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的晚清政治史研究，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研究重心依然沿着20世纪90年代后形成的轨迹前行，偏重于研究清朝的统治；二是不少先前学界比较关注，研究成果相对丰富的课题，也不乏新的创获。

关于清朝统治方面的研究，这一时期先后出版了茅海建的《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潘崇的《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史新恒的《清末提法使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肜新春的《晚清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王开玺的《晚清政治史：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定宜庄与邱源媛合著的《近畿五百里——清代畿辅地区的旗地与庄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韩策的《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马平安的《慈禧与晚清六十年》（新世纪出版社2017年版）等新著。而专题论文所研究的问题，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关清政府统治政策的研究。有学者探讨清政府的治藏政策。[※注]有学者从旗人书院的角度，论述晚清变革对旗人书院的课程设置、授课内容等方面的影响。[※注]也有学者对1907年设立的礼学馆修订礼仪制度以及介入法律修订事务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探讨和反思，指出礼学馆旨在修订符合宪政要求的礼仪制度，但礼学馆与修订法律馆几经争议、妥协，最后拟出的是暂时保留礼教内容的新法律。[※注]另有学者探讨督办政务处与清末新政的关系，认为督办政务处是清政府在新政期间新设的重要机构，在预备立宪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注]还有学者重新审视晚清科举制由“改”而“废”的过程及其社会影响，指出科举制在选拔人才方面实际具有人文与经世训练并重的双重职能，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传统社会由“学”选“官”路径的终结，士绅社会由此消亡，中国式的“代议”现象也在乡村中消失殆尽。[※注]也有学者从官僚选拔角度，对清代科举取士、铨选举官这两种文官选举制度在选举方法、规则、标准等方面的联系与区别，以及清初至晚清时期的变化轨迹进行细致的考察与辨析，指出清代铨选多途并进，相互渗透，加以终清一代满汉复职的官制设置，使得科举取士只是汉人选官渠道之一途，科甲出身者对官场的实际影响受限。[※注]

二是关于满汉关系的研究。有清一朝，满汉关系是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问题，其演变不仅决定了清朝的兴衰，而且对中华民国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主编的《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收录有涉及清代不同时期的满汉关系的41篇论文外，另有学者回溯沧州驻防史，指出研究晚清满汉关系史要追溯到清初，不可草率立论。[※注]也有学者考察1907年慈禧太后化除满汉畛域懿旨出台的背景，官绅奏议讨论的问题与应对之策，以及清廷满汉政策的新变化。[※注]还有学者梳理清末nation（民族）、nationalism（民族主义）、nation-state（民族国家）等概念，从英语世界传入中国后，出现了“满族”“旗族”等称谓，旧有的“满洲”一词也被赋予新的含义。这些词汇的内涵与外延处于杂乱无序的混用状态。指出“满族”“旗族”分别来自清初的“满洲”和“八旗”，在清末民初并行于世。“旗族”因八旗组织覆灭而消亡，“满族”虽然沿用至今，但在不同历史时段含义不同，不可一概而论。[※注]有学者考察负笈东瀛的汪荣宝参与肃亲王善耆等亲贵重臣的立宪筹谋及运作，指出亲贵大臣与留学生小臣的结合实为光宣之交一大政象，并提示清廷在决策与行政中用人取向与知识资源的转变。[※注]

三是关于晚清制度的研究。晚清制度研究涉及诸多领域。在官制方面，一些学者对咸同两朝盛行的捐纳和保举选官任用制度的背景、状况及其利弊得失等进行了探讨。[※注]另有学者对总理衙门章京考试的要求、程序、内容、效果、特点及其40年间的演变等所做的考论，有助于揭示晚清时期“隐持”外交权力的庞大中层官员的来源和素质。[※注]在财政制度方面，有学者考察清代中期关于漕粮加赋的三次政策辩论，指出咸丰以降打开了原来恪守的不加赋的祖制的缺口，这种改变揭示了太平军兴前后中国社会的巨变。[※注]在司法制度方面，有学者对清代独子兼祧制度、清代地方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和途径、妇女地位等进行了专题性探讨。[※注]另有学者考察中国首批司法官的产生、基本结构和特点，指出清末司法官群体呈现“新人不新”，“旧人不旧”的面貌，其中不少人还成为革命者。[※注]还有学者考察清中后期县衙的堂审记录“叙供”文书和诉讼实践中“违式”递呈后指出，州县司法档案中的堂审记录实际上呈现出不同的文种，明及清初常见的形式为“招状”，清中后期演化为“叙供”。这种书写结构的变化，显示了地方司法责任渐趋明确化、规范化的特征。“遵用状式”是清代县衙维护地方诉讼秩序的一项基本规定，但在诉讼实践中，“违式”呈状的现象时有发生，且成为诉讼者的一种诉讼策略，而地方官府对此类“不遵用状式”递呈的受理，反映了他们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理讼观。[※注]

