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国共两党合作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同时，国共两党关系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和各自力量的消长而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对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有关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论述，仅见于中共党史著作和革命史著作之中。这些著述所反映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历史认识相当一致，并无学术观点上的差异。撮其要，主要有以下几点：（1）共产党历经“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策略变化，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从而导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2）国民党停止“剿共”政策，外部是共产党与人民的压力，内部是由于日本的侵略而激化的亲英美派集团与亲日派集团之间的矛盾；（3）国共产党一直存在着“抗日、团结、进步”与“妥协、分裂、倒退”之间的斗争；（4）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发展人民力量的原则，国民党也一直没有停止反共活动；（5）抗日战争后期，围绕战后中国政权的性质问题，国共两党的斗争日益激化，终于导致战后两党分裂。以上观点的理论依据和史料依据，主要是毛泽东著作和公开的中共党史史料。这些观点构成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研究的基本框架，明显地把共产党的革命策略放在了首位，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一面。

1980年，邓小平提出“我们和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联系到他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展望，应该说他对抗日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历史是持肯定态度的。随着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开始的抗日战争史研究热潮的出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引起人们的关注，到1990年为止，明显形成了一个研究国共合作史的高潮。几年时间，涉及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研究的学术论文，发表百篇以上，并连续出版了几部国共合作史著作。这些著述与以往的研究明显不同，主要是利用了更多的史料。如未曾公开的《中共中央文件汇编》《毛泽东著作汇编》以及中共中央档案馆和全国政协保管的史料等。比较突出的基于史料发掘而形成的研究成果，可以西安事变研究为例，李海文的《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接触和谈判的历史过程》（《文献和研究》第7—8期）以及李坤的《略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史研究》1985年第8期），即利用中共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档案及其他中共党史资料，第一次披露了国共两党在1936年秘密接触的一些细节，使人们对两党谈判始末在史实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其后，杨奎松《关于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又对前述文章进行了补订，基本上弄清了双方谈判的人物、联络渠道、谈判经过与时间、谈判内容与双方条件等。另外，其他相关课题研究成果也对国共关系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如在中美关系研究中，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和牛军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利用《美国外交文件》《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和中共中央文件，对抗日战争后期美国调处国共矛盾的原因、经过及失败的结局，做了比较翔实的描述。

然而，1980年后10年间的研究，主要成绩还仅在于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局面，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究其原因，除档案开放尚不充分以外，学者比较热衷于强调国共两党合作的一面，却往往忽略了两党冲突的一面，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虽然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主要强调国共两党斗争的一面形成极大反差，也说明研究中存在一个相同的方法问题。

90年代以后，有更多的史料被发掘出来，国共关系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如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对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谈判期间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同时对若干问题的具体细节进行了考证，纠正了过去研究中的缺失。该书的重要观点是：在延安会谈中，是共产党影响了张学良，而不是张学良影响了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之前，张也一度抱着反蒋态度，预备联苏、联共实现西北大联合，自成局面，与蒋翻脸并不惜动武。针对该书引据刘鼎所言张曾在1936年表示“一二月内定有变动”，有人提出这个变动并非预谋政变[※注]。另外，还有人对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对蒋态度的变化进行了研究，认为共产党的“和平方针”是在12月17日周恩来到西安之后才提出的，之前，共产党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审蒋”和“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注]。而关于共产党态度的转变，有人提出张闻天起到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注]。也有人注意到国共两党以外人物对西安事变产生的影响，如罗健的《西安事变前后的黎天才》（《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该文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展现了一位几乎被人们淡忘却在西安事变中确实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作者依据两岸公开的史料和黎天才、罗章龙、吴成方等人的未刊文稿，论述了前共产党人、“中央非常委员会”重要成员黎天才在西安事变前后对张学良产生的重要影响，认为张的“兵谏”与黎的影响有关，而张对黎也特别倚重，事变后的张杨“八项通电”，即由黎起草并最后完成，而张护送蒋回南京，黎也是知情人。另外，文章还披露了黎与共产党北方特科和“北方非委”的关系，以及黎与罗章龙在西安事变前的秘密联络等情况。这些，为人们研究西安事变，提供了应该特别引起重视的线索。与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相关，关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间中国政局变化的研究，以往多以蒋介石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研究中心，荣维木的《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政局》（《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从另外的视角提出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间中国政局的特性是：分裂的现实与统一的趋向并存。关于分裂问题，他认为仅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来分析是不全面的，还必须具体分析国共两党之间、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利害关系，而各种反蒋口号的提出，首先是与这种利害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与抗日联系在一起的。关于统一问题，他认为西安事变只是一个结果，而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除了共产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外，日本利用和制造中国分裂以扩大侵略的阴谋的败露、美英苏从不同方面对中国施加影响与压力、国内舆情的影响与压力，等等，也是造成这个结果的重要原因。

除西安事变研究外，其他研究的水平也有明显提升。如马仲廉的《国共两党军队协同作战之典型一役——忻口战役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开了国共两党军事合作战例研究的先例。又如习五一的《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杨奎松的《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策略变动》（《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和《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与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李良志的《皖南事变前夕中央对委员长估计的失误》（《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4期），汤宇兵的《1939年秋—1940年夏国民党的南调命令及其影响》（《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邓野的《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金冲及的《抗战后期中国政局的重要动向——论1944年大后方人心巨变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增刊）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审视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见解。另外，这一时期涉及国共关系史的学术著作也出版了多种，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李良志的《渡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杨奎松的《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毛磊和范小芳主编的《国共两党谈判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黄修荣的《国共关系七十年》（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田克勤的《国共关系论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王功安等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概论》（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黄修荣的《国共关系史》（共三册）（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等。尽管这些著述难免还存在着不同的缺陷，但它们毕竟把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