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大陆学者从未间断过对台湾史的研究。这期间的台湾史研究，除问世了张海鹏、陶文钊主编的全面记叙自古至20世纪末，并反映大陆台湾史研究最新成果的《台湾简史》（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和探究台湾道的设置、历任道台的治台政绩与特点的庄林丽的《清代台湾道、台湾道台与台湾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等专著外，还在台湾建省与治理、日据时期的殖民地史、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以及台湾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与两岸关系、日台关系、美台关系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

关于台湾建省与治理问题，有学者研究了台湾建省的过程，指出由于清朝经费短缺，自沈葆桢提议建省，到光绪十一年（1885）设台湾省，经历了十年的讨论与反复，暴露出督抚的因循与朝廷的无能。有学者论述了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海防思想与实践，指出刘铭传的台海防御观的三个层面，即台湾海防与东南海防、福建海防、台湾陆防的关系，认为其台海防御观是在列强入侵刺激下，立足台海，关照东南海疆的积极防御观，但限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与清朝的国力，并没有完全实施，也未能达成保卫台湾的战略目标。[※注]有学者探讨台湾东部“番地”的开发问题，认为长期用以隔绝汉“番”的土牛之界早已形同虚设，封禁内山已无可能，但由于清廷上层墨守成规，未能认识台地的新形势，延迟了内山“番地”的开发进程。有学者以清代台湾北部新港社群熟番地权演变过程为例，指出清政府熟番地权政策对于新港社群熟番经济生活的具体影响，表明在清代台湾土地开发过程中，熟番、汉人和地方官府已经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有学者探讨清中叶台湾三大区域型经济区的形成过程。[※注]有学者回顾了沈葆桢在“台湾事件”后的治台方略，认为必须要有全面的海洋发展战略。有学者论述淮军为抵御侵略、保卫及开发台湾所做的贡献。有学者考察清代台人参加乡试之事，指出清政府为安抚孤悬海外的台湾士子，在福建乡试的中举名额中特为台人设立了保障名额，并给予赴福建参加乡试的台湾士子以“官送”的待遇。这一对台优待办法增强了台人对科举考试的热情及对国家的向心力。[※注]

关于日据时期的殖民地史，有学者从学校课程设置与教科书角度，研究了这时的台湾初等教育，指出尊崇日本皇室、增强台湾人对日本的向心力、倾力普及日语是殖民当局初等教育政策的主轴，其致力于培养的是既能为殖民者创造剩余价值，又不妨害其统治地位的低级人才，并以将台湾人同化成日本台湾人作为最终目标。可见日据时期的台湾初等教育，诚然有比较大的发展，但终归是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服务的。有学者考察日本近代小学教科书中的“台湾故事”，指出有歌颂日本亲王在台湾为国献身的故事，也有贬低台湾少数民族，将其定位为野蛮族群的内容。这些“台湾故事”又以各种形式回溯到台湾社会，导致帝国时代的殖民话语渗入台湾人的集体历史记忆之中，迫使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和历史认知发生深刻变化。反映出国家权力通过教育在确立民族认同过程中的作用与方式。[※注]有学者比较日方提出的《马关条约》的三种文本，指出出让主权的前提在于拥有其主权。这恰恰证明日方高度承认中方对于台湾等地的主权拥有，也坐实了日方自1874年以来以“台湾属于生番之地，不属于中国”为由进行的屡次挑衅实属无理。有学者考察殖民统治初期台湾士人的政治认同和行为抉择，认为台湾士人政治认同的模糊性与行为抉择的多样性，与其在价值判断中重视利益、漠视道德伦理、混淆满汉矛盾与中日敌对关系有关，与部分赴台人士的不当言论也不无关系。有学者通过解读日裔台湾学者傅琪贻的著作，指出其所述血腥事实足以证明，武力征讨、掠夺、威胁、欺骗、屠杀、灭社，就是所谓“日本统治时期全面而深入的理番政策”的真相。还有学者指出日本殖民政府文化治理术的内在逻辑，是通过建立在统治权力之上的文化霸权，对台湾少数民族族群施行全方位的同化政策。[※注]

