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
八 相关专题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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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0 \ 上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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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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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性著作是一个学科基础理论和体系的代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当时期内，帝国主义侵华史构成了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其相对应的是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史。有学者指出，起源于西欧的近代国际体系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国际秩序之间发生过激烈冲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西双方都试着开始调整政策，中国逐渐加入近代国际体系，晚清官员在逐渐认知和接受西方国家的外交观念上存在一个渐进的过程。王立诚将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分为四个时期加以论述，即中西外交制度的冲突时期、试图沟通两种不同文化的洋务外交体制时期、积极适应现实的外交制度的改革时期和符合国际外交通例的外交体制形成时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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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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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 学者 条约 国民政府 外交理论 政策 学界 对华政策 租界 帝国主义 第二次鸦片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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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相关专题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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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史和澳门史研究。对香港史的研究很长时期内未受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表明了收回香港主权的立场，而英方则辩称《南京条约》是符合国际法的。这一争论为香港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中国学者开始重视香港史的研究。90年代初，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纷纷问世，如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19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华书局1994年版），余绳武、刘蜀永主编的《20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刘蜀永主编的《简明香港史》（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版）以及刘存宽的《香港史论丛》（香港麒麟书业公司1998年版）等。这些论著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割、租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的不平等性，指出它们是以暴力方式强加给中国的，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野蛮侵犯，从根本上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而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这些论著充分肯定香港华人对香港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将香港社会制度的发展、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及中英之间的外交谈判，如实地展现于世人面前。学者们还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香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影响。[※注]
同香港史研究相似，澳门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了较大发展。先后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主要有费成康的《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黄鸿钊的《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的澳门专号等。对于1887年前葡人窃据澳门，而中国政府仍保有主权的历史，学者们看法基本一致，但对1887年后澳门的地位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说是殖民地，认为中国由此对澳门失去了主权。[※注]有的认为是葡萄牙“永驻”的准殖民地。[※注]另有学者认为，葡萄牙虽然获得了永居权和管理权，却仍然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领土主权仍在中国手中。澳门是由葡国管理的一块特殊的中国领土。此后，中国历届政府开展了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长期斗争。[※注]21世纪以来，有学者对赫德与“澳门属地”“澳门地位”问题的关系进行探究，认为这是赫德以牺牲中国国家权益为代价，实现扩大自己权势和维护英国及列强在华权益的真实写照。[※注]
2.租界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租界史研究形成高潮，涌现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和专著。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袁继成的《近代中国租界史稿》（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年版），费成康的《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张洪祥的《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尚克强、刘海岩主编的《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些著作叙述了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租界、租借地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其客观影响，对租界的土地、法律和行政制度，租界的社会生活和租界文化等做了相当的研究，并介绍了中国收回租界和租借地的历史过程。
租界史研究中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对租界历史作用的评价。有人认为，租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据点，租界的设立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注]另一些人则认为，租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租界以其复杂的历史内容影响着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在中国近代历史运动中兼动力与阻力于一身。它既是侵害中国主权的“国中之国”，又以现代化的市政建设和市政管理对中国城市的建设和管理起着示范作用；它既是殖民地侵略的桥头堡，又是资本主义世界在封建主义中国的一块“飞地”，客观上具有扩散资本主义文化促进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功能。租界刺激了沿海沿江城市经济和民族工业的发展。[※注]
3.传教士的活动与作用。20世纪80年代之前，有关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非常薄弱。传教基本被看作是宗教侵华和文化侵略。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可称为内地全面研究传教士问题的拓荒性著作，资料丰富翔实，但该书未能超越文化侵略模式。顾长声于1985年出版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其观点则有所变化，对一些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过桥梁作用的传教士作了肯定的评价。80年代下半期以来，传教史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之一。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是近年较有影响的全面探讨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综合性著作。
多数学者认为，传教士的活动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展开的，他们既是西方殖民势力的一员，也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对其活动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评价都是片面的。传播西学并非传教士来华的初衷，但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在客观上起到积极作用，他们把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引入中国，对中国的教育、医药、新闻、出版等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注]在肯定传教士积极作用的同时，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还产生着逆向作用。传教士的知识水平、宗教和种族偏见以及功利目标限制了他们的视野，降低了其活动的进步性、科学性和应有的价值，甚至造成对中国现代化的误导。[※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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