主义经济有过一定的发展，中国的社会性质也有所变化，因而认为这一政权不仅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已带有资产阶级的色彩。[※注]魏明通过对若干军阀官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考察，指出“军阀官僚中的一部分人基本上已与封建生产关系相脱离或转化”[※注]，认为这是与以前的统治阶级很大的不同点，说明北洋军阀政权的性质也有所不同了。但来新夏更强调：北洋军阀的阶级基础是以地主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北洋军阀集团含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点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有时间与阶段的问题。北洋军阀集团之带有资产阶级特性是在后来，大体说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所以不能把二者并列。北洋军阀的连年混战，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有所伤害与触动。商人在混战中由于运输物资被扣、关卡勒索、市面不稳、币制混乱等而感到不便，甚至蒙受损失。所以北洋军阀集团究竟代表资产阶级多少利益是值得研究的。”因此，他认为“北洋军阀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主要的社会基础”。[※注]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潘敏从具体剖析北洋军阀推行的政策入手，考察了北洋军阀政权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关系，认为北洋军阀既不服务于地主阶级，也不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一种超越特定阶级利益的“波拿巴式政权”。从本质上说，北洋军阀政权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仅“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从阶级基础这一个角度来说，北洋政府的迅速崩溃的最根本原因，或许就在于它的脆弱性，本身没有任何阶级基础的政治背景。”[※注]唐学锋则认为将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视为封建地主阶级的观点，“忽视了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研究”。他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导致了土地所有权的演变，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土地逐渐转移到军事起家的新兴的军阀官僚手中，传统的封建地主阶级日趋没落。新兴的军阀官僚“是社会的暴发户，他们的支持者和保护者不是没落的地主阶级，而是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因此，军阀割据的真正社会基础不是封建地主阶级，而是破产的农民和无业游民，“这是旧中国社会病态的反映”。[※注]这一观点得到了刘进的支持。[※注]

4.北洋军阀集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种意见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反动的军事政治集团，它在辛亥革命前后各16年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祸国殃民的丑恶角色，所以对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应予完全否定。黄志仁指出，北洋军阀不但“摧毁资产阶级民主制，推行专制独裁统治”，还破坏了“中国走现代化道路”。首先，它顽固推行媚外政策，疯狂出卖国家权益，极大地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其次，连年不息的军阀混战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浩劫。再次，它横征暴敛，吞没了大量社会财富，严重地破坏了工农业的再生产。最后，它凭借反动政权，竭力维护封建买办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注]王明德认为：“地盘是军阀生存的基础，对地盘利益的争夺构成了军阀活动的主要内容。军阀地盘的位置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影响军阀势力的发展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军阀间地盘利益冲突的不可调和性，是军阀政争的死结，导致彼此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战争泥潭，进而在战争中走向灭亡。”[※注]徐桂梅对北洋军阀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进行了分析。[※注]王方中以大量史实，揭露了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几次重要军阀战争给交通和工商业带来的直接破坏，指出军阀混战“使本来可以顺利发展的民族工商业走上了一条动荡不定、坎坷曲折的道路”[※注]。黄国荡、王玥等人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军阀为捞取军费，在辖区内鼓励种植鸦片，祸害社会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注]不少学者还就北洋军阀对地方经济的破坏进行了研究，如阮知对北洋军阀勒索下的湖北官钱局的败落进行了简要分析，王命能研究了周荫人在福建的统治历史，张兆文注意到吴新田在陕南的黑暗统治，张晓辉研究了民初军阀混战给广东社会经济带来的伤害，任念文、李国林考察了北洋军阀各派对上海的争夺及其破坏活动，等等。[※注]

但是，以来新夏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不宜简单地完全否定北洋军阀集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指出北洋军阀集团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1）北洋军阀集团是维系晚清十余年统治的一个支柱；（2）北洋军阀集团是辛亥革命时期转移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3）北洋军阀集团所把持的北洋政府是辛亥革命后统治中华民国的政权代表（含对外的国家代表）；（4）北洋军阀集团为由统一走向再统一的过渡做了铺路工作；（5）北洋军阀集团使中国的军制摆脱了旧有的落后陈旧的状态。[※注]郭剑林提出近代军阀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了推动作用，认为主要是通过五个方面的“过渡”表现出这种作用，即从君主专制政治向军事分权政治过渡，从世袭政治权力向竞争政治权力过渡，从“以礼治国”向“中体西用”过渡，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从封建军队向资本主义军队过渡。[※注]另有学者强调，民初中国工矿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史学界将之归结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这不符合事实……我们决不能忽视北洋政府的政策导向这一重要内因”。具体可分析为：“一、解除了对民间兴办工业企业的限制；二、对工矿业者采取保护和奖励政策；三、对新办企业实行保息和补助政策；四、对民族工业产品及所有原料实行减免捐税政策；五、劝导创办实业，鼓励利用外资。”[※注]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并非全是政府行为所致。他认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变，政府的这种不完全作为，反而使各种社会因素更充分地调动起来，形成一种综合的社会力量，促进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所谓“各种社会因素”，应包括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国际市场的新变化、北洋军阀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实施、地方自治、民众爱国运动、人口迁徙，等等。[※注]应该说，这种看法远较将这时的中国经济发展单纯归功于北洋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加全面一些。认为北洋军阀政府行为引起经济发展者，至少需要指出当经济发展受阻时政府行为的影响力所在，而不是空泛罗列一些法令法规作为点缀。因为有法可依与有法不依，在很多时候并不冲突。也有学者对地方军阀同样进行这种多层面的研究，如李庚靖就在剖析龙济光在广东的黑暗统治的同时，又指出他既要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地位，又要“做出符合社会潮流的反应”，进行了比较新式的矿业开采，“阶级的局限，使他扮演了一个复杂多变的角色”[※注]。

5.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从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角度立论，而且具有明显的程式化倾向，以致对它们间的关系作了帝国主义是北洋军阀的靠山、后台，而北洋军阀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走狗之类的简单描述；有的论者甚至把充当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工具视为北洋军阀的一大特点。事实上，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错综复杂，变化多端。孙思白指出：“为了弄清他们之间的关系，需要深入的挖掘资料……不然就会停留在表面的理解上，或是让一些问题晦而不明，近于空白。奉、皖两系的背后有当时日本政府的支持，是人所共知的；但日本伸手的地方不仅奉、皖。英、美支持直系，从报刊舆论上很显著，从实际具体的活动上又很隐蔽，而且英、美也并非不对其他派系插手。如英、美也借款给张作霖便是一例。距边疆、海口较远的内地中小军阀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更是不易搞清楚的问题。同时，从另一方面看，军阀有需要向外国侵略势力投靠求助的一面，又有利害矛盾的一面，笼而统之地称为帝国主义‘走狗’、‘工具’不一定全合乎实际情况，其间关系往往是随时随地而有极多变化和复杂的内容，用一成不变的公式去硬套，往往是不恰当的。”[※注]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有失简单化的方法和片面的结论逐渐得到纠正。不少论者注意到，卖国媚外并不是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列强关系的全部内容。有的军阀派系的确是卖国求荣、甘奉帝国主义为主子的，如段祺瑞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即属于此种类型，不少论者以大量确凿的事实给予了充分的论证。[※注]但也不能不看到，军阀与帝国主义列强又有利害矛盾的一面，同样有不少论者以具体史实证实了这一点。如俞辛焞在《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南开学报》1982年第4期）一文中，具体分析了日本外务省和军部对直奉战争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及其后果，提出“实际上这是一种双重外交，或二元外交”，“外务省和军部互相配合，执行侵略政策”，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帝国主义侵华手段的诡诈多变。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一文论述了张作霖在郑家屯事件交涉中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所进行的抵制和斗争，并分析张在该事件交涉中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的原因是：（1）随着张作霖地位的不断提高，逐渐滋生了维护统治权威，摆脱日本控制的自主欲。（2）受全国反日声势的震慑和影响。（3）与同日本统治集团反对派的矛盾有关。而娄向哲《直系军阀政权与英美关系初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一文则从财政、军火等的支持与援助几个方面，对1922年5月至1924年10月直系军阀把持北京政府期间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作了初步考察，认为英美对直系的支持并不明显，等等。

为此，来新夏发表《北洋军阀与日本：20世纪末中国学者的研究》（《学术月刊》2004年第8期）一文，通过对日本的对华政策的演变与北洋军阀各派系的对外关系、日本对中国军阀几次大混战的介入、北洋军阀各重要人物与日本的关系等方面的阐述，进一步指出：所谓日本支持皖、奉系，英、美支持直系的完全程式化的对应关系，实际上并不存在。“日本对直系军阀之所以采取审慎态度，主要是顾及与英、美的关系，也不愿把直系军阀完全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现象。因此，它必然以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列强为其依靠，即它除了努力强化其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事力量外，还需要求助于外国势力的支持。直、皖、奉三个主要派系都与英、美、日等国，或明或暗地进行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勾结，而列强也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在华利益，维护其势力范围，也以经济援助和政治干预等不同手段与北洋军阀各派系进行交易。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力东顾所留出的空当，致使北洋军阀集团与日本的关系尤为密切，而日本从各方面对中国政局的操纵与影响，也极为明显。”

第二节 关于袁世凯北洋建军及其统治时期的研究

袁世凯是北洋军阀的创始人，辛亥革命以后又以中华民国大总统身份执掌了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大权，将北洋军阀推向全盛时期。但是，好景不长，1916年6月就因其悍然称帝，遭到包括西南护国军在内的持不同立场的反对派的反对，而迅速结束了他的统治。对于这段历史，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李新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2卷（1912—1916）（中华书局1981年版）、侯宜杰的《袁世凯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等专著均有比较系统、全面而中肯的记述。而这一时期的专题研究则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袁世凯北洋建军的过程及评价。来新夏指出，袁世凯北洋建军，大致经历了新建陆军、武卫右军、北洋常备军和北洋六镇四个阶段。但邓亦兵认为，北洋建军过程的划分不能仅依据军队名称而定，应体现出北洋军由一支一般意义上的清末新军（当时南方有自强军），一步步发展成为军事集团的阶段性特点。因此，认为袁世凯北洋建军实践应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新建陆军时期，二是武卫军及其先锋队时期，三是北洋陆军时期。[※注]关于袁世凯在北洋军阀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来新夏认为主要表现为组织人力、制定建军章则和善于抓住战机，而“这三件大事就是袁世凯为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发展所作的历史贡献”[※注]。关于对袁世凯北洋军的评价，吴兆清提出，不能将北洋新军的军制改革与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混为一谈，不能以北洋军阀的罪恶否定其以资本主义军事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军事制度的进步意义；而承认北洋新军的军制改革在中国军事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也并不就是否认北洋新军的反动性质和它在历史上的反动作用。这一看法大致得到了姜廷玉等人的赞同。[※注]

2.袁世凯代替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原因。胡绳武提出，武昌起义前，袁已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势力。武昌起义后，袁以伪装欺骗了革命派、立宪派和清政府。革命派也没有提出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纲领，认不清革命的敌人和朋友。帝国主义明确表示支持袁世凯，使革命党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注]单宝则将这一历史结局，归结为以下四方面的原因：一是有北洋军做强大支柱，二是有帝国主义做后台老板，三是君主立宪派起了作用，四是袁世凯惯于玩弄阴谋手段。[※注]但周彦、常宗虎却提出与此截然不同的看法。周彦认为是“孙中山主动让位于袁世凯”的。常宗虎则认为袁世凯所以能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是因为：（1）南京临时政府从筹备组建就期盼着袁的反正归来；（2）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政府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下去的政权，袁完全有能力将它置于死地，而无须“窃取”；（3）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选择袁作为新政权的核心。据此认为，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职位并非窃夺而来，而是历史机遇所赐，是资产阶级拱手让与的结果。[※注]

