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军阀史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何谓军阀？何谓北洋军阀？对于前者，李新的解释是：拥有私兵、据有地盘和实行武治，即直接的军事统治，其中是否实行武治是判别军阀与非军阀的最重要的标准。至于后者，他认为可概括为四个特点：一是采用外国兵制；二是财政来源已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其饷源大宗往往来自关税、盐税、铁路及轮船局等官办企业的收入和发行公债、举借外债；三是实行募兵制，兵源主要依靠招收破产农民或其他劳苦群众；四是不断分裂，乃至发展为各成一派、各据一方，连年混战。[※注]对于北洋军阀的特点，来新夏与李新的看法类似，但对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的解释却不完全一致，他认为近代军阀是一个“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注]。还有学者提出，军阀的特点就是“利用政治特权掠夺了大量的土地”，“都是反动的武装政治集团”，“都以帝国主义作为他们的靠山”，“长期混战”[※注]。另有学者将学界关于何谓军阀的代表性观点，归纳成以下几种：一是“军人领导绅士控制政权，不保卫国家主权的完整，自筹军饷，拥有防区或行政区”。二是“在以宪法为根据建立国家之前的国家政权及其军队都具有军阀性质”。三是“大凡政治权力建立在武力之上，使用这种权力的人物就是军阀”。四是“军阀不过是对军事敌人的辱骂词”。五是有私人的军队，占有相对稳定的地盘，实施直接的军事统治而不是文治。根据这些特征，又可区分为古代军阀和近代军阀，“近代军阀是半封建军阀，有资本主义因素”，且又可分为“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国民党新军阀的特点是封建主义现代化，法西斯主义中国化”。但是，这位学者并不赞成这些观点，他认为这些观点均难以准确解释军阀的含义，因为“中国近代军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产物，军阀统治是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是反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反动派。军阀统治是阶级的统治，各个军阀集团及其代表人物都是从属于统治阶级的。军阀统治的特点是军阀派系繁多，割据称雄和不断地进行战争，而军阀所进行的战争，无不打有帝国主义的烙印。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注]而张华腾则提出，宜以中性词“北洋集团”来表述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认为这样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北洋集团发展演变的轨迹。“北洋集团崛起于清末新政，发展于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及其以后，北洋集团演变为北洋军阀。北洋集团孕育了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是北洋集团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北洋集团走向灭亡的阶段。”在他看来，“这样的表述也许更为科学”。[※注]

2.近代军阀政治的起源、上下时限及其成因。关于近代军阀政治的起源，罗尔纲认为，曾国藩创立湘军，不仅改变了清朝的兵制，在军队中形成了“兵为将有”的状况，也牵动了政局的演变，在地方上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因此，近代军阀政治当起源于湘军。但李新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所谓军阀，最基本的条件是军队为个人所有，因此不能把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李鸿章等人“作为中国近代军阀的开端”。他还认为就连辛亥革命前的袁世凯也不能称之为军阀，只有到了清帝退位，袁世凯窃夺全国政权之后，北洋军才完全为袁氏所私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武昌起义促成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形成”。[※注]

至于近代军阀史的上下限有学者归纳，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吴佩孚……蒋介石都是军阀。这就是说，中国近代军阀史的上限始于李鸿章，下限终于蒋介石”。二是“1916年至1928年是中国军阀统治时期，也称为典型的军阀统治时期。对于1916年以前的袁世凯和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蒋介石是不是军阀，既不作肯定也不作否定”。三是“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中国就不存在军阀了，因为国民党蒋介石参加了抗日战争，国共两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主张近代军阀史写至1936年。这就是说，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便是中国近代军阀史的下限”。但该文作者认为：“中国近代军阀史属于中国近代史这一历史范畴，但不可以把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军阀史的上下限等同起来。”“中国近代军阀史的上限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建立的北洋军阀统治时开始，其下限是1949年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结束。”[※注]

