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直系军阀是袁世凯死后逐渐发展壮大的另一北洋嫡系军阀，其对民国政局的影响主要在直皖战争以后的曹锟、吴佩孚时期。公孙訇的《直系军阀始末》（《河北文史资料》第22辑，1987年）、《冯国璋年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吕伟俊、王德刚的《冯国璋与直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潘荣、孙新、魏又行的《冯国璋家族》（金城出版社2000年版），郑志廷、张秋山的《直系军阀史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著述，对直系军阀的发展脉络作了大致介绍。其中《直系军阀史略》一书，揭示了直系军阀产生的历史渊源，还首次论述了保定军事学堂培养的历届学生在直系军阀形成中的重要地位，突出了直系军阀的完整性与延续性，并客观评述了直系军阀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较具学术价值。学界对直系军阀所进行的专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直系军阀在直奉战争中战败的原因。郭剑林从政治、军事、战略战术、财政等方面比较了两次直奉战争，分析了两次战争双方胜负的原因。[※注]苏全有、孙宏云则着重分析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直胜奉败的原因。[※注]郁慕湛认为：“直系的垮台，不仅仅是它当时面临着的种种困难，更重要的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人民革命的思潮已开始影响到了军阀集团的内部，从而间接地冲击了军阀的统治。”[※注]实际说的是冯玉祥的前线倒戈、发动北京政变，使直系士气一蹶不振，迅速溃败。对于这种单纯的政治角度的分析，有研究者指出：“冯玉祥北京政变，仅是直系失败的一个直接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上的多行不义，不得人心，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军事上的内部分裂。”“由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原因，致使直系军阀以失败而告终。冯玉祥的前线倒戈和鲁晋军阀的落井下石加速了其失败的进程。”[※注]李军则认为“直系是在内部危机四伏，外部反直力量的共同打击下而走向失败的”。“首先，直系内部争权夺利，引起了激烈的矛盾斗争和分化，导致了内部的分崩离析。”“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内部因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最终导致矛盾斗争不断加深而出现分裂，大大削弱了直系自身的力量。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其内部已危机四伏，说明不待外力打击，直系军阀的衰亡也必成趋势。”“其次，财政危机和军队腐败也是造成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次，吴佩孚经营的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造成了有利于反直力量的客观形势。”就外部而言，“直系军阀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和曹锟贿选总统的丑恶行径遭到全国各界的反对，直系成了国内最主要的敌人”。“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方反直三角同盟的形成是促成直系失败的主要外在因素。”英美在华势力的受挫和日本对于奉系的支持，又“为奉系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注]娄向哲、来新夏还指出“‘外债无源、内债难举’的财政崩溃的窘境”也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的一大重要原因”[※注]。

