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本身既不是为谁找说法，也不是为谁讨公道。所谓“拨乱反正”，不过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历史研究一种附带的功效罢了，它并不是历史研究本身应有之义。但20世纪80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却可以说基本上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阶段。好在这种“拨乱反正”对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推进，是具有相当积极作用的。这是因为，不管人们怎样理解这四个字，这时的所谓“拨乱反正”，实际上并不仅仅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胡编乱造的“两条路线斗争史”而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背离实事求是精神的错误倾向而来的。比如研究者们不仅为刘少奇、瞿秋白、彭德怀等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冤屈的党史人物鸣不平，而且也提到了大量“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久已存在的问题，像写五四运动要不要肯定陈独秀的功绩；写中共一大的代表可不可以写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等人的名字，写广东农民讲习所是否也应该讲到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以前的几期及其主办人，以及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能否只谈毛泽东一个人的作用，如此等等。[※注]不过，主要从拨乱反正的角度来研究人物及其历史，难免会较多地侧重于政治评价。而过多地从政治评价的角度来研究人物，必然存在着掌握政治标准或宽或严和不易避免掺杂感情因素等问题，研究时容易太多地纠缠于“左”右对错的争辩，或者忽略研究者应持的客观平实的学术态度，或者因政治本身的局限而使研究无法深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讨论最热烈的陈独秀问题，就反映出这种情况。

关于陈独秀早期作用的评价，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是这样说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中间以中国急进的民主派著名；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注]

胡乔木在这里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对一个事实的认定，即陈独秀在中共一大即被推举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第二层意思却是囿于长期以来关于陈独秀“右倾投降”导致中共在大革命失败的观点，着意在政治上对陈独秀的早期作用加以限定，即强调陈“五四”时只是“急进的民主派”，虽然后来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但“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仿佛这样就可以证明，陈独秀后来为什么会走到“右倾投降”的地步。

这样一种典型的穿靴戴帽的方式，与后来盛行的“出身论”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就是凡是在中共历史上犯了这样或那样“错误”的人，不论其是否有贡献于这个党，都必须与党的正确路线划清界限，并且要追根溯源，断定其所犯错误并非偶然，一定有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甚至阶级根源。陈独秀大概是中共党史中这一逻辑的最早的一位受害者了。胡乔木的这个说法延续了几十年，并且陈从“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干脆变成了“从来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陈之当选中共领导工作，也被说成是因为党在初创时期“缺乏经验”和过于“幼稚”。而为了避免人们由此推导出其他结论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党史著作中还要特别补上一句，说是“这丝毫也无损于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党正是在逐步清洗自己队伍里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过程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注]

有关陈独秀的政治评价问题，严格说来不是历史学范围内学术研究必须讨论的课题，但这种人物的政治评价严重妨碍正常学术讨论的展开，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当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中共党史学界中很快就有人提出了新的看法。1979年2月，中共党史学界即就此召开讨论会，会上虽然有人仍坚持认为陈独秀不仅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但已有不少人提出，陈独秀在“五四”后期，即建党前后“观察社会问题的方法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了，他“已经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展成为我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注]。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会后内地几十种社会科学杂志和学报，都不约而同地就此发表了研究论文。[※注]除了极个别的文章坚持陈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外，几乎所有文章都持同一口径，即肯定“五四”后期建党前后的陈独秀已经“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注]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各期刊如此集中地发表如此多的有着几乎同样观点的为陈独秀鸣不平的文章，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清楚地反映出当时的大多数中共党史学者是多么渴望能够给陈独秀这样的历史人物一个公道的说法啊。

然而，同中共党史中其他一些更敏感的问题相比，围绕着陈独秀早期作用的评价问题所展开的这场讨论，对推进中共党史学术化的进程影响并不明显。这是因为，上述说法看似较新，却未必与胡乔木的看法有多大的抵触。因为这时几乎所有为陈独秀鸣不平的文章都异口同声地重复着胡乔木关于陈“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以便表示自己的观点并没有脱出权威的轨道。而事实上，从后来公布的胡乔木文稿的写作过程显示，胡在最初起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时，原本也没有否定陈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肯定陈当时已是“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了。后来仅仅是因为考虑到“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与“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说法易生歧异，才在毛泽东的赞同下，把那个“最”字取消，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换成了“社会主义宣传者”这种语义含混的用词。[※注]这也就是说，包括毛泽东在内，“最高权威”未必认为陈独秀在创建共产党的时候，以及在成为党的领导人以后，还是所谓“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因此，虽然肯定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属于拨乱反正，但这在当时确实也很难说在学术上有多大的突破。

在陈独秀问题上的“雷区”，最主要的是他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问题。因为，关于这个问题，无论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还是在《毛泽东选集》当中，都有过很尖锐的批判。《决议》中明确讲：1924—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除了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叛变、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联合的力量过于强大以外，“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注]。什么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英明指示呢？这主要是指1927年那个主张马上大规模武装工农的所谓“五月紧急指示”。而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则主要是指毛泽东等人当时强调两湖农民运动“好得很”，否认农民运动（也包括工人运动）“过火”的文章。

