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其影响不仅在国内极为深远，而且在亚、非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有程度不等的传播。因此，6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国际性的重要史学分支之一。

回顾往昔，就中国内地辛亥革命史的编撰出版而言，可以说其初始与辛亥革命几乎同年，迄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了。

1949年以前，以中国革命史命名的辛亥革命史书，以苏生编写的《中国革命史》问世最早，是武昌起义后不久（即辛亥阴历九月）出版的。此后出版的与此同名或名称相近的史书共约15种，其中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郭孝成编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

最早以辛亥革命史命名的史书，据个人所见，是1912年6月刊行的渤海寿民编的《辛亥革命始末记》，该书实际上不过是并非十分完备的剪报辑录，时间从辛亥八月二十日到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其后贝华、高劳、郭真、左舜生等编写的《辛亥革命史》，大多出版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约10种，左氏等著作已渐有学术性。

范围有所扩大的是中华民国史之类书籍，其中出版最早且较有参考价值的，是曾任清末直隶谘议局议员和民初国会参议员的谷钟秀编的《中华民国开国史》，由泰东图书局于1914年刊行。以大事记体裁编辑成书的，最早则是上海有正书局于1912年出版的天笑生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以上两类书籍合计近20种。

至于有关孙中山的传记、年谱等书，1949年以前已出版四五十种之多，如果再加上各种文集、翰墨、资料、回忆录之类，更是不胜枚举。还有专门记述辛亥革命时期各个地区和各类事件、各种人物的史籍谱传，为数亦多，难以作比较完整的统计。

回顾早期辛亥革命史论著，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以前者大多属于史事记述，往往流于资料罗列，粗疏浅薄。由于作者政见不同，则又难免党同伐异，甚至歪曲史实。如1924年刊行的尚秉和的《辛壬春秋》，叙事虽尚条理明晰，间有为外界所罕知者，但字里行间则充满对革命的仇恨与攻讦。

及至30年代，国民党政府已经建立全国统治，辛亥革命史基本上被纳入国民党党史范畴，为蒋介石集团宣扬其正统观念服务。许多史书削足适履，掩饰涂改，以致往事面目全非。不过，40年代中期以后出版的若干著作，则具有较多参考价值。如老同盟会会员且曾任稽勋局局长的冯自由撰述的《革命逸史》（商务印书馆1945—1947年版）、国民党元老且曾任中山大学校长的邹鲁撰写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著名历史学者罗香林的学术专著《国父大学时代》（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等，或以资料搜罗丰富取胜，或以体例比较严谨见长，或则长期致力于若干史事的严密考订，均为当时及晚近历史学者所重视。但严格说起来，这些作者仍不免囿于党派成见，甚至带有某种官方色彩，从而限制了他们的学术成就。

对于辛亥革命史，马克思主义者历来给以高度重视。几乎从这次革命刚一爆发，列宁便对它和它的领导者给予很高的评价。20年代以后，毛泽东和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辛亥革命也有一系列精辟论述。只是由于革命战争的频繁紧迫，为种种客观条件限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辛亥革命史学术著作毕竟极少。1948年生活书店出版的黎澍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1954年修订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或许可以说是仅有的开创性成果。

总之，在1949年以前，除出版数量较多的有关辛亥革命史的文献资料外，对于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还很难令人满意。

第一节 初始阶段（1949—1966）

1949年以后，由于国家政权的更易，同时也由于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几位辛亥革命史研究者迁居港、台，内地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更形冷落，所以不能像太平天国史研究和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那样入选争鸣热烈的历史学“五朵金花”。

直到1956年，政府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毛泽东发表了闪耀着历史辩证法光辉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高度评价，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作了很多相关深刻论述。稍后，《民报》影印出版并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种的《辛亥革命》（共8册）的刊行，也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文章已发表200余篇之多。不过这个短暂的热潮并不足以说明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踏上学术的坦途，因为其中很多作品属于报刊纪念性文字，缺乏必要的研究基础。而且，由于“大跃进”、“教育革命”之类运动的干扰，1958年至1960年顿形冷落，两三年之间发表的有关孙中山的应景文章不过10篇左右。

1961年以后，由于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活动的促进，特别是“双百”方针重新得到贯彻，辛亥革命史研究又形活跃。在武昌举行的由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有吴玉章、范文澜等全国各地学者100余人参加，提交论文40余篇。这是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第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所以大家非常重视，讨论也非常热烈[※注]，初步呈现出实事求是和自由争论的良好风气。刘大年的《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陈旭麓的《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李文海的《辛亥革命与会党》、徐崙的《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章开沅的《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隗瀛涛的《四川保路运动》等文，都得到人们的好评。会后由中华书局出版《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收入会议内外论文32篇，近50万字，是1949年以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吴玉章《辛亥革命》一书，由于作者不仅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当事人，而且具有很高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他以娴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入地论述了辛亥革命的全过程，从而使此书的意义超越个人回忆录的范围，赢得了史学界的相当重视。此外，回忆录和各种文献资料的征集工作蔚然成风，也应当看作是这次纪念活动的重要成果。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6卷本（以后增补为8卷本）《辛亥革命回忆录》以及各省、市（还有一些县）有关单位编印的辛亥革命回忆录的资料选辑，还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的陆续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很有价值的素材。

从60年代初期的形势来看，辛亥革命史研究本来可以，也完全应该有一个较大的突破。但是由于大家都已熟知的“左”倾思潮的干扰，紧接着便是“十年动乱”，使刚刚活跃起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横遭摧残。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过去论述已多，本文无须重复。其实，就连在1949年至1966年这17年，历史学者实际可以比较认真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时间，充其量也不过四五个年头。因此，只能把“文化大革命”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看作初始阶段，不必太多苛求。

但是，这一阶段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毕竟出现了新的气象，并且与1949年前的旧史学区别开来。

1949年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单纯侧重于孤立的政治事件的叙述，并且有意无意地掩盖其阶级斗争的实质。1949年以后的研究，则强调了经济背景和阶级关系的探讨，并且把辛亥革命看作是清末社会主要矛盾激化的产物。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研究，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性格的研究，对于资产阶级内部阶层区分的研究，对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对于资产阶级与农民关系的研究，对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和政治团体阶级属性的研究……正是由于把握了阶级斗争这条线索，人们才有可能透过辛亥革命时期种种看来迷离混沌的历史现象，特别是透过各种矛盾交错的意向，来探讨各种阶级、阶层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活状况，从而逐步获得若干带规律性的真切理解。