3.袁世凯与日本“二十一条”交涉。一直以来，学界视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为典型的“卖国外交”，并把它与袁世凯称帝联系起来，认为袁为换取日本对其帝制的支持而主动接受了“二十一条”。但罗志田指出，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在历时数月的谈判交涉期间，袁世凯政府一变过去秘密外交的方式，有意识地向英美使馆和北京的中外报界泄露日本的要求和谈判的内容”[※注]，以寻求英美支持，这种政策获得相当的成功。吕慎华在考察袁世凯的外交策略后也指出：在谈判过程中，袁世凯确立了以拖延战术为主要谈判策略，配合撤换外交总长、与英美等密切关系国保持联系、新闻政策的运用、鼓动反日风潮、利用日本内部矛盾等数项辅助策略，采用多头并进方式，以加强中国政府抗拒“二十一条”要求的立场。总体而言，除期待中的国际共同干涉未能实现以外，袁世凯的交涉策略执行得相当成功。虽然以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与当时国际情势的不利，交涉结果中国仍不免损失利权，然袁世凯于谈判期间成功的策略运用已使中国的损失尽量减少，相对而言可视为有限的成功。[※注]张国平、吴佩林则认为，“二十一条”是日本经过长期策划形成的，是日本侵略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日本趁机在华扩大侵略的产物。尽管袁世凯对此进行了抵制，但最终还是作出了让步。这种让步是袁在痛苦的两难选择中作出的理性抉择，与袁氏帝制野心无关。[※注]祝曙光甚至认为袁政府与日本交涉“二十一条”期间，袁多次拍桌子发火，但内外环境决定了袁无法拒绝，只得“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清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注]。持同样看法的还有马良玉，他认为袁世凯的接受是一种妥协退让，是外交手段，不同于卖国，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权宜之计。[※注]苏全有也撰文指出：袁世凯对于“二十一条”说帖，总体上认为不能接受，进行了相当的抵抗，并希望“西人掣制日本”，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最终只能接受修改的“二十一条”。同时，他还指出，“二十一条”的出笼，日本既有侵华的打算，又有去袁的打算。[※注]宋开友认为，袁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是日本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无援的机会，利用中国国内政治分裂、袁急于巩固自身权力的弱点并加以武力威胁的结果。[※注]

4.袁世凯与中国经济近代化。苏全有等人对袁世凯的重农思想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袁世凯将农业放在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战略之首，主张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农业经验，设立农务学堂，重视农业试验，使理论和实践在农业上得到较好的结合。金建、周霞等人也持类似看法。[※注]朱英等人则重点考察了袁世凯的重商思想。朱英指出袁世凯在晚清时期重商保商思想已非常突出，就其实际影响而言，袁世凯的重商保商及其发展农业、工业的经济思想和主张，较之维新派思想家的有关理论还要显著。他还充分肯定了袁世凯在这期间的经济思想及其实施的有关措施。张步先等人认为发展工业是袁世凯经济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外理性抗争；二是提倡国货，拒绝洋货，营造有利的工业发展氛围；三是引进外资，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四是引进、推广机器，扶持民族工业发展。[※注]苏全有等人还对袁世凯的财政及金融思想进行了考察，认为袁世凯在中国财政金融初步走向近代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周霞指出：袁世凯利用职权整顿税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同时注意增加进口税，减轻出口税，加强国货竞争力，对近代中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促进作用。[※注]乔惠茹等人则着重考察了袁世凯的对外开放思想，认为全国的自开商埠几乎都受到袁世凯的影响。苏全有进一步指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开通商“特区”，扩大开放范围；二是大胆引进外资，促进经济腾飞。他还十分注重侨资，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中国最早具有近代化意义的对外开放思想。[※注]

此外，还有学者注意到袁世凯晚清时期对中国交通事业发展的贡献与影响。大多数学者皆认为袁世凯督办修筑京张铁路，交涉收回关内外铁路及京汉铁路利权、与张之洞筹商津镇铁路与苏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提拔新式人才等活动推动了中国近代交通的发展。如王炎提出，袁世凯在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利用显赫的地位，顺应时代潮流，先后主持收回多项路权，维护了国家主权；并上奏朝廷以回收后的关内外铁路盈余，“酌量提发，开办京张”，主持工程事宜，一切亲为；推举贤能，提拔詹天佑等一批英才俊杰，建成了中国人自修的第一条铁路。袁世凯在督办回收铁路时还表现出很强的经济意识和管理意识，不仅要求联军交还铁路，而且要求完整交还其余附属设施，使整个线路及时投入营运，一举扭亏为赢。[※注]但是，到了民国初年，由于袁世凯继续推行清季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又与日本签订包含多项条款涉及铁路交通的丧权辱国的《民四条约》，学界对袁便多持批评否定态度了。宓汝成指出，袁世凯政府或武力威逼或封官许愿收买一些铁路公司的上层分子，从而达到国有的阴险目的；同时还实行取缔民办政策，杜绝民族资本参与铁路创业活动，为帝国主义攫取中国路权排除了障碍。刘启强也认为袁世凯不仅全部剥夺了各地绅商在清末所争得的铁路修筑权，而且使一度积累起来的相当数量的民间筑路资本重又分散，并以债券形式掠夺了民间资本，由此阻碍了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注]

5.袁世凯的阶级属性及评价问题。对于袁世凯的阶级属性，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众所周知的，认为他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注]。另一种是尚无多少人响应与支持的，韩明提出，袁世凯与孙中山、张謇一样，同属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范畴，只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转变成资产者”的道路不同而已。其根据是：“他们有共同的时代背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他们有共同的追求目标——救亡图存，使中国富强。这就使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着或粗或细的共同利益纽带。但他们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程度和时序迥然各异，各自的社会地位也千差万别，使他们走上互相冲突的政治道路。这是资产阶级内部各层次的矛盾的运动基础。”[※注]

对于袁世凯的评价，郭剑林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几乎每一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都一律骂倒。诸如：‘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独夫民贼袁世凯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动政客’，等等，不一而足。究其根源，无非来自陈伯达解放前写的那本小册子——《窃国大盗袁世凯》。”为此，他提出：“社会历史发展，有其客观性、阶段性和必然性，研究历史人物应当将其放到历史发展过程中来考察。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教育各方面的近代化进程所起的主体的积极作用还是应该肯定的。”“作为清末民初这样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人物，袁世凯在某些方面确实起了消极作用，如复辟帝制等，笔者并不想随意拔高与美化，但亦不愿不负责任的一味指责与苛求，只是想在评价其功过是非时能够实事求是，不应以‘窃国大盗’来盖棺论定。”[※注]实际上，这也是改革开放后学界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所持的共同态度，无论对袁世凯还是其他历史人物都不能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并逐渐开始了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就袁世凯研究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可见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和深入，探讨的问题已不再仅仅限于政治、军事等方面，举凡袁世凯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问题和具体细节均有专文予以具体论述和缜密的考证，不少学者开始将研究视野扩展到财政、经济、交通等领域，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注]这种变化，为准确、全面评价袁世凯提供了一定的史实基础。不少论者对袁世凯在晚清新政及民初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作用给予了一定的肯定[※注]，对其外交上的“卖国”行为，如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以日本“二十一条”为初稿的《民四条约》等，也如上所述试图从“弱国无外交”的角度，给予了较为合乎情理的解释。[※注]

第三节 关于皖系军阀的研究

学界普遍认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北洋出身的段派军事将领，二是安福系和安福国会官僚政客集团，三是财政支柱新交通系。单宝认为，皖系军阀集团“是以封建宗法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军事政治集团”，“热衷于扩充军队和抢夺地盘”，“很善于玩弄政治手腕”，“主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注]。黄征等人编著的《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对皖系军阀的基本情况作了比较完整的介绍，而有关皖系军阀的专题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皖系军阀的形成。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各异。有的认为袁世凯1916年“洪宪”称帝失败后，北洋军阀即分裂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两大军事集团。有的认为1917—1918年的冯、段之争，虽然具有造成分裂的派系冲突趋势，但从冯、段之争的全过程看，这种斗争仍属北洋军队体系分裂前，主要头目之间为争夺体系内首领地位而形成的界限不甚分明、组织不甚严密有序的派别之争。直、皖分庭抗礼实际开始于曹锟、吴佩孚时代，而不是北洋军队体系内派别力量的组合的直、皖系之争。[※注]而莫建来则从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段祺瑞的个人因素以及清末民初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争斗三个方面，对皖系军阀的形成问题作了专门而较有深度的论述，揭示了皖系军阀的形成原因及其由胚胎而胎儿最终脱胎成为军阀派系势力的形成过程。[※注]周俊旗还对皖系军阀控制中央政权的主客观原因和过程及其政权特点进行了研究，认为皖系集团囊括了各种人才，控制了相当规模的军队和地盘，段祺瑞的个人因素，以及皖系在争夺中央政权中的有利的客观形势，使得皖系军阀集团在控制中央政权的竞争中“捷足先登”。尽管皖系集团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限，“但北京政府毕竟以国家政权的面目出现，皖系因此可以享受中央政权的收入和国家政权的权威，影响中央政权的内外政策，使之对自己派系有利。皖系集团对外以国家法统的地位进行外交活动，争取了日本对自己的支持，对内找到各种借口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样，在发展自己的势力上优越于其他在野的派系”[※注]。

2.皖系军阀与日本的关系。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皖系军阀是日本一手扶植的亲日势力，其控制下的北京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完全服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使日本在中国攫取了大量政治上、经济上的侵略特权，故而支持皖系也一直是日本从寺内内阁直至原敬内阁一贯的对华方针。章伯锋从20世纪60年代便开始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于内地改革开放后陆续发表了《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直皖战争与日本》（《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等多篇颇有研究力度的论文，并于1988年推出专著《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书，全面深入分析了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的段、日关系，涉及了这一历史过程中的许多重大事件，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令人信服地指出：皖系军阀的统治，主要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皖系军阀不顾民生凋敝，连年对南方发动战争，其庞大的军政费用支出，主要依赖新交通系所经手的对日借款。段祺瑞为了换取日本的实力援助，只要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都成了段祺瑞以各种名目对日借款的抵押和担保，其卖国的本领，远远超过他的前辈袁世凯，在北洋军阀各派系中，也是非常突出的。此外，裴长洪还对日本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以及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派系斗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经济力量的变化，日本统治阶级为了变本加厉地扩张在华政治、经济势力，一改传统的以军事恫吓、外交讹诈为主的对华策略，而代之以政治拉拢、经济渗透为主的对华策略。西原借款正是这种策略转变的产物。”“在政治上，寺内内阁的策略是，通过以西原借款为中心的各种借款，支持亲日的皖系段祺瑞军阀势力，提供大量军费让段用于武力统一西南，并在北洋军阀内部制造矛盾，拉一派，打一派。企图利用段祺瑞这个忠顺的政治工具，在中国排除其他非亲日的政治势力，从而达到在政治上单独控制中国政府的目的。”裴长洪还“就西原借款在日皖勾结中的这种作用，剖析1917—1918年前后中国军阀派系斗争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扩张的密切联系”。[※注]

