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以来，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长足发展，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也呈日趋繁荣之势。

江苏人民出版社继续出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界了解国外的学术成就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套丛书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佼佼者，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具备了一定的品牌效应，其中的部分精品已多次再版。1998年以来，这套丛书中的中国近代史论著主要有：艾尔曼的《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1998年版）、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1998年版）、冯客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1999年版）、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1999年版）、萧邦奇的《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1999年版）、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2000年版）、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2001年版）、安敏成的《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2001年版）、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2001年版）、贺萧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2003年版）、余英时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2003年版）、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2004年版）、朱爱岚的《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2004年版）、赫大维的《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2004年版）、岛田虔次的《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2005年版）、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2005年版）、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2005年版）、滨下武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2006年版）、白馥兰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2006年版）、佐藤慎一的《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2006年版）、柯伟林的《德国与中华民国》（2006年版）、韩敏的《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2007年版）、张英进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2007年版）、史书美的《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2007年版）、罗芙芸的《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2007年版）、冯客的《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2008年版）、王冠华的《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2008年版）、易劳逸的《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2009年版）、顾琳的《中国的经济革命：20世纪的乡村工业》（2009年版）、高彦颐的《缠足》（2009年版）、胡缨的《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2009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继续出版了如下几种专著：芮玛丽的《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2002年版）、K.E.福尔索姆的《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2002年版）、R.J.史密斯的《19世纪的中国常胜军：外国雇佣兵与清帝国官员》（2003年版）、谢爱伦的《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英法在华企业的命运》（2004年版）、久保亨的《走向自立之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关税通货政策和经济发展》（2004年版）。

21世纪以来面世的具有重大影响的译丛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自2004年开始出版的“编译丛刊”，其“总序”对丛刊的出版做了这样的说明：“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编译丛刊”。这套丛书中有不少涉及晚清史的论著，主要有安文思的《中国新史》（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赫德的《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余凯思的《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罗威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提摩太的《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佐藤公彦的《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安冈昭男的《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尼古拉·阿多拉茨基的《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何伟亚的《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托米·本特森等的《压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威廉·埃德加·盖洛的《中国十八省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和《扬子江上的美国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罗威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森田明的《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王业键的《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罗友枝的《清代宫廷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与此同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还于2004年创办《清史译丛》杂志，其办刊宗旨是根据清史编纂工程进度的需要，向编纂委员会及下属研究人员以编辑或翻译的形式，提供各类急需和重要的外文研究资料，包括相关文献档案和研究成果的目录、摘要、摘译或全译等内容，为清史纂修的主体工程服务。《清史译丛》主要内容包括：（1）与清代有关的外文文献资料的介绍和选译；（2）国外清史研究重要学术论文的摘要或全译；（3）国外清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的介绍、书评或选译；（4）国外清史研究的学术动态，包括研究机构、人才、会议或研究综述等内容。主要栏目有“专题研究”“论著及文献选择”“学术综述”“名家访谈”“海外专稿”“理论争鸣”“论点摘编”“新书书评”等。至2008年1月，《清史译丛》已出版至第7辑。《清史译丛》所登论文和信息大部分涉及中国近代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杂志停刊给学术界造成的缺憾。

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播种和积累，内地学术界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进入收获季节，相关成果极其丰富，与此相应，域外相关资料和论著的翻译出版数量也大为增加。