1949年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往往侧重少数知名人士的个人活动，很少甚至没有涉及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比较注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行动，为矫正旧史学根深蒂固的流弊，许多学者为群众斗争资料的发掘和整理研究，付出十分辛勤的劳动。对于辛亥革命时期抗捐抗税斗争、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抢米风潮、反清起义、拒法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保路风潮和各地革命党人领导的反抗运动，乃至对新军、会党的专题研究等，都丰富了辛亥革命史的内容，并且有助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10月至1966年6月，中国大陆共出版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50余种，资料30余种，论文约500篇。通过10多年的艰难努力，辛亥革命史领域已形成一支虽然为数不多但却较为精干的研究队伍，为此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但毋庸讳言，1966年以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从总体上来说又是不够成熟的，而且还存在明显的局限。以已出版的书籍而言，大多是中小型知识读物，具有学术深度者甚少。已发表的论文有一部分颇具学术价值，但又偏重人物研究，特别是偏重少数革命领袖人物政治思想及其实践。这样的学术研究，自然很难从总体上取得较大的突破。

这些局限的存在，除了由于辛亥革命史研究本身既往发育不够和我们多数研究者还比较年轻以外，“左”的干扰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极“左”思潮在1958年的所谓“史学革命”中已经甚嚣尘上，60年代初曾有短暂收敛，而通过1964年所谓“李秀成评价问题”等讨论又复抬头，并且采取比过去更为偏激的方式，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完全混同起来。这种“左”倾幼稚病扩展的势头越来越大，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终于形成一种思想体系，即以“立足于批”为指导原则，以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为三根大棒的一整套禁锢辛亥革命史乃至世界上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史研究的枷锁。

正是这种极“左”思潮的泛滥，加上“四人帮”出于政治需要而拼凑的“儒法路线斗争”框架，把辛亥革命的历史歪曲得面目全非，正常的学术研究被迫完全中断。

第二节 复苏与崛起（1976—1990）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就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而言，辛亥革命史研究与太平天国史研究，是恢复较早而且发展较快的两个分支。由章开沅、林增平共同主编的多卷本《辛亥革命史》，早在1976年即已开始前期工作，1977年正式组建编写组，成员包括湖北、湖南、四川、贵州、河南等省学者。1978年底又成立了中南地区（包括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5个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这个学术团体虽然规模不大，但由于得到京、津、沪等地众多学者的关心与支持，所以能够对全国辛亥革命史研究起一定推动作用。1979年11月，该会与中山大学、广东省史学会在广州联合举办“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84篇，到会代表145人，其中有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地区学者4人，开中国大陆举办辛亥革命国际性学术会议之先声。会议开得热烈活泼，所以人们深情地称之为“春天里的第一只燕子”。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复苏，首先是得益于内地的开放与改革，但经由开放而初步认知的外在世界，却给我们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带来严峻的挑战。因为，正是在内地困顿于“十年浩劫”而无所作为的时候，北美、日本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却取得长足的进步，而在70年代后期竟成为国际史坛的热点之一，名家辈出，佳作纷呈，与史坛的多年沉寂形成鲜明对照。

但是这种挑战并没有使我们悲观失望，反而对我们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一是鞭策我们奋起努力改变落后状态，迎头赶上世界范围的学术发展潮流。二是从海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科际整合（或称多学科相互渗透）趋势中得到启发，我们在研究方法方面开始有所变化。三是中外学者之间通过日益频繁的交流，逐步增进了相互理解与合作，共同把辛亥革命史研究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正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并且提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新学风。历史学界和其他各种行业一样，人们备受压抑而又积蓄甚久的积极性，像埋藏在地下的丰饶泉水一样突然喷涌而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并没有花费很多精力去批判“四人帮”的“左”倾思潮与影射史学，因为那些凭借暂时威权横行史学界的浅薄而又荒谬的大杂烩实在不值一驳。我们倒是对自己过去的学术工作进行更为认真的反思，力图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切实的学术实践，寻求新的途径与进展。

进展是举世瞩目的。从80年代一开始，三种大型辛亥革命专著便相继出版。首先是上述章、林等五省学者集体编著的《辛亥革命史》（3册，共120万字），由人民出版社于1980—1981年出版；接着便是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1编（上、下两册），由中华书局于1981—1982年出版；还有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第1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这三部书虽然大多正式撰著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但一般都有10余年以上的个人或集体的研究积累，因此能够显示各自的功力与特色之所在。相较而言，《辛亥革命史》对社会环境，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资产阶级状况着力较多，对保路运动等群众斗争论述之详尽也为旧时著作所不及，对辛亥革命前后各个阶级、阶层、政派的状况及相互关系，也能再现当时广阔而复杂的社会图景。所以，日本学者誉之为通论性的皇皇巨著。李新主编之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长期集体研究的成果，有陆续编辑出版的大事记、人物传、资料丛刊作为坚实基础。其第1编虽然是作为中华民国史之背景撰述，但论述精练、结构严谨，首尾连贯，也可独立视为辛亥革命通论性专著。金、胡是合作已达20余年的老搭档，相互之间的默契补益堪称上乘，《辛亥革命史稿》一书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一主线论述尤为着力，对知识界和社会思潮均有系统介绍，运用报刊等新闻资料较多也为特色。同时，由于全书出版较为滞后，能够吸收更多新的成果，所以颇有后来居上之势。

除这三本通论性大型著作以外，“文化大革命”后出版的各种辛亥革命专著仍以历史人物的研究占多数，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末此类专著已近80种。其中孙中山研究仍居领先地位，《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孙中山论》（张磊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都是集体或个人长期勤奋工作的结晶，有关孙中山思想研究的专著多种，也有作者各自的独到见解与体系。对黄兴、秋瑾、宋教仁等革命人物的研究持续发展并逐步深入。其中毛注青所编《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资料翔实，态度严谨，颇得中外学者好评。

章太炎研究的进展更为显著，至80年代末已出有关专著6本。汤志钧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以及其他相关论著，如姜义华的《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唐文权、罗福惠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都是各具特色、具有长期积累的力作。对章太炎学术思想（包括哲学、佛学、史学、经学、诸子学、语言文字学）的深入探讨，丰富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内容，同时也促进了正在兴起的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史研究。

