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民国史研究起步晚，多有无研究者或少有研究者涉足的课题，即使有研究者涉足的课题也因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阶级斗争绝对化的片面性而大有发挥空间；加上学术研究的自由度大为改善，资料又丰富且易于搜寻，不但有海量的报刊可查，还有日渐公开的海内外档案可寻，创新难度自然相对较小，随便找个选题，一锄头下去，都可能挖出个“金元宝”。因此，民国史研究，迄今仍是学者们的热门选择，从而成了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研究领域。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民国政治史研究成果，基本以专题研究为主。

关于民国初年的政治，专著方面出版有王建华的《夭折的合法反对：民初政党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和熊秋良的《移植与嬗变：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会选举制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前者以1912—1913年间合法政党的生成与实践为线索，分析了政党应对现代国家建设的困境及其对制度成长的影响。后者以第一、二届国会选举为考察对象，通过对选举思想的演进、二次国会选举的法律文本的解读、选举动员与民众的参与、投票行为、选举舞弊现象、选举诉讼、政党与选举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既揭示了国人选举观念的嬗变，也反思了中国近代的早期选举制度。论文方面，有学者考察民初国会存废之争与民国政制的走向后指出，对代议“然否”的质疑产生于这一制度建立之前，而在国会政制实践逾十年之后，质疑之声再起，且很快由“然否”转向“存废”，其结果是在未明确否定国会制度的情况下取消了现存国会。在这一过程中，被认为体现直接民主的“国民会议”主张被提出。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政制设计与实践证明，直接民主在实际运作中难免因“僭代”而发生畸变，结果走向民主政治的反面。[※注]也有学者关注地方的政治博弈，通过分析民国初年广东地方精英对广东军政府社会改造的抵制，指出地方精英的抵制并非完全出于知识新旧之争，实则是对革命党人政治排挤的一种反抗。革命党人防范“旧”精英，排挤新知识阶层，使变革缺少社会基础，广东军政府推动社会变革的艰难局面典型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社会基础之薄弱与策略之失误。[※注]另有学者在考察司法官群体变动的基础上指出，清朝到民国的“承续性非常明显”，不过“某些隐性的‘革命’悄然发生”。类似事务官的司法领域“除了关注‘承续’与‘断裂’面相外，尚需留意‘专业’和‘层级’因素”。[※注]有学者关注民国初年孙中山对牵涉个人名誉事件的因应之策，认为他对名誉事件的反应刚柔兼备，其背后有不同的目标和条件。还有学者针对近年学界越拉越高的“捧袁贬孙”倾向，指出其所谓袁世凯是辛亥革命的“共和元勋”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但犯了方法上割断历史、自相矛盾的常识性错误，也无真实可靠的事实为依据。[※注]

