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的中国革命史研究，不论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很大进展，现依次按国共第一次合作、国共十年内战、国共二次合作抗日和三年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顺序简介如下。

关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有学者梳理1920年4月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传入中国的具体过程及中国舆论界的反响，指出苏俄在中国思想界的形象，原本是毁誉参半的“社会革命”的代表，宣言之后便有了主动主持世界正义的英雄形象。苏俄这一新形象的确立，不仅直接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的美、俄易位，更因外交的“正义”使得其内政进一步正面化，从而为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铺就了道路。有学者分析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展中学校与地缘这两个关键的“制度环境”，指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嵌入民国政治和教育格局中，另一方面又嵌入传统社会关系中。此外，对世家子弟或富家子弟的资源也多有借助。[※注]有学者考察共产党员身份认同问题的由来及国共双方的对策，认为共产国际既命令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保持政治及组织的独立性，这种内含矛盾且极具操作难度的决策，是两党关系最终破裂的因素之一。有学者梳理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国家形态的设计和预期，指出虽然他们的论述还存在某些不足，但由他们确立的观察国家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他们提出的全新的国家理念，以及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观点，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识和解决国家问题的进程。也有学者研究商人主动参与政治等问题，指出北伐前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曾与被视为“资产阶级左派”代表人物的虞洽卿等商人有过密切联系，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即在此背景下展开的。不过，虞氏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主要仍限于国民党的框架之内，中国共产党则弹性运用了“阶级分析”来解释其利用虞洽卿等人的政策。但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失败，为中国共产党党内反对派提供了批判依据，影响到后来路线政策的走向。还有学者探讨中国共产党理论和革命实践中至关重要的阶级路线问题，认为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曾判断中国小资产阶级不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纲领，因此力图发展出一个能代表小资产阶级并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国民党“左派”来领导国民革命；国共分裂后一些既不认同国民党反共屠杀，又不认同工农武装暴动的知识分子，在论证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基础上，展开对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讨；而中国共产党则为确立自身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开始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由此将“小资产阶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分析概念，转化为一个指向内心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开启了中国革命中的政治主体自我反思、自我约束的历史进程。[※注]

关于国共十年内战，专著有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与何友良的《打土豪，分田地——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前者针对将土地革命与地权集中必然联系的习惯说法，分析了土地革命的源流和赣南闽西成为中央苏区的多重因素，阐述了资源陷阱下中国共产党应对的进退失据，以及苏维埃革命的历史制约，全面呈现了苏维埃运动由盛而衰的巨大转折阶段的历史面貌。后者回归历史情境，剖析了土地革命的现实基础、农村土地关系、农村权力格局的调整、市场体系与经济结构的变更，并深入细致地解读了变革中突起的文化教育、妇女解放与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新思想的传播与接受，以及土地革命的形态转换等问题。

专题论文方面，有学者探讨中国共产党武装暴动初期，枪械问题对其暴动实践、组织运作，以及暴动观念的深刻影响，加深了学界对于装备、技术在中国共产党组织转型中重要作用的认识。有学者分析1927年国共分途之后的革命起源，认为在当时革命处于危机的背景下，一批中小知识分子把诞生于城市的革命引向“乡下”，开启了革命的新路径。[※注]有学者研究1930—1931年主力红军的整编问题，指出中共中央这次对主力红军的统一整编，受到红四军的强烈辐射，毛泽东提出的“伴着发展”的战略思想是产生这种辐射力的一个重要源头；鄂豫皖苏区的红军整编几乎同步地反映了中央政策变迁；湘鄂西则体现出一定的自主性。中共组织“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关系在整编实践中初见端倪。这次整编进一步增强了军队在苏维埃革命中的分量，促使红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移。有学者考察中共湘鄂西政权，在1931年长江特大洪灾的背景下，是如何保持革命与秩序之间，亦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的，为环境史纳入苏区研究的视野进行了一次有益的尝试。有学者考察1930年中国共产党推行“会师武汉”计划期间，红军与英、美、日等国驻华海军多次在长江中游流域发生武装冲突的缘起、概况，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应，以及冲突对中国共产党与列强的影响等问题，揭示冲突的根源并非中国共产党盲目“排外”，而在于列强嫉视共产主义并推行维护其在华特权的炮舰政策，还原了历史真相。[※注]有学者梳理罗章龙、何孟雄反对派，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试图通过抗争取得中央领导权而遭到失败的基本史实，尝试分析当时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所面临的尖锐矛盾。有学者探讨中央苏区的“土围子”问题，认为打“土围子”在当时党内受到非议，但从革命与秩序的角度看仍然具有积极意义。有学者研究中央苏区时期的任弼时与毛泽东的关系，指出二人既有合作也有分歧。其合作与分歧都对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二人都能顾全大局，都具有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注]等等。