张謇研究在80年代中期的兴起也颇引人注目。60年代初有关张謇的讨论主要限于政治层面，而争论焦点则是他的阶级属性，大多谈不上有多少深入研究。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南通市和江苏省有关单位的重视，张謇研究蔚然成风，而且加强了与日本、北美、欧洲相关学者的交流。日本学者史实实证的谨严，西方学者视野的开阔与总体把握的准确，都给国内张謇研究以良好影响。1986年章开沅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版）的出版和1987年第一次张謇国际研讨会在南京的召开，标志着张謇研究进入学术规范的新阶段。《传稿》一书把张謇纳入社会群体转型研究，以及作者在其他论著中对社会环境、社会群体、社会心态研究的再三提倡，对辛亥革命史研究注入若干新鲜活力。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区域研究是总体研究不可缺少的前提与基础。80年代以来，许多省、市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辛亥武昌首义史》《辛亥革命在湖北》《辛亥革命在湖南》《贵州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河南》《辛亥革命在山西》《辛亥革命在浙江》《辛亥革命在新疆》等新著相继出版。这些著述尽管篇幅不等，但大多对20世纪初年各省社会状况、革命团体的宣传活动和武装斗争、新政府的建立及其特点等，作了比较细致的叙述与论析，既说明辛亥革命是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也展示革命在各地发展的特点与不平衡性，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增进了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理解。

在区域研究中，隗瀛涛的《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也为历经长期潜心研究的力作。此书对川汉铁路资本积累（如“租股”）的特点、四川地主阶级不同程度的向资本主义转化、同盟会在四川的政治作用等方面，都提出比较深刻的新见解。因此，此书并未限于事件全过程的如实叙述，在对辛亥革命历史的解释方面也给读者提供某些启发。此外，林家有的《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河南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则填补了此前辛亥革命研究的一大空白。作者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10余年，“文化大革命”后应邀担任《辛亥革命史》各册有关少数民族部分的撰著，然后又在此基础上综合写成此书。作者广搜博采，以丰富的内容论述了包括满族人民在内的少数民族反抗清王朝的英勇斗争，从而更为有力地说明辛亥革命并非汉满之间的种族斗争。

在这一时期，辛亥革命研究者还为大批重要文献资料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重要人物文集有《孙中山全集》（11卷本）以及《黄兴集》《宋教仁集》《章太炎集》《蔡松坡集》《秦力山集》《陈天华集》《宁调元集》以及由章开沅、唐文权主编的“辛亥前后人物文集丛书”（1989年以前已出雷铁崖、经元善、居正、吴禄贞等集）。重要档案文献有《临时政府公报》《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清末档案资料丛编》等。其他一些重要专题资料，如盛宣怀档案、张謇未刊函电的整理出版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案档案史料》《清末海军史料》《拒俄运动史料》《萍浏澧起义资料汇编》，以及各省、市有关辛亥革命的文史资料也陆续印行。《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等中译本也相继问世。《梁启超年谱长编》也获整理出版，《革命逸史》《武昌革命真史》等旧时重要著述与《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报刊则经影印或重印。这些重要资料的公开出版，为辛亥革命研究提供极大方便，并促进了某些新课题的开拓。

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的频繁召开，也是这一时期独具的特色。以国内会议而言，1949—1978年只在武昌举办过一次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而自1979年以后则连绵不绝。除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自己的年会（中南五省轮流举办，并邀请京、津、沪少数学者参加）外，有前面已经提及的1979年11月广州“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1980年11月的长沙“辛亥革命史学术讨论会”（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与湖南省历史学会联合举办），1981年8月上海的“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复旦大学举办，以辛亥革命为重点），1981年的长沙“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研究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与湖南省历史学会联合举办），1985年12月的昆明“护国起义70周年学术讨论会”（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等联合举办），1986年9月的武昌“两湖地区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暨辛亥革命75周年学术讨论会”（湖北省社联、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等主办）等。[※注]国际会议则有1981年武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社联主办），1984年广州“孙中山研究学术讨论会”（中山大学与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联合举办），1985年3月涿县“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孙中山研究学会主办），1986年11月中山“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孙中山研究学会主办），1986年6月杭州“纪念章太炎逝世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国史学会、浙江省政协等联合举办），1988年12月长沙“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湖南省政协、湖南省社联等联合举办）。

以上这些学术会议，分布各地，规模不等，主题各异，均有自己的特色，呈现出全国范围辛亥革命史研究一片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在这些会议中，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和孙中山研究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规模最大而且也最具水平。前者以“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为主题，与会学者有来自中国内地各省、市127人，来自美、加、日、英、法、澳等17个国家及中国香港地区44人。收到论文106篇，其中海外学者提交25篇。这是中国首次正式举办的研讨辛亥革命的国际会议，而由于各国知名研究者到会踊跃，也就成为一次名副其实的国际学术盛会。后者以“孙中山及其时代”为主题，与会者有来自中国内地学者109人，北美、欧、亚、澳等国和中国香港地区学者38人。收到论文76篇，其中海外学者提交30余篇。出席此次会议的海外知名学者又有所增加（如苏联的齐赫文斯基、美国的韦慕廷），内地学者则以中青年学者的崛起引人瞩目，而会议论文质量从总体来说又有明显提高。通过这两次盛会，不仅加强了与海外史学界的交流，而且充分显示了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以后10年间的迅速发展，人才之盛，成果之多，举世瞩目。即使是一些过去长期对我们持有偏见的海外学者，也不能不改变自己的错误看法。此外，“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规模虽然不大（共49人，其中有海外学者16人），但由于到会者大多是研究有素的资深学者，而且带有学术全面回顾与前瞻意义，这种交流更具有全面性和深层次性。

我们还不断应邀参加国外举办的有关辛亥革命的研讨会。比较重要的有1981年10月下旬在东京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这是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者第一次组团（团长为胡绳）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接着是1982年4月北美亚洲学会在芝加哥举行第34届年会，特地为中国举办辛亥革命研讨会，邀请海峡两岸学者参加。大陆方面由胡绳率团参加，台湾方面则由秦孝仪领队，双方都派出强大的学者阵容。这是海峡两岸历史学者首次正式讨论辛亥革命史，因而引起海外众多媒体的密切关注。1985年孙文研究会在东京和神户举办“孙中山研究日中国际学术讨论会”，1986年苏联科学院等在莫斯科举办“纪念伟大的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苏联的朋友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同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和亚洲学者协会分别在悉尼与新加坡举办“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讨会”，我们都曾组团或以个人身份应邀参加。此外，在这10余年间，中外辛亥革命研究者相互访问、讲学或合作研究也日渐增多，这更加大了交流的规模与深度。

