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妇女史研究，60年来成果最多的是关于妇女运动方面的。仅专著就有10余部，主要有刘巨才的《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吕美颐和郑永福的《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唐亚辉的《中国妇女百年奋斗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上海市妇联妇运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上海妇女运动史——1919—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全国妇联1989年组织人力编写出版了《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年又组织专家学者撰写出版了《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中国妇女出版社）。这些专著与众多相关论文，主要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 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分期与特点

妇女运动，是为了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恢复妇女诸种社会权利，以实现女性作为“社会人”的价值而进行的社会运动。从本质上说，它是人类对自身存在方式的变革。学术界的讨论，围绕着中国妇女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进行。

评价太平天国革命是否是一场妇女解放运动，涉及妇女运动的定义以及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何时产生的问题。史学界对此一度存在不同看法。罗尔纲1955年发表的《太平天国与妇女》一文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反封建的革命，男女平等是它的革命政纲之一”。太平天国是“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实行者。这样广大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世界历史上不曾有过，真是人类最光荣最先进的行动”。 [※注]郑鹤声[※注]、林增平[※注]大体沿袭了罗尔纲的看法。他们代表了“文化大革命”前学术界对太平天国妇女问题性质的基本看法。尽管今天看来这些观点多有可商榷之处，但当时是一场严肃的学术讨论，并且在材料发掘和史实考证方面贡献颇多。

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学者对传统看法提出质疑，主张对太平天国的妇女解放问题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张寄谦指出：对于妇女参加劳动、参军、参加政治活动，“不宜把它描绘成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因为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故乡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一向比较高，这一传统对起义队伍影响很深。相反，洪秀全“集中继承了封建伦理观念中男子对妇女的压制和歧视”。[※注]王戎笙也说：“太平天国提倡男女平等的光辉思想，就是通常引用的那么几句……而大量的、连篇累牍的，却是宣扬妇女低贱，鼓吹三从四德的言论。”太平天国北伐中甚至拿女人作为赏赐品，妇女在这种场合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哪有男女平等可谈？[※注]郑焱、汤可可进一步指出，农民的“阶级局限和几千年封建意识的传统束缚，使他们在当时不可能具有近代的男女平等思想，妇女也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并自觉地为自身的解放而奋战”[※注]。饶任坤认为，太平天国提出的男女平等口号，实际上不是政治口号，而是宗教的教条。[※注]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评价上，至今仍然存在不尽相同的看法。21世纪伊始王绯重新提出，“太平天国这一创举的原创性影响不可低估”，太平天国革命一度将妇女带到解放线上，“为它之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勇开先路”，并使之“能够在时间、途径和方式上超越英美妇女运动”[※注]。

关于妇女运动产生的历史条件，刘巨才指出，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生需要四个条件：工业文明是产生妇女运动的物质前提；性别矛盾尖锐化，妇女问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产生妇女运动的社会基础；性别觉悟是产生妇女运动的思想基础；具有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的妇女队伍，是妇女运动的群众基础。[※注]

另有学者提出：“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一方面需要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能够为女性回归社会提供相当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则要求人类有能力重新审视自身的存在价值。”[※注]

中国妇女运动何时发端是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荣铁生指出：“中国近代意义的妇女解放运动”，“19世纪末是它的启蒙阶段，辛亥革命前后形成高潮”[※注]。多数学者在各自的著述中以戊戌维新运动作为中国妇女运动开端。以李静之为代表的研究者则认为戊戌维新只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序幕”，辛亥革命高潮中才“诞生了以妇女为主体，有纲领、有组织，有一定规模的妇女运动”[※注]。2008年新出版的《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即坚持后一种观点。

关于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分期问题，学术界一般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阶段，每个大段又分为若干小段。刘巨才认为，前一大阶段是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同步的知识妇女解放运动（1898—1921），后一大段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劳动妇女为主体、以知识妇女为先锋的妇女解放运动。[※注]

