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最初10年，为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者遵循中国史学重视资料建设的优良传统，汲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成功经验，继续大力坚持资料的发掘、整理工作，编纂、出版了大量近代史资料。现依我们所见，将其间问世的近代史资料，依其不同内容，归纳为以下几大类，简介如下。

一是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各方面内容的综合性资料。主要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道光朝上谕档》《咸丰朝上谕档》《同治朝上谕档》《光绪朝上谕档》《宣统朝上谕档》《光绪帝起居注》《宣统帝起居注》和《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影印本），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编印的《清季（未刊）收发文本电文辑录》（影印本）以及《清同治朝政务档案》《清内务府档案文献续编》《大总统府秘书厅公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情史料汇编》《新民通信社稿》《民国时期中国六省农村调查资料》《台湾史料汇编》《日本统治时期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民国时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施政报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的《东北边疆档案选辑》（清代、民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吉林省延吉档案馆编的《珲春副都统衙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王晓莉、贾仲益主编的涉及贵州、四川、广东、广西、西藏、甘肃、新疆、内蒙古等众多地区的《中国边疆地区社会调查报告集成》46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整理和编辑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790—1906）》和《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的《国家图书馆藏近代统计资料丛刊》（影印本）107种、《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民国调查报告丛刊》（影印本）80种，沈志华编的总计34卷36册2000多万字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的《武汉国民政府史料》，吉林省图书馆特藏部编的《伪满洲国史料》，武汉市档案馆、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编的《武汉沦陷时期档案史料丛编》，等等。

二是专为研究经济、中外关系、历史事件、边疆问题、日本侵华、抗日战争、法制等专题而编辑的资料。

在经济方面，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清代道光至宣统的粮价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会议录》《行政院经济会议、国家总动员会议会议录》《四联总处会议录》，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印的《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清末民初铁路档案汇编》《清光绪筹办各省荒政档案》《清末民初涉外矿务档案汇编》《清末通商贸易档案汇编》《清末民初通商口岸档案汇编》《清末民初外国在华商号洋行档案汇编》《清光绪二十二省财政说明书》《中国近代粮政史料》《民国时期物价生活费工资史料汇编》《民国劳工劳务史料选编》《民国时期市政建设史料选编》《民国初年全国工商会议报告》《国民政府实业部工业施政概况》《抗战时期敌伪经济情报》《民国时期两广工商经济特辑》《民国时期各省市经济建设一览》《民国时期陕西实业考察》《日伪时期东三省经济实况揽要》《民国时期台湾经济史文献选编》《民国与伪满时期东北经济史料丛书》《晚清民国对外商事贸易统计资料》《战后天津商情变动统计资料》《民国时期上海证券与资本市场概览》《民国时期中国内外债史料详编》，海关总署《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编译委员会编的《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1861—1949年）》，美国凯瑟琳·F.布鲁纳等编、中国傅曾仁等译的《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章开沅主编的《苏州商团档案汇编》，马敏等主编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宓汝成编的《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黄鉴晖编的《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杨世源主编的《西北农民银行史料》，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的《上海总商会议事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编印的《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等等。

在中外关系方面，主要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菲律宾卷以及《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之中英关系卷、中西关系卷、中葡关系卷，权赫秀编的《近代中韩关系史料选编》，邢永福等编的《清代中琉关系五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六编》《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印的《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续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孤本外交档案续编》《稀见清咸丰军事外交谕令密件》《外交部收发电稿》《外交文牍》《清外务部收发文依类存稿》《晚清外交会晤并外务密启档案汇编》《清末民初出使外洋外务密档》《民国外交部国际联盟交通议事密档》《清末中俄东三省铁路电线交涉档案》《晚清船务船运交涉档案》《清末外务部日俄战争议和档案》《近代邮电交涉档案汇编》《清末民初外国在华银行交涉档案》《民国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近代中国参加之国际公约汇编》《民国外交档案文献汇览》《抗战前期国际联合会文献》，陶文钊等主编的《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等等。

在历史事件方面，主要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之一《清末教案·英国议会文件选译》第6册，倪瑞英译的《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罗尔纲、王庆成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章开沅等编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共8册），文闻编的《“围剿”中央苏区作战秘档》，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编印的《鸦片战事奏档》《稀见中英鸦片战争密奏》《中日甲午战争奏稿》《日清战史讲授录》《光绪中法战争奏稿函电》《清嘉咸同三朝平定农民起义奏稿手札》《督蜀电存》《民国外交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档案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台湾光复档案文献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五卅运动史料》第3卷，周天度、孙彩霞编的《救国会史料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编辑的《清末民初宪政史料辑印》，等等。

