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仅有的以中华民族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期间，在政府与人民、各政治派别、各民族、国内人民与海外同胞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表现出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日本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国家和人民遭受的损失比近代以来任何一次外敌入侵所造成的损失都要惨重。战争结束后，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很大改变，并最后促成中国近代历史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告结束。抗日战争史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日战争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本章择要选取几个问题，简介如下。

第一节 战时国共关系

中国抗日战争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国共两党合作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同时，国共两党关系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和各自力量的消长而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对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有关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论述，仅见于中共党史著作和革命史著作之中。这些著述所反映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历史认识相当一致，并无学术观点上的差异。撮其要，主要有以下几点：（1）共产党历经“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策略变化，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从而导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2）国民党停止“剿共”政策，外部是共产党与人民的压力，内部是由于日本的侵略而激化的亲英美派集团与亲日派集团之间的矛盾；（3）国共产党一直存在着“抗日、团结、进步”与“妥协、分裂、倒退”之间的斗争；（4）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发展人民力量的原则，国民党也一直没有停止反共活动；（5）抗日战争后期，围绕战后中国政权的性质问题，国共两党的斗争日益激化，终于导致战后两党分裂。以上观点的理论依据和史料依据，主要是毛泽东著作和公开的中共党史史料。这些观点构成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研究的基本框架，明显地把共产党的革命策略放在了首位，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一面。

1980年，邓小平提出“我们和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联系到他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展望，应该说他对抗日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历史是持肯定态度的。随着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开始的抗日战争史研究热潮的出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引起人们的关注，到1990年为止，明显形成了一个研究国共合作史的高潮。几年时间，涉及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研究的学术论文，发表百篇以上，并连续出版了几部国共合作史著作。这些著述与以往的研究明显不同，主要是利用了更多的史料。如未曾公开的《中共中央文件汇编》《毛泽东著作汇编》以及中共中央档案馆和全国政协保管的史料等。比较突出的基于史料发掘而形成的研究成果，可以西安事变研究为例，李海文的《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接触和谈判的历史过程》（《文献和研究》第7—8期）以及李坤的《略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史研究》1985年第8期），即利用中共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档案及其他中共党史资料，第一次披露了国共两党在1936年秘密接触的一些细节，使人们对两党谈判始末在史实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其后，杨奎松《关于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又对前述文章进行了补订，基本上弄清了双方谈判的人物、联络渠道、谈判经过与时间、谈判内容与双方条件等。另外，其他相关课题研究成果也对国共关系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如在中美关系研究中，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和牛军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利用《美国外交文件》《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和中共中央文件，对抗日战争后期美国调处国共矛盾的原因、经过及失败的结局，做了比较翔实的描述。

然而，1980年后10年间的研究，主要成绩还仅在于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局面，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究其原因，除档案开放尚不充分以外，学者比较热衷于强调国共两党合作的一面，却往往忽略了两党冲突的一面，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虽然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主要强调国共两党斗争的一面形成极大反差，也说明研究中存在一个相同的方法问题。

90年代以后，有更多的史料被发掘出来，国共关系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如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对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谈判期间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同时对若干问题的具体细节进行了考证，纠正了过去研究中的缺失。该书的重要观点是：在延安会谈中，是共产党影响了张学良，而不是张学良影响了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之前，张也一度抱着反蒋态度，预备联苏、联共实现西北大联合，自成局面，与蒋翻脸并不惜动武。针对该书引据刘鼎所言张曾在1936年表示“一二月内定有变动”，有人提出这个变动并非预谋政变[※注]。另外，还有人对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对蒋态度的变化进行了研究，认为共产党的“和平方针”是在12月17日周恩来到西安之后才提出的，之前，共产党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审蒋”和“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注]。而关于共产党态度的转变，有人提出张闻天起到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注]。也有人注意到国共两党以外人物对西安事变产生的影响，如罗健的《西安事变前后的黎天才》（《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该文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展现了一位几乎被人们淡忘却在西安事变中确实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作者依据两岸公开的史料和黎天才、罗章龙、吴成方等人的未刊文稿，论述了前共产党人、“中央非常委员会”重要成员黎天才在西安事变前后对张学良产生的重要影响，认为张的“兵谏”与黎的影响有关，而张对黎也特别倚重，事变后的张杨“八项通电”，即由黎起草并最后完成，而张护送蒋回南京，黎也是知情人。另外，文章还披露了黎与共产党北方特科和“北方非委”的关系，以及黎与罗章龙在西安事变前的秘密联络等情况。这些，为人们研究西安事变，提供了应该特别引起重视的线索。与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相关，关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间中国政局变化的研究，以往多以蒋介石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研究中心，荣维木的《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政局》（《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从另外的视角提出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间中国政局的特性是：分裂的现实与统一的趋向并存。关于分裂问题，他认为仅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来分析是不全面的，还必须具体分析国共两党之间、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利害关系，而各种反蒋口号的提出，首先是与这种利害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与抗日联系在一起的。关于统一问题，他认为西安事变只是一个结果，而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除了共产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外，日本利用和制造中国分裂以扩大侵略的阴谋的败露、美英苏从不同方面对中国施加影响与压力、国内舆情的影响与压力，等等，也是造成这个结果的重要原因。

除西安事变研究外，其他研究的水平也有明显提升。如马仲廉的《国共两党军队协同作战之典型一役——忻口战役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开了国共两党军事合作战例研究的先例。又如习五一的《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杨奎松的《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策略变动》（《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和《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与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李良志的《皖南事变前夕中央对委员长估计的失误》（《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4期），汤宇兵的《1939年秋—1940年夏国民党的南调命令及其影响》（《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邓野的《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金冲及的《抗战后期中国政局的重要动向——论1944年大后方人心巨变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增刊）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审视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见解。另外，这一时期涉及国共关系史的学术著作也出版了多种，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李良志的《渡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杨奎松的《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毛磊和范小芳主编的《国共两党谈判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黄修荣的《国共关系七十年》（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田克勤的《国共关系论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王功安等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概论》（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黄修荣的《国共关系史》（共三册）（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等。尽管这些著述难免还存在着不同的缺陷，但它们毕竟把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节 敌后战场

敌后战场一般也称“解放区战场”，后一种称谓来源于中共七大时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虽然已有学者提出国民党军队也曾活动于敌后战场，但这种观点还很难为多数人所接受。而从军事战略角度看，敌后战场当指日军正面推进线之后方的抗日战场。这里不对敌后战场作概念上的界定，仅按一般习惯，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场视为敌后战场，对其研究状况做一评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敌后战场的研究是抗日战争研究的一个重头戏。甚至可以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内地的抗日战争研究实际上就是敌后战场的研究。因此，与抗日战争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这个方面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关注，著述也比较丰富。除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和革命史著述都涉及敌后战场方面的内容外，研究专著也出版不少，如叶蠖生的《人民的胜利》（工人出版社1956年版）、吴天骥的《平型关大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河北省军区政治部编写的《冀中抗日战争简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齐武的《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出版发行的《八路军一二○师及晋绥根据地战史》《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根据地战史》《晋察冀军区战史》《山东军区战史》《冀热辽军区战史》《新四军战史》，等等。这些著作除述及具体战役战斗和根据地建设方面有所不同外，在基本研究观点方面是一致的，即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它抗击了日军多数和几乎全部伪军，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决定作用；敌后战场坚持全面抗战路线，采取游击战略，实行人民战争；敌后战场包括对日、伪、顽的斗争；人民抗日力量在敌后战场不断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结束后建立新中国积蓄了革命力量，等等。应当说，这些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比较强调共产党独立自主的政策及其与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斗争，对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关系以及两个战场之间的战略战役配合，则研究得不够充分。另外，受政治因素影响，对一些人物和事件也不能予以客观评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敌后战场的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后30年的研究成果大大超过前30年的数量和水平。

在史料方面，出版的文献史料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内有５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件），还有中共党、政、军高层人物如毛、刘、周、朱、邓、任、彭、徐、叶、陈、粟等人的选集、军事文集，以及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山西新军、东江纵队等军队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史料丛书。回忆录史料主要有军队将帅如彭德怀、聂荣臻、徐向前、杨成武、陈再道、肖克、杨得志、黄克诚、许世友等人的回忆录以及各文史资料所载相关口碑。另外，一些人物年谱和传记，也是敌后战场研究可资利用的史料。

这一时期出版的研究专著主要有王淇主编的《砥柱中流——抗战中的解放区战场》、刘家国的《浴血奋战——抗日英雄八路军》、田玄的《铁军纵横——华中抗战的新四军》、乐思平的《鏖战华北——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均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王辅一的《新四军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以及抗日部队战史和敌后根据地史多种。其他抗日战争通史类的著作中，敌后战场研究也占有很大比例。如比较常见的张宪文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樊吉厚、李茂盛、岳谦厚的《华北抗日战争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秀鑫、郭德宏主编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何理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萧一平、郭德宏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均以大量笔墨论述了敌后战场。近年出版的这一时期关于敌后战场研究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在500篇以上，内容涉及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敌后战场的战略方针、敌后战场的作用和历史地位、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关系、战役和人物的分析评价，等等。这些研究与以往的不同可以概括为：范围渐宽、认识渐深、争鸣渐多。

关于敌后战场的战略方针问题，过去一般认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或“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是在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上提出的。现有人提出这个战略方针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早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上即已提出。[※注]也有人不同意，认为1937年７月，共产党的战略方针仍然是为着南京政府战略部署的需要而以正规战为主，直到召开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游击战战略方针才为全党接受，而在此前，中共党内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注]关于共产党从内战到抗战的军事战略转变，过去的研究比较侧重毛泽东在其中起的作用，而徐波、沈卫则提出：“中国红军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性转变，自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抗战初期，历时两年有余，涉及诸多复杂问题。在这一巨大转变的过程中，时任中共总负责人的张闻天运筹主持，率领中共领袖集团及时提出转变任务，调整军事机制，把握军事发展方向，抉择合宜方略，并为日益迫切的大规模民族战争确立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斟酌原则和理论，对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实现做出了重大贡献。”[※注]与此问题相关的是中国抗日战争有无总的战略方针问题，过去认为国民党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只有“速胜论”，现在则一般都承认持久战略是国共两党和全国大多数人的共识。当然，共产党的持久战略与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到底有多大差别，现在尚有不同意见。

