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中国政治历史转折年，毛泽东等领导人相继去世，持续十年之久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近代历史人物研究与当时所有的事情一样，开始步入正轨。学术界开始尝试着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尤其是极“左”思潮的影响，纠正形而上学和教条化、简单化的偏向，力求用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历史人物。学术空气日趋活跃，研究工作不断有新的进展，比较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也开始增多。

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问题，是历史人物研究的指南。因此，史学界在批判“四人帮”影射史学的同时，迅即在历史人物研究的理论问题上展开争鸣。

鉴于先前的教训，史学界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观念进行了反思，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属性的分析是完全必要的，但以往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时往往存在着形而上学的倾向，更多的是用贴阶级标签的简单办法代替具体而深入的阶级分析。其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一是把历史人物的阶级性与历史性对立起来，实际上形成了“以瑜掩瑕”或“以瑕掩瑜”的现象，从而把历史人物的评价推向两个极端；二是把阶级分析简单化，其主要的表现就是过去的研究只是关注正面人物、进步人物、革命人物，或者是对反面人物、反派人物、反动人物进行批判，而缺少对中间阶级、阶层的分析和研究。对一个社会来说，居于社会中间状态的才是最大多数，才是社会的主体。

随着政治体制上的松动，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进程的加快，与思想界隔绝数十年的西方思想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像潮水般涌向中国，西方的史学方法与史学思想也开始影响中国史学界。在西方史学思想影响下，有的研究者主张在研究历史人物时，不仅要注意分析他们成长的时代和各种政治条件，研究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所做的大事，而且还应当注意运用在西方史学中已经证明是有意义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诸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现代遗传学的方法和理念、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的理论等，主张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去探讨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如个人性格、素质、威信、心理等。在西方史学观念看来，历史事变中领导人物的个人性格往往会起决定性作用，个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或延缓历史进程，局部改变历史发展的面目。[※注]

在过去的研究中，历史人物的个人性格几乎不被重视，人们习惯通过阶级的分析去判断历史人物活动价值与意义。在80年代思想解放的影响下，有研究者开始意识到个人性格才是构成历史复杂性的关键，因此应当具体剖析历史人物个人生活，探讨其个人生活所形成的性格特点以及对历史进程的潜在影响。历史人物的思想、观点可以对历史进程发生重大作用；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政治能力是阶级力量对比的一个因素；他们的威望在历史进程中也会起到某些微妙作用；甚至历史人物的年龄变化、心理特征，以及其他诸如疾病等因素也都可能成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历史面貌的因素之一。[※注]一个健康的政治家和一个病夫在治理国家上肯定会有所不同，一个注意私德的政治家肯定要比那些不注意私德的政客更稳重。因此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其阶级性，更重要的还要看个人素质。一个人的个人素质，是由许多条件构成的，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家庭教养、传统道德观念和知识文化素质等，而并不仅仅是其政治出身，同样阶级出身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政治选择，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就是因为历史人物性格各异，做派不同。[※注]

相对于人类历史长河，个体生命不过百年，但是对于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来说，这漫长而又短暂的百年，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历史人物的研究应当重视其不同阶段，要注意区分其思想的早中晚，注意其成长过程的“不同阶段”，而不是笼统地谈论历史人物有几分好、几分坏，要根据历史人物一生大节，根据其活动的不同性质，结合历史大势及具体时间、地点、条件等，逐段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有的人物早期激进而晚年没落或保守，有的人物或许正相反。[※注]

确实，从历史研究的实践来说，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不管他多么伟大，其思想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都应该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研究历史人物，就应当把历史人物思想发展的过程，分析得比较细致一些，得出的结论才能符合或接近历史的实际。[※注]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乃至“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甚至再早些的延安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谈到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时，基本上都是在复述斯大林的说法，以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黎澍对这种传统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斯大林的这种观点现在看来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提的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显然认为所有的人都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且每次都强调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一切历史”。在黎澍看来，论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理由，无非是说“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另一个理由是“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根据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一切科学文化艺术的源泉。黎澍认为，前一说不确切，后一说依然根据不足，逻辑也成问题。这样的论证实际是把源泉看作创造，代替精神财富的创造，从而否定了一切高级的科学文化艺术作品的真正创造者——科学家、思想家、文艺家等的贡献。