对国外辛亥革命史佳作的译介，也是这个时期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杨慎之从70年代末开始，连续翻译了美国学者薛君度的《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0年版）、周锡瑞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1982年版）和韦慕廷的《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孙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都是西方影响较大的力作，而且译风严谨，文笔典雅而忠实原意，起了良好的先导作用。丘权政、符致兴翻译的史扶邻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在研究方法和资料信息方面都增添了人们对海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关注。此外，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等单位先后编印《辛亥革命研究会通讯》《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之类不定期出版物，经常刊登对于海外有关论著的译文和评介，并及时介绍海外学者对中国辛亥革命史论著与学术会议的评论。及至80年代中期以后，中外学术交流渠道畅通，海外辛亥革命史书刊除通过国书进出口公司购阅外，还有中外学者之间的随时馈赠，这些都是前此未曾有过的优越条件。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主客观积极因素的不断增长，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呈现空前的繁荣。仅就论文数量而言，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75篇，1980年176篇，1981年1224篇，1982年593篇，1983年432篇，1984年398篇，1985年420篇，1986年614篇，1987年672篇，1988年368篇，1989年350篇，总计为5300篇左右，为1949—1978年的10倍。[※注]

问题不仅在于论文数量增长的迅猛，而且还在于许多论文体现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在理论、方法以及资料发掘方面的改进与革新。下面择其要者略作介绍。

第一，在这5000多篇论文中，孙中山研究虽然仍占20%左右很大的比重，但已加强对过去所忽视的孙中山思想许多层面的探索，特别是对其人格、心理、领袖品质、文化结构的深入剖析。同时，对孙中山以外的其他人物，特别是对历史上曾经反对过孙中山的人物，也加强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而对革命团体的研究也扩展到兴中会、同盟会以外的众多社团（包括立宪团体与立宪运动），并且大多力求作客观、公正的论述，这样就打破了长期存在的“孙中山中心”的陈旧框架，消除了正统主义史观的束缚。

第二，有关政治史、武装革命史、群众斗争史的文章，虽然仍有相当大的数量，但对经济、文化、教育、中外关系、风俗习惯、妇女状况等方面的研究已有明显增强。由于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以及人们对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日益关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也成为辛亥革命研究中的热点之一。社会思潮的研究已从过去专注于以三民主义为主旋律的民族民主潮流，扩展到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早期社会主义的研究，逐渐加深了对于辛亥革命时期思想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性的认识。

第三，辛亥革命的性质长期以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为唯一依据，80年代以后，人们才发现海内外历史学者的论析差异甚大，甚至相互对立。概略区分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资产阶级革命说（以中国大陆学者和若干日本学者为代表），二是全民革命说（以中国台湾学者为代表），三是社会精英或绅士运动说（以西方学者为代表）。前两种论者都肯定这是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革命，但革命主要动力则有资产阶级与全体民众之分；第三种意见强调新式社会精英的崛起和主导作用，甚至否定辛亥革命是一次社会革命。改革开放为中外学者、海峡两岸学者提供了直接对话的机会，不同观点的碰撞与论战不仅无可避免，而且对促进学术发展来说更是非常必要。正是通过不断的讨论与争辩，海内外学者加强了相互的沟通与理解。虽然在论点方面仍多存异，但在理论概念、研究方法和资料运用等方面，逐渐发现了相异产生的缘由。这样对话便有了沟通的基础，并进而排除既往成见，日渐收相互切磋补益之效，这可以看作是辛亥革命史国际学术交流的成功之处。

第四，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论战，促进了早期资产阶级的研究。1981年武昌会议曾以此为主题，并出现了中外学者之间的激烈争论。会后，加拿大著名华裔学者陈志让教授为增进中外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亲自把提交会议的5篇中国学者论文一丝不苟地译成英文，在美国《中国历史研究》杂志上作为专辑发表[※注]，为西方学者直接了解中国学者的观点、方法与史实依据提供了方便。其间，1982年4月在芝加哥会议上还出现过“张（玉法）章（开沅）之争”，即全民革命说与资产阶级革命说正面交锋。由于会上受到时间限制未能畅所欲言，加以会后许多台湾报刊攻讦性的歪曲报道，笔者便及时撰写《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长文，在《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上发表，全面说明资产阶级革命说的大量史实依据与理论、方法的具体运用，使香港、台湾地区学者能够在较高的层次上直接了解我们的学术见解。经过这些争论与相互沟通，不少海外学者逐渐减少了对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的学术偏见（甚至政治偏见），转而以比较客观友好的态度与我们进行学术交流乃至某些合作研究。早在80年代初，以王德昭、吴伦霓霞等为代表的香港辛亥革命研究者即已开始与内地学者频繁交流，及至80年代中期，以蒋永敬、张朋园、张玉法等为代表的阵容更盛的台湾辛亥革命研究群体，也逐步加强了对大陆的关注与交流。海峡两岸三地辛亥革命研究者的友好合作，使辛亥革命史研究呈现更为繁荣发达的态势。

第三节 持续发展（1991—1999）

毋庸讳言，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势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出现明显下降趋势，这从上述历史论文数量统计即可看出。主要原因有四：一是文化史研究热和现代化研究，吸引了部分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分散了他们的精力；二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度（所谓“学术高原”），如想进一步发展与重大突破，需要有一段时间的重新积累与探索；三是学者生活的清贫和其他的社会原因，驱使有些中青年学者往其他行业谋求发展；四是经费困难直接影响了相关论著、资料和学术刊物的及时出版。但情况并非完全令人悲观，下降趋势中仍然隐藏着不少积极因素：

第一，有些从80年代开始的大型学术工作仍在继续，如广东方面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共3卷，155万字，中华书局1991年版）和金冲及、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稿》第2、3、4卷（全书共150余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齐），还有章开沅、林增平等受中华书局委托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续编》（约300万字，以中、英、法、日档案为主，已编好但因经费问题未能及时出版）。章开沅主编的“辛亥人物文集丛书”，在90年代出版了桑兵、唐文权编的《戴季陶集》（100万字）、饶怀民的《刘揆一集》与虞和平的《周学熙集》。武汉学者集体编写的《辛亥革命辞典》（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的问世，亦为辛亥革命史研究重大成果之一。