关于敌后战场形成的时间问题，过去一般都根据毛泽东的说法，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现有人提出，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只有一个战场，即国民党正面战场，而中国分为两个战场的最早时间只能在1938年以后[※注]。这种看法主要立足于敌后战场战略作用的表现方面，即抗日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战场的独立战略作用才比较明显地发挥出来。这里涉及一个中国抗日战争主战场的问题，刘庭华的《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具体分析了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正面战场战役的规模、作战效果、战绩及其对共产党的政策，认为1938年至1940年，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是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过渡的阶段，还不是完全的相持阶段。日军的军事进攻重点仍然放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整体作战还比较积极努力。关于敌后战场产生的原因，有人提出：（1）抗战开始时即已确定的国共两党的分割指挥；（2）战局的演变及国共两党对战地的不同选择；（3）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共军队不能在正面进行正规战，而只能在敌后进行游击战。[※注]

关于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关系，过去由于对正面战场的贬斥，很少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现在多数人认为，两个战场之间有着互相依存、互相协同、互相配合的关系，缺少哪个战场，中国抗战都无法坚持。有人总结：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是在总的持久战方针的指导下的整体战争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既有战略上的配合，也有战役战斗上的配合，抗战前期是战役战斗的配合；中、后期则是战略上的配合[※注]。还有文章对两个战场相互配合的具体史实进行了阐述。

关于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意见分歧较大。有人明确提出：“在中国战场上，对日作战的主要战线就是正面战场。”[※注]这些人主要是从日军侵华战略和中国抗日的作战规模方面考察问题，认为即使是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也没有完全放弃正面进攻，在正面战场发生过多次重大战役，其规模远远超出敌后战场。持不同意见者则认为，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战场的积极作战成为延缓日军正面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日军的主要作战目标被迫转向推进线的后方，因此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日的主战场。而敌后战场的作用也不能以作战规模的大小而论，而应看实际效果。有人统计，在８年抗战中，日军伤亡133万人，其中有52万人是在敌后战场被歼的，占全部被歼人数的40%；如以作战军队的人数比例来看，敌后战场军队人均歼敌数是正面战场军队人均歼敌数的2倍。[※注]

关于敌后战场有无战略反攻阶段，有两种对立的意见。否定者认为，实施战略反攻的重要条件是在敌我力量对比中我方大体取得优势。而在事实上，直到日本投降前不久，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状况并无改变，因此也就不存在战略反攻，而只有战役战斗的进攻。而日本投降后敌后战场的大规模反攻作战，实际上是国共两党之间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不能算是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注]肯定者则认为，敌我力量对比中的强弱不是绝对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从1943年后的形势来看，日本在世界范围与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力量对比已经处于劣势，后来即使是在中国战场，日军的优势也是相对的，在一些地区中国已经取得了局部的优势，因此，中国实施战略反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注]

一些学者还对具体的战役战斗进行了研究。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关于百团大战的研究。在彭德怀冤案形成至昭雪的过程中，对百团大战先后出现过全盘否定到“失大于得”、“得失各半”、“得大于失”等不同认识，现在则出现全盘肯定的趋向。如有人认为，百团大战并不存在“引火烧身”的问题，无论有无百团大战，日军在“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下都要对华北实行“扫荡”，而百团大战前形成了八路军扩军高潮，军、政、民组织在战役中得到了巩固和提高，抗日官兵在作战中得到了锻炼，这些恰恰为后来战胜严重困难奠定了基础。[※注]又如丁则勤提出：“建国以来许多版本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以及中国现代史教材或专著，采取把百团大战和治安强化运动分开的写法，把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治安强化运动的背景，这样的写法是值得商榷的。”他认为：“在百团大战前夕，华北日军并非任何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得到，但主要是由于对中共力量认识的不足，完全未做准备，因而遭到了大规模的突然袭击，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百团大战之后，受到强烈打击的日军“加深了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反共政策：一度加强在华北的兵力；制定‘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加强对中共的情报工作；加强伪政权与武装；制造封锁墙和千里无人区；利用伪新民会宣传反共，开展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和对华北各根据地空前规模的残酷‘扫荡’”。“这对中国抗战局面和中共政策的制订均发生了重要影响。”[※注]其他如对平型关战斗歼敌人数的考证、对皖南事变发生原因的分析等，也有新的研究。

第三节 正面战场

所谓正面战场，是指在日军侵华推进线上中日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它主要位于中日两国正面军事对峙的大中城市附近、交通点线两侧和其他战略要地。由于在这个战场作战的中国军队主要是国民党的军队，因此一般也称其为国民党正面战场。它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抗日战场。

新中国成立以后，海峡两岸严重政治对立，不能不影响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的认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与台湾国民党当局极力贬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陆在强调共产党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领导者的同时，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对日作战历史也采取了淡化的态度。因此，从50年代开始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针之前，史学界对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研究是很不充分的。在一些关于抗日战争的著述中，大多强调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军队的溃败，仅对一些官兵的英勇抗战稍有肯定。

80年代以后，尤其是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出现抗日主战场的争论以后，对于正面战场的研究开始热起来。首先是史料出版，文献史料有荣孟源、孙彩霞编辑的《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选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扩大重编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等；专题史料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辑的《卢沟桥事变与平津抗战》（1985年印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八一三抗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武汉市档案馆等编辑的《武汉抗战史料选编》（1985年印行）等。口碑史料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包括七七事变、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原抗战、晋绥抗战、湖南会战、闽浙赣抗战、粤桂黔滇抗战、远征印缅抗战等数种）。另外，台湾地区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抗日御侮》《革命文献》等史料也经常被研究者利用。与80年代以前相比，可资研究者利用的史料丰富多了。

关于正面战场的通论性著作有郭雄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005年再版）、陈小功的《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张宪文主编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马振犊的《血染的辉煌——抗日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郭汝瑰和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关于具体战役个案研究的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后陆续出版的《炮火下的觉醒——卢沟桥事变》（荣维木）、《大捷——台儿庄战役实录》（林治波、赵国璋）、《兵火奇观——武汉保卫战》（敖文蔚）、《铁血远征——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田玄）。还有罗玉明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等。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主张把七七事变以前的局部抗战也划归正面战场的研究范围，因为义勇军、抗联、察哈尔同盟军的抗战并非由国民党领导指挥，而“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虽然由国民党直接领导和指挥，但在日本尚未实行全面侵华战略和国民党尚未实行全面抗日战略的情况下，这些战役还不具备正面攻防的战略意义。

对正面战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有无抗日战略准备。80年代以前，一致认为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以前一直坚持对外妥协、对内“剿共”的方针，直到七七事变并无抗日战略准备。此后则有了意见分歧，有的坚持认为“在抗战前的长时期内，国民党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抗战几乎没有做任何战争准备。”[※注]有的则认为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民党即已着手抗日的准备工作，如划分国防区并制订和实施修筑国防工事计划，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对军队实力、战略资源、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补给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寻求解决办法，着手对军队进行整编、进行军事演习，等等[※注]。黄道炫《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通过对“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提出、抵抗与妥协的关系、“安内”的内涵、“安内”的方式以及“攘外”与“安内”之间重心的变化等问题的分析，认为蒋介石提出的这一方针，“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有不得已的隐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是当时内外交困局面下，国民党和蒋介石应付时局的一种无奈的抉择”。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提出蒋介石因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总是尽可能避免决战，并且力图以‘和平’作为推迟战争的手段……一方面对日忍让、妥协，一方面则广结盟国，调整政策，安定内部，建设‘国防据点’，经营西南根据地，准备抗战”。对于蒋介石此时所进行的“剿共”战争，该文提出这是在为“准备抗战”而“经营西南根据地”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以‘剿共’为抗日之掩护”的措施。

二是关于国民党的战略方针问题。过去仅强调国民党片面抗战，对其战略方针并无研究。现在则一般认为国民党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消耗战”，它的基本内容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有人提出，早在1932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就写明对日“长期抵抗”，不久蒋介石更明确提出：“长期的抗战，愈能持久，愈是有利。”直至1937年８月国防会议，正式提出了“持久消耗战”战略方针。关于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与共产党的“持久战”的异同，现在尚有争论。认为不同者强调，两个战略的指导路线有本质区别，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的“持久消耗战”只能是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因而是消极的战略；认为相同者则强调，两个战略所依据的是同一客观条件，想要达到的战略目的也是一致的，因而它们“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原则区别”，并且这正是两党军事合作的基础。[※注]还有人对国共两党战略的异同进行了具体分析。[※注]

三是国民党是否开展过敌后游击战。有人提出国民党为了实现持久消耗的战略目的，也曾提出过抗日游击战的方针。关于这一方针的形成时间有这样几种意见：（1）1938年底的南岳军事会议提出“正面阵地防御战转变为敌后游击战”[※注]；（2）1937年冬由白崇禧在武汉军事会议提出，蒋介石采取并通令实施[※注]；（3）国民党制订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时就提出了“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其后方”[※注]；（4）1935年蒋百里即已提出在将来的抗日战争中“开展广泛的游击战”[※注]。持上述观点者一般都肯定国民党实施过游击战。还有人研究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实施问题，如罗玉明认为：“从游击战来看，设立了冀察、鲁苏两个游击区，配置了12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约20万兵力，另外在第一、第五、第九、第三战区设立了7个游击区，配置了大量国民党正规部队，总计国民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兵力约在50万人以上。这些游击化了的正规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极大地威胁着日军的后方基地和补给线。”[※注]也有人对共产党游击战和国民党游击战进行过比较研究。如杨奎松的《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提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游击战问题上都进行过尝试和努力。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主要带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性质，是一种正规战的辅助战法。共产党的游击战则具有独立自主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双方敌后作战的最大区别，一是战法上，二是兵民关系上。正是由于战法太过僵硬，再加上缺少民众的支持与配合，国民党的敌后游击部队不仅难与日军长期周旋，而且无力与共产党的敌后武装争夺控制权。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并不重视游击战，也未曾计划在敌后部署游击战，少数部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也是违抗蒋介石的命令而与共产党合作的结果，这些部队后来都参加了八路军；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才开始重视敌后游击战，并成立了冀察战区和苏鲁战区，但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使正规军作战得到游击战的支援和配合，一是限制和破坏共产党敌后根据地的发展。这些部队后来有相当部分投敌成了伪军，其余的则撤退到国统区，还有一些游杂部队，活动范围狭小，很少抗日作战，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场。[※注]