日军在华暴行可谓罄竹难书，关于日军暴行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学术界和社会上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近些年来，内地学者在搜集整理历史资料、记录幸存受害者证言的同时，也翻译出版了不少外文资料和论著。在这方面，德国人约翰·拉贝的《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起到了先导性作用。前者是时任南京安全区主席的拉贝对他所看到的南京大屠杀的真实记录，因为前者是日本的盟国——德国的公民，且是纳粹党党员，所以他的日记具有不可替代的可信度。张纯如的著作对南京大屠杀做了全面回顾，改变了所有英语国家都没有详细记载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状况。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柯伟林在该书序言里指出，它是“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此书的翻译出版在中国内地及华人世界里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此后，关于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其他暴行的翻译作品相继问世，主要有《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田野正彰的《战争罪责：一个日本学者关于侵华士兵的社会调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哈里斯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东中野修道的《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本多胜一的《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松村俊夫的《南京屠杀疑问》（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井上晴树的《旅顺大屠杀》（大连出版社2001年版）、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日本细菌战部队揭密》（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丹·温的《日本在中国的超级大屠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水野明的《日本军队对海南岛的侵占与暴政》（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等等。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日关系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要双边关系之一，关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自然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热点之一，这方面的翻译著作主要有莫嘉度的《从广州透视战争：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莫嘉度关于中日战争的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本村英夫的《战败前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江口圭一的《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以侵华战争为中心》（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高家龙的《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商大企业（188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赫伯特·比克斯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加藤克子的《日中战争中悲哀的军队：搜寻父亲记忆的旅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水中春喜的《“建国大学”的幻影》（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柯博文的《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依田憙家的《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竹内实的《日中关系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4年版）、中塚明的《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

另外一些著作涉及抗日战争时期的其他内容，主要有陈纳德的《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詹姆斯·贝特兰的《在战争的阴影下：贝特兰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中国和平出版社2001年版）、依田憙家的《日本帝国主义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和《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野田正彰的《战争与罪责》（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威廉·凯宁的《飞越驼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前田哲男的《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中华书局2007年版），等等。

人物研究专著的翻译出版也是此一时期的一个亮点，受到关注的不仅有毛泽东等著名政治人物，其他领域的一些重要人物也进入了翻译者和出版者的视野。

翻译出版最多的仍是毛泽东研究专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从2005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杨炳章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斯塔尔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莫里斯·迈斯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最新版全译本）。

其他的还有：迪克·威尔逊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埃德加·斯诺笔录的《毛泽东自传》（青岛出版社2003年版）、菲力普·肖特的《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近藤邦康的《毛泽东：革命者与建设者》（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尼·特·费德林等的《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李中的《追寻毛泽东的革命轨迹：一个韩国人眼中的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中国共产党其他领袖人物的传记有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大卫·贝奇曼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国民党领导人的传记有陶涵的《蒋经国传》（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晚清人物有：庞百腾的《沈葆桢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凯瑟琳·卡尔的《禁苑黄昏：一个美国女画师眼中的西太后》（百家出版社2001年版）、史景迁的《“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汤森的《马礼逊：中华传教士的先驱》（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德龄的《慈禧后宫实录》（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I.T.赫德兰的《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费正清等编的《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何德兰的《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中华书局2004年版），等等。

民国人物有：波兹德涅耶娃的《鲁迅评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卜利德的《一个中国人的文学观：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齐藤孝治的《聂耳：闪光的生涯》（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魏斐德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周明之的《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费侠莉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丁淑芳的《丁玲和她的母亲：人文心理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施耐德的《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值得称道的还有地方史研究论著的翻译出版。这方面首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004年出版的“上海史研究译丛”，与中国近代史有关的有：小浜正子的《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刘建辉的《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安克强的《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魏斐德的《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安克强的《1927—1937年的上海》、梁元生的《上海道台研究：转变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魏斐德的《上海警察：1927—1937》、韩起澜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

除此之外，尚有武汉和香港的地方史。武汉方面，除前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出版的罗威廉的两本专著外，武汉出版社还出版了麦金农的《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2008年版），中央编译出版社则出版了弗兰克·韦尔什的《香港史》（2007年版）。

还有一些译著未包括在上述译丛或专题中，现分别介绍如下：

通论性的专著主要有：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E.A.罗丝的《病痛时代：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何天爵的《真正的中国佬》（中华书局2006年版）、E.A.罗丝的《变化中的中国人》（中华书局2006年版）、阿瑟·亨德森·史密斯的《中国人的人性》（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年版）、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年版），等等。