第二，章开沅在1984年即已提出辛亥革命史研究必须“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注]，80年代后期情况正是悄悄地朝这个方面发展。历史从纵向而言是一个前后连续的运动过程，从横向来看则是一个完整的多层面的社会结构乃至国际结构。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不应孤立地就事论事，而必须放在历史过程中与社会系统内加以探讨，这样才会拥有广阔的研究空间与持续的学术生命。80年代中期以后，一批勤奋耕耘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者的“转向”，实际上是正在或将要把辛亥革命史研究引入一个新的境界。例如，素以研究章太炎见长的汤志钧，其新著《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版），就体现了这种延伸与会通。这本书不仅是作者对于近代经学多年研究的总结，而且也从学术与政治关系的侧面，使人们增进了对于辛亥革命与章太炎等历史人物的理解。章开沅、罗福惠等从80年代中期开始转向文化思想史与中国近代化研究，并编辑出版“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但他们并没有完全离开辛亥革命史研究，而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把辛亥革命史研究引入文化史和现代化比较研究的道路，使之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与更为深层的思考。

第三，作为这种延伸与会通更为明显的收获，是商会史与社会群体史研究的兴起。1982年章开沅在芝加哥会议上即已明确指出，商会档案是研究中国资产阶级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资料，曾引起海内外许多学者的重视。此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现改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苏州市档案馆，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都投入大量人力，分别编辑出版了《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17万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和《天津商会档案汇编》（上、下卷，187万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与此相呼应的，则是海内外以中国商会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逐渐增多，大型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与商会史研究会的成立。商会史研究不仅有助于阐析清末民初资产阶级的实际状况、角色与作用，而且也为正在热烈讨论之中的“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重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视野。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各种社会群体研究的开展，如绅商群体、商人社团、学生群体、督抚群体、出版人群体，乃至日本的大陆浪人群体，等等。而作为此类研究结集的便是社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近代官绅商学研究”，项目的主持者和参与者希望借此不仅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开辟一块新的耕耘之地，而且还为解读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一把新的钥匙。

第四，辛亥革命史研究队伍的世代更新正常进行。20世纪最后10多年，全球各地都出现了史坛世代更新现象，即令是辛亥革命史这个小小的领域也不例外。早在80年代中期，特别是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一代意气风发的年轻学者群体崛起。进入90年代以后，无论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研讨会、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还是在各种学术交流场合和重要论著的撰述方面，都可以看到中、新生代学者逐步取代长者原先的重要地位。这些新起学术骨干，大多在“文化大革命”后接受过系统的研究生教育，有较好的专业基础与方法训练，而且通过学术交流在理论与方法方面都有所创新，并且拥有比过去更多的资料与信息来源。他们的学位论文一般都经过长期积累与严格锤炼，因而大多能在某个侧面有所突破与创新，甚至为开辟新领域奠定初始的基础。其中，如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朱英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桑兵的《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台湾稻乡出版社1991年版）、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赵军的《辛亥革命与大陆浪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何建明的《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邱捷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都是具有不同程度开创性的奠基之作。正是由于涌现了这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而且还有不少年长者仍在坚持研究工作，所以辛亥革命史研究才能在相当艰难的情况下持续发展。

第四节 新世纪之初的深化（2000—2009）

辛亥革命史研究经过中国几代学者半个多世纪的开掘、积淀与传承，取得系列标志性成果，跃升为具有国际性影响力的分支学科。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成为“显学”之时，也逐渐进入学术研究的“平台期”，新史料的发掘、新论点的提出、固有思维模式的突破，均面临挑战。幸运的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在2000—2009年仍然能在较高的学术平台上在若干方面有一定推进。其动因：

一是固有的以辛亥革命史研究见长的学术团队与个人，仍以此为使命，坚忍执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推出《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章开沅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001年又推出系列成果：章开沅和田彤《张謇与近代社会》、马敏《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精神观念研究》、朱英《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严昌洪和许小青《癸卯年万岁——1903年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罗福惠《辛亥革命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均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05年，章开沅、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从政治思想演变、民族国家认同、政党政治、制度建设、政权建设、宪政思想、外交方面，较为完整系统地勾勒出辛亥革命与中国政局的关系，彰显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该所还继续出版“辛亥人物文集丛书”《宗仰上人集》（沈潜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张难先文集》（严昌洪、张铭玉等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武汉出版社2001年出版辛亥革命研究专家皮明庥专著《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继续编刊《辛亥革命史丛刊》《辛亥革命研究动态》。中山大学出版社当年刊行该校历史系“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丛书，主要包括桑兵《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段云章《孙中山对国内情势的审视》、李吉奎《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周兴樑《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林家有《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同人结集出版《辛亥革命与中国民主进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俞辛焞《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汪林茂《浙江辛亥革命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胡国枢《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杭州出版社2002年版）、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吴剑杰《张之洞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林家有等《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也是精细之作。

值得欣慰的是，辛亥革命史论域仍然是博士论文的选题。以“辛亥革命”为题的论文即有《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霍修勇，湖南师范大学，2002年）、《近代湖南资本主义发展与辛亥革命》（陈曦，湖南师范大学，2002年）、《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研究》（常书红，北京师范大学，2003年）、《江苏辛亥革命研究》（王佩良，湖南师范大学，2004年）、《辛亥革命时期的政党观念》（闻丽，复旦大学，2006年）、《辛亥革命与城市空间》（瞿骏，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

二是辛亥革命系列学术纪念活动推动相关议题的持续讨论。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2001年10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国内外学者提交论文102篇，就辛亥时期的政局与政治集团、革命运动与起义、人物、中华民族认同、辛亥革命与国际社会、工商业活动、国家与社会、思想与文化、辛亥革命研究学术史等论题展开讨论。[※注]这是21世纪对辛亥革命研究的首次检阅。在此前后，一些省市相继召开各类级别学术会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等联合举办“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南开大学召开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辛亥革命总体评价、天津与辛亥革命相关论题、辛亥革命对民初社会影响等方面展开讨论。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等发起主办“辛亥革命、孙中山与廿一世纪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题包括历史评价、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迁、华侨与对外关系。广东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举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等单位承办的“辛亥革命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学术讨论会，收到论文94篇，以“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变迁”、“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与祖国统一大业”、“辛亥人物与时俱进品格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为论题。[※注]

