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主要内容。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不断遭受列强的侵略，帝国主义侵华客观上构成了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是学科本身的必然要求。第二，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教育人民正确认识历史，认清帝国主义本质便成了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因此，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也是社会和国家发展提出的要求。

这一时期出版的较有影响的综合性著作有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鹍等人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抓住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和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一主线，论述了鸦片战争后80多年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发展和变化。《帝国主义侵华史》对1840—1895年间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该书集众专家之力，无论在史实考证、史事叙述还是在总体框架方面都具有学术著作的规范。在此后面世的有关中外关系史专著中，我们仍能看到这一著作的影响。此外，胡滨的《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有力地揭露了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在瓜分中国的浪潮中既勾结又争夺的情况。

在对各帝国主义国家侵华活动的研究中，20世纪50年代着力最多的当是美国侵华史，这多半因为美国是当时与中国最为敌对的国家。其中最有影响的为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和卿汝楫的两卷本《美国侵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2、1956年版）。这两种著作主要从政治史角度揭露美国的侵华活动，而钦本立的《美国经济侵华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则从经济史角度揭露了美国的侵华活动。

基于同样的背景，50年代的中苏关系研究则以宣传中苏友好为主旨，出版了曹锡珍的《中苏外交史》（上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年版）和彭明的《中苏友谊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等专著。在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下，这一时期的论著只讲苏联对华援助和友谊，不谈苏联对中国的伤害，也不提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60年代中后期，由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有关沙俄侵华史的研究迅速升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撰写的《沙俄侵华史》（共4卷，至1978年出版两卷，人民出版社1976、1978年版），详细地叙述了沙俄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此外，比较有影响的著作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和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沙俄侵华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等。

但对于长期扮演列强领头羊角色的英国以及侵华最烈的日本，却缺乏系统的研究，对它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这一时期先后出版了鲍正鹄《鸦片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魏建猷《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贾逸君《甲午中日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陈联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戚其章《中日甲午威海海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等专著。对其他国家的研究则更为薄弱。

与帝国主义侵华史相呼应的是中国反侵略斗争史。在这方面较有影响的主要有陈锡祺《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周明绮《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中华书局1962年版）等。

这一时期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研究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突破了1949年前外交史研究的旧框框，建立了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这一时期的研究涉及近代中外关系的若干重大事件，勾画出了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的基本线索，搭建了学科的基本框架，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进程中不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的影响。中外关系发展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基本上被侵略和反侵略模式所涵盖。除此以外的许多方面，无法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且，即便是关于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也受到政治风潮的冲击。如《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出版后，便有人指责该书犯了方向性错误，声称解放了的中国人民需要的是“扬眉吐气史”，而不是“挨打受气史”。于是，研究组被撤销。以致到20多年后，该书第2卷才得以与读者见面。

给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带来勃勃生机的是1978年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它既向研究者提出了如何全面认识外部世界的课题，也创造了一个大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对外开放，中外文化交流获得了极大发展，中国学者能够直接了解西方社会，从而大大地开拓了视野。中外关系史学科由此出现了繁荣景象。

这一时期，出现了多种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综合性著作。除前述《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沙俄侵华史》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1、1990年版）陆续出版外，一批以中外关系史或外交史冠名的通史性著作也纷纷面世。叙述清末到1919年间（个别的到1911年或1949年）中外关系史的著作有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顾明义《中国近代外交史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公素《晚清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赵佳楹《中国近代外交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唐培吉主编《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等。这些著作对清末民初近代中外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清理和阐述。这些外交通史性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是在高校教学讲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进入21世纪以来，又陆续出版有赵佳楹《中国现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黄凤志主编《中国近代外交史（1840—1949）》（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熊志勇《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等。

相对来说，民国时期外交史的研究是一个比较新兴的领域。其综合性专著的出版普遍晚于研究清末的专著，大抵都在20世纪90年代。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宗成康主编《百年中国对外关系（1840—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唐培吉主编《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近代中国周边外交史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杨公素《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以及程道德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现代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吴东之著与石源华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批以“中华民国外交史”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这些著作在研究体系的建构、史实的准确叙述方面对于外交史学科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研究者所掌握外语语种及个人精力的限制，更大量的研究，也可以说更为深入的研究是按国别而分类进行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苏关系、中英关系、中德关系、中葡关系、中韩关系皆有不少成果面世。如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项立岭著《中美关系史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熊志勇著《百年中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张振鹍等著《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向青等著《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田保国著《民国时期中苏关系（1917—1949）》（济南出版社1999年版）、沈志华等著《中苏关系史纲（1911—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薛衔天等著《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黄鸿钊著《中英关系史》（香港开明书店1994年版）、萨本仁和潘兴明著《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王为民主编《百年中英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吴景平著《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马振犊等著《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黄庆华著《中葡关系史（1513—1999）》（黄山书社2005年版）、石源华著《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1919—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