关于北洋军阀政府，有学者重新考察善后会议后，认为善后会议并不是旨在对抗国民会议，在各军阀之间进行“政治分赃”的会议，而是企图通过会议协商方式，谋求国家统一的艰难尝试。其性质偏重战争善后问题解决，与涉及国体建设的国民会议并不构成冲突。但是，它的人员构成及企图由善后会议制定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的做法，激起国民党方面的抵制，同时参会的地方实力派的目的也各不相同。因此，企图通过这次会议，实现国内“和平统一”，只能是空想。还有学者对以往通常把南方护法军政府的改组及孙中山大元帅职位被取消，视为西南武力派压迫并战胜护法国会的典型事例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在护法国会、武力派内部及国会与武力派的不同派系之间实际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貌似弱势的国会议员才有可能利用各种矛盾，推行自己的主张，因而将西南武力派纳入军政府，将西南统一机构的建立和选举纳入法律轨道，恰恰是军政府改组的成功之处。[※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人干政是常态，但内阁作为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仍是军阀竞相角逐的对象。有学者考察内阁阁员群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后指出，地域、同学、亲属等等关系都是影响内阁群体构成的重要因素。这表明中国在由封建王朝向近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社会关系对现实政治仍具有深刻影响。另有学者考察1919年11月至1920年5月靳云鹏第一次组阁的相关史实后指出，从政党政治与院会关系来看，安福系在院会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有其制度原因，但因“军绅政权”的制约，院会之争无法长期停留在宪政轨道上解决，最后还是演变为直皖战争。[※注]有学者通过1924年6月杨增新斩杀马福兴父子这一震动全疆的事件，探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指出杨增新之所以能长期控制新疆，在于其能游走于中央与地方、回汉等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北洋军阀虽然屡屡对其表示不满，却也无可奈何。有学者从“政治区域化”的视角考察从护国运动到1927年后作为政治区域团体的“西南”产生与分解的过程，认为政治区域化是民国政局的一个重要内容，西南军阀即是这一政治区域化的产物。又有学者从媒介与政治的角度探讨吴佩孚如何实现从“北洋师长”到“政治领袖”的身份转型，指出除拥有的军力因素外，还与其借助大众媒介的宣传造势有关。[※注]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司法问题，有学者分析了“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和违约责任，并对“罗文干案”进行系统研究，指出尽管“罗案”一直被学界视为是政治陷害，史料却表明“告诉初始阶段虽不尽规范，但国务会议声请再议罗案经法院裁定及法界公断程序合法”，反而是维护“司法独立”的抗争；该案的政治及外交因素的作用不可忽略。[※注]还有学者指出北京地方法院存在重故事轻证据的审判倾向。湖北督军王占元指派亲信暂代省高审厅厅长，以武力胁迫原代理厅长交出厅印，不仅是对司法独立原则的粗暴践踏，也是对中央权力的肆意挑衅。虽然总统徐世昌有意维护中央与地方的和谐，司法部也希望能协调湖北军政当局的关系，但是“随着军阀势力的不断膨胀，身处武人政治与外国强权夹缝中的司法独立，也只能如浮油一般漂浮在中国社会的表层，且境遇每况愈下”[※注]。也有学者反思北洋军阀统治的研究现状，认为应打破北洋军阀观念的局限，尽可能完整系统地呈现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全过程和各个层面，力求回归历史本位。[※注]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由于所涉及的领域广泛，成果丰富，限于篇幅，难以在此一一介绍，仅就蒋介石研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民党内部派系、国共关系，以及这一时期新拓展的一些研究领域等热点问题的主要成果，择要做一简介。

在蒋介石研究方面，主要有汪朝光主编的《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严如平、郑则民的《蒋介石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张祖的《蒋介石与战时外交研究（1931—1945）》（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方勇的《蒋介石与战时经济研究（1931—1945）》（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等专著。

论文方面，有学者分别考察了蒋介石对“李闻惨案”的处置、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反应、对苏德战争的预测及因应、对战时外汇尤其是平准基金和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态度、对黄埔军校系陈诚的培植及其既合作又矛盾的微妙关系、对民国海军建设及人事布局的政治考量，以及与政学系、陈炯明、刘湘的关系。还有学者令人耳目一新地阐述了败退台湾之后的蒋介石与国民党文宣系统是如何诠释西安事变的。该学者指出，为交代国民党因何“丢失大陆”，其文宣系统依据蒋介石就西安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亲笔写下的8页意见，运作出台了《苏俄在中国》一书。比较蒋介石的手稿与《苏俄在中国》，既可从中鉴知陈布雷、陶希圣等蒋氏“文胆”，面对以蒋氏第一人称落笔的《苏俄在中国》时为何需用“曲释”操作，亦可窥见他们作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文宣“曲释”生涯面前的选择困境。也有学者探讨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抗战后期以及战后初期国际形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积极参与战后亚洲秩序缔造的过程，掲示出作为战时大国的中国在战后亚洲秩序重建过程中的真实处境与地位。[※注]另有学者认为蒋介石抗战初期经常起用宋子文承担重要财政军需任务，由于体制和人事方面的原因却未给予他任何实际职衔，从而导致了战时国民政府财经决策和高层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有学者聚焦于1945—1949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议约的构想，认为这期间对日和谈，在领土、政治、经济、军事、赔偿等方面的要求，几乎都是纸上谈兵，这些未解决的问题也为后来的中日关系埋下了对立的种子。[※注]有学者在讨论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的“外国”想象之后认为，蒋介石视“外国”的“现代文明”为反映中国“传统道德”的镜像，从而解决了新生活运动既要求民众行为西化和现代化，又要求复兴民族固有道徳的内在张力。而新生活运动中借用了西方殖民话语中“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关系，将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霸权，内化为国民政府对国民居高临下的态度，因此无法真正动员民众。[※注]