在边疆问题方面，主要有卢秀璋主编的《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刘丽楣等编的《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赵心愚等编的《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和《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下册），张羽新等编的《清朝治理新疆方略汇编》，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编印的《西藏奏议川藏奏底合编》《曹（鸿勋）中丞抚黔奏电稿》《清代新疆地区涉外档案汇编》《清末边境界务档案》《清光绪经营新疆会议折奏》《清季西北函电折奏八种》《晚清桂黔要事函电密奏》《晚清民初西藏事务密档》《清季筹藏奏牍》《民国东北县治纪要》以及《民国西南边陲史料丛书》广西、四川、康藏、云贵、综合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的《东北边疆档案选辑》（清代、民国），等等。

在日本侵华方面，主要有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的《清光绪日军纷扰东三省各处档案》《东北日占区万宝山事件与韩人排华惨案》，黑龙江、吉林省档案馆编的《东北日本移民档案》，辽宁省档案馆编的《满铁调查报告》（4辑98册），天津图书馆编的《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吉林省档案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编的《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吴绪成等编的《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居之芬等编的《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上海市档案馆编的《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中央档案馆整理的《日本侵华战犯笔供》（影印本），等等。

抗日战争方面，有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编印的《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图文史料》《近代中国外谍与内奸史料汇编》《国民政府战后处理日伪敌产文献汇编》《中国战区日本投降文献汇编》，四川省档案馆编的《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等等。

在法制方面，主要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编印的《民国时期劳动问题与劳动法令汇编》《国民政府行政法令大全》《民国律师文献史料汇编》《国民政府司法例规全编》《清末民初华洋诉讼例案汇编》《国民政府岁计法令汇编》《民国时期地方自治实施方案法规汇编》，徐秀丽编的《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选编》，等等。

其他方面，主要有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编印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民国卷以及《中国西部开发文献》《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史料选编》《近代中国人口史料汇览》《民国时期监狱文献史料》《民国园艺资料汇编》《民国茶文献史料汇编》，赵嘉珠主编的《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档案》，陈元晖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等等。

三是人物专集。主要有辽宁省档案馆编的《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程焕文等辑注的《邹鲁未刊稿》，上海图书馆编的《上海图书馆庋藏居正先生文献集录》，谢持著《谢持日记未刊稿》，谢幼臣整理的《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陈红民辑注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美国Ferdinand Dagenais主编的《傅兰雅档案》，周文玖选编的《朱希祖文存》，岳麓书社出版的《魏源全集》和《曾国荃全集》，顾廷龙、戴逸主编的《李鸿章全集》，赵德馨主编、吴剑杰和周秀鸾等点校的《张之洞全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全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竺可桢全集》，许纪霖等编的《杜亚泉文存》，汪叔子、张求会编的《陈宝箴集》，朱正编的《丁文江集》，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杨昌济集》和《范源濂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晴波修订版《杨度集》、曾业英修订版《蔡锷集》、刘泱泱修订版《黄兴集》、刘晴波等编补的《陈天华集》，等等。

四是旧报刊。主要有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的《京话日报》《北洋周刊》《清末官报汇编》《八路军军政杂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公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报》，以及计收晚清珍稀期刊65种的《晚清珍稀期刊汇编》和《晚清珍稀期刊续编》，计收1897—1947年出版的农学期刊15种的《中国早期农学期刊汇编》，计收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出版的宣传抗日的期刊44种的《抗日战争期刊汇编》，计收1899—1948年记录中外时论、政治要闻、经济动态、国际瞭望、教育、军事等内容的期刊11种的《民国时事文献汇编》，计收研究民国边疆、民族问题的期刊12种的《民国边事文献汇编》，计收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马列主义、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内容的期刊6种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刊物汇编》，计收集邮期刊10余种的《民国时期集邮期刊汇粹》，计收漫画期刊15种的《民国漫画期刊集粹》，分综合、北京、上海、天津、港粤5卷计收录画报96种的《民国画报汇编》，计收1921—1948年间电影早期刊物22种的《中国早期电影画报》，计收北京、上海、天津、四川、广西、南京等地戏剧类刊物22种的《中国早期戏剧画刊》，计收1908—1947年的国学类刊物18种的《中国早期国学期刊汇编》，计收1901—1909年的白话报27种的《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计收《故宫周刊》《新潮》《经济统计月志》《实业金融》《大众》《南风》《教育益闻录》《京兆通俗周刊》《再生》《青年界》《每周情报》《进展月刊》《制言》《吾友》《励志》《时与潮》《我存杂志》《中原》《时代精神》《希望月刊》等民国期刊近30种的《民国珍稀期刊》，计收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浙江、江苏、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东北、西北、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山东、甘肃、河南、安徽、山西、四川、河北等24卷1800余种各类刊物的《民国珍稀短刊断刊》；线装书局影印出版的计收20多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期刊的《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148册）；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长沙日报》《湖南通俗日报》《湖南大公报》《国民日报》《国民政报》《观察日报》《大刚报》《湘乡民报》；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船山学报》《湘江评论》《新湖南》《新时代》《游学译编》以及湖南《体育周报》、湖南《实业杂志》，等等。

