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外关系史，也是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迅速、成果相当丰厚的一个研究领域。现依次将晚清政府、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10年来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成果简介如下。

一 晚清政府时期的中外关系

关于清政府的外交体制，曹雯的专著《清朝对外体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首次提出了“藩封体制”的新概念，以区别于学界所普遍使用的“宗藩体制”或海外研究者所使用的“朝贡体制”。也有学者认为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为“封贡体系”。其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而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这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还有学者认为近代以前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和演变，基本上是在传统王朝，尤其是以中国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王朝主导下进行，在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上呈现区域内自然凝聚的状态。近代以后兴起于西方的近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东亚地区，在将东亚地区的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引向主权国家的同时，也推动了东亚“天下”格局的演变，使东亚地区完成了由传统王朝政治格局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转变。另有学者通过中朝交往的个案，对朝贡体系下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提出了新的论述。有学者考察了《马关条约》与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指出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在华建立了不平等条约关系，中国出现了条约关系与朝贡关系并存的双重国际秩序格局。此后这一双重格局被打破，朝贡关系完全被条约关系所取代。清政府尝试建立平等关系的趋向也在甲午战后被打断。有学者考察了晚清对外关系中中央和地方外交并存的二元化现象，以及地方外交从广州外交到天津外交进而到东南外交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指出晚清中外关系经历了从东方朝贡关系到中西贸易关系，再到国家条约关系的演变，显示了国人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外务”的三段式进阶认知，表现了从广州贸易体制到口岸通商体制最终到中央外交体制的转型。[※注]有学者强调一个外交两种体制，是晚清时期在朝贡关系体制的中心与边缘都普遍存在的一个客观现象和事实，本质上可以说是晚清对外关系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过渡性现象。有学者认为非成文契约性是中朝宗藩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有学者指出光绪七年清朝驻日使领与朝鲜“朝士视察团”在日期间基于宗藩体制的特殊规制开展的交流活动，带有明显的中国印记，展现了中朝两国在全球化运动中的艰难抉择。[※注]

关于中英关系，有学者指出逼迫清朝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是19世纪中叶英国政府一贯坚持的方针。与此同时，又指出英国在第二次《中英禁烟条件》谈判中，虽然没有根本改变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立场，但在谈判桌上却也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注]还有学者考察鸦片战争前后英军在中国沿海的水文调查活动，指出正是这些水文调查活动改变了英军对中国沿海的地理认知，影响到战船、火炮、兵力的配置以及战略战术的实施，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有学者对“门户开放政策”在英国的缘起、出台、实施、变革及影响等进行重新梳理和解析，指出该政策最早由英国提出并推行，后来转手于美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华的主要外交政策。[※注]也有学者关注在华外国人的作用问题，如李泰国在中英《天津条约》谈判过程中的角色，赫德在庚子事变后的中英商约谈判中的地位，赫政在《藏印条款》议订中的作为等。[※注]

