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关于1949年以后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进展道路一直曲曲折折，时起时伏，但由于社会关心程度高，再加上文献档案和报刊资料保存完整、“文化大革命”中流散出去的高层资料又多，许多老同志还留有日记或笔记，因此研究难度反比1949年以前的中共党史要小，故不时有重要成果问世。许多鲜为人知的决策内情和重要事件内幕一波又一波地被披露出来，引起众多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的读者的强烈关注。甚至在国人的研究还受到相当限制的时候，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麦克法夸尔早早就推出了他的两册《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并且成功地译成中文在中国内地出版了。[※注]

促成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20世纪50年代诸多史实的研究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各种文献和回忆史料极为丰富。包括保密程度最高的中共中央的决策与指示，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有不少重要的史料可供利用了。这里最有必要提到的，就是和1949年以前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文献史料《中共中央文件选编》具有相同价值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和《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以及《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等。这些基本文献档案史料的编辑出版，对于研究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50年代的历史，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尽管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的历史文献仍有不加说明被编辑删节的情况，利用时需要有所小心，但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这类资料不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革命时期散失焚毁的厉害，同时还有《毛泽东选集》和各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可以作为参考，研究中共高层的资料条件甚至比研究1949年以前的条件还要好许多。

进一步有助于学者接触更多未公开的档案史料的，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和其他诸多领导人的年谱（尤其是修订版的年谱），以及《毛泽东传（1949—1976）》《周恩来传》《刘少奇传》《陈云传》，等等。其他中共党政军领导人也出版有自己的，或由自己口述，经过写作班子代为执笔的各种回忆录。这些回忆录的作者，或其写作班子，很多也得到批准前往相关的档案馆，查阅了不少档案史料，因此，经由这些年谱、传记和回忆录所透露出来的片段的档案文献，也往往能够对学者的学术研究产生某些有益的帮助。

比如，长期做过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就率先出版过《回忆与研究》（上、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借助于相关档案记录，比较系统地介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种种决策和冲突情况。此后，长期担任过毛泽东俄文翻译的师哲的《在历史巨人的身边》回忆录，借助于本人的回忆和整理者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就近查阅补充档案文献的便利，也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苏联交往过程中的重要情况。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在中共党内参与领导经济工作的薄一波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在这方面披露出来的档案文献和背景资料更为丰富，故此书出版近20年，仍旧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学者非读且非引述不可的重要参考书。

自然，也并不是只有涉及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级的人物的回忆史料等，才能够提供出有助于研究新中国历史的相关史料。一些曾经在相关机构工作过的中高级干部的回忆、书信、日记，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其中最有名的像曾经做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的各种日记、笔记，甚至是书信，就极具史料价值，并成为研究新中国条件下中共党史的必读之物。[※注]其他像吴冷西的《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韦君宜的《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何方的《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版），陈铁健整理的《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都或者因为作者依据大量工作笔记，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或者因为作者通过亲身经历，讲出了历史真相和真心的感受，引起了众多学者，乃至普通读者的极大兴趣。

而在历史学界高度关注社会史研究的情况下，另外几类史料在今天甚至更为注重社会史研究的学者所关注。一类是一些普通知识分子的日记，如陈敏之和丁东编的《顾准日记》、宋云彬的《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吴宓日记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以及冯亦代的《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这些历经运动，难得保存下来的日记，因为如实记录下来许多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状态，为后来人了解他们在中共领导下的真实境遇和感受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一类是更普通的人或单位的史料，如李辉编《杜高档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4年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河北冀县门庄公社门庄大队档案》（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等。前者提供了一般人很难看到的在中共干部人事管理体制下保存在个人档案中的种种隐秘内容；后者提供了一个生产队在政治运动过程中实行阶级斗争的具体记录。一类则是许多普通人的回忆录。如吴文勉的《风雨人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李蕴晖的《追寻》（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国亚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中国广播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高华曾通过对15个小人物的回忆录的内容分析，专门讨论中共新政权在不同的地方，对不同的人群，是如何实行社会统合的这个问题。[※注]实际上，这些小人物回忆录中透露出来的社会基层人群生活工作及其各种命运的信息，也是极为丰富的。

与此同时，因为距今才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许多当年的历史文献也大量留存了下来。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相关史料，无论是政策指示，还是调查资料，仅在各个图书馆中就不难发现成册的这类史料不下数十种。其他像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的各种政策指示、法律规定，或宣传资料，也同样多得不可胜数。而更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共党史的研究变得方便起来的，还有各地档案馆可以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的解密规定，多年以来绝大多数地方从省到县的各级档案馆，就已经在陆续对外开放1949年以来的各种档案文献了。除了根据中央档案局的相关规定，涉及政治运动等一些较为敏感的档案资料一般不提供查阅外，其他不少档案资料通常都对外开放。许多高校学生就利用这些开放档案做研究论文。

有如此多的史料，自然也就会催生出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在借助于各种资料讲述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的种种历史问题方面，罗平汉的著作大概最具代表性。查罗平汉近几年出版的相关著作就有十几种之多，从《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农业合作化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票证年代——统购统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村民自治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到《1958—1962年的中国知识界》（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墙上春秋——大字报的兴衰》（福建出版社2003年版）、《文革前夜的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罗平汉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年推出1.5部二三十万字的著述，其速度之快，足以令历史学界瞠目结舌。但是，罗所谈话题，又并不陈旧，著述中也均有一些新史料和新史实，可见其实际上是充分借助了各种新旧史料之便利。

当然，以罗平汉的著述方式，很难有条件做深入的考据和研究，也很少可能像东夫，像张永东，像谢泳等学者那样去思考农民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注]但这并不等于说，只要做得慢一些，这种研究就一定能做得好一些，或做得更深入一些，更微观一些。