在黎澍看来，如果一般地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似乎所有历史都是人民群众当主角，显然与事实不符。研究政治史、军事史、教育史、艺术史、宗教史等，是不能离开帝王将相和剥削阶级上层人物的活动的。他们或高明或愚蠢的决策，或正义或非正义的行动，或推动或阻碍历史进步等，在不同领域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所以不能说所有历史全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事实上，在历史上劳动群众是作为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者而活动的，他们总是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只有大规模反抗残暴统治的政治斗争高涨时，劳动群众才短暂地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一旦事件平息，社会归于平静，劳动群众又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这种看法显然较过去抽象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更加细致化，对统治者被统治者历史作用的评价更加公允公正。

由于逐步克服了以阶级斗争作为研究历史人物唯一主线的缺陷，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近代历史人物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如关于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研究，人们已不再用僵化的理论一味颂扬，而是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考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肯定太平天国革命性的同时，也看到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对于1856年发生的“天京事变”，人们不再把它归于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表现，是钻进农民起义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韦昌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或者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从社会经济基础和农民阶级局限性方面加以分析，承认太平天国政权逐渐封建化和伴随着这种封建化而来的思想蜕化，导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而这种内讧并不牵涉政治路线、战略方针，完全是领导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对于石达开、李秀成，也不再简单地扣上叛徒的帽子了事，而是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分析。

80年代的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一个主要特色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许多过去不被人们注意和研究的历史人物，都开始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如对鸦片战争前后历史人物的研究，过去几乎一直局限于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少数人，这时，研究者的视野已开始注意到姚莹、道光帝、琦善等人的活动。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中的历史人物评价在这些年也开始有所变化，对刘步蟾、丁汝昌、刘永福、刘铭传等人开始出现颇有新意的研究。至80年代中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乃至林纾、辜鸿铭、梁漱溟、熊十力、周作人等都有专人从事研究，并逐步得出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

对于李鸿章，许多学者提出要在承认李确有“误国”之处的同时，充分肯定他在推动中国近代化方面的贡献，逐步将一个反派人物向正面人物转变。[※注]这显然与当时的对外开放、大规模开始经济建设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至少是现实政治对研究者的潜在影响。同样的道理，对于洋务运动中其他历史人物，不仅研究成果日趋增加，而且研究者都能以一种所谓“理解的同情”，在指出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之外，充分肯定和承认他们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作用，这为后来兴起的“现代化史”研究以及“现代化史观”的建构提供了资料，奠定了基础。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成果主要有夏东元的《盛宣怀传》《郑观应传》和汪敬虞的《唐廷枢研究》等。

对于胡适，研究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改变20世纪50年代对胡适的政治批判，在充分估计胡适思想局限性的同时，更注意到他在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的深刻影响，先后出版的几部传记、论集基本上将胡适在现代中国的实际地位勾勒出来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胡适在开辟一个思想解放伟大时代中，在探寻中国古代文明的来龙去脉、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在普及和提高中国现代学术水平过程中，都做出了许多贡献，不愧为“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文化巨匠。

当然，这时的胡适研究还不可能真正重建一个完整的历史真实，不可能确认胡适在中国近代学术谱系中的地位。这是意识形态深刻影响的残留，许多研究者在承认、感叹胡适伟大一面的同时，依然不忘指出他作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先天性弱点，即软弱性和妥协性。他在政治上坚持改良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等根本政治问题上，总是采取温和态度。他一生我行我素，不赶时髦，甘当不识时务的落伍者。他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和行为最遭物议，也最使人失望。胡适不分是非的和平主义思想，越到后来，越远离人民大众，终于从杜威走向蒋介石，最终被革命洪流所淹没。在这些研究者看来，这是胡适的悲剧，但是并不能由此认为胡适在政治思想方面一无是处。他提倡个性解放、妇女解放，主张思想自由、教育救国，反映了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强烈愿望，也体现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世界眼光和社会责任感。

