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切入点，学术界大体接受了陈东原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观点，以不缠足运动和兴女学运动的兴起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起点。因为形体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思想解放则是妇女解放的关键所在。两项运动均肇始于戊戌时期。

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不缠足运动缺乏学术性研究，只有康同璧1957年发表过一篇回忆文章。1983年樊心的《近代妇女解放的先声：浅谈戊戌变法时期的不缠足运动》（《上海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重提不缠足运动。此后出现的一系列论述不缠足运动的文章，成为新时期妇女史研究热潮中一个醒目之点。文章研究的重点在晚清，内容涉及维新派倡导不缠足运动的运作过程、外国传教士在提倡不缠足运动中的宣传和示范作用，以及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提倡不缠足的意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不缠足运动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李凤飞、暴鸿昌的文章全面考察了缠足的地域、民族、阶层的分布情况，并分析了清代以来反对缠足的各种立场和视角，包括审美的、实用的、国家兴亡的、人道文明与卫生的、妇女解放的不同方面。[※注]有人从文化视角来透视不缠足运动的产生，认为“当一个社会或民族在经历文化变迁时作为其外在行为表现的风俗断无不变之理”[※注]。应当一提的是杨兴梅所撰《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一文。文中不同意史学界认为辛亥后缠足现象已成强弩之末，新文化运动期间“缠足陋俗出现了根除的趋势”[※注]的认识，提出，“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女性缠足现象远比过去所认知的更广泛”。文章对南京政府在禁止缠足方面所做的“积极持久的努力”给予肯定，并指出：“这是一次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以禁罚为重要手段的不缠足运动，说它是近代不缠足运动的高潮阶段，或不为过。”文章还强调，由于各级人员执行禁罚过程中常常违反民间风习，使得“此项政策的实施至少在方式方法上大有使人民不满之处”。另有一些文章从身体史或观念史的角度开展研究，如杨念群的《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对女子缠足由美变丑的历史进程的多元分析》（《北京档案史料》2001年第4期）、杨兴梅的《观念与社会：女子小脚的美丑与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等。

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影响重大，一直是研究中国近代妇女史的重点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黄新宪所著《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等专著，专门论述近代女子教育的文章已有90余篇。多数文章着重于中国女子教育的近代化及女子教育体制的建立，阎文芬的《中国女子教育的近代化历程、特点及启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一文提出近代女子教育的三个特点，即“复杂性”“多元性”及“女子教育总体发展上的落后性”。梁景和的文章揭示了近代女子教育发展的脉络，并对1907年清政府颁布的两个女学章程和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在近代女子教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分析。[※注]

教会女学问题，是研究的热点之一。1988年，章开沅、顾学禄等学者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合作，开创了中国教会大学研究，推出一批研究成果。崔运武的文章把教会女子教育分成了两个阶段：一是教会女校发展的初期阶段（1844—1860），二是教会女校的扩张时期（1860年至20世纪20年代）。前一阶段的特点是学校数量少、程度低，学生以贫民子女为主；后一阶段则已形成从小学到大学规格齐全的教育体系，学生向富家子女转向。文章肯定了教会女子教育在“提倡男女教育平等”、“以洋风移旧俗”、促进“中国女界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解放”方面的作用，但强调这“不是教会集团的初衷”。[※注]王奇生的文章研究了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历史演变与特点，认为教会女子大学开创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河，并在这一领域“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无论在创办时间、女学生人数、女生在全部学生中所占比例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同期的中国大学。因而“在第一代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过程中，教会大学扮演了十分重要的母体角色”。[※注]乔素玲认为，中国近代女学的创立与发展不仅受到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而且受日本影响很大，“从而使中国近代女学带有浓重的日本色彩”[※注]。朱峰于2002年出版了《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书，以金陵女子大学及华南女子大学为考察对象，全方位探讨了教会女子大学发展的坎坷历程。

女子留学问题也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已经出版的几部留学生史都比较多的涉及或以专门章节论述了女子留学。[※注]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1995年又有一部女子留学史专著出版。[※注]这些书介绍了早期的教会女子留学、清末女子留日热、民初女子留美热、“五四”时期女子留法勤工俭学热、20世纪20年代的女子留苏、抗战胜利后的女子留美趋向等一系列问题，介绍了不同时期政府的留学制度和政策，以及女留学生的生活和她们对社会的贡献。论文中，论及清末留日女留学生的较多，周一川的《清末留日学生中的女性》（《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与谢长法的《清末的留日女学生》（《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文章，详细考订女子留日的基本情况。郭常英与苏小环的文章探讨了清末女子留学的初始动因。蔡峰对民国时期女子留学的途径及留学专业领域进行了全面考察。[※注]