比较2004年中国内地学者郭德宏等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1949—1956）》和2007年美国毕克伟等编著的《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年岁月》，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国历史学者和中国内地的中共党史学者在研究倾向上的明显不同。

中国学者的论文显然还是政治史当家，而且几乎全部眼睛向上。其主要篇目有《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形成和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的建立》《建国后的新区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抗美援朝战争若干重大决策始末》《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和确立》《建国初期党内的几次争论和高饶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形成和实施》《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初步实践》《中苏关系的演变》《建国初期的思想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体制的建立》《建国初期的经济格局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建国初期的工商业调整》《国家工业化建设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国家工业化建设》，《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和确立》等。

而美国年轻一代历史学研究者的论文却更多地关注到了整个社会，包括社会底层、社会文化、女性研究、身体研究，运用了社会学的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不少研究者都比较重视使用人类学研究的田野调查方法。我们几乎找不到他们直接讨论共产党方针政策和制度体制形成问题的文章。如《清理：上海的新秩序》《国家的主人：人民共和国早期的上海工人》《新民主主义和上海私人慈善业的终结》《从反共到反美：西南的内战和朝鲜战争》《老大哥在看着：地方的中苏关系与新大连的形成》《第一课：1950年中国人类进化的教学》《创建新中国第一所标准的大学》《鳄鱼鸟：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相声》《像革命者那样演戏——1949—1952年间的石挥、文华影业公司与民营制片》《接生的故事：20世纪50年代的乡村产婆》，等等。

美国年轻一代历史学者的研究侧重点，一方面体现了美国历史学研究者这些年来越来越多地结合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地关注于人和社会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欧美史学研究越来越多地转向非政治化的倾向。当今的美国高校里面，用政治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逐渐成为一种过时的现象。太多从政治臧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当代史的著作，越来越不受学者和学生们的重视。不仅如此，一股新的研究风气还在蔓延。这就是，因为以往的中国当代史研究过多着眼于政治性的批判与反思，如今从学术创新的角度，不少年轻学者和学生转而开始努力去发现那些过去被人们所忽略掉的种种值得肯定和表现的东西。

在今天评价究竟哪种方法和哪种角度更适合于用来研究中国现当代历史或中共党史，恐怕都未必是适宜的。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研究还正在一个成长期，有太多新的东西涌现出来，因而也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才有可能形成一轮自然的淘汰与选择。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无论非政治化的研究倾向发展到何种程度，至少在中国内地，这样的倾向短时期内还不会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中国今天研究中共党史的问题，最主要还是两方面的：一是政治开放程度的问题；二是档案开放程度的问题。在关键性档案未向公众开放的情况下，注定会影响到许许多多的研究。因为很少有人对利用中国现在开放的反映中共高层决策经过的文献档案及回忆史料来做历史研究，会有足够的信心。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外学者之间的研究倾向，我们或许也可以认为，两者研究倾向对比的这种巨大差距，并不就等于说美国学者真的完全不关心新中国的政治与中共政策自身的问题了。比如，同为美国历史学研究者的高峥在其专著《共产党接管杭州：城市和干部的改变》一书中，就同时关注了政治（中共接管）和社会（城市居民生存状态变动）这两个层面的互动关系。[※注]加拿大学者周杰荣（Jeremy Brown）关于新中国之初贵州一些农民因被逼征粮投身国民党人领导的武装反抗中国共产党，被打败后收编送上朝鲜战场又参加反抗美国作战的一个案例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也是一个政治性质的问题。

注意到这种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自己的历史学研究者在这方面仍旧有着欧美学者所不能比拟的优长之处。比如，和上述周杰荣的文章相比，中国学者王海光的《征粮、民变与“匪乱”——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贵州为中心》一文的研究，就显得要深入和全面一些。周杰荣敏锐地注意到新政权之初进占西南地区时因征粮激起的广泛反抗的情况，但其依据的核心史料基本上只是来自抗美援朝战争中被俘的几名贵州籍的志愿军士兵的口供，因而文章对中共接管贵州初期的情况和对反抗者的兴起及其实际状况的了解，都不够全面和深入。在这方面，王海光的资料优势就极为明显，因而他对贵州征粮与“匪乱”互动关系的解读，也就显得更加入情入理了。[※注]

就目前内地史学界在中国当代史研究方面的发展趋向看，更加注重微观社会和底层社会研究的风气必定会越来越兴盛。实际上，一些学者运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知识和方法于历史研究，也已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他们的努力，包括他们所培养的学生的努力，都注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影响到1949年以后的中共党史研究。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共党史研究的政治环境比30年前确实要宽松得多了。以言定罪的现象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因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而受到“整肃”（开除、批斗、降职等）的情况也不大能够见到了；甚至即使是发表了被官方认为是有“严重问题”的研究成果，通常被处罚的也是出版机关，而不是直接追究研究者的责任了。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对包括中共党史研究在内的整个学术发展都是比较有利的。但必须指出的是，因为过于担心所谓“合法性”危机而阻止许多类别档案的开放，因为不加区别地对一切有关领导人生平思想和所谓重大党史题材的论著实行出版审查制度，因为关怀现实导致发生所谓“政治倾向”问题，或因为学术观点上的所谓“错误”而受到不公正待遇之类的情况依旧存在，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众多研究者的研究取向，更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使许多历史问题至今无法深入研究和探讨。这也是迄今为止内地的中共党史研究状况依旧不容乐观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好在历史每天都在向前延伸，无论如何曲折，它也总是要前进的。1949—2009年间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和变化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共党史学界“前赴后继”三度顽强地提出新中国之初“转变”问题也可以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