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运史研究步入黄金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广大工运史研究者得以摆脱长期形成的“左”的思想束缚，焕发出空前的创造精神。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提倡，则使工运史研究的广泛开展，有了组织上和物质上的保证。在上述有利形势下，20世纪80年代的工运史研究获得了大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

这一时期工人运动史研究的空前繁荣局面的形成，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197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各级工会发出关于搜集中国工运史料的通知。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于1980年10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运史工作座谈会，确定恢复和建立各级工运史研究机构，切实开展工运史料的征集、整理和编纂工作。之后，又于1983年6月和1986年6月召开第二、第三次全国工运史工作座谈会，研究如何深入广泛开展工运史研究的问题。在全国总工会的统一部署和大力促进下，工会系统的工运史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到1986年，据全总工运史研究室统计，已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工运史工作机构，包括地、市、县各级地方工会和铁路、邮电、海员等产业工会，全国工会系统的工运史研究机构总计380多个，有专职人员540多人，加上聘请、借调和兼职的，从事工运史研究工作的共计1300多人。全总工运史研究室和各省市工运史研究室编印的公开出版或内部发行的刊物60多种。各地通过查阅档案、报刊，征集的文献资料有7万多份，3.6亿多字，文物和照片6000多件；通过调查访问，抢救了活材料2万多份，2100多万字。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整理编印史料专辑40多本，编写工运史稿130多本，编写工运史大事记约200份，地方工会志110多篇，撰写论文700多篇。其中部分已正式出版或发表。在工会系统重视工运史研究的同时，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校系统和高等院校系统的中共党史和工运史研究者也潜心研究，发表了大量成果。据不完全统计，10年间正式出版的工运史著作和资料书60余部90余本，发表的文章400余篇。这些成果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前30年，尤其在质量上有较大提高。

首先，这10年在工运史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成果显著。在已出版的资料书中，大致有三类：一是通史性的。其中最重要的有：（1）刘明逵主编的大型资料书《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详细收录了从1840年至1927年有关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工资和生活状况，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状况，有关劳动问题的政策法令等方面的大量史料。（2）中华全国总工会编纂的《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的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分上、中、下3册，共96万余字，系统选编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和部分中央局关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批示、宣言、通告、通知、电文等文件，为系统研究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方针和策略，提供了方便。（3）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将“文化大革命”前创刊的《中国工运史料》改为按时期和年份汇编工运史料的专辑，继续出版。从1979年出版的总第9期到1986年的总第29期，共出版21期，平均每期20余万字，为工运史研究者提供了该室珍藏的从五四运动到1937年的大量翔实的工运史料。二是专题性的。已出版的主要有《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五卅运动史料》（第1、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986年版）、《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1—1984年版）、《焦作煤矿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湖南劳工会研究论文及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上海工会联合会》（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等。三是地区性的。已正式出版的有《江西工人运动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闽浙赣苏区工人运动史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四川工人运动史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下）（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云南工人运动史料汇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北京工运史料》（4册）（工人出版社1982年版）等。10年来众多翔实、准确的档案史料的出版，为工运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在工运史大事记方面，20世纪80年代全国工会系统编写的200余种工运大事记，大多只是内部印行。

最后，在已出版的工运史书中，宣传性的通俗小册子已不多见，大多是学术性较强的著作。这些著作在许多方面填补了工运史研究的空白。已出版的工运史著作，按其内容大体可分成以下几类：

通论民主革命各个时期的工运史著作。在这方面，10年中已出版了7种。其中，首先应提到的是唐玉良编写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工人运动史略》（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虽然只有10万字，分量不算大，但十分精练，可以说是作者多年从事工运史研究的结晶，是第一本通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工运史的简要著作。它在内容和结构上为后人编写全国、地方和产业工运史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借鉴。其次是王建初等主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是为了满足工会系统院校开设中国工运史课的需要编写的。全书40余万字，是第一部通史性的工运史专著。除上述两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盖军等编写的《中国工人运动史教材简编（1919—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该书在20余万字的篇幅中，简明扼要地描述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较详细地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工运的策略的演变，力求作出客观的、准确的评价。

