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正面战场，是指在日军侵华推进线上中日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它主要位于中日两国正面军事对峙的大中城市附近、交通点线两侧和其他战略要地。由于在这个战场作战的中国军队主要是国民党的军队，因此一般也称其为国民党正面战场。它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抗日战场。

新中国成立以后，海峡两岸严重政治对立，不能不影响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的认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与台湾国民党当局极力贬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陆在强调共产党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领导者的同时，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对日作战历史也采取了淡化的态度。因此，从50年代开始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针之前，史学界对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研究是很不充分的。在一些关于抗日战争的著述中，大多强调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军队的溃败，仅对一些官兵的英勇抗战稍有肯定。

80年代以后，尤其是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出现抗日主战场的争论以后，对于正面战场的研究开始热起来。首先是史料出版，文献史料有荣孟源、孙彩霞编辑的《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选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扩大重编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等；专题史料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辑的《卢沟桥事变与平津抗战》（1985年印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八一三抗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武汉市档案馆等编辑的《武汉抗战史料选编》（1985年印行）等。口碑史料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包括七七事变、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原抗战、晋绥抗战、湖南会战、闽浙赣抗战、粤桂黔滇抗战、远征印缅抗战等数种）。另外，台湾地区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抗日御侮》《革命文献》等史料也经常被研究者利用。与80年代以前相比，可资研究者利用的史料丰富多了。

关于正面战场的通论性著作有郭雄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005年再版）、陈小功的《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张宪文主编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马振犊的《血染的辉煌——抗日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郭汝瑰和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关于具体战役个案研究的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后陆续出版的《炮火下的觉醒——卢沟桥事变》（荣维木）、《大捷——台儿庄战役实录》（林治波、赵国璋）、《兵火奇观——武汉保卫战》（敖文蔚）、《铁血远征——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田玄）。还有罗玉明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等。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主张把七七事变以前的局部抗战也划归正面战场的研究范围，因为义勇军、抗联、察哈尔同盟军的抗战并非由国民党领导指挥，而“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虽然由国民党直接领导和指挥，但在日本尚未实行全面侵华战略和国民党尚未实行全面抗日战略的情况下，这些战役还不具备正面攻防的战略意义。

对正面战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有无抗日战略准备。80年代以前，一致认为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以前一直坚持对外妥协、对内“剿共”的方针，直到七七事变并无抗日战略准备。此后则有了意见分歧，有的坚持认为“在抗战前的长时期内，国民党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抗战几乎没有做任何战争准备。”[※注]有的则认为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民党即已着手抗日的准备工作，如划分国防区并制订和实施修筑国防工事计划，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对军队实力、战略资源、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补给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寻求解决办法，着手对军队进行整编、进行军事演习，等等[※注]。黄道炫《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通过对“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提出、抵抗与妥协的关系、“安内”的内涵、“安内”的方式以及“攘外”与“安内”之间重心的变化等问题的分析，认为蒋介石提出的这一方针，“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有不得已的隐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是当时内外交困局面下，国民党和蒋介石应付时局的一种无奈的抉择”。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提出蒋介石因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总是尽可能避免决战，并且力图以‘和平’作为推迟战争的手段……一方面对日忍让、妥协，一方面则广结盟国，调整政策，安定内部，建设‘国防据点’，经营西南根据地，准备抗战”。对于蒋介石此时所进行的“剿共”战争，该文提出这是在为“准备抗战”而“经营西南根据地”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以‘剿共’为抗日之掩护”的措施。

二是关于国民党的战略方针问题。过去仅强调国民党片面抗战，对其战略方针并无研究。现在则一般认为国民党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消耗战”，它的基本内容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有人提出，早在1932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就写明对日“长期抵抗”，不久蒋介石更明确提出：“长期的抗战，愈能持久，愈是有利。”直至1937年８月国防会议，正式提出了“持久消耗战”战略方针。关于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与共产党的“持久战”的异同，现在尚有争论。认为不同者强调，两个战略的指导路线有本质区别，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的“持久消耗战”只能是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因而是消极的战略；认为相同者则强调，两个战略所依据的是同一客观条件，想要达到的战略目的也是一致的，因而它们“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原则区别”，并且这正是两党军事合作的基础。[※注]还有人对国共两党战略的异同进行了具体分析。[※注]

三是国民党是否开展过敌后游击战。有人提出国民党为了实现持久消耗的战略目的，也曾提出过抗日游击战的方针。关于这一方针的形成时间有这样几种意见：（1）1938年底的南岳军事会议提出“正面阵地防御战转变为敌后游击战”[※注]；（2）1937年冬由白崇禧在武汉军事会议提出，蒋介石采取并通令实施[※注]；（3）国民党制订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时就提出了“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其后方”[※注]；（4）1935年蒋百里即已提出在将来的抗日战争中“开展广泛的游击战”[※注]。持上述观点者一般都肯定国民党实施过游击战。还有人研究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实施问题，如罗玉明认为：“从游击战来看，设立了冀察、鲁苏两个游击区，配置了12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约20万兵力，另外在第一、第五、第九、第三战区设立了7个游击区，配置了大量国民党正规部队，总计国民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兵力约在50万人以上。这些游击化了的正规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极大地威胁着日军的后方基地和补给线。”[※注]也有人对共产党游击战和国民党游击战进行过比较研究。如杨奎松的《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提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游击战问题上都进行过尝试和努力。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主要带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性质，是一种正规战的辅助战法。共产党的游击战则具有独立自主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双方敌后作战的最大区别，一是战法上，二是兵民关系上。正是由于战法太过僵硬，再加上缺少民众的支持与配合，国民党的敌后游击部队不仅难与日军长期周旋，而且无力与共产党的敌后武装争夺控制权。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并不重视游击战，也未曾计划在敌后部署游击战，少数部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也是违抗蒋介石的命令而与共产党合作的结果，这些部队后来都参加了八路军；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才开始重视敌后游击战，并成立了冀察战区和苏鲁战区，但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使正规军作战得到游击战的支援和配合，一是限制和破坏共产党敌后根据地的发展。这些部队后来有相当部分投敌成了伪军，其余的则撤退到国统区，还有一些游杂部队，活动范围狭小，很少抗日作战，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场。[※注]