3.皖系军阀重要成员的活动。首先一个当然是地位仅次于袁世凯的北洋军阀二号人物、皖系军阀头号人物段祺瑞。莫建来对段祺瑞在北洋建军时期的主要活动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价，认为就中国军制摆脱过去落后而陈旧的状态而言，段祺瑞在督练北洋新军、主持各类军事学堂和厘定、编译各种练兵章制、操法、兵书等三方面的“作用及其在北洋建军史上的地位，诚然应予肯定。但如就主要因军队的私有化所造成的民初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阢陧不安而言，段祺瑞也实难辞其咎”[※注]。此外，他还考察了皖系军阀与研究系政客相互利用的结盟关系。对于段祺瑞反袁称帝时的评价，丁贤俊认为，尽管段祺瑞的共和观与革命党人并不完全一致，但他能冲破20年来与袁世凯结下的长僚关系和亲密私交，毅然反对“洪宪”帝制，对于一个在忠孝节义封建道德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将领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注]李开弟则认为，段祺瑞与袁世凯的不合作，绝非有“共和”的思想基础，不过是一个一贯为谋取私利而反复无常的政治投机分子。[※注]对于张勋复辟事件中的段祺瑞，胡晓认为总体上是“功远大于过，其粉碎复辟、捍卫民国的历史意义值得肯定和褒扬”。“其‘再造共和’的硕勋是当之无愧的。”但他“重掌北京政权后，针对南方阵营‘护法’旗帜下的北伐东进，出于维护北洋集团整体利益的考虑，对张勋复辟的善后处理是妥协的，不彻底的，对清室参与复辟的处置尤为姑息，这固然有现实政治和内外环境的因素，亦是其阶级立场和思想意识等所决定的”。[※注]对段祺瑞执政时期所积极推行的参战问题，以往的研究者多简单地归结为“府院之争”，而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有论者对此做了专门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中国对德绝交和宣战是有理有利的”[※注]，是顺应当时历史潮流、“出于现实和长远经济、政治利益”考虑而作出的“唯一必要的选择”[※注]。

关于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原因，周俊旗认为一是“统一天下”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最博大的政治目标之一，二是当时皖系控制的中央政权生存的需要。在段祺瑞看来，南方有与北京政权对立的军政府，虽其势力在军事上弱于北方，但有相当的威胁力，加以南方六省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如不能及时控制这些地区，将后患无穷。[※注]关于段祺瑞未能在直皖战争中取胜的原因，王华斌认为，段祺瑞在政治上的孤立和军事上的失误，是其速败的两个重要原因。[※注]还有不少学者认为张作霖奉系军阀的参战助直也是重要原因。另有学者认为安福系才是皖系失败的真正祸首。“安福系代表皖系集团站在政治舞台的前沿，与直系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进一步激化了直皖两派之间的矛盾。同时安福系的罪恶行径又使得国人与直系集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皖系集团，从而加速了皖系败北的进程。”[※注]朱之江则认为“皖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固然在其“政治上的狂妄和反动，不过直接导致失败的则主要在于军事上的原因”[※注]。关于段祺瑞任职临时执政的主要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是当时政坛各种势力各种矛盾冲突调和的结果，但杨德才不同意这种仅从外部看问题的观点，认为主要是段祺瑞自身努力的结果。他从三方面论述了段祺瑞出山前的一系列幕后活动：一是捐弃前嫌，拉拢张作霖结成奉皖联盟；二是运动孙中山，建立反直三角同盟；三是想方设法策动冯玉祥倒直。[※注]

此外，还有学者对皖系军阀的二号人物徐树铮及其他重要成员展开研究。廖大伟、奚鹏彪撰文指出：“作为段祺瑞的心腹谋士，皖系的核心人物，徐树铮的所作所为与皖系的兴衰有着直接的极大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皖系兴则在徐，败亦在徐。”[※注]刘兰昌就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举措与北洋政争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注]陈长河对曲同丰的研究投入了较多精力，发表多篇论文，论述了曲同丰的生平、实业活动以及他在直皖战争中被俘的真相。[※注]此外，他还对皖系军阀干将吴光新在直皖战争中的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注]来新夏等人自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吴光新的籍贯为安徽合肥以后，学界对此深信不疑，但吴元康则确证其籍贯为江苏宿迁而非安徽合肥。[※注]与此同时，学界对倪嗣冲的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苏全有指出：“这些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现代化范式制约下的相关研究，包括倪嗣冲主皖期间对安徽的治理、在近代实业上的投资和开发东北边区两个方面；二、史实重建趋向制约下的相关研究，涉及倪嗣冲与民初的政治军事、倪嗣冲纪念银币之争议、倪嗣冲在天津寓所之谜、倪嗣冲迁移蚌埠之谜四个方面。”当然，他也指出这一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资料方面“主要是有关倪嗣冲的墓志铭、家传资料，文电资料、军事经历资料的挖掘需要强化”。研究方面“主要表现在：一、研究者的地域局限；二、受传统对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否定情结影响，评价缺乏客观性；三、研究内容有缺失，且缺乏横向的联系和比较”。[※注]

第四节 关于直系军阀的研究

冯国璋直系军阀是袁世凯死后逐渐发展壮大的另一北洋嫡系军阀，其对民国政局的影响主要在直皖战争以后的曹锟、吴佩孚时期。公孙訇的《直系军阀始末》（《河北文史资料》第22辑，1987年）、《冯国璋年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吕伟俊、王德刚的《冯国璋与直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潘荣、孙新、魏又行的《冯国璋家族》（金城出版社2000年版），郑志廷、张秋山的《直系军阀史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著述，对直系军阀的发展脉络作了大致介绍。其中《直系军阀史略》一书，揭示了直系军阀产生的历史渊源，还首次论述了保定军事学堂培养的历届学生在直系军阀形成中的重要地位，突出了直系军阀的完整性与延续性，并客观评述了直系军阀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较具学术价值。学界对直系军阀所进行的专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直系军阀在直奉战争中战败的原因。郭剑林从政治、军事、战略战术、财政等方面比较了两次直奉战争，分析了两次战争双方胜负的原因。[※注]苏全有、孙宏云则着重分析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直胜奉败的原因。[※注]郁慕湛认为：“直系的垮台，不仅仅是它当时面临着的种种困难，更重要的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人民革命的思潮已开始影响到了军阀集团的内部，从而间接地冲击了军阀的统治。”[※注]实际说的是冯玉祥的前线倒戈、发动北京政变，使直系士气一蹶不振，迅速溃败。对于这种单纯的政治角度的分析，有研究者指出：“冯玉祥北京政变，仅是直系失败的一个直接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上的多行不义，不得人心，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军事上的内部分裂。”“由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原因，致使直系军阀以失败而告终。冯玉祥的前线倒戈和鲁晋军阀的落井下石加速了其失败的进程。”[※注]李军则认为“直系是在内部危机四伏，外部反直力量的共同打击下而走向失败的”。“首先，直系内部争权夺利，引起了激烈的矛盾斗争和分化，导致了内部的分崩离析。”“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内部因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最终导致矛盾斗争不断加深而出现分裂，大大削弱了直系自身的力量。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其内部已危机四伏，说明不待外力打击，直系军阀的衰亡也必成趋势。”“其次，财政危机和军队腐败也是造成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次，吴佩孚经营的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造成了有利于反直力量的客观形势。”就外部而言，“直系军阀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和曹锟贿选总统的丑恶行径遭到全国各界的反对，直系成了国内最主要的敌人”。“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方反直三角同盟的形成是促成直系失败的主要外在因素。”英美在华势力的受挫和日本对于奉系的支持，又“为奉系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注]娄向哲、来新夏还指出“‘外债无源、内债难举’的财政崩溃的窘境”也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的一大重要原因”[※注]。

2.直系军阀与英美及其他列强的关系。章伯锋等人认为，直系军阀与英美的关系表现得若明若暗，较为隐蔽，不像日皖、日奉那样公开露骨，但英美支持直系以抵制日本在华侵略势力的扩张，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直皖发生尖锐矛盾和斗争时乃至直皖战争直系战胜皖系后，英美积极支持吴佩孚，甚至视吴为其在中国的合适代理人，而直系也总是把英美视作自己的同盟者。直系统治北京政府财政拮据，英美曾积极谋求对其贷款，日本则极力反对，清楚反映了日本对英美所支持的直系军阀的敌视态度。[※注]但是，郭剑林、苏全有认为“吴佩孚不是属英美派，不是英美代理人”[※注]。王甲成、王建华则认为历史总是复杂的，“既不能简单而铁案性地认定英、美是曹、吴集团的后台，也不能认为曹、吴不是亲英美派”。“整体而言，曹、吴集团以英、美为奥援，同时也有矛盾，并且由于英、美为商业化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侵华手段和日本不同，因而其与曹、吴的关系和日本对皖段、奉张的关系迥异，而呈现不明显的状态。”其实，英、美与曹、吴集团的关系经历了一个过程。“从英、美方面来说，经历了一个由寄予厚望积极支持曹、吴到失望而不愿支持的过程。从曹、吴方面来说，经历了一个乞求英、美援助大都没有成功的过程。”双方对彼此的选择以利益为导向，并不存在相对固化的特性。[※注]娄向哲指出：“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衡量帝国主义列强与军阀政权关系的重要尺度之一，是列强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给予军阀政府以财政支持。”尽管英美等西方列强曾给直系政权一定的零星借款，“但更多的是与其他列强一起向直系政权勒索债务、进行经济压榨”。英美等列强与直系政权的确“作过一些军火生意”，但同样也大量“卖给直系的大敌奉系”，“其他列强，如法国、意大利，也是既售军火给直系，也售军火给奉系”。因此，他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美等国售军火给中国北洋各系军阀，在许多情况下是出于牟利意图，倾销其陈旧、剩余物资，其商业性质大大重于政治色彩。”“当然，像日本以大量军火支持张作霖，其军部免费武装奉系成旅军队，在战争关键时机供奉系以急需弹药等作法是不能以单纯牟利做生意去解释的。”直系尽管对于英美的真实态度有所察觉，可仍寄望于英美的援助，“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如同在直系政权财政窘迫之时并没有得到英美‘援助’一样，在决定直系命运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也没有从英美那里得到什么支持”。[※注]

3.曹锟及其相关活动。张洪祥、徐兴云、岳谦厚《布衣总统曹锟》（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岳谦厚、李庆刚、张玮《曹锟家族》（金城出版社2000年版），张祥斌《曹锟传》（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周玉和、高乐才《曹锟全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曹锟及其家族的史事。专题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曹锟贿选及其对“二七”罢工的态度。郑志廷早在1982年就发表专文描述过曹锟贿选的过程。[※注]对于曹锟的执政，有学者提出应给以“客观积极的评价”[※注]。但侯强在对曹锟的“贿选宪法”进行专门研究后指出：“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为确认和保护他们的利益，与其之前的各派军阀一样，又祭起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旗号，照例进行了一些点缀性的法制变革。”曹锟政府所颁布的这部《中华民国宪法》即“贿选宪法”，“是我国这一时期军阀文化精神的产物和集中体现”。它带有历史的双重效应：“一方面直系军阀的制宪活动是对《临时约法》的又一次背叛，以致‘贿选宪法’自公布之日起，即带上贿赂的阴影而备受非议；另一方面就‘贿选宪法’本身而言，其又综合体现了西方近代宪政理论和宪政原则以及中华民国十年共和历史的政治实践和立法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的直系军阀政府，在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其又确实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因此，他希望不要将其所谓“正面效应”予以扩大化的理解。[※注]关于曹锟对“二七”罢工的态度，苏全有认为，镇压此次罢工的“责任应该由曹锟、吴佩孚、萧耀南等军阀来承担，其中，曹锟乃幕后幕前的总指挥”[※注]。

