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北洋军阀的创始人，辛亥革命以后又以中华民国大总统身份执掌了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大权，将北洋军阀推向全盛时期。但是，好景不长，1916年6月就因其悍然称帝，遭到包括西南护国军在内的持不同立场的反对派的反对，而迅速结束了他的统治。对于这段历史，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李新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2卷（1912—1916）（中华书局1981年版）、侯宜杰的《袁世凯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等专著均有比较系统、全面而中肯的记述。而这一时期的专题研究则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袁世凯北洋建军的过程及评价。来新夏指出，袁世凯北洋建军，大致经历了新建陆军、武卫右军、北洋常备军和北洋六镇四个阶段。但邓亦兵认为，北洋建军过程的划分不能仅依据军队名称而定，应体现出北洋军由一支一般意义上的清末新军（当时南方有自强军），一步步发展成为军事集团的阶段性特点。因此，认为袁世凯北洋建军实践应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新建陆军时期，二是武卫军及其先锋队时期，三是北洋陆军时期。[※注]关于袁世凯在北洋军阀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来新夏认为主要表现为组织人力、制定建军章则和善于抓住战机，而“这三件大事就是袁世凯为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发展所作的历史贡献”[※注]。关于对袁世凯北洋军的评价，吴兆清提出，不能将北洋新军的军制改革与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混为一谈，不能以北洋军阀的罪恶否定其以资本主义军事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军事制度的进步意义；而承认北洋新军的军制改革在中国军事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也并不就是否认北洋新军的反动性质和它在历史上的反动作用。这一看法大致得到了姜廷玉等人的赞同。[※注]

2.袁世凯代替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原因。胡绳武提出，武昌起义前，袁已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势力。武昌起义后，袁以伪装欺骗了革命派、立宪派和清政府。革命派也没有提出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纲领，认不清革命的敌人和朋友。帝国主义明确表示支持袁世凯，使革命党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注]单宝则将这一历史结局，归结为以下四方面的原因：一是有北洋军做强大支柱，二是有帝国主义做后台老板，三是君主立宪派起了作用，四是袁世凯惯于玩弄阴谋手段。[※注]但周彦、常宗虎却提出与此截然不同的看法。周彦认为是“孙中山主动让位于袁世凯”的。常宗虎则认为袁世凯所以能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是因为：（1）南京临时政府从筹备组建就期盼着袁的反正归来；（2）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政府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下去的政权，袁完全有能力将它置于死地，而无须“窃取”；（3）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选择袁作为新政权的核心。据此认为，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职位并非窃夺而来，而是历史机遇所赐，是资产阶级拱手让与的结果。[※注]

3.袁世凯与日本“二十一条”交涉。一直以来，学界视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为典型的“卖国外交”，并把它与袁世凯称帝联系起来，认为袁为换取日本对其帝制的支持而主动接受了“二十一条”。但罗志田指出，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在历时数月的谈判交涉期间，袁世凯政府一变过去秘密外交的方式，有意识地向英美使馆和北京的中外报界泄露日本的要求和谈判的内容”[※注]，以寻求英美支持，这种政策获得相当的成功。吕慎华在考察袁世凯的外交策略后也指出：在谈判过程中，袁世凯确立了以拖延战术为主要谈判策略，配合撤换外交总长、与英美等密切关系国保持联系、新闻政策的运用、鼓动反日风潮、利用日本内部矛盾等数项辅助策略，采用多头并进方式，以加强中国政府抗拒“二十一条”要求的立场。总体而言，除期待中的国际共同干涉未能实现以外，袁世凯的交涉策略执行得相当成功。虽然以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与当时国际情势的不利，交涉结果中国仍不免损失利权，然袁世凯于谈判期间成功的策略运用已使中国的损失尽量减少，相对而言可视为有限的成功。[※注]张国平、吴佩林则认为，“二十一条”是日本经过长期策划形成的，是日本侵略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日本趁机在华扩大侵略的产物。尽管袁世凯对此进行了抵制，但最终还是作出了让步。这种让步是袁在痛苦的两难选择中作出的理性抉择，与袁氏帝制野心无关。[※注]祝曙光甚至认为袁政府与日本交涉“二十一条”期间，袁多次拍桌子发火，但内外环境决定了袁无法拒绝，只得“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清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注]。持同样看法的还有马良玉，他认为袁世凯的接受是一种妥协退让，是外交手段，不同于卖国，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权宜之计。[※注]苏全有也撰文指出：袁世凯对于“二十一条”说帖，总体上认为不能接受，进行了相当的抵抗，并希望“西人掣制日本”，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最终只能接受修改的“二十一条”。同时，他还指出，“二十一条”的出笼，日本既有侵华的打算，又有去袁的打算。[※注]宋开友认为，袁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是日本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无援的机会，利用中国国内政治分裂、袁急于巩固自身权力的弱点并加以武力威胁的结果。[※注]

