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军阀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独立”于北洋军阀以外，派系更为复杂，对当时全国政局影响最大的一个地方军阀集团。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在这一领域先后推出了谢本书、冯祖贻主编的《西南军阀史》第1—3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贵州军阀史研究会编撰的《贵州军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肖波与马宣伟撰写的《四川军阀混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匡珊吉等人主编的《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专著。前者记述了1911—1949年西南军阀（包括云南、广西、四川、贵州、广东、湖南六省区）从酝酿到发展直到尾声的全过程，分析了它们与北洋军阀、国民党新军阀的不同特点。后者各自介绍了贵州、四川两省军阀的兴衰概况。而有关西南军阀的专题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西南军阀概念的界定和形成时间及分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虽早有学者提出“西南军阀”这一历史概念，但对其具体内涵却不曾深入阐释过。谢本书首次提出：西南军阀这个概念与“这些军阀所在省区处于中国的西南方或靠近西南方的省区直接有关。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西南军阀并非‘地域概念’，而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集团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和全国的大部分地区。1916年护国战争以后，在中国的南方和西南地区，北洋军阀的势力尚未达到或尚未完全达到的各省，主要是云南、四川、广西、贵州、广东、湖南六省区，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分成许多派系的地方军阀。这些军阀由于不属于北洋军阀系统，而所在省区又基本上处于中国的西南地区，因而历史上称为西南军阀 （有时又笼统地称为南方军阀），以区别于北洋军阀（有时又笼统地称为北方军阀）。”“西南军阀在民国初年，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势力最大。这样又使六个省区大体上分为两类地区，滇系军阀唐继尧控制了云南、贵州两省，并力图向四川扩张；桂系军阀陆荣廷控制了广西、广东两省，湖南也在其势力影响之下。”“护国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在事实上出现了北洋军阀与西南军阀两个最大的军阀派别。西南军阀作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是特指民国初年出现的与北洋军阀相对而言的西南六省的地方军阀集团，而不是指任何时期中国西南地区出现的地方军阀。”[※注]

关于西南军阀的形成时间，杨维骏提出：“究竟西南军阀形成于何时，还是得根据史实，对辛亥革命后西南各省的情况作具体分析。”首先，“不能单看该省主政者本人的阶级立场、政治倾向，更主要地应该看该省是否已置于一个封建军阀集团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因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形成，不是取决于某一人的主观意志，而是封建复辟势力战败革命势力取得了对该地区绝对控制的结果”。其次，依据军阀形成的主要特征，“云南军阀史的上限定于护国战争之后，恐怕较为符合历史实际”；而四川军阀统治史的上限可定于“滇、川、黔军在四川大混战”时期；贵州有没有形成封建军阀统治则“值得考虑”；从“二次革命”至护国反袁，广西陆荣廷政权“似乎基本上是从属于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地方政府，还难于说是割据一方的桂系军阀政权”。可见，“西南各省军阀史的上限未必划一，各省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只能通过对西南各省辛亥革命后的情况作具体分析，以是否建立封建割据的封建专制统治为准则，来研究和划分各省地方军阀统治史的上限”。[※注]而谢本书则持不同意见，认为1917年爆发的川滇黔成都巷战，是西南军阀形成的重要标志。理由是：第一，在北洋军阀势力尚未达到或完全达到的西南六省，“逐步形成了相对于北洋军阀的地方军阀集团”。第二，1917年发生在四川省会成都的川滇黔战争，即所谓“刘罗”、“刘戴”之战，乃是典型的军阀混战性质的战争。[※注]谢本书的看法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

关于西南军阀史的分期，谢本书认为在北京政府时期，西南军阀史可初步分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西南军阀的酝酿时期（1911—1916年）。这一阶段，只是酝酿，是说明西南军阀形成的背景。”“第二阶段，西南军阀的形成及其发展时期（1917—1927年）。这是西南军阀的鼎盛时期，是西南军阀史研究的主要阶段，也是北洋军阀统治中国、军阀混战的重要阶段。”[※注]