4.吴佩孚及其洛派军阀集团。有关吴佩孚的传记，出版有蒋自强等人的《吴佩孚》（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章君榖的《吴佩孚传》（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郭剑林的《吴佩孚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等40多部。其中章君榖一书详尽介绍了吴佩孚的一生，在全面叙述吴佩孚的生活轨迹和行状思想的同时，重点介绍了吴的军事、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围绕这些活动的历史背景和人物，是研究、了解吴佩孚以及那个时代的重要著作。而郭剑林一书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新的视角、新的观点分析研究了吴佩孚跌宕起伏的一生。

有关吴佩孚的专题论文，主要涉及以下问题：（1）吴佩孚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郭剑林认为吴佩孚这时的言行，“对于达到‘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两大目标和促进五四运动的蓬勃兴起及深入发展，起到了‘助推力’的作用”[※注]。谭融认为，吴作为一个封建军阀，虽与皖系军阀之间存在权力之争，本人也具有个人野心，但仍不失为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军阀。[※注]对于五四运动之前吴佩孚提出“救国同盟条件”军事密约，离湘北上，由北洋军悍将一变为西南军阀的“盟友”这一举动，谢本书认为吴的目的是要“北以共同对付皖系军阀，南以排斥孙中山，镇压革命”[※注]。（2）吴佩孚开府洛阳时期的活动。林全民从军队构成、地盘、财政和官僚群四个方面考察了吴佩孚洛派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注]郭剑林、苏全有分析了吴佩孚开府洛阳时期的幕府、练兵和外交活动，认为其“网络人才，致力练兵，颇多可资借鉴之处。至于他在对外关系上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则不失为一爱国军人。但他在此期间反对工农运动和国民革命，镇压二七罢工，则是其历史上一个不能宽恕的历史污点和反动罪责”[※注]。王甲成等人对曹、吴集团的形成以及该集团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曹、吴集团的崛起，使北洋军阀正式分化和决裂”。“曹、吴大肆搜刮、滥使武力，连年的内战不仅使自身处于财政破产、武力政策处处碰壁的境地，也使国家人民遭殃，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注]来新夏则认为吴佩孚在开府洛阳时期扶植亲信、遥控中央、操纵政局等举措，是为了实现“武力统一”的梦想，但由于“那时他的军事实力还未能达到一呼百应的程度，而且还有在北洋军阀集团中鼎足而立的奉系势力在障碍着他实现梦想”。因此，失败的结局是难以避免的。[※注]蒋自强的研究反映了吴佩孚颇著声名的军事谋略才能。[※注]关于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东山再起的问题，宋镜明厘清了吴由联孙（传芳）反奉转向联奉反冯（玉祥）的过程。[※注]郑志廷、李凤伟从外部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三方面入手，深入分析了吴佩孚制造“二七”血案的原因，认为血案的发生，与苏俄、共产国际的政策转变有关，“但促使吴佩孚屠杀罢工工人的根本因素，还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直接危害了他的军饷的主要经济来源”[※注]。（3）吴佩孚1927年入川后的活动。王安平、刘丽敏认为吴佩孚“是三次川乱的导火线和催化剂”[※注]，对四川政局产生深远影响。（4）吴佩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郭剑林、王红梅认为，吴佩孚在民族危机的历史关头和险恶的生存环境中，以对祖国、对人民的“忠义”二字作为自己人生哲学的要谛，“抵制住日敌的各种威逼利诱，始终坚持原则，以国家利益为重，拒当汉奸傀儡，这种气节是值得称颂的”[※注]。另有学者对吴佩孚拒当汉奸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一是由于他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情结；二是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民族运动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双方对吴佩孚的忠告、劝诫，使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入汉奸之门；三是由于日本和吴佩孚双方在其出山条件上存在的矛盾和差距。[※注]（5）吴佩孚的死因。大多认为吴佩孚之死是日本人所为。[※注]梁荣春进而指出：吴本是日本中意的对象，最后之所以死于日本人之手，是因他讨价还价引起不满而被杀一儆百。[※注]但苏全有提出相左的看法，他认为吴佩孚并非日本人所杀，而是因病而亡，并认为无论是否为日本所杀，都不影响他拒当汉奸的晚节。[※注]

5.冯玉祥及其评价。有关冯玉祥的传记，出版有王华岑等人的《冯玉祥将军传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郭绪印等人的《爱国将军冯玉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冯醒仁等人的《冯玉祥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余华心的《传奇将军冯玉祥》（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刘敬忠的《冯玉祥的前半生——兼对其自传〈我的生活〉辨析》（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张传华的《民主斗士——冯玉祥传》（团结出版社2000年版）等10余部。其中大多以冯玉祥《我的生活》之类的自述为主要依据，唯有刘敬忠所著一书对《我的生活》的记述有所辨析，较具学术价值。

学界对冯玉祥一生的评价，总体而言，趋于一致，认为他是一个不断追求进步的爱国将领，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朋友，但对其思想转变过程的认识却存在一定分歧。高德福等人认为，1925年的“五卅”惨案是冯政治思想的转折点，他开始由一位军阀营垒中的爱国将领转变为革命将领。[※注]而刘敬忠则认为，“北京政变”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冯玉祥并未完全跳出军阀的范畴，直到1926年4—8月南口大战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教育下，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仅仅维护本派系利益发展为以国民革命为目的。[※注]刘曼容更是认为直到这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才是“第一次重大的革命转变，即由一个北洋军阀中分化出来的将领，转而公开正式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注]。王宗华等人在《国民军史》一书中指出，1926年上半年冯玉祥国民军攻占天津以后对直、奉军阀的“主和”活动，是政治上“动摇”及“妥协”的表现，但又认为主要还是分化敌人的“策略”。林凤升、吕书额则认为：“自1926年初至南口大战前，国民军对直奉两系军阀的主和活动，不管是假意和奉以争取时间，还是真心联直抗奉以保存实力，都是其企图能留在北洋军阀集团内的努力，都是其军阀本质的体现。”[※注]对于冯玉祥和曹锟贿选的关系，研究者看法不一，多数人沿袭冯玉祥《我的生活》之说，认定他对曹锟贿选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不满”的。[※注]刘敬忠则比较客观，认为“不能简单地得出‘是’与‘否’的结论。实际情况是，他部分地卷入了这件政治丑闻，而又没有支持具体的‘贿选’”[※注]。

6.孙传芳及其对江浙的经营。仅孙氏传记就有吕伟俊、王德刚的《孙传芳》（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何易、潘荣的《五省联帅——孙传芳》（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何德骞的《孙传芳真传》（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王晓华的《北洋枭将孙传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邵维国的《孙传芳全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陈杰的《孙传芳传》（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多部。经盛鸿对孙传芳与浙奉战争及其影响进行了专门研究。[※注]傅幼玲认为：“孙传芳在经营江浙期间，采取了一些顺应民心、安抚民众、推行民治的政治经济措施，既安定了社会秩序，又对本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所裨益。但作为封建军阀，孙传芳思想保守僵化，自私狭隘，又缺乏军事远见和谋略，故难免出现联军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的局面，更难抵挡北伐军锐利的攻势，其苦心经营年余的江浙地盘也最终尽数失去。”[※注]王晓华则认为：“孙传芳代表了腐朽、反动、没落的北洋军阀的利益，所谓‘保境安民’，实质上是实行封建割据，对抗中国的统一和大革命的洪流。因此，在北伐军的英勇打击下，其失败就是必然的了。”[※注]

7.王占元、萧耀南对湖北的统治。孔祥征对王占元督鄂七年的种种暴行和湖北民众的驱王运动进行了研究。[※注]对王占元被驱一事，学界存在两种认识倾向：一种认为“从表面看，这一事件是各方势力相互冲突，相互利用所引起的。以往的研究者也因此将驱王运动纳入湘鄂、川鄂战争中去考察，单从军阀混战的角度去分析，忽视了驱王运动的根本力量，使自己认识局限在暴政者的角逐与私争之中”。另一种则“不正视驱王运动的本身，而注重于‘自治’这个口号，将湖北以驱王为目标的‘鄂人治鄂’，同湖南、浙江等地的‘自治’运动完全相提并论，说成是一次‘西化’活动”。李崇义认为以上两种认识皆失之偏颇，他高度评价湖北驱王运动，认为这是民权革命战胜军阀的案例。“不能将这场运动看作是军阀为保全地方实力的混战，也不能视为是仿效西方‘联邦自治’的‘西化’运动。而是湖北各阶级联盟与军阀势力的一次抗争，结果赶走了王占元，打击了吴佩孚。驱王运动是中国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第一次合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经验。”[※注]朱丹、田子渝比较充分地揭露了直系军阀在湖北的统治及对当地经济的搜刮。[※注]此外，倪忠文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湖北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北洋军阀对湖北的统治。还有学者对统治湖北的萧耀南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注]

第五节 关于奉系军阀的研究

张作霖奉系军阀严格说来并不属于正统的袁世凯北洋军阀，但是由于它后来与北洋军阀合流，并通过与北洋皖系、直系军阀的争战，最后夺得了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因此，一直受到学界特别是东北地方史研究者的重视。关于奉系军阀的综合研究，主要有胡玉海主编的系列丛书《奉系军阀全书》（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和胡玉海、里蓉主编的《奉系军阀大事记》（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等专著。前者由《奉系纵横》《奉系经济》《奉系军事》《奉系教育》《奉系对外关系》及《奉系人物》六书组成，属于拓荒之作，为后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研究。后者着重记述了1894—1931年张作霖的起家、统一东北、整军经武、逐鹿中原、问鼎北京政权以及皇姑屯被炸身亡，张学良子承父业、稳定东北政局、实行东北易帜，直至九一八事变奉系军阀的活动概貌。至于专题论文则多偏重于对奉系军阀后期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奉系军阀的形成及特点。刘迎红分析了奉系军阀在关内的扩张过程，认为经历了三个时期：1918—1922年是奉系军阀称兵入关，奉直共同把持北京政权时期；1922—1924年是奉系军阀积蓄力量，组织同盟，待机入关时期；1925年是奉系军阀势力扩张最嚣张的一年，同时也是张作霖关内扩张的强弩之末，走下坡路的开始，并指出“奉系军阀关内扩张的性质从总体上看，无疑是军阀混战”[※注]。张伟认为奉系军阀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在政治理念、地理位置、发挥作用等方面均有其自身的特点，即“始终没有明确、统一的政治理念”，“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内部统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凝聚力”，以及“能够保持统治区域内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注]。而胡玉海则主张奉系军阀集团“形成于民国初期”。他认为张作霖军事集团纳入北洋军阀系统、成了左右奉天政局最大的实力派、家兵家将组织体系的形成三个条件和特征，只是构成了张作霖向军阀演变的基础，还不是一个军阀。张作霖只有被登上民国大总统大位的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军二十七师师长以后，才“逐渐向军阀方面演变”，“由一个忠心耿耿为清廷效力的军人，到左右政局、排挤上司、与地方绅商结合、不听北京政府调遣的演变，表明他已经完成由军人到军阀的蜕变。张作霖出任奉天督军兼巡按使后，奉系军阀集团也最终形成了”。关于奉系军阀的特点，胡玉海除了补充“集团的核心领导人物多有‘绿林’经历”一条以外，全盘接受了前述张伟总结的四个特点。[※注]