4.袁世凯与中国经济近代化。苏全有等人对袁世凯的重农思想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袁世凯将农业放在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战略之首，主张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农业经验，设立农务学堂，重视农业试验，使理论和实践在农业上得到较好的结合。金建、周霞等人也持类似看法。[※注]朱英等人则重点考察了袁世凯的重商思想。朱英指出袁世凯在晚清时期重商保商思想已非常突出，就其实际影响而言，袁世凯的重商保商及其发展农业、工业的经济思想和主张，较之维新派思想家的有关理论还要显著。他还充分肯定了袁世凯在这期间的经济思想及其实施的有关措施。张步先等人认为发展工业是袁世凯经济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外理性抗争；二是提倡国货，拒绝洋货，营造有利的工业发展氛围；三是引进外资，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四是引进、推广机器，扶持民族工业发展。[※注]苏全有等人还对袁世凯的财政及金融思想进行了考察，认为袁世凯在中国财政金融初步走向近代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周霞指出：袁世凯利用职权整顿税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同时注意增加进口税，减轻出口税，加强国货竞争力，对近代中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促进作用。[※注]乔惠茹等人则着重考察了袁世凯的对外开放思想，认为全国的自开商埠几乎都受到袁世凯的影响。苏全有进一步指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开通商“特区”，扩大开放范围；二是大胆引进外资，促进经济腾飞。他还十分注重侨资，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中国最早具有近代化意义的对外开放思想。[※注]

此外，还有学者注意到袁世凯晚清时期对中国交通事业发展的贡献与影响。大多数学者皆认为袁世凯督办修筑京张铁路，交涉收回关内外铁路及京汉铁路利权、与张之洞筹商津镇铁路与苏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提拔新式人才等活动推动了中国近代交通的发展。如王炎提出，袁世凯在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利用显赫的地位，顺应时代潮流，先后主持收回多项路权，维护了国家主权；并上奏朝廷以回收后的关内外铁路盈余，“酌量提发，开办京张”，主持工程事宜，一切亲为；推举贤能，提拔詹天佑等一批英才俊杰，建成了中国人自修的第一条铁路。袁世凯在督办回收铁路时还表现出很强的经济意识和管理意识，不仅要求联军交还铁路，而且要求完整交还其余附属设施，使整个线路及时投入营运，一举扭亏为赢。[※注]但是，到了民国初年，由于袁世凯继续推行清季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又与日本签订包含多项条款涉及铁路交通的丧权辱国的《民四条约》，学界对袁便多持批评否定态度了。宓汝成指出，袁世凯政府或武力威逼或封官许愿收买一些铁路公司的上层分子，从而达到国有的阴险目的；同时还实行取缔民办政策，杜绝民族资本参与铁路创业活动，为帝国主义攫取中国路权排除了障碍。刘启强也认为袁世凯不仅全部剥夺了各地绅商在清末所争得的铁路修筑权，而且使一度积累起来的相当数量的民间筑路资本重又分散，并以债券形式掠夺了民间资本，由此阻碍了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注]

5.袁世凯的阶级属性及评价问题。对于袁世凯的阶级属性，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众所周知的，认为他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注]。另一种是尚无多少人响应与支持的，韩明提出，袁世凯与孙中山、张謇一样，同属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范畴，只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转变成资产者”的道路不同而已。其根据是：“他们有共同的时代背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他们有共同的追求目标——救亡图存，使中国富强。这就使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着或粗或细的共同利益纽带。但他们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程度和时序迥然各异，各自的社会地位也千差万别，使他们走上互相冲突的政治道路。这是资产阶级内部各层次的矛盾的运动基础。”[※注]

对于袁世凯的评价，郭剑林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几乎每一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都一律骂倒。诸如：‘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独夫民贼袁世凯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动政客’，等等，不一而足。究其根源，无非来自陈伯达解放前写的那本小册子——《窃国大盗袁世凯》。”为此，他提出：“社会历史发展，有其客观性、阶段性和必然性，研究历史人物应当将其放到历史发展过程中来考察。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教育各方面的近代化进程所起的主体的积极作用还是应该肯定的。”“作为清末民初这样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人物，袁世凯在某些方面确实起了消极作用，如复辟帝制等，笔者并不想随意拔高与美化，但亦不愿不负责任的一味指责与苛求，只是想在评价其功过是非时能够实事求是，不应以‘窃国大盗’来盖棺论定。”[※注]实际上，这也是改革开放后学界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所持的共同态度，无论对袁世凯还是其他历史人物都不能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并逐渐开始了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就袁世凯研究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可见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和深入，探讨的问题已不再仅仅限于政治、军事等方面，举凡袁世凯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问题和具体细节均有专文予以具体论述和缜密的考证，不少学者开始将研究视野扩展到财政、经济、交通等领域，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注]这种变化，为准确、全面评价袁世凯提供了一定的史实基础。不少论者对袁世凯在晚清新政及民初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作用给予了一定的肯定[※注]，对其外交上的“卖国”行为，如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以日本“二十一条”为初稿的《民四条约》等，也如上所述试图从“弱国无外交”的角度，给予了较为合乎情理的解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