论述民主革命中一个时期的工运史著作。齐武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继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版的刘立凯、王真的《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工人运动》（工人出版社1953年版）之后又一本论述一个时期的工运史著作。全书28万余字，首次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日本统治的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作了比较广泛、深入的论述和探讨。

地方工运史。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上海、唐山、浙江等少数省市已做了一些编写地方工运史的准备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项工作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起来。地方工运史的撰写，成为各省市工运史研究的重点。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在1985—1989年间，先后出版了《石家庄工人运动史》（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重庆工人运动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武汉工人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浙江工人运动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山东工人运动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天津工人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大连工人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青岛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8种。这些地方工运史不拘一格，各具特色，都是在广泛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成的，都较好地论述了各自地区工人运动的历史特点和经验教训。它们同全国性的工运通史呼应，再现了中国工人运动波澜壮阔多姿多彩的画卷。

产业工运史。薛世孝编著的《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新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产业工人运动史，填补了工运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专题史。比较重要的有陈卫民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任建树、张铨的《五卅运动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蔡洛、卢权的《省港大罢工》（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周尚文、贺世友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陆象贤主编的《中国劳动协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等。这些专题性的工运史著作，都对所论述的专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史实和论断方面都有不少创见，对推动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此外，根据地工人运动史的研究有了突破。中央苏区工运史征编协作小组编著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改革出版社1989年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书对中央根据地的工人运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和总结，并附录了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录、有关中央苏区工运的历史文献、工会组织沿革和工人运动史大事记。

回忆录和工运人物研究。10年间出版的回忆录中，有许多涉及工人运动的内容。其中罗章龙的《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和《张金保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较有参考价值。在已出版的工运历史人物传记中，较有分量的是魏巍、钱小惠的《邓中夏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唐纯良的《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卢权、禤倩红的《苏兆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此外，值得重视的还有中国工运学院编辑出版的《刘少奇与中国工人运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陈君聪、曹宏遂编写的《刘少奇工运思想研究》（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对刘少奇在中国工运的理论策略和实践方面的贡献，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10年间，内地报刊发表的工运史文章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相当一部分学术水平较高。其特点，一是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展了。不仅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其他各时期也都有了一定数量的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不仅研究工业中心上海、广州的工人运动，而且研究沿海其他城市和内陆城市的工人运动；不仅有关于白区工运的内容，而且有苏区工运的内容；不仅有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而且开始研究国民党控制的和日伪统治下的工人运动；不仅研究中国工运本身，而且涉及共产国际与中国工运的关系。二是研究的内容深化了。不是停留在对工人斗争过程的叙述和一般性地阐述斗争的意义和作用，而是试图比较全面地探讨斗争发生的原因、斗争中各种力量的作用、斗争策略的评估。在人物研究上，摒弃了对则全对、错则全错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力求具体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这一时期工运史研究的深化，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理论和策略的研究。10年来，学术界在对工运理论和策略的探讨中，提出了不少新问题和新见解。

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长期以来，关于统一战线的研究都是在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而对工人阶级内部是否存在统一战线的问题，没有讨论。1985年以来学者们撰文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统一战线是客观事实，并对其特点作了初步探讨。有的文章集中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概念提出的过程，有的在叙述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的基础上，注重探讨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特点。如漆文锋、邹小孟的文章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的特点是：（1）不存在共产党与其他工人政党的统一战线问题；（2）基本上是处于秘密隐蔽状态；（3）主要任务是配合农村根据地的斗争；（4）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注]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观运用于中国工运实际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理论。

关于工人运动的策略。这期间，陆续有文章探讨这一问题。刘晶芳通过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白区工运策略的演变和白区赤色工会的历史考察，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作策略中，以赤色工会为白区工人阶级同反动派斗争的主要组织形式是错误的，应予否定。[※注]汪洋撰文对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运中长期实行的消灭黄色工会的策略进行了考察，指出中国共产党把本来属于中间营垒的改良主义的黄色工会简单地认定是反革命性质的，从而不加分析一概否定，采取打倒的策略是错误的。正确的策略是尽可能利用黄色工会。[※注]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工运策略与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在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几乎都与共产国际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直接受赤色职工国际指导。学者们利用新发掘的史料，深入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运策略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盖军、刘晶芳对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进行了较系统的考察，指出中国共产党白区工运策略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脱离中国工运实际的“左”倾策略，是与共产国际指导中的错误分不开的。[※注]之后，唐玉良的文章在充分肯定1927年以前赤色职工国际对中国工运的支持和援助的同时，指出赤色职工国际“四大”以后的一些“左”倾的决定，对中国工运的错误和挫折，也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文章总结国际工运的经验教训，肯定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团结合作是必要的，但采取赤色职工国际这样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形式，由一个远离各国的世界性的指挥中心来指挥各国的工人运动是不好的。[※注]