四是有关晚清政治人物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光绪帝、慈禧太后及其重臣张之洞、载沣、奕劻、荣禄等人。对光绪和慈禧太后，有学者探析了光绪亲政前的习批奏折。指出他亲政前5年，就开始用朱笔批示奏折。但这些朱批并无行政效力，是他在翁同龢、孙家鼐等帝师的指导下，为成年后亲政进行的所谓“习批折”的政务训练。[※注]还有学者系统梳理了庚子后清廷上谕中有关“母子一心”提法的背景与臣工反应，以及慈禧、光绪二人为实现“母子一心”政治默契所做的努力。指出在内忧外患的政治背景下实现皇权利益的最大化，是“母子一心”的根本目的。[※注]对张之洞，有学者考察甲午战争后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聘用的日本军人，认为整体而言是张之洞为推进近代化建设而引进的外国人才，但本质上是日本对华扩张的得力工具。[※注]还有学者从庚子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中探讨张百熙等朝臣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就乡试展期问题的明争暗斗，以及士绅舆论的反应。认为此次论争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处境，又显示了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趋向，同时说明清廷决策受到东南督抚严重限制，刘坤一、张之洞坚持乡试展期的举动实为东南互保的延续。[※注]对于载沣，有学者对他“庚子国变”后的驱袁（世凯）事件进行了再研究，认为此举是少壮派满洲王公集权的必然后果，而他驱袁后，并未真正实现集权，反而招来朝野对其能力的质疑。[※注]另有学者指出，正是载沣开启了宣统朝亲贵用事的格局，而此格局的开启，实与御史赵炳麟关系甚深，贻祸匪浅。但民国成立，赵炳麟隐瞒他首倡亲贵用事的记录，其丑行遂难为人知。[※注]还有学者考察载沣娶妻背后的政治联姻行为，认为其婚变丛生，既是戊戌政变和庚子事变的共同产物，更是清末后党专权的结果。[※注]对于奕劻，有学者考察其庚辛中外议和中的活动和作用，指出其临危受命，在惩凶、赔款等条款上有所争取，尤其是在中俄专约问题上更是力陈己见。庚辛议和，成了奕劻政治生涯的新起点。[※注]对于荣禄，有学者将其一生置于晚清倏忽晦明的政治变动中加以考察，指出甲午战后，淮系失势，荣禄等满洲亲贵趁势揽权，却又难以应对内外困局，最终导致庚子之祸。从戊戌至庚子的政治走向看，荣禄有其立场与抱负，不是纯粹的顽固派。[※注]此外，也有学者对满族少壮亲贵在清末立宪中的心理与思想进行研究，认为他们突破了旧体制与专制思维的束缚，却又极端利己，最终满盘皆输。[※注]

至于先前学界比较关注，研究成果相对丰富的课题所取得的新创获，则主要集中在甲午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等课题的研究方面。

