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奉系军阀严格说来并不属于正统的袁世凯北洋军阀，但是由于它后来与北洋军阀合流，并通过与北洋皖系、直系军阀的争战，最后夺得了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因此，一直受到学界特别是东北地方史研究者的重视。关于奉系军阀的综合研究，主要有胡玉海主编的系列丛书《奉系军阀全书》（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和胡玉海、里蓉主编的《奉系军阀大事记》（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等专著。前者由《奉系纵横》《奉系经济》《奉系军事》《奉系教育》《奉系对外关系》及《奉系人物》六书组成，属于拓荒之作，为后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研究。后者着重记述了1894—1931年张作霖的起家、统一东北、整军经武、逐鹿中原、问鼎北京政权以及皇姑屯被炸身亡，张学良子承父业、稳定东北政局、实行东北易帜，直至九一八事变奉系军阀的活动概貌。至于专题论文则多偏重于对奉系军阀后期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奉系军阀的形成及特点。刘迎红分析了奉系军阀在关内的扩张过程，认为经历了三个时期：1918—1922年是奉系军阀称兵入关，奉直共同把持北京政权时期；1922—1924年是奉系军阀积蓄力量，组织同盟，待机入关时期；1925年是奉系军阀势力扩张最嚣张的一年，同时也是张作霖关内扩张的强弩之末，走下坡路的开始，并指出“奉系军阀关内扩张的性质从总体上看，无疑是军阀混战”[※注]。张伟认为奉系军阀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在政治理念、地理位置、发挥作用等方面均有其自身的特点，即“始终没有明确、统一的政治理念”，“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内部统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凝聚力”，以及“能够保持统治区域内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注]。而胡玉海则主张奉系军阀集团“形成于民国初期”。他认为张作霖军事集团纳入北洋军阀系统、成了左右奉天政局最大的实力派、家兵家将组织体系的形成三个条件和特征，只是构成了张作霖向军阀演变的基础，还不是一个军阀。张作霖只有被登上民国大总统大位的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军二十七师师长以后，才“逐渐向军阀方面演变”，“由一个忠心耿耿为清廷效力的军人，到左右政局、排挤上司、与地方绅商结合、不听北京政府调遣的演变，表明他已经完成由军人到军阀的蜕变。张作霖出任奉天督军兼巡按使后，奉系军阀集团也最终形成了”。关于奉系军阀的特点，胡玉海除了补充“集团的核心领导人物多有‘绿林’经历”一条以外，全盘接受了前述张伟总结的四个特点。[※注]

2.奉系军阀与日本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长期被学界一致认定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张作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才开始在此问题上出现分歧意见。少数学者仍坚持张作霖与日本相互勾结，互为利用。[※注]但是，多数学者认为这一看法过于片面，真实的情况是既有勾结利用的一面，又有矛盾冲突的一面。[※注]何应会明确提出：“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是复杂的，既有屈辱的言行，也有维护国家主权的表现。”[※注]陈崇桥、胡玉海对奉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分阶段研究，认为二者的关系应分为三个阶段，即从“不即不离”到勾结为主，再到矛盾激化。[※注]车维汉等著《奉系对外关系》（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更是全面介绍了奉系军阀与日本的关系。佟冬主编的《中国东北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还依据具体事例说明张作霖在勾结日本的同时，也对其贪得无厌的要求进行过抗争。胡玉海甚至认为奉系军阀“对日妥协乃是‘生存’之策略，抗争才是其思想本质”[※注]。关于奉系军阀的对日抗争，罗志田对奉系军阀末期的奉日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这时的“奉系与日本的关系颇类似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奉系已深感有必要并实质性地逐渐向美国和英国靠拢，并曾试图接近俄国，因而引起了一些日本少壮军官的注意。罗志田认为，奉张在外交上的这种倾向，“对理解后来日本人对张作霖的暗杀是至为重要的”。[※注]这是一个很有新意的思路，遗憾的是迄今仍无人对此展开实证性的研究。左世元虽然就奉系军阀对济南惨案的态度做过专门研究，仍只是指出：“事实上，北京安国军政府对此次事件反应也非常强烈”[※注]，一度对日本暴行表达出强烈的不满，其主要是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奉系同日本帝国主义矛盾激化以及奉、蒋因各自利益相互妥协而最终导致的结果。

3.奉系军阀的政治、军事、经济。在政治研究方面，丁雍年认为张作霖在镇压“宗社党”复辟、统一东北方面做出了贡献。[※注]但更多学者所关注的是奉系军阀与其他军阀的相互勾结与利用，以及在此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莫建来撰文指出：“直皖战争的爆发，是直皖两派军阀间长期存在并日趋激化的矛盾和纷争的必然结果。但奉系军阀的居中挑拨、推波助澜以及直接出兵参战，对直皖战争的发生及其结局无疑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注]刘迎红也认为：“张作霖施用政治权术和各种手段，充分利用皖系、直系间的矛盾，多次组织同盟，取得各方支持，孤立分化对手，战略上处于优势地位。”[※注]