2.奉系军阀与日本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长期被学界一致认定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张作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才开始在此问题上出现分歧意见。少数学者仍坚持张作霖与日本相互勾结，互为利用。[※注]但是，多数学者认为这一看法过于片面，真实的情况是既有勾结利用的一面，又有矛盾冲突的一面。[※注]何应会明确提出：“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是复杂的，既有屈辱的言行，也有维护国家主权的表现。”[※注]陈崇桥、胡玉海对奉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分阶段研究，认为二者的关系应分为三个阶段，即从“不即不离”到勾结为主，再到矛盾激化。[※注]车维汉等著《奉系对外关系》（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更是全面介绍了奉系军阀与日本的关系。佟冬主编的《中国东北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还依据具体事例说明张作霖在勾结日本的同时，也对其贪得无厌的要求进行过抗争。胡玉海甚至认为奉系军阀“对日妥协乃是‘生存’之策略，抗争才是其思想本质”[※注]。关于奉系军阀的对日抗争，罗志田对奉系军阀末期的奉日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这时的“奉系与日本的关系颇类似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奉系已深感有必要并实质性地逐渐向美国和英国靠拢，并曾试图接近俄国，因而引起了一些日本少壮军官的注意。罗志田认为，奉张在外交上的这种倾向，“对理解后来日本人对张作霖的暗杀是至为重要的”。[※注]这是一个很有新意的思路，遗憾的是迄今仍无人对此展开实证性的研究。左世元虽然就奉系军阀对济南惨案的态度做过专门研究，仍只是指出：“事实上，北京安国军政府对此次事件反应也非常强烈”[※注]，一度对日本暴行表达出强烈的不满，其主要是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奉系同日本帝国主义矛盾激化以及奉、蒋因各自利益相互妥协而最终导致的结果。

3.奉系军阀的政治、军事、经济。在政治研究方面，丁雍年认为张作霖在镇压“宗社党”复辟、统一东北方面做出了贡献。[※注]但更多学者所关注的是奉系军阀与其他军阀的相互勾结与利用，以及在此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莫建来撰文指出：“直皖战争的爆发，是直皖两派军阀间长期存在并日趋激化的矛盾和纷争的必然结果。但奉系军阀的居中挑拨、推波助澜以及直接出兵参战，对直皖战争的发生及其结局无疑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注]刘迎红也认为：“张作霖施用政治权术和各种手段，充分利用皖系、直系间的矛盾，多次组织同盟，取得各方支持，孤立分化对手，战略上处于优势地位。”[※注]

在军事研究方面，学者们除了关注奉系军阀的战争活动外，吕健还对奉系军阀军事力量迅速膨胀的原因进行了研究，认为奉系军阀“军事力量迅速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张作霖个人的因素；也有他投靠日本，取得日本支持的因素；还有东北的地理和经济等方面的优势”[※注]。高乐才、刘彬研究了奉系军阀的海军建设，认为“尽管东北海军在存在期间充当了奉系军阀统治东北和发动内战的军事工具，但在对外战争中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近代中国海军史占有一定的地位”[※注]。许超英关注的则是东北的空军发展。[※注]

在经济研究方面，王德朋对奉系军阀的经济构成进行了研究，认为“奉系军阀经济力量的构成以五个部分为主：税收是奉系军阀经济力量的基础，奉系军阀从崛起到解体，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扩大征税的范围和幅度。金融业的迅速发展为奉系军阀提供了巨额利润；同时，也使东北三省的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奉系军阀手中。日益发达的工商业巩固了奉系军阀的经济基础，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既促进了东北同关内及世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交流，又大大增强了奉系军阀的经济实力。大量发行的债券及种植鸦片，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奉系军阀的经济困难”[※注]。姚会元认为“奉票”在整个奉系军阀扩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奉票的发行业又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后期，由于巨额的军费开支，奉系军阀不得不大量印刷奉票，以至于“奉票的急剧贬值在奉省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导致了经济全面萧条”[※注]。董昕也对东三省的币制混乱问题及其成因进行了研究。[※注]而胡学源认为边业银行对维持和巩固奉系军阀的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注]

另有学者运用社会交往理论分析了奉系军阀的兴衰。[※注]常江还对奉系军阀在东北推行的职业教育进行了研究，认为其以“实用”和“实利”为出发点的职业教育宗旨，颇具特色，且成绩不俗。[※注]

4.张作霖及其重要成员。张作霖作为奉系军阀的头号人物，自然成了学者们的重点研究对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先后出版了常城的《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陈崇桥、胡玉海、胡毓峥的《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徐立亭的《张作霖大传》（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陈崇桥、耿丽华的《张作霖真传》（辽海出版社1997年版），徐彻、徐悦的《张作霖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张祥斌的《张作霖传》（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专著10余部。至于专题论文就更多了。这些论著，在张作霖的总体评价方面，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张作霖的一生是反动的一生、祸国殃民的一生。理由是：其一，多年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相互勾结、利用；其二，连年穷兵黩武，混战不已，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其三，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中，犯下一系列反革命罪行，特别是疯狂镇压共产党人，绞杀李大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注]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此论过于片面，丁雍年、陈崇桥等人指出，张作霖在东北与日本是互相利用。入关后，对日本多次提出的侵略要求，都没有承诺，不论动机如何，这种行为在客观上对中华民族是有利的。1925年以后的东北铁路计划是张作霖想摆脱日本控制和干涉的行动，而皇姑屯事件是张作霖与日本之间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张作霖统一东北后，整顿警政、税收，建立空军，重视人才，网罗文人等在军阀中是少见的，同时在安定社会秩序，镇压蒙匪和宗社党的复辟分裂活动，保卫祖国边疆等都做出过贡献。因此，对张作霖的评价也应该实事求是。[※注]车维汉指出，张作霖在郑家屯事件交涉中对日本提出的侵害中国东北主权的要求采取了抵制与抗争的态度，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正义事业的”[※注]。王海晨也指出：张作霖面对日本要求在东北兑现“二十一条”的外交攻势，自始至终持“抵制态度”；对日本设领设警的要求也是坚决抵制的，而且采取了及时有效的措施[※注]，等等。关于张作霖的死，大多认为是张作霖的对日抵制政策，导致其被关东军炸死，但徐玲不以为然，认为是日本内部“武力占领”派与“经济侵略”派之争，导致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意谓张作霖签署新五路条约合同的妥协行为导致他被炸死。[※注]潘喜廷还对1899—1911年张作霖经营辽西的概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注]陈崇桥分析了张作霖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强调：“一个封建军阀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却能做到‘礼贤下士’、尊重人才，今天我们从事‘四化’建设，需要更多的各种专门人才，更需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张氏父子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无疑是有可供借鉴之处的。”[※注]

学界对奉系军阀中向往进步，并试图摆脱封建营垒的郭松龄也较为关注。万家星认为他是一位进步的爱国将领，“反帝反封建的不屈战士”[※注]。毛履平、高红霞撰文指出，日本的介入是郭松龄反奉失败的根本原因。[※注]刘敬忠认为国民军的背盟行为也是“导致郭松龄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注]。此外，周利成对北洋末期褚玉璞在天津的黑暗统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揭露。[※注]其他奉系军阀重要成员如王永江、吴俊升、孙烈臣、汤玉麟、李景林、杨宇霆等，皆有学者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第六节 关于西南、西北军阀的研究

西南军阀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独立”于北洋军阀以外，派系更为复杂，对当时全国政局影响最大的一个地方军阀集团。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在这一领域先后推出了谢本书、冯祖贻主编的《西南军阀史》第1—3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贵州军阀史研究会编撰的《贵州军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肖波与马宣伟撰写的《四川军阀混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匡珊吉等人主编的《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专著。前者记述了1911—1949年西南军阀（包括云南、广西、四川、贵州、广东、湖南六省区）从酝酿到发展直到尾声的全过程，分析了它们与北洋军阀、国民党新军阀的不同特点。后者各自介绍了贵州、四川两省军阀的兴衰概况。而有关西南军阀的专题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西南军阀概念的界定和形成时间及分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虽早有学者提出“西南军阀”这一历史概念，但对其具体内涵却不曾深入阐释过。谢本书首次提出：西南军阀这个概念与“这些军阀所在省区处于中国的西南方或靠近西南方的省区直接有关。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西南军阀并非‘地域概念’，而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集团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和全国的大部分地区。1916年护国战争以后，在中国的南方和西南地区，北洋军阀的势力尚未达到或尚未完全达到的各省，主要是云南、四川、广西、贵州、广东、湖南六省区，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分成许多派系的地方军阀。这些军阀由于不属于北洋军阀系统，而所在省区又基本上处于中国的西南地区，因而历史上称为西南军阀（有时又笼统地称为南方军阀），以区别于北洋军阀（有时又笼统地称为北方军阀）。”“西南军阀在民国初年，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势力最大。这样又使六个省区大体上分为两类地区，滇系军阀唐继尧控制了云南、贵州两省，并力图向四川扩张；桂系军阀陆荣廷控制了广西、广东两省，湖南也在其势力影响之下。”“护国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在事实上出现了北洋军阀与西南军阀两个最大的军阀派别。西南军阀作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是特指民国初年出现的与北洋军阀相对而言的西南六省的地方军阀集团，而不是指任何时期中国西南地区出现的地方军阀。”[※注]

关于西南军阀的形成时间，杨维骏提出：“究竟西南军阀形成于何时，还是得根据史实，对辛亥革命后西南各省的情况作具体分析。”首先，“不能单看该省主政者本人的阶级立场、政治倾向，更主要地应该看该省是否已置于一个封建军阀集团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因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形成，不是取决于某一人的主观意志，而是封建复辟势力战败革命势力取得了对该地区绝对控制的结果”。其次，依据军阀形成的主要特征，“云南军阀史的上限定于护国战争之后，恐怕较为符合历史实际”；而四川军阀统治史的上限可定于“滇、川、黔军在四川大混战”时期；贵州有没有形成封建军阀统治则“值得考虑”；从“二次革命”至护国反袁，广西陆荣廷政权“似乎基本上是从属于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地方政府，还难于说是割据一方的桂系军阀政权”。可见，“西南各省军阀史的上限未必划一，各省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只能通过对西南各省辛亥革命后的情况作具体分析，以是否建立封建割据的封建专制统治为准则，来研究和划分各省地方军阀统治史的上限”。[※注]而谢本书则持不同意见，认为1917年爆发的川滇黔成都巷战，是西南军阀形成的重要标志。理由是：第一，在北洋军阀势力尚未达到或完全达到的西南六省，“逐步形成了相对于北洋军阀的地方军阀集团”。第二，1917年发生在四川省会成都的川滇黔战争，即所谓“刘罗”和“刘戴”之战，乃是典型的军阀混战性质的战争。[※注]谢本书的看法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

关于西南军阀史的分期，谢本书认为在北京政府时期，西南军阀史可初步分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西南军阀的酝酿时期（1911—1916年）。这一阶段，只是酝酿，是说明西南军阀形成的背景。”“第二阶段，西南军阀的形成及其发展时期（1917—1927年）。这是西南军阀的鼎盛时期，是西南军阀史研究的主要阶段，也是北洋军阀统治中国、军阀混战的重要阶段。”[※注]