关于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专著方面，代表作有台湾学者邵铭煌的《台湾人民与抗日战争》（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和日裔台湾学者傅琪贻的《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原住民抗日历史研究——以北台湾泰雅族抗日运动为例》（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前者记述了林祖密、林正亨等志士戮力抗战为收复台湾而奋斗不懈的事迹。后者探讨了台湾少数民族的抗日史实，指出泰雅族为捍卫祖传的土地，对入侵者采取严厉的“出草”行为。躲藏“番地”的汉人抗日先驱与内山泰雅族合作继续抗日，但日方应用“以夷制夷”的分裂欺诈手段，再以“内地观光”的怀柔政策，让泰雅族人放弃武装，最终结束泰雅族武装抗日。论文方面，有学者考察刘永福领导的抗日保台斗争。论文方面，有学者探析台湾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还原了他们诸多抗日事实。有学者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同胞在福建的抗日活动。有学者探讨抗战时期台湾学生参与大陆抗战的情形。有学者考察抗战时期《申报》的舆论宣传，指出《马关条约》换约后，清廷上层对台湾问题集体失声，《申报》成为大陆支持台湾抗日的舆论中坚。[※注]

关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问题，专著有陈立文等人的《台湾光复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记述了从甲午战争到光复全过程中台湾殖民地的特性与变迁，既有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也有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还有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种种准备与过程，“二二八”事件的来龙去脉与台湾省政府的成立，以及文化发展、社会变迁等等内容。论文方面，有学者考察中国海军接收台澎地区的日本海军。[※注]有学者考察国民政府中央电台的对台广播工作，认为国民政府的对台宣传给人以大而无当、空而无物之感，未能成功进行民心“接收”的准备，是导致台湾光复后很快浮现种种危机的内在原因。有学者论证台湾光复的性质，认为台湾光复不是领土割让（cession），而是收复失地（regain of lost territory），是恢复历史性权利（restitution in the right），是对战败的侵略者进行制裁。[※注]有学者考察了蒋介石的复台规划及准备、提议组织三强会议、对日俘日侨及日产宽大处理三大举措，肯定其对光复台湾有一定历史贡献。[※注]有学者梳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涉台条约，并从国际法视角剖析台湾法律地位的演变，指出20世纪40年代签订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对台湾归还中国作了具有国际义务性质的认同和承诺，随着20世纪70年代美、日等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订约建交，台湾归属中国的法律地位得到进一步的确认。有学者分析了英国对中国战后处置计划中有关领土部分的关注，指出英国认识到收复台湾是国民政府的基本要求，但为求利益最大化，仍在不同场合不时抛出不同的论调，最后在美国的坚持下承认了中国为四强之一，并签署台湾光复的基础性文献《开罗宣言》。[※注]

