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城市史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到21世纪初，短短20余年间发展成为生机勃勃的新兴学科，研究成果十分丰硕。有学者统计，仅1979年至1994年，内地出版的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的专著、资料集、论文集便多达534部。[※注]论文更是不计其数，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自1986年至2008年，仅《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史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史学集刊》《历史档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家主要cssci期刊便刊发城市史及相关研究文章505篇，占9家刊物发表论文总数的2.8%。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单体城市研究

近代城市史研究起步于单体城市研究，已问世20余部专著。就其代表作而言，应首推以下四部，即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隗瀛涛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罗澍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皮明庥主编的《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四部著作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批近代城市史学术专著，具有开创意义。它们的共同点是，皆以城市的近代化历程为主线，透视城市内部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展现城市发展的阶段性波动，总结城市发展的特点，揭示城市发展的规律。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编撰体例上虽各有特色，但都既运用了历史研究方法，又突破了传统史学的研究方式，采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人口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研究，重点突出，分析深入，颇有说服力。不仅拓宽了地方史和近代史的研究领域，为城市史研究开辟了蹊径，也为当代各地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以及城市化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常宗虎的《南通现代化：1895—193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谢本书和李江主编的《近代昆明城市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程子良和李清银主编的《开封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刘景玉和智喜君主编的《鞍山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王瓒叔主编的《宝鸡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王仁远等编著的《自贡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曹子西主编的《北京通史》（中国书店1994年起陆续出版）、张学君和张莉红著《成都城市史》（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傅崇兰主编的《拉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专著则各具特色。

二 近代区域城市史研究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一些研究者试图从区域的角度来研究城市，如武斯的《区域中原城市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王长升等的《长城沿线城市》（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但这些著作主要是以研究古代城市发展为主，较少涉及近代城市。王玲的《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版）应是较早涉及近代城市的一部区域城市史研究论著。它以北京为主体，将其周围的城市结合成群体，研究北京与这些城市相互间的关系。这一研究初步反映了城市群体研究注重整体性、历史性、联系性的理论特色。[※注]

90年代后，一些学者将近代城市史研究从个案研究提升为区域研究，对东南沿海、华北、长江流域等区域城市系统、城市群体研究展开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区域城市史研究被一致认定为拓宽和深化城市史研究的重要途径。由张仲礼主持的国家“八五”社科重点研究课题“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第一次将东南沿海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群来研究。他们紧扣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这一主题，或就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这五个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逐一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对比研究和综合研究，既勾勒出每个城市的个性，又归纳出五口通商城市的共性，较好地把握了东南沿海地区以五口通商城市为主体的城市群体在带动区域近代化和中国近代化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改变了以往个案城市研究存在的孤立、静止的缺陷，提升了城市史研究的层次，扩大了研究视野，开拓了城市史研究的新领域。其最终研究成果《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1996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外，先后问世的具有代表意义的近代区域城市史研究著作，还有茅家琦主编的《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曲晓范著《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的《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隗瀛涛主编的《近代长江上游城乡关系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2003年版）、何一民主编的《成都城市早期现代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与《20世纪中国西部中等城市与区域发展》（巴蜀书社2005年版）。如果说《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是从上海单体城市向区域城市研究的初步转轨的话，那么《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就是使三步曲趋于完善的快板音符。该书开篇即放弃对单体城市的烦琐描述，直接切入长江流域主题，以宏观的总论对全书进行把握和交代后，用15章的篇幅对长江沿江城市的经济、交通、城乡关系、人口、风俗、居民素质、会馆公所和帮会组织、中西文化交流以及宗教九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述。而《20世纪中国西部中等城市与区域发展》一书则研究了以往城市史学界所忽略的诸如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西部地区的中等城市。

与此同时，研究区域城市的论文也日渐增多。张仲礼《上海城市经济近代化及对长江流经济的影响》（《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年第3期），隗瀛涛、谢放《上海开埠与长江流城市近代化》（《城市史研究》第10辑）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近代上海城市与长江流域各城市间的互动关系。王笛《近代长江上游城市系统与市场结构》（《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分析了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茅家琦《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论述了长江下游城市的近代化进程。戴鞍钢《近代上海与周围农村》（《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着重探讨了近代上海城市的崛起与周围农村经济互动互补的紧密关系。蔡云辉《城乡关系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对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特点、城乡关系与城市化间的关系，以及近代中国城乡关系对城市、乡村，尤其是城市化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