关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特点，有研究者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始终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妇女运动的高涨往往与政治革命的高潮同步出现。但是，反帝反封建任务的艰巨性，使资产阶级往往着眼于女性的力量和作用，而忽视女性应得的权利，广大妇女在严峻的政治斗争面前也强化了“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的社会责任感，相对淡化了自我权利意识。其二，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生长艰难，发展缓慢，为妇女解放运动创造的必要的历史条件极其有限；而民族资产阶级在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就担负了妇女运动的领导责任，使得中国妇女运动在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超前产生，并由此引发出男性充当妇女解放的积极倡导者而女性反为追随者的特殊现象。由此说明，中国近代不仅缺乏独立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妇女运动，也缺少独立于男性的妇女解放运动。其三，中国妇女运动具有特殊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中国妇女受压制、受屈辱不仅是男性和家庭的需要，更是历代统治者“齐家、治国、平天下”策略的需要，任何改变妇女社会地位的努力都会遭遇来自多方面的强大阻力。[※注]李桂海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特征归纳为以下四点：“与资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从批判封建家庭伦理的角度探讨妇女解放；男性思想家发挥启蒙作用；关注妇女的社会权利。”[※注]

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男性特色”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孙兰英指出：由于社会基础、经济条件尚不具备，从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兴起直到辛亥革命成功，“解放妇女的宣传者、倡导者、组织者都是男性”，他们与先进的妇女共同构成了近代妇女运动的主体。这种“男性特色”使中国所进行的运动实际上是“解放妇女运动，而不是妇女解放运动”。文章还认为，中国妇女在男性思想家启蒙下，不仅认同了他们的观点，“还把在父权制下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的男子当作理想的化身”。男性也由于“没有针对大男子主义传统进行自我否定而获得精神上的彻底解放”，因而往往在认为目的已经达到时，就重弹封建伦理的老调。[※注]桑兵的《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散论》（《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也对近代妇女解放多由男性发端现象，从多角度探究其根源。他强调，除了男性受教育的比例大大高于女性外，以下几条原因也应予以考虑：其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成长所负责任往往较父亲为大，影响也较深，由此产生的文化意义上的恋母情绪，会左右后代对待女性的态度。其二，身受家长压抑的男性，对于比自己地位更为低下的女性，易产生强烈的同情心，而对统治社会和主宰家庭的男性油然生厌。怜悯与颂扬女性，正可抒发对人间压抑不平的愤懑。王晓丹等更多强调从女性自我意识缺失、女性主体意识错位方面，来分析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非女性化”特征。[※注]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特点，有研究者将其概括为六个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的理论形态；同革命运动紧密结合；注重确立男女平等的法律地位；唤起女性主体意识；以劳动妇女为主体广泛团结各界妇女；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团体以代表和维护妇女的利益。[※注]

还有学者提出，妇女运动对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推动作用不应忽视。认为：妇女运动的直接与间接成果一般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与提高，两性关系的错位逐步得到纠正，性别群体利益不断得到调整。二是妇女运动在整个社会产生了强大冲击波，对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着重大影响，使人们逐步接受某些新事物，产生某种新共识”，推动了“正向”社会变迁[※注]。

二 关于妇女解放思想

关于妇女解放思想已经有不少专著先后出版，如夏晓虹的《晚清文人妇女观》（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王政、陈雁主编的《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莲波的《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思想历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2005年6月，复旦大学历史系和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在上海共同主办了“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120位中外学者与会，集中展现了近代妇女思想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熊月之所著《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与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两书，对近代妇女解放思潮的兴起与发展作了系统论述。书中多有突破传统看法之处，如对传教士的评价，认为鸦片战争以后来华的部分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宣传了西方资产阶级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新观念，客观上对中国妇女运动起了思想启蒙作用。再如对于早期维新派，认为他们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与探索，已不同于历史上封建士大夫中的开明人士，而带有若干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色彩，对于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兴起具有前驱先路的作用。