关于中日关系，有学者认为朴定阳违制事件，使中朝两国的争端趋向表面化，也让朝鲜决心引入日本势力，从而埋下了中日甲午战争的隐患。[※注]有学者指出日本撤使准备虽早，却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驻日使馆发出撤使照会后才下达撤使令，而且巧妙地在京津、烟台和上海等地布留了情报人员；并认为日本学者高桥作卫的高升号事件研究，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目的是为日本浪速舰的行为正名。学界虽对其开战责任说及所述事件过程有所辩驳，但有些方面仍存在高桥影响的痕迹。有学者指出中日广岛谈判时，中方的全权证书在形式与内容上皆与国际惯例不符，表面原因是清朝官员不熟悉国际法，实际上是清廷高层不愿放权。日方于是抓住“全权证书”问题不放，刻意促成谈判的破裂。[※注]有学者考察庚子事变前后张之洞与日本政府、军部及民间团体之间的多种联系，展示了这一时期历史的复杂性，丰富了人们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的认知。[※注]也有学者指出日俄战争后，日本借口“保护”朝鲜侨民，挑起了“间岛问题”。在中日谈判中，经过中方的坚决斗争，日本不仅承认“间岛”是清朝领土、杂居朝鲜人裁判权归中国，还撤出了非法的殖民机构，但中方也付出了一定代价，承认了日本对商埠内朝鲜人行使领裁权及对杂居地朝鲜人具有领事“立会”和“复审”权。有学者指出“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就收回‘南满’铁路附属地外的电信利权、烟台—大连间海底电信线的经营管理、中韩边境接线等问题主动与日本展开交涉”。但日本“在维护既得电信权益方面态度强硬，致使中日交涉一度陷入僵局”。在俄国施压和英国斡旋下，“清政府以向日本许以特殊权益的方式签订中日电约。而清政府试图尝试中韩日直接通信的构想，终因日本的态度消极未能实现”。[※注]还有学者考察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驻日使馆的撤退问题，指出卢沟桥事变后，中国驻日使馆奉命留驻，日本当局试图迫使其主动撤退。在这一过程中，中日双方展开外交博弈，多种因素影响了中国驻日使馆的撤退进程。1938年6月，中国驻日使馆人员被迫撤退回国。也有学者探讨战时沦陷区的“良民证”问题，指出“日伪政权推行的良民证制度，带给民众的无疑是难以挥去的梦魇。饱受凌辱的民众奋起抗争势所必然，中共也通过各种斗争方式予以应对，其中破坏和利用良民证，是其重要的应对方式。伴随着日本的投降，束缚民众身份自由的良民证制度最终被废止”。[※注]

关于中法关系，有学者探讨中法围绕越南的交涉，认为对于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侵越，清政府内部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态度极为复杂。因为三者的关系既牵涉传统宗藩关系，又牵涉近代中国对列强关系的认识与主张。清政府的态度反映了中西体制的冲突和传统体制本身的矛盾。也有学者对影响中法战争和战的关键性文件“福禄诺节略”进行史实考辨，指出1884年5月17日李鸿章、福禄诺会谈后，李鸿章并未将福禄诺提交的这份法国执行天津简明条款的路线图报告清政府；北黎冲突后，又刻意制造“节略”中关于清政府撤军日期等内容在李、福会谈时即由福禄诺涂抹的假象，并蒙蔽英报记者，使其加以报道宣扬。还有学者研究赫德与中法越南交涉，指出他“首先是帮助中国进行中外交涉的中国官员，需要维护中国的利益”。但不可否认，他在调停中法越南问题时，有时又会以牺牲中国的部分利益来换取“中法和平”这个“他心目中最重要的目标”。认为唯有明了赫德这一“身份定位”，才能对他“在中法越南交涉中的言行做出合理的解释”。[※注]另有学者研究1898年上海第二次四明公所案，指出清政府虽在该案交涉过程中，利用“地方外交”和“以夷制夷”策略，抵制了法方的一些侵略要求，使法国政府最终放弃了浦东和南向的扩界图谋，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总理衙门减压的目的，但其作用终究有限，反而使清政府的外交进退失据，直接导致了上海法租界的扩大。至于法国与清末政局的关系，这位学者认为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法国对清末政局的演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对革命党和清廷采取了因应措施。武昌起义爆发后，则在革命党人和清政府之间保持中立，同时积极支持袁世凯上台执政。[※注]

此外，中美、中德、中俄、中匍关系，以及其他藩属国的研究，也都有成果问世。如有学者指出，19世纪中叶，美国驻澳门领事的设立和撤废，反映出美国在东亚政治扩张、商业拓殖以及中美关系的轨迹和趋向。有学者指出，甲午战争时期，德国一改过去只关注经济利益而避免卷入政治纷争的传统立场，开始介入远东的权力角逐。[※注]有学者指出，1891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旅华事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国对华政策以及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发展。有学者指出，赫德在晚清中葡通商条约谈判过程中所提于澳门设关收税及收取澳门租金的建议，成了总理衙门压迫葡萄牙公使放弃不合理要求与讨价还价的重要条件。而他反对按照原议换约，并提出购买澳门的计划，又导致了中葡换约的最终失败。[※注]还有学者研究以往关注不多的藩属国坎巨提和哲孟雄，指出位于帕米尔高原的坎巨提（一作“乾竺特”）自乾隆二十六年加入宗藩体制后，之所以至民国犹入贡不绝，成为清代宗藩体系的最后遗存，是因为有直到1937年英国无力在中亚抗衡苏联、关闭英属印度西北边界为止的中、英、俄的三角平衡关系。而哲孟雄（锡金）在清代作为西南藩属，臣属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构成“喜马拉雅山宗藩关系”中的重要一环。清代前中期，对藏、哲边界的管理是严格的，但在晚清便逐渐松弛了。[※注]