2.直系军阀与英美及其他列强的关系。章伯锋等人认为，直系军阀与英美的关系表现得若明若暗，较为隐蔽，不像日皖、日奉那样公开露骨，但英美支持直系以抵制日本在华侵略势力的扩张，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直皖发生尖锐矛盾和斗争时乃至直皖战争直系战胜皖系后，英美积极支持吴佩孚，甚至视吴为其在中国的合适代理人，而直系也总是把英美视作自己的同盟者。直系统治北京政府财政拮据，英美曾积极谋求对其贷款，日本则极力反对，清楚反映了日本对英美所支持的直系军阀的敌视态度。[※注]但是，郭剑林、苏全有认为“吴佩孚不是属英美派，不是英美代理人”[※注]。王甲成、王建华则认为历史总是复杂的，“既不能简单而铁案性地认定英、美是曹、吴集团的后台，也不能认为曹、吴不是亲英美派”。“整体而言，曹、吴集团以英、美为奥援，同时也有矛盾，并且由于英、美为商业化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侵华手段和日本不同，因而其与曹、吴的关系和日本对皖段、奉张的关系迥异，而呈现不明显的状态。”其实，英、美与曹、吴集团的关系经历了一个过程。“从英、美方面来说，经历了一个由寄予厚望积极支持曹、吴到失望而不愿支持的过程。从曹、吴方面来说，经历了一个乞求英、美援助大都没有成功的过程。”双方对彼此的选择以利益为导向，并不存在相对固化的特性。[※注]娄向哲指出：“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衡量帝国主义列强与军阀政权关系的重要尺度之一，是列强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给予军阀政府以财政支持。”尽管英美等西方列强曾给直系政权一定的零星借款，“但更多的是与其他列强一起向直系政权勒索债务、进行经济压榨”。英美等列强与直系政权的确“作过一些军火生意”，但同样也大量“卖给直系的大敌奉系”，“其他列强，如法国、意大利，也是既售军火给直系，也售军火给奉系”。因此，他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美等国售军火给中国北洋各系军阀，在许多情况下是出于牟利意图，倾销其陈旧、剩余物资，其商业性质大大重于政治色彩。”“当然，像日本以大量军火支持张作霖，其军部免费武装奉系成旅军队，在战争关键时机供奉系以急需弹药等作法是不能以单纯牟利做生意去解释的。”直系尽管对于英美的真实态度有所察觉，可仍寄望于英美的援助，“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如同在直系政权财政窘迫之时并没有得到英美‘援助’一样，在决定直系命运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也没有从英美那里得到什么支持”。[※注]

3.曹锟及其相关活动。张洪祥、徐兴云、岳谦厚《布衣总统曹锟》（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岳谦厚、李庆刚、张玮《曹锟家族》（金城出版社2000年版），张祥斌《曹锟传》（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周玉和、高乐才《曹锟全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曹锟及其家族的史事。专题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曹锟贿选及其对“二七”罢工的态度。郑志廷早在1982年就发表专文描述过曹锟贿选的过程。[※注]对于曹锟的执政，有学者提出应给以“客观积极的评价”[※注]。但侯强在对曹锟的“贿选宪法”进行专门研究后指出：“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为确认和保护他们的利益，与其之前的各派军阀一样，又祭起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旗号，照例进行了一些点缀性的法制变革。”曹锟政府所颁布的这部《中华民国宪法》即“贿选宪法”，“是我国这一时期军阀文化精神的产物和集中体现”。它带有历史的双重效应：“一方面直系军阀的制宪活动是对《临时约法》的又一次背叛，以致‘贿选宪法’自公布之日起，即带上贿赂的阴影而备受非议；另一方面就‘贿选宪法’本身而言，其又综合体现了西方近代宪政理论和宪政原则以及中华民国十年共和历史的政治实践和立法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的直系军阀政府，在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其又确实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因此，他希望不要将其所谓“正面效应”予以扩大化的理解。[※注]关于曹锟对“二七”罢工的态度，苏全有认为，镇压此次罢工的“责任应该由曹锟、吴佩孚、萧耀南等军阀来承担，其中，曹锟乃幕后幕前的总指挥”[※注]。

4.吴佩孚及其洛派军阀集团。有关吴佩孚的传记，出版有蒋自强等人的《吴佩孚》（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章君榖的《吴佩孚传》（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郭剑林的《吴佩孚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等40多部。其中章君榖一书详尽介绍了吴佩孚的一生，在全面叙述吴佩孚的生活轨迹和行状思想的同时，重点介绍了吴的军事、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围绕这些活动的历史背景和人物，是研究、了解吴佩孚以及那个时代的重要著作。而郭剑林一书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新的视角、新的观点分析研究了吴佩孚跌宕起伏的一生。