2.西南军阀的特点。谢本书认为，相对于北洋军阀，西南军阀有其特殊性。第一，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北洋军阀形成于清末，从一开始就是以镇压人民革命的反革命武装力量而登上历史舞台的。西南军阀则产生于民国初年，借助于护国的声威，在“护法”、“靖国”之类的旗号下进行扩张，因而能在一个时期蒙蔽一些善良的人们。第二，头面人物的经历很不一样，所起作用也不尽相同。“北洋军阀的头面人物，基本上是清末由行伍出身的反动军官，除了个别人以外，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自然而然地属于反革命派。西南军阀的头面人物的经历要复杂得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参加过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活动，其前半生多少是有功绩的。例如，唐继尧曾加入同盟会，参加云南辛亥起义，领导护国起义等。陆荣廷虽绿林出身，又为清廷招安，但据说也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又参加护国起义。由于西南军阀头面人物的这些特点，使他们头上多了一层‘革命’的光环，能够在一个时期，打着‘革命’的旗号，经营军阀的事业。”第三，两者的权力不一样。“北洋军阀控制中央政权，对外投降，对内镇压，危害很大。西南军阀事实上是一批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内部派系林立，既无‘团体’之称，又无统一机关可言。与北洋军阀既有对立，又有勾结。由于他们的势力范围在中国的南方，而南方在民国初年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区，为了打击当时革命的主要敌人——北洋军阀，革命派有时要争取、联合他们，这就使西南军阀处在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第四，投靠帝国主义的情形和程度很不一样。“北洋军阀各主要派系，实力强，势力范围大，还控制中央政权，与帝国主义关系更密切、直接。西南军阀各派系比较分散，力量有限，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一般不密切，也比较间接；也有较小的军阀，在一定时期还发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声。”[※注]

3.国内外各方与西南军阀的关系。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以较为翔实的史料和深入的论证，考察研究了孙中山一生与近代军阀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任建树认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陈独秀早年对军阀有过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他“对军阀（自然包含西南军阀在内）的认识是和他本人的思想发展、转变同步前进的”。陈独秀深知西南军阀只是地方性军阀，难以影响全局。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有许多关于西南军阀及相关的联省自治问题的论述，“但他从不就事论事，孤立地谈论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反对西南军阀是反帝反封建全盘革命任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对西南军阀的揭露与斗争，总是从革命的全局着眼”。[※注]这一看法得到宋锐乔、倪少玉的支持。关于某些社会名流如章太炎与西南军阀的关系，冯祖贻指出：“一九一四年以后，章太炎渐渐脱离政治，但其间也有变化，袁世凯死后，章捐弃前嫌再度与孙中山合作护法，反对北洋军阀，因而与西南军阀发生了关系。第一次护法失败，在五四运动革命潮流滚滚向前之际，章的政治态度从反对军阀割据转向拥护军阀割据，鼓吹‘联省自治’，进而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显而易见，一九一四年后章太炎的这一思想变化和他与西南军阀之间的纠葛有关。”[※注]关于皖系军阀与西南军阀的关系，陈长河认为，西南军阀在直皖战争中的“联直制皖”策略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其与直系的“合作”是“出于各有所求，形势使然。但以彼此利害关系，在‘合作’中又充满矛盾”[※注]，也证明西南军阀在本质上与北洋军阀没有区别。关于日本与西南军阀的关系，陈正卿指出：日本在扶植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同时，也曾“加紧引诱拉拢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五四运动前后，日本对唐继尧的拉拢勾结，对中国政局产生了相当影响。首先，它阻碍了这一运动和新文化在西南地区发展。”“唐继尧与日本勾结也进一步威胁着孙中山的护法事业”，“加速了西南滇黔川战争的爆发”。“从上述日本与唐继尧的勾结过程来看，日本也确实达到了它的罪恶目的。虽然它内部军阀、财阀派别不一，但在执行分头操纵中国南北军阀阴谋时，其策略倒是相互串通基本一致的。”[※注]

4.西南军阀对五四运动及鸦片贸易的态度。对于1919年的南北议和，学界一般认为“它是由帝国主义导演的一场南北军阀‘分赃以肥私’的政治争夺”。但夏石斌认为，由于各派军阀所处的地位不同，“不仅有‘分赃以肥私’的共性，而且又存在对中国历史发展有不同作用的个性”。西南军阀“由于特定的地位，特定的环境”，在这场斗争中也“起了某种积极作用，这就是西南军阀的双重性”。[※注]谢本书更明确指出，五四运动发生后，西南军阀“基本上采取了有条件的支持态度”，“尽管这种支持是有条件的和有限制的，而这种支持本身，客观上有利于运动的发展”[※注]。至于对鸦片贸易的态度，高言弘指出，“鸦片税收，既然是军阀财政的主要来源”，因此，西南军阀对鸦片种植是鼓励的，并“为了控制和扩展鸦片烟的产销地区”[※注]，和战时起。