在讨论男女平等思想的产生时，研究者普遍认为，自晚明起，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思想领域产生了代表市民阶层的人文主义思潮，于是出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萌芽，即有自觉意识（包括男女两性）地追求男女平等。这一萌芽延续了近300年，但一直没有形成完整的男女平等理论。李国彤较早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注]多数学者取得共识的另一点，是认为近代妇女解放思想，是在西方天赋人权学说及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思想传入中国后才在中国思想界产生的。孟新安认为，男女平等思想产生于戊戌时期，“成为一个时代的里程碑”[※注]。何黎萍却认为，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男女平等思想还不成熟，存在思想与理论中的自我矛盾。20世纪初，在西方女权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才出现了“妇女解放思想的重大飞跃”[※注]。不少学者对于20世纪初的女权主义代表作——《女界钟》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金天翮的名著《女界钟》，代表了晚清女权主义思想的最好水平”[※注]。

对于妇女解放思想在中国产生的渊源，王美秀认为这一问题既不能完全溯源于西方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也不能只追根于本土，而应看作是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果。“在近代东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东方国家普遍出现与传统文化离异并趋向西方文明的潮流。” [※注]夏晓虹指出，西学东渐一个极其可观的思想成果，便是平等观念的阐扬，它形成于戊戌变法前后，“迨到二十世纪初，已越来越多地被‘男女平权’尤其是‘女权’的说法所置换”[※注]。

可以看出，研究者在诸如近代妇女解放思想何时产生、渊源何在，早期维新派是否具有妇女解放思想等问题上，认识略有差异。

关于“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相关论述较多。有学者总结了这一时期妇女解放思潮的特点：一是以人格独立意识为核心的个性解放观念的高扬；二是妇女解放思潮与当时改造社会的探索结合紧密，呈现出异常活跃驳杂的多元竞进格局；三是此时的妇女解放思潮，具有社会基础的广泛性和思想理论的深刻性。同时，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初步传播，使这一时期妇女解放思潮跃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和层次。[※注]王如青对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周作人代表的倾向不同的两种妇女解放思想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指出，前者代表的是“阶级解放”论，注重妇女整体解放，后者代表“个体觉醒”论，更加关注女性的个体自觉。两者对妇女解放理论都具有开创意义，又都潜在着偏颇与局限。[※注]吴效马等人从时代特点出发，将“五四”时期与戊戌维新及辛亥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进行了对比。[※注]

关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近代的传播，有不少著述论及。石巧兰、李兴芝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近代的传播可分为三个阶段：辛亥革命前后为早期介绍阶段，五四运动前后为初步传播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确立阶段。以中共二大《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为起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观察和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观念以党的决议形式确立下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确立的标志。[※注]

刘巨才指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同中国妇女运动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主张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农劳动妇女是妇女运动的主力军和基本力量；先进知识妇女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和桥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妇女运动健康发展的可靠保证；建立和健全各类妇女组织是开展妇女运动的组织基础；建立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思想和策略、支援和参加武装斗争是新民主主义妇女运动的主要内容；妇女特殊利益与阶级整体利益的关系，劳动群众中的男女不平等问题，是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注] 李静之指出，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指导思想的确立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大革命时期已经正式确立，苏区时期又明确地提出了发展农妇运动的指导思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妇女运动指导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注]

一些文章还分别对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的妇女解放思想进行了研究，因为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妇女观，体现着当时先进的人对妇女问题的态度。研究较多的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严复、秋瑾、孙中山、吴虞、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毛泽东、向警予、宋庆龄等人。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更加扩大，涉及了王明、陈望道、邵力子、沈兹九等多党派人士。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突出了妇女解放思想的时代特色，也显示了妇女解放思想的丰富多彩的个性。

三 不缠足、兴女学、创报刊、结团体

关于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切入点，学术界大体接受了陈东原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观点，以不缠足运动和兴女学运动的兴起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起点。因为形体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思想解放则是妇女解放的关键所在。两项运动均肇始于戊戌时期。

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不缠足运动缺乏学术性研究，只有康同璧1957年发表过一篇回忆文章。1983年樊心的《近代妇女解放的先声：浅谈戊戌变法时期的不缠足运动》（《上海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重提不缠足运动。此后出现的一系列论述不缠足运动的文章，成为新时期妇女史研究热潮中一个醒目之点。文章研究的重点在晚清，内容涉及：维新派倡导不缠足运动的运作过程、外国传教士在提倡不缠足运动中的宣传和示范作用以及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提倡不缠足的意义。