二 北京政府时期的中外关系

关于外蒙古的分离运动，有学者指出，这里固然有中国内部的因素，也有外蒙古内部的因素，还有共产国际的因素。但是，更为重要的则是苏俄因素，正是这一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尽管《中俄蒙协约》实现了俄国的既定方针，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但它毕竟确定了中国对外蒙的领土主权，也是对宗主权理论的一种突破。[※注]还有学者首次考察20世纪上半叶的中法教育合作事业，并探讨中法教育基金会在退还庚款及兴学中的作用，以及法国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态度，为认识这一时期的中法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注]另有学者探究1927年“南京事件”的制造者，认为该事件是南兵发动的。探讨济南惨案及蒋介石绕道北伐的决策问题，认为蒋介石这一决策避免了中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为南京国民政府争得了国际道义上的先机。[※注]

不过，学界关注最多的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外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很快宣布中立。有学者探讨北京政府中立决策的主要考量和前后作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中立主要是为了防日。对于过去颇受非议的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问题，则认为《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是北京政府内政与外交政策结合的产物，日本政府并未邀请北京政府参与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甚至还是阻挠的。[※注]另有学者认为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向日方妥协与其试图复辟帝制并不存在因果联系。还有学者认为五四运动时期，济南基督教青年会和齐鲁大学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积极投身于山东的反日运动，虽不能认定他们的反日活动系受其政府指示，但与其背后的国家利益无疑是一致的。[※注]对于遣送德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北京政府即使是在参战后也对德侨采宽松友善政策，其做法完全符合国际法，体现了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进步。也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朝野人士的帮助以及巴黎和会后遣送计划的变更，大量德侨最终得以留在中国，这对战后中德关系乃至整个东亚国际关系格局都具有深远影响。[※注]还有学者揭露日本阻止中国开征“二·五”附加税问题，指出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与列强签订了《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允许中国加征2.5%进口附加税，但日本利用各国之间的互相牵制以及中国内部政治分裂的局面，屡次成功阻止有关各国正式承认该附加税生效。[※注]

三 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外关系

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首先是中日关系问题。关于中东路事件，有学者认为这一事件是由中苏“共管”体制的矛盾、地缘政治及中方决策失误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也有学者认为张学良对北满苏联势力的完全清除是一种战略错误，给了日本侵占东三省的机会。[※注]关于九一八事变，有学者认为事变后日本决策层有一个侵华国策的同化过程。自日本经营南满以来，维护“满蒙权益”成为历届政府、军部海外扩张及处理国际事务的压倒性决策要素。也有学者认为事变之前，中日之间围绕东北铁路的激烈冲突是九一八事变的诱因之一。[※注]关于华北事变，有学者认为对处于复杂互动作用中的中日苏三角关系及蒋介石的战略做出片面的理解，是日本发动华北事变的重大原因。关于抗战前十年间的中日渔业交涉，有学者认为在此期间，日人侵渔较之以往加剧，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不满，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制止措施，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于卢沟桥事变后是否对日宣战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蒋介石起初是打算宣战的，随后赞同不宜宣战，乃发表应战谈话。此后中国各界对不应宣战的认识趋同，国民政府便将应战发展为抗战，“抗战”作为具有深刻意义的词汇而载入了史册。[※注]关于战时外交，出版有胡德坤主编的《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丛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杨天石等编的《战时国际关系——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前者涉及这一时期的外交战略及重要双边关系，对相关问题研究有所突破。后者集结了多国学者的力作，可说是代表了目前的最新研究成果。