关于近代中国革命史，主要有：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马克·赛尔登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三谷孝的《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大卫·古德曼的《中国革命中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海伦·福斯特的《红都延安采访实录》（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奥托·布莱恩的《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德里克的《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方德万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裴宜理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关于政治史和军事史，主要有：松本真澄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伯纳·布立赛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绿蒂的《北京的陷落》（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版）、李怀印的《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华书局2008年版）。

关于经济史，主要有：高加龙的《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白凯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

关于中外关系史，主要有：M.G.马森的《西方的中华帝国观：1840—1876》（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约·罗伯茨编的《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柯文与默尔·戈德曼主编的《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多米尼克·士风·李的《晚清华洋录：美国传教士、满大人和李家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卡萝尔·卡特的《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孔秉德、尹晓煌主编的《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缪里尔·德特里的《法国—中国：两个世界的碰撞》（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的《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邢军的《革命之火的洗礼：美国社会福音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高斯坦主编的《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1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M.G.马森的《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中华书局2006年版）、维克托·乌索夫的《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孟德卫的《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徐国琦的《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关于社会史，主要有：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的《古都旧景：65年前外国人眼中的老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莫里斯·弗里德曼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李中清和王丰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罗梅君的《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19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中华书局2001年版）、冈田宏二的《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布赖恩·马丁的《上海青帮》（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张信的《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中华书局2004年版）、彭慕兰的《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与经济，1853—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林达·约翰逊主编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白凯的《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吉尔伯特·威尔士和亨利·诺曼的《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礼俗与社会》（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关于文化史，主要有：戴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杰罗姆·B.格里德尔的《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榎本泰子的《乐人之都上海：西洋音乐在近代中国的发轫》（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韩南的《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何凯立的《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樽本照雄的《清末小说研究集稿》（齐鲁书社2007年版）、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J.K.施赖奥克的《近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安庆的寺庙及其崇拜》（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此一时期的国外近代史研究译介，品种多，涉及的国家多。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98年以来翻译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外文论著数量达200余种，与此前50年的数量大体相当。除选自美、英、法、德、俄、日等国家的书籍以外，还有葡萄牙、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荷兰、加拿大等国的作品。如此之多的数量和国别，应可反映翻译出版的繁荣状况，而翻译出版的繁荣又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学术研究和中外近代史学界的相互交流已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阶段。

此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在进一步吸收和学习国外学者研究问题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也对这些观点给予更加深入的思考。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是“立足于批”，改革开放后的头20年主要是接受和模仿的话，21世纪头10年近代史学界对海外学者的观点所抱持的态度已趋于理性，不再盲目地批判或接受，而是在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进行认真反思后提出商榷或驳议。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外国学者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模式的积极意义在于，促使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建立理论框架和意识到实证研究方面的“缺口”。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相对扎实的实证性研究阶段后，中国学者意识到需要对一贯拿来就用的西方理论展开自觉而清醒的批判与反思。下面试举几个典型事例加以说明。

第一，对“中国中心观”的批评。1970年之前，三大模式主导着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即冲击—反应模式、现代化（或传统—现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或帝国主义—革命）模式。后来，柯文对此提出挑战，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乃是他试图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努力确立“中国中心观”的奠基之作。他在前三章中分别探讨了上述三种模式或研究取向所表现的“西方中心观”的偏见，对“西方中心观”提出批评，反对把“帝国主义”“冲击—反应”甚至“近代的”等概念当作囊括一切的思想框架，来研究中国近代的历史。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中国中心观”，认为传统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样态和展开过程，其社会内部结构产生的各种巨大力量会不断地为自身的发展开辟前进的道路，所以，研究者应该努力尝试从中国历史的观点出发——密切注意中国历史的轨迹和中国人对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不仅仅从西方历史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中国历史。柯文的观点给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启发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夏明方所言：“1990年代以来，在大陆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开始遭到舶自美国汉学界之‘中国中心观’潮流日益强劲的挑战和冲击。”[※注]进入21世纪以后，学者们开始对“中国中心观”的缺陷和内在矛盾提出批评，其中以夏明方的批评最为全面和深入。