关于台湾政治史，有学者考察了台湾光复初期的去殖民化历程，指出目前惯用的“去日本化/再中国化”的阐释框架，尚不足以界定或解释光复初期台湾面临的去殖民化难题，破除“国族魅影”的障眼法才是寻求台湾去殖民化的必经之路。[※注]有学者通过对蒋介石“复职”的梳理与研究，展现了1950年初台湾政治的基本状况，以及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进行政治斗争时的基本立场、心路历程与政治手段。有学者梳理国民党政权在退台初期“一岛两府”的特殊环境下，蒋介石与吴国桢、陈诚之间围绕省政府与“行政院”的人事、职权等问题的互动博弈。有学者探讨台湾地区军事审判制度的改革进程，认为军事审判权属性的嬗变为其改革进程的主线，随着“统帅权说”向“司法权限说”的演变，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注]有学者通过解读林献堂日记，指出“二二八”事件中台湾民众追求的主要是优良省治，呼吁的也是体制内改革，绝非当代“台独”分子所宣称的“台独运动之源泉”。有学者考察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国策”，指出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交恶，美国又始终反对蒋介石的武力“反攻”计划，蒋于是由“控苏”走向“联苏”，为其“反攻大陆”寻找新路径，但因国际局势的变化，其“联苏反攻”计划以失败告终。有学者分析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争论问题，指出台湾当局利用美苏阵营的尖锐对抗，以小搏大，竭力争取美国支持直接否决反对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的方案。然而，随着美苏阵营对抗的渐趋缓和，台湾当局只能越来越多地转向妥协与退让。[※注]有学者从国际法庭确立的“一般规则”的实践角度，考察了钓鱼岛的法律地位问题，认为历史文献记载及持续、适度有效的行政管辖，皆有力证明了钓鱼岛作为台湾附属岛屿这一史实。有学者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对钓鱼岛问题的言行，指出台湾当局在与美国、日本的交涉和斗争过程中，初步形成了关于钓鱼岛主权的论述。有学者考察了台湾当局自1970年7月钓鱼岛争端爆发，到1971年6月美国把钓鱼岛的行政权“交还”日本，与美国的多次交涉。指出交涉初期，台湾当局只主张对钓鱼岛的“正当权益”而非主权，后来随着局势的变化，尤其是来自海内外“保钓”运动的压力，转而要求美国在结束对琉球的管治后，直接将钓鱼岛交还台湾方面，但因安全和国际空间等方面严重仰赖于美国，台湾当局并无实力支撑其对美交涉，美国也并未认真对待，台湾当局的对美交涉终告失败。有学者考察了台湾当局与菲律宾和越南就“人道王国事件”及“克洛马事件”交涉的具体过程，指出台湾当局一方面以“外交抗议”“派舰巡逻”等方式应对菲律宾、越南对南海诸岛的野心，另一方面却因首重“反共”，反对菲、越的侵犯态度不够坚决，未能充分发挥其在捍卫南海主权中的作用。[※注]有学者研究“上海台湾反帝同盟”，认为它是由“上海台湾青年团”更名发展而来的台湾青年革命组织，存在时间虽短，却是两岸共产党人紧密合作的先驱。也有学者考察蒋介石父子招抚“台独大统领”廖文毅的始末。[※注]

关于台湾经济史，有学者研究晚清的帆船贸易，指出轮船进入台湾海峡航线后，传统大帆船贸易受到打击，但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很快又复苏了。有学者考察陈仪的治台财政政策，指出过分依赖统制经济，而又缺乏有效的政治力，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注]有学者研究光复初期台湾善后救济分署平价出售救济面粉问题，指出虽然存在一些纰漏与不足，但由于各方监管到位，并非如个别台湾学者所言存在严重的贪污舞弊行为，应给予相应的肯定。有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上首家土地专业银行——台湾土地银行在光复初期的创设及运营，指出地政学派的土地银行构想与现实之间存在落差，只有当国民党政权坚定了土改的决心以后，土地银行才能发挥其土地金融之义。[※注]有学者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档案等资料，研究国民党1949年撤台时携带的大量黄金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注]有学者梳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台湾地区推行的土地改革，指出与其说是经济政策，还不如说是冷战之初所发生的一项政治运动，目的是防止所谓“共产主义扩张”。另有学者探讨金门军政当局在特殊的战地环境下，何以要进行土改以及如何土改的问题，指出其动机与当时的财政经济困难有直接关系。这位学者还考察了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指出“‘殖民统治有益论’对殖民地经济的本质属性缺乏了解或视而不见，并在观察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的‘前因’时，仅关注历史的断裂，忽视历史的延续，而在讨论其‘后果’也就是对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时，又强调延续，淡化断裂，从而夸大了日据时期经济发展对台湾近代化的意义”。[※注]

