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内地近代史学界逐渐形成若干个新的或大或小、或宽或窄的热门研究课题，如中华民国史、北洋军阀史、抗日战争史、文化变迁史、城市发展史、秘密会社和政党史、灾荒史、近代思潮与学术史、商会史、区域经济史和近代人物研究，等等。这些热门课题从萌动到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毋庸置疑，与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可说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因此，有必要在此就20世纪下半叶几个主要的热门课题的资料发掘情况，作一专门介绍。

一是北洋军阀史和中华民国史。北洋军阀的历史，1949年以前研究的人不多，加之天灾人祸，战乱频繁，档案资料流失严重，搜集整理有一定难度。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会计划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时，即包括这一专题。嗣后，《鸦片战争》等11种专题资料相继出版，而北洋军阀专题资料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时编时停，迟迟未能问世。直至1980年以后，从事民国史研究的学者日渐增多，史料与论著才陆续出版。在档案文献资料方面，先后出版了《白朗起义》《直皖战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善后会议》《护国文献》《护国运动资料选编》《蔡松坡集》《梁启超年谱长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奉系军阀密电、密信》等。1986年陈振江主编的“北洋军阀史料”系列资料集出版，包括《北洋新军史料》《北洋陆军史料》《北洋军阀天津档案史料选编》。1989年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出版。199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先后编辑出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20册，其中第三辑16册，全部是北京政府时期的资料，第四辑2册为广州军政府资料，均是按政治、军事、财政、经济、外交等分类，按档案文件的时间顺序编辑。该馆还影印出版了北京政府时期全套《政府公报》。这些均为研究北洋军阀史的基本史料。在此期间，章伯锋主编的6卷本《北洋军阀（1912—1928）》大型综合资料集也与读者见面。上述各书收录了清政府的档案史料，比较系统地反映出北洋军阀的源起与发展，对研究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的形成，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一书，被列为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第12种。第1卷主要介绍北洋军阀的军事沿革、军队与军费，以及民初政党等，其中有不少是首次刊出的原始资料与稿本。第2卷反映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建立及其败亡。民初一些重大对外交涉事件，如善后大借款、中俄蒙古问题交涉、日本侵略山东、“二十一条”交涉等专题的资料，均选自中国外交文电和日、俄、美等国外交文书。关于洪宪帝制和护国战争，收录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袁世凯政府的帝制文电和张国淦存稿，很多资料为他书所未载。第3卷是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的专题资料。本卷从《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及日文资料中，选译了数十万字的资料，涉及日皖勾结、西原借款、中日军事协定、直皖矛盾、南北议和、直皖战争等专题，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日皖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第4卷是曹锟、吴佩孚直系军阀统治时期的专题资料。本卷分列直皖战后的北方政局、直系势力的扩张、奉皖孙（中山）反直三角同盟的形成、两次直奉战争、江浙战争、直系军阀的财政与军费、直系与英美的关系等专题。所收史料包括北京政府文电、未刊稿本，外交文件选译，当事人回忆录，专著及报刊通讯报道等。第5卷是奉系军阀与北洋军阀最后覆灭的专题资料，重点在于1925年以后奉系、直系、国民军各派之间的混战和直奉系及孙传芳五省联军的最后覆灭。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侵略、日奉关系、皇姑屯事件、东北易帜等也均列有专题，收录了日本对华政策文件、皇姑屯事件策划者河本大作的回忆录，以及奉系军阀的密电密函。这些资料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第6卷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大事要录和北洋军政人物简志，所收内容可与前5卷互为补充，其人物简志共收460余人，活跃在民国初年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多收录在内。

除上述各种“丛刊”、“汇编”外，内地各省市《文史资料选辑》中也有大量北洋军阀史资料，多为当事人、知情人或北洋军政要员的故旧亲友执笔撰写的文章，内容丰富，体裁多样，为研究北洋军阀史提供了一批档案史籍所不载的资料，极为珍贵。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刊出者，内容涵盖袁世凯独裁统治与洪宪帝制、段祺瑞与皖系军阀、吴佩孚和曹锟与直系军阀、张作霖和张学良与奉系、新旧交通系和政学系、民初的国会与政党，以及军政人物生平事迹，等等。而各省市县的文史资料则详于本地区大小军阀及重要历史事件、人物的史料发掘、搜集与整理，例如，西南军阀的活动，在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等省《文史资料选辑》中，均有大量的刊载。这些材料弥补了档案文献史料之不足，为发掘和保存北洋军阀史、民国史资料，做出了极为可贵的贡献。