夏明方把柯文“中国中心观”的三大核心内容概括为“柯文三论”，即“在历史变化动力上的‘去冲击论’，在历史变化方向上的‘去近代（化）论’以及在历史变化主体上的‘去帝国主义论’”。柯文的理论既顺应了欧美思想界日渐兴起的反欧洲中心论的潮流，“又在很大程度上给那些不愿意正视或刻意回避乃至忘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之惨痛现实的中国学者一些心灵上的慰藉，因而一经传到国内，便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但是，在夏明方看来，柯文采取的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拔河比赛的策略”：你说是“西方冲击”，我偏要寻找中国历史的内在动力；你坚持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我则抹去两者之间的差异；你认为帝国主义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不管是好是坏，我就是要淡化帝国主义的影响力。“如此针锋相对，势必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致在激发人们历史想象力的同时，又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夏明方批评说，这种模式在中国的流行，尽管是“对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进一步反动，但其结果看来既非唯物史观的复原，亦非真正中国气派和本土特色的新范式的确立，而是逐渐走上了另一种新教条主义的道路”。[※注]

罗志田则指出：“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近年在中国颇流行，但不少接受者像李大钊所说，待之如“通货”，虽不断流通传播，却很少认真审视作者之原意，以至于其“形象”有些模糊失真。那一取向本是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研究，不一定特别适合于中国大陆的“学情”。至少中国学界对近代史的研究，向来注重本国内容而忽视“冲击”中国的外国因素。“既然西潮早已成为今人面对的近代中国‘传统’之一部分，既然我们过去的研究也未曾离开‘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或不如提倡去揭示‘在中国发生的历史’，即将‘在中国发现历史’落实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注]

第二，对施坚雅模式的反思。在反对“西方中心观”的学术氛围中，美国学术界产生了大量以中国社会史为中心的研究成果，而政治、外交史的研究则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有的外国学者解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状况，提出了分析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中国经济的种种理论。施坚雅根据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对中国的乡村社会与中国的城市化进行研究，在吸收中心地学说、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等级—规模学说及许多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施坚雅模式，当属于这一系列。施坚雅模式在近代市场史、城市史和人口史方面，均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任放指出的，施坚雅运用“中心地理论”和“巨区理论”，“把不同的基层市场视为层级性的连续体，将农村集市网络概括为‘市场共同体’说以及地理学的正六边形结构”[※注]。这一理论不但在国际学术界大为流行，被研究区域社会经济的学者广泛运用，而且中国学者受到的启发也很大，直接导致了一批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的问世。[※注]不过，中国学者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也逐渐发现施坚雅理论中的缺陷与内在矛盾，并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提出批评。其中，最受中国学者诟病的要数他的六边形区域市场理论。不少人认为，这一理论是施氏根据其对成都平原的研究推论出来的，或者这个推论本身就有问题。有些人认为，这一理论只适用于成都平原，施氏却要把它推广到全中国，因而产生了错误。还有一些人认为，施氏是把欧洲的模型移植到了中国。王庆成利用晚清华北数十州县的方志资料，对晚清时期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做了较详尽的研究，对施坚雅关于中国乡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公式提出了质疑。[※注]此文被史建云誉为“极少数能够站在同等高度与施坚雅对话的论文之一”[※注]。比较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可看出，由于外国学者难以充分占用和利用中国的第一手资料，而主要是将其模式或理论建立在较烦琐的理论推衍或逻辑推理上，所以难免受到实证研究的挑战。不过，即使是在理性层面，其理论来源及模式或理论本身也值得质疑，所以那些模式或理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肯定是有偏差的。《近代史研究》2004年发表王庆成、史建云、任放和黄正林的四篇论文，除了提倡国内外学者间的对话外，其实也是对一些学者认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存在“文化霸权”观点的一种回应。中国学者对施坚雅的理论或模式与中国历史的契合度进行的分析，即中外历史学者在近代史领域进行“同等高度”的对话，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将产生于国外的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分析模式、理论框架应用于中国实际。