5.四川军阀的形成及其社会危害。张建基认为四川“防区制的确定，标志着川系军阀之形成”[※注]。王友平认为“防区制是一种割据争雄，武人专制，旨在掠夺，破坏极大的地方军阀割据统治形式……实为一种恶劣的武装割据现象”[※注]。赵清认为袍哥是四川军阀的重要来源。[※注]龙岱等人认为鸦片税收是四川军阀最主要的财政来源和支柱。[※注]唐学锋、傅曾阳等人分析了四川军阀长期混战的原因，他们指出：军阀混战越剧烈，社会经济遭到破坏程度越大，农民破产和城市人口失业的就越多，而军队的兵源就不断扩大。兵越多，又助长了军阀进行混战的野心。这种恶性循环是造成近代军阀割据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恶性循环又与四川封闭的地理环境，自然经济的存在，人口的迅速增加，知识分子寻找出路等因素有关。吃粮从军，军事起家，便成了四川军阀混战次数特别多，位居全国榜首的重要原因。[※注]另有学者认为，吴佩孚鼎力支持杨森也加剧了四川军阀间的混战。[※注]涂鸣皋对四川军阀的形成、割据混战及混战根源与社会危害进行了深入分析。[※注]沈涛揭露了四川军阀对于自贡盐场的劫掠。[※注]张杰“从社会史的角度，以民国川省军阀、土匪、袍哥三位一体的事实，以及他们相互勾结的背景、条件、过程、心态及其影响”，论述了“民国年间四川社会，军阀混战、袍哥横行、土匪猖獗，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三大社会问题。他们的活动与整个民国四川史相始终，其势力和影响波及经济、文化、行政各个领域”[※注]。杨光彦、潘询指出，四川军阀给四川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从1917年到1935年，军阀割据持续长达18年之久。为争权夺利，各派军阀之间混战不已，大小战事400余次。为筹措战争经费和满足个人挥霍，各派军阀不惜竭泽而渔：骇人听闻的田赋附加和预征；毒害川民、布祸全国的鸦片种植；滥发滥铸纸币劣币；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等等。造成农业萎缩、工业衰退、商业萧条，人民群众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把‘天府之国’变成了‘人间地狱’。”[※注]

6.贵州军阀及刘显世的评价问题。有学者对贵州军阀统治时期的财政窘况进行了研究。[※注]熊宗仁则对贵州军阀混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注]关于贵州军阀与北洋军阀的关系，有学者认为贵州军阀曾与北洋对峙乃至分庭抗礼。[※注]何长风则认为贵州军阀对于北洋军阀始终处于依附地位。“没有发生过与之‘分庭抗礼’，更没有出现过搞‘军事割据’、闹‘独立王国’的情况。”要说有的话，也“只是在兴义系军阀政府统治时期，‘旧派’势力依附北洋军阀政府反对南方临时政府和军政府，或者成为北洋军阀反对南方军阀的附庸。‘新派’势力则是依附、支持南方临时政府和军政府，参与南方军阀（含西南军阀）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注]李双璧考察了贵州兴义系军阀的形成及其社会基础，认为它是“一个代表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反动势力”，“在政治上极其保守，拒绝任何形式的改革，在经济上横征暴敛，陷贵州人民于水火之中，成为阻碍贵州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注]。龚晓林则认为“兴义军阀具有武治地方社会的割据性、利权掠夺的争夺性、传统封建关系的伦理取向性、对外关系的非帝国主义依附性、行为准则的随己性等特点”[※注] 。

范同寿对贵州军阀桐梓系周西成集团在20世纪20年代的崛起及其在西南军阀派系中的纵横捭阖活动进行了研究，较为客观地指出：“以周西成为首的贵州桐梓系军阀集团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年中迅速崛起，除了其本身善于投机取巧、纵横捭阖这一主观因素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年间，川黔两省乃至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演变。”其实力扩张的原因，与“桐梓系军队本身的一些特点，例如官兵中除上下级关系外，尤为注重封建宗法式的同乡、戚族关系，在同等条件下，军队的战斗力较其他军阀队伍为强等等因素”不无关系。“不过，那种过份强调周西成‘干练’及桐梓系军队‘善战’的看法，却是不可取的。可以断言，如果没有一九二三年以后川、滇、黔军阀的大混战，没有南方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对北洋军阀的遏制，以周西成为首的这支小小地方军阀派系，决不可能如此快地跻进西南军阀的行列，当然更谈不上建立起桐梓系集团对贵州为期十年的统治。”[※注]