关于刘少奇的工运理论和策略的评价。刘少奇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他的关于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策略对中国工运发生过重要影响，因而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在这10年中，正式发表的研究刘少奇工运理论的文章有近50篇，其中大部分是研究他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工运理论和策略的。学者肯定了刘少奇在指导苏区工运中提出的工人在自己政权下应有主人翁的劳动态度的思想，高度评价了他的白区工运策略思想，认为他的策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运实际相结合的创造。在对他的工运策略思想形成的研究上，学者们注意克服过去长期在人物评价中的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倾向，指出刘少奇是人不是神，他的正确的策略思想也有一个形成发展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在其认识过程中的某一阶段，也会是正确错误交织，也要经历从不清楚到清楚，由不正确到正确的过程。因此，研究伟大人物的思想，也应客观、实事求是。[※注]

二是较广泛地开展了学术争鸣。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随着举国上下平反冤假错案和拨乱反正工作的开展，学术界对工运史中许多已有定论的理论、实践、人物重新评估，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深入探讨一些疑难问题，促进了工运史研究的深化。20世纪80年代主要讨论的问题有：

1.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知识分子和雇农是否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种意见认为旧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理由是他们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受雇于人，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因此，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以及人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作用为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来衡量，应当说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注]另一种意见则不同意上述分析，认为旧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注]对农村中的雇农是否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也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雇农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认为这样看，比较符合中国无产阶级形成的客观历史条件，比较符合毛泽东思想对中国无产阶级概念使用的客观事实，也比较符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中国无产阶级团结斗争的历史。[※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雇农是无产阶级，但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理由是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并不是相同的概念。雇农不与近代机器工业相联系，也不具备工人阶级集中、富于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等特点。[※注]

2.产业工人的集中性是否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优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概括为三条：第一，深受三种压迫，革命比任何阶级都坚决和彻底，除极少数工贼，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第二，开始走上革命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三，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联系，便于结成亲密联盟。此后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概括出的特殊优点一直为学术界沿用。50年代中期有变化，将毛泽东概括的三条中的第一、第二条合并，增加“集中”一条。新三条提出后，普遍为理论界认可和运用，30年无大变化。1983年底，缪楚黄撰文对“集中”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优点表示异议。他指出：“陈伯达从大工厂和中小工厂集中工人人数多少比例这一角度，说中国工人集中程度比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工人更高，是片面的，故不应采用集中是特殊优点这一提法。”[※注]其后，有的文章则从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及结构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手分析，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内涵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内涵大得多，不仅包括产业工人，而且主要成分是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由此自然不能得出集中是无产阶级特殊优点的结论。[※注]

3.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局限性问题。长期以来，工运史研究中凡是论到无产阶级时，总是论其先进性。1980年，学术界有人对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进行了辩证思考，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有局限性的特点。1981—1982年间，学术界就这一问题展开了争鸣。参加讨论的文章近10篇，主要观点有两种。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有局限性。主要表现为落后、保守、迷信、不懂尊重科学等弊病。这些弊病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就表现为封建主义的意识和平均主义思想。他们认为产生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中国无产阶级先天不足，到1919年城市无产阶级总共不到200万人，仅占全国人口的1/200，而且大都受小手工业的影响，保留着狭隘、自私和涣散性。其二是中国无产阶级身上具有农民属性。中国无产阶级是直接从农民转化来的。而农民中即使最革命的雇农阶层，也缺乏成为无产阶级的必要物质条件，不可能具备无产阶级那样高的组织纪律性。刚刚从农民队伍跨入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无产阶级不可能一下子摆脱农民属性的影响。这种或多或少带有的农民属性，是产生无产阶级局限性的根源。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局限性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损害，承认和研究无产阶级的局限性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改造与改造世界。[※注]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没有局限性。他们认为肯定无产阶级具有局限性的学者是混淆了有限和无限的概念，把阶级局限同具体事物存在的暂时性、历史性混为一谈。阶级的根本缺陷是由其经济地位决定的，是不能改变的。历史上的剥削阶级都有其局限性。而无产阶级由于同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其经济地位使其具有伟大的团结性、互助性、组织性、纪律性、进步性和对财产的公有观念。其本性是先进性而不是局限性。虽然无产阶级由于与农民联系紧密会受到农民思想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是外因，是第二位的，况且农民从加入无产阶级队伍起，就不断得到思想改造，从而逐渐融化掉农民意识。全面地看问题，应当说这种改造占了主导地位。因此，说中国无产阶级有局限性既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依据，又不符合中国无产阶级实际，是错误的。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认为，强调无产阶级的弱点，并把它上升到局限性的理论高度是有害的。这会导致抹杀或歪曲党的性质，从而不利于共产党的领导。[※注]