近代女子教育对于妇女运动及妇女生活的影响，本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宋瑞芝指出，戊戌时期的兴妇学运动“为妇女解放进行了思想启蒙”，辛亥时期女子教育的发展，“唤醒了妇女革命的自觉意识”，“五四”时期平民教育的兴起和大学开放女禁，使“妇女解放运动突破了知识女性的圈子，扩展到了工农大众之中”，从而“揭开了中国妇女真正觉醒时代的帷幕”[※注]。一些文章则强调，近代女子教育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妇女最早获取的权利；女子教育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妇女的整体素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女性的启蒙，应归功于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注]

早期的女子报刊，曾是对妇女进行启蒙教育的有效工具，也是向社会伸张女权的重要阵地。20世纪60年代初，新闻界曾就中国第一份女子报刊问题有过一场争论。当时，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和陈撷芬1902年创办的《女学报》都被视为中国第一份女报。1963年，潘天桢、杜继琨分别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第一份女子报刊是1898年上海桂墅里中国女学会创办的《女学报》，并介绍了该报宣传“男女平等，施教劝学”等内容和出版发行情况。[※注]但争论并未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20年以后，《女学报》重新受到妇女史学者的重视，80年代初，林虹发表了《中国第一份女报》，刘巨才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女报》[※注]，方汉奇等学者也纷纷著文，论证了与《女学报》相关的问题。研究的深入，使人们发现了维新派妇女以往鲜为人知的一系列活动，如创办女学会与女学报、参与创办女学堂等，了解了她们关于妇女解放的主张。这一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确定第一份女报的所属，而是涉及戊戌时期是否形成了妇女运动、中国妇女运动何时开端等重要问题。

近代女子报刊创办状况的研究也有进展。各种近代报刊史以及辛亥时期、“五四”时期的期刊介绍，都以专门章节介绍了不同时期的女子报刊。1990年出版的《北京妇女报刊考》（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对1949年以前北京出版的110种女子报刊，进行了评介。女子期刊的个案研究则涉及了不少著名妇女杂志，如《中国新女界杂志》《妇女杂志》《劳动与妇女》《妇女评论》《新妇女》《妇女声》《妇女周报》《女星》《妇女生活》《妇女之友》等。还涉及了一些有影响的大报的妇女专栏，如《大公报》的《妇女与家庭》、《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等。[※注]

女子报刊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周昭宜的《近代女子报刊的兴起及意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一文指出，女子报刊的兴起，不但“在中国报刊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性质和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了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喉舌”。而女性跻身于报刊活动，也“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虽然不是妇女刊物，但曾对妇女解放起过重要作用。张晓丽的《〈新青年〉的女权思想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一文指出，《新青年》的女权思想集近代妇女解放理论之大成，对中国妇女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表现的锋芒与锐气，不但当时使社会震惊，即使在今日也颇有启发意义”。应当指出，中国近代女子报刊总量很多，对妇女运动和妇女生活的影响极大，但迄今为止研究还很不够，蕴藏其中的丰富史料也未得到充分利用。

关于妇女团体。戊戌时期建立的“女学会”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妇女团体，这一论断已被多数学者所公认，只是由于资料欠缺还难以窥其全貌。近代妇女团体的研究，集中在团体的分类、活动内容与形式、社会影响等方面。多数论者根据妇女团体的倾向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种以振兴女权为目标，一种侧重于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还有一种以改良社会风习或举办慈善事业为主。妇女团体的出现，表明中国妇女开始以群体面貌参与社会生活，影响十分深远。张莲波的文章列举了辛亥时期的35个妇女团体，分析了这一时期妇女团体的特征，并指出，辛亥革命前出现的众多妇女团体，“为武昌起义后女权运动掀起高潮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注]。一些文章强调了早期妇女团体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和政治上软弱与幼稚的问题，还有一些文章对共爱会、中国妇人会等女子团体进行了个案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是女子团体发展最快的时期。黄晓瑜把这一时期的妇女组织分为如下几类：全面抗战爆发前自发组织的妇女抗日团体；统一战线建立后全国性的妇女抗日组织；各根据地的妇女联合会和妇女救国会。[※注]刘静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新成立的妇女组织简介》（《妇运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3期）一文估计，1940年前后国统区的妇女抗日组织大约有358个，其中影响最大的全国性组织有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等。并对这些组织的来龙去脉、内部组织、活动特点进行了评述。武锦莲的《抗战前期的〈妇指会〉及其活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一文强调了妇指会1938年改组后，虽然仍旧由宋美龄任指导长，但性质已发生变化，成为“国民党、共产党和无党派的妇女，站在平等地位”的统一战线组织，并在抗战和妇女参政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有一些文章介绍了妇女战地服务团等有影响的妇女团体的创建过程、活动情况与社会影响。[※注]日伪统治区的新民会的妇女会、“国防妇人会”和“全满妇人团体联合会”，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注]

如果说近代妇女团体的研究有了某些突破，主要是指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妇女组织的介绍和评价已比较真实和客观，不足之处则是研究中侧重于政治性妇女团体，女子职业团体、实业团体、学术团体、文化艺术与宗教性质团体涉及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