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的近代社会史研究，基本延续了学科复兴后的发展格局和态势，依据学者们先前建构的学术体系，主要对社会阶层、社会团体、社会生活、社会转型、社会习俗与民众信仰等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可观的进展。

关于社会阶层、社会团体的研究，无论专著还是论文，成果都十分丰富。专著方面，阳信生的《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岳麓书社2010年版），探讨了湖南绅士阶层在近代演变的成因、过程、结果和影响。何文平的《变乱中的地方权势：清末民初广东的盗匪问题与社会秩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考察了清末民初广东的盗匪问题与社会秩序的关联。王琴的《女性职业与近代城市社会》（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透视了近代传统城市的性别格局的演变，解读了新女性在近代城市转型中的角色与功能。范铁权、王巨光的《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民国教育社团与民主教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分别考察了近代科学社团和民国教育社团的缘起、发展及历史作用。左芙蓉的《民国北京宗教社团：文献、历史与影响（1912—1949）》（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考察了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社团与基督教社团的活动及其特征。徐茅明等人的《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考察了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的变迁，认为近代苏州文化世族站在了时代潮流的前列，顺利完成了由科举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向，由科举世家蜕变为现代的科学世家。罗惠缙的《民初“文化遗民”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指出民初“文化遗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明显呈现出延续道统的意味，对其文化贡献应予肯定。冯剑辉的《近代徽商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王凤山等人的《宁波近代商帮的变迁》（宁波出版社2010年版），分别研究了各具特色的徽商与宁波商人。等等。

论文方面，有学者分析晚清绅士阶层的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纠葛和关联。有学者分析“五四”学生的集体认同和政治转向问题，认为学生集体认同的构建及其国民身份意识的产生，是“从上到下”的政府培养和精英启蒙的过程，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自觉构建过程。[※注]有学者考察妇女财产权的确立，认为“五四”时期形成了妇女解放思潮，但直至国民党执政后，才最终颁行了实现男女平等财产权的法律，其法律条文比民间实际情况又有所“超前”。这一过程反映了观念、制度和习俗变革之间有一定的“超前”梯度。有学者研究较少引起学界关注的知识男性对知识女性的敌意问题，指出1922年湖南知识女性在面对男性知识精英的联手围攻时，采用了还击和沉默的应对策略，揭示了民国时期职业女性面临的尴尬处境及背后渗透的社会性别权力博弈。有学者探讨清代徽州女性的葬礼过程，揭示了其中普遍存在的体现传统文化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宗教信仰和堪舆风水观念。有学者研究女性之间的性别暴力，指出女性攻击同性时，通常采用语言攻击和间接攻击方式，其中性侮辱与容貌丑化是女性同性攻击中最常见的两个主要手段。有学者研究女性生存与城市空间布局形成的关系，指出北京八大胡同作为妓女、妓院集中之地，地处繁华闹市，与众多商业、娱乐设施毗邻，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中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这种布局结构的形成，主要受清初“旗汉分住”以及城市娱乐设施被逐出内城，外城实际成了民众日常社会服务区域的政策所致，同时也与这里人口密度高、男女性别比差大、流动人口与外来人口多有关。其后的民国北京市政又继承、细化了清末的管理条例，将八大胡同这一“红灯区”地处闹市的空间特征固定了下来。还有学者研究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妇救会，指出为了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保证抗战大业的顺利进行，华北地区的妇救会不断地进行探索与调试，最终的结果是革命让位于传统、性别让位于革命。[※注]

关于城乡社会生活的研究，著述同样十分丰富。有通论性的专著，如李长莉等人的《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着重呈现了社会生活受西潮、新潮与战争影响而出现的新变动、新景象，特别是那些代表中国社会接受和融入世界近代文明的新现象。还有许多专论某地社会生活的著作，如上海既有张生的《上海居，大不易：近代上海房荒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专门披露了上海自开埠以来，出现房荒的原因及一些社会组织的应对举措与结局，又有叶中强的《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王敏等人的《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宋钻友等人的《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以及葛涛、石冬旭等人的《具像的历史：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以上三书均为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等多部。这些论著除王敏等人勾勒的是近代上海城市的公共空间，反映了这座城市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殖民性与爱国性并存的特性外，顾名思义，其他各著呈现的是上海文人、工人的生活景象和有关照相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与价值观念的变化。北京则有程为坤著、杨可译的《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考察了20世纪初北京底层包括女手艺人、女佣、女乞丐、女演员以及其他女性劳动者在内的普通劳动女性的日常生活，认为城市女性成功地占领了公共空间，并运用这一空间来增加自己的机会和影响，但也为此让她们遭受到了歧视和压迫。还有杜丽红的《制度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探讨了20世纪初北京公共卫生制度演变及社会化过程的基本脉络与问题。而龙伟的《民国医事纠纷研究（1927—1949）》（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则考察了民国时期的医事纠纷，认为在近代卫生行政体制建立的时代背景之下，国家制度以及社会团体干预和影响着医患双方关系的互动。等等。

