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学的其他领域一样，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支配地位，建立了新的价值评估体系。在此价值体系下，旧史学盛行的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英雄史观遭到否定和摒弃，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代表社会历史前进方向的是人民群众，因此人民群众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活动和作用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如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以及东南沿海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时期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辛亥革命时期各地所发生的“民变”、“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工农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的支前运动等，都成为那时一些新派学者津津乐道的研究对象，一部近代史已不再是单纯的统治阶级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奋斗史、争权史，而是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历史。

人民群众成了历史的主角，历朝历代被视为叛逆、流寇、盗贼等的那些人被1949年之后的新史学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和主力，正统史学家强加给他们的那些诬蔑不实之词被彻底清除，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认为这些所谓的叛逆、流寇、匪首、盗贼等，其实就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就是资产阶级反清革命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他们的历史地位不容否定，他们的历史贡献值得仔细研究和表彰，他们反抗外国侵略和封建压迫的光辉业绩得到了应有的肯定，他们为挽救民族危亡和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献身精神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赞扬，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确是将被正统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了。

然而，由于人们刚刚开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形而上学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在所难免。许多研究者虽然真诚希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和研究问题，但在研究实践中似乎依然重复着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进行的工作，所要论证的依然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革命者转变为执政者，不知道怎样研究历朝历代统治方略、统治思想，对于近代中国统治阶级中的历史人物，依然延续“革命话语”叙事模式，继续持一种基本否定的态度，没有及时将革命时期的历史研究转变到建设时期的历史研究上来。

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在1949年之后没有发生转变的原因很复杂，并不单单是学术本身的规律，政治领导人的爱好、思想倾向也决定了这个转变的艰难甚至不可能，而研究者本身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领导人基本上还是从延安从重庆来的那一代，他们与政治领导人的思想有一个互动，领导人的思想倾向影响着他们的史学研究，而他们的史学研究实际上也影响着政治领导人的判断。1949年之后近代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人物研究中的“左”倾思潮并不都是政治领导人的出题，其实有很多内容是研究者特别是史学研究领导者组织者自发进行的，只是预设的结论与政治领导人的判断相同而已。于是，近代中国人物研究的重点不是那些统治者，更不是那些稳重偏右的统治阶层中的人物，而是那些政治异端、思想异端，是那些从来不被正统史家看上的造反者。这从当时一些主要成果的研究范围和重点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1949—1965年的近代人物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那些“正面”的历史人物，如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洪秀全、洪仁玕，戊戌维新运动中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辛亥革命中的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等，而对于历史上的那些“反面”、反动人物，如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道光帝、慈禧太后、光绪帝以及琦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统治集团、蒋介石，以及那些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历史人物，除了一些批判性的宣传性作品外，相对来说缺少具有学术理性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1949—1965年撰写的林则徐以及与林则徐相关的传记性著作有12种，而同时期关于曾国藩的只有1种，还是范文澜在1949年之前写作，1951年修订重印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注]由此可以概见此时期近代史学界的学术兴趣，可以知道近代人物研究的一般趋势与倾向。

1949年之后的史学界对历代农民起义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主要人物尤其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秀全等更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竭力歌颂的对象。相对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的历史人物来说，洋务运动的历史人物研究在那时比较寂寞，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洋务运动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以为洋务运动只是挽救了清王朝，并没有将中国带上一条新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判断，洋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实业家和思想家在那时很少有人专门从事研究，据不完全统计，1949—1965年发表的关于马建忠的论文3篇，王韬的4篇，冯桂芬的14篇，陈炽的1篇，郑观应的9篇，而同时期关于太平天国领袖石达开的论文就有25篇，秋瑾的43篇，至于领袖级的洪秀全、孙中山，以及引起当代政治领袖兴致的李秀成等人的研究论文均有数百篇。[※注]由此可见当时近代中国史学界的研究重点之所在。

