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1世纪起，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以后的中共党史研究，出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现象与趋势。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史料方面的发掘与利用。如涉及1949年以前中共党史的历史文献，这些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掘和公开。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编辑出版[※注]，以及各省与中央档案馆合编的地方革命历史档案资料汇编陆续从“内部”变成了“公开”的研究资料。[※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从1995年开始出中文版，到2012年最后出齐，它的最大价值在于，此前中国方面出版的在研究中共中央历史决策经过方面最具权威性的《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仅仅提供了一些中共中央不同历史阶段已形成的最基本的政治决议和政策指示，却没有提供任何形成这些政治决议和政策指示背后的动因资料和过程文献。而这套资料中来自俄国档案的部分，则恰恰提供了20世纪20—40年代相当一段时间里，影响中共中央决策的许多关键性的背景情况。因此，它对研究中共高层人事、政策变动的历史，自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各地革命历史档案资料汇编多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即已编成，它们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地方性和事务性。毫无疑问，这些历史文献则是研究中共中央与地方关系，尤其是地方党，包括各省和各个早期根据地内部发生的种种历史问题与历史事件，以及研究中共地方史，特别是深入探讨中共基层组织历史状况的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就整体研究中共的历史而言，它们对已经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也具有极为重要的补充参考作用。尤其是有些省份出版的史料数量很大；有的不仅有内部本，还有公开本，相互间还有许多不重合的内容。[※注]如此大量反映基层情况的这类文献史料的出版，对研究者来说极为有益。不过，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它们基本上不向内地学者开放，印数极少，还有专门编号。十分吊诡的是，正是这些有编号的严格保密的内部资料，大量流传到了海外，中国台港澳地区、日本、美国的许多大学都收集有数种或十数种。因此，最先利用到它们的，自然是海外的中共党史研究学者。这种情况直到越来越多的内地高校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历史学教师有机会到海外进行学术交流，才开始逐渐改变。2000年前后内地部分历史学研究者已经开始对这些资料给予高度重视，大量从海外和内地民间渠道购买、复制，甚或制成电子文本，一些研究者也开始着手利用这些资料进行中共基层党史的研究了。

其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和改革开放后各界高度关注官方党史正本写作出版的情况相反，2000年以后官方的党史正本不再受人关注了，影响到政府各党史专门机关的中共党史研究开始一蹶不振。在此期间，虽然仍有中共党史研究者依托诸如《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等重要史料，发表和出版一些新的论著，但是，由于其依旧不能如史学研究那样严谨科学，又不能力持客观立场而在观点及史实重建方面有所突破，结果这类看起来并不差的研究题材，却全然引不起读者的兴趣，更不要说赢得学术界的关注了。这种情况甚至也影响到了一些其实有相当内容或质量的研究成果。如当时还是中共党史学会会长的龚育之先后推出了《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党史札记二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党史札记末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以他的经历及研究功力，本应得到各方的重视，结果也很不理想。再如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周一平编撰的《中共党史文献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照理也是一本既有功力，又能够给予中共党史研究者很大帮助的学术工具书，但即使在中共党史学界也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不少非官方的，甚至是海外的相关著作，却表现出了很强的吸引力。

这里首先需要提到的，是中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湾联经出版社1998年初版、2001年修订版）[※注]。该书分上下两卷，全面讨论了中共自1921年建党以来的历史，是台湾地区自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1—3）（香港中文图书供应社1974—1975年版）和司马璐的《中共党史暨史料选粹》（1—12）（香港自联出版社1979年版）以后，第一部有关中共党史的通史性著作。陈永发几乎是台湾地区当今唯一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过去所著《制造革命》《延安的阴影》以及《红太阳下的罂粟花》等，不仅在美国得过奖项，而且其研究一向较为深入，因此，他的这本书一经推出，即数度印刷，广受海外读者的重视。这和几乎同一时间内地一些中共党史学者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而集体推出的各种大部头中共通史著作，在内地几乎乏人问津的情况，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尽管以陈永发以往研究的范围，想要做好这样一部通史，许多地方都显得过于吃力，其中史实上的错误和解读有欠准确的地方不在少数[※注]，但是，他的研究所提供的某些思路，对内地的研究者还是会有所触动，也因此成了许多关心中共党史的年轻学生的必读书之一。

除了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以外，台湾地区陈耀煌所著《共产党、菁英、农民——鄂豫皖苏区革命（1922—1932）》一书，第一次系统利用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从微观的角度考察鄂豫皖苏区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关系的影响，也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中共党史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当然，这些著作到底不能在大陆发行，因此，其影响力相对而言还比较有限的。与此相对照，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共党史研究专著，却因为被译成中文，并成功地在内地出版，给了中共党史学界更多的刺激。