四是正面战场何时开始消极抗战。过去的观点一般都把1938年广州、武汉的失守和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作为国民党由积极抗战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时间标志。80年代以后有人提出，1938年11月至1940年夏，是中国抗日战场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过渡的阶段，日军的进攻重点仍然放在正面战场，国民党也尚未消极抗战。在这期间，正面战场曾发生过南昌、随枣、长沙、桂南、枣宜等较大规模的会战，另外国民党还出动总兵力的半数发起过“冬季攻势”，两年时间伤亡官兵百余万，歼敌26万余。而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把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英盟军方面，开始消极抗战。[※注]还有人认为，国民党五五全会虽然提出反共方针，但与消极抗战并无必然联系。[※注]也有人提出，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不是始于广州、武汉的失守，也不是始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是始于1940年正面战场冬季攻势的失败。[※注]

五是关于正面战场战役的个案研究。关于日本有意发动卢沟桥事变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及在平津作战时利用谈判实施“缓兵之计”，多数学者没有不同意见。近年有人对日本的“缓兵之计”何以奏效进行了研究，认为冀察当局在现地谈判中未能与南京政府采取一致态度，对日本驻屯军做了极大妥协，是导致失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注]对于国民政府在事变中的态度，有人认为也不是一意主战，其深层原因是担心对日开战削弱军力而为苏联和中共提供机会，故以“应战姿态而求免战结果是蒋介石处理卢沟桥事件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注]。

对于淞沪会战，关于国民政府的战略意图与会战关系的争论最为突出。有人提出，淞沪会战经国民政府事先筹划，意图将日军主攻方向由华北引向华东，变日军沿平汉路自北而南的俯攻为沿长江由东向西的仰攻，从而打破日军将中国军队压制在平汉线以东逐一歼灭的企图，这一战略意图的实现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注]。有人则认为，“中国无意把战争引向淞沪地区自伐肺俯，自损资源，以改变敌进攻方向”[※注]；不仅国民政府事先并无主动诱使日军改变作战方向的战略构想，而且会战的结果也没有改变日军的进攻方向，事实上，日军向西进攻武汉，是在1938年５月的徐州会战以后。[※注]也有人认为，淞沪会战并非“自伐肺腑”，而是先发制敌。会战开始后中国不断增加兵力、扩大沪战，一个目的是使日军不能沿平汉线南下直趋武汉，这已经包含了改变日军进攻方向之意。[※注]还有人依据日本史料提出，由进攻上海而进入长江，溯长江西上武汉，是日本的既定战略，而沿平汉线南下案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此淞沪会战不存在改变日军作战方向的问题。[※注]

关于武汉会战，针对中国军队部署不当、消极应付、处于被动地位的观点，有人比较了中日双方作战方案与会战结果，认为：“中国方面充分汲取了历次作战的经验教训，利用武汉周边的地形地利，实施了正确的作战指导，极大地限制了日军的作战主动权。反观日军方面，在中国的制约下，一再更改作战方案，被迫采取最不利的作战方式……预定目的未能实现。两相比较，中国的作战指导是成功的，而日军则是失败的。”[※注]

关于中国远征军作战，以往研究在一些史实描述方面存在异议，其中关于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的原因更是“聚讼不已的话题”。黄道炫的《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的失败责任》（《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比较全面地探讨了这个问题。明确提出：“史迪威在缅甸战役指导中，过多地强调进攻，没有注意到战场的实际情况，造成中国军队分割使用，疲于奔命，处处为英军堵洞的恶果。其在战略指导及具体指挥上的错误使其应负主要责任。蒋介石虽对缅甸作战有一些正确设想，对史迪威的错误指导也作过一些抵制，但在战役中、后段，因惧怕开罪美国，放弃指导责任，迁就史迪威的错误指挥，也有一定责任。”他的结论是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而得出的，因而比以往的研究有了明显进展。此外，他还对远征军兵力数字及伤亡情况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证，认为总兵力7万出头、伤亡3万多。这比以往通常说的总兵力10万人、伤亡6万人有较大差距。

关于湖南会战，王奇生的《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认为湖南会战是1944年“一号作战”中交战时间最长，国民政府军队抵抗最为顽强的一次战役，并对战役的战略决策机制、情报信息系统、官兵素质、后勤补给、兵役军纪等情况作了深入分析，指出湖南会战“军令部对敌情的判断及其部署明显存有缺陷”，“各部队之间步调不齐，协同能力差”，国军战斗力薄弱等，都是战役失败的原因。该文突破了以往多以政治视角，而不是军事视角对该战役进行描述的常态。

关于正面战场海军与空军的作战，是90年代以来开始的新的研究课题，研究内容涉及了战争时期的历次空战及中国空军与苏、美援华航空队合作的情况，海军从淞沪会战开始直到战略相持阶段后期的作战情况。惜限于资料，普遍缺乏深度。

第四节 沦陷区和伪政权

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据统计，从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有关沦陷区和伪政权的研究著述包括论文40余篇、专著五六部；其他列有相关内容的著述10余部。这些著述涉及了沦陷区日伪的统治政策及其罪行、日本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和经济统制。从整体来看，这时的研究还处于一般史实的描述及资料整理阶段。“文化大革命”期间，研究中断。80年代以后，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得以恢复并取得很大进展。据统计，至20世纪末止，共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60余部、资料集30余种，并翻译出版国外相关著作、史料和回忆录10余种。最近10年，又有大量论著问世。

关于汪精卫伪政权的资料书籍，蔡德金、李惠贤编写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是较早出版的一部。余子道、黄美真主持选编的大型资料丛书《汪伪政权史料选编》（已出版《汪精卫集团投敌》、《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内容相当丰富。另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选编的《汪伪国民政府公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和《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记录》（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南京市档案馆选编的《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中央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资料丛书中也有“汪伪政权”专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人物史料则有蔡德金编注的《周佛海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公安部档案馆编注的《周佛海狱中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蔡德金和王升编著的《汪精卫生平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黄美真选编的《伪廷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关于汪精卫伪政权的研究著作主要有蔡德金的《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余子道等的《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余子道和曹振威等的《 汪伪政权全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这三部著作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汪伪政权形成、演变至覆灭的过程以及它的性质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专题研究著作主要有黄美真、张云的《汪精卫叛国投敌记》，黄友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蔡德金、尚岳的《魔窟——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张生的《日伪关系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中心》（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蔡德金的遗著《讨逆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另有大批论文对汪伪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等分别进行研究。比较引人注意的研究热点是汪伪集团叛国投敌的原因。一般认为，客观原因包括抗战的失利、日本的诱降、国际援华的不到位、蒋介石的两面政策，等等；主观原因则包括汪的民族投降主义思想、反共立场、高度膨胀的权力欲，等等。也有人认为，汪蒋不和与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是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少数人认为，在中国抗战失利情况下妥协图存和妄求偏安，也是汪等投敌的一个重要原因。另有文章论及汪伪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汪日矛盾问题。

关于伪满政权，史料方面有孙邦等人主编的《伪满史料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吉林大学和吉林社会科学院合编的多卷本《满铁史资料》（中华书局1987年版），中央档案馆编的《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中华书局2000年版）等。研究著述主要有姜念东等的《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这是关于伪满政权的第一部通论性专著。其后，又有解学诗的《历史的毒瘤——伪满政权兴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和《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007年再版），两书吸收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论述更为翔实。其他专著还有车霁虹的《伪满基层政权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胜今的《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研究：兼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的移民侵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版），刘晶辉的《民族、性别与阶层——伪满时期的“王道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版），李淑娟的《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解学诗、（日）松村高夫主编的《满铁与中国劳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王希亮的《东北沦陷区殖民教育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

关于华北沦陷区，史料方面有北京市档案馆选编的《日伪在北京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日伪北京新民会》（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居之芬主编的《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等。相关的研究著作有卢明辉的《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版）。该书对德王为首的部分蒙古上层统治者勾结日本侵略者，分裂祖国的活动，以及关东军导演的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伪察南联合自治政府和伪晋北联合自治政府合流成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过程，作了详细的论述。张洪祥等编著的《冀东日伪政权》（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对日本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和殷汝耕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郭贵儒、张同乐等的《华北伪政权史稿：从“临时政府”到“华北政务委员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刘敬忠的《华北日伪政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更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某些历史细节有所考订。此外，费正等人的《抗战时期的伪政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也涉及伪蒙疆政府、伪维新政府、伪临时政府的内容。

关于沦陷区的经济，在伪“满洲国”，研究者比较注意殖民地形态的形成过程及其特征。一般认为，日本在东北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殖民地经济体系，这一体系从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建立，至1935年前后初步形成，其后不断深化。日本在东北的投资规模和掠夺物资的数额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沦陷区，反映出当时东北已经沦为日本的完全殖民地。关于日本投资产业的种类、掠夺资源的方式、统制政策的具体内容、强掠奴役中国劳工以及移民情况，等等，均有文章论及。对于东北的殖民地经济形态，有人提出，直到日本统制经济垮台前，封建经济依然是殖民地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日本所利用。[※注]还有人对东北民族资本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1937年以前，以轻纺各业为主的民族资本受到的影响还不大，以后则普遍衰落。[※注]关于伪满的经济，一般认为它在“日满一体的计划经济”中处于附庸地位。也有人提出，到抗日战争后期，伪满的资本总额已超过日本在东北的投资，但这一资本不是通常说的官僚资本或国家垄断资本，而是一种殖民地型的资本。日本在东北的人力资源掠夺是经济掠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刘萍的《伪满“勤劳奉公法”出台及其与协和会的关系》（《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具体考察了日本在东北掠夺战略资源的一个重要方式，即“勤劳奉公运动”。