有关吴佩孚的专题论文，主要涉及以下问题：（1）吴佩孚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郭剑林认为吴佩孚这时的言行，“对于达到‘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两大目标和促进五四运动的蓬勃兴起及深入发展，起到了‘助推力’的作用”[※注]。谭融认为，吴作为一个封建军阀，虽与皖系军阀之间存在权力之争，本人也具有个人野心，但仍不失为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军阀。[※注]对于五四运动之前吴佩孚提出“救国同盟条件”军事密约，离湘北上，由北洋军悍将一变为西南军阀的“盟友”这一举动，谢本书认为吴的目的是要“北以共同对付皖系军阀，南以排斥孙中山，镇压革命”[※注]。（2）吴佩孚开府洛阳时期的活动。林全民从军队构成、地盘、财政和官僚群四个方面考察了吴佩孚洛派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注]郭剑林、苏全有分析了吴佩孚开府洛阳时期的幕府、练兵和外交活动，认为其“网络人才，致力练兵，颇多可资借鉴之处。至于他在对外关系上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则不失为一爱国军人。但他在此期间反对工农运动和国民革命，镇压二七罢工，则是其历史上一个不能宽恕的历史污点和反动罪责”[※注]。王甲成等人对曹、吴集团的形成以及该集团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曹、吴集团的崛起，使北洋军阀正式分化和决裂”。“曹、吴大肆搜刮、滥使武力，连年的内战不仅使自身处于财政破产、武力政策处处碰壁的境地，也使国家人民遭殃，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注]来新夏则认为吴佩孚在开府洛阳时期扶植亲信、遥控中央、操纵政局等举措，是为了实现“武力统一”的梦想，但由于“那时他的军事实力还未能达到一呼百应的程度，而且还有在北洋军阀集团中鼎足而立的奉系势力在障碍着他实现梦想”。因此，失败的结局是难以避免的。[※注]蒋自强的研究反映了吴佩孚颇著声名的军事谋略才能。[※注]关于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东山再起的问题，宋镜明厘清了吴由联孙（传芳）反奉转向联奉反冯（玉祥）的过程。[※注]郑志廷、李凤伟从外部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三方面入手，深入分析了吴佩孚制造“二七”血案的原因，认为血案的发生，与苏俄、共产国际的政策转变有关，“但促使吴佩孚屠杀罢工工人的根本因素，还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直接危害了他的军饷的主要经济来源”[※注]。（3）吴佩孚1927年入川后的活动。王安平、刘丽敏认为吴佩孚“是三次川乱的导火线和催化剂”[※注]，对四川政局产生深远影响。（4）吴佩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郭剑林、王红梅认为，吴佩孚在民族危机的历史关头和险恶的生存环境中，以对祖国、对人民的“忠义”二字作为自己人生哲学的要谛，“抵制住日敌的各种威逼利诱，始终坚持原则，以国家利益为重，拒当汉奸傀儡，这种气节是值得称颂的”[※注]。另有学者对吴佩孚拒当汉奸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一是由于他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情结；二是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民族运动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双方对吴佩孚的忠告、劝诫，使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入汉奸之门；三是由于日本和吴佩孚双方在其出山条件上存在的矛盾和差距。[※注]（5）吴佩孚的死因。大多认为吴佩孚之死是日本人所为。[※注]梁荣春进而指出：吴本是日本中意的对象，最后之所以死于日本人之手，是因他讨价还价引起不满而被杀一儆百。[※注]但苏全有提出相左的看法，他认为吴佩孚并非日本人所杀，而是因病而亡，并认为无论是否为日本所杀，都不影响他拒当汉奸的晚节。[※注]

5.冯玉祥及其评价。有关冯玉祥的传记，出版有王华岑等人的《冯玉祥将军传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郭绪印等人的《爱国将军冯玉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冯醒仁等人的《冯玉祥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余华心的《传奇将军冯玉祥》（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刘敬忠的《冯玉祥的前半生——兼对其自传〈我的生活〉辨析》（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张传华的《民主斗士——冯玉祥传》（团结出版社2000年版）等10余部。其中大多以冯玉祥《我的生活》之类的自述为主要依据，唯有刘敬忠所著一书对《我的生活》的记述有所辨析，较具学术价值。