关于军阀政治的形成，任恒俊认为受到了清末南北新军不同编练方式的影响。他指出，清末北洋新军基本保持一个系统，北洋军阀控制北京政权后，尽管派系林立乃至火并内讧，却“始终控制北京政权，以‘中央’名义倒行逆施”，而南方新军在清末时即由各省自行编练，其“地域性特点和听命各省军事首领的状况孕育了割据军阀倾向潜滋暗长。反袁护国的战火保卫的民国招牌，再没有灌输多少革命意识，此后随着首领的蜕变迅速地衍化成割据一方的军阀武装。”[※注]刘江船分析了文化方面的原因，他指出，就军阀上层而言，“儒家传统文化尤其是它的伦理道德观对宗派的产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宗派又是军阀的基础。因而，可以说传统文化是形成中国近代军阀的一大思想根源”。对于普通士兵，“在经济观上……当兵去，足以养家糊口，有的甚至可以赚钱发财”。对于读书人而言，“在中国传统仕途被堵塞之后，一筹莫展的知识分子中很多人纷纷弃文从武，大批有识有志青年投笔从戎，于是形成了一股从军热。这些人或充任中下级军官或充任文职秘书幕僚等，成为军阀割据混战最有生命力的源源不断的人力基础，他们给任人唯亲的腐朽军阀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军阀们得以苟延残喘割据下去，甚至有极少数一部分人上升为军阀”。军阀所奉行的“军阀主义”，“即指那种因军治政，以军代政、拥兵自重、扩军备战的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是重兵观念和实用主义，一切行为的准则是是否有利于其军队和统治”。而这里的实用主义，“既盘踞一方，又唯利是图；既割据，又混战”。地方主义、对于“不变的利益”的追求，以及张宗昌样式的“三多主义”，即“构成了军阀主义的有机内容，这一哲学思想是军阀分裂割据的一大原因”。[※注]高海燕、久玉林等人从地方主义和军事主义的角度，考察了军阀政治形成的原因。他们在承认“地方主义不一定会导致地方割据，军事主义也不一定走向军人政治”的同时，指出“督抚的集权化、士绅的政治化无疑会造成地方主义对中央集权的分割，并加剧整个社会的分散态势。这种分散态势在中央集权权威仍然存在时，还不会造成整个国家的分裂，一旦中央集权解体，这种地方主义便会成为左右局势的决定因素，并显示出分裂主义的政治内涵。军事主义与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儒家传统相比，也缺乏足够的凝聚力和稳固性。因此这种力量虽可制造短暂的统一和集权，却绝不会持久。辛亥革命推翻了原有的统治权威，却未建立起相应的文人政治或政党政治，于是军事主义便成为一种首当其冲的选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地方主义和军事主义便成为中国社会的决定因素，并最终聚合为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军阀割据。这里不排除各种合力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在各种合力因素中，地方主义与军事主义是分裂的主要作用力”[※注]。王振羽、王翔宇从政治权力、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三个层面讨论了军阀政治产生的根源。[※注]胡玉海则认为：“近代以来封建社会的王统政权、道统文化、族统社会的三维体系发生裂变，是近代军阀政治产生的根源；军阀政治经历了滋生、雏形和最后形成三个阶段，具有四点特征：一是拥兵自重，控制政治；二是利用民主政治形式实现军阀专制；三是个人及政治角色之间不受法律制度约束；四是中央权威弱化，军阀割据混战。”[※注]黄璜从自然经济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小农经济相对独立的生产单元造成个体的分散，下层农民容易受到地方势力的左右。适应这种模式的生产关系导致了社会阶层的相对孤立和分化，这在客观上为军阀政治的产生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地方分离主义来源于宗法体制的相对独立性，农民的利益在社会动荡之际只能依靠地方势力的保护，他们提供的资源自然成为军阀们的战略资源。”[※注]