中华民国史涵盖“北洋军阀”专题，因习惯上一般将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的统治作为民国史上一个时期单独划开，因而以下所述民国史资料，基本不包括北洋军阀这一内容。已出版的民国史资料，重要的有“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这套资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编，中华书局出版，包括：1911—1949年大事记；人物传记23辑；民国人物传14卷；特刊7辑，如孙中山年谱、民主党派史料、黄炎培日记、民国会门武装等；专题资料21种，如阎锡山与山西省银行、农民银行、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中国青年党、救国会、胡适任驻美大使往来电稿、长城抗战、台儿庄会战等；翻译外文资料17种，其中英文资料有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史迪威资料、民国名人传记词典等，日文资料有“日本战史丛书”，包括河南会战、湖南会战、广西会战、长沙作战、香港作战、缅甸作战、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国事变海军作战史、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土肥原秘录、东北抗日联军、昭和二十年（1945）的中国派遣军等。这批资料的出版，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海峡彼岸的同行，对大陆史学界开展民国史研究感到“震惊”，促使有关当局出版了一批民国史的资料与论著。大陆学者和出版部门也在这段时间里推出了许多民国史的论著与资料书，对民国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二是近代社会文化变迁史。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最引人注目。对于这一新的领域，收集整理资料是当务之急。虽然哲学史资料、文学史资料、教育史资料、出版史资料、思想史资料，以及近代人物的各种文集、选集、全集等已经出版了很多，可供研究者参考和借鉴，但就学科发展而言仍然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史集刊》、“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资料丛刊”、重版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文化卷》，以及重新影印出版的近代报刊等，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由刘志琴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使人耳目一新。这部书以编年为经，以本末为纬，以史实为体，充分利用当时的报刊、档案、文集、外文期刊和译著，以及各类资料汇编，广搜博采，务求翔实可靠，不仅系统记述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走向，还起到了工具书的检索作用。

三是近代人物研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近代人物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近代人物的文集、全集、选集、日记、传记、年谱和未刊函札，已成为近代史资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名人日记丛书”，以及各地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薛福成、曾纪泽、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郑观应、唐才常、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廖仲恺、朱执信、蔡元培、王国维、章太炎、柳亚子、秋瑾、熊希龄、蔡锷、翁同龢、郭嵩焘、王文韶、李星沅、王韬、张謇、邵元冲、蒋作宾、吴虞、周佛海、白坚武、袁世凯等人的文集或日记，为深入了解和研究这些重要人物在各个重大历史时期与事件中的活动和思想，提供了系统的资料，拓宽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在近代人物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有关孙中山的资料最多最丰富。其次是黄兴、廖仲恺、朱执信、章太炎、宋教仁、陶成章等人的资料。1949年以后出版了两种版本的孙中山文集。一种是1956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出版的《孙中山选集》，一种是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全集》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历经数年时间付梓出版。本书广泛搜求资料，比台湾地区1973年出版的《国父全集》多出100余万字。有关孙中山思想及活动的资料，还有三种出版物应当引起重视。其一，黄彦等人编辑的《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收录翠亨村中山故居藏档508件，多数是未刊文献，至为珍贵。其二，政协广东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孙中山史料专辑》。其三，政协广东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今人所编《孙中山年谱》有两种，一部由魏宏运编纂，另一部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后者比前者详细具体，也比较准确。画册方面有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纪念孙中山》，刊登300多幅反映孙中山生平的照片。此外，中国新闻社编发的《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和姚迁等编辑的《中山陵》，均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图片集。黄兴是与孙中山齐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黄兴集》，汇集文章、讲演、函电、公牍、诗词等600余篇，较台北出版的《黄克强先生全集》更加完善。