关于台湾社会史，有学者探讨台湾的移民问题，认为历史上自西往东的单向度移民，在日据时期朝着多维方向移民的态势发展。随着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终结，移民群体又各归原位，重回起点。有学者研究抗战时期福建崇安县台籍民众的聚居与垦荒问题，指出国民政府为解决战时台籍民众的生计问题做出了努力。[※注]有学者考察中国政府接收、改造台北“帝国大学”的过程中中国人与日本人、“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关系，指出前后经历了从有“国界”、无“省界”，到“省界”显、“国界”隐的潜变。有学者研究光复初期台湾的教育视导制度，指出这一制度对台湾教育的重建与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考察台湾客家人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民间信仰，以及台湾客家民间信仰对大陆客家民间信仰的继承与发展等问题。[※注]有学者考察基督教在台湾少数民族中的传播问题，认为它的传播加快了原始社会的解体，亦造成少数民族在文化上的变迁，特别是由于传教士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造成台湾基督教长期分化的格局。有学者考察台湾少数民族的盘瓤神话问题，认为它属于治病型，源自大陆。有学者考察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佛教的快速发展问题，指出既是全球宗教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又展现出了鲜明的自身特色，是传统汉传佛教在全球化、现代化大背景下进行的现代转型和探索，并将对未来佛教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注]有学者考察战后台湾的族群认同问题，认为经历了“中国化”“乡土化”和“在地化”三个阶段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内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斗争以及省籍矛盾激化的情况，另一方面，这种转折又受到西方思潮的严重影响，是“边陲—核心结构”影响下的产物。[※注]

关于台湾思想文化史，有学者论述了20世纪20年代台湾左翼思潮的兴起、发展及其知识圈的建构与交流互动。有学者通过考察20世纪60年代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推进台湾社会“再中国化”方面的相关举措，分析其对台湾地区保存和传承中华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有学者研究战后台湾的自由主义思潮，指出其在当时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启蒙作用，也对日后台湾社会兴起的民主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注]有学者通过对光复后“台湾儒学”的三种基本形态——“官方儒学”“民间儒学”与“社会、生活层面的儒学”的梳理，揭示了它们在遏制“文化台独”、建构两岸共同文化认知体系过程中的作用。有学者考察许寿裳在台湾进行文化建设的前后思想变化，从一个侧面呈现了光复初期台湾文化重建的复杂历程。还有学者通过对许寿裳若干史实的考释，指出与其说文化重建是导致“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之一，还不如说是“二二八”事件打断了正常的文化重建工作的进程，并提醒以后研究台湾光复及相关历史问题时，要高度警惕历史悲情之下的过度诠释与史观错位。有学者考察了台湾日据时期推行日语，光复初期推行国语，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语”运动兴起和“国族认同”之间的关系。[※注]

关于战后的两岸关系，以及美台、日台等关系。在两岸关系方面，有学者考察1949—1950年中国共产党进攻台湾计划从提出到放弃的决策过程，认为在中苏关系、苏美关系、美台关系相互交错和影响的冷战格局中，武力攻台对中国大陆来说是个无法解开的死结。有学者对其中的苏联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苏联三次拒绝中国共产党的援助请求、支持朝鲜首先完成半岛统一，而使台海局势复杂化了。[※注]有学者探讨台湾当局内部围绕滞留缅境的国民党军队的去留问题所产生的歧见，指出蒋介石将其作为“反攻大陆”的重要力量，是他决意拖延撤军的原因，也是决定台湾当局因应缅甸控诉案决策走向的根本因素。[※注]

在美台关系方面，有学者研究1950年前后的美国对台政策，指出蒋介石曾设想创建一个地区性“反共军事联盟”来增强台湾地区、韩国和菲律宾的合作，但被美国政府暗中破坏，导致这一多边联盟胎死腹中。有学者探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台政策的确立与调整，指出美国对台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是国民党当局长期与大陆对峙的重要前提条件。有学者研究蒋介石对“五二四”事件的处理与考量，指出台美关系一直是蒋介石处理这一事件的主轴，尽管蒋介石为实现“反攻大陆”，决定“祸引”中国共产党，使之得以“完满”解决，但“五二四”事件的发生对美台关系也有创伤。[※注]

在日台关系等方面，有学者研究抗战后的中（台）美日关系，指出在谈判“日台和约”时，日本政府百般回避战争责任和赔偿义务，而台湾则处处让步。“日台和约”未宣布“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也未明确日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说明战后日本对华政策从一开始就隐含“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图谋。有学者考察美日台三方围绕奄美群岛“归还”一事的博弈，指出奄美群岛予日是战后日本逐步占据琉球的开端。有学者分析西德最终未与台湾“建交”的原因，并指出台湾当局的“建交”努力虽不成功，但推动了双方延续至今的非官方关系的发展。有学者考察中法建交过程中台湾当局的“外交”努力，指出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彼此在对方“外交”中的权重完全不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