关于刘显世的评价问题，熊宗仁研究刘氏的生平事迹后指出：刘显世“除了反映军阀的本质和主流的一面之外，还有在某些历史转折关头或重大历史事变中与时代潮流俱进，在历史前进的合力中加入他的一分力量的非本质、非主流的另一面。这两面的有机结合，才是历史上的刘显世其人。”“刘显世一生的形象除了作为封建军阀这条主线之外，还有一些似乎违背形式逻辑但却符合历史逻辑的行动，往往把反动与进步、逆潮流与顺时势统一于一身。”[※注]对于刘显世在护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一度普遍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认为他参加护国战争，纯属“被迫”，是“反革命投机家”。[※注]但曾业英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刘显世于云南护国起义以前，虽投过帝制赞成票，但并不足以说明他就是袁世凯帝制派”。“完全否定刘显世在护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公正的，不仅与事实不符，且理论上也说不通。”[※注]另有学者从湖湘文化的影响力方面分析其生平，考察其在贵州近代化方面做出的努力，给予了正面的评价。[※注]

7.旧桂系军阀的兴衰。莫杰剖析了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军阀集团的出现、演化和覆灭，认为旧桂系的基本特点是：首领人物的素质，决定了他们拿不出像样的维护统治的精神支柱，只能乞灵于封建迷信和“江湖义气”。他们赖以维持内部团结的纽带，是拜把关系和裙带关系。他们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乡村的豪绅阶级，所遵奉的是封闭型的地方主义。其统治方式为封建把头的家长制封建统治，“属于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不仅英、美帝国主义扶植旧桂系军阀，而且日本帝国主义也扶植旧桂系军阀。”[※注]黄宗炎则分析了护国战争与旧桂系兴亡的关系。[※注]熊宗仁就旧桂系据粤的缘由进行了研究，认为“除了陆荣廷等政治暴发户赤裸裸的财富欲、权势欲和膨胀了的占山为王的绿林习气等主观因素外”，还有桂、粤两省财政的贫富悬殊、陆荣廷借护国战争之机，以及两广联治的历史政治传统和北京政府的无奈认可等深刻原因，以及“适逢的历史机遇和传统的思想观念”方面的客观原因。[※注]罗婧则进一步结合旧桂系的军政活动，将其发展战略概括为“立足广西，参与南北对抗”[※注]，并分析了采取这一发展战略的原因。周中坚、黄卷超还注意到陆荣廷旧桂系军阀在广西现代化过程中的贡献。[※注]袁少芬则介绍了岑春煊在旧桂系崛起时代的作用及破坏护法运动的表现。[※注]林小群、傅玉能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对在桂系集团崛起中起关键作用的桂系核心集团组织结构及内部联系”[※注]进行了个案探究，以追寻旧桂系集团迅速崛起及最终迅速彻底瓦解的原因。

8.陈炯明粤系军阀的特点。有学者指出，概括地说，该系军阀的特点是：“（一）粤系军阀代表人物陈炯明是从革命党人蜕化过来的”，“可以称之为过渡类型的军阀”。“（二）粤系军阀的军队，是以封建依存关系和反动政治关系结合起来维系的。由若干小系统组成大系统的军队，是一支比较典型的军阀军队。它开创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团防武装——城乡地主买办阶级武装。（三）粤系军阀具有明显的买办性。陈炯明始终得到广东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而这些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后台便是帝国主义。陈炯明的叛变是帝国主义收买政策的结果。（四）所有军阀都是地方主义者，但粤系军阀在这一点上表现特别突出，所以有人称之为‘地域主义’。”[※注]

9.唐继尧评价问题。学界对唐继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护国、护法运动中的表现；二是治理云南的施政措施；三是与云南近代化的关系；四是与国内外政局的关系。学者们对此有褒有贬。以唐继尧对护国战争的贡献而言，有全面肯定的，认为此时的唐继尧尚未蜕变为军阀，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他担任了护国运动的全面领导。唐继尧作为辛亥云南起义的主要策划人和参加者，是有重要历史功绩的，在云南也是有实力的，不能把推翻“洪宪”帝制的功劳都归于蔡锷。[※注]也有全面否定的，认为护国战争的“原动力来自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如果没有唐继尧的破坏和屠杀，云南反袁工作早就发动起来了”。这位学者还引用其他学者20世纪60年代的话说：“从1912—1927年唐继尧的言行看来……在‘护国’战争中，他仅在客观上起一些作用而已。从主流来看问题，显然唐继尧不是什么正面的人物。”[※注]多年来，云南学界对唐继尧的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有关情况可参阅杨淳惠《1980年以来唐继尧研究综述》（《文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一文。