与胡适的情况相类似，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已享有盛名的梁漱溟，也在80年代受到研究者的追捧和重视。不仅他的那些观点独特的著作得以出版或重印，而且关于他的研究成果也在那时相继问世。研究者比较研究了梁漱溟与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民问题的看法，重新估价梁漱溟所致力的乡村建设运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梁漱溟与毛泽东是两个观点迥异的人，但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点，即敏锐洞察到了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解放和改造农民才能解放和改造旧中国。至于在如何解放和改造农民这一问题上，这两位同龄人却分道扬镳了。毛泽东主张用革命的、暴力的、剥夺的、阶级对抗的方式；而梁漱溟则以“中国的圣雄甘地”自我期许，主张用和平的、建设的、改良的、教育的方式去拯救农村，建设农村。研究者无法摆脱时代局限，许多人依然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对梁漱溟的判断，认为其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从根本上说不过是一种文化改造、改良运动，因此它在阶级对抗的旧中国必然失败，中国农村的未来，中国农民的未来，可能还有其他路径。

对于戊戌维新运动中的历史人物，学者们普遍认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虽然没有提出推翻清政府的政治主张，但他们反对卖国投降，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要革腐朽的卖国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命。他们倡导和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尚未完全成熟之前所参与的一次大规模的改良运动，是近代中国不成熟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步尝试。维新与守旧的斗争实质上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维新的目标就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国，维新运动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是辛亥革命的一次预演，具有明显的反封建主义性质，是近代中国一次规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使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而且为此后的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20世纪中国的真正起点正是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注]对于严复，这时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其思想前中后三期的不同。对于过去一味指责严复晚年思想复古倒退，也有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再估计的立场辨析其思想价值。

至于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人物，除了孙中山的研究继续取得进步外，其他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者们普遍认为，宋教仁为推翻清朝的黑暗统治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奋斗了一生，然而长期以来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事实上，当1912年孙中山、黄兴先后交出政权、军权，从事实业救国，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民初政治实际上逐步走上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道路。此时，宋教仁积极改组同盟会，组建国民党，希望通过竞选、通过选举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并由第一大党组建责任内阁，以此约束大总统的权力，防止个人独裁，从而有效地控制住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宋教仁的政治活动在民国初年无疑是有意义的，是合乎历史潮流的，过去一味指责他是“议会迷”，显然不太合乎民国初年中国政治实际。至于宋教仁在改组后的国民党政纲中放弃民生主义，以及拉拢一批官僚政客入党等问题，有学者认为这是放弃革命原则的妥协表现，较之同盟会来说是一种倒退。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历史人物，如李大钊、邓中夏、方志敏、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80年代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出版了不少年谱、专著、传记，澄清了一些原先较为模糊的历史问题。尤其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编写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年谱、传记，利用大量一般研究者难有机会阅读使用的档案资料，既丰富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也为历史人物研究开辟了新的资料来源。

80年代，史学界对许多先前蒙受冤屈的中国共产党著名历史人物甚至是领袖人物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像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李立三、项英、叶挺、彭德怀等，经过史学工作者的努力，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历史真相，为重构中共党史叙事模式提供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关于陈独秀，在过去几十年里几乎是研究禁区，即便与政治毫无瓜葛的新文化运动，他在其中的贡献也被严重低估。甚至到了80年代后期，建立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时，在与此相对应的纪念浮雕上，突出了许多新文化运动中的学生辈人物，却无视历史事实，没有展现陈独秀的形象。由此可以概见陈独秀研究的艰难。

