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国初年的外交困境。武昌起义后，列强宣布对中国争取中立政策。一些学者认为，这种中立是虚伪的，列强先是支持清政府继而又扶植袁世凯，反对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列强对华政策的基本内容。[※注]但不少人认为，由于列强在华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在清政府和革命军之间，列强的政策基本是中立的。但在袁世凯和孙中山之间，列强无疑是倾向于袁世凯的。[※注]

民国的建立并未缓解中国的外交困境。民国初年最引人注目的动向是，列强利用中国政局的动荡，在边疆地区开始了新一轮的分裂活动。俄国策动和支持了外蒙古的独立。虽然外蒙未能如俄国所愿在此时完全独立出去，但分裂进程已经启动，最后由苏联政府在30多年后完成。余绳武等的《沙俄侵华史》第4卷、丁名楠等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以及内蒙古大学等编著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对俄国的分裂活动作了详细论述。

21世纪以来，学界在外蒙古问题研究上取得了新进展，尤其是对俄国与外蒙古之间的关系有新认识。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前后俄国与外蒙古方面在其脱离中国独立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其自身利益，俄国并不希望外蒙古走向形式上的独立，而是打着“调停”旗号，一面唆使外蒙古脱离中国，投向俄国，另一方面利用所谓“宗主权”问题加以控制。[※注]也有学者论述了袁世凯政府在外蒙古独立事件上的处置方式，认为尽管《中俄蒙协约》使得俄国实现了其既定的方针，中国因此丧失了国家主权，但该约毕竟确定了中国对外蒙的领土主权，也属对强权政治下宗主权理论的一种突破。[※注]

西藏问题是民国初年外交的另一重要议题。佘素的《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朱梓荣的《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活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周伟洲的《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吕昭义的《英属印度与西南边疆（1774—199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均对英国以及其他列强对西藏的侵略作了充分揭露。学者们指出，英国对西藏的觊觎和侵略由来已久，辛亥革命发生后，英国加紧了分裂活动，积极支持暴动分子驱赶驻藏川军，阻止民国军队进藏平乱。

承认民国政府问题，是民国成立后所面临的重大外交议题。学界认为，列强是支持袁世凯的，不论是在南北议和，还是在当选总统问题上，袁都获得了列强或多或少的支持。虽然列强内部意见并不一致，但总体而言，对袁支持的力量超过了反对的力量。当然，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其前后态度也有变化，不过，这并不影响对该国态度的总体判断。学界还认为，在承认问题上列强是处处为难民国政府的，不论是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当选大总统的北京政府，为了取得列强的承认似乎下了气力。在当时的主要大国中，除美国等少数几国外，无不以承认相要挟。有研究已经注意到，至少美国在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上并非是基于经济利益考虑，而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美国承认中华民国，是理想政治战胜现实政治的一个典型个案。[※注]

美国与日本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及态度得到学界比较多的注意。美国是最早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其对辛亥革命具有较多的同情，尤其是在威尔逊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后。日本在承认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及活动已经比较清楚，通过目前的材料可以认为，日本在承认问题上处于一种主导地位，俄国在很多问题上与日本具有类似的立场。[※注]法国、英国、德国等在承认问题上虽不如美日之间分歧巨大，但各自立场并不一致。[※注]可以肯定，在拖延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上，日本起到了主导作用。

2.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出席巴黎和会。北洋军阀政府曾经被作为卖国政府的代名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对于北京政府的外交活动不能一概予以否认。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研究倾向得到加强，除相关的论文外，已经有相关方面的专著出版。研究者将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积极作用作为论述重点，强调中国为提高自身国家地位和国际认同所做出的巨大努力，高度评价众多参战华工的历史作用。[※注]对于中国参战的原因，跳出了府院之争、派系之争的研究视角，开始从外交史角度重新审视北京政府的参战决策。研究者指出，总体而言，北京政府不仅希望通过参战获得战后处分权这一远期利益，还希望获得延付庚款、提高关税等现实利益。以参战为筹码，北京政府与协约国列强展开了并不轻松的谈判。中方的要求获得了部分的满足。可以认为，参加欧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而发端。[※注]有研究者注意到莫理循在推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指出莫氏通过为中国政府出谋划策、向西方列强传递有关中国参战的各种信息、游说日本政界高层人物等多种途径，对中国参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注]

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出兵中国山东，并迫使袁世凯政府订立了一系列新的不平等条约。更令中国民众深感挫折和失望的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所提出的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取消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民四条约”的要求竟未被会议所接受。这一外交上的失败影响极大，它激发了中国民众广泛的爱国情绪，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影响了中国人对救国道路的选择。

3.华盛顿会议前后的中国外交。随着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舆论和媒体在外交中的作用得到一定关注。有研究者认为，华盛顿会议前，中国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运用公开外交原则对公众舆论进行了较为成功的疏导，不但缓解了北京政府因鲁案直接交涉问题所陷入的被动局面，而且摆脱了日本强烈要求中日两国政府直接交涉的纠缠，使山东问题得以提交华盛顿会议讨论。[※注]也有研究者特别关注关税会议时期的上海舆论，深刻分析了其对外交所产生的影响。[※注]华盛顿体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远东国际新秩序，围绕其展开的研究向我们揭示了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进程。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并不满足华盛顿会议的体制安排，大革命的兴起就是对该体系不满的反应。中国国民革命促使美国对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实际上动摇了作为华盛顿体系重要构架的大国一致原则，为后来华盛顿体系的崩溃埋下了伏笔。[※注]