除上述两种观点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肯定先进性与承认局限性并不冲突。理由是，任何一种历史特有现象，绝不会仅给社会带来好处而无弊端。中国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系异常紧密，对工农联盟、动员和组织起强大的反帝反封建力量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优越性。但也应看到，正是由于同一原因，农民的心理、农民的习惯和农民的思想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较深，使得诸如平均主义、自由散漫等小生产习气在无产阶级队伍中长期存在，而且只要中国还是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只要工农、城乡差别存在，农民属性就一定会在无产阶级身上有所反映。但这并不等于改变了无产阶级的本质属性。[※注]

4.香港海员大罢工是谁领导的。长期以来在工运史研究中一般认为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也存在着不同意见。近年来报刊发表了几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主要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是国民党领导的。理由是香港海员大罢工发生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党员人数少，处在秘密活动下，力量有限，中国共产党广东党组织的力量尤其弱。加上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工运重点在北方，中国共产党没有也不可能发动和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列举了以下史实证明罢工是由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所发动和领导的：（1）罢工的领导机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是在孙中山等人发动下形成的，是经国民党广东政府注册的；（2）罢工是国民党的联义社主持的，苏兆征、林伟民以联义社成员的身份参加并领导了罢工；（3）罢工的活动经费，大都来自国民党方面。从罢工开始到结束，广东政府始终起着重要作用。[※注]

另一种看法是，香港海员大罢工不是国民党领导的。它是在当时的国内外潮流的影响下，以苏兆征、林伟民为骨干的香港海员工会自己发动和领导的。它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声援、国民党的重要支持以及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领导。其理由是，香港海员工会是在孙中山支持下成立的，但与孙中山和国民党之间并无直接隶属关系，联义社是香港海员工人的社团，不是国民党的组织，事实上也完全没有用过联义社的名义领导罢工；苏兆征、林伟民在领导香港海员罢工时，绝不是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出现的。至今仍未发现孙中山或者国民党就如何发动和领导这场罢工斗争公开发表过任何宣言、文件或言论，至今也无法找到体现国民党的领导作用的任何资料。[※注]

5.关于省港大罢工的领导问题。一种意见认为，省港大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和全总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其根据是：（1）罢工是共产党发动的。“五卅”惨案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委员会领导广东人民开展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6月8日，中共党员邓中夏等去香港发动。临委会决定罢工后，指定黄平、邓中夏、杨殷、苏兆征、杨匏安五人组织党团为罢工指挥机关。（2）罢工是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起来后，“临时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罢工指挥部，创造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工人武装纠察队的组织形式，制定了“特许证制度”，确定了“单独对英”的原则，等等。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保证了省港大罢工顺利进行，并取得了重大胜利。[※注]

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应只提共产党领导了省港大罢工，而应当承认国民党也起了领导作用。国民党拟订了罢工计划，并派员以中央代表身份带着国民党的密令到香港和沙面发动罢工，发出让香港、沙面工人返回广州的命令。罢工实现后，广州政府在对英封锁，解决回省工人食宿、交通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罢工得以坚持。国民党制定了区别列强、单独对英的方针，制定了复工条件，成功地进行了外交斗争。在省港大罢工中，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汪精卫、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等做出了重大贡献。廖仲恺实际成了罢工总指挥。汪精卫起的作用也很大。上述事实说明国民党对罢工起了领导作用。考虑到当时是国共合作，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又是省港大罢工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应当认为省港大罢工是国共两党以国民党名义共同领导的反帝政治运动。[※注]