陈独秀研究的困难，主要还在对其后期的政治活动及思想的评估。而这些思想与活动在80年代还不太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许多档案无法看到，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相关文件也无法使用。尽管如此，学术界一些有心人依然潜心于陈独秀的研究，尽可能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为他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比如大革命失败问题，新的研究改变了过去把一切责任归于陈独秀的观点，指出他的错误可能更多地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他只是这种错误路线的执行者，甚至在很多时候，他本人也非常反对共产国际的一些指示。

在陈独秀托派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应该把陈独秀转向托派之后与中共党内的分歧视为革命阵营内部在如何推翻国民党政治统治上的意见分歧，而不应该定为反革命性质，因为陈独秀始终没有放弃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立场，他还多次拒绝国民党的反共拉拢，保持了革命者的气节。

对于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许多学者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他之所以在晚年抛弃斯大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是因为他已理智地认识到这种模式严重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更是受到学者们的高度推崇。[※注]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中，蒙受屈辱的不独陈独秀，接替陈的瞿秋白其实也在很长时间蒙受不白之冤。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学术界对瞿秋白的思想与政治活动进行重新研究，得出了与先前完全不同的结论。丁守和的《瞿秋白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从各个方面系统研究了瞿秋白的贡献，指出瞿秋白最早论述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最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宇宙观和方法论，并强调它的实践性；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最早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最早重视农民问题；最早重视武装斗争和创造革命军队；最早提出发动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最早支持毛泽东发动农民运动。如果说丁守和的研究重点在于剖析瞿秋白的思想贡献，而陈铁健的《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则更多地从辩诬层面揭示瞿秋白文人从政的内在苦闷与心曲，尤其是对《多余的话》的分析，不仅在学术上为这篇有争议的文献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为中央专案组重评瞿秋白提供了学术基础。

近代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差不多都能找到国际背景，因此对于近代以来那些来华的外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近代史学界，除了个别历史人物外，几乎都予以否定。改革开放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近代来华的外国人也能够比较心平气和地重新评估他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对于他们的历史地位给予恰如其分的估计。像李提摩太、古德诺、端纳、马歇尔、史迪威、赫尔利、司徒雷登等，都有不少论文或专著论述他们的生平与活动。

共产国际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共产国际有关，即便是国民党的发展也与共产国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80年代以来，鲍罗廷、维经斯基、马林等人在中国的活动都曾引起人们的兴趣，有专人进行研究。

中国革命得到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许多有正义感的外国人都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像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路易·艾黎等，都曾在中国革命重要关头发挥过积极作用，所以他们的业绩一直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改革开放之后更建立一些专门机构搜集整理他们的文献，以便对他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此外，对于曾是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王明、张国焘、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研究也在80年代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说好一切都好、说坏一切都坏的形而上学倾向，比较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他们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贡献。

比如王明，由于以往过分强调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王明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似乎终其一生也没有给党和人民做过一件好事。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可以说是在对王明研究上有了新的进展或者说突破。有学者根据充分的史料认为王明在抗战时期确有右倾错误，但也做过许多有益工作，起草了一系列重要宣言和指示，对中国共产党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及长江局的工作，有学者认为也应该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研究，肯定他对南方党和新四军的工作提出过有益的建议。至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许多学者认为只是认识问题，并不一定要上升到“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因为王明始终主张积极抗日，对党的感情也是深厚而无须怀疑的。[※注]

对于林彪，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用“倒算账”的办法将其历史一笔抹杀，要坚持两点论，一是肯定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二是不能因为第一点而随意贬斥他以前所做过的事情。应该充分承认林彪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员战将，为中国革命胜利确实做过许多贡献。

至于国民党方面的一些领袖人物，在80年代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首先是蒋介石家族的人物传记的出版呈现活跃之势。这些著作对蒋介石一生的历史做了较为全面、完整的叙述，并把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置于近代中国诸多国内外矛盾冲突的大背景下，历史地客观地考察其言行，评价也相对来说比较公允。

