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资料，内容相当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思想、教育、社会、民俗诸多方面，形式多样，有公文档案、函电、奏议、文集、日记、报刊、当事人回忆录、碑传以及外文资料，还有近代修撰的地方志书，等等，数量非常庞大，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公文档案非一般人所能看到，即使文集、奏议这类资料，因多系私人刻版刊印，印数极少，流传不广，历史研究者很难利用这些档案文献资料。故宫博物院收藏清代档案900余万件，但是从1925—1949年的20多年间，除在《文献丛刊》和《史料旬刊》上刊载过部分近代史资料外，整理出版的近代资料专集只有《筹办夷务始末》《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季外交史料》《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季教案史料》等七八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得到中共中央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发掘整理中国近代史资料的任务随即提上了历史研究者的工作日程。20世纪下半叶的近代史资料出版概况和特点，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六大方面。

第一，编辑出版了一套奠定近代史研究基础的“资料丛刊”。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史学会的倡导和支持下，史学研究者开始了大规模的近代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论其规模与影响，首推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注]这部丛刊由北京等地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分工协作，通力编纂，先后出版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回民起义》《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11种专题资料，共计68册，2758万字。同时，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的《近代史资料》期刊也于1954年创刊问世。45年来，该刊出版100期，编辑出版专刊资料22种，总计2700多万字。“丛刊”、期刊的出版，为海内外学者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因而受到他们的高度重视。据一位美国学者说，他们利用这套“丛刊”，培养了数百名汉学博士。其影响与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由一批经济史学家编辑的近代经济史资料也陆续面世，影响较大的有4种丛刊或丛编。第一种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包括《中国近代经济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二种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共10种，如《中国海关与滇缅问题》《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中国海关与义和团》等。第三种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包括《北京瑞蚨祥》《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上海市棉布商业》《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海民族火柴工业》《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永安纺织印染公司》《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等。第四种是“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书，包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荣家企业、刘鸿生企业等专题资料集。这些丛刊、丛编都是经过专家学者认真选辑，具有相当参考价值的近代经济史资料，从而促进了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据统计，迄今已编纂成书的经济史资料书已达40余种。

正当中国近代史学科呈现蓬勃生机之际，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近代史资料的编辑和整理工作也因此停滞了整整10年。1978年以后，经过拨乱反正，近代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累计出版资料书籍有上千种。其中列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2种的《北洋军阀》和第13种的《抗日战争》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11种专题资料，也由中华书局等出版社主持编辑续集，现已出版《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和《中日战争》等多种续集。经过近代史研究者50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体系。

第二，出版了一批以地域为中心的专题资料。上述“资料丛刊”尽管涵盖清政府档案、官修书籍、私家著述、地方史志及外文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偏重于反映重大事件的过程和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中外关系等方面的情况，对地域性较强的专题关注不够。地方性专题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兹举数例如次。

有关鸦片战争的地方专题资料，有广东文史研究馆编辑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辑的《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上海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辑的《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罪行》和阿英编辑的《鸦片战争文学集》等。此外，时人记载鸦片战争的著述很多，或记载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或记载英国侵略军窜犯各地的罪行，或记载《江宁条约》的缔结和战后情况，虽然详略不一，但都是纂著者亲见亲闻的史实，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在众多的时人著述中，为大家熟知而又经常引用的是梁廷柟的《夷氛闻记》、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以及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等。