进入90年代，不缠足运动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李凤飞、暴鸿昌的文章全面考察了缠足的地域、民族、阶层的分布情况，并分析了清代以来反对缠足的各种立场和视角，包括审美的、实用的、国家兴亡的、人道文明与卫生的、妇女解放的不同方面。[※注]有人从文化视角来透视不缠足运动的产生，认为“当一个社会或民族在经历文化变迁时作为其外在行为表现的风俗断无不变之理”[※注]。应当一提的是杨兴梅所撰《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一文。文中不同意史学界认为辛亥后缠足现象已成强弩之末，新文化运动期间“缠足陋俗出现了根除的趋势”[※注]的认识，提出，“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女性缠足现象远比过去所认知的更广泛”。文章对南京政府在禁止缠足方面所做的“积极持久的努力”给予肯定，并指出：“这是一次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以禁罚为重要手段的不缠足运动，说它是近代不缠足运动的高潮阶段，或不为过。”文章还强调，由于各级人员执行禁罚过程中常常违反民间风习，使得“此项政策的实施至少在方式方法上大有使人民不满之处”。另有一些文章从身体史或观念史的角度开展研究，如杨念群的《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对女子缠足由美变丑的历史进程的多元分析》（《北京档案史料》2001年第4期）、杨兴梅的《观念与社会：女子小脚的美丑与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等。

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影响重大，一直是研究中国近代妇女史的重点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黄新宪所著《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等专著，专门论述近代女子教育的文章已有90余篇。多数文章着重于中国女子教育的近代化及女子教育体制的建立，阎文芬的《中国女子教育的近代化历程、特点及启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 期）一文提出近代女子教育的三个特点，即“复杂性”、“多元性”及“女子教育总体发展上的落后性”。梁景和的文章揭示了近代女子教育发展的脉络，并对1907年清政府颁布的两个女学章程和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在近代女子教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分析。[※注]

教会女学问题，是研究的热点之一。1988年，章开沅、顾学禄等学者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合作，开创了中国教会大学研究，推出一批研究成果。崔运武的文章把教会女子教育分成了两个阶段：一是教会女校发展的初期阶段（1844—1860），二是教会女校的扩张时期（1860—20世纪20年代）。 前一阶段的特点是学校数量少、程度低，学生以贫民子女为主；后一阶段则已形成从小学到大学规格齐全的教育体系，学生向富家子女转向。文章肯定了教会女子教育在“提倡男女教育平等”、“以洋风移旧俗”、促进“中国女界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解放”方面的作用，但强调这“不是教会集团的初衷”。[※注]王奇生的文章研究了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历史演变与特点，认为教会女子大学开创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河，并在这一领域“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无论在创办时间、女学生人数、女生在全部学生中所占比例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同期的中国大学。因而“在第一代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过程中，教会大学扮演了十分重要的母体角色”[※注]。乔素玲认为，中国近代女学的创立与发展不仅受到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而且受日本影响很大，“从而使中国近代女学带有浓重的日本色彩”[※注]。朱峰于2002年出版了《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书，以金陵女子大学及华南女子大学为考察对象，全方位探讨了教会女子大学发展的坎坷历程。

女子留学问题也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已经出版的几部留学生史都比较多的涉及或以专门章节论述了女子留学。[※注]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1995年又有一部女子留学史专著出版。[※注]这些书介绍了早期的教会女子留学、清末女子留日热、民初女子留美热、“五四”时期女子留法勤工俭学热、20世纪20年代的女子留苏、抗战胜利后的女子留美趋向等一系列问题，介绍了不同时期政府的留学制度和政策，以及女留学生的生活和她们对社会的贡献。论文中，论及清末留日女留学生的较多，周一川的《清末留日学生中的女性》（《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与谢长法的《清末的留日女学生》（《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文章，详细考订女子留日的基本情况。郭常英与苏小环的文章探讨了清末女子留学的初始动因。蔡峰对民国时期女子留学的途径及留学专业领域进行了全面考察。[※注]