天津学者推出了一批富有特色的近代华北区域城市系统变迁的前期研究成果。如罗澍伟的《试论近代华北的区域城市系统》（《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胡光明的《北洋新政与华北城市近代化》（《城市史研究》第6辑）、周俊旗的《清末华北城市文化的转型与城市成长》（《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张利民的《近代华北城市人口发展及其不平衡性》（《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等等。区域城市群体和区域城市系统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研究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城市联系。胡光明《清末民初京津冀地区城市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根源与启示》（《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清末民初京津冀城市网络发展演变状况及其内外因素的剖析，认为这一时期京津冀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大大加快的历程充分说明京津冀共生于一个生存空间，三方应更进一步密切携手，发挥各自的优势。

东北地区所发表的区域城市研究成果，主要有沈毅《近代旅、大租借地的农业与城乡关系研究》（《华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高晓燕《试论东北边疆地区城市发展的特点》（《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2期）、王革生《清代东北沿海通商口岸的演变》（《东北地方史研究》1991年第3期）和《清代东北商埠》（《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1期）、杨天宏《清季东北“自开商埠”述论》（《长白学刊》1998年第1期）和《清季自开商埠海关的设置及其运作制度》（《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3期）、吴晓松《交通拓展与近代东北城市建设》（《城市规划汇刊》1996年第3期），等等。

三 近代城市整体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有学者撰文称：“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一篇从整体上探讨近代中国城市变化和发展的文章。”[※注]这种局面自90年代初开始发生变化，不仅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从整体上探讨近代中国城市变化和发展的文章，而且出版了多部从整体上研究中国城市变化和发展的专著。如戴均良的《中国城市发展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何一民的《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宁越敏等的《中国城市发展史》（安徽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顾朝林的《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与展望》（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曹洪涛等的《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隗瀛涛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何一民主编的《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前三部均为城市通史性著作，比较全面、系统地从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研究了中国城市的起源、古代的发展、近现代的发展，堪称中国城市史的开创性著作。顾朝林的《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与展望》也是一部城市通史性著作，所不同的是，其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国城镇体系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而对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演变几乎没有涉及。曹洪涛等人的《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对近现代以来一些主要城市的发展演变作了比较全面的描述，资料比较丰富，但由于缺乏理论指导，未能从整体上对近现代中国城市的发展进行研究，因而稍欠深度。

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在客观上存在两种差异：即地区性差异和类型差异。这两大差异构成近代城市史中观层次研究的学术前提。区域城市研究以城市发展的地区性差异和发展不平衡性为前提。城市类型研究以城市类型差异和近代转型时期城市类型的复杂性为前提。区域城市研究更多关注城市网络体系和城市化。城市类型研究则较多关注城市性质、特征、发展的动力、条件以及城市发展的历史继承和时代变革，亦即城市近代化问题。这两种研究方向相结合，即可解决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这两个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主要问题，为在宏观层次上把握中国近代城市发展规律和道路问题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隗瀛涛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以现代化为主线对近代中国的城市类型进行了划分，对不同类型的城市的兴衰、发展原因、发展动力、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对近代中国城市进行分类综合研究的学术著作，具有开创意义。二是在理论上，对城市进行分类综合研究有所突破。三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辩证地、历史地分析城市史和近代化过程中的复杂现象，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它的出版，标志着近代城市研究从单体城市研究、区域城市研究进入整体的、综合性的宏观研究，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四 对城市经济与城市发展动力的研究

在近代城市史的研究领域中，对城市经济的研究自始便是学界的重点着力对象。21世纪以来，对城市经济和城市发展动力的研究更向纵深发展，甚至出现了对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的开拓性研究。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不可能具备合理的经济发展环境，也不可能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因而近代以来城市经济发展受外力影响较大。为此，城市史研究者对城市经济、发展动力的探讨，历来十分重视开埠与租界产生的外力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对外交流交往改善了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如有学者认为鼓浪屿租界华侨在商业、金融、实业等方面的投资促进了厦门城市经济的发展[※注]；大连自由港制度确立后的对外交往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并推动了城市化和工业化[※注]；九江开埠引起了传统商路变迁，从而引起江西城市重心位移和城镇结构变化，形成“以九江—南昌为中轴的市镇格局”，促使江西经济向近代缓慢转型[※注]。另有学者肯定自开商埠城市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商埠城市繁荣及城市近代化的推动作用。[※注]还有学者认为天津的进出口贸易对市场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推动了天津市场发展及华北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注]