红军长征是国共十年内战时期的重大事件，加上2016年又恰逢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与红军长征有关的历史问题，自然受到学界格外关注。专著有刘统的《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详细记述了红军长征途中在北上和南下的战略抉择上，中共中央与张国焘所展开的激烈斗争。论文方面，有学者梳理了《申报》对红军长征的报道，经历了从预言红军必定在国民党“围剿”中失败，到报道国民党重视红军有生力量、加紧“追剿”，再到正面宣传长征的变化过程。认为《申报》的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统区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再认识。[※注]有学者重建了1934年九十月间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后，西南地方势力在失去战略缓冲空间的被动局面下，一方面试图利用胡汉民在政治上的号召力“迫蒋入川”，缓解正面、直接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又在军事上积极部署出兵夺黔的过程。在看似一致的国民党“剿共”背后，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势力各有自己的政治目的，粵、桂、湘表面协商合作“剿共”，实际上却是为了对抗中央势力的渗透，结成三省攻守同盟。有学者准确还原了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在西南地区展开周旋并最终突出包围的历史经过。有学者探析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与原因，并考察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军事领导地位、权力变动情况。有学者考察红军长征过程中与各对手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央红军出湘入黔的成功是多方力量互相制约与作用的结果。蒋介石欲借“剿共”削弱地方军阀，湘、黔、桂三省负责“剿共”的地方军阀在蒋介石和红军的双重压力下，自知实力有限，更注重自保而不是如何取得“剿共”战果。[※注]

关于国共二次合作抗日，学界围绕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与抗日实绩及其与美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富有新意的成果。

在国共关系方面，1939年12月前后爆发了打响抗战期间国共军事冲突第一枪的“晋西事变”，即“山西王”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严重军事冲突。有学者考察、梳理并说明了这次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方面特别是毛泽东的应对方针与中国共产党策略变动的复杂情况及其背后的原因。有学者考察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策略的演变，认为从1940年8月至1940年12月事变爆发前，中共中央在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是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把蒋介石的降日与“剿共”联系起来考虑的。围绕“蒋介石是否降日”这条主线，中共中央的策略经历了“和”为主、预防“打”—坚持“和”、准备“打”—争取“和”、考虑“先打”—以“和”应对、以“打”自卫这样一个变化过程。总体上看，当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不会降日时，其策略支点主要放在维护国共关系上，即“和”的方面；当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准备降日时，其策略支点则主要放在准备国民党破裂合作关系上，即“打”的方面。[※注]有学者考察抗战时期以徐永昌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对中国共产党从“敬佩”到“敌视”的态度变化及其对国共关系历史走向和抗日战争整体进程的影响。有学者通过考察陕甘宁地区称谓的复杂的历史演变，揭示了国共双方围绕根据地政权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并指出国共两党虽在谈判中分歧很大，难以妥协，但双方合作抗日的目标基本没有动摇，都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这是抗日战争最终得以胜利的一个关键原因。还有学者探究新闻舆论与国共政争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论述国共两党围绕中外记者所展开的激烈的舆论宣传战的基础上，分析了双方如何试图通过新闻界来控制或引导国内外有关政治合法性及国共关系等问题的公众舆论。[※注]也有学者注意到战时国共关系与国际因素密不可分，指出在抗战大背景下，1938年以后史迪威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友谊，特别是1942年3月至1944年10月，史迪威及其政治顾问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乃至延安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共产党的方针不仅影响了史迪威等人，还影响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史迪威的“袒共”言行，加剧了蒋介石对他的不满，导致史迪威的被召回，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此外，1943年蒋介石“闪击延安”前后的各种国际因素也共同塑造着国民党的反共政治宣传与军事部署。对日、苏冲突发展态势的严重误判，导致蒋介石“闪击延安”举动的暂时中止。而随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反对又促使蒋介石改变制裁中国共产党的方案。可见，国际因素成为蒋介石考量战时国共关系的关键所在，但随着美苏深层次介入国共冲突，国共关系及其实力的变化又转而成为影响美苏在华存在的重要变量。[※注]