3.北洋军阀的阶级基础及其政权性质。对于北洋军阀史的上下时间断限，学界已有基本一致的认识，即始自清末小站练兵，终于1928年东三省的改旗易帜。但对北洋军阀的阶级基础的认识，学界则存在较大的分歧。彭明认为：“北洋军阀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它极力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封建统治秩序”[※注]，北洋军阀上台的直接后果就是封建势力的再度强化。来新夏鉴于北洋军阀执政期间资本主义经济有过一定的发展，中国的社会性质也有所变化，因而认为这一政权不仅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已带有资产阶级的色彩。[※注]魏明通过对若干军阀官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考察，指出“军阀官僚中的一部分人基本上已与封建生产关系相脱离或转化”[※注]，认为这是与以前的统治阶级很大的不同点，说明北洋军阀政权的性质也有所不同了。但来新夏更强调：北洋军阀的阶级基础是以地主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北洋军阀集团含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点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有时间与阶段的问题。北洋军阀集团之带有资产阶级特性是在后来，大体说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所以不能把二者并列。北洋军阀的连年混战，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有所伤害与触动。商人在混战中由于运输物资被扣、关卡勒索、市面不稳、币制混乱等而感到不便，甚至蒙受损失。所以北洋军阀集团究竟代表资产阶级多少利益是值得研究的。”因此，他认为“北洋军阀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主要的社会基础”。[※注]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潘敏从具体剖析北洋军阀推行的政策入手，考察了北洋军阀政权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关系，认为北洋军阀既不服务于地主阶级，也不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一种超越特定阶级利益的“波拿巴式政权”。从本质上说，北洋军阀政权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仅“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从阶级基础这一个角度来说，北洋政府的迅速崩溃的最根本原因，或许就在于它的脆弱性，本身没有任何阶级基础的政治背景。”[※注]唐学锋则认为将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视为封建地主阶级的观点，“忽视了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研究”。他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导致了土地所有权的演变，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土地逐渐转移到军事起家的新兴的军阀官僚手中，传统的封建地主阶级日趋没落。新兴的军阀官僚“是社会的暴发户，他们的支持者和保护者不是没落的地主阶级，而是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因此，军阀割据的真正社会基础不是封建地主阶级，而是破产的农民和无业游民，“这是旧中国社会病态的反映”。[※注]这一观点得到了刘进的支持。[※注]

4.北洋军阀集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种意见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反动的军事政治集团，它在辛亥革命前后各16年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祸国殃民的丑恶角色，所以对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应予完全否定。黄志仁指出，北洋军阀不但“摧毁资产阶级民主制，推行专制独裁统治”，还破坏了“中国走现代化道路”。首先，它顽固推行媚外政策，疯狂出卖国家权益，极大地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其次，连年不息的军阀混战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浩劫。再次，它横征暴敛，吞没了大量社会财富，严重地破坏了工农业的再生产。最后，它凭借反动政权，竭力维护封建买办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注]王明德认为：“地盘是军阀生存的基础，对地盘利益的争夺构成了军阀活动的主要内容。军阀地盘的位置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影响军阀势力的发展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军阀间地盘利益冲突的不可调和性，是军阀政争的死结，导致彼此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战争泥潭，进而在战争中走向灭亡。”[※注]徐桂梅对北洋军阀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进行了分析。[※注]王方中以大量史实，揭露了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几次重要军阀战争给交通和工商业带来的直接破坏，指出军阀混战“使本来可以顺利发展的民族工商业走上了一条动荡不定、坎坷曲折的道路”[※注]。黄国荡、王玥等人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军阀为捞取军费，在辖区内鼓励种植鸦片，祸害社会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注]不少学者还就北洋军阀对地方经济的破坏进行了研究，如阮知对北洋军阀勒索下的湖北官钱局的败落进行了简要分析，王命能研究了周荫人在福建的统治历史，张兆文注意到吴新田在陕南的黑暗统治，张晓辉研究了民初军阀混战给广东社会经济带来的伤害，任念文、李国林考察了北洋军阀各派对上海的争夺及其破坏活动，等等。[※注]

但是，以来新夏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不宜简单地完全否定北洋军阀集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指出北洋军阀集团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1）北洋军阀集团是维系晚清十余年统治的一个支柱；（2）北洋军阀集团是辛亥革命时期转移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3）北洋军阀集团所把持的北洋政府是辛亥革命后统治中华民国的政权代表（含对外的国家代表）；（4）北洋军阀集团为由统一走向再统一的过渡做了铺路工作；（5）北洋军阀集团使中国的军制摆脱了旧有的落后陈旧的状态。[※注]郭剑林提出近代军阀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了推动作用，认为主要是通过五个方面的“过渡”表现出这种作用，即从君主专制政治向军事分权政治过渡，从世袭政治权力向竞争政治权力过渡，从“以礼治国”向“中体西用”过渡，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从封建军队向资本主义军队过渡。[※注]另有学者强调，民初中国工矿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史学界将之归结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这不符合事实……我们决不能忽视北洋政府的政策导向这一重要内因”。具体可分析为：“一、解除了对民间兴办工业企业的限制；二、对工矿业者采取保护和奖励政策；三、对新办企业实行保息和补助政策；四、对民族工业产品及所有原料实行减免捐税政策；五、劝导创办实业，鼓励利用外资。”[※注]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并非全是政府行为所致。他认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变，政府的这种不完全作为，反而使各种社会因素更充分地调动起来，形成一种综合的社会力量，促进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所谓“各种社会因素”，应包括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国际市场的新变化、北洋军阀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实施、地方自治、民众爱国运动、人口迁徙，等等。[※注]应该说，这种看法远较将这时的中国经济发展单纯归功于北洋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加全面一些。认为北洋军阀政府行为引起经济发展者，至少需要指出当经济发展受阻时政府行为的影响力所在，而不是空泛罗列一些法令法规作为点缀。因为有法可依与有法不依，在很多时候并不冲突。也有学者对地方军阀同样进行这种多层面的研究，如李庚靖就在剖析龙济光在广东的黑暗统治的同时，又指出他既要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地位，又要“做出符合社会潮流的反应”，进行了比较新式的矿业开采，“阶级的局限，使他扮演了一个复杂多变的角色”[※注]。