关于其他沦陷区的经济，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日本投资情况、与日资合作的私人资本的性质、与东北经济殖民地程度的比较、日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经济政策，等等。关于华北沦陷区的经济，有人对日伪的金融控制和掠夺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中联银行”通过独占货币发行权、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统制汇兑等方式对华北沦陷区进行金融掠夺，造成了华北民众贫困化、民族工业衰败、农村经济破产等严重后果。[※注]还以日伪史料为主，对华北沦陷区的农村经济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日伪是该地区农村经济破产的罪魁祸首。[※注]也有人通过对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粮食的掠夺与统制的考察，认为这种掠夺极大地破坏了华北农村经济。[※注]关于华中沦陷区的经济，有人认为，汪伪统制经济既是日本统制经济的附属品，也继承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基本特征，即运用政权力量干预经济；控制金融、交通、资源和重要工业原料；依附帝国主义势力；牺牲民族资本，等等。[※注]还有人对汪伪政权粮食政策的制订、实施和失败的结局进行了研究，从一个具体方面揭示汪日勾结中相互依赖又明争暗斗的复杂关系。[※注]也有人利用大量档案史料，考证战时江南地区农村蚕业、林业、棉业、渔业和手工业遭受破坏的状况及受害农民的惨状，认为战争打断了江南农村的现代化进程，阻断了江南农村的改良和社会发展。[※注]

关于沦陷区的文化，主要集中在对日伪教育、新闻出版、“东亚联盟运动”、“新国民运动”等问题的研究。其中对日伪教育的研究较其他问题相对充分一些。研究者通过对不同沦陷区教育机构、教育体制、大中小学课程内容、留学制度等的考察，指出沦陷区实行的是殖民地奴化教育政策，目的是为日本的侵华培养奴才，消弭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意志。

但在沦陷区文学研究方面则出现了较大的争论。张泉在《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谈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史实准确与政治正确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判断和结论在政治上是否正确，取决于史料的确凿与否。”为此，他认为“沦陷区似乎没有文学或只有汉奸文学的感觉”是以往研究存在“差错”的结果。“差错之一：‘笔部队’是中国沦陷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差错之二：‘皇民文学’是中国沦陷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提出，把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日本作家组成的“笔部队”作品划分到中国沦陷区文学，混淆了民族界限；“皇民文学”是台湾地区“皇民化运动”的伴生物，“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台湾人是日本过渡公民”，而大陆沦陷区文学并不包括这些内容。此外，他还提出沦陷区作家政治评判的依据问题，认为把张爱玲“塑造成‘文化汉奸’或‘附敌附伪的作家’，也形成了大量史实差错”。张泉的看法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对意见，但作为学术探讨，不同意见的交锋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

汉奸人物也是一个研究热点。黄美真等人撰写的《汪伪十汉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辑录了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罗君强、王克敏、王揖唐、梁鸿志、李士群等人的传记。其他有蔡德金的《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朝秦暮楚的周佛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闻少华的《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修订后改由团结出版社2006年重新出版）、《周佛海评传》（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陈公博传》（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李理等人的《汪精卫评传》（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程舒伟的《汪精卫和陈璧君》（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等等。

关于汉奸问题的研究，也有人向传统伦理道德提出了挑战。潘敏的《日伪时期江苏县镇“维持会”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不是从道德审判的角度研究一般被称为汉奸组织的维持会，而是对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参加者的不同类型、实际作用，特别是它与日本人的矛盾进行分析。该文考察江苏省22个县的维持会之后得出结论说：“维持会中的上层人物基本上是地方头面人物，或者说是有势力、有影响力之人，但他们进入维持会动机复杂”，“某些人是出于自保或安境保民而进入维持会；另外一些人是不得已而与日本人‘合作’”；“当然也有一些人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做事”。“正因为参与其中之人动机复杂，才使维持会中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矛盾迭起。中国人显然的弱势地位迫使一些人只能采取退避的方式消极抵抗。一些地方的维持会几经易人，其资源汲取能力越来越强，而维持秩序的职能却越来越弱，甚至成为社会的乱源。”

其他如沦陷区的经济问题，也有人研究日本殖民掠夺之外是否也有推动生产发展的作用。且不说这些看法能否成立，但可以将此类问题提出来讨论，不能不说是内地学术研究的一大进步。

通过对沦陷区和伪政权的研究，学者们取得了几点主要共识：一是认为日本在沦陷区的统治带有一体化的特征，其在沦陷区所建立的殖民统治秩序，是军事进攻之后的必然结果。把中国变成日本的完全殖民地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最终目的。二是在沦陷区扶植汉奸集团和傀儡政权，即“以华制华”是日本的一项基本政策。尽管各伪政权在不同程度上都自称有“独立自治”的权利，但事实上无一不是日本的附庸。而日本则对不同傀儡政权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为当地日军侵华军事服务。三是认为“经济统制”是日本在沦陷区的基本经济政策，实施这一政策是为了掠夺中国的财富资源，以达“以战养战”的目的，而所谓的“日、满、华一体化”和对沦陷区的工业、农业及其他产业的开发，也完全以掠夺为唯一目的。所谓“沦陷区人民生活水平高于其他地区的观点”，毫无事实根据。

第五节 战时外交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日需要外援，而中国战场又牵动全局，这就决定了战争期间中国的外交活动不仅十分频繁，而且非常重要。因此，战时外交成了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但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对以国民政府为主体的战时外交的研究却很薄弱。一些零星的研究，仅仅论及蒋介石对日妥协和英美对日绥靖问题，而对战时外交的其他许多重要问题则未予重视。

80年代以后，战时外交研究作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研究规模、深入程度皆超出了近代中外关系研究中的其他任何阶段。仅就专著而言，已出版的综合性专著有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１995年版），王建朗的《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以双边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有王淇主编的《从中立到结盟——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任东来的《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王真的《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李嘉谷的《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曹振威的《侵略与自卫——全面抗战时的中日关系》、马振犊和戚如高的《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以上专著皆被列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抗日战争史丛书”，于1993—1996年出版）、徐蓝的《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李世安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专题性的著作有黄友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工作”》（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徐万民的《战争生命线——国际交通与八年抗战》、王真的《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以上两书均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项立岭的《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牛军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和《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王建朗的《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版）、陈雁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陈仁霞的《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等。另外，还有大量有关战时外交的学术论文发表。

关于战时外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中日关系

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敌对的中日两国之间不复存在正常的外交关系。但中日两国是如何进入战争状态的，以及战争期间中日之间的秘密交涉，仍属战时外交的研究范畴。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但日本一些人一直认为事变的发生是“偶然”的，事变之前日本“完全没有进行日华全面战争的计划和准备”。中国学者则认为日本以侵略扩张为目的的“大陆政策”，决定了它必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关于卢沟桥事变起因，过去一般认为事变之前日本的“佐藤外交”是施放和平烟幕，现有人依据日文资料指出，在1937年6月，日本决策者即已决定“侧重对华自主积极的推进，对佐藤外交之后退色彩予以修正”，而在事变发生的前一天，日本内阁在“首先对华一击”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剩下的问题只是选择时间和地点来制造借口予以实施。[※注]又有人对与事变起因相关的“不法射击”和“士兵失踪”等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证，指出日方编造的二十九军士兵打响第一枪、中国共产党派人居中放枪、日军士兵失踪等战争起因说法的荒谬性，并根据日本资料，论证事变绝非“偶发”，而是日本华北驻屯军、日本驻平津特务机关及日本侵华激进派共同策划的阴谋。日本军队是真正的肇事者。[※注]还有人认为，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虽然做了万不得已时起而抵抗的准备，但还是希望能求得事件的和平解决，并准备做出一定的妥协，可日本的贪得无厌把国民政府逼上了奋起抗战的道路。从把冲突扩大为战争的角度来说，日本挑起战争的责任也是不可逃脱的。[※注]也有人对卢沟桥事变后中日两国外交交涉的两种途径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在现地交涉和南京交涉中采取了迥异的策略，目的是分裂华北，为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注]另外，还有人对卢沟桥事变后中日两国在战争状态下却没有相互宣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关于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秘密交涉，论者过去一般是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准备妥协投降的方面加以阐述。近年出现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如有人认为，国民政府与日本的秘密交涉是对抗战的动摇，因为中日之间的“和平交涉”不是国际法一般意义上的“媾和”，在日本方面交涉的性质是政治诱降，目的是剥夺中国的国家主权，把中国变成日本的独占殖民地。蒋介石每当军事上严重失利、日本施弄诱降策略时，便发生谋求妥协的政治动摇。只是在1941年初美国采取积极的援华政策之后，国民政府才不再轻易俯就日本。[※注]“近些年来某些论点肯定蒋介石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对日妥协为‘恰当’、‘有基本原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注]另一些人却认为，妥协并不等于投降，为了结束战争而进行交涉并做出一定妥协并没有错，关键在于妥协的条件是什么。蒋介石在交涉中始终坚持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反对日本的防共驻兵，是有基本原则的。[※注]在分歧意见之外也有一致的认识，即在中日交涉中双方各有意图，日本是想不战而胜，从中国抽兵北进或南进；蒋介石的策略目的，或为延缓日军进攻，或为阻止汪精卫成立伪政权，或为向英美施压以求得更多援助。[※注]

另外，也有人具体考证中日秘密交涉个案，如杨天石的《“桐工作”辨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主要利用了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档案资料和台湾“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对发生在1940年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和平”谈判即“桐工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证。认为这次谈判就中方来说，不过是军统特务为刺取情报而采取的权谋，其派出身份，出示的蒋介石亲笔文件和许多中方意见都是假的；蒋介石最初以“先行解决汪逆”为谈判条件，其后逐渐认识到日方的“欺诱”，主张“严拒”，同时下令审查参与谈判的军统人员，但为了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外交承认，并没有立即关闭和日本秘密谈判之门。该文对于澄清以往关于“桐工作”研究中由于史料的差异而形成错讹，较有价值。