甲午战争是一个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的领域。有学者对甲午战争的赔款问题进行了再研究，认为日本实际支出的战费总数不超过1.25亿日元，而清政府的实际支付折换成日元，却达3.5836亿；日本从中国掠夺的资金高达2.3336亿日元，是当时日本全国年度财政总收入的3倍。还有学者考察美国与中日甲午战争的关系，认为美国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声称中立，实际却偏袒日本方面。[※注]2014年甲午战争120周年期间，更是涌现了一大批甲午战争的研究资料和论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汇编的50册《清宫甲午战争档案汇编》（线装书局）、吉辰的专著《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前者收录档案4500余件，后者则真实地记录了中日马关议和的全过程。在论文方面，有学者梳理甲午战争爆发前后日本社会各界的中国认识，指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不是抹杀其侵华的战争本质的所谓以国运“相赌”。[※注]有学者考察甲午战争期间香港社会各界的反应。也有学者揭露甲午战后日本对苏沪杭地区的觊觎、侵略图谋。对于钓鱼岛问题，有学者论证所谓古贺辰四郎1884年登岛开发，以及1885年提出开发申请均系伪造事实，指出当今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的非法性。[※注]此后，甲午战争继续受到学界的关注。如有学者考察赫德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认为赫德积极参与了清政府的备战，帮助清政府筹措战争借款、购买军火，支持洋员参战，并为清政府提供了各种战况与情报。在中国连连失利的情况下，倡议英国调停。日本拒绝调停后，又一面建议清政府继续抵抗，一面更为积极地支持中日议和。也有学者深入研究甲午战争时期的“重庆”号事件，认为清政府通过搜查英国轮船“重庆”号，破获了一起重大的日本间谍案。[※注]等等。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专著有刘晨的《萧朝贵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理性评价了萧朝贵在太平天国政治和宗教中的地位及其对太平天国的历史贡献，填补了萧朝贵研究的空白。论文方面，有学者一改以往多从拜上帝会信仰上帝为独一真神、反对偶像崇拜角度，解释太平天国毁庙事件的性质和渊源的传统思路，转而依据实地调查及各类官私文献从地方历史背景进行新的解读，指出太平天国的发生、发展有其更为复杂的地方历史背景。有学者考察太平天国时期山东团练的兴办及致乱之由后指出，引发团练与官府间激烈冲突的原因，除绅民自身利益的诉求和反抗官府盘剥的动机外，清廷的团费自筹与“督办团练大臣”政策、官僚制度对州县官的制约也是诱发原因。[※注]还有学者从太平天国反满的纲领性文件、攻占南京后对旗人的屠戮以及后期反满政策的转变等方面考察了太平天国的反满问题。[※注]有学者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对清廷财政制度的影响，以及太平天国战时曾国藩的饷盐借销经营。有学者考察太平天国丞相官职的演变，认为太平天国的丞相官职大体分为虚衔和实职两大类，各类丞相在前后期的演变情形，符合中国历代丞相制度的基本规律。后期太平天国的官职已丧失了基本功能，偏离了设官建制的原初动机；太平天国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权，还是作为一场运动，其失败都具有历史必然性。还有学者探讨以往尚无专著专文的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民变问题，指出民变的抗争矛头大多指向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略。“广泛而频繁地引发激变四野的民众反抗，也是政治权力控制地方社会不当的直接反映……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太平天国在社会控制层面的失败，预示着‘天国’陨落的命运。”[※注]

关于辛亥革命，主要是围绕其爆发100周年和105周年的纪念活动而展开研究的。首先，有关“辛亥记忆”的成果十分丰富。《政府、党派的辛亥革命纪念》《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与诠释》《纪念空间与辛亥革命百年记忆》《历史学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与诠释》等文，对民国以来各政府、各党派、各社会阶层及学界对辛亥革命的诠释，以及铸造历史记忆的各种形式作了迄今最为系统的考察。[※注]此外，还取得了不少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新成果。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各族人民从族类、王朝认同到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根本转变是中华民族历史融合的新起点；辛亥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实现民族融合、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新阶段”。有学者认为辛亥时期中国知识界的民族国家认同观念并非一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在关于满汉关系问题上的看法和见解各有正确和谬误之处。[※注]也有学者认为视《清帝退位诏书》以“禅让”方式，实现了“主权转移”，促成了“五族共和”的看法错漏甚多，从根本上说，是无视辛亥革命在推翻帝制，创建民国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既乖法理，又违事实，碍难成立。[※注]有学者考察旗籍议员争取参政权及其在谘议局中的席位等问题后指出，在某些省份，旗籍议员才是真正左右政局的关键者，他们的积极作为对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还有学者对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建人、诞生地、分会总数、会员构成和主要活动等做了订正和补充。[※注]另有学者讨论了辛亥前10年间“汉奸”一词的转义与泛用。认为时势变化引起汉奸判断尺度的差异，不但造成各地光复政权之间的裂痕，而且使得领袖与基层出现严重分歧。随着五族共和的实现，“满奴”“汉奸”的指称总体上趋于减少，“汉奸”一词逐渐回到卖国求荣的原意。这位学者还通过对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的详细考辨，揭示了袁世凯与清廷、拥清势力之间围绕清帝退位问题的博弈。[※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