石川的这本书名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注]，和几年前在内地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者邵维正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研究的内容完全相同。但是，两者所得出的结论却相差甚远。邵书可谓集数十年国内中共创立史研究之大成，洋洋洒洒数十万言，高屋建瓴地考察了从近代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结果却只是在进一步印证传统中共党史就中共建党问题已有的各种结论，中心观点只是在证明：“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工人运动有了迅猛的发展”，“奠定了阶级基础”，加上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三者结合，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既是“客观需要”，也是“必然结果”。石川的研究却从微观入手，细密地考察种种内地传统说法用以支撑其观点的各个关键史实，作出了全然不同的判断。他通过对照研究多方面的史料，对相关史实详加考据，不仅否定了在中国内地的中共党史学界中长期流行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注]，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三结合”说。他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中国共产党在1920—1921年的迅速形成，既不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也不是因为中国当时有了怎样迅猛的工人运动，而是由于当时得到了来自俄国布尔什维克方面的有效推动和帮助。石川祯浩和邵维正在史实研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邵基本上仍旧局限于已有的各种中文史料，观点上先入为主，不怀疑、不考据，而石川则除了广泛利用中文史料外，还大量利用了日文、俄文和英文的相关史料，同时基于对当时条件下中国所谓早期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的大胆怀疑，很容易地发现了从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到《共产党》月刊中的思想理论资料，一直到中共一大的党纲，几乎都是生吞活剥地搬用日本、俄国和美国各种相关文献而已。据此，他进一步考察当时俄国共产党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几乎同一时间帮助三国共产党成立的情况，就很清楚地看出了俄国共产党在中共成立问题上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他因此怀疑，许多中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长期以来还没有掌握基本的史学研究方法，更不懂得学术研究必须于不疑处有疑，以至于研究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不论石川的研究还存在着怎样的不足，他的这一研究结论及其对中国内地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的这种直率批评，能够被译成中文并通过审查在中国内地发表，还是极大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共党史学界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虽然，对石川的观点和批评，仍有内地部分中共党史研究者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多数学者还是公开表示了对其研究成果的高度肯定。[※注]

另外一本在2005年出版的研究中共党史的专著，即何方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也在近几年得到了不少关注中共党史问题的读者的重视。何方曾经做过前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的秘书，改革开放后又长期参与整理研究张闻天的生平资料，因此出于“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的动机，作者为张闻天做了全面的辩护。尽管在这一点上作者的倾向性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其历史判断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但该书对自张闻天1931年回国后，一直到中共七大期间中共高层人事关系及政治斗争的内幕，都有很详细的研究与讨论。尤其是对延安整风的幕后情况，特别是对张闻天在运动中的困难处境和所以说违心话、做违心事，都有具体史实的披露。该书还用了不少篇幅讨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种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著作中存在的问题。如作者就明确认为，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与2001年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中存在误读甚至是曲解史实的问题。从他的讨论中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许多在事实上由写作班子帮助完成的所谓个人“回忆”，或者回忆人自己不能真实地说明历史，或者记录人无法真实地记录回忆人的说法。而作者对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及对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注]的讨论，则反映出作者与高华和王若水等人在解读历史和认识问题方面的极为不同的视角和立场。他以张闻天身边人和历史亲历者的角色进行历史反思，也是本书最大的特色之一。

和台湾、香港地区这一阶段日趋活跃的中共党史研究相比，内地这一阶段有关1949年以前的中共党史研究，多少显得有些沉闷。史料出版方面的进展并没有对史实研究产生很明显的推动作用，有关中共与莫斯科关系问题最具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就是杨奎松的《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1—2期）一文了。这篇文章第一次依据大量确凿的历史文献考察出，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每年提出预算，然后按月从莫斯科领取活动经费，进行各种活动，包括支付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各级干部的生活费用。随着中国共产党人数日益增多，这种开销也日渐庞大。直至3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退入农村苏区，城市工作基本瘫痪，这种情况才逐渐得以改变。而此后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仍旧保持着经济上的援助，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军队和根据地等获取经济来源的重要手段，因而在共产国际存续期间，这种援助改为根据中共中央的书面申请，报经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和拨款的方式了。

不过，相对于一向偏重于政治、军事、思想史的中共党史研究而言，今天对中共历史的研究明显地越来越开始偏向于社会史方面的话题了。以黄宗智主编的《中国乡村研究》杂志为代表，许多学者把目光投向了作为中共革命基础的乡村和农民问题。像黄宗智的《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注]、刘昶的《在江南干革命：共产党与江南农村（1927—1945）》[※注]、李放春的《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注]，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在当下，不少高校的硕、博士研究生，也往往会选择这方面的课题来做自己的论文。而一些过去比较关注中共历史，或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教师，也不约而同地重视起对革命期间中国农村和农民更微观一些的考察和研究来了。如魏宏运主编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姜义华主持下推出的“革命与乡村”丛书[※注]等，就主要是推动学生所进行的研究工作。

需要了解的是，传统的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极大的弊病，就是眼睛向上，不是路线斗争史，就是英明领导史，在所有正统的中共党史教材中，几乎看不到下层的民众与具体的社会。胡绳担任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时，曾不止一次地发出过呼吁，希望能够改变这种研究和写作模式，结果却并不见效。在中国内地，领此种风气之先的，是美国华裔教授黄宗智。

黄宗智于20世纪90年代末就来到中国内地，开始把西方社会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和他对中国乡村问题的关注，传授给一些高校学生。几年时间下来，其影响可谓立竿见影。当然，具体深入一个个社区、乡村，考察基层社会中的干部和民众与革命的关系，常常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与传统的中共党史宣传有极大反差的情况。像黄道炫的《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6期）、《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洗脸——1946—1948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且，许多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往往还带有后现代解构主义的色彩，如此，它对传统的革命史观的冲击就更是难以阻挡了。因此，这种新的研究趋向，一方面可以说极大地推动中共党史的学术性发展，另一方面却又对传统的中共党史研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