2004年，中山大学与广东革命博物馆联合举行“孙中山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安徽师范大学与安徽大学等举办“辛亥革命与长江中下游暨中国同盟会岳王会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除探讨同盟会、岳王会等团体外，还注重辛亥革命前后安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动的考察。[※注]

三是相关学术研究涉及辛亥革命史。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于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分别召开“近代中国社会群体与经济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中国道路：历史的探索与比较”、“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和“近代中国社会群体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2005年、2006年、2007年召开“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西学与清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联合主办）、“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学术研讨会。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晚清政治史研究室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联合发起，由国家清史委员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7家共同主办首届“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与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于2009年9月联合召开“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历次会议均有参会者以辛亥革命前后史实为论题。2000年、2006年、2009年由中国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第三、第四、第五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对张謇与晚清政局均有探讨。

四是清史工程提供出版平台。清史工程自2002年8月启动，邀集千余素有专功之学者集体攻关，同时注重基础研究，成立文献组、档案组、编译组、研究丛刊编委会、出版组，专款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编译丛刊”、“研究丛刊”四大系列图书，至2006年底，共出版4类丛刊40种380册。另有图录丛刊5种5册，清史论著目录2种2册，清史译丛5种5册。[※注]其中，与辛亥革命史相关的文献、研究成果得以相继面世。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恽毓鼎澄斋日记》（史晓风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8卷（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苏州商团档案汇编》2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与苏州市档案馆合编，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版）、《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18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清宫热河档案》18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园林局合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清代中南海档案》30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全国缩微复印中心2004年版）、《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40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之洞全集》12卷（赵德馨主编，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奉天三十年（1883—1913）》（英国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孔祥吉、村田雄二郎著，巴蜀书社2004年版）、《张謇——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虞和平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五是西方分析框架的“中国化”。“国家—社会”模式对近十几年来史学影响甚为深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马敏、朱英等一些学者并未纠缠于该分析框架的内涵之争，而是着力于实证研究。在此影响下，大量相关研究都自觉不自觉地以此框架切入辛亥革命史相关研究，换言之，该分析框架已“内化”为学者的思维取向。关注清末新政的学者及邱捷、郭钦、李明、刘增合、王笛、李德英、许纪霖、程美宝、马向远等，均努力总结出有别于西方“国家—社会”两元对立的中国特征，探寻近代“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表征与实质。[※注]其中，像大众传媒、学会与学校而自成“公共领域”的论断，很好地接继商会研究的思路。桑兵从史实中爬梳出的“中等社会的自觉”为此分析模式提供疏证。[※注]

世纪之初对原有研究的深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史实考订。譬如，光绪死因之谜。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时年38岁的光绪帝崩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机缘巧合，光绪病危之时，慈禧病入膏肓，不到24小时，二十二日未刻（15日下午1点到3点之间）慈禧再毙。因戊戌维新，母子生变在先，光绪之死，中外便有传闻、揣测与评论，或谓慈禧加害，或谓李莲英相逼，或谓袁世凯谋杀，扑朔迷离。史学界对此考辨也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论文、书籍分别多达百篇、几十部之多，多根据脉案、药方，趋于认为光绪之死实为病患长期恶化结果，并非为慈禧所害，纯属自然死亡，两者相继而毙仅为巧合。[※注]在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支持下，“清光绪帝死因”课题组历时5年，运用多种科学检测手段，推论光绪系砒霜中毒死亡[※注]，并由清史编纂委员会于2008年11月将结论公之于众。当然，如果能将光绪死期与慈禧之身体状况、死因、死期一并探明，将能进一步坐实慈禧毒毙光绪之论。不论光绪如何而死，或被何人所害，仅光绪之死的各种传言，足以反映晚清帝后矛盾、君臣矛盾、群臣矛盾及动荡的政朝。

第二，文献整理与编辑。《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按文献类别分为8卷，计510万字，其中包括时人文集、人物年谱、传记、日记，浙江、江苏、吉林、云南四省档案，新加坡《中兴日报》《南洋总汇新报》选载，法国陆军部与外交部、日本外务省、英国外交部文献等稀见大量未刊文献。重要历史人物近臣日记，如恽毓鼎官起居注，王锡彤系袁世凯1909年后的幕僚，其《恽毓鼎澄斋日记》、《抑斋自述》（郑永福、吕美颐点注，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公开发行，为观察晚清、民初政局，评价光绪帝、袁世凯提供绝佳视角。《李鸿章全集》39卷（顾廷龙、戴逸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在吴汝纶《李文忠公全书》基础上，增加散佚北京、上海、安徽等地所藏文献，其中近三分之二系首次公开的史料。

第三，研究范式与辛亥革命的评价标准。不同的范式取决于不同的价值取向。革命与现代化两种范式各有拥趸，牵涉对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总体评价。两种范式在2006年初发生一次典型意义的冲突。袁伟时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2006年1月11日），反对义和团式的盲目爱国心态与情绪，提醒国人反思义和团式的“革命”，呼吁“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主张将中国近代的“革命”放在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加以考量。现代化范式对辛亥革命史直接冲击，是否定辛亥革命的史实，过分渲染清末新政之功，甚至认为革命打断了新政所开启的近代化的进程。袁伟时认为辛亥革命“建树不多”，但承认“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肯定“辛亥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起点”；强调“辛亥革命前夕的清王朝，正在向立宪政体转化；而号称民国的政府大都是专制政权”，“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政府比后来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府更容易向民主、法治体制过渡”[※注]。张海鹏著文《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再论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2006年3月1日），回应袁文的示例的错误，强调史学研究不能脱离史实与历史场景，指出革命是历史的主题，也是现代化的前提。他坚持主张兼采两种范式所长：“用‘革命史范式’撰写中国近代史，局限于革命史的视角，可能对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注意不够。如果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反过来，如果不注意‘革命史范式’的主导，纯粹以‘现代化范式’分析、撰写中国近代史，就可能改铸、改写中国近代史。”[※注]