2.西南军阀的特点。谢本书认为，相对于北洋军阀，西南军阀有其特殊性。第一，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北洋军阀形成于清末，从一开始就是以镇压人民革命的反革命武装力量而登上历史舞台的。西南军阀则产生于民国初年，借助于护国的声威，在“护法”或“靖国”之类的旗号下进行扩张，因而能在一个时期蒙蔽一些善良的人们。第二，头面人物的经历很不一样，所起作用也不尽相同。“北洋军阀的头面人物，基本上是清末由行伍出身的反动军官，除了个别人以外，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自然而然地属于反革命派。西南军阀的头面人物的经历要复杂得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参加过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活动，其前半生多少是有功绩的。例如，唐继尧曾加入同盟会，参加云南辛亥起义，领导护国起义等。陆荣廷虽绿林出身，又为清廷招安，但据说也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又参加护国起义。由于西南军阀头面人物的这些特点，使他们头上多了一层‘革命’的光环，能够在一个时期，打着‘革命’的旗号，经营军阀的事业。”第三，两者的权力不一样。“北洋军阀控制中央政权，对外投降，对内镇压，危害很大。西南军阀事实上是一批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内部派系林立，既无‘团体’之称，又无统一机关可言。与北洋军阀既有对立，又有勾结。由于他们的势力范围在中国的南方，而南方在民国初年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区，为了打击当时革命的主要敌人——北洋军阀，革命派有时要争取、联合他们，这就使西南军阀处在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第四，投靠帝国主义的情形和程度很不一样。“北洋军阀各主要派系，实力强，势力范围大，还控制中央政权，与帝国主义关系更密切、直接。西南军阀各派系比较分散，力量有限，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一般不密切，也比较间接；也有较小的军阀，在一定时期还发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声。”[※注]

3.国内外各方与西南军阀的关系。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以较为翔实的史料和深入的论证，考察研究了孙中山一生与近代军阀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任建树认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陈独秀早年对军阀有过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他“对军阀（自然包含西南军阀在内）的认识是和他本人的思想发展、转变同步前进的”。陈独秀深知西南军阀只是地方性军阀，难以影响全局。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有许多关于西南军阀及相关的联省自治问题的论述，“但他从不就事论事，孤立地谈论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反对西南军阀是反帝反封建全盘革命任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对西南军阀的揭露与斗争，总是从革命的全局着眼”。[※注]这一看法得到宋锐乔、倪少玉的支持。关于某些社会名流如章太炎与西南军阀的关系，冯祖贻指出：“一九一四年以后，章太炎渐渐脱离政治，但其间也有变化，袁世凯死后，章捐弃前嫌再度与孙中山合作护法，反对北洋军阀，因而与西南军阀发生了关系。第一次护法失败，在五四运动革命潮流滚滚向前之际，章的政治态度从反对军阀割据转向拥护军阀割据，鼓吹‘联省自治’，进而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显而易见，一九一四年后章太炎的这一思想变化和他与西南军阀之间的纠葛有关。”[※注]关于皖系军阀与西南军阀的关系，陈长河认为，西南军阀在直皖战争中的“联直制皖”策略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其与直系的“合作”是“出于各有所求，形势使然。但以彼此利害关系，在‘合作’中又充满矛盾”[※注]，也证明西南军阀在本质上与北洋军阀没有区别。关于日本与西南军阀的关系，陈正卿指出：日本在扶植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同时，也曾“加紧引诱拉拢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五四运动前后，日本对唐继尧的拉拢勾结，对中国政局产生了相当影响。首先，它阻碍了这一运动和新文化在西南地区发展。”“唐继尧与日本勾结也进一步威胁着孙中山的护法事业”，“加速了西南滇黔川战争的爆发”。“从上述日本与唐继尧的勾结过程来看，日本也确实达到了它的罪恶目的。虽然它内部军阀、财阀派别不一，但在执行分头操纵中国南北军阀阴谋时，其策略倒是相互串通基本一致的。”[※注]

4.西南军阀对五四运动及鸦片贸易的态度。对于1919年的南北议和，学界一般认为“它是由帝国主义导演的一场南北军阀‘分赃以肥私’的政治争夺”。但夏石斌认为，由于各派军阀所处的地位不同，“不仅有‘分赃以肥私’的共性，而且又存在对中国历史发展有不同作用的个性”。西南军阀“由于特定的地位，特定的环境”，在这场斗争中也“起了某种积极作用，这就是西南军阀的双重性”。[※注]谢本书更明确指出，五四运动发生后，西南军阀“基本上采取了有条件的支持态度”，“尽管这种支持是有条件的和有限制的，而这种支持本身，客观上有利于运动的发展”[※注]。至于对鸦片贸易的态度，高言弘指出，“鸦片税收，既然是军阀财政的主要来源”，因此，西南军阀对鸦片种植是鼓励的，并“为了控制和扩展鸦片烟的产销地区”[※注]，和战时起。

5.四川军阀的形成及其社会危害。张建基认为四川“防区制的确定，标志着川系军阀之形成”[※注]。王友平认为“防区制是一种割据争雄，武人专制，旨在掠夺，破坏极大的地方军阀割据统治形式……实为一种恶劣的武装割据现象”[※注]。赵清认为袍哥是四川军阀的重要来源。[※注]龙岱等人认为鸦片税收是四川军阀最主要的财政来源和支柱。[※注]唐学锋、傅曾阳等人分析了四川军阀长期混战的原因，他们指出：军阀混战越剧烈，社会经济遭到破坏程度越大，农民破产和城市人口失业的就越多，而军队的兵源就不断扩大。兵越多，又助长了军阀进行混战的野心。这种恶性循环是造成近代军阀割据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恶性循环又与四川封闭的地理环境，自然经济的存在，人口的迅速增加，知识分子寻找出路等因素有关。吃粮从军，军事起家，便成了四川军阀混战次数特别多，位居全国榜首的重要原因。[※注]另有学者认为，吴佩孚鼎力支持杨森也加剧了四川军阀间的混战。[※注]涂鸣皋对四川军阀的形成、割据混战及混战根源与社会危害进行了深入分析。[※注]沈涛揭露了四川军阀对于自贡盐场的劫掠。[※注]张杰“从社会史的角度，以民国川省军阀、土匪、袍哥三位一体的事实，以及他们相互勾结的背景、条件、过程、心态及其影响”，论述了“民国年间四川社会，军阀混战、袍哥横行、土匪猖獗，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三大社会问题。他们的活动与整个民国四川史相始终，其势力和影响波及经济、文化、行政各个领域”[※注]。杨光彦、潘询指出，四川军阀给四川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从1917年到1935年，军阀割据持续长达18年之久。为争权夺利，各派军阀之间混战不已，大小战事400余次。为筹措战争经费和满足个人挥霍，各派军阀不惜竭泽而渔：骇人听闻的田赋附加和预征；毒害川民、布祸全国的鸦片种植；滥发滥铸纸币劣币；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等等。造成农业萎缩、工业衰退、商业萧条，人民群众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把‘天府之国’变成了‘人间地狱’。”[※注]

6.贵州军阀及刘显世的评价问题。有学者对贵州军阀统治时期的财政窘况进行了研究。[※注]熊宗仁则对贵州军阀混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注]关于贵州军阀与北洋军阀的关系，有学者认为贵州军阀曾与北洋对峙乃至分庭抗礼。[※注]何长风则认为贵州军阀对于北洋军阀始终处于依附地位。“没有发生过与之‘分庭抗礼’，更没有出现过搞‘军事割据’、闹‘独立王国’的情况。”要说有的话，也“只是在兴义系军阀政府统治时期，‘旧派’势力依附北洋军阀政府反对南方临时政府和军政府，或者成为北洋军阀反对南方军阀的附庸。‘新派’势力则是依附、支持南方临时政府和军政府，参与南方军阀（含西南军阀）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注]李双璧考察了贵州兴义系军阀的形成及其社会基础，认为它是“一个代表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反动势力”，“在政治上极其保守，拒绝任何形式的改革，在经济上横征暴敛，陷贵州人民于水火之中，成为阻碍贵州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注]。龚晓林则认为“兴义军阀具有武治地方社会的割据性、利权掠夺的争夺性、传统封建关系的伦理取向性、对外关系的非帝国主义依附性、行为准则的随己性等特点”[※注]。

范同寿对贵州军阀桐梓系周西成集团在20世纪20年代的崛起及其在西南军阀派系中的纵横捭阖活动进行了研究，较为客观地指出：“以周西成为首的贵州桐梓系军阀集团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年中迅速崛起，除了其本身善于投机取巧、纵横捭阖这一主观因素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年间，川黔两省乃至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演变。”其实力扩张的原因，与“桐梓系军队本身的一些特点，例如官兵中除上下级关系外，尤为注重封建宗法式的同乡、戚族关系，在同等条件下，军队的战斗力较其他军阀队伍为强等等因素”不无关系。“不过，那种过份强调周西成‘干练’及桐梓系军队‘善战’的看法，却是不可取的。可以断言，如果没有一九二三年以后川、滇、黔军阀的大混战，没有南方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对北洋军阀的遏制，以周西成为首的这支小小地方军阀派系，决不可能如此快地跻进西南军阀的行列，当然更谈不上建立起桐梓系集团对贵州为期十年的统治。”[※注]

关于刘显世的评价问题，熊宗仁研究刘氏的生平事迹后指出：刘显世“除了反映军阀的本质和主流的一面之外，还有在某些历史转折关头或重大历史事变中与时代潮流俱进，在历史前进的合力中加入他的一分力量的非本质、非主流的另一面。这两面的有机结合，才是历史上的刘显世其人。”“刘显世一生的形象除了作为封建军阀这条主线之外，还有一些似乎违背形式逻辑但却符合历史逻辑的行动，往往把反动与进步、逆潮流与顺时势统一于一身。”[※注]对于刘显世在护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一度普遍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认为他参加护国战争，纯属“被迫”，是“反革命投机家”。[※注]但曾业英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刘显世于云南护国起义以前，虽投过帝制赞成票，但并不足以说明他就是袁世凯帝制派”。“完全否定刘显世在护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公正的，不仅与事实不符，且理论上也说不通。”[※注]另有学者从湖湘文化的影响力方面分析其生平，考察其在贵州近代化方面做出的努力，给予了正面的评价。[※注]

7.旧桂系军阀的兴衰。莫杰剖析了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军阀集团的出现、演化和覆灭，认为旧桂系的基本特点是：首领人物的素质，决定了他们拿不出像样的维护统治的精神支柱，只能乞灵于封建迷信和“江湖义气”。他们赖以维持内部团结的纽带，是拜把关系和裙带关系。他们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乡村的豪绅阶级，所遵奉的是封闭型的地方主义。其统治方式为封建把头的家长制封建统治，“属于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不仅英、美帝国主义扶植旧桂系军阀，而且日本帝国主义也扶植旧桂系军阀。”[※注]黄宗炎则分析了护国战争与旧桂系兴亡的关系。[※注]熊宗仁就旧桂系据粤的缘由进行了研究，认为“除了陆荣廷等政治暴发户赤裸裸的财富欲、权势欲和膨胀了的占山为王的绿林习气等主观因素外”，还有桂、粤两省财政的贫富悬殊、陆荣廷借护国战争之机，以及两广联治的历史政治传统和北京政府的无奈认可等深刻原因，以及“适逢的历史机遇和传统的思想观念”方面的客观原因。[※注]罗婧则进一步结合旧桂系的军政活动，将其发展战略概括为“立足广西，参与南北对抗”[※注]，并分析了采取这一发展战略的原因。周中坚、黄卷超还注意到陆荣廷旧桂系军阀在广西现代化过程中的贡献。[※注]袁少芬则介绍了岑春煊在旧桂系崛起时代的作用及破坏护法运动的表现。[※注]林小群、傅玉能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对在桂系集团崛起中起关键作用的桂系核心集团组织结构及内部联系”[※注]进行了个案探究，以追寻旧桂系集团迅速崛起及最终迅速彻底瓦解的原因。