5.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从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角度立论，而且具有明显的程式化倾向，以致对它们间的关系作了帝国主义是北洋军阀的靠山、后台，而北洋军阀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走狗之类的简单描述；有的论者甚至把充当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工具视为北洋军阀的一大特点。事实上，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错综复杂，变化多端。孙思白指出：“为了弄清他们之间的关系，需要深入的挖掘资料……不然就会停留在表面的理解上，或是让一些问题晦而不明，近于空白。奉、皖两系的背后有当时日本政府的支持，是人所共知的；但日本伸手的地方不仅奉、皖。英、美支持直系，从报刊舆论上很显著，从实际具体的活动上又很隐蔽，而且英、美也并非不对其他派系插手。如英、美也借款给张作霖便是一例。距边疆、海口较远的内地中小军阀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更是不易搞清楚的问题。同时，从另一方面看，军阀有需要向外国侵略势力投靠求助的一面，又有利害矛盾的一面，笼而统之地称为帝国主义‘走狗’、‘工具’不一定全合乎实际情况，其间关系往往是随时随地而有极多变化和复杂的内容，用一成不变的公式去硬套，往往是不恰当的。”[※注]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有失简单化的方法和片面的结论逐渐得到纠正。不少论者注意到，卖国媚外并不是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列强关系的全部内容。有的军阀派系的确是卖国求荣、甘奉帝国主义为主子的，如段祺瑞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即属于此种类型，不少论者以大量确凿的事实给予了充分的论证。[※注]但也不能不看到，军阀与帝国主义列强又有利害矛盾的一面，同样有不少论者以具体史实证实了这一点。如俞辛焞在《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南开学报》1982年第4期）一文中，具体分析了日本外务省和军部对直奉战争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及其后果，提出“实际上这是一种双重外交，或二元外交”，“外务省和军部互相配合，执行侵略政策”，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帝国主义侵华手段的诡诈多变。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一文论述了张作霖在郑家屯事件交涉中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所进行的抵制和斗争，并分析张在该事件交涉中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的原因是：（1）随着张作霖地位的不断提高，逐渐滋生了维护统治权威，摆脱日本控制的自主欲。（2）受全国反日声势的震慑和影响。（3）与同日本统治集团反对派的矛盾有关。而娄向哲《直系军阀政权与英美关系初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一文则从财政、军火等的支持与援助几个方面，对1922年5月至1924年10月直系军阀把持北京政府期间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作了初步考察，认为英美对直系的支持并不明显，等等。

为此，来新夏发表《北洋军阀与日本：20世纪末中国学者的研究》（《学术月刊》2004年第8期）一文，通过对日本的对华政策的演变与北洋军阀各派系的对外关系、日本对中国军阀几次大混战的介入、北洋军阀各重要人物与日本的关系等方面的阐述，进一步指出：所谓日本支持皖、奉系，英、美支持直系的完全程式化的对应关系，实际上并不存在。“日本对直系军阀之所以采取审慎态度，主要是顾及与英、美的关系，也不愿把直系军阀完全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现象。因此，它必然以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列强为其依靠，即它除了努力强化其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事力量外，还需要求助于外国势力的支持。直、皖、奉三个主要派系都与英、美、日等国，或明或暗地进行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勾结，而列强也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在华利益，维护其势力范围，也以经济援助和政治干预等不同手段与北洋军阀各派系进行交易。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力东顾所留出的空当，致使北洋军阀集团与日本的关系尤为密切，而日本从各方面对中国政局的操纵与影响，也极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