纵观上述整理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不难发现以下几个明显特点：（1）就资料类型而言，主要是两大类，一是各种档案资料，二是当年出版的旧报刊。（2）就资料形成和收藏者而言，既有政府形成、收藏的资料，也有私人形成、收藏的资料；既有正统政权形成、收藏的资料，也有非正统或伪政权形成、收藏的资料；既有本国政府形成、收藏的资料，也有外国政府形成、收藏的资料。（3）就收藏与公布资料者的级别而言，绝大多数来自国家、省部级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以及少数几个大城市的图书馆。（4）就出版方式而言，大多采用较为便捷的影印方式，而较少采用由编者整理加工的付梓方式。（5）就资料出版宗旨而言，已逐渐转入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不再一味固守所谓“政治挂帅”的原则，不论是“正面”或“反面”“革命”或“反革命”的资料，只要有研究需要和价值，均可提供使用或出版。

诸如此类近代史资料的大量公布，固然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但是，若要更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似乎也还有几个问题值得一提。

第一，要进一步扩大资料搜集、发掘范围。除了仍需如前所述，加强近代文化、近代伦理、近代科技、近代灾荒、近代禁烟禁毒、近代社会生活、近代货币、近代思潮、近代学术、近代秘密会社和会党、近代农村、近代城市、近代法制等重要专题资料的发掘和编纂工作外，还需进一步扩大资料的搜集范围。近期整理出版的近代史资料，基本源自中国第一、第二两家国家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及几个省级档案馆与个别大城市的图书馆，而未及地县级档案馆和中小图书馆。其实，已有不少研究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有些资料踏破铁鞋无觅处，未能在大档案馆、图书馆发现，却在某个不起眼的小档案馆、图书馆里找到了。因此，除了继续发掘这些单位的宝藏外，似也应眼睛向下，重视采集地县级档案馆和中小图书馆的资料；甚至可考虑趁国家经济形势大好之机，找个权威机构牵头，联合其他相关机构，逐步对全国各地大小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近代史资料，进行一次全面的拉网式调查，然后组织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分工合作，对所获资料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整理、出版。

第二，要汲取范文澜当年选择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以专题形式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经验，大力整理出版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各方面的专题资料。近来所刊近代史资料，虽如上述，也有不少所谓“专题资料”，但除人物专集外，相对而言，大多只是粗线条的“大”专题，并未细化成严格意义上的专题资料。中国近代史专题无数。仅以1911年后38年的民国史为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早期评估，有影响的大小专题就近600个[※注]，如加上此前的60年，为数就更多了。因此，除了继续整理出版难以分割的综合性资料外，似应更加重视整理出版细化的专题资料，以为研究者提供更加快捷的服务。

第三，要在资料出版方面采取影印原件与重新整理并重的方式。如上所说，近期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似以影印原件者居多。这是一种“短平快”方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版行业正快速走向市场化。当然，影印方式并非不可取，我也没有反对影印出版的意思。因为影印出版，不仅可以保证资料的准确性，而且还有文物观赏价值，有选择地出版若干也未尝不可。何况有些资料还唯有影印一法可行，如复制旧报刊，总不能再按现代释文重新排印一次吧。但是，就方便研究者使用而言，则除了旧报刊这类整体复制的资料不能不采用影印方式外，其他包括原始档案在内的大部分资料似乎还是以现代释文重新整理后再加出版为好。

第四，整理出版的资料务求准确。此前问世的经过编者整理的近代史资料，总体说来，质量是好的，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但也毋庸讳言，其中确有少数质量较差甚至低劣的。主要表现为对资料原文的误判、误断、擅改、妄加，由此造成文义大变，或不知所云，或全然相反，给研究者带来了不应有的正确解读资料的重重障碍。早在2000年，就有学者撰文公开指出过这一点。[※注]遗憾的是多年过去了，这一现象似乎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今日的资料整理出版之中。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一穷究，似大可不必了，时代使然也。只是须知，既然彼此都有一个繁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共同心愿，那么，为研究者提供准确的资料，就不是任何个人的私事，而是一种谁都无法推卸的公众责任了，我们没有理由不为此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