突破《决议》和《毛选》的说法，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是，即使在80年代初，一些学者已经在尝试着这样做了。陈独秀是否应该像《决议》和《毛选》中所说的那样承担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呢？向青1979年即在自己的文章中表示了异议。他显然不同意关于陈独秀因违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指示而导致革命失败的说法，认为这是对当时的情况“没有历史地科学地加以分析”。他强调，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共产国际代表则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化身，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示工作是共产国际章程所规定的。所谓陈独秀的错误，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纪律的问题，而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的问题。因此，他提出：“我们在党史上所说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仅把共产国际的错误加在了陈独秀的头上，而且把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国民党内的苏联顾问——魏金斯基、鲍罗廷、罗易等等所做的错事也都一古脑儿加在了陈独秀的头上。”[※注]新中国初年就曾接连出版过有关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方面中共党史著作的廖盖隆，次年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过去所说的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多次应该反击国民党右派而没有反击，其实是和共产国际把主要希望寄托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指导方针，和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苏联顾问的主张有关的。特别是大革命进入后期，即1927年上半年以后，形势变化很快，情况错综复杂，莫斯科在几千公里之外遥控指挥中国革命，要及时地正确地指导实际斗争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时有些指示是对的，也来得太晚了。“例如共产国际曾建议我们党武装工农，但是革命都快失败了才来建立武装，怎么来得及呢？”[※注]

1980年，革命博物馆主办的《党史研究资料》第5期发表了刘少奇1937年2月26日的一封信，题为《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其中突出谈到了1927年上半年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问题。除了举例说明这种“左”倾的种种严重现象以外，特别说明这些“左”的事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仅严重破坏了统一战线，使党和工会陷于孤立，而且使“我们最亲近的人离开了我们，在反对党的方针与号召上去进行暴动”，加速了革命的失败。这封信的发表，显然促使一些学者开始对所谓陈独秀右倾错误之一是压制工农运动，拒绝毛泽东等同志正确意见，指责工农运动“过火”的说法，提出了质疑。郭绪印在1980年发表文章，明确认为，过去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等高等学校中共党史教材中关于“陈独秀机会主义者一贯否认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反对农民的革命斗争”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他同时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陈独秀指出农民运动中存在大量“过火”行为，“是尊重客观实际的”，并非像一些教科书所写的那样，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农民运动的污蔑”。他并且由此得出结论称，正是总是把如实地汇报情况，提出意见，动辄扣上什么“阶级立场”、什么“污蔑”之类的大帽子，使共产党的“左”倾“过火”现象得不到及时纠正，以致“左”倾错误一次比一次更加严重。“为了从历史上总结出可贵的经验和教训，找出规律性的问题，首先就必须尊重历史事实。那么对于陈独秀所说的农民运动有‘过火’行为这句话，难道不应实事求是的予以重新评价吗？”[※注]

对《决议》和《毛选》的这种突破，之所以没有遇到特别的“关照”，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论者都没有否认陈独秀存有“右倾错误”。在承认这个基本认识的前提下，说明共产国际也有错误，工农运动也有“过火”表现，相对来讲这个突破就只是局部的，不大容易触“雷”。相比较而言，富田事变问题的重新探讨和结论的改正，则是这时对《毛选》中已有历史结论的一个更有典型性的突破了。

富田事变长期以来被说成是江西苏区内部暗藏的反共组织AB团策动的一场反革命事变。通常所说的经过是：1930年1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奉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之命率红十二军一连士兵，前往省行委所在地吉安富田去抓AB团分子。后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带部队将被捕的上百名AB团分子抢回，并杀害了拥护毛泽东的干部群众上百人，喊出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这一事变很快被平息。《毛选》据此多次提及这个AB团，并讲到AB团在富田、东固一带对群众影响很大，导致群众与红军对立。注释中更明确讲：“AB团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内的反革命特务组织”。[※注]

然而，1979年底，《江西大学学报》登出戴向青的《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一文，对富田事变的性质做了完全不同的说明，明确认为这场事变并非反革命事变，对事变参与者的镇压是严重的肃反扩大化。随后戴向青又写出《富田事变考》，对所谓富田事变领导人杀害上百名拥护毛泽东的干部和群众的说法进行了具体的考证，说明此说纯属子虚。根据戴向青的深入调查与研究，证实所谓富田事变完全是一起冤假错案。实际情况是，因当时担任总前委的毛泽东与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省苏维埃领导人之间一直在土地分配等问题上存在矛盾，加上与毛持同一立场和认识的毛妻贺子珍妹夫刘士奇又被开除党籍，毛误信省行委内有所谓AB团的谣言，于1930年12月3日派李韶九带部队去抓省行委的领导人，李又用逼供信的手段逼出一连串假口供，逮捕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刘敌得知此情况后，率独立营将被捕人员救出，并认定此事为毛泽东所为，故在次日的士兵大会上，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省行委派常委段良弼前往上海向中央诉说事变详情及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段将报告送到并与博古等谈话后即不知下落。而六届四中全会后新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却作出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并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赴中央苏区。中央代表团4月中旬到苏区后，即将认定富田事变为党内矛盾的代理书记项英免职，代之以毛泽东。结果便发生了一系列镇压行动。先是原省行委及参与事变的刘敌等红二十军干部如数逮捕处决，三个月后更将红二十军调至于都平头寨，把近800名排以上军官全部杀害。而后开展的所谓“肃反”工作中，更有7万人被冠以所谓AB团分子的名义而遭杀害。[※注]