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近代史研究领域中几个较为热门的专题，无论是内地档案资料的搜集，还是外文资料的翻译的规模，皆远超其他专题。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或稍后，时人著述太平天国事迹的书籍很多，粗略统计，约在千种以上，而其中多数是记一时一地的。这些私家著述或分散各地，或湮没在故纸堆中，极不容易见到。为便于研究者参考和利用，太平天国博物馆编辑出版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共6册，汇集《粤寇起事纪实》等46种资料。此外，还有静吾和仲丁编辑的《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和张守常编辑的《太平军北伐史料选辑》，等等。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有齐鲁出版社出版的“义和团资料丛编”5种，包括《山东义和团案卷》《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辑》《山东教案史料》和《天津义和团调查》等。辛亥革命运动的资料出版更多。较早出版者为戴执礼编的《四川保路运动资料》、隗瀛涛主编的《四川辛亥革命资料》、《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的《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嗣后，湖北、江苏、广东、浙江、上海等地学术团体也编辑出版了辛亥革命在本地区的综合资料，史料价值较高的有《云南辛亥革命资料》《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辛亥革命江苏地区资料》《广东辛亥革命资料》《辛亥革命在广西》和《华侨与辛亥革命》等。就迄今所能见到的武昌首义资料集而言，内容最为丰富的是《武昌首义档案资料选编》。本书由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暨武汉市委员会、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共同负责编辑整理工作，全部材料均出自湖北实录馆遗留下来的档案和文稿。《武昌首义档案资料选编》共分3卷4编，约210万字。所选录的资料大多数是未刊手稿，而撰述者都是亲身参加辛亥首义的人士。1986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等单位合编的《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汇录文献档案928件，58万余字，时间自1901年10月至1912年4月。所汇资料，多数摘录于《民立报》《中华民国公报》《时报》，以及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胡石庵的《湖北革命实见记》、李廉芳的《辛亥武昌散记》等报刊书籍，少数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提供的未刊藏品。除此之外，还有两种专题资料汇编是值得引起重视的，一种是《辛亥首义回忆录》，一种是《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在20世纪50年代初，居住在武汉三镇的辛亥首义老人尚有700余人，湖北省政协动员他们撰写亲身经历和见闻。他们投寄了大量稿件，并捐赠大批革命文物。编委会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文稿，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编成《辛亥首义回忆录》4辑，在1957—1961年陆续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辛亥革命回忆录。《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由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辑出版，选录胡石庵的《湖北革命实见记》、胡祖舜的《六十谈往》、居正的《辛亥札记》等史料价值颇高而不易见到的私家记述，计58万余字。系统而又全面地反映辛亥革命在江苏有关情况的资料，首推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辑的《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此书的资料征集工作始于1958年，经3年努力，得50余万言。其中以罕见的史籍居多，其次是亲历者的回忆录及地方报刊资料。在辛亥革命出版物中，此书是内地唯一利用实地调查资料编成的集子，也是研究江苏辛亥革命历史必备的参考资料。广东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有关广东光复的资料极为丰富，重要的回忆录和采访录均收在《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中。两书撰稿人均属辛亥亲历者，他们从不同的侧面记载了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庚戌广东新军起义、辛亥三月十九日文州起义的情况，以及江门、新会、顺德、佛山、东江、惠州、博罗、紫金、潮汕、大埔、永定、上杭、梅州、钦县、化州、阳江、肇庆、韶州、连州等地的光复经过。从甲午战争失败至武昌起义前的17年中，台湾人民支持和参加了反清斗争，并在辛亥革命影响下，掀起了驱日复台的爱国运动高潮。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散见于其他专题性资料中。如章伯锋主编的《辛亥革命资料类编》，就收录了珍贵史料《罗福星革命集》。有关边陲地区辛亥革命的情况，可供参阅的专题资料有：政协广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辛亥革命在广西》，广西民族历史调查组编的《广西辛亥革命资料》，《西藏研究》编辑部编的《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政协内蒙古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内蒙古辛亥革命史料》等。这些资料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第三，重点出版了一批有关五四运动的资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但山东问题交涉失败，帝国主义的侵逼，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直接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关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资料，以外交关系文书为主，包括条约、换文、协定、合同、照会、通牒及备忘录等。这方面的资料，已出版的有3种：（1）《中外旧约章汇编》，内容包括1840—1949年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对外签订的各类条约、协定、合同等；（2）《中外条约汇编》，内容包括1840—1935年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同各国订立的条约、协定、合同等；（3）《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内容包括1914—1949年间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同各国签订的条约。国人引为奇耻大辱的日本对华“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决议案》等都包括在内。涉及巴黎和会黑幕的资料，当推在五四运动60周年纪念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主编的《秘籍录存》。这部资料集为原任大总统的徐世昌退出政界多年以后主持编纂的一部未刊稿本。其中“巴黎和会”篇，汇集了1918年9月16日至1920年11月5日北京政府秘书厅归档的重要电报380余件。其中许多电文属第一次公布，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五四运动时期和稍后，时人记述五四运动事迹的书籍较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辑的《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共收录7种记述五四运动的出版物，即《青岛潮》《学界风潮记》《上海罢市实录》《民潮七日记》《上海罢市救亡史》《章宗祥》《陆宗舆》；1种档案，即《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1种报刊资料辑录，即《五四——六三爱国运动大事目录》。这本资料集于1979年重印出版时又增加了7篇资料和几十幅珍贵图片，其中有周恩来编写的《警亭拘留记》和《检厅日录》，还有《五四》《五四运动纪实》《五四爱国运动北京资料选录》《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五四运动在天津》《天津抵制日货的经过》《东游挥汗录》等。档案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汇辑成册的有3种：（1）《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一书中有关五四运动的资料10卷；（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收录有五四运动前的档案资料，涉及政治、军事、外交、财政、文化；（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共收档案400余件，包括北洋政府国务院、财政部、内务部、陆军部、步军统领衙门、督办边防事务档案处、京畿卫戍总司令部、筹备国会事务局等机构的旧档，还有国立中央大学、云南省政府秘书处、交通银行等单位的档案。外文翻译资料比较少，目前可供参考者，只有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辑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该书下卷首章为五四运动，其中的重要文件是从《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和《美国外交文件》中辑录翻译过来的。