在军事研究方面，学者们除了关注奉系军阀的战争活动外，吕健还对奉系军阀军事力量迅速膨胀的原因进行了研究，认为奉系军阀“军事力量迅速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张作霖个人的因素；也有他投靠日本，取得日本支持的因素；还有东北的地理和经济等方面的优势”[※注]。高乐才、刘彬研究了奉系军阀的海军建设，认为“尽管东北海军在存在期间充当了奉系军阀统治东北和发动内战的军事工具，但在对外战争中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近代中国海军史占有一定的地位”[※注]。许超英关注的则是东北的空军发展。[※注]

在经济研究方面，王德朋对奉系军阀的经济构成进行了研究，认为“奉系军阀经济力量的构成以五个部分为主：税收是奉系军阀经济力量的基础，奉系军阀从崛起到解体，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扩大征税的范围和幅度。金融业的迅速发展为奉系军阀提供了巨额利润；同时，也使东北三省的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奉系军阀手中。日益发达的工商业巩固了奉系军阀的经济基础，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既促进了东北同关内及世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交流，又大大增强了奉系军阀的经济实力。大量发行的债券及种植鸦片，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奉系军阀的经济困难”[※注]。姚会元认为“奉票”在整个奉系军阀扩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奉票的发行业又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后期，由于巨额的军费开支，奉系军阀不得不大量印刷奉票，以至于“奉票的急剧贬值在奉省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导致了经济全面萧条”[※注]。董昕也对东三省的币制混乱问题及其成因进行了研究。[※注]而胡学源认为边业银行对维持和巩固奉系军阀的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注]

另有学者运用社会交往理论分析了奉系军阀的兴衰。[※注]常江还对奉系军阀在东北推行的职业教育进行了研究，认为其以“实用”和“实利”为出发点的职业教育宗旨，颇具特色，且成绩不俗。[※注]

4.张作霖及其重要成员。张作霖作为奉系军阀的头号人物，自然成了学者们的重点研究对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先后出版了常城的《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陈崇桥、胡玉海、胡毓峥的《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徐立亭的《张作霖大传》（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陈崇桥、耿丽华的《张作霖真传》（辽海出版社1997年版），徐彻、徐悦的《张作霖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张祥斌的《张作霖传》（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专著10余部。至于专题论文就更多了。这些论著，在张作霖的总体评价方面，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张作霖的一生是反动的一生、祸国殃民的一生。理由是：其一，多年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相互勾结、利用；其二，连年穷兵黩武，混战不已，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其三，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中，犯下一系列反革命罪行，特别是疯狂镇压共产党人，绞杀李大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注]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此论过于片面，丁雍年、陈崇桥等人指出，张作霖在东北与日本是互相利用。入关后，对日本多次提出的侵略要求，都没有承诺，不论动机如何，这种行为在客观上对中华民族是有利的。1925年以后的东北铁路计划是张作霖想摆脱日本控制和干涉的行动，而皇姑屯事件是张作霖与日本之间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张作霖统一东北后，整顿警政、税收，建立空军，重视人才，网罗文人等在军阀中是少见的，同时在安定社会秩序，镇压蒙匪和宗社党的复辟分裂活动，保卫祖国边疆等都做出过贡献。因此，对张作霖的评价也应该实事求是。[※注]车维汉指出，张作霖在郑家屯事件交涉中对日本提出的侵害中国东北主权的要求采取了抵制与抗争的态度，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正义事业的”[※注]。王海晨也指出：张作霖面对日本要求在东北兑现“二十一条”的外交攻势，自始至终持“抵制态度”；对日本设领设警的要求也是坚决抵制的，而且采取了及时有效的措施[※注]，等等。关于张作霖的死，大多认为是张作霖的对日抵制政策，导致其被关东军炸死，但徐玲不以为然，认为是日本内部“武力占领”派与“经济侵略”派之争，导致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意谓张作霖签署新五路条约合同的妥协行为导致他被炸死。[※注]潘喜廷还对1899—1911年张作霖经营辽西的概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注]陈崇桥分析了张作霖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强调：“一个封建军阀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却能做到‘礼贤下士’、尊重人才，今天我们从事‘四化’建设，需要更多的各种专门人才，更需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张氏父子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无疑是有可供借鉴之处的。”[※注]

学界对奉系军阀中向往进步，并试图摆脱封建营垒的郭松龄也较为关注。万家星认为他是一位进步的爱国将领，“反帝反封建的不屈战士”[※注]。毛履平、高红霞撰文指出，日本的介入是郭松龄反奉失败的根本原因。[※注]刘敬忠认为国民军的背盟行为也是“导致郭松龄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注]。此外，周利成对北洋末期褚玉璞在天津的黑暗统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揭露。[※注]其他奉系军阀重要成员如王永江、吴俊升、孙烈臣、汤玉麟、李景林、杨宇霆等，皆有学者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