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战场一般也称“解放区战场”，后一种称谓来源于中共七大时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虽然已有学者提出国民党军队也曾活动于敌后战场，但这种观点还很难为多数人所接受。而从军事战略角度看，敌后战场当指日军正面推进线之后方的抗日战场。这里不对敌后战场作概念上的界定，仅按一般习惯，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场视为敌后战场，对其研究状况做一评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敌后战场的研究是抗日战争研究的一个重头戏。甚至可以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内地的抗日战争研究实际上就是敌后战场的研究。因此，与抗日战争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这个方面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关注，著述也比较丰富。除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和革命史著述都涉及敌后战场方面的内容外，研究专著也出版不少，如叶蠖生的《人民的胜利》（工人出版社1956年版）、吴天骥的《平型关大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河北省军区政治部编写的《冀中抗日战争简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齐武的《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出版发行的《八路军一二○师及晋绥根据地战史》《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根据地战史》《晋察冀军区战史》《山东军区战史》《冀热辽军区战史》《新四军战史》，等等。这些著作除述及具体战役战斗和根据地建设方面有所不同外，在基本研究观点方面是一致的，即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它抗击了日军多数和几乎全部伪军，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决定作用；敌后战场坚持全面抗战路线，采取游击战略，实行人民战争；敌后战场包括对日、伪、顽的斗争；人民抗日力量在敌后战场不断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结束后建立新中国积蓄了革命力量，等等。应当说，这些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比较强调共产党独立自主的政策及其与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斗争，对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关系以及两个战场之间的战略战役配合，则研究得不够充分。另外，受政治因素影响，对一些人物和事件也不能予以客观评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敌后战场的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后30年的研究成果大大超过前30年的数量和水平。

在史料方面，出版的文献史料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内有5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件），还有中共党、政、军高层人物如毛、刘、周、朱、邓、任、彭、徐、叶、陈、粟等人的选集、军事文集，以及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山西新军、东江纵队等军队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史料丛书。回忆录史料主要有军队将帅如彭德怀、聂荣臻、徐向前、杨成武、陈再道、肖克、杨得志、黄克诚、许世友等人的回忆录以及各文史资料所载相关口碑。另外，一些人物年谱和传记，也是敌后战场研究可资利用的史料。

这一时期出版的研究专著主要有王淇主编的《砥柱中流——抗战中的解放区战场》、刘家国的《浴血奋战——抗日英雄八路军》、田玄的《铁军纵横——华中抗战的新四军》、乐思平的《鏖战华北——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均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王辅一的《新四军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以及抗日部队战史和敌后根据地史多种。其他抗日战争通史类的著作中，敌后战场研究也占有很大比例。如比较常见的张宪文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樊吉厚、李茂盛、岳谦厚的《华北抗日战争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秀鑫、郭德宏主编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何理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萧一平、郭德宏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均以大量笔墨论述了敌后战场。近年出版的这一时期关于敌后战场研究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在500篇以上，内容涉及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敌后战场的战略方针、敌后战场的作用和历史地位、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关系、战役和人物的分析评价，等等。这些研究与以往的不同可以概括为：范围渐宽、认识渐深、争鸣渐多。

关于敌后战场的战略方针问题，过去一般认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或“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是在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上提出的。现有人提出这个战略方针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早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上即已提出。[※注]也有人不同意，认为1937年7月，共产党的战略方针仍然是为着南京政府战略部署的需要而以正规战为主，直到召开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游击战战略方针才为全党接受，而在此前，中共党内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注]关于共产党从内战到抗战的军事战略转变，过去的研究比较侧重毛泽东在其中起的作用，而徐波、沈卫则提出：“中国红军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性转变，自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抗战初期，历时两年有余，涉及诸多复杂问题。在这一巨大转变的过程中，时任中共总负责人的张闻天运筹主持，率领中共领袖集团及时提出转变任务，调整军事机制，把握军事发展方向，抉择合宜方略，并为日益迫切的大规模民族战争确立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斟酌原则和理论，对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实现做出了重大贡献。”[※注]与此问题相关的是中国抗日战争有无总的战略方针问题，过去认为国民党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只有“速胜论”，现在则一般都承认持久战略是国共两党和全国大多数人的共识。当然，共产党的持久战略与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到底有多大差别，现在尚有不同意见。