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记载北京情况的资料也最多，主要有下列数种：（1）《五四》，由蔡晓舟、杨景工同编，于1919年7月出版，是最早叙述五四运动经过的一本书。（2）《五四运动纪实》，是五四运动参加者匡互生于1925年后写的回忆录，最先登载在《立达季刊》上，1933年印成单行本发行。（3）《五四爱国运动北京资料选录》，北京大学校史资料室编，资料录自《每周评论》和《晨报》。（4）《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资料室编，收录记事和回忆录34篇、人物传略21篇、社团刊物资料45篇。北京高师和北京大学是挑头发起天安门集会的两所学校，以往的记载只提北京大学的作用，而很少提到北京高师的作用。李大钊、钱玄同、缪伯英、周予同、杨明轩、陈荩民的回忆和传记，以及介绍工学会、北京工读互助团、女子工读互助团、女权运动同盟会、平民教育社和《史地丛刊》《北京女师半月刊》《五七日刊》等社团和期刊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北京高师在五四运动中是与北京大学齐名的学校，所起的作用是很突出的。

记述五四运动在全国各地的资料也相当丰富。天津历史博物馆和南开大学历史系于1979年编辑的《五四运动在天津》，汇集了当时天津的报刊如《益世报》《大公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南开日刊》《觉悟》等所登载的文件和记事，还收录了邓颖超、刘清扬等人的21篇回忆文章。时任天津学生联合会代表的周恩来撰写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值得特别重视。《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的《五四爱国运动》全文刊登了这两篇重要文献。五四运动在上海的资料卷帙浩繁。1949年以后整理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汇录1919年5月到7月的档案88件。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编的《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1960年出版，1979年再版，共计57万余字。所录资料大部分来自《民国日报》《申报》《时事新报》《新闻报》《大陆报》等报纸，小部分来自外国档案和报纸。张影辉、孔祥征编的《五四运动在武汉》，再现了武汉以及鄂省人民的斗争事迹。所收资料，主要来源于当时的《汉口新闻报》《大汉报》《新湖北》以及《武汉星期评论》，主要内容系记述1919年5月学生运动兴起到1920年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期间的史实。由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反映了湖南人民的斗争概况。胡信本编的《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择要辑录1897年德国借口巨野教案侵占胶澳至1920年山东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期间的有关资料，反映了山东人民爱国救亡、求生存的斗争实况。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编辑的《五四运动在河南》，比较翔实地反映了五四爱国运动在河南开展的情况。五四运动在重庆的资料，现在出版的只有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辑的《五四爱国运动在重庆》，所选资料有历史文献、报刊资料、档案以及回忆录等。

关于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的资料，主要有张允侯等编的《五四时期的社团》，共收录新民学会、互助社、利群书社、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等32个社团的资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共3集，对五四运动时期出版的160余种期刊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是研究新文化运动和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入门参考书。另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五四运动文选》，收有陈独秀、易白沙、李大钊、胡适、吴虞、刘半农、王敬轩、钱玄同、鲁迅、蔡元培、林琴南等人的相关文章，为研究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则由当时的《新青年》《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觉悟》《妇女杂志》《新妇女》《劳动与妇女》《新潮》《女界钟》《少年世界》《每周评论》等期刊的有关妇女运动的文章组成，表明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中国妇女也在日益觉醒。