评价辛亥革命虽然曾经历过由革命史观到现代化史观的转变过程，但主流评价仍主张客观对待历史。郭世佑在《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内在联系及其他》（《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中指出，革命与新政是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因果关系，互相提供历史条件；同时强调财政匮乏、政治威权与治理能力衰弱，注定新政与王朝统治失败；革命成功也非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单方面努力的结果，即“1911年的反满大合唱就是在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主观条件还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出现的”。张海鹏、李细珠所著《中国近代通史》第5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也持此一观点。

第四，辛亥革命的性质。辛亥革命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与其主体、动力、目标与结果紧密相关。辛亥革命既有的“资产阶级革命”论断，已为学界同人所质疑。张宪文从革命动力、支持者与奋斗目标分析，指出“不应将辛亥革命完全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并且否定辛亥革命失败说，认为辛亥革命完成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任务，“至于当时深刻存在的更为复杂的社会改造任务，绝非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或革命党人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不必过分苛求革命先行者们。[※注]

与之相似，郭世佑提出：“就辛亥革命的实质或性质而言，与其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还不如说是以反满为主题的国内民族革命与变君主政体为民主政体的政治革命的有机结合。”其立论根据：（1）“节制资本”的孙中山是否代表资产阶级有待释证；（2）孙中山等革命领袖认同平等、人权者甚少；（3）革命实际上是否有利于资产阶级参政需考订，如以同盟会骨干为主体的临时参议院1912年通过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中有若干条款不利于广大资本家参与民国政权；（4）如果承认“新政”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同时认为辛亥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那么，辛亥革命的革命性与必要性在哪里？这几点是对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立论的全面思考。[※注]

朱宗震以革命直接后果、革命成败评判辛亥革命，认为革命后社会基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从理论指导上说，辛亥革命是国民革命”，“但事实上，辛亥革命的实践，根本达不到国民革命，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水平”。 辛亥革命的“本体”，“仍然是一个王朝更替的运动，但它在方向上，开始了建立现代国家的最初步的也因此是最粗放的探索”。[※注]

丁友文等人总结已有研究，认为首先必须厘清“资产阶级”概念。如果从服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广义层面理解，孙中山等人具有资产阶级属性；如果将“资产阶级”限定为商业与产业资本家，相对同期君主立宪运动来说，反清革命则缺乏这样的阶级基础。他们指出，革命派的阶级属性与革命运动的阶级属性当属既联系又区别的概念。“如果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仅要说明革命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所代表的阶级是资产阶级，还要说明作为被代表者广大资本家们是如何积极响应和参与这场革命斗争的……尽管孙中山等人在长期的准备和发动过程中也曾得到部分资本家的热情支持，但毕竟是少数，还缺乏应有的代表性。孙中山等人主要不是靠这一阶级基础的支持，而是靠自身长期斗争迎来反清高潮。只是当反清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时，成批的资本家们才姗姗来迟地靠拢革命队伍。”他们强调：“一是革命党人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他们的思想和纲领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和纲领，他们的阶级属性是资产阶级。二是作为资产阶级主体和实体的资本家对辛亥革命从头到尾都支持得不够，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显得十分薄弱。”其次，丁友文等认为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纲领，不利于调动资本家的革命积极性。因此，断言孙中山代表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断言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是缺乏说服力的。[※注]

第五，清末新政研究成为史学、政治学与法学界共有论题，成果较为集中。代表性成果有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刘伟《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细珠和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5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其中，有关宪政、法制改革比重较大。如马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赵晓华《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高旺《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卞修全《立宪思潮与清末法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尤志安《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沈晓敏《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谘议局和省议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周松青《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陈煜《清末新政中的修订法律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上述研究多突出反映学者既承认新政与革命同时衍生、互动的史实，又认同将新政纳入政治革命范畴的价值取向。

第五节 回顾与前瞻

斗转星移，60年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经过多少风风雨雨，曲折坎坷，辛亥革命史研究从小到大，从低到高，从弱到强，终于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其学气之旺，人才之盛，持续之久，均已为海内外史学界所认知。其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由于：

一是政府与社会的关心与支持。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诞辰每10年分别举办一次大型学术盛会，两者之间正好相距5年。学术研究与体育运动相似，都需要多种形式与不同层次的激励机制，而5年的周期大体与史学研究的进展节奏相适应。但学者在争取政府与社会支持时，必须注意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品格与自身规范，不可自行混同于政治宣传或所谓“为经济演戏搭台”。辛亥革命史研究之所以能够日益提升学术品位并赢得海外学者的广泛好评，正是由于在这方面已经逐步形成优良传统。

二是注意对年轻学者的培养与扶植。学位制度的恢复，为选拔和培养较高层次的辛亥革命研究人员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青年研究者全国学术会议先后召开，并且邀集资深学者认真评选优秀论文和总结其得失，是激励年轻学人加速成长的有效方法。人们可以看到，现今活跃在辛亥革命研究前沿的学术骨干，很多都是当年青年研究会议的参与者与获奖者，当然我们在这些新生力量的身上也不难发现老一辈学者的心血与良好影响。此外，在社会上不拘一格地识拔与扶掖新人参与学术活动，也是辛亥革命研究队伍日渐壮大的原因之一。

三是得益于国际学术交流的不断加强。“文化大革命”以后，辛亥革命史研究较早接受外国资深学者来华进修（如1978年美国高慕柯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所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也较早应邀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如章开沅、萧致治1979年先后到美国、日本讲学与访问），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经过近40年的频繁交往，我们与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及北美、西欧若干重要研究机构已经建立比较稳定的交流关系，人员与资料的流通持久不辍。特别是一些国际知名学者（如日本的野泽丰、岛田虔次，美国的韦慕廷、周锡瑞，法国的白吉尔、巴斯蒂，韩国的闵斗基等），与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这种学术纽带已逐步向中、新生代延伸。把世界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入中国，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向世界，不断增强的国际化乃是推进辛亥革命研究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回顾辛亥革命研究发展历史，是为了继续推展其研究。近年来，严昌洪与马敏[※注]、郭世佑[※注]、张艳华与章慕荣[※注]、李玉[※注]、崔志海[※注]、杜继东[※注]、李细珠[※注]、郭绍敏[※注]等人在总结学术前沿的基础上，均提出有价值的思考。或主张厘清辛亥革命、民权主义内涵，或主张走向地方史，或主张加强与世界各国政治革命或改革的比较，或主张实证研究。其中，主张将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建议引起广泛兴趣，并得到认同。茅海建指出，政治史重“变”，社会史着力描述的却是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不变”（指变化不大，或某些变化只是表象而非实质）；强调两者都存在仅以若干地区、民众为观察点而不能全面反映史实之失；主张将两种研究融为一体，希望在弄清以下诸如此类的问题后再行探讨中国社会因素对政治革命的制约力：“中国社会变了没有？”“哪些变了，哪些没有变？”“变化的那一部分究竟是一种表象的，还是一种实质的变化？”如此，才可能既探寻政治革命的西方资源，又可阐明社会结构与生活中的中国元素，真正把握近代中国的“变”与“不变”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与近代中国的整体走向。[※注]如此，有关辛亥革命的功绩、成败的争论，有关辛亥革命究竟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革命的争议，或许归于更为客观的评断。这是深入探讨辛亥革命史应该遵循的研究路径。当然，由于“政治”是社会生活的核心与主轴，有必要矫正过于强调所谓“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思维。这也是杨念群重提“政治史”研究的关键所在。[※注]