论文方面，有学者在满与汉、中与西、女性解放以及商业文化等因素的复杂互动中考察了旗袍是如何成为“民国范儿”的。[※注]有学者探讨华北及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女性英模的生成逻辑和组织机理，多角度地展示了女性英模的生活本相。有学者考察战时陕甘宁边区抗属的婚姻问题，指出抗属是边区乡村妇女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婚姻纠纷不但影响抗日将士的抗战信心，还将危及乡村社会的稳定。中国共产党既要遵循“婚姻自由”原则，又要保护抗日将士的利益，故而边区政府本着“拥军优抗”的宗旨，从法律实践、现实关怀及政治建构等方面塑造抗属生产建家、甘愿为革命丈夫无私奉献的模范形象，以此缓解抗属家庭矛盾、调节军政关系，并取得了良好社会效应。有学者考察了太行地区涉县乡村妇女的婚姻状态及其如何利用革命话语争取自我利益，展示了革命时期乡村妇女解放历程中的复杂面相。有学者考察根据地乡村女性多数缠足的状况及其婚姻实态，展现了战时华北偏远乡村女性身体解放的复杂篇章。[※注]另有学者考察日本占领区学生的赴日留学问题。战时的特殊背景与选派主体的特殊性使留日学生失去了战前的相对自由，而随着日本深陷中国战场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政府的一些政策严重影响了留日学生的专业学习，他们还与日本民众一样经历了饥饿、空袭、疏散甚至原子弹爆炸等灾难。有学者研究星期休息制度在近代中国的普及，指出不完全是民间习染和被动顺应的结果，而是国人多方面的理性认知和主动选择，其背后反映了近代中国保守与求新、民族主义和世界化、内地和大都市不同立场之间的对抗。有学者通过上海华人的剧场建筑，探讨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体制下城市公共空间演进过程中多元错综的利益折冲和政治博弈。还有学者研究以往学界少有人关注的抗战期间大后方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的生活状况，包括衣食住行以及娱乐、消遣等各个方面，分析了他们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生活差异的具体表现，以及生活贫困化对日后中国政治生态所造成的影响。[※注]

关于社会转型的研究，专著方面有：汪效驷的《江南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基于陈翰笙无锡调查的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考察了转型中的江南乡村社会的实态。黄鸿山的《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江南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揭示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运营实态和近代转型历程。王广义的《近代中国东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31）》（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考察了近代东北农村的政治控制，农民的生活，农业经济的发展，揭示了其近代化历程的演变。熊亚平的《铁路与华北乡村社会变迁（1880—1937）》（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考察了1880—1937年间的铁路与近代华北地区的工矿业起步、城乡市场重构、产业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动、市镇发展，认为铁路有力地推动了乡村经济由传统向近代的变迁。吴立保的《大学校长与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研究了大学校长在近代教育中的作用。毕苑的《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梳理了近代中国新式教科书的诞生、发展以及教科书编审制度的演变。左玉河的《中国近代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考察了中华传统文明在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及其重新建构过程中遭遇的困惑。认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不是儒家思想的复活，而是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不是全盘西化，而是中西文明的融合与沟通。夏邦的《黄旗下的悲歌：晚清法制变革的历史考察》（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反思了晚清的法制近代化变革及其最终失败的诸多因素，指出变革与失败的必然性。刘昕杰的《民法典如何实现：民国新繁县司法实践中的权利和习惯（1935—1949）》（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发现不同的传统民事权利在民法典颁布之后的基层司法实践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指出近代中国基层民事司法在远离国家政治权力的基层维持着地方社会关系的运行和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唐仕春的《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探讨了司法独立理念与共和观念、收回法权运动与政治分立、司法经费与人才，以及诉讼状况等因素在不同历史情境下形成不同的组合模式，推动或制约司法与行政的分立。丰箫的《权力与制衡：浙江省嘉兴地区乡镇自治研究（1945—1949）》（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考察了国家政权建设框架下的乡镇自治问题。余新忠的《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探讨了清代与防疫和城市环境卫生相关的问题及其历史变迁脉络。夏晓虹的《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探究了晚清知识精英将“国民常识”播植于女界的实践过程。等等。