关于中美关系，有学者认为美国起初对九一八事变采取消极态度，但在看到索尔兹伯里等人的调查报告后，对日态度始日趋强硬。有学者认为蒋介石在与美国对华财经援助的交涉中努力使中国的利益最大化，因而能够调动有关外交官和特使的长才与积极性，有助于加强中美之间的了解。有学者探讨中美合作对日空战案例后，认为双方的军事合作体现了互为战略支持的合作关系，而这种合作关系不仅对中国战场，而且对整个太平洋战场皆至关重要。[※注]有学者认为美国战时情报局成立后，对中国抗战进行了大量宣传报道，为提升中国军民斗志、巩固盟国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美国倾向于与重庆国民政府合作，战时情报局限制了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也有学者认为抗战后期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严重性大大超过了人们以往的认识，蒋介石不仅对美国援华不力严重不满，甚至对罗斯福援华的诚意、魄力及动机也逐渐产生了怀疑，两者之间的信任在战时便已逐渐流失。[※注]还有学者认为，抗战胜利后，在中国政府收复南海诸岛主权的过程中，美英政府实际上采取了默认政策。另有学者则认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美国不再支持国际托管南海诸岛，也不支持任何声索方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要求，而是希望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尽可能模糊化，且不能有利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最终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上仅规定了日本放弃南海诸岛，却没有规定具体的接收方。[※注]对于国共内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情报工作，有学者指出大体上还是客观和可信的，对美国的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有学者讨论1949年前后美国中情局间谍人员秘密潜入西藏的问题，还原了美国企图策动西藏分裂势力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事实。[※注]

关于中苏关系，有学者指出，蒋介石知晓新疆盛世才意欲摆脱苏联控制后，不计前嫌，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积极布局，促使盛世才效忠中央，并陆续清除了苏联在新疆的势力。新疆治权的收回是关乎国家民族利益的重大收获。[※注]有学者探究中、苏、朝之间围绕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而折射出的历史关系，指出抗日战争后期，成立了以中、朝游击队员为主的八十八旅（抗联教导旅），并成为苏联远东军的一支特种部队。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后，斯大林决定解散八十八旅，金日成率抗联部分朝鲜指战员回国，最终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苏联占领军的依靠力量。八十八旅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远东地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及中、苏、朝之间微妙的相互关系。还有学者以对日授降为线索，探讨其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指出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对日授降问题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起初，苏联明确支持国民党执掌政权的国民政府的合法受降，“但随着美苏矛盾日益凸现，尤其是美国与国民党密切行动威胁到苏联远东战略利益与在华特权，苏联逐渐调整对华政策……加大了对中共武装进入东北的支持力度。中共坚持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上，借助苏联与国民党、美国方面的利益矛盾，适时调整受降战略，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东北战略目标与对国民党斗争的主动权”。[※注]

关于中法关系，有学者探讨1947年永兴岛事件引发的中法西沙群岛之争。指出在双方交涉过程中，法国千方百计引导中国承认西沙群岛存在主权争端；中国则始终坚持法国无条件撤退珊瑚岛驻军，坚称拥有西沙群岛主权，不承认存在西沙群岛的主权争议，强化了西沙群岛的主权表达。不过，由于中国未采取有效的军事反制措施，造成了法国对珊瑚岛的非法占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权益，影响了此后中法（越）在西沙群岛问题上的处理方式。对于近代中国南海九段线的形成，有学者从历史渊源出发，论述了自1887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至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复南海诸岛的历史过程，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置辩的主权。[※注]

此外，“东突”和琉球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如有学者梳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麦斯武德、艾沙和伊敏“三位先生”与国民政府的互动，指出他们背景不同，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破灭后，相继投靠国民政府，伪装赞同“三民主义”，鼓吹“中国突厥斯坦”“高度自治”论，在南京和重庆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在反共和反苏问题上，南京国民政府与他们互相利用。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新疆解放，三人流亡海外，从事分裂活动。有学者考察20世纪40年代围绕琉球问题的论争与实践，认为日本投降后虽然主流舆论要求收回琉球，但托管琉球已经成为国民政府最为现实的选择。也有学者认为虽然琉球问题受到官民各界的重视，但总体而言，官方政策与舆论态度之间并未形成互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