二 中德关系

在以往的研究中，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被认为从一开始就狼狈为奸，德国协助日本破坏中国的抗战。现在不少人提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不符合德国的战略利益，因为它担心日本陷入中国战场从而失去对苏联的钳制作用，并可能把中国推向苏联一边。“陶德曼调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在这一调停中，德国希望中日双方都做出妥协，达成停战，而并非站在日本的立场迫使中国投降。[※注]还有人提出，在抗战之初德国曾在中日间保持中立态度，并继续向中国输出军事物资，其军事顾问继续在中国军队中发挥作用。“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外交政策完全倒向日本，但中德之间的易货贸易仍在暗中进行。直到1941年德国宣布承认汪伪政权，国民政府才宣布与德国断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德宣战。[※注]但也有人认为，从九一八事变起直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德日两国都把德日关系置于它们同中国的关系之上，包括陶德曼调停在内，德国说服中国屈服日本的意图十分明确，其中并不存在中日双方妥协的期望。[※注]

三 中苏关系

关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以往一般认为中国是单方面的受惠国。现有人提出，中国仅希望签署“中苏互助条约”，对“互不侵犯条约”并无兴趣，只是苏联施以不签此约就不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压力后，中国才同意订立这一条约。作为条约的附加条件，中国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这就缓解了苏联对日本联华制苏的担忧。所以，这一条约对苏联也是有利的。[※注]

关于苏联对中国的物资援助，学者们一致予以肯定。但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的数额及使用情况，过去一直有多种说法。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考证，澄清了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若干讹误，得出了比较准确的结论。[※注]还有人指出，苏联也因援助中国而深获其利，因为中国的抗战大大减轻了日本对苏联的压力。[※注]也有人提出，苏联对中国2.5亿美元的援助，后来中国都以战略物资进行了补偿。

关于《苏日中立条约》，有学者认为它分化了日德关系，保证了苏联在远东的安全，使之能够集中力量准备对德作战，这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具有意义。但苏日互相保证尊重所谓“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注]另有人认为，该约反映了苏联促使日本南下的意图，它既满足了日本占有中国东北的要求，又切断了日本经外蒙进犯苏联的通道，因而它是苏联为自身利益而牺牲中国的绥靖主义产物。[※注]李嘉谷的《“苏日中立条约”签订的国际背景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除继续表明《苏日中立条约》所附“宣言”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而理应遭到中国抗议外，还认为国民政府对该条约的评论是十分慎重的，蒋介石甚至认为：“是以苏日条约，就整个局势而论，对于我国抗战，与其谓有害，无宁谓其有益矣！”这是因为就日本来说，签订该条约主要是针对美英的。因此，作者认为“《苏日中立条约》促使美英在远东采取强硬政策，并积极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这种从与以往不同角度评价《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影响的研究，值得人们思考。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界对其持肯定态度。新的研究则认为，此约既有苏联协助中国对日作战的一面，也有苏联恢复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益的一面，不应全面肯定。它的积极因素是，苏联红军根据条约精神对日宣战，加速了战争结束的进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势力。消极因素则是将雅尔塔协定合法化，反映了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对于中国革命，这一条约也产生了双重影响。[※注]也有人明确指出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中有关旅顺、大连、东北铁路和外蒙古的内容，都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注]

四 中国与英、美的关系

关于远东慕尼黑与英美的绥靖政策。一般认为抗战前期英美对待中日的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是对日妥协，一是援华制日。随着时间的推移，援华制日，逐渐成为主流。而在对日妥协这点上是否存在过远东慕尼黑阴谋，则有不同看法。传统的认识是，英美等国在绥靖政策主导下，确实存在过出卖中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拟议中的“太平洋会议”即是证据。近年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英美在远东对日本作出的妥协，无论在动机、程度还是后果上都不能和在欧洲的慕尼黑阴谋相提并论，而“太平洋会议”是由国民政府而不是由美英积极推动的，其目的是联合英美制日，因此不能把它说成是出卖中国的慕尼黑式的会议。[※注]

关于英美新约。1943年，英美同意与中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约，一些学者对此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尽管此后在实际上中国并未取得与英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就法理而言，中国已经摆脱了屈辱地位。新约的订立，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结果，因此，肯定新约并不是对国民政府的褒扬，而是对中国全体军民抗日业绩的肯定。[※注]还有学者对废约谈判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出美英政府在对华谈判中的态度有所不同，这是此后中英关系冷淡，中美关系亲密的主要原因之一。[※注]也有人进一步分析美英在废约问题上表现不同，不仅在于美英在华利益和两国体制的差异，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两国对战后世界的勾画，对中国角色的期待和定位有着不同的认识。[※注]有争议的问题是，有人认为新约收回国家主权，应被视为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状态的标志。[※注]异议者则认为，新约并不标志着中国已经摆脱半殖民地地位，因为新约废除的主要是政治特权，并未废除所有的特权，而且在新约签订后，英美并未真正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雅尔塔会议便是明证。[※注]

关于美国在抗战后期的扶蒋抑共政策。过去一般认为，美国在抗日战争后期卷入中国内政，实行的是扶蒋反共政策。现有人通过对史迪威事件的研究，提出美国以战胜日本为首要目的，曾企图增强和发挥共产党部队的抗日作用，并主张国民党实行改革和加强国共合作；而蒋介石则一心保存实力，准备战后与共产党争战，不愿积极抗战，这是史蒋分歧的根本原因。[※注]关于赫尔利访问延安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五点建议，过去曾认为是一个骗局。现在多数人认为，赫尔利是认真的，因为赫尔利调处国共矛盾的目的，是要使中国共产党武装置于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避免中国的内战。赫尔利后来变卦，转而支持蒋介石的三点反建议则另有原因。一是在国共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他的使命是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二是他对国共两党分歧的要害缺乏了解。赫尔利是奉命行事，但在扶蒋抑共方面，他有时比美国政府的政策走得更远，并对美国政策的转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注]赵人坤则认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因素是美国的整体世界战略、远东国际关系格局、中国国内政治形势。“抗战胜利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促进国共合作，组成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这一政策实施的时间是1944年春至1946年3月。”[※注]

关于中国共产党战时对美政策问题。于化民的《短暂的合作：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关系解析》（《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3期），比较深入地研究了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作者利用大量中美两国的资料，论述了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如何开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史迪威指挥权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配合美军登陆的战略设计、罗斯福对华政策的实质、赫尔利在国共纷争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美国军事战略变化对其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影响，等等。他认为：战争后期，美国出于对日反攻作战的需要，排除了蒋介石的干扰，谋求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而中国共产党对此予以积极的回应，这主要表现在对史迪威的支持与配合美军登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但是，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由蒋介石主导的亲美国家，用以对抗苏联在远东的扩张企图。因此，尽管罗斯福主张在国共之间采取一种相对灵活的政策，但赫尔利却坚持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立场。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合作并未达到双方预期的目的，而对抗必然代替合作。同样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刘中刚、孟俭红则在《抗战后期中共对美援的争取》（《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中，从一个具体方面考察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关系的过程与结果。该文翔实描述了中国共产党从1942年开始至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结束的争取美援的全部历史过程，认为中国共产党争取美援失败主要有三个原因，即意识形态的差异、共同利益的逐渐丧失、蒋介石的阻挠。但是通过此举，中国共产党也有所收获，即向美国和世界展示了敌后抗日的业绩，逐渐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积累了对美外交经验并吸引了一些对中国共产党友好的美国人士。

关于战时美国援华战略与实施问题。阮家新的《抗战时期驻华美军部署及作战概况——兼谈中国战区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地位》（《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3期），比较翔实地叙述了战时美军在华部署及其变化，并且客观地评价了美军援华的作用以及美国援华的战略考虑。洪小夏的《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合作所论析》（《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3期），比较客观地描述了中美合作所成立的背景、过程与组织机构，认为该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培训敌后游击干部，并组建中美联合游击队，而非反共。

关于中英之间有关香港问题的交涉。有人指出，在中英新约谈判时，英国顽固坚持殖民主义态度，不肯与中方讨论交回新界租借地问题。国民政府的态度一度比较坚决，但最终做出退让，致使中英新约得以成立。[※注]至抗战结束时，国民政府没有认真做好收回香港的准备，使英国重新占领了香港。有人分析出现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英国人顽固地坚持其旧殖民主义的立场；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国民政府缺乏自立自强的精神，实行“反共优先”的政策。[※注]丁兆东的《中国访英团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内容涉及1943年底国民政府派遣中国访英团（又称报聘团）访英的曲折过程，其中披露的国民政府访英计划，也涉及香港问题、九龙问题、西藏问题和印度问题，等等。

关于美、英与中国西藏问题。张值荣、渠怀重《抗战前后中美英西藏问题的交涉》（《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指出：“西藏很早就受到西方的觊觎。与美国相比，老牌殖民帝国英国更早涉入西藏问题，早在20世纪初英国就确立了在西藏势力范围的优势。因此，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发现西藏的地缘战略重要性时，势必与英国在西藏的利益发生冲突。”作者认为，由于战时中国与盟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与香港问题联系起来，英国虽然“并不承认自己有承认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义务”，但却主张维持西藏的现状，美国的政策则是：“就战争全局而言，中国政府的态度对美国和各盟国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此，美国认为其“和西藏当局的任何关系中……应该避免无意之中和无缘无故地触怒中国政府”。尽管如此，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在战时都与西藏分裂势力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而在战后，美英两国虽然都有插手西藏的企图，但美国却更为积极，它的“以藏制华”，与其全球冷战战略需要有密切关系。另外，蒋耘的《宋子文与战时西藏问题交涉》（《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叙述了1943年中英间关于西藏危机交涉的过程，强调宋子文成功地维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五 中法、中韩关系