在中共早期历史上，这大概是最骇人听闻的一起大冤案了。其实，毛泽东本人对此也不是毫无认识。还在1956年，当斯大林问题披露以后，毛本人也几度从教训的角度提到过富田事变和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承认当时搞逼供信制造了许多假口供。言外之意，这一事件确有冤情。只不过，事情过去多年，毛不认为有公开纠正的必要罢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提此事，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议。相反，从江西省到中共中央，许多从苏区出来的老干部都明确表态支持。但即便如此，甚至经过了许多年的调查，1989年平反文件已经起草完毕，最后仍不了了之。只是在1991年新版的《毛选》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对此有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说法。《毛选》新写的注释文虽然改变了过去的说法，但新的说法仍旧显得不十分确定。称：“从一九三○年五月起，赣西南开展了肃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文中对于这个肃AB团的斗争究竟对还是不对，态度含混，给人的印象好像只是斗争扩大化才发生了混淆敌我矛盾的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则比较全面地汲收了戴向青等人的研究成果，并肯定“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80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凡是关系到对重要历史问题的突破，势必要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因为，中共党史上的这种突破，经常并不完全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往往会涉及方方面面。富田事变问题就反映出这种情况。但富田事变毕竟过去了五六十年，受害一方的当事人在位的几乎没有，换到其他一些问题上，情况就复杂多了。比如，西路军问题，虽然也有许多“老同志”支持，但由于中共中央过去就这个问题有过专门的决定，又有大批当事人在位，虽然无所谓“平反”问题，解决起来还是相当艰难。

西路军问题的核心是“张国焘逃跑路线”的问题。由于张国焘于1935年10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坚持退往西康，并另立中央，因此被指为退却逃跑路线。按照《毛选》中的说法，“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毛选》并且在注释中具体解释说：“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注]

对于上述说法，《党史研究》杂志1982年第1期发表署名严实的文章，首先就所谓张国焘擅自将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并令其渡过黄河向青海西进这一史实做出考证。文章指出，西路军的组成是在渡过黄河之后，而非在此之前；渡河后是向甘肃西部河西走廊，而非青海；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也并非是张国焘“擅自决定”，而是根据中共中央宁夏战役计划，按照毛泽东等人的电报指示行事的。[※注]这一考证已清楚显示《毛选》的说法在史实方面存在明显的错误。

1983年，参加徐向前回忆录整理工作的丛进接连发表文章，进一步对《毛选》有关内容提出质疑。文章指出：“上述断语和注释，是多年来党史界论述西路军问题的依据，也是一些革命回忆录的基本口径。有些党史著作和文章并有所发挥……至今，全国各高等院校的中共党史讲义的说法也大致如此。”但不仅上述不是事实，而且西路军本身的任务也是中共中央所赋予的，不能说是“按张国焘的错误命令沿甘肃走廊西进”。文章特别就《毛选》中提到上述断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成文时间表示怀疑。因为，此文标明成文于1936年12月，但文中对张国焘路线的批判和有关西路军失败的结论，都明显地与成文时间不符。与丛进文章同时发表的竹郁的文章《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则比较全面讨论了西路军问题的来龙去脉。文章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与张国焘的逃跑路线无关；第二，红四方面军西渡是根据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按照宁夏战役计划所采取的作战行动，并非执行张国焘的“西进计划”；第三，西路军的失败除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环境困难等客观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西安事变后它担负着牵制配合河东中央红军作战及国共谈判的任务。西路军未能及时突向新疆，而是在条件极端不利的河西走廊浴血鏖战，创造完全无法实现的根据地，是服从中共中央全局部署的一种结果，并非按照张国焘的命令行事。[※注]

但是，丛进、竹郁的文章，以及随后发表在《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上陈铁健的《论西路军》一文，显然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关照”，不仅受到了批评，而且《历史研究》从此不得再刊登有关中共党史方面的文章。在80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当中，这是官方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政治干预。[※注]其实，这种干预是否必要，着实令人怀疑。因为很快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研究当中也发掘出大量新的史实，证实所谓“打通国际路线”以及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都与中共中央接取苏联军事援助的整个战略部署密切相关，与张国焘“逃跑路线”没有多少关联。[※注]不仅如此，几年之后，即1991年《毛泽东选集》再版时，这样的观点实际上也还是被官方接受了。在新版的《毛选》当中，尽管毛文中的说法难以改动，改写的注释却对西路军给予了全然不同的评价。新的注释称，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师后，“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注]。新的注释肯定西路军执行的是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与张国焘路线无关，这在事实上就否定了毛文中关于“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