至于那些反面、反派，特别是反动的历史人物，那时不仅参与研究的学者少，而且结论在研究之前，大致只是延续1949年之后的“革命话语”，往往以点代面，以偏概全，概念化、片面性极强。像曾国藩研究，仍以范文澜的成果最为著名，影响最大，但他无视曾国藩在近代中国政治风云变幻中的种种作为、贡献，仅仅以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一事就将其界定为罪不容赦的刽子手，是遗臭万年的千古罪人。范文澜在延安时代的这个研究显然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具有借古讽今，影射蒋介石集团对内独裁专制、对外投降卖国的意思。所以说这部著作与其说是学术论著，不如说是一篇政治宣言。所以从学术立场观察，范文澜这篇文章的某些结论是经不起检验和推敲的。比如范文澜反复强调曾国藩服务于清廷，断定他是“出卖民族的汉奸”，这种观点已远远超出时代要求的范围，具有苛求古人的倾向。范文澜说：“那拉氏、肃顺二人是当时满洲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为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汉奸。”[※注]这个基本前提如果可以成立，包括左宗棠、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等在内的汉族大臣都成了汉奸，晚清史就变成一部满汉斗争史。这显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后来的理念去苛求古人。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所谓研究道理太少，太过武断，所以到1979年之后的反弹也就最剧烈，简直是一个上天，一个入地，所谓天壤之别，用在曾国藩等历史人物评价变迁上可能最合适。

1949—1966年的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实际成果虽说不算太多，但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理论探讨却有很大的进展。广大史学工作者甚至包括那些久已成名的史学家都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评价人物。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总原则，但是否还需要一些具体的共同标准？否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有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必先设定一些固定限制，或者一定要拟定出一个万世不变的公式性标准。任何时代具体的社会生活都是异常复杂的，想以一个固定公式加以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所不能允许的，事实上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观点虽然遵从马克思主义原则，但显然不期望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教条来运用。

也有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有统一的、固定的共同标准，而不能随政治需要而随意变换标准。表扬或批评某个历史人物，或某些历史人物的某些方面，这和当前政治任务是相关的，但是各个历史人物所应得的评价绝不会随着政治任务的变化而变化。那种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没有什么客观标准，说好说坏只是由于某种政治需要的看法，在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显然是错误的。[※注]

与当时政治生活中一切以阶级分析作为万能工具相对应，学术界在讨论怎样评价历史人物时，自然要受这种观点的影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任何个人的活动，都受到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和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制约与规定。因此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应该而且必须对他们进行阶级分析。

有的学者认为，判断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出身、家庭无疑是应该着重考察的一个方面，但不是主要的或者说决定一切的方面。阶级分析不是唯成分论，不能以阶级成分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否则，便极容易否定中国历史上一切卓越的历史人物，造成民族虚无主义，不利于社会进步与发展。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乎只有统治阶级的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对社会进步有过积极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差不多都属于剥削阶级。[※注]

就理论而言，人们都承认历史人物有其时代和阶级局限，但在研究中究竟如何看待和分析这些局限性，则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只有把历史人物的活动放到全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进行考察，不仅跟前代比，也要跟后代比，才能作出比较全面公正的评价。判断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绩，一般是指历史人物提供了前辈所没有提供的东西；而分析其局限性，则一般是指历史人物没有做到他们的后辈所能够做到的事情。指出某些历史人物的活动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东西，实际上已经站在较高的境界来评价那些前辈的活动的不足和局限。因此评价这些历史人物的局限和不足，又必须和他们的后辈所提供的新东西进行比较，否则便很难看明白他们的贡献和不足。

在怎样处理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与他们个人的道德品质、政治操守以及私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有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从政治措施、政治作用出发，而不应该从私生活方面出发，也就是应以政治作为衡量历史人物的价值尺度。个人生活、作风等问题虽然对评价这些历史人物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是次要的、个别的，不是评价他们历史功绩的唯一标准。还有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当然应该以他们的政治实践为价值尺度，但这并不排斥对这些历史人物个人品质和个性的研究与估计。历史人物个人品质和个性是从属性的东西，必须结合历史人物的社会地位、阶级性来进行考察。当然也应该注意回避中国传统道德观对评价历史人物的消极影响，比如忠君思想、儒家伦理等。[※注]

“文化大革命”前的近代历史人物研究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际评价，都仍有一定学术意味和学术价值。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历史学突然成为显学，成为政治的帮衬，终于完全走上了以现实政治为中心，与学术全然无关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