近代女子教育对于妇女运动及妇女生活的影响，本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宋瑞芝指出，戊戌时期的兴妇学运动“为妇女解放进行了思想启蒙”，辛亥时期女子教育的发展，“唤醒了妇女革命的自觉意识”，“五四”时期平民教育的兴起和大学开放女禁，使“妇女解放运动突破了知识女性的圈子，扩展到了工农大众之中”，从而“揭开了中国妇女真正觉醒时代的帷幕”[※注]。一些文章则强调，近代女子教育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妇女最早获取的权利；女子教育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妇女的整体素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女性的启蒙，应归功于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注]

早期的女子报刊，曾是对妇女进行启蒙教育的有效工具，也是向社会伸张女权的重要阵地。20世纪60年代初，新闻界曾就中国第一份女子报刊问题有过一场争论。当时，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和陈撷芬1902年创办的《女学报》都被视为中国第一份女报。1963年，潘天桢、杜继琨分别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第一份女子报刊是1898年上海桂墅里中国女学会创办的《女学报》，并介绍了该报宣传“男女平等，施教劝学”等内容和出版发行情况。[※注]但争论并未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20年以后，《女学报》重新受到妇女史学者的重视，80年代初，林虹发表了《中国第一份女报》，刘巨才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女报》[※注]，方汉奇等学者也纷纷著文，论证了与《女学报》相关的问题。研究的深入，使人们发现了维新派妇女以往鲜为人知的一系列活动，如创办女学会与女学报、参与创办女学堂等，了解了她们关于妇女解放的主张。这一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确定第一份女报的所属，而是涉及戊戌时期是否形成了妇女运动、中国妇女运动何时开端等重要问题。

近代女子报刊创办状况的研究也有进展。各种近代报刊史以及辛亥时期、“五四”时期的期刊介绍，都以专门章节介绍了不同时期的女子报刊。1990年出版的《北京妇女报刊考》（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对1949年以前北京出版的110种女子报刊，进行了评介。女子期刊的个案研究则涉及了不少著名妇女杂志，如《中国新女界杂志》《妇女杂志》《劳动与妇女》《妇女评论》《新妇女》《妇女声》《妇女周报》《女星》《妇女生活》《妇女之友》等。还涉及了一些有影响的大报的妇女专栏，如《大公报》的《妇女与家庭》、《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等。[※注]

女子报刊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周昭宜的《近代女子报刊的兴起及意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 期）一文指出，女子报刊的兴起，不但“在中国报刊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性质和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了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喉舌”。而女性跻身于报刊活动，也“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虽然不是妇女刊物，但曾对妇女解放起过重要作用。张晓丽的《〈新青年〉 的女权思想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一文指出，《新青年》的女权思想集近代妇女解放理论之大成，对中国妇女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表现的锋芒与锐气，不但当时使社会震惊，即使在今日也颇有启发意义。”应当指出，中国近代女子报刊总量很多，对妇女运动和妇女生活的影响极大，但迄今为止研究还很不够，蕴藏其中的丰富史料也未得到充分利用。

关于妇女团体。戊戌时期建立的“女学会”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妇女团体，这一论断已被多数学者所公认，只是由于资料欠缺还难以窥其全貌。近代妇女团体的研究，集中在团体的分类、活动内容与形式、社会影响等方面。多数论者根据妇女团体的倾向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种以振兴女权为目标，一种侧重于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还有一种以改良社会风习或举办慈善事业为主。妇女团体的出现，表明中国妇女开始以群体面貌参与社会生活，影响十分深远。张莲波的文章列举了辛亥时期的35个妇女团体，分析了这一时期妇女团体的特征，并指出，辛亥革命前出现的众多妇女团体，“为武昌起义后女权运动掀起高潮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注]。一些文章强调了早期妇女团体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和政治上软弱与幼稚的问题，还有一些文章对共爱会、中国妇人会等女子团体进行了个案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是女子团体发展最快的时期。黄晓瑜把这一时期的妇女组织分为如下几类：全面抗战爆发前自发组织的妇女抗日团体；统一战线建立后全国性的妇女抗日组织；各根据地的妇女联合会和妇女救国会。[※注]刘静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新成立的妇女组织简介》（《妇运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3期）一文估计，1940年前后国统区的妇女抗日组织大约有358个，其中影响最大的全国性组织有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 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等。并对这些组织的来龙去脉、内部组织、活动特点进行了评述。武锦莲的《抗战前期的〈妇指会〉及其活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一文强调了妇指会1938年改组后，虽然仍旧由宋美龄任指导长，但性质已发生变化，成为“国民党、共产党和无党派的妇女，站在平等地位”的统一战线组织，并在抗战和妇女参政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有一些文章介绍了妇女战地服务团等有影响的妇女团体的创建过程、活动情况与社会影响。[※注]日伪统治区的新民会的妇女会、国防妇人会、“全满妇人团体联合会”，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注]