有关廖仲恺的资料，最早汇编成册的是1926年出版的《廖仲恺集》，极不完备。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吸收前人成果，并从《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等杂志史籍中补充了一批材料，编成《廖仲恺集》。后来在再版时又增补了60多篇著述，成为一部完备的全集。朱执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著名理论家和活动家，一生撰写了许多理论文章，阐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均汇集在《朱执信集》中。此书比1912年建设社编的《朱执信集》两卷本及1926年邵元冲编的《朱执信文钞》的内容要丰富得多。

有关章太炎的资料，有汤志钧编的《章太炎政论选集》和《章太炎年谱长编》。选集收录政治论文、演说以及宣言、电报、书简、诗歌等257篇，《年谱长编》则是所见年谱中的出类拔萃之作。有关宋教仁的资料，有陈旭麓主编的《宋教仁集》，由《我之历史》、《宋渔父》第1集、《宋渔父先生文集》、《渔父先生雄辩集》、《宋渔父初集》、《宋渔父林颂亭书牍》和《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醒狮》、《民立报》、《亚细亚日报》、《民视报》、《临时政府公报》、《政府公报》，以及博物馆、图书馆的藏品整理汇编而成。

陶成章是光复会的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过去对他的功过评说极不公允，现已成为引人注目的研究对象。由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的《陶成章信札》，为考察光复会和同盟会合而又分的内幕，以及陶成章生平事迹，提供了参考价值颇高的第一手资料。刘斯翰注释的《柳亚子诗集》，郑逸梅编的《南社丛谈》，杨天石、刘彦成编的《南社》，蔡元培晚年秘书高叔平编的《蔡元培选集》和《蔡元培年谱》，曾业英编的《蔡松坡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的《秋瑾集》和《秋瑾史迹》，以及最近汤志钧等合编的《章太炎全集》等，都是研究辛亥风云人物的重要资料。

四是抗日战争史。抗日战争是100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一些学者即开始对其历史进行研究，但因诸种原因，未能形成气候。1949年以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也甚为薄弱，当时所能见到的资料，只有翻印延安时期的“抗战的中国”丛书、《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还有《星火燎原》一类的回忆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若与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相比较还是远远不够的。原因之一是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大批外文资料的翻译和利用、口述资料的抢救等方面，均落后于研究的需要。因此，抗日战争史资料的系统搜集和整理，成为当务之急。下面将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这一课题的资料出版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有关日本侵华和日军暴行的资料，系统完整的大型资料集有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现已出版《九一八事变》《东北大讨伐》《细菌战和毒气战》《东北历次大惨案》《东北经济掠夺》等卷，以及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专题资料集有辽宁省档案馆等编《九一八事变档案资料精编》、《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满铁秘档选编》，南开大学马列教研室编《华北事变资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章伯锋、庄建平主编《侵华日军暴行实录》和《侵华日军暴行日志》，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拉贝日记》和《东史郎日记》等，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天津市编译中心摘译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等。

有关国民党战场的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利用馆藏文书档案，编印了《抗日战争正面战争》上下卷，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编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了“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此外，各地还出版了地域性专题抗战资料，例如，中共中央党校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日史料选编》，以及四川省政府参事室编《川军抗战亲历记》等。在1997年纪念中国抗日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章伯锋、庄建平主编的近千万字的《抗日战争》史料集。这是一部综合性的资料汇编，列为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3种。全书涉及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对外关系、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等方面，所收资料包括文献档案、政府公报、专著、回忆录、各地文史刊物中的“三亲”史料，以及美、英、日、苏、德、法等国的外交文件。全书共分7卷，依次为《绪论——九一八至七七》《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抗战时期的国内政治》《抗战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的经济》《日伪政权与沦陷区》《日军暴行日志》。该书具有三个鲜明特色：

第一，全方位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近些年来，国内外出版了多种有关抗日战争的资料集，但是还没有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抗日战争的综合性资料集。《抗日战争》以“展现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战，抗战胜利是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路线指引下浴血奋战取得的伟大民族胜利”为指导思想和编辑原则，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着眼于基本史料，对日本全面武装侵华政策的形成、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展开、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残酷暴行，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爆发、抗日战争中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中国军民的重要战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等方面，给予了全方位的展现。