8.陈炯明粤系军阀的特点。有学者指出，概括地说，该系军阀的特点是：“（一）粤系军阀代表人物陈炯明是从革命党人蜕化过来的”，“可以称之为过渡类型的军阀”。“（二）粤系军阀的军队，是以封建依存关系和反动政治关系结合起来维系的。由若干小系统组成大系统的军队，是一支比较典型的军阀军队。它开创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团防武装——城乡地主买办阶级武装。（三）粤系军阀具有明显的买办性。陈炯明始终得到广东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而这些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后台便是帝国主义。陈炯明的叛变是帝国主义收买政策的结果。（四）所有军阀都是地方主义者，但粤系军阀在这一点上表现特别突出，所以有人称之为‘地域主义’。”[※注]

9.唐继尧评价问题。学界对唐继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护国、护法运动中的表现；二是治理云南的施政措施；三是与云南近代化的关系；四是与国内外政局的关系。学者们对此有褒有贬。以唐继尧对护国战争的贡献而言，有全面肯定的，认为此时的唐继尧尚未蜕变为军阀，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他担任了护国运动的全面领导。唐继尧作为辛亥云南起义的主要策划人和参加者，是有重要历史功绩的，在云南也是有实力的，不能把推翻“洪宪”帝制的功劳都归于蔡锷。[※注]也有全面否定的，认为护国战争的“原动力来自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如果没有唐继尧的破坏和屠杀，云南反袁工作早就发动起来了”。这位学者还引用其他学者20世纪60年代的话说：“从1912—1927年唐继尧的言行看来……在‘护国’战争中，他仅在客观上起一些作用而已。从主流来看问题，显然唐继尧不是什么正面的人物。”[※注]多年来，云南学界对唐继尧的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有关情况可参阅杨淳惠《1980年以来唐继尧研究综述》（《文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一文。

西北军阀主要指盘踞于甘青宁地区的马氏军阀集团和新疆军阀杨增新。对于马氏军阀集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马氏军阀集团的产生及长期存在的原因。吴忠礼就马氏军阀集团的兴衰进行了一般的探讨。[※注]周立人认为该军阀集团起源于清末陕甘回民起义中的回军乃至庚子国变时期的董福祥甘军，具体而言，它“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了三十年代‘三马’掌权时，他们利用新军阀混战的机会，使军事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遂成为西北的地方割据势力”[※注]。薛正昌认为，董福祥与西北马家军阀集团的孕育与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注]许宪隆等人就辛亥革命前后诸马集团在政治上的多次转变及其动因进行了研究。[※注]田旺杰“从地理环境、宗教、社会历史背景和内在改革机制等方面剖析了青海军阀长期存在的原因”，认为“青海回族军阀存在近半个世纪，它的成功在于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应变能力，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需求，并能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做出符合社会需求的举动。但是他们的一举一动是在矛盾中艰难地发展，因为他们本身的局限性不情愿也决不会完全按社会和青海人民的意愿所为，只是局部的适应”[※注]。李庆勇等人从伊斯兰门宦教派的角度考察了它们在西北马氏军阀集团形成中的作用。[※注]刘进则指出：“当历史和人为形成的民族对立依然未能消解时，回族民众在一定程度上把诸马势力视为维护本民族利益的依靠，这是西北诸马军阀能长久生存的原因之一。”[※注]

二是马氏军阀集团的特点及影响。作为回族地方割据势力的马氏军阀集团，其势力曾扩展到西北数省，对这几个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过颇大的影响。马氏军阀集团中个别实权人物的势力范围还一度跃出西北进入绥远诸地。王劲指出这个集团的主要特点是：具有特别浓厚的封建性，其统治建立在传统的农牧业结合的封建经济基础之上，靠家族主义纽带维系内部；附庸下的独立，自身条件制约他们不能与“中央”公开抗衡；力图与宗教保持密切联系，以政权控制宗教。[※注]其社会影响，吴忠礼等人指出，回族军阀势力的崛起，实际上是近代以来回族求生存求发展的根本权益的体现，其军阀统治在给当地带来黑暗落后的同时，也为国家民族起到一定作用。从国家主权角度看，“它的出现，及时填补了辛亥革命后西北某些地区（主要是宁夏、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产生的权力真空，使这些地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管制，从而排除了帝国主义分子借这一地区民族问题而干涉中国内政的可能性，也使某些帝国主义分子和分裂分子的阴谋无法得逞”。“由于回族军阀的民族特点，使得回族穆斯林群众的生存权利和生活习惯较之以往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尊重。”[※注]霍维洮也认为西北回族军阀“曲折地体现了回族社会的历史要求，与这一民族社会紧密结合，标志着西北回族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它处于多民族社会环境和近代化过程之中，作出了适应环境和时代需要的各种努力，因而协调了各种社会关系，但它终于不能从民族运动向社会变革转化而败亡”[※注]。许宪隆对马氏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注]赵维玺则考察了青海回族军阀的缘起与发展及其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局限。[※注]牛敬忠等人认为马福祥在绥远一面“鼓励民间种植鸦片、军政人员贩卖鸦片”，“导致绥远地区鸦片的泛滥”，一面又“重视地方教育事业，在教育、军事、行政诸领域任用地方人士”，因而对马福祥的所作所为“不应简单地加以否定”[※注]。

关于新疆军阀杨增新的研究，主要有彭武麟、段金生等人的论著。他们都从维护边疆稳定方面对杨增新治理新疆的理念与实践给予了肯定。段金生指出，杨增新主政新疆期间，“中国正经历着晚清到民国的社会剧变，他坚持弃绝战乱、保境安民的坚定信念，实行具有个性特征的各项治新措施，使得新疆在他统治时期保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这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大局来看，杨增新在这一时期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会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注]。

第七节 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

1949—2009年间，北洋军阀史研究经历了一些曲折。在头一个长达30年的岁月里，少有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也几乎没有什么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问世。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才终于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持续30年的成果累累的大发展时期。但是，这些成果的取得，并不意味着北洋军阀史研究已经完美无缺，可以继续按部就班沿着这一现成轨迹走下去，无须再作任何改进了。事实上，为更好推进这一研究领域的健康发展，也还有一些不能忽视的问题，主要是：

1.模仿有余，创新不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北洋军阀史研究有个明显特点，就是突出北洋军阀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充分肯定北洋军阀在实现中国近代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有学者指出：“无论军阀们怎样思考，他们是无法改变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步潮流的。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依然打着‘民主’、‘共和’、‘自由’、‘地方自治’等具资产阶级性质的招牌，并在一定区域内实施一些现代化实验，并力图把这些措施推向全国。代表中央政府的北洋军阀、桂系军阀、广东的陈炯明、山西的阎锡山等，他们在教育、工商、军事、城市建设等方面都实施了一系列现代化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为此，这位学者认为：“军阀割据时期与封建专制时代相比，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因素增多了，开放性与现代性也增多了，政府的现代行为也增多了。从这个角度看，军阀政治相对于封建专制政治是一种进步。它是从封建专制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一种特殊过渡形式。”[※注]

为什么这时会有这么多学者趋向于研究北洋军阀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呢？不外两个原因：一是内部的，改革开放后断然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策，确立了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有所谓现实的需要。二是外部的，即海外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美国兰比尔·沃拉不是说过吗？军阀割据“没有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工业得到什么发展，但是它没有阻止向城市化发展的倾向，特别是通商口岸的发展。商业和工业继续扩大，中小学和大学数量增加，杂志和报纸数量激增……本世纪头30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增加了350%……中国越来越多地进口原棉、机械、煤油、纸、电话和电报设备以及科学仪器。这反映出工业化和近代化的倾向……工业尽管受到军阀的干扰，从1912年到1929年的年增长速度，仍然达到13.8%”[※注]。不是也有不少西方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向中国学者提供过众多依据这一理论和方法解读北洋军阀史的著述吗？不少学者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了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及实践，自以为这就是“创新”了。

诚然，科学是无国界的，为提高中国历史科学的研究水平，借鉴一些有助于正确解读包括北洋军阀史在内的中国历史的海外史学理论和方法，是必须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关键在于必须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有自己的创造，不能只知一味模仿。简单的模仿，不是创新。模仿得再惟妙惟肖，也只是赝品，不能登大雅之堂。何况不少学者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记述某一北洋军阀派系或个人的所谓“近代化”思想、政策等表面现象上，并未对其何以产生这些思想、何以出台这些政策，这些思想和政策在其全部思想和政策中占多大比重、实践效果如何、与其对“近代化”的破坏相比较孰重孰轻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更有学者为突出北洋军阀的这种“贡献”，干脆回避其对中国“近代化”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彰显其正面性。还有学者在评述北洋军阀的军事、政治活动时，也是完全照搬海外学者对军阀政治的分析理论与框架，认为北洋军阀的“纷争和割据是在认同一个国家的原则下进行的。认同国家的思想既有历史传统力量的引导，又有现代民族主义的激发”。着力强调北洋军阀的军事、政治活动对国家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而对其为一己私利争战不已的图谋则不置一词。这样的研究，纯属东施效颦，与创新风马牛不相及，对推进北洋军阀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作用有限。

2.重复之作，屡见不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选题重复。以袁世凯研究为例，自1980年李宗一的《袁世凯传》出版以后，又出版过为数众多的相同选题的著作。李宗一相当重视史料发掘工作，所著《袁世凯传》一书，可谓一部以丰富史料记述袁世凯一生的开山之作。但是，此后出版的同类著作，除个别例外，绝大多数大同小异，既没有什么新史料，也没有什么新的看法。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的重复之作，却还有书评盛赞其论叙如何周详，刻画如何入微。又如，20世纪80年代，不少学者在国家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实事求是地对北洋军阀在中国近代化方面的贡献问题进行过一些新的探索，提出过一些新的看法。从此，这一选题便成了北洋军阀史研究者的热门选题，乃至迄今仍有不少学者不厌其烦地做着这方面的研究，但研究的结果却少有不同，无非是学界已耳熟能详的那句老话：某人在中国近代化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不宜随意否定。当然，历史研究是永无止境的，同一选题的研究必然会伴随着时代的进程永远延续下去。我们无须也不应该对此说三道四。但是，如果这种同一选题的研究，不能对前人的研究有所深化，有所创新，那就只能说是学术研究所不取的低水平的重复了。