罗敏的《抗战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论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援越政策经历了由秘密收容逐渐过渡到公开扶植，由局部的、应急性的援助过渡到全面的、有组织的援助的过程。同时还分析认为，因受对法关系的影响、中国援越机构之间的分歧、越南革命同盟会内部的矛盾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援越工作的实际成效并不显著。表明中国政府虽对越南独立运动深表同情，但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最终依归。刘卫东的《论抗战前期法国关于中国借道越南运输的政策》（《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探讨了抗日战争前期法国对华政策，认为中国根据中法有关条约向法国提出借道越南运输战略物资的请求，但法国却无视中国要求，原因之一是法国自身利益的需要，之二是奉行与英、美平行政策的产物，因而成为抗战时期西方列强对日绥靖的表现之一，制约和影响了中国抗战能力的发挥；但是，由于法国在借道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对中国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使中国过境越南的运输在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这种“禁而不止”的政策特征又使其带有较强的有限援华色彩，在客观效果上对中国抗战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黄庆华《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初期的中法关系》（《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一文，通过对蒋介石与戴高乐及其法国临时政府合作关系的建立、中国收容法国在越南的败军、法国交还广州湾租借地、宋子文拜访戴高乐、国民党越北交防并撤军等事件的考察，翔实叙述了战时中法关系的演变过程。作者认为，由于战时中法两国不仅同是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并且战时两国都曾出现与日本合作的伪政权，因此两国间呈现了比较复杂的关系，即战时任何一个阶段的中法关系，都是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关于中韩关系，杨天石《蒋介石与韩国独立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一文，从蒋介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促进在华韩国抗日力量的团结、支持朝鲜义勇队与韩国光复军、确定先于他国首先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则、推动韩国临时政府的改组、在开罗会议上倡言保证韩国战后独立、反对国际共管与南北分割而继续支持韩国临时政府等方面，论述了蒋与国民党给予韩国独立运动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道义等方面的援助。

除上述国民政府的战时外交活动外，还有学者对国民政府的外交制度问题展开了研究。如陈雁的《蒋介石与战时外交制度》（《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刘贵福的《九一八事变后特种外交委员会的对日外交谋划》（《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都属这类研究。

第六节 战时经济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经济，是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运行的，它与中国抗战的进程及胜负结局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也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早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部分，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研究就已经开始。70年代末以后逐渐受到重视，出版、发表了大量研究资料、专著和论文。其中“国统区”的经济研究尤受学者青睐，取得的成果也最多。光专著就先后出版有周天豹和凌承学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李平生的《烽火映方舟——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黄立人的《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孙宝根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研究（1931—1945）》（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等多部。一些以民国经济史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也少不了这方面的内容。更有大量论文发表。

对战时国统区经济的基本评价，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一般少有人注意战时国统区经济相对日本的侵略而具有民族性的一面。因此，在总体评价上，对战时国统区经济多持否定态度。其中的主要观点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官僚买办资本在战时急剧膨胀，国民政府的经济统制政策主要是为了聚敛民财为官僚资本服务，这是造成战时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重要原因，其结果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妨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注意从战时状态下中国经济与反侵略密切相关的大背景考察问题，对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给予比较客观的评价。如有人提出，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的经济政策，总体上顺应了全国抗战的潮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它的实施促进了西南经济的发展，并有利于摆脱抗战初期的被动局面。[※注]关于统制经济，虽然有些学者仍持基本否定态度，但研究方法却与过去简单地套用现成理论框架不同，已比较注意对统制政策制定的背景、类别、内容、实施情况等进行深入分析。另有一些学者对统制政策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认为它的制订与实施是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在经济统制政策下，不仅公营企业得到了发展，部分民营企业也得到了发展。如在矿业方面，统制政策主要是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的专家制订的，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它的制订是被迫的，同时也是合理的；在战时由国家控制生产和流通、分配，有利于减少风险和阻力，促进矿业发展。[※注]再如黄岭峻的《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与以往关于战时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政策的制定实施与利害分析的研究不同，主要是从经济模式思想方面，探讨了在抗战相持阶段来临之际，国民党关于如何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讨论之出现的原因，以及“统制”与“私有”观点之间的争论和“计划经济”赖以实现的政治条件。又如关于统制政策得失的研究，过去一般认为1942年后出现的严重经济衰退是统制政策造成的，现在有人提出，这种经济衰退是战争条件的变化引起的，与统制政策并无关系。[※注]

除战时统制政策外，也有人注意到对国民政府的具体社会经济政策进行研究。如对于赣南新建设的研究，何友良的《蒋经国“建设新赣南”思想简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以蒋经国在赣南的“新政”主张与实践为研究对象，对影响一时的赣南“新政”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文章提出，以“五有”（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为目标的赣南社会改革，在战时国统区十分罕见。而蒋经国的“新政”思想渊源，事实上并非完全“落在苏联的模式里”，其中还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古代政治家的经验、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当然也包括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从实践来看，这种社会改革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他的改革目标与战时环境、社会条件，尤其是国民党的体制和统治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最终还是难以实现。相关的研究还有温锐、游海华的《抗日战争时期赣闽粤边区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4期）、黎志辉的《蒋经国“赣南新政”时期的社会动员》（《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4期）。

关于国统区的农业经济，研究也在深入。过去一般认为田赋征实、垄断购销等战时农业政策是导致后方农业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仍有人坚持认为国民政府此时的农业政策消极影响大以外，也有人认为国民政府通过调整农业机构、增加投入、推广新技术、鼓励垦荒、兴修水利等措施，对后方的农业发展发生过积极作用。还有人认为，这些政策的实施，再加上工业内迁等因素的影响，后方农产品产量曾有较大增长，商品经济也有发展。[※注]李在全、游海华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平教会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一文，考察了抗战时期平教会在湖南、四川等地开展的乡村建设活动，审视了这些活动如何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产生互动与影响，并探讨了抗战时期民间团体与政府的关系与相互影响，最后指出：“如果摆脱‘革命’与‘改良’这样两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话语分析，我们会发现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的大方向和实践内容是符合农村现代化规律和历史潮流的。”

关于国民政府的战时货币金融体制和外债的研究。过去一般认为，国民政府高度垄断的货币金融体制，是造成战时恶性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现有人考察这一体制形成的原因、运作情况及结果，认为它尽管存在着许多弊端，却对抗战起到物质保证作用，并且把中国金融货币制度推进到资本主义时代。[※注]关于国民政府战时外债情况，实证研究的成绩最为突出。有人详细考证战时外债种类、债权国国别、外债数额、动用情况、本息偿付等情况后提出，“中国举借和使用外债的必要性、合理性应基本予以肯定”。“中国没有因外债问题而导致国家主权新的重大损失，中国在外债问题上所处的地位，也要优于其他任何时期。这些都与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外关系新格局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注]其他相关研究还有潘国旗的《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调整》、金正贤的《论国民政府的法币价值稳定政策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以上两文均见《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4期）、张天政的《“八一三”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王红曼的《四联总处与西南区域金融网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等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经济是战时经济研究的又一重点。在史料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了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安徽、华中、东江等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史料集多种。专著主要有许毅主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朱绍南、杨辉远、陆文培的《淮北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魏宏运主编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应兆麟主编的《皖江抗日根据地财政经史稿》（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星光、张扬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赵秀山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谢忠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雏形：彭真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李茂盛的《华北抗日根据地经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陈廷煊的《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另外，新出版的一些新民主主义经济通史论著中，也有相当篇幅是记述抗日根据地经济的。至于研究论文，近30年来不下数百篇。这些研究，涉及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土地改革、减租减息、财政税收、金融货币、大生产运动、工商交通各行业等内容。

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一直是根据地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一般认为，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之一，但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却是革命与改良相结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注]也有人认为，根据地的土地变革，表现在农村土地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某些地方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解决。[※注]还有人认为，减租减息虽然有着历史局限性，但这样的“让步”政策，加强了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注]关于中共土地政策（减租减息）转变的时间，一般认为是以全面抗战爆发为标志，龚大明的《关于抗战时期中共土地政策的两个问题》（《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通过考证认为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是土地政策转变的开始，而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是土地政策正式形成的标志。李伯林的《减租减息与淮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具体考察了淮北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影响：减租减息使土地分散到中、贫农手中；阶级结构呈现出由两极向中间流入的态势；乡村生活特别是贫下中农的生活得到改善，农民的参政意识由此增强。这种变迁深刻影响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走向。

关于税收和人民负担问题，一般认为，在服从抗日需要的前提下，根据地的税收政策以合理负担为基本原则，且税种少、税率低，照顾了多数群众的利益。也有人认为，在实行合理负担政策时，有些地区出现了“左”的偏向，这主要表现在税收累进率过高，影响了抗日各阶层之间的团结，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巩固。中共中央发现问题后进行了纠正，做到钱多多出、钱少少出、赤贫免征，使税收负担面明显扩大。有的地区还把统一累进税改为农业累进税和工商累进税，实行不同算法，使负担更加合理。[※注]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地人民负担过重引起群众对政府的不满，而缓解这种矛盾则是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货币金融，一般认为根据地的政策是成功的。有人认为，根据地的政策是“发行与巩固边币，保护法币，打击伪钞，肃清杂钞”[※注]。对于边币发行流通对调剂农村经济、扶植生产、发展贸易、繁荣市场等增强抗日经济力量的作用，一般均持肯定态度。关于边币与法币的关系、边币与伪币的斗争，也有人进行研究。与货币金融相关的还有根据地的农贷研究。李金铮的《论1938—1949年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农贷》（《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首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华北根据地农贷政策的制订、农贷的组织系统、农贷的对象与用途、农贷的利率与清偿等情况，并对农贷的绩效与偏向作了客观分析，指出农贷政策的贯彻和执行，对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在实践中也发生了贷款平均分散、一些贫苦农民贷款少或没有贷上、干部徇私舞弊、贷款未用于生产、贷款不及时和有贷无还等错误和偏向。