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有学者考察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四川的恢复重建工作，指出基本上实现了由抗战初期的救亡动员型群团式政党向抗战中后期具有铁的纪律与严密组织的秘密活动性革命政党的再次转变，可谓这一时期大后方中共地下党组织演变的一个代表性缩影。有学者研究太行根据地中共党组织在抗战初期的发展与调整，认为在政治力量发展、扩张过程中，外来者与本土势力的融合是关乎兴衰成败的关键之一。[※注]有学者考察抗战时期中共干部大规模养成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个体、群体及政党的多方互动，指出这一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培训、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管齐下、交相作用，内的自觉是基础，外的规训是手段，形成动态而非静态、固化而不僵化的干部养成路径。这一时期还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从思想行动上进一步统一、改造全党的关键期，故而这一时期干部的养成还打上了整风的深深烙印。有学者考察中共太行区党委的整风运动，指出：“整风过程中，根据地领导主要采取以自下而上思想动员为特征的运动式党内治理办法，却也结合自上而下的组织手段。其间虽因审干出现一些偏误，在收束问题上也未尽顺利，但领导人总体上保持了冷静和理智，可谓‘失焦而不失控。’”有学者考察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的整风运动，指出山东整风中，“既突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也强化了罗荣桓在山东的领导地位，巩固了山东一元化领导成果，确保了延安对山东的绝对领导”。[※注]有学者考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基层党员，在政治运动中所表现出的角色认同上的矛盾性和行为选择上的多元性、变动性，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乡村共产主义革命的复杂性。有学者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层级关系，指出中共中央与地方根据地之间主要表现为集中和分散、领导和服从的关系，但地方根据地又有一定的自主性、独立性和灵活性，甚至地方创造有上升为中央决策的可能。与其他历史时期中国政权的形态比较，抗战时期共产党的“央地”关系带有明显的战时性和过渡性，但为其取得全国政权之后的政治体制建设奠定了基础。[※注]等等。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实绩，有学者分别考察了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发展方针，以及抗战时期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发生、发展与变化，指出广为流传的中国共产党“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方针说并无事实依据，后来的所谓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发展规划，不过是对1940年初中国共产党军事发展实际结果的一种描述或总结罢了；解读了导致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双方关系破裂的复杂因素及其后果。[※注]有学者考察中国共产党开辟华北游击战场决策的历史脉络和基本史实，认为华北地区广大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把战争引向持久战的方向，为夺取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有学者探讨冀中地区地道斗争兴起的背景和实际运作及其背后蕴含的复杂政治、军事内涵，认为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对日敌意，是日本在华控制的致命伤，也是中国共产党得以进行地道斗争的基础。有学者针对近年来流传的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战历史的网络谣言，指出既有一切谣言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同时又都表现出了其根源于久远年代之前的历史纠葛及其对现实体制的否定隐喻。站在中国全民抗战、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角度来审视、认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战略地位与历史功绩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贡献，是十分必要的；抗战烈士所流的鲜血，不应以党派区别颜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的抗战事迹与历史贡献，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光荣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页。[※注]有学者考察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的装备、技术、战术和作战效能，指出百团大战中，由于日军严密防守、顽强反击，八路军的战术由抗战初期的袭击尤其是伏击演变为攻坚，战斗效能有所下降，弹药消耗快速增加。从根本上讲，装备和弹药的有限供给，制约了八路军军事技术技能的提升以及战术的选择。因此，百团大战之后中国共产党无条件转向了全面的游击战，既是无奈的，也是现实的、智慧的选择。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总体而言，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遵循并尽可能发挥既有战术原则，获得的战果也不差。百团大战之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引起争议，主因在于百团大战令日军更加重视八路军，八路军所处外部环境更趋恶劣。[※注]有学者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为解决敌后根据地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而发生的生存困难，通过与日军周旋，达成看似摇摇欲坠，却又坚持不倒的“弱平衡”的曲折复杂的历史情境。认为这种“弱平衡”状态，除了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外，还取决于战争的广泛性质，以及广泛的大后方的存在等多种因素的支持，而中国共产党灵活的斗争策略则是关键；并以河南密县为例，说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人情政治、结构裂缝、权威漂移等背景息息相关。有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创造、利用“灰色地带”以扩大影响的斗争策略，揭示了鲁南地区中国共产党武装将日军“爱护村”的保甲长转变为两面派，保持其“伪化”的表象而使其实际上输诚于八路军。[※注]有学者探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为解决财政问题，逐渐从旧有田赋走上按累进制征收救国公粮，并最终走向农业累进税的过程。有学者考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借贷关系，指出这里的减租减息并非一帆风顺，债权人与负债人围绕减息交息展开激烈斗争，借贷关系因双方利益争夺及中国共产党限制或取缔高利贷政策陷于停滞。中国共产党为活跃农村金融，创设农民之间的互助借贷，部分解决了农民生活及经济建设困难。中国共产党又以西北农民银行为中心举办政策性优惠农贷，建立促进农民借贷的合作社，以此作为活跃乡村借贷和通融农业资金的主要手段。还有学者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整个革命年代乡村动员的延续性特征，认为无论抗战时期还是内战时期，其乡村动员都以获取农民的参与性支持、认同性支持和物质性支持为基本目标；为实现此目标又总是以利益之满足、身份之建构和情感之唤起作为基本的动员手段。[※注]