在中央政府与地方关系方面，有学者考察东北易职后东北政务委员会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围绕人事权、财权、铁路管理权和华北军权等问题的博弈后指出，以中原大战为转折点，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政治空间急剧膨胀，实际控制力和影响力扩展到华北四省，这对民国政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学者考察蒋介石1936年解决与中央对立的两广地方实力派的过程后指出，蒋介石对粤施以离间分化与策反收买，对桂则恩威并施，在优势武力的震慑下，以人事、地盘与金钱三者加以笼络与利诱，其手段没有超出羁縻反侧的中国传统政治术范畴。双方的和解是建立在利益交换基础上的形式上的统一，并未如论者所谓从此奠定了双方合作的基础。[※注]有学者考察1946—1948年间，江西省南昌县小蓝乡境内发生的一系列窃割电话电报线案件后指出，“窃线”案频繁且持续发生，自有其经济因素，但它反映的却是地方政府、乡镇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政治关系的现实。在国家权力侵害到其具体利益时，乡村社会依然能够有效表达其意志，并抵制国家权力的侵害。有学者通过1931—1934年蒋介石与晋绥地方实力派在当时“攘外安内”大背景下的博弈，分析中央与地方如何从各自利益和诉求出发，寻求符合各自理想的中央—地方关系。有学者考察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噶厦地方政府，以及马步芳、刘文辉等川康青地方实力派之间，在“围剿”1935年初进入藏区的长征红军问题上的复杂关系后指出，“奉调、误会与假托成为整个事件发展演进过程中的关键词，涉事各方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进行着各自不同的注解”[※注]。有学者透过财政与军政视角，探讨1928—1930年间蒋介石与阎锡山在华北税收权力分配、编遣政策制定及执行，以及编遣公债的发行与使用等问题上均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有学者再现了1935年蒋介石的云南之行以及蒋介石、龙云二人的相互观感。对蒋的内外政策，龙云表示了相当的支持。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龙云积极支持抗日，可说是“地方主义服从国家利益”，或可说“边疆地方势力”参与“国家行为”，当然也是地方获得“统治合法性”的手段。有学者探讨战时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在谁主四川问题上，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对抗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大后方的稳定，影响了抗战大局，也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注]

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方面，专著有金以林的《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和罗敏的《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前者通过介绍国民党高层的政治斗争和利益较量，澄清了长期以来许多真假难辨的传闻，后者从国家政权建设角度，勾勒了南京国民政府应对和解决西南问题的全过程，可说是两部探究国民党内部派系政治的力作。论文方面，有学者对胡汉民被囚事件做了细节考证。有学者考察1936年的蒋、胡博弈后指出，蒋的政治生涯走向，乃至国民党的发展路径，皆因胡的突然去世而发生若干变化。还有学者认为桂系李宗仁借助抗战新形势，在“军政合一”方针下，排斥打压国民党中央CC派，将安徽省政收归自己治下。[※注]

在国共关系方面，有学者将1934年秋红军长征初期的行动，放在与蒋介石、粤系相互博弈的场景中加以“还原”，指出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长征是一场准备堪称周密的军事行动，其中中国共产党对粤系的争取、利用尤为重要。而在中国共产党顺利突围的背后，亦可见蒋介石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的心机。有学者考察冀察政务委员会、学生、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后的较量后指出，正因为冀察政委会受到中共统战工作的影响，较好地处理了与学生运动的关系，七七事变才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注]有学者提出蒋介石在中条山战役即将发生之际，要求中国共产党配合作战，并非“一石二鸟之策”，而是在非常被动情况下的无奈举措。而中国共产党的应对策略也并非针对蒋介石的所谓“激将法”，而是毛泽东一贯的军事斗争思想的体现，以及他坚持革命功利主义的一贯风格所致。有学者考察1942年夏蒋介石主动提出与毛泽东会晤的全过程后指出，双方所提条件差距过大，是谈判不了了之的重要原因。此后不久，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国共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对抗。还有学者研究1944年在豫湘桂会战期间发生的豫西民众袭击国民党败军事件，史称“豫西民变”。认为豫中会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军纪败坏，对地方民众的抢劫和袭扰，远远大于民众对军队的袭击；袭击军队的是当地的土匪，与中共豫西党组织并无关联；“民变”一说不能成立。[※注]等等。