第三，关于《大分流》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新经济史学的长期浸染，国外（尤其是美国）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开始广泛运用新经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其中，以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崛起并成为主导力量的美国加州大学为代表，形成了加州学派。加州学派，也称尔湾学派，成员主要有王国斌、李中清、弗兰克、戈德斯通、彭慕兰等人，中国学者李伯重因为在加州访学和讲学时间较长，学术理念不谋而合，也被一些人视为加州学派人物。这个学派的特点，用彭慕兰自己的话说，他们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更广泛的潮流”。他们尽管对很多问题有争议，但都认为18世纪的中国比前辈学者认为的更繁荣。这一学派成员的主要著作，如：李中清和王丰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的《大分流》等，都以其全新的视角、方法与成果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这些论著中，对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是彭慕兰的《大分流》。为了解决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特的内生优势导致了工业革命这个问题，彭慕兰收集了形形色色的西欧中心论观点，将它们分门别类，逐项进行区域性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一个标新立异的结论：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一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

彭氏此书一经出版，即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美国学者黄宗智和中国学者王家范等人都撰写论文，对彭氏观点提出批评。[※注]本书译者史建云在深入思考后，也对彭氏理论提出了批评。史建云认为，彭慕兰的逻辑是存在问题的。他论证的方式，表面上看起来颇有道理，实则不然。他是这样做的：把西欧中心论的种种因素拿出来进行比较，凡是其他地方也有的，就不能算是西欧独有的内生优势，因而不是西欧能够独自优先现代化的原因。他的逻辑是，如果你具备的条件我也具备，这个条件就不是你独有，你成功了我失败了，这个条件就不是成功的决定性条件。假如英格兰的所有优势，江南也都具备，这种逻辑自然可以成立。但问题在于，他的比较并不限于英格兰和江南。他的比较方法是，首先拿江南与英格兰比较，假如英格兰的某个先进因素江南不具备，就与日本比较，日本也不具备，就去看印度、东南亚甚至非洲。拿英格兰与全世界这样比较，英格兰就一项内生优势也没有了。

在史建云看来，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18世纪的英国具备了最多的优势、最多的促进现代化的条件，江南略次于英国，日本更少，印度、非洲等只具备一两项。即使英国一个自己独有的内生因素都没有，它的现代化仍然是顺理成章的。江南所不具备的那些优势很可能并不重要，单独看没有什么决定性可言，但与其他因素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英格兰的真正的优势。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英国具备了最多的条件这件事本身，视为英国独有的内生优势。[※注]

第四，对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评议。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动的难以把握的概念，渗透到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如自然科学、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它并非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状态”。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呢？要把握后现代主义的含义，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什么是现代主义。所谓现代主义，就是最好的方法、最佳的途径。现代性的规定特性是：（1）对科学和技术的压倒一切的信仰和信任；（2）推崇技术的正面效果；（3）认为发展是必然的，是现代思维所希望的。

从形式上讲，后现代主义是一股源自现代主义但又怀疑甚至反叛现代主义的思潮；从内容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源于工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的思考与回答，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感觉丰富性的死板僵化、机械划一的整体性、中心、同一性等的批判与解构，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形而上学的在场”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与解构；从实质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社会的纠正与反叛，其要旨在于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内容，最极端的情况是整个地排斥现代性观点。如果现代主义是寻求永恒真理，那么后现代主义就是对这些永恒真理的怀疑；如果现代主义是寻求知识的明确表征，那么后现代主义则认为知识的状态随着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以及文化进入后现代时代而改变着。总之，后现代主义的规定特性是对现代主义规定特性的排斥，并代之以：（1）信仰多元化；（2）全方位地审视技术所带来的结果；（3）审视发展是否总是必然的，“技术发展”可能根本就不是发展。