关于城市发展动力问题的研究，主要表现在有学者认为：强调新兴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化转型，的确能反映中国近代历史的特征。然而，要真实反映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整体状况和水平，仅考虑部分城市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把握和研究“衰落城市”类型衰落的原因、特点及其规律，也是当代城市发展寻求历史借鉴的客观需要。[※注]于是，不少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向衰落城市及其衰落原因的探讨。何一民主编的《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版）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认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兴盛与衰落是相对的概念，有兴盛就有衰落，世上万物都有一个从兴盛发展到衰落的过程。近代中国城市衰落程度、表现和分布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及城市发展不平衡规律的集中体现，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及城市发展的不平衡。该书首次提出要分别从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对城市发展周期进行研究。重点探讨了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变动、交通地理变迁、战争及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的城市衰落现象，并就“衰落城市”进行了典型的个案分析。

五 对市政建设与城市管理的研究

随着传统政治消费型城市向近代经济生产型城市的转变，列强把西方的市政观念带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政转型。市政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市民生活，并影响传统中国市民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

市政建设是政府尤其是近代政府重要城市管理工作之一。周子峰将1920—1937年厦门市政建设分为缓慢发展和较快发展两个阶段，认为近代厦门在物质、市民意识、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发展也影响着厦门社会。[※注]曹胜认为德占时期青岛城市建设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注]赵可认为20世纪广州引进的欧美近代政治体制推动了广州市政崛起。[※注]张伟则从越界筑路角度分析其对上海城市建设的影响。[※注]

公共交通是市政建设的重要方面，主要集中在公共交通演进及新旧交通方式的冲突上。邱国盛认为人力车与电车的先后引进改善了上海交通状况，但两者呈现矛盾与共存的局面。[※注]王印焕指出，交通近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人力车与电车两种交通工具的矛盾，但两种交通工具并存于城市公共交通体系中。[※注]陈文彬认为，上海自开埠后其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促使了城市公共交通向现代转型。[※注]

公共事业管理是城市公共事业的重要内容之一。邱国盛指出，近代以来，在外来人口增加及政府管理不足的情况下，上海的同乡组织在管理外来人口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并推动了上海城市化进程。[※注]杜丽红探讨20世纪30年代北京污物管理改革，指出官办到官商合办的转变使北京污物管理改革初见成效。[※注]汪朝光通过考察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发展历程，讨论了国家政权对文化艺术的控制。[※注]

六 对城市社会、公共空间以及大众文化的研究

城市社会、公共空间是城市史研究的主要领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城市史研究中一个新的趋势。步入21世纪以后，更是超越以往研究范式，突出了“从上到下”的城市史研究取向。

在城市社会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阶层（如绅商、人力车夫、娼妓等城市中、底层群体）、社会组织（如社团、会馆、商会等）、市民生活等几个方面。关于绅商阶层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是余子明的《从乡村到城市：晚清绅士群体的城市化》（《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关文斌的《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邱捷的《近代广东商人与广东的早期现代化》（《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侯宣杰的《清末商会与城市粮食管理——以天津商会为个案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任云兰的《论华北灾荒期间天津商会的贩济活动（1903—1936）》（《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等等。关于人力车夫等底层群体的研究，主要有孔祥成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研究——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中心》（《学术探索》2004年第10期）、江沛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天津娼业结构述论》（《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主要有王云骏的《民国时期城市市民参政意识刍议——以南京城市社团组织（1927—1937）为个案》（《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李柏槐的《民国商会与同业公会关系探析——以1929—1949年的成都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郭绪印的《城市转型中近代上海会馆的特点》（《学术月刊》2003年第3期）、王春英的《官商互动的多元图景呈现——清末商会成立形式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宋美云的《论商会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作用——以近代天津为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关于市民生活的研究，忻平著《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作者运用全息史观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在理论和方法上均有较大的创新。论文方面有王毅的《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从竹枝词看近代上海文化风气的变迁》（《史林》2008年第6期）、赵楠的《十九世纪中叶上海城市生活——以〈上海新报〉为视点》（《史林》2004年第1期）、葛涛的《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史林》2003年第4期）、谯珊的《近代城市消费生活变迁的原因及其特点》（《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2期）、褚晓奇的《近代上海菜场研究》（《史林》2005年第5期）、李德英的《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城市史研究》第19—20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

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学者们在关注城市建筑物理空间的同时，还对城市人文空间即公共领域展开了研究。前者有刘海岩的专著《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为代表，后者则涌现了一大批论文，主要有李微的《近代上海电影院与城市公共空间（1908—1937）》（《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3期）、陈蕴茜和齐旭的《近代城市空间重组中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以江苏南通更俗剧场为中心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王炜的《近代北京公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叶中强的《近代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空间的形成及其社会功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