如果说近代妇女团体的研究有了某些突破，主要是指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妇女组织的介绍和评价已比较真实和客观，不足之处则是研究中侧重于政治性妇女团体，女子职业团体、实业团体、学术团体、文化艺术与宗教性质团体涉及较少。

四 女子参政运动

女子参政运动，是中国近代女权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研究者比较关注的问题。李细珠提出，“清末存在正反两股相悖的思想潮流”。一是少数男性女权主义者与个别先进女性，“认为女性与男性一样都是国民的一部分”，“则当然具有相应的参政等方面的权利”；二是大多数人在探讨国民意识时“或是有意无意地忽视性别这个问题，或是贬低甚至否定女性的国民资格及其相应的参政等方面的权利”。但是，两种思想潮流中“双方的力量是极不成比例的”，影响了妇女参政运动的成败。[※注]在对历次女子参政运动的考察中，涉及民初这一时期的文章较多。严昌洪强调民初女子参政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指出：“从横向来说，它是国际女权主义思潮与妇女参政运动在中国的反映。从纵向来说，它是戊戌以来民主思潮与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从历史来说，它是对中国几千年男女不平等的偏枯现象的反动。从现实来说，它是对革命以后仍然压制女性的顽固传统的反抗。”文章分析了此次运动失败的原因，认为：“这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运动遭到了男人的压制，也受到了女人的冷遇，成为少数勇敢分子的行动，这是失败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则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与迅速的失败。”[※注]蒋婷薇认为，民元妇女参政运动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支持与反对的双方“在性别定义上形成的分歧导致双方无法对话”[※注]，也无法取得共识。

关于1921年至1922年间女子参政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吴淑珍在分析其产生背景时强调，五四运动进一步启迪了妇女的觉悟和参政意识；1921年各省发生自治运动，重新制定省宪使妇女参政出现新机遇。认为1922年的妇女参政斗争，缺少民国初年的女子参政派那种激奋和勇猛精神，但却带有强烈时代色彩，“反映了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过渡的某些特征” [※注]。张莲波进一步指出，“这次参政已超出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范畴，带有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的性质”，“得到了共产党的及时指导”[※注]。由于仍然存在缺乏思想基础与群众基础等问题，因此仍旧难免陷于失败。

吴淑珍还对人们关注较少的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下的妇女参政运动作了考察。她认为国民革命使妇女参政的观念不断更新，很多人逐渐认识到：妇女参政运动“要和大多数妇女群众结合”才有意义；国民革命是推进女子参政运动的“先决条件”；不应把妇女参政运动弄成“做官当议员运动”。文章还认为，1924年冬掀起的女界国民会议运动，将妇女参政运动推向了新阶段，使中国妇女运动首次实现了组织上的统一，开始“在同一的目标同一的策略之下”进行。同时，妇女参政被置于反军阀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基础之上，说明妇女运动开始加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阵线。[※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妇女宪政运动延续了10余年，国统区广大妇女为争取参政权进行了不懈斗争，尤其是重庆各界妇女掀起的宪政运动，声势浩大影响广泛。但专题研究论文相对较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妇女参政运动，备受研究者重视。周亚平的文章指出：“凡是建立革命政权的地方，广大劳动妇女便真正获得了参政权，不论是苏区，还是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都证明了这一点。”[※注]张永英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但在理论上提高了对于妇女参政的认识，而且形成了一系列妇女参政的政策，包括：“在法律上赋予妇女同男子平等的参政权”；“以最低比例保障妇女的参政权”；以“女工农妇代表会议及妇女代表大会成为妇女参政的主要形式”；在“土地、婚姻、教育等公共政策中保障妇女参政的基本条件”，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劳动妇女参政的水平，走在了全国最前列。[※注]