至于这一时期新拓展的研究领域，则主要集中在对南京国民政府倡行劳资合作，发起商民运动与反迷信运动，以及构建政治文化等方面。

对于劳资合作问题，有学者考察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以劳资调停人自居，倡行劳资合作政策的全过程后指出，南京国民政府无视劳资之间的阶级差别，意欲用“劳资合作”的方式消弭阶级斗争，把帝国主义视为国内劳资矛盾的根本原因，把劳资纠纷转化为民族主义情绪。这使国民党政权失去了阶级基础，既不能获得劳工阶层的认同，资产阶级也因其“节制资本”的政策而心有疑虑。与此同时，左翼力量则不断宣传“阶级斗争”理念，劳资矛盾严酷的现实与国民党空洞的话语形成鲜明对比，将工人群体推向共产党一边，使其将“阶级斗争”当作自己的政治信仰及与资方、政府抗争的工具。另有学者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北平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工会发动工潮事件的考察，指出“发生在政权鼎革之际的这段工潮，不单单是国民党领导的黄色工会活动，更隐含着国民党地方党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蜕变”，从中可窥见国民党是如何在北平实现以党治国方略的。[※注]

对于商民运动，有学者梳理了1927—1928年间国民党在各地发起的商民运动的曲折过程，发现国民党中央对待商会的态度逐渐温和，1928年7月颁布的民众团体组织原则中承认商民协会和商会同时存在，体现了国民党政权从革命向保守的转变。而国民党中央的这一政策也影响到地方政治。如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领导的商民协会积极发展民众运动，而商会却与地方军政当局保持密切关系。为此，有学者研究1928—1929年北平商民协会和商会的冲突后认为，这个案反映了国民党内部新旧派之间，党、政机构之间的路线之争。旧派和政府部门，甚至包括国民党中央，希望维护社会稳定，限制乃至反对民众运动，而新派和地方党部则希望通过民众运动来实行社会改造。[※注]

对于反迷信运动，有学者研究1929年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抢占铁山寺改为学校造成的庙产纠纷案后指出，这固然继承了晚清以来激进派一贯的“庙产兴学”主张，更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政府与地方党部的不同政治意图，前者试图完善法律和行政制度，在近代国家的框架内管理宗教，而后者则从革命的意识形态出发，以“反迷信”为由压制宗教。另有学者认为，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的个案也说明国民党基层党、政机构的权力机制和结构性冲突。国民党基层党部发动的这场针对传统民间信仰的活动，含有与代表既有政治势力的县政府争夺权力资源的意图。基层党部脱离民意基础，受到民众的排斥反感，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民党政权社会动员的无力和无效。[※注]

对于政治文化的构建问题，有两部专著做了很好的阐述，一是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构建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二是李恭忠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前者研究国民党如何在时间（各种纪念日和纪念周仪式）和空间（纪念堂和公园等）中构建起一套以孙中山为核心的仪式、象征和记忆。认为孙中山崇拜既是帝制国家传统个人崇拜的延续，又掺入了大量近代构建个人崇拜的技术，由此来达到加强凝聚力、为国民党政权提供合法性等政治目的。后者则细致入微地考察了中山陵的设计建筑过程及其政治和文化意义，把围绕中山陵建构起的孙中山崇拜理解为国民党单方面的意识形态灌输，认为这一崇拜具有权威自命、内涵僵固、形式空洞三个鲜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