二是研究思路和结论的雷同。此类事例不少，这里仅举数例，以见一斑。如有关皖系军阀与研究系的关系问题，早在1992年就有学者刊发专文讨论过，并指出：“皖系军阀与研究系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携手结盟。段皖对研究系利其虚声以点缀北洋门面，实较其他崇奉武力的军阀技高一筹；研究系欲借武夫之力以求在内阁中名‘段’实‘梁’，实现政党政治的目的，无异与虎谋皮。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二者又分道扬镳。研究系在遭摒弃后对段皖大肆攻讦，这虽加速了军阀衰亡的进程，但对北洋之时频繁的政争和南北长期对立，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切展示了一幕近代军阀政治的历史活剧。”[※注]可是，事隔六七年之后，竟又有人刊文大讲护国战争之后梁启超与“段皖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携手结盟，皖系对研究系利用其虚声以点缀北洋门面；研究系欲借武夫之力以求改造国会，实现其政党政治的理想。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二者又分道扬镳。梁启超从拥段到反段的活动，对当时的政局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近代中国再次导演了一幕联系军阀实现其宪政理想的历史活剧”[※注]。后者除了将前者标题中的“研究系”改为“梁启超”及两者前后顺序颠倒一下之外，其研究思路和结论，甚至结论部分的文字皆与前者并无甚不同。又如，关于张学良东北易帜的过程，早在1991年就有学者刊文提出，张学良东北易帜经历了京津易帜、热河易帜、滦东易帜、东三省易帜等“四个步骤”。[※注]且不论此文的研究思路和结论是否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九年之后竟在学术刊物上出现了一篇研究思路和结论与此完全一致的论作，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该文竟在标题上特地标明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新释”。[※注]再如，2003年即已有学者刊文指出：“近代以来封建社会的王统政权、道统文化、族统社会的三维体系发生裂变，是近代军阀政治产生的根源；军阀政治经历了滋生、雏形和最后形成三个阶段，具有四点特征：一是拥兵自重，控制政治；二是利用民主政治形式实现军阀专制；三是个人及政治角色之间不受法律制度约束；四是中央权威弱化，军阀割据混战。”[※注]可是，到了2008年却又有人以“学界对军阀政治的讨论多集中于军事和政治，而对传统三维社会的裂变与军阀政治的关系以及军阀政治的特点阐述相对较少”为由，再次发表专文讨论这一问题，而其结论却几乎完全照搬前者的论断，所不同的仅仅是将前者归纳的军阀政治特征，由四个虚化成大同小异的七个而已：“一是拥兵自雄干预政治的称霸性。二是政治行为的投机性和无原则性。三是利权的攫取性与排他性。四是政治伦理取向的封建性。五是政治面目的虚伪性。六是对外关系中的严重依附性。七是军阀政权更迭的频繁性。”[※注]可见，在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中，研究思路和结论的雷同并不是个别现象。

三是重复发表。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重复发表，并非那些应不同主题要求而收录在不同论文集中的同题论文，而主要是指当下各种学术报刊发表的论文（姑且不论其是否篇篇皆称得上是“论文”）。稍微留心一下当下的学术报刊，便不难发现存在这么几种奇特现象：一是同一篇论文，今天以作者甲的名义发表，明天又以作者乙的名义发表；二是一篇论文发表后，多年后又原封不动地以原作者的名义再次出现在另一报刊上；三是多年后再次出现在另一报刊上的论文，标题固然有所变化，但内容却照旧；四是一篇论文同时发表在多个刊物上。何以同一篇论文会以不同作者的名义发表于不同的学术报刊，究竟谁是真正的作者，当事人这样做是怎么想的，目的何在，外人难以猜测，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然而，不管当事人怎样想，无论问题出在哪里，这种现象总不能说是好现象，因为它既浪费了大量报刊资源，也辜负了读者的信任和期望，实际是一种对读者不负责任的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3.引用史料，很少甚至不辨真伪。北洋军阀史的史料蕴藏极为丰富，除了北洋军阀自身留下的档案文献，当时各类报刊对北洋军阀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外，还留存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当时各方人士记述出版的大批北洋军阀史事著述。如汪克明编撰的《直皖直奉大战实记》（上海和平书局），张一麐编辑的《直皖战史》（上海和平书局），吴下琴鹤仙馆编辑、南都天禄旧主校正的《吴佩孚讨逆演义》（上海民强书局），濑江浊物的《吴佩孚正传》（上海中央国史编辑社），广文编辑所编辑的《吴佩孚全传》（上海世界书局），《中国之华盛顿——吴佩孚政史》（上海民强书局），戎马书生编辑的《直奉战争记》（北京文蔚书局），《直奉大战史》（上海竞智图书馆编印），王小隐的《直奉大秘密》（上海中国第一书局），上海宏文图书馆编印的《直奉大战记》（上海和平书局），上海竞智图书馆编印的《吴佩孚大战奉军史》，中外新闻社编辑的《吴佩孚全史》（上海世界书局），无聊子编辑的《现代之吴佩孚》（上海共和书局）、《第二次奉直大战记》（上海共和书局），南海胤子的《安福祸国记》（北京神州国光社），梁河间的《直皖战争全史》（上海和平书局），信史编辑社编辑发行的《段祺瑞秘史》，温世霖的《段氏卖国记》（著者自刊），中央新闻社编辑印行的《徐树铮秘史》，张一麐的《直皖秘史》（上海世界书局），费保彦的《善后会议史》（北京寰宇印刷局），冯玉祥的《冯玉祥自传》（1929年抄本）及《我的生活》（华英书局版）[※注]，等等。

这些著述均为当时人甚至当事人的记述，与其他各类史料一样自然是今天研究北洋军阀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但由于其编著者的身份、地位不同，它们所记述的史事却并不完全相同，不但详略不一，还有你记我不记，甚至你否定我肯定的完全对立的记载。如吴下琴鹤仙馆编辑、南都天禄旧主校正的《吴佩孚讨逆演义》就是为吴佩孚“背书”的，濑江浊物的《吴佩孚正传》也对吴佩孚多有溢美之词，上海民强书局出版的《中国之华盛顿——吴佩孚政史》更是从书名上便让人一目了然看到了它的极端捧吴立场，而倾向于皖系军阀的一些著述则对此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和立场。因此，对于北洋军阀史研究者来说，史料蕴藏丰富固然是件好事，但也由此带来了一个更加繁难的史料辨伪任务。倘若对这些因立场、认识不同而记载各异的史料不加分析，明辨是非，确定真伪，仅仅以言之有据，拒绝杜撰，而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各取所需，各执所见为满足的话，是绝对不可能向读者贡献真正体现客观、公正价值观的真实的北洋军阀史研究论著的。诚如来新夏所说：“当时派系对立，为了制造舆论声气，相互攻讦诋毁，时有发生。通电声讨，洋洋洒洒，对己则正义在我，对人则非义在彼，危言耸听，攻及人身，吴佩孚的通电，大多类此。而以‘秘史’、‘丑史’、‘祸国史’等等为题的小册子更多敌意宣传。设以此种资料为据，往往与历史实际有异，甚至并非实有其事。”[※注]

可是，综观当今的北洋军阀史研究领域，虽然成果无数，不说论文，光以“北洋军阀史”之类命名的专著及相关人物传记就难以统计出个准确的数字，但若细察内容，则似乎大多数都基本上是在前人著述基础上加减而成的，除了多了些“与时俱进”的新概念外，少有事实上的差别。举两个较为典型的例子，一是吴佩孚的。有人发表了一篇《吴佩孚——一个被认为更有希望统治中国的军阀》（《文史天地》2010年第1期）的文章，其实这只是一篇未对史料进行任何辨析，也未对吴佩孚一生做综合研究，仅仅依据预设观点东拼西凑一些可为其“增光”的史料而成的普通文章。但却得到了好评，有人在同期杂志上发表读后感，自称“第一次对吴佩孚其人其事获得了一个较为全面和完整的印象。也可以说，重新读到和认识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吴佩孚”。第二个例子是冯玉祥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有关冯玉祥的论著层出无穷，光传记就有10余部之多。由于这些传记在纪事方面大多没有对史料进行必要的去伪存真的辨析，而是直接采用冯玉祥《我的生活》之类著述中的记载，因而常常出现一些与史实有出入甚至完全相悖的记述。可见，不少北洋军阀史研究者的史料辨伪意识似乎还是比较淡薄的。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刘敬忠就曾撰写《冯玉祥的前半生——兼对其自传〈我的生活〉辨析》（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对冯玉祥《我的生活》中的一些不实之词进行了一定的辨析和考证，为后人的进一步讨论提供了基础。就此而言，刘敬忠此书可说是在北洋军阀史领域，进行了一次实不多见的历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尝试。

4.个案研究盛行，整体研究严重缺失。改革开放以来的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和个案研究愈来愈受到重视。研究者已不再专注于政权争夺和军事混战这一主体领域和抽象的宏大叙事，而扩大到了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城市、乡村、工矿企业、交通运输等研究领域和种种具体的个案问题，并由此引出了一系列认识上的变化。这一变化为我们更加完整和深入地了解与认识这段历史的全貌，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当然也是北洋军阀史研究的一种进步。不过，倘若细察其中实况，似乎也不是毫无可议之处。如，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政治、军事领域的研究日趋萎缩。又如，随着具体个案研究的盛行，宏观研究几无人问津。再如，研究的问题愈来愈具体，愈来愈细化，而引出的结论却大得可观，动辄曰北洋军阀为什么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人甚至认为北洋军阀时期中国经济的相对繁荣，主要是由两方面力量推动完成的，一部分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积极参与，另一部分则是在朝在野的北洋军阀政客的投入。还有北洋军阀时期思想如何“宽松”，言论如何“自由”，等等。

的确，对历史研究而言，多角度多侧面地扩大研究领域，将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细节考察清楚是必需的，非此不能对历史做出较为符合或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不是说远眺高山“横看成岭侧成峰”吗？不是说“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吗？不是说廓清历史细节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吗？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分析、认识问题的方法。但是，凡事总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历史问题更是如此，不管它们有少个角度，多少个侧面，有多么具体，多么细小，从来就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和其他事物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不将它们联系起来做整体的综合研究，仅仅研究个别领域，个别问题，个别细节，是难以揭示历史真相和本质的。就此所得出的结论，在这个领域，这个问题，这个细节的范围内，可能是正确的，能成立的，但就整体而言，很可能是站不住脚的，不能成立的。以北洋军阀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为例，仅仅依据其某种经济思想和政策，或在某一经济建设中的某种作为，而不对其向列强出卖了多少实际权益、所发动的军阀战争给中国近代化造成了多大破坏和损失等等问题做比较研究，就断定其为中国近代化做出了多大贡献，显然是失之片面的。可见，光有孤立的各个领域具体问题的研究是不够的，唯有同时进行综合的整体性研究，才能求得历史的真解，否则就只能是瞎子摸象，虽然摸清了大象的各个部位，却仍然不知大象究竟像什么。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发现，罗志田等有识之士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遗憾的是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以致迄今仍无明显改变而已。

那么，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长此以往将会出现什么后果呢？杨天宏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缺失系统性研究所说的一段话，应该说同样适用于北洋军阀史研究。他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与这些年来日渐兴起的以‘解构’为特征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无关系。近年来，具有后现代色彩的‘解构主义’充斥盛行，对一切事物都要下一番‘解构’的功夫。‘解构主义’将结构的‘中心性’颠覆为‘差异性’的意义链，对以追求整体性或系统性为特征的‘结构主义’是一种理论挑战。这一‘主义’对历史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于蔑视权威及已经建构的学术秩序，且因解析法的精密应用导致研究局部的细致深入，缺陷在于容易导致史学研究的‘无形化’，即导致研究客体整体形态的支离破碎，以至消失。而一旦历史人物和事件在形态上消失，‘解构’则成了类似庖丁解牛的操作技巧表演，虽于牛的肌肤腠理掌握精确，达到出神入化、杀百牛不折一刃的神奇境地，却留下了‘未见全牛’的遗憾。历史研究若被做成只分解‘牛’的内在结构，不探究‘牛’的身体面貌，系统性完备周至的原则也就随之落空。这些年来，学术专著做得越来越精深细密，而通史性的著作却越来越缺少综合性与系统性，究其原因，与研究方法选择上的偏执有直接关系”。杨天宏指出：“近代新史学兴起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以及新中国成立头30年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却因此而统统丢失。”[※注]

总之，人类历史是科学，既然是科学，就应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对待，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注]要想继续推动北洋军阀史研究大步前进，就必须对以上各方面的问题有所改进，将实事求是精神贯彻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