四是正面战场何时开始消极抗战。过去的观点一般都把1938年广州、武汉的失守和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作为国民党由积极抗战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时间标志。80年代以后有人提出，1938年11月至1940年夏，是中国抗日战场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过渡的阶段，日军的进攻重点仍然放在正面战场，国民党也尚未消极抗战。在这期间，正面战场曾发生过南昌、随枣、长沙、桂南、枣宜等较大规模的会战，另外国民党还出动总兵力的半数发起过“冬季攻势”，两年时间伤亡官兵百余万，歼敌26万余。而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把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英盟军方面，开始消极抗战。[※注]还有人认为，国民党五五全会虽然提出反共方针，但与消极抗战并无必然联系。[※注]也有人提出，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不是始于广州、武汉的失守，也不是始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是始于1940年正面战场冬季攻势的失败。[※注]

五是关于正面战场战役的个案研究。关于日本有意发动卢沟桥事变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及在平津作战时利用谈判实施“缓兵之计”，多数学者没有不同意见。近年有人对日本的“缓兵之计”何以奏效进行了研究，认为冀察当局在现地谈判中未能与南京政府采取一致态度，对日本驻屯军做了极大妥协，是导致失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注]对于国民政府在事变中的态度，有人认为也不是一意主战，其深层原因是担心对日开战削弱军力而为苏联和中共提供机会，故以“应战姿态而求免战结果是蒋介石处理卢沟桥事件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注]。

对于淞沪会战，关于国民政府的战略意图与会战关系的争论最为突出。有人提出，淞沪会战经国民政府事先筹划，意图将日军主攻方向由华北引向华东，变日军沿平汉路自北而南的俯攻为沿长江由东向西的仰攻，从而打破日军将中国军队压制在平汉线以东逐一歼灭的企图，这一战略意图的实现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注]。有人则认为，“中国无意把战争引向淞沪地区自伐肺俯，自损资源，以改变敌进攻方向”[※注]；不仅国民政府事先并无主动诱使日军改变作战方向的战略构想，而且会战的结果也没有改变日军的进攻方向，事实上，日军向西进攻武汉，是在1938年５月的徐州会战以后。[※注]也有人认为，淞沪会战并非“自伐肺腑”，而是先发制敌。会战开始后中国不断增加兵力、扩大沪战，一个目的是使日军不能沿平汉线南下直趋武汉，这已经包含了改变日军进攻方向之意。[※注]还有人依据日本史料提出，由进攻上海而进入长江，溯长江西上武汉，是日本的既定战略，而沿平汉线南下案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此淞沪会战不存在改变日军作战方向的问题。[※注]

关于武汉会战，针对中国军队部署不当、消极应付、处于被动地位的观点，有人比较了中日双方作战方案与会战结果，认为：“中国方面充分汲取了历次作战的经验教训，利用武汉周边的地形地利，实施了正确的作战指导，极大地限制了日军的作战主动权。反观日军方面，在中国的制约下，一再更改作战方案，被迫采取最不利的作战方式……预定目的未能实现。两相比较，中国的作战指导是成功的，而日军则是失败的。”[※注]

关于中国远征军作战，以往研究在一些史实描述方面存在异议，其中关于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的原因更是“聚讼不已的话题”。黄道炫的《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的失败责任》（《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比较全面地探讨了这个问题。明确提出：“史迪威在缅甸战役指导中，过多地强调进攻，没有注意到战场的实际情况，造成中国军队分割使用，疲于奔命，处处为英军堵洞的恶果。其在战略指导及具体指挥上的错误使其应负主要责任。蒋介石虽对缅甸作战有一些正确设想，对史迪威的错误指导也作过一些抵制，但在战役中、后段，因惧怕开罪美国，放弃指导责任，迁就史迪威的错误指挥，也有一定责任。”他的结论是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而得出的，因而比以往的研究有了明显进展。此外，他还对远征军兵力数字及伤亡情况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证，认为总兵力7万出头、伤亡3万多。这比以往通常说的总兵力10万人、伤亡6万人有较大差距。

关于湖南会战，王奇生的《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认为湖南会战是1944年“一号作战”中交战时间最长，国民政府军队抵抗最为顽强的一次战役，并对战役的战略决策机制、情报信息系统、官兵素质、后勤补给、兵役军纪等情况作了深入分析，指出湖南会战“军令部对敌情的判断及其部署明显存有缺陷”，“各部队之间步调不齐，协同能力差”，国军战斗力薄弱等，都是战役失败的原因。该文突破了以往多以政治视角，而不是军事视角对该战役进行描述的常态。

关于正面战场海军与空军的作战，是90年代以来开始的新的研究课题，研究内容涉及了战争时期的历次空战及中国空军与苏、美援华航空队合作的情况，海军从淞沪会战开始直到战略相持阶段后期的作战情况。惜限于资料，普遍缺乏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