第四，出版了大批独具特色的文史资料和地方史志资料。1960年，在周恩来的倡导下，全国政协主办的《文史资料选辑》正式创刊。在1983年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开幕式上，杨成武总结说：“据统计，全国参加提供史料的达6万人次，征集到资料4亿多字，全国有166个单位编辑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等著作，向社会提供了1亿字左右资料。”此后，各地文史资料的出版又有新的发展，据1990年统计，全国县级以上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及其文史办公室，编印文史资料集共2300多种，计1.3万多册，约收文稿30万篇，总字数近2亿。

各地文史资料选辑的文稿，大多数是亲历、亲见、亲闻者自撰和口述，部分为调查访问记，少数为历史档案、报刊、史志书稿等文献的摘登。这些文稿从不同角度记录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社会、地理诸方面的情况和重大事件的始末，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活动情况。尽管其中部分文稿或因撰稿人记忆有误，或因某种缘故未能秉笔直书，造成失真的局限性，但从总体上看，仍然不失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值得史学工作者关注的新史源。由李永璞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料介绍与研究丛书·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共5册），介绍篇目30余万条，分列政治军事外交篇、经济篇、文化篇、社会篇、地理篇、人物篇计6大类，每类又下分若干级子目，最多至六级子目，非常便于检索使用。此外，《中国史志类内部书刊名录（1949—1988）》和《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名录（1960—1990）》专门介绍每一种文史资料丛刊、丛书和专辑的名称、编印单位、开本版型、发刊范围、刊印期年和已出版数量，展示了各地文史资料的概貌。

续修地方志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代代相承，绵延不辍。在20世纪50年代，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项目，两度列入国家社会科学规划。1979年以后，编修新方志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经过数万人的辛苦耕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据1998年统计，全国各省、市、县志书已出版4000余部，尚有1000余部正在审定、印刷、出版的过程中。新方志是储量巨大的信息资料库，国内外学术界许多学者利用新方志资料取得了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

第五，各档案收藏机构纷纷编辑出版有关近代史的档案资料。档案资料对历史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利用政府文献档案编辑出版的资料集，无论种类还是数量均与学术界的需求差距较大，此后国家及地方档案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编辑出版了众多所藏档案史料书刊，便利了学术界的利用和研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中，影响较大的有4种：《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和《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这些资料，均从上谕档、剿捕档、录副奏折以及照会、函札中选出，其中有些档案资料为过去已刊资料所不载。有些资料不仅记事翔实，而且还匡正了已刊资料的谬误。例如，《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就纠正了《钦定剿平粤匪方略》中的许多舛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两种规模较大的史料，颇受学界推重。其一是《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最初出版《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两辑，从第三辑开始按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两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金融、工矿业、农商等分册编辑，现共出版4辑20册。其二是“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是根据该馆所藏历史档案，按照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历史人物及企事业机构，分专题编辑成书，已经出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直皖战争》等专题。

各省市地区档案馆等机构也利用藏档汇编了颇有研究价值的资料集。已面世的有上海图书馆主编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广东档案馆编的《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14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的《中国海关密档》等。东北地区档案馆从满铁档案中已选译出版《满铁资料》和《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东北地区档案馆合作编辑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分为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伪满和汪伪政权、东北历次大惨案、伪满警宪法西斯统治、华北大扫荡、细菌战、经济掠夺等卷，已经陆续出版问世。天津市社会科学院、档案馆、工商联等单位合编的《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与苏州市档案馆合编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两书，颇具特色。天津、苏州、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重庆的商会组织，号称清末八大商会，然而各地商会的档案，历经朝代更迭和连年战乱，流失几尽，只有天津和苏州商会的档案得以侥幸保存下来，弥足珍贵。

社会上存有历史档案的一些单位和个人，或者将档案整理成专书出版，或者投稿于刊物。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以公布档案史料为主的刊物，似雨后春笋，纷纷行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率先创办《历史档案》和《民国档案》期刊，嗣后各省档案馆也陆续创办了这类刊物，例如《档案与历史》和《北京档案史料》等，共有20多种，每年公布的档案在200万字以上。