应当说，中国近代女子参政问题的研究已取得比较大的进展，但尚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特别是在探讨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规律，总结其中得与失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五 国共两党与妇女运动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共产党、国民党等不同政派与政党都曾与近代妇女运动有过直接关系，或充当过妇女运动的领导角色。国共两党与妇女运动的关系，是近30年来研究者较为关注的问题。研究进展较快的是共产党建党初期对妇女工作的领导、抗战时期妇女统一战线以及其国统区妇女运动等问题。

对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妇女运动的方针政策及对妇女运动的领导问题，全国妇联的《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注]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指出：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于同年8月帮助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进行改组，使之成为建党初期党领导的重要妇女组织；1922年中共“二大”产生的《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畅引婷在充分肯定建党初期党对妇女运动的领导与贡献的同时，指出妇女运动的开展受到的“种种局限”，如“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的高压政策”、“封建的束缚，妇女人才缺乏”、“经济困难，经费无着”，以及经验缺乏、工作失误等，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实际情况。[※注]此外，叶孟魁提供了一则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夕有关妇女政策的新史料，即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的报告，其中第五部分特别报告了中国的妇女问题及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强调妇女是无产阶级可以依靠的革命力量，是“统一的革命机器的有用的螺丝钉”[※注]。新的资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于中国妇女问题的认识水平。

对于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建立妇运统一战线的研究，主要涉及宋美龄主持的庐山谈话会，以及统一战线的形成、特点、对妇女运动的推动等问题。研究者普遍认为，1938年5月宋美龄出面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实现了各界妇女大联合，标志着中国妇女抗日统一战线正式成立。董妙玲指出，妇女抗日统一战线“具有地域、政治成分和阶级成分的广泛性”，“组织形式的统一完整性”，“抗日方向的连续性”以及“内部阶级斗争的尖锐性”。统一战线中始终存在着左中右三派，是“带有阶级对抗性的合作”。而宋美龄“对抗日的态度，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态度，归根到底取决于蒋介石的总体部署”。[※注]关于中共在妇女统一战线中的作用，李媛认为，邓颖超领导下的南方局妇委，成功运用了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妇女，孤立顽固妇女”[※注]的统战策略，最大限度团结了各阶层妇女，推动了国统区妇女运动的全面高涨。国民党对待妇运统一战线的态度、政策等问题，受到不少研究者的重视，武锦莲的《抗战前期的“妇指会”及其活动》、李媛的《宋美龄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妇女界统一战线》、 侯德础的《宋氏姊妹与“工合”运动》[※注]等文章，对此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

研究国统区妇女运动的文章近年有所增加，一些文章正面展示了南京国民政府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领导戒缠足等风俗改良运动的运作过程，以及取得的效果。晁海燕著文论述了国统区的“妇女训练”，认为这次对城乡妇女干部和普通妇女民众进行的大规模训练，“是对各阶层广大妇女进行的有组织的一项思想和文化教育活动”。文章还对江西、南京、广东、四川等地开展妇女干部训练和妇女民众训练的概况进行了介绍，并对这一活动产生的广泛影响给予了充分肯定。[※注]水世琤的文章，介绍了社会学家雷洁琼接受妇指会之邀，在江西卓有成效地开展妇女组训工作的情况。[※注]

研究成果最多的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多数文章着重分阶段、分区域、分专题论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妇女运动发展的状况，一些文章侧重于总结与探讨其中的规律与历史经验。[※注] 总体看，对于各党派妇女政策、妇运方针、妇运组织形式的研究，比起对妇女运动的过程、内容、成果的研究明显不足。国共两党相比，国民党与妇女运动关系的研究更显薄弱，如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及其工作、抗战时期的妇女国民参政会等问题，涉及文章较少且缺乏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