西北军阀主要指盘踞于甘青宁地区的马氏军阀集团和新疆军阀杨增新。对于马氏军阀集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马氏军阀集团的产生及长期存在的原因。吴忠礼就马氏军阀集团的兴衰进行了一般的探讨。[※注]周立人认为该军阀集团起源于清末陕甘回民起义中的回军乃至庚子国变时期的董福祥甘军，具体而言，它“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了三十年代‘三马’掌权时，他们利用新军阀混战的机会，使军事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遂成为西北的地方割据势力”[※注]。薛正昌认为，董福祥与西北马家军阀集团的孕育与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注]许宪隆等人就辛亥革命前后诸马集团在政治上的多次转变及其动因进行了研究。[※注]田旺杰“从地理环境、宗教、社会历史背景和内在改革机制等方面剖析了青海军阀长期存在的原因”，认为“青海回族军阀存在近半个世纪，它的成功在于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应变能力，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需求，并能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做出符合社会需求的举动。但是他们的一举一动是在矛盾中艰难地发展，因为他们本身的局限性不情愿也决不会完全按社会和青海人民的意愿所为，只是局部的适应”[※注]。李庆勇等人从伊斯兰门宦教派的角度考察了它们在西北马氏军阀集团形成中的作用。[※注]刘进则指出：“当历史和人为形成的民族对立依然未能消解时，回族民众在一定程度上把诸马势力视为维护本民族利益的依靠，这是西北诸马军阀能长久生存的原因之一。”[※注]

二是马氏军阀集团的特点及影响。作为回族地方割据势力的马氏军阀集团，其势力曾扩展到西北数省，对这几个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过颇大的影响。马氏军阀集团中个别实权人物的势力范围还一度跃出西北进入绥远诸地。王劲指出这个集团的主要特点是：具有特别浓厚的封建性，其统治建立在传统的农牧业结合的封建经济基础之上，靠家族主义纽带维系内部；附庸下的独立，自身条件制约他们不能与“中央”公开抗衡；力图与宗教保持密切联系，以政权控制宗教。[※注]其社会影响，吴忠礼等人指出，回族军阀势力的崛起，实际上是近代以来回族求生存求发展的根本权益的体现，其军阀统治在给当地带来黑暗落后的同时，也为国家民族起到一定作用。从国家主权角度看，“它的出现，及时填补了辛亥革命后西北某些地区（主要是宁夏、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产生的权力真空，使这些地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管制，从而排除了帝国主义分子借这一地区民族问题而干涉中国内政的可能性，也使某些帝国主义分子和分裂分子的阴谋无法得逞”。“由于回族军阀的民族特点，使得回族穆斯林群众的生存权利和生活习惯较之以往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尊重。”[※注]霍维洮也认为西北回族军阀“曲折地体现了回族社会的历史要求，与这一民族社会紧密结合，标志着西北回族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它处于多民族社会环境和近代化过程之中，作出了适应环境和时代需要的各种努力，因而协调了各种社会关系，但它终于不能从民族运动向社会变革转化而败亡”[※注]。许宪隆对马氏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注]赵维玺则考察了青海回族军阀的缘起与发展及其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局限。[※注]牛敬忠等人认为马福祥在绥远一面“鼓励民间种植鸦片、军政人员贩卖鸦片”，“导致绥远地区鸦片的泛滥”，一面又“重视地方教育事业，在教育、军事、行政诸领域任用地方人士”，因而对马福祥的所作所为“不应简单地加以否定”[※注]。

关于新疆军阀杨增新的研究，主要有彭武麟、段金生等人的论著。他们都从维护边疆稳定方面对杨增新治理新疆的理念与实践给予了肯定。段金生指出，杨增新主政新疆期间，“中国正经历着晚清到民国的社会剧变，他坚持弃绝战乱、保境安民的坚定信念，实行具有个性特征的各项治新措施，使得新疆在他统治时期保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这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大局来看，杨增新在这一时期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会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