与此同时，各级科研院所图书馆也把收藏的档案和稿本付梓出版，如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已影印出版23册，其中有不少为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近代稗海》已出版14辑，刊载74种近代史资料，多为稿本或流传较少的印本。

第六，大力开展海外近代史资料的搜集和出版工作。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是列强侵略宰割的对象。研究中国近代史，首先必须研究各个时期的中外关系史，因此搜集、开发、利用与研究海外资料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关于鸦片战争，英国是元凶，该国议会文件、外交文书、私人著述和报刊资料中有大量涉及这次战争内幕的重要资料。对于这些资料，过去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翻译不多，较重要者有广东文史研究馆编译的《鸦片战争史料选译》和《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辑》、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的《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侵略的罪行》和《近代史资料》上发表的《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等数种。而保存在美国的这方面的资料，则无人进行系统的搜集、翻译和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曾从中国抢走大批档案，其中数量最大的是两广总督衙门的公私档案，现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内。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依据该馆所藏中文档案，编成《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收入琦善与义律在广州交涉期间逐日往来的照会。这些档案的发现，不仅弥补了中国已刊史料的不足，而且还为弄清一些历史事件的真相，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其中最为突出的例证即是“穿鼻草约”纯属义律伪造。

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清朝统治者不准民间收藏太平天国印书，几将太平天国文献荡尽，因此，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者无不重视海外太平天国资料的搜集工作。1983年，王庆成在英国访学期间，搜得若干太平天国文献和其他中、英文史料，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太平天国的两种印书，即《天父圣旨》和《天兄圣旨》。这两种印书涉及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历史上重要的或有趣的史事。长期以来，学界对萧朝贵的身世，以及究竟有无洪宣娇其人，存在不同的看法。《天兄圣旨》发现以后，这些问题一一得到了澄清。改革开放以来，还从各国档案馆以及在华外交官和传教士的私家著述中发现了众多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这些资料已分别刊载在《近代史资料》《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太平天国史译丛》《太平天国学刊》等书刊中。

有关义和团的外文著作，大多出于在华的外交官、传教士、商人、侵略军军官及新闻记者之手，有百余种，据粗略统计，已译成中文的有数十种，如《庚子使馆被围记》《瓦德西拳乱笔记》《八国联军志》《庚子中外战纪》《俄国在远东》《维特伯爵回忆录》等。1980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的《八国联军在天津》中，辑录了《华北作战记》《中国与联军》《在华一年纪》《京津随军记》《天津——插图本史纲》《天津海关一八九二年至一九○一年十年调查报告书》和《美军在华解围远征记》7种。这些著述，主要记载1900年6月至8月天津及其周围地区的战斗情况。1954年王崇武依据英国档案馆藏中国事务文件，译成《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选辑》。1980年，胡滨译成《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辑》，起自1899年山东卜克斯教案，止于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该书所选译的资料，绝大多数是当时英国公使、领事、武官、教士向英国政府提交的报告和往来文件。

辛亥革命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近代经济会刊编辑委员会利用外贸部海关总署所藏旧海关档案资料编译有《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一书，内容涉及中央到地方的政局动态、商贸行情变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大至政局内幕，小至物价变动，都有所记述。邹念之编译的《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是考察日本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立场的重要文件，从中可看到日本政府在不同态势下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关于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可参考胡滨编译的《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辑》。孙瑞芹编译的《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和张蓉初编译的《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是考察德、俄两国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立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公开了1871—1914年的外交档案，并汇成54卷正式出版。1960年，孙瑞芹译出其中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资料，编成《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一书，分3卷，上起1894年中日战争，下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其中第二卷是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资料。

1922—1941年，苏联公布一批帝俄时代的外交档案，发表于《红色档案》杂志。1957年，张蓉初从中译出中俄交涉史料，题名《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全书分为中日战争文件、德国侵占胶州湾、俄帝国主义在远东的最初步骤、关于收买李鸿章和张荫桓、义和团起义、库罗巴特金日记、辛亥革命7篇，大多为义和团运动相关资料。1980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选择沙俄总参谋部军事档案馆1902年作为机要保密资料保存的一部分奏折和电报，编译成《俄军在华军事行动资料》一书，记载了1900—1901年俄国在华的军事活动情况。

而朱士嘉则以内地中文档案为主，编译成《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