学界对冯玉祥一生的评价，总体而言，趋于一致，认为他是一个不断追求进步的爱国将领，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朋友，但对其思想转变过程的认识却存在一定分歧。高德福等人认为，1925年的“五卅”惨案是冯政治思想的转折点，他开始由一位军阀营垒中的爱国将领转变为革命将领。[※注]而刘敬忠则认为，“北京政变”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冯玉祥并未完全跳出军阀的范畴，直到1926年4—8月南口大战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教育下，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仅仅维护本派系利益发展为以国民革命为目的。[※注]刘曼容更是认为直到这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才是“第一次重大的革命转变，即由一个北洋军阀中分化出来的将领，转而公开正式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注]。王宗华等人在《国民军史》一书中指出，1926年上半年冯玉祥国民军攻占天津以后对直、奉军阀的“主和”活动，是政治上“动摇”及“妥协”的表现，但又认为主要还是分化敌人的“策略”。林凤升、吕书额则认为：“自1926年初至南口大战前，国民军对直奉两系军阀的主和活动，不管是假意和奉以争取时间，还是真心联直抗奉以保存实力，都是其企图能留在北洋军阀集团内的努力，都是其军阀本质的体现。”[※注]对于冯玉祥和曹锟贿选的关系，研究者看法不一，多数人沿袭冯玉祥《我的生活》之说，认定他对曹锟贿选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不满”的。[※注]刘敬忠则比较客观，认为“不能简单地得出‘是’与‘否’的结论。实际情况是，他部分地卷入了这件政治丑闻，而又没有支持具体的‘贿选’”[※注]。

6.孙传芳及其对江浙的经营。仅孙氏传记就有吕伟俊、王德刚的《孙传芳》（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何易、潘荣的《五省联帅——孙传芳》（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何德骞的《孙传芳真传》（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王晓华的《北洋枭将孙传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邵维国的《孙传芳全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陈杰的《孙传芳传》（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多部。经盛鸿对孙传芳与浙奉战争及其影响进行了专门研究。[※注]傅幼玲认为：“孙传芳在经营江浙期间，采取了一些顺应民心、安抚民众、推行民治的政治经济措施，既安定了社会秩序，又对本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所裨益。但作为封建军阀，孙传芳思想保守僵化，自私狭隘，又缺乏军事远见和谋略，故难免出现联军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的局面，更难抵挡北伐军锐利的攻势，其苦心经营年余的江浙地盘也最终尽数失去。”[※注]王晓华则认为：“孙传芳代表了腐朽、反动、没落的北洋军阀的利益，所谓‘保境安民’，实质上是实行封建割据，对抗中国的统一和大革命的洪流。因此，在北伐军的英勇打击下，其失败就是必然的了。”[※注]

7.王占元、萧耀南对湖北的统治。孔祥征对王占元督鄂七年的种种暴行和湖北民众的驱王运动进行了研究。[※注]对王占元被驱一事，学界存在两种认识倾向：一种认为“从表面看，这一事件是各方势力相互冲突，相互利用所引起的。以往的研究者也因此将驱王运动纳入湘鄂、川鄂战争中去考察，单从军阀混战的角度去分析，忽视了驱王运动的根本力量，使自己认识局限在暴政者的角逐与私争之中”。另一种则“不正视驱王运动的本身，而注重于‘自治’这个口号，将湖北以驱王为目标的‘鄂人治鄂’，同湖南、浙江等地的‘自治’运动完全相提并论，说成是一次‘西化’活动”。李崇义认为以上两种认识皆失之偏颇，他高度评价湖北驱王运动，认为这是民权革命战胜军阀的案例。“不能将这场运动看作是军阀为保全地方实力的混战，也不能视为是仿效西方‘联邦自治’的‘西化’运动。而是湖北各阶级联盟与军阀势力的一次抗争，结果赶走了王占元，打击了吴佩孚。驱王运动是中国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第一次合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经验。”[※注]朱丹、田子渝比较充分地揭露了直系军阀在湖北的统治及对当地经济的搜刮。[※注]此外，倪忠文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湖北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北洋军阀对湖北的统治。还有学者对统治湖北的萧耀南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