第二，注重科学性。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其重点尤在对敌军事方面。在八年抗战中，形成了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互相支持、互相依存，均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该书军事卷中，编者以较大的篇幅，公正、全面、客观地反映了正面战场的对敌作战和敌后战场的抗日游击战争。关于正面战场，编者广泛收录了海内外业已刊布的档案资料、国民党抗战将领的回忆录、台湾地区“国防部”史政局编纂的《抗日战史》等。关于敌后战场，编者参考和利用了已出版的50余种各抗日根据地的资料选编、汇编、回忆录、文献档案以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形成与发展，以及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进行了详尽的介绍。日军方面的材料，则主要选译日本出版的战史资料、档案、大本营等决策机关的会议记录等原始文件，以及日军将领的日记、回忆录等，对日本在侵华战争之各个阶段的战略决策、战役部署等方面作了全面揭露。

编者对新资料的刻意关注和充分选录、选译，更使本书的科学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一点，在外交卷中尤有突出表现。抗战期间的中国外交，与此前近100年的屈辱外交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内地对抗战时期的外交的外文资料翻译出版甚少，战时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较其他专题显得薄弱。因此，该卷重点利用外文资料，除选录部分内地已经翻译出版的英、美、德、法等国的外交文件外，又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缩微胶卷和原件复印件，翻译公布了近100万字的英、美等国家档案馆的未刊档案，其中有美国国家档案馆总馆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档案》《陆军部作战计划处档案》《二次大战中缅印战场档案》，以及美国罗斯福图书馆藏《地图室档案》、陆军部藏1973年解密文件《延安观察组——迪克西使团》缩微胶卷，还有英国公共档案馆丘园新馆藏《外交部档案》《首相府档案》《内阁档案》等，所有这些资料皆系首次在国内翻译公布。

第三，层次分明，重点突出，脉络清晰。翻开此书，即便是对抗日战争无所研究的人，也能对中华民族这一段悲壮历史有一全面的了解。

此外，该书还有很多可取之处，诸如所录资料出处的详细注明、每卷资料的前言综述、每一组专题资料的编者说明、易见资料的存目备查、“三亲”史实的合理利用、参考文献的开列等，都显示出编者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和精雕细刻的编辑技能。

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敌后抗战的史料，常为研究者引用的综合性史料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资料丛书和抗日根据地战史以及经济史资料，如由军队系统编纂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资料丛书，地方中共党史研究机构与档案馆、科研院所合作编辑出版的陕甘宁、晋察冀、冀热辽、冀鲁豫、鄂豫边区、豫皖苏、华中，以及苏北、苏中、皖江、淮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的资料选编和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此外，各地编辑当地的抗日战争史料极多，如东北地区档案馆等编《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地区抗战史料》、广东省党史研究会编《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和《广东华侨港澳同胞回乡服务团史料》，等等，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有关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的资料。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先后扶植成立了伪“满洲国”、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伪“北京临时政府”、伪“南京维新政府”，供其驱使。关于伪“满洲国”和汪伪“南京政府”，已经出版了孙邦主编的“伪满史料丛书”和余子道、黄美真主编的“汪伪政权史资料选编”等系统资料丛书或专题资料多种。

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资料。已出版的有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以及西安事变、皖南事变等多种专题史料。这些资料选自档案文献或回忆录，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随着抗日战争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关日本掠夺劳工、日本对中国经济的掠夺和统制、日本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以及日本实施鸦片毒害政策等战争遗留问题的多种专题资料也已出版，用铁铸的事实，更加充分地揭露了日本在华的侵略罪行。

以上所述，只是20世纪下半叶近代史资料编辑出版的简略概况。虽然成绩不小，然而也应看到，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如果全面审视一下其间编辑出版的资料，便不难发现仍不能完全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全貌，某些重要专题的资料发掘和编纂工作仍有待加强，例如，近代文化、近代伦理、近代科技、近代灾荒、近代禁烟禁毒、近代社会生活、近代货币、近代思潮、近代学术、近代秘密会社和会党、近代农村、近代城市、近代法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