关于工商贸易，其农村集市贸易和对敌贸易战方面的研究引人注目。有人以晋冀鲁豫根据地为例，详细介绍了农村集市贸易的由来和发展，提出它是根据地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起到刺激根据地生产、提供军需、调剂人民物资联系、战胜伪币、支持抗日货币、促进根据地经济繁荣的重要作用。[※注]也有人分析根据地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过程，认为初期的对敌经济绝交造成走私盛行的消极后果，之后实行统一关税保护制、统一进出口管理、以货易货、有出有进等管理办法，逐步扭转了被动局面。[※注]李建国的《陕甘宁边区的食盐运销及对边区的影响》（《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论证了抗战时期，为克服经济困难，打破国民党当局对边区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起大规模食盐运销活动，对当时边区的贸易、财政、金融以及军政机关和边区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边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陈志杰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的构成与经营》（《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考察了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的构成、经营状况，指出公营商业虽然数量不多，但能力较强，在承担政府要求的保障供给、稳定市场等方面起了关键作用。皖南事变后，公营商业由供给型转为经营型，虽然在实际运作中存在不少问题，但其经营方式、手段得以进一步丰富，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果，客观上为克服经济、财政困难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此外，关于各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工合运动、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家庭手工业、难民安置、社会保障等问题，也均有人研究。其中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有黄正林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闫庆生、黄正林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经济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第七节 战时思想文化

中国近代每次剧烈的社会变动，都成为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因，抗日战争也不例外。而战时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又与战争的实际进程密切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战争的进程。因此，战时思想文化研究也成了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方面，但如同抗日战争史中其他问题的研究一样也是不充分的。据统计，80年代以前，出版的相关史料仅有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的原由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北京大学政治系编印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参考资料》（1962年版）、张鼎的《抗战前线的文化兵工厂——回忆新四军的印刷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文章38篇，其中多数还是史事介绍和回忆性文章；研究专著竟告阙如（据荣天琳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论文著作目录索引》中《抗日战争时期文化、史料类》的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可以说，真正的学术研究尚未开始。直到80年代以后，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思想文化的研究才逐渐繁荣起来。

关于知识分子群体在抗日战争中的作为的研究，过去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只是到了最近20年，才有学者系统研究他们在抗战时期的种种活动及其在抗战中的影响。有人提出，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最先觉悟的知识分子就站在了抗日救国的前列。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抗日群众团体、传播抗日救亡思想的图书报刊文艺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超出了近代中国其他任何一个时期。同时，尽管知识分子群体中包含了不同阶级属性的人群，他们有各自的思想政治倾向和文化流派观点，对社会政治和学术问题历来存在着争论，但在要不要抗日、要不要救国的问题上，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分歧和争论。无论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或沦陷区，都有知识分子群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抗敌救国的坚强品质。[※注]也有人对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进行了研究，如关于胡适，过去的研究一般都强调他避战求和的政治主张，而对他从主和到拥护抗战的思想转变却没有论及。现有人提出，1937年９月胡适奉命赴美做抗日宣传前夕，即已明告“低调俱乐部”诸人，他的态度全变了。后来还成了奔走抗日的外交使节。认为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蒋介石政权的脆弱，无力担起议和的责任，国际上又无支持和平的确实保障，是促使胡适产生“和比战难百倍”见解的客观原因，而主观方面则不能忽略他内心的爱国憎日心理。胡适的低调主张，是一个学者的理智判断，以为妥协可以争取时间，避免过早应战而导致惨败不可收拾。如因此而判定他是亲日、媚日，未免失于偏颇。[※注]有人对胡适在抗战时期关于中日现代化问题的思考进行了研究，认为胡适依据文化冲突的理论及规律模式，归纳了中日两国两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化反应类型，即散发渗透型与中央控制型，由此预言中国必然战胜日本的前途。[※注]也有人通过对钱穆、张其昀、萨孟武等人思想的分析，重新检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文化优越论”，认为他们所倡导的古文化精华，实际上是借鉴西方现代化的模式，结合抗战现实需要，对中国古代文化形态的重塑。[※注]

关于中国文化教育重心的转移。多年来，抗战期间高校的内迁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普遍认为战时高校内迁打破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有力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而且为中国文化、中国教育在西南内地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有人提出，高校内迁的结果是，改变了战前中国教育布局的不合理性，保存了中华民族最精要的资本，促进了抗战事业的进行和胜利，有助于后方经济建设和中国现代化事业，促进了贫瘠落后地区教育的现代化。关于战时大学教育恢复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原因，有学者研究后指出：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以及颁布的一些合理政策，如救济学生、增设学校、充实设施等，对战时高等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注]另有学者对沿江沿海文化科研机构的内迁进行了研究，指出这种内迁对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以至中国抗战，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注]

关于战时思想流派的研究。以中国民族文化复兴为口号，战时出现过不同思想派别间的论争。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关于战国策派，过去少有研究，只是笼统地认为它是一种反民主的法西斯理论，是为国民党的政治独裁提供理论依据的，而对这一思想流派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并无认真考察。近年来，有人对战国策派的思想渊源和政治主张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战国策派与国民党当局之间不可能是亲密无间的，他们反对传统文化，但目的是扫除他们认为的存在于儒家道德中的假仁假义，提倡尚武风气，从而抗战到底。这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存在着难以治愈的硬伤，即从个人本位的哲学出发，想得出以国家为本位的结论，从一开始就陷入一种二律背反的矛盾之中。[※注]还有人提出，“历史警醒意识”是战国策派在理论方面最有价值的贡献。“历史警醒意识”并不是单纯地号召人们不要忘记历史，更重要的是要求人们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去驾驭历史。基于此种认识，战国策派严厉批判古史辨派只知从古书中寻找历史的学院派倾向，号召民众尤其是青年不要逃避现实，躲在古书里，而要勇敢地投入抗战洪流中。[※注]又如对陈立夫的唯生论和蒋介石的力行哲学的研究，有人提出，唯生论本质上就是唯心论，但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哲学主张，而是通过宣扬唯心主义世界观在政治实践中维护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至于蒋介石的所谓力行哲学，有人指出它没有多少学理上的创造，不过是由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杂凑出来的，与唯生论一样，在本质上仍是唯心论。[※注]另外，对于传统文化学派、东方文化学派人物思想的个案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如王鉴平的《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郑大华的《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等。陈独秀独立于各思想流派之外，在抗战时期提出过一些独到的思想主张，对此也有人进行了研究。如有人认为，他在抗战时期与国共两党及托派的政治主张均有很大分歧，总起来讲，在抗战初期他主要立足于国内状况去考察民主问题；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主要通过对苏联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的分析，去考察人类社会的民主问题，提出了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的重建设想。[※注]相关研究还有范书林的《论陈独秀晚年的政治思想》（《东岳论丛》2006年第4期），鞠北平、蒋立场的《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探源》（《兰州学刊》2008年第2期），王燕的《陈独秀晚年对苏共若干问题的认识与反思》（《东岳论丛》2008第3期），等等，这些研究大多肯定了陈独秀的晚年思想。

关于抗战文艺研究。就广义而言，抗战文艺研究既包括文艺作品的研究，也包括文艺创作的政策、思想等背景状况的研究。而文艺作品的研究，无论按其小说、散文、诗歌、音乐、电影、戏剧等形式分类，还是按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作品分类，内容均十分庞杂，难以一一介绍，有兴趣者可参阅章绍嗣《抗战文艺60年回眸》、李仲明《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研究述略》两文（均见《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４期）。这里仅就有关抗战文艺创作的政策、思想等背景状况的研究略作介绍。

关于国民政府的文艺政策。有人提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从总体上说是顽固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但在抗战的不同阶段也有所不同：一是1937年７月至1938年６月，国民政府的文艺政策在抗战爆发的大背景下有过一段时间的暂时放松；二是1938年７月至1940年底，国民政府开始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控制进步文艺，只是出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招牌的顾虑，未敢推行赤裸裸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三是1941年初至抗战胜利，由于国共摩擦的加剧，国民党为配合政治上军事上的反共高潮，开始推行赤裸裸的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注]

关于桂林文化城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广西日报》副刊开辟“文化城忆旧”专栏，为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城的研究成为禁区。80年代，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步入正轨，陆续出版了一批回忆录、专题资料和学术著作，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关于桂林文化城的建立与发展，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人特别是周恩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注]也有人认为，桂林文化城的形成，是桂系领导人实行开明政策的结果。关于桂林文化城的贡献，多数人认为桂林抗战文化发展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把国统区抗日文化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在那里涌现出的一大批有影响的文艺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注]另外，还出版有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专著数种，如邓群的《中国共产党与桂林抗战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魏华龄的《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桂林抗战文化》（漓江出版社2008年版）等。除桂林文化城外，还有人以区域划分，对台湾、昆明、延安、上海、贵阳、山东等地的战时文学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这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具有反映意识形态特点的关于中国文化发展方向认识方面的研究，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很受重视。不过，现在也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如有人从东方文化复兴的角度，具体分析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与新儒学派、西化自由派的关系，认为毛泽东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著名论断，“隐含着对东方文化以民族为本位的民族精神与以西化自由派科学民主为用的时代精神，也隐含着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体的民本思想和政治倾向，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整合与创造”；“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应该说它对新儒学派与西化自由派的观点尽管有反驳，然而其体系深处还是有着许多互相联系而共同形成了以新儒学派、西化自由派及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为代表的现代人文基础”[※注]。还有人提出，在共产党人内部，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认识也有明显歧见。张闻天在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向之外，还提出了“民主的”方向。对于“民主的”这一点，张闻天解释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主张民主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毛泽东未提“民主的”，而只是在解释“大众的”时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以“大众的”来包括文化发展的民主方向，道理上说不通。这表明在中国文化发展方向问题上，毛泽东和张闻天存在着重要分歧。[※注]

另外，也有人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的思想走向进行研究，如王桧林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比较宏观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战时的两个并存的重要的思想发展趋向。他提出：“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化进程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中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习西方，这就产生了一个融入世界的问题。中西文化接触后，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割裂中国文化传统、过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现象；但是一因中国文化传统深厚，二因传统文化有其实效性，这就产生了转向民族传统的问题。近代以来这两种趋向一直存在，而抗日战争期间更有突出的表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上面两种趋向做了顺应的变化。中共本来只是在共产国际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坚决对立的立场，这时则积极与美英打交道，认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共长期激烈地反传统，甚至声称‘五四’‘被埋葬在历史坟墓里’了。这时转为主张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些是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中国有着极大的意义。”