关于敌后战场形成的时间问题，过去一般都根据毛泽东的说法，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现有人提出，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只有一个战场，即国民党正面战场，而中国分为两个战场的最早时间只能在1938年以后。[※注]这种看法主要立足于敌后战场战略作用的表现方面，即抗日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战场的独立战略作用才比较明显地发挥出来。这里涉及一个中国抗日战争主战场的问题，刘庭华的《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具体分析了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正面战场战役的规模、作战效果、战绩及其对共产党的政策，认为1938年至1940年，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是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过渡的阶段，还不是完全的相持阶段。日军的军事进攻重点仍然放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整体作战还比较积极努力。关于敌后战场产生的原因，有人提出：（1）抗战开始时即已确定的国共两党的分割指挥；（2）战局的演变及国共两党对战地的不同选择；（3）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共军队不能在正面进行正规战，而只能在敌后进行游击战。[※注]

关于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关系，过去由于对正面战场的贬斥，很少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现在多数人认为，两个战场之间有着互相依存、互相协同、互相配合的关系，缺少哪个战场，中国抗战都无法坚持。有人总结：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是在总的持久战方针的指导下的整体战争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既有战略上的配合，也有战役战斗上的配合，抗战前期是战役战斗的配合；中、后期则是战略上的配合。[※注]还有文章对两个战场相互配合的具体史实进行了阐述。

关于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意见分歧较大。有人明确提出：“在中国战场上，对日作战的主要战线就是正面战场。”[※注]这些人主要是从日军侵华战略和中国抗日的作战规模方面考察问题，认为即使是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也没有完全放弃正面进攻，在正面战场发生过多次重大战役，其规模远远超出敌后战场。持不同意见者则认为，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战场的积极作战成为延缓日军正面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日军的主要作战目标被迫转向推进线的后方，因此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日的主战场。而敌后战场的作用也不能以作战规模的大小而论，而应看实际效果。有人统计，在8年抗战中，日军伤亡133万人，其中有52万人是在敌后战场被歼的，占全部被歼人数的40%；如以作战军队的人数比例来看，敌后战场军队人均歼敌数是正面战场军队人均歼敌数的2倍。[※注]

关于敌后战场有无战略反攻阶段，有两种对立的意见。否定者认为，实施战略反攻的重要条件是在敌我力量对比中我方大体取得优势。而在事实上，直到日本投降前不久，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状况并无改变，因此也就不存在战略反攻，而只有战役战斗的进攻。而日本投降后敌后战场的大规模反攻作战，实际上是国共两党之间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不能算是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注]肯定者则认为，敌我力量对比中的强弱不是绝对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从1943年以后的形势来看，日本在世界范围与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力量对比已经处于劣势，后来即使是在中国战场，日军的优势也是相对的，在一些地区中国已经取得了局部的优势，因此，中国实施战略反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注]

一些学者还对具体的战役战斗进行了研究。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关于百团大战的研究。在彭德怀冤案形成至昭雪的过程中，对百团大战先后出现过全盘否定到“失大于得”“得失各半”“得大于失”等不同认识，现在则出现全盘肯定的趋向。如有人认为，百团大战并不存在“引火烧身”的问题，无论有无百团大战，日军在“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下都要对华北实行“扫荡”，而百团大战前形成了八路军扩军高潮，军、政、民组织在战役中得到了巩固和提高，抗日官兵在作战中得到了锻炼，这些恰恰为后来战胜严重困难奠定了基础。[※注]又如丁则勤提出：“建国以来许多版本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以及中国现代史教材或专著，采取把百团大战和治安强化运动分开的写法，把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治安强化运动的背景，这样的写法是值得商榷的。”他认为：“在百团大战前夕，华北日军并非任何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得到，但主要是由于对中共力量认识的不足，完全未做准备，因而遭到了大规模的突然袭击，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百团大战之后，受到强烈打击的日军“加深了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反共政策：一度加强在华北的兵力；制定‘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加强对中共的情报工作；加强伪政权与武装；制造封锁墙和千里无人区；利用伪新民会宣传反共，开展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和对华北各根据地空前规模的残酷‘扫荡’”。“这对中国抗战局面和中共政策的制订均发生了重要影响。”[※注]其他如对平型关战斗歼敌人数的考证、对皖南事变发生原因的分析等，也有新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