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二节 曲折乃至倒退时期
|
来 源
：
|
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0 \ 下卷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8 | ||
|
摘 要
：
|
1964—1976年是太平天国研究的曲折乃至倒退时期。在1951年初版本《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中，罗尔纲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忠王此举意在效仿蜀汉大将姜维伪降钟会故事，以图恢复太平天国。1961年,苑书义也撰文指出，李秀成此举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和对封建势力产生幻想的表现，其性质是“妥协投降”，但这不能改变他对太平天国的巨大贡献依然是其一生主流这一事实。在学术问题上见仁见智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在批判李秀成的运动中，对李秀成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竟被视作“站错了立场”，单纯的学术问题被无端上升为政治问题，在新中国史学研究中开了一个恶例。千篇一律的文章充斥各报各刊，表面繁荣的背后却是太平天国研究真正的窒息。 | ||||||
|
关键词
：
|
太平天国 学术问题 政治问题 尊孔派 增订本 叛徒 野心家 阶级异己分子 反动统治者 政治运动 封建势力 |
||||||
在线阅读
第二节 曲折乃至倒退时期
字体：大中小
1964—1976年是太平天国研究的曲折乃至倒退时期。
在被俘后所写的亲笔“自述”中，李秀成明显流露出乞降求抚之意。李秀成此举的动机和原因是什么？究竟应如何评价？这是史学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在1951年初版本《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中，罗尔纲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忠王此举意在效仿蜀汉大将姜维伪降钟会故事，以图恢复太平天国。在1957年该书增订本中，他又略作修正，认为忠王此举目的有二，即“保存革命实力”和“希望反动统治者能同人民一道去反抗外国侵略”。1959年，赵矢元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伪降”一说不能成立，强调李秀成“承认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失败，消失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要求曾国藩招降他的部众，表示了严重的动摇和妥协，这也是应该承认的”。[※注]1961年，苑书义也撰文指出，李秀成此举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和对封建势力产生幻想的表现，其性质是“妥协投降”，但这不能改变他对太平天国的巨大贡献依然是其一生主流这一事实。[※注]
然而，这种正常的学术争鸣并未能持续下去。1963年，戚本禹发表批评李秀成的文章，断言忠王不“忠”，其“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自1964年起引发出一场打着揪“叛徒”、彰“气节”旗号，批判李秀成的政治运动。这场学术界的政治风波成为十年浩劫的先导。极“左”思潮的泛滥给太平天国研究造成极大的混乱和危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画等号。在学术问题上见仁见智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在批判李秀成的运动中，对李秀成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竟被视作“站错了立场”，单纯的学术问题被无端上升为政治问题，在新中国史学研究中开了一个恶例。罗尔纲因坚持认为李秀成此举是“苦肉缓兵计”而受到冲击；苑书义、茅家琦、祁龙威等学者不同意戚本禹全盘否定李秀成的观点，认为李秀成虽晚节不保，但功大于过，结果也被扣上“叛徒李秀成辩护士”的大帽子，遭到打压。前之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既已不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了。
二是影射史学泛滥成灾。影射史学的实质是将历史上的个别事例或局部现象加以普遍化、绝对化，以迎合现实政治的某种需要。批判李秀成，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实际上是借批判李的“叛徒”罪之名，为打倒党内一大批功勋卓著的老干部制造舆论。在1974年掀起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梁效之流又肆意曲解历史，将洪秀全、杨秀清之间的权力之争定性为“反孔派”与“尊孔派”之间的路线斗争，将天京内讧的起因说成是“尊孔派”篡权，意在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一时间，太平天国史被肢解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严肃性荡然无存。
三是给历史人物贴政治标签成为人物研究风行的模式。按照这种模式，洪秀全被塑造成完美无缺的农民革命领袖，并以他的是非为是非，将杨秀清定性为“野心家”，韦昌辉为“阶级异己分子”，石达开为“分裂主义者”，李秀成为“叛徒”。简单化、脸谱化的研究被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学术风气产生了恶劣影响。
上述现象都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戚本禹、梁效之流固然难辞其咎，但在当时特定政治气候的左右下，不少研究者也写过配合性或应景式文章。就此而论，这是整个时代的悲剧，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今人认真地反省和汲取。
概括地说，在1964—1976年，太平天国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乃至倒退的时期，成为近代史学科受害最深的一个领域。千篇一律的文章充斥各报各刊，表面繁荣的背后却是太平天国研究真正的窒息。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