后现代主义思潮被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后，形成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这种思潮以全面批评乃至颠覆现代史学为宗旨，其具体表现主要是：否定西方现代历史学所追求的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趋势性”“科学性”“规律性”及其所奉行的西方中心论、西方民族国家史、整体史、精英史、男性史等，把其中史学界所基本认同的历史的基本属性统称为“预设”或“先入之见”，认为真正的历史是不能认知的，把现代历史学对这些主要内容的研究和叙述称为“宏大叙事”。它注重研究非中心、非精英、非理性的历史，也就是要研究多元的、多样的、非西方的、边缘的、普通的、下层的、生活的、女性的、枝节的、突发的、偶然的历史，即所谓的“微小叙事”；还主张采用叙事式的写作方式，构建历史的情节和场景，进而主张情节想象和反事实研究。[※注]

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就是一本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著作。此书的主旨并不是研究义和团运动本身，而是以这个运动为载体，全面阐发柯文本人关于历史和历史研究的一些思考。历史是什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人们亲身经历的历史、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和神话化的历史三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此书以义和团运动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解释：第一部分是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以叙事为主；第二部分考察直接参与义和团运动的中外各类人物当时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指出他们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看法与后来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大为不同；第三部分评述在20世纪中国产生的关于义和团（包括红灯照）的种种神话。柯文认为，就上述三条认识历史的不同途径而言，经历和神话对普通读者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柯文在绪论中指出：“历史学家重塑的历史实际上根本不同于人们经历的历史。不论历史学家能够选择和实际选择的史料多么接近真实，多么接近人们的实际经历，他们最终写出来的史书在某些方面肯定有别于真实的历史。”（第10页）历史的“不确定性、不完整性和短暂性对历史学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他们利用搜集到的证据和自己的所有想象力，努力去理解和解释历史。最终的结果是，历史学家的解释既非原原本本地复原历史，亦非对历史学家作为历史叙述者的价值观和愿望的简单体现。（当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是，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我们面对的就不是历史而是神话了）”（第12页）。因此，“历史学家在重塑历史时，必须在现在与过去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撷取二者当中特别重要的内涵，在寻找平衡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念”（第12页）。他的这些看法对中国史学工作者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他书中的后现代主义倾向也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后现代理论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就曾说过，“所有历史著作的内容，发明出来的不亚于发现出来的”，并直言“史书与小说并无多大区别”。在他看来，“文本不可能反映真实的过去，任何史书，既无所谓真相，自毋须辩证文本真伪，无庸客观史事佐证，但求论述之一致、连贯与明白而已”。[※注]

对史学研究中的这种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国学术界不乏批评的声音，如虞和平就直言：“它在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反科学的历史虚无主义，在具体内容和写作上虽有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和丰富史学研究的正面作用，但也有碎化、伪化史学的负面作用。”[※注]曾业英在详细考证蔡锷与小凤仙交往的相关史事后指出，“历史研究不能盲目随‘后现代’理论起舞，应高度重视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工作”。“那种不加区分地否定史料的可信性，否定历史求真的可能性，否定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断言可以不必考证史料真伪和史事虚实，甚至企图将历史学家从学术纪律中‘解放’出来，彻底颠覆史学传统方法和主流价值的反历史、反真相、反客观的倾向，就不是以求真为要务的历史研究者所认同和接受的了。”[※注]

上述反思、讨论和批评，表达了中国学者要建立真正的中国气派和本土特色的新范式的思想倾向，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与外国学者进行学术对话时的心态，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成熟并深刻了许多。

总而言之，60年间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日趋繁荣。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若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