那么，如何加强政治史与社会史的互动研究？辛亥革命无疑是中国政治的“断裂”，然而，这一政治“断裂”是否也是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结构整体裂解、失序与满汉关系紧张的结果？所谓革命派与立宪派同属西方宪政范畴，学理上并无根本冲突，其区别应该是社会地位与社会身份的霄壤之别，那么，决定两派之间争斗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索的问题。

其次，应加强宏观思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加州学派，善于从区域入手，到较为宏观层面的推理，再到中外之间的比较与归纳，参验西方经验，凸显中国特征。由于中国社会各地区发展不平衡，革命进程与社会变革的不平衡，应该在继续加强各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各地革命加以比较，探究共性与个性；继续将辛亥革命与法、英革命加以比较，“复原”与合理解释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史学研究离不开“小问题”的考辨、释疑，但要警惕将“小”问题上升为“大”问题而导致“假问题”，将无足轻重的史实虚化为“历史大事”。我们可以思考这样几个问题：（1）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观动机与目标，从部分地区（如东南地区）以绅商为主体的特征而论，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从实际参与者而论，从更多地区对革命大潮的因应而论，辛亥革命又是一场全民革命。如果考虑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有示范与先导作用，如果考虑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是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标识，代表社会主流“话语”，那么，是否能以发达地区资产阶级革命性涵盖落后地区？（2）革命派到底代表谁的利益？谁是革命的阶级基础？（3）依照“中等社会”的分析，资产阶级革命派作为一种新型社会集团，是否能离开其资本主义经济母体（资本家）而独立存在？（4）海外华侨的社会分层与内地资产阶级的政治属性。（5）辛亥革命与20世纪。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中，将21世纪前的权力异动归之于暴力（政府）、资本与知识三重因素的角力，我们能否借鉴此模式深化中国主题？总之，我们需要不断提出新的辛亥革命史的解释框架。史学研究固然不是建构历史框架，但缺少理论探讨的研究则是苍白的。

再次，应在多维视野中诠释辛亥革命史。现代化、革命史、文化（器物—制度—观念形态）等范式均在不同时期深化着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分别产生一批有代表性的论著与论断，然而正如每种模式有其优长一样，每种模式均有其先天单一视角的缺陷。严诫以某种解说方式否定另一种解说模式的武断思维，片面拘执某一解说模式。有学者指出，现代化模式与它所批判的革命史叙事一样，“讲究抛弃细节，专讲历史趋势与走向，‘人’在这种宏观研究中消失了”[※注]。从宏观立论，史学是人学，约略包括形而上的宗教、哲学、思想与形而下的社会构成、体制、经济基础等基本面相，而将形上与形下扭结一体的则是人及其复杂的社会关系。辛亥革命史研究应该以“人”为主体，多链条地既揭示社会走向又展现“人”的活动。任何一种模式的解说，均非整个史实的表达。

同样，以文化视角观察历史，也可能产生有悖常理的结论。以文化视角立论，我们必须注意不同政派、社会阶层对文化因子的相同的认识，并不等同于政派、社会阶层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更不等同于它们之间的政治宽容与包容；反之亦然。勿刻意异中求同或同中求异，而远离似同实异或似异实同的史实。如果以此展示文化、思想复杂性则可，如果以此为由虚构史实则非。

最后，应“去熟悉化”，打破惯有思维定式。为什么外国学者常能在我们视为“常识”处推绎出独到见解？一方面应该是他有自己的解说工具与知识背景，但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缘于他们对中国的“陌生”而不放弃对任何问题的溯源释解。比如，在满汉关系的释解方面，美国德州大学的路康乐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他并未将满人或满族作为一个既定概念探析辛亥革命时期的满汉关系，而是循“族群”（既是“种族”，也是由于文化、经济、社会、语言及政治等因素形成的人群间的区隔）演化，考察“满”作为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指出早期满汉并非族类或政治地位，而是包括汉人在内的职业之别；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国家概念传入后，“满”开始从一种职业身份转化为族群及与之相应的有政治地位之别的“满人”；强调革命派普遍使用“满人”，官方则用“旗人”代之。[※注]路康乐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谁是满，谁是汉？”及满汉轸域的设问。当然，我们更想进一步了解满族以外民众对“满族”的称谓及其内在价值判断。路氏正是把我们“熟悉”的语词当作“陌生”话语加以深究而出新意。究其实质，路康乐的思路就是西方“语义”分析法，这种方法已经并正在为中国学者所采纳。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中国学者完成“去熟悉化”，从而不带或少带主观预设思考问题。

革命派领袖人物的研究同样需要“去熟悉化”，应将人物“回归”历史时态考察，而非“贴标签”，即全面描述历史人物的发展与成长历程。领袖人物研究已多，但不乏脱离历史时空的苛责论断。其实，即使是孙中山，同样起于“草莽”，而非天生伟人，同时，伟人也非“完人”；研究者不应以先验的“伟人”即“完人”心态美化孙中山。细密梳理领袖人物及其社会关系，分析其思想心路，应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与此相应，我们也不能以西方成熟的政党模式绳墨中国革命政党，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衡量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60年是成果丰硕的60年。辛亥革命的功绩并不限于“第一枪”，更重要的是迈出民主政治的“第一步”。辛亥革命所确立的民主共和国与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以法治国、人民治国）直到今天仍然是社会进步的尺度与目标。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自我期许的学者推出华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