关于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有学者论述了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后与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的会谈，指出这次会谈实际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间的外交窗口，是世界政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过渡到冷战的剧烈变动时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官方交往最活跃、内容最丰富的时期。还有学者考察1944—1946年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主要特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经历了从寻求与美国合作到在国共斗争中“中立”美国、再转向与美国对抗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三个重要因素推动着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演变：中国共产党与美方的互动、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转变的复杂需要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世界政治及其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宏观思考。这三个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互动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演变方向和主要特点。[※注]

对于三年人民解放战争，学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政策和若干事件的研究上。关于政策方面的研究，有学者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新式整军运动，认为其取胜的根本原因，在于解放军是有信仰的军队。而解放军战士获得这种信仰的有效形式，是以诉苦会为中心的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新式整军运动。在改造数百万俘虏兵的过程中，这一形式的效果尤为显著，可说是群众心理的有组织的爆发。有学者通过对中国土地占有的实际状况、中共中央所在地与地方根据地客观状况的不同、动员群众与统一战线的关系等情况的考察，指出解放区的土改政策经历“温和—激进—纠偏”反复调整的原因比较复杂，将南方土地分布状况作为北方土改的理论依据，导致了中共中央土改由温和日益走向激进；而北方许多地方土地分布较均衡的客观现实，又促使中共中央对激进的土改行为进行纠正。有学者探讨华北土改运动中工作队的角色特征、权力属性及其与村庄社区的互动。认为工作队与拥有“地方性知识”的基层政治精英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矛盾。工作队的介入改变了村庄社区的权力结构，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帮助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实现了民众动员、精英监控、资源汲取、乡村治理的目标，但又破坏了科层化党政机构的日常运作，使运动式乡村治理模式难以长期维系。[※注]有学者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开始推行的确立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党内请示报告制度。有学者研究1945年末中国共产党开始入主大城市后对旧政权公务人员处置政策的演变及其逻辑。有学者分析山东解放区战时财粮征收机制及其危机应对方法。[※注]等等。

关于事件方面的研究，有学者考察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从上党战役到平汉战役的整体过程，以事实回答了正是国民党首先挑起了内战，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起而自卫，并在上党战役中初步实现了从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转变，彻底挫败了蒋介石打通平汉铁路，力图控制并夺占华北的计划，对整个解放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考察1946年7月中共军队与美军第一次武装冲突的“安平事件”，指出须求得国共双方配合的马歇尔被迫对这一造成美军十余名官兵死伤的严重事件采取了大事化小的处理方法。但美国政府随后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对，向国民政府转售战时剩余物资，加速了国共关系的破裂。安平事件的调查工作也因此备受影响，最终美、国、共三方各执一词，事实真相反而被遮蔽。有学者考察1948年申九“二二”工潮，指出这次工潮是工人经济诉求、国民党派系斗争和中国共产党城市革命三重因素互相叠加、彼此作用的结果。有学者研究1948年10月华北解放区因公营商店抢购棉花导致的涨价风潮“临清事件”。认为这一事件的认识导向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历史真实，并强调在新国家中国营商业的领导地位和行政干预的必要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特别是私人商业资本的危险性，成为九月会议前后中共中央认识发展的公开表述。也有学者分析国共双方的武器装备水平、构成、战术运用，以及后勤保障等因素对孟良崮战役胜负的影响。[※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