第八节 日军侵华政策与战争遗留问题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及其实施，日军的罪行、暴行，战后的审判与战争遗留问题等重大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

关于日本侵华政策，严格说来应属于日本近代史或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范畴，但它与中国抗日战争又有着密切联系，也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对象之一。资料方面，最早出版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辑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辑、中华书局陆续印行的《中华民国资料丛稿》中，翻译了一批主要源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整理的史料，其中包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华北治安战》《河南作战》《湖南作战》《广西作战》，等等。之后，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又摘译了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的《大本营陆军部》，另名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在此前后，参加过侵华战争并在不同层次上参与过侵华政策制订的原日本官员的回忆录，也被翻译成中文，其中有重光葵的《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另外就是井上清的《日本军国主义》（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藤原彰的《日本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森松俊夫的《日军大本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信夫清三郎的《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了，等等。这些翻译过来的史料和专著，为中国学者研究日本侵华战略提供了一些方便。内地对日本侵华战略的系统研究，有徐勇的《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臧运祜的《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史桂芳的《“东亚联盟论”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版）、关捷的《日本侵华政策与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沈予的《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林庆元和杨齐福的《“大东亚共荣圈”源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米庆余的《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这些研究，对于日本近代以来侵华政策的缘起和演变，都有基本的勾勒。一般来说，中国学者之间并无观点分歧，而在日本侵华政策是否有一以贯之的特征问题上，与日本学者的分歧却比较明显。

关于日军罪行、暴行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形成高潮。由于这种研究主要是揭露与考证史实，故在出版的著作中难以区分哪些是史料性图书、哪些是研究专著。已经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中央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版）、朱成山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编辑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章开沅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辑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辑的《日军侵华暴行》（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章伯锋等主编的《血证——侵华日军暴行日志》（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军事科学院编辑的《凶残的兽蹄——日军暴行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日军侵华暴行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北京档案馆编辑的《日本侵华罪行实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李秉新编辑的《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符和积主编的《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郭成周等编辑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韩晓编辑的《侵华日军细菌部队罪证图片集》、纪道庄等编辑的《侵华日军的毒气战》（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步平等编辑的《化学战》和《阳光下的罪恶——侵华日军毒气战实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与日军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译著《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和《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最近10年，相关著述更是层出不穷，如章开沅的《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陈先初的《人道的颠覆：日军侵湘暴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张宪文、吕晶编的《南京大屠杀真相》（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1—29集，2007年出版30—55集），等等。《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内容涵盖四大类型：一是加害方日本方面的史料；二是受害方中国方面的史料；三是第三方欧美国家等方面的史料；四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军事法庭方面的史料。这些史料，多数是首次在内地披露，利用价值极高。

关于战争遗留问题，并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实际是国家之间的大是大非问题，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战争遗留问题了。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战争遗留问题开始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项新内容。战争遗留问题主要包括钓鱼列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中国劳工和慰安妇受害事实、日军施用生化武器侵害和遗害中国问题、香港军票问题、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赔偿问题，等等。战争遗留问题虽然是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时间也不算长，而且还有某种非学术性因素的干扰，但在众多学者和社会热心人士的积极努力下，还是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限于篇幅，这里仅择要介绍有关钓鱼列岛主权归属和慰安妇两个问题的研究概况。

关于钓鱼列岛主权归属问题的研究。钓鱼列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1895年后被日本武力窃占。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该列岛受美国托管。1971年美国结束托管，将该列岛作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私相授受于日本管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多次申明对该列岛拥有主权。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以大量文献资料论证：早在15世纪以前，中国就已经发现了钓鱼岛并为之命名。以后几个世纪，在日本图籍中不仅沿用了中国对钓鱼岛及附近岛屿的命名，而且明确将其划在中国海域之内。还有数种明清文献资料证明：钓鱼列岛列入中国版图之后，曾先后划归中国福建和台湾海防区域。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吞并了钓鱼列岛，但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理应将其交还给中国。[※注]还有人以日本文献，论证日本在中日甲午战后实际占领钓鱼列岛之前，朝野人士的共识是：“钓鱼列屿系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注]近年出版的相关图书，则有鞠德源的《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钓鱼岛正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渊源》（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郑海麟的《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等等。

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中国学者的研究，相对于日本、韩国学者，起步较晚。出版的研究著作，主要有苏智良撰写的《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由他主编的《滔天罪孽：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还有陈庆港的《血痛：26个慰安妇的控诉》（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陈丽菲、苏智良的《追索：朝鲜“慰安妇”朴永心和她的姐妹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苏智良、陈丽菲、姚霏的《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等等。论文方面，有学者对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动机和成因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慰安妇制度绝不是商业行为，而是日军以进行侵略战争为目的的决策；中国慰安妇来源于抢夺、俘虏、诱骗和强征妓女；在36万至41万慰安妇中，大多数是朝鲜和中国妇女。[※注]史料方面，有人披露了日军在天津强征慰安妇的一组档案资料，内容涉及日军设立强征中国慰安妇的机构、向伪政府下达征集慰安妇的命令、强征人数、管理办法等。[※注]有人对日军设在上海和南京的一些慰安妇所进行了实地考察，还有人对山西盂县幸存的当年受害妇女进行了访问调查。这些工作，推动了研究的深入。

第九节 未来展望

中国近代史，以往一度以五四运动为界，其后便不属于近代史范围，而称为中国现代史了。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为研究分期的划分标准，近代史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现代史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在这样的研究分期划分下，抗日战争史作为中国现代史中的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组成部分，固然受到重视，却难免存在研究上的某种局限。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华民国史开始成为研究“热门”，抗日战争史研究作为民国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视角还是内容，甚至方法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到了90年代之后，由于中日现实关系明显受到历史问题的影响，也由于中国迫切需要建构民族复兴理论以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逐渐成为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独立部分，研究视角与内容又有了新的变化。

就视角而言，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总的说来不外两大视角，一是日本的侵略，二是中国的抵抗。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重大事件，它的发生、发展过程与结果，确曾极大地改变中国的历史走向，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在战后不长的时间内就战胜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建立了新中国。因此，在民族民主革命研究分期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活动便必然成为观察与记述的中心和重点。而当民国史研究兴起后，这种情况便发生了变化，对于抗日战争的观察和记述渐渐超越了国共党派斗争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最近十几年，尤其是近几年，受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影响，研究视角又有所变化。一些学者开始更多地审视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袁成毅《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史林》2005年第1期）、荣维木《怎样以现代化的视角解读抗日战争》（《史学月刊》2005年第4期）、虞和平《中国抗日战争与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丁贤勇《近代战争与新式交通发展：以浙江抗日战争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3期）等文所阐述的无不是这方面的思考。也有学者就如何建立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跨国合作，达成跨越国境的共同认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建立跨越国境历史认识其实并不仅仅表现在学术研究层面，而可深入到政治层面与民众感情层面，历史研究者必须意识到解决这两个层面的历史认识问题的重要性。[※注]

随着研究视角的扩大，研究内容当然也就丰富多了。受研究视角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多数时候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方面，虽然诸如经济、外交、社会等方面也有所涉及，但相对政治、军事而言，实际仍处于从属地位。而近30年，尤其是最近10年，情况有了很大不同。政治、军事研究已明显减少，其他方面的研究在明显增长。即使是政治、军事研究，所研究的内容和认识也大不相同了。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时段，它对中国各方面的影响都成了学者的研究对象，而且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如前所述关于战争遗留等问题，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成为研究热门课题的。

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这些新变化，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发展。但是，要想取得抗日战争史研究更大更多的成就，全面提升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科学性，仅仅满足于此种变化是不够的，个人以为，尚需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新的努力。

一是要坚持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坚决排除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像以往那样片面夸大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抹杀蒋介石及国民党军队的地位和作用，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汉奸”问题无限扩大化，以为但凡留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都是“汉奸”，沦陷区的文学、艺术都是为日本侵华服务的，通通贴上“汉奸”文学、艺术的标签，等等，必然有违历史事实，为真正的历史科学所不取。但是，近今出现的一味贬损、抹杀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夸大蒋介石及国民党军队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把蒋介石的“剿共”也看作是为抗日而做的准备，千方百计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辩解，甚至完全否定汉奸的存在，连汪精卫也认为不应“被视为汉奸”的倾向，应该说也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样是一种违背历史实际的片面性，与以往的片面性毫无差别，必须坚决抛弃。而要做到这一点，唯有坚持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才有可能。

二是要正确处理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关系。历史研究的任务是什么？首要的任务当然是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其次就是在了解真实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发现历史的基本规律。实证性研究是为了弄清基本的史实，而理论研究是为了寻找历史的基本规律，表面似有先后之别，实际是一个不能分割的完整的研究过程。视角的扩大，史料的发掘，方法的更新，为准确把握历史事实创造了条件。若干年来，实证性研究大为加强，有关史实辨证的成果相对丰富，无疑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停滞在此，而不去研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那就只走了历史研究进程的一半，也忽略了历史研究的根本意义。个人不太赞成“一切历史都是史料学”的说法，而比较倾向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就是从这一根本任务出发的。以往那种“以论代史”的所谓研究固然不可取，今日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一定程度存在的重史而略论的倾向同样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与不少学者评说的日本史学界的“碎化历史”和“历史无构造”倾向，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三是要正确处理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历史研究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一面，这是毫无疑问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这个意思。60年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演变历程，其实也反映了这一点。但是，历史经验同时也告诉我们，历史研究还有学术性的一面。历史研究虽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却有一个限度问题，超过了这个限度，就违反了科学性。所谓科学性，就是要尊重历史实际，既不能曲解、改铸历史，也不能对历史事实熟视无睹，更不能故意隐瞒历史真相。如果出现这种现象，不仅会阻碍学术研究的深入，间接地也会削弱它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比如，两个战场作用与关系的研究，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关系的研究，中国战争损失的研究，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其本身就存在很大的政治性，这种研究如果超出了历史研究特性所能允许的限度，就往往会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这是需要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否则，历史研究反而不能实现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