论文方面，有学者研究晚清的西学“汇编”，认为“汇编”是对西学知识的二度创造，因此，解析其中关乎本土文化的调试与回应，正是审视中西文化之调试与回应的主旨所在。有学者考察20世纪前期广州社会纠纷的调控，指出政府与民间组织在纠纷应对中显示出了一定的互补性，但调解本身仍然呈现出无序化和多方博弈的特征。[※注]有学者研究民众教育问题，指出1928—1937年江苏省民众教育馆在协调与基层民众以及地方政府关系时颇能如鱼得水，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官方代理人和民间社会组织者的双重角色，疏通了已经淤塞的基层政治轨道。也有学者研究民国大学院校的招生问题，指出民国大学的招生“在看似开放、客观的表面下也暗含了诸如地域、知识和经济等多方面的要求或门槛。从教育本身的角度看，这些门槛体现了不同院校之间的境况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国考生的特定择校模式；从教育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看，这些门槛又造成了不同地域和家庭来源的学生教育获得的差异，使得大学招生在体现教育选拔功能的同时，更体现阶层流动意义上的教育分层功能，教育权利有成为教育特权之趋势”。[※注]有学者探讨“洋货流行”与消费风气转变的关系，指出晚清开口通商后“洋货”开始大批输入并逐渐流行，引起人们消费风气的演变，从被国人视为有害道德的炫耀性消费风气，到形成流行时尚性消费风气，直至洋货进入日常生活一般消费品领域，形成实用性消费风气。有学者探讨西医听诊器和听诊技术在晚清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过程，认为其对西医在近代中国立足起了重要作用。有学者分析了《申报》上关于中西医之争的社论，认为其医学观点与洋务思想相近。[※注]有学者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试过程，指出在文化转型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变化遵循着从“差序格局”到“文明之别”，再到“国家权力下行”的路径。有学者以河北省长垣县孔庙祭田纠葛案为例，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孔庙“庙产兴学”及其引发的纠纷，认为凸显了这时“庙产兴学”纷争中各方的复杂关系，以及“孔庙‘旧制’所维系的原有文化、权力秩序渐次为地方政府确立的新的文化、权力秩序所取代的复杂轨迹”。[※注]

关于社会习俗与民众信仰的研究，专著方面有：王歌雅的《中国近代的婚姻立法与婚俗改革》（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梳理了近代中国的婚姻立法由传统到现代、由家族本位向个人本位过渡的历程，并考察了国人婚俗改革的历程。盛美真的《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探讨了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变化趋势及其规律。孙顺华的《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揭示了异质文化间的传播规律。周东华的《民国浙江基督教教育研究：以“身份建构”与“本色之路”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论述了浙江基督教教育如何从晚清体制外的“外国人”转变为中国“国民”、从教会控制转变为受中国政府节制、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转变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有力促进者等问题。蓝希峰的《民国时期基督教社会服务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讨论了民国时期基督教的社会服务活动。范正义的《众神喧哗中的十字架：基督教与福建民间信仰共处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考察了清末民初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神祇信仰的冲突。王晓峰的《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宗教侵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论述了伪满时期日本在东北地区对基督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控制与利用。谢竹艳的《中国近代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办学活动研究（1892—194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13所基督教新教大学外籍校长在华的办学活动，指出其办学有两大特色，即科学和宗教并重，基督教与儒学兼容。等等。

论文方面，有学者梳理基督教传入东北朝鲜族社会的背景及其过程，分析了反日人士组织、利用基督教团体进行抗日革命斗争的基本情况。有学者考察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不缠足运动的关系。指出清末的不缠足运动与基督宗教的关系极为密切。其反对缠足的主张和实践给中国有识之士以深刻的启示，加速了西方文明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进程。有学者注意到近代中国基督教所办刊物《女铎》主张温和的女权主义，积极提倡妇女解放及女性权利。有学者从国家治理角度审视了晚清政府与基督教关系的演变，认为庚子之后官教双方合作治理寻求共识，才初步纾解了基督教问题的困局。[※注]有学者探讨1927—1937年间基督教在中国各地进行的乡村卫生建设活动，认为这些活动在西医传播与乡村改造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有学者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法租界当局与天主教会在上海难民救助中的角色与立场，认为二者的救援工作虽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但在客观上对难民起到了相当程度的保护作用。有学者论证了抗日战争时期内蒙古的天主教传教士及其领导下的天主教会积极为抗战服务的诸多贡献。有学者梳理了抗战初期中国基督教会的爱国救亡活动。有学者论证了近代来华农业传教士卓有成效地推进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注]有学者勾勒清末四川基层书院改设学堂的历程，揭示了清末俗与制、上与下、新与旧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学者考证了19世纪哲孟雄王与拉摩家族的联姻事件，以及驻藏大臣、噶厦政府在联姻中的作用。[※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