关于国民党人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本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题目，但是多年来并没有引起学术界重视。事实上，当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时，中国国民党人是这一时期宣传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方面军，他们为中国人民全面深入了解这个学说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国民党领袖人物或骨干成员如胡汉民、戴季陶、李烈钧、龙云、陈英士、林云陔、朱执信、商震、宋哲元、张治中等，都是当时中国思想界谈论马克思主义十分活跃的人物。他们主编的《建设》《星期评论》《觉悟》等都是当时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但是过去出版的一些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论著碍于意识形态，对于国民党人在这方面的贡献或一笔带过，或极力贬低，或干脆避而不谈。改革开放后，学术界有多篇论著专门探讨这个问题，不仅使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作的贡献得到恰当说明，而且使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线、环节及重要关节更加明晰。

对于历史上曾经对中国共产党比较友好或对中华民族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国民党左派、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实业界领袖等，改革开放之后的研究也比较充分。像于右任、廖仲恺、何香凝、宋庆龄、李宗仁、邓演达、蔡元培、陈友仁、彭泽民、张学良、杨虎城、黄炎培、晏阳初、阎宝航等，或为他们编辑出版文集，或为他们出版传记年谱等。

即便是那些对中国共产党不太友好的国民党人，如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宋子文、胡宗南、陈布雷等，甚至一些帮会中人物如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在新时期的历史研究中也都得到足够的重视。有不少论文或传记论述他们的活动情形及应有地位，尽量祛除“妖魔化”，恰如其分地恢复他们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

在思想文化史方面，改革开放以后的研究，已远远突破先前只研究一些主要的正面历史人物，而将许多次要或反面的历史人物弃而不理的倾向，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关注的历史人物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过去没有或很少研究的历史人物，或者带有灰色、黑色的历史人物如曾国藩、郭嵩焘、王国维、刘师培、黄侃等，都开始为研究者所重视。对于历史上因反对过鲁迅或其他进步人士而一度被误解或遭受委屈的文化历史人物，新时期中国史学界也做过不少实事求是的研究工作，像林语堂因曾与鲁迅论战过，多年来得不到公正评价，80年代开始有文章表彰林语堂不仅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而且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至于曾经与陈独秀等《新青年》派进行过激烈论争的杜亚泉，在过去几十年更是被一概否定，几乎非专业的近代史工作者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杜的情况。80年代开始有学者郑重介绍杜亚泉在传播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比较公平地分析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为杜之所以在文化问题上沦为落伍者，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时，只讲科学知识，没有讲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不理解或者说不知道西方科学的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科学的思想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造成他与陈独秀等《新青年》派的分野。至于杜亚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更有学者以为非常值得重视和检讨，暗示杜亚泉的这一思想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全盘反传统的理论漏洞，是对现代中国激进主义的修正。

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向来为学者所重视。改革开放后在综合性传记写作方面获得重大突破，学术界利用集体力量，编辑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综合传记，如《清代人物传稿》《民国人物传》《民国高级将领列传》《黄埔军校名人传略》《中共党史人物传》《革命烈士传》，以及各种名人录、历史人物大辞典等，应该说各有不同参考价值。

在单个的历史人物传记写作方面，这期间的成果也很值得重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现象是人们开始用新的方法、新的视角尝试传记写作。这些传记作品大都能够注意将传主的思想与实践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摆脱了以往评论历史人物的简单模式，而采取实事求是、刻意追求公正的态度，多角度多层次地剖析历史人物的方法，力求忠实于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即使是对那些基本否定的历史人物，研究者也能坚持具体分析，尽量肯定其值得肯定的方面。对于那些有着重大争议的历史人物，学术界适时展开有益讨论和争鸣。如蔡锷的功过、宋教仁对民国初年政治的影响、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及其功过、虞洽卿的阶级属性等，都曾引起不少学者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