6.关于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存在着“左”倾错误，是刘少奇1937年在《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的。在这之后直至1981年前，学术界没有展开讨论。1981—1982年间，陆续有几篇文章就这一问题展开了争鸣。论者对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存在“左”的错误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在错误的程度、持续的时间以及造成后果的评价上存在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武汉政府时期工运中“左”的错误是严重的。从开始即存在，越到后来越“左”。表现在：（1）不断地提出使企业商店无法承担的要求；（2）无限制地游行集会，组织政治经济罢工；（3）经济上侵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4）政治上执行政府机关职能，随便捉人，戴帽游行，擅自关闭厂店，强取什物，强制雇工，武力解决劳资纠纷，等等。“左”的错误造成生产不断下降，加剧了经济政治危机，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产生不满情绪，造成党、工会与工人，工人与士兵农民，工人纠察队与市民之间关系的紧张。总之，“左”倾是武汉政府时期工运中的主要错误倾向。[※注]

另一种意见认为，武汉政府时期工运主流是好的，“左”的错误有，但没有那么严重。事实上，“左”的错误不是贯穿武汉政府时期工运始终，而主要存在于这一时期的第一阶段（1926年10—12月）。第二阶段（1927年1—5月）“左”倾逐步得到纠正，右的错误逐渐发展。第三阶段（1927年5月6日—7月15日）主要危险是右倾。事实上工人没有不断地提出使企业商店无法承担的要求。工人名义工资虽增加较多，但考虑到工人原有工资极低，而武汉地区生活费用很高的实际情况，应当说增加一倍工资亦不为高。工人罢工游行集会较多，但并不是无限制的。湖北省委和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曾对罢工进行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从已举行的罢工和游行集会来看，大多数是必要的。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要从全局上把握对武汉政府时期工运的评价，既要看到工运中确有“左”的错误，又要看到，在整体上犯的是右的错误，后者是占主导地位的。引起大革命失败的主要是右倾错误。因此，不能把工运中的“左”倾错误说过头，只能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恰如其分地指出其不足。[※注]

7.如何看待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对1927年6月28日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中共“八七”会议认为是党内机会主义错误在工人运动中的典型事例。之后几十年里，党内、学术界均作如是观。

1980年有文章首次肯定了交枪事件，认为它是“从实际出发，对于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有利的必要妥协”。文章考察了大革命后期武汉地区的形势、敌我力量对比和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情况，认为在革命面临失败、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工人纠察队既不可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也不可能拖走，自动缴械是保存力量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从交枪的实际情况看，只交了1000支坏枪，约占总枪数的30%，而将好枪隐藏起来。这些枪后来交给了叶、贺部队，成为中国共产党日后发动武装起义所用武器的来源之一。从后果上看，交枪在政治上使党变被动为主动，争取了时间，集中了力量，为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做了准备。因此，绝不能把交枪看作是投降主义。[※注]上述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较强烈的反响，一些学者撰文与之商榷。他们考察了取消工人纠察队决策的形成过程，认为中共中央的意图绝不是出于策略考虑，根本不是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而是屈服于汪精卫等人对纠察队的非议，以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行动表示对国民党、汪精卫无条件服从和拥戴的诚意。这个决定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贯彻的结果。有的文章考察了1927年6月底武汉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认为并非只有交枪一条路好走，把纠察队拉过江去，保存力量不是不可能。还有的文章对交枪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事实上所有的枪支基本都交了，没有根据说明好枪保存下来交给叶、贺部队了。一些文章还注重对交枪后果的考察，认为纠察队的解散不仅没有任何积极影响，反而给革命带来了令人痛心的严重后果。它引起了革命队伍的极大混乱，加剧了革命的危机，助长了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它是陈独秀放弃武装斗争领导权的典型表现，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事件。[※注]

除上述主要争鸣的问题外，学术界还就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的时间、安源大罢工的领导、“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五卅运动中陈独秀的评价、总商会的作用的评价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推动了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