有研究者注意到职业外交家在国内政治中的派系问题，进而将研究视角推进到外交运作的层面。该研究指出，在华盛顿会议上围绕山东问题的争夺，不但是中日之间的外交之争，同时也是职业外交家参与国内政治斗争的派系之争。中国的外交官们虽然表面上标榜独立与中立，但常常不得不依靠非正常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外交实践，甚至主动参与派系斗争。[※注]

收回关税主权和治外法权，是北京政府外交的主要任务之一。虽然在华盛顿会议上同意召开关税会议和调查中国治外法权状况，但进展并不顺利。日本在关税自主交涉中，坚持固有对华思维模式，拒绝承认中国有旧约废止的权利，非但为中国人民反对，也与英美态度不一致，致使其陷入孤立境地。[※注]虽然没有日本的支持，但关税会议仍然得以召开。北京政府的外交家成功地将关税自主列为会议议题，并说服与会代表通过了未被华盛顿会议列为讨论范围的关税自主议案，突破了华府条约二五征税的税率规定。[※注]在中法庚款交涉案中，北京政府较南京国民政府更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给予北京政府更加积极的评价。[※注]在谋取关税自主权的同时，北京政府亦将收回治外法权提上日程，法权会议就是北京政府的一次积极尝试。有研究者指出，在会议的全过程中，北京政府的外交家均付出了艰辛努力，以图撤废治外法权这一严重伤害中国主权的外人特权。法权会议折射出的北京政府外交是一种带有改良色彩的“修约”外交。[※注]

现有的研究表明，苏联并非自愿放弃在华特权，1924年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所谓放弃在华旧约特权，只有在中俄会议之后才有可能，但会议未获得任何结果，苏联政府的承诺也就成为泡影。[※注]

4.国民外交概念的引入。早在晚清时期，具有国民外交性质的运动就已经兴起，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即为其中之一。[※注]目前，更多的研究成果仍然集中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对外交往活动。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20年代的中苏建交谈判过程具有明显的国民外交背景，加拉罕在与北京政府谈判的同时与国内民众团体保持密切联系，并与地方政府订立协定，这些非常规举措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的激进外交心理。[※注]国民要参与外交，而政府也有意利用。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20年代的群众运动并不单纯是民意的表达，而是经常被在野或执政势力利用，借群众之力以为外交之助。五卅惨案解决过程中，执政府在沪案初期交涉中有意识地利用民众运动，迫使外人让步，并挟民意对抗强势军人，以便保持其地位。[※注]但在研究具体的交涉条件时，有学者指出，“十三条”之所以成为沪案交涉的正式条件，不仅仅是蔡、曾、许等特派员对北京执政府将“上海事件地方化”意图的简单贯彻，而是双方互动互补的结果。[※注]通过考察关税特别会议期间的上海舆论，有学者认为，鉴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各种社会舆论被全面动员起来，以汹涌澎湃之势冲击着外交领域，形成了近代史上国民外交的黄金时期。[※注]有学者对北京政府外交的研究现状进行评价，分别对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日本和欧美各国的研究进展提出评议，认为随着档案的开放以及研究群体的形成，北京政府外交是近代中国外交史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研究领域。[※注]该评价可以为掌握北京政府外交的研究趋势提供相当有价值的参考。

5.修约外交。中国先在巴黎和会，继而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取消列强在华不平等特权的要求，提出修改束缚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修约外交是研究北京政府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有专著出版，即唐启华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修约研究的学者指出，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是贯穿清末、民国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一致目标，北京政府末期融合修约、废约之长，发展出“到期修改，期满作废”的可行策略，并获得成功案例，成为日后改订新约的重要依据。修约的最终目的仍是废约，在1926年与比利时和西班牙政府的修约交涉中，由于这两个国家拒绝在事关中国主权的重要问题上作出让步，北京政府曾先后断然宣布废除旧的中比条约和中西条约。这种不顾列强反对而单方面宣布废约的做法，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破天荒的，显示了相当的勇气和决心。[※注]

当北京政府与列强修订不平等条约的交涉举步维艰之时，新生的苏俄政府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对于这一举动，学者们在总体上一致予以肯定。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更趋深入。如关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该宣言有两个文本，前一个文本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内容，而后一个文本则无此文字。苏联学界一直否认中方所收到的前一文本是正式文件。中国学者指出，按法理和外交惯例，外交文件当然以送达对方国家政府的文本为准；而明确载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词句的文件还曾由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出版。因此，前一文本表达的无疑是官方立场。不同文本的出现，反映了苏俄政府自身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变化。[※注]

6.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有学者认为，华盛顿会议提出了一整套解决中国问题的政策，华盛顿方案与中国国民革命有着直接因果关系，中国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对华盛顿方案的不满是大革命兴起的主要因素之一。[※注]列强与苏俄对不平等条约态度的强烈对比，使中国民众相信，苏俄才是中国争取民族解放的同盟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其后，便有了在苏俄帮助下的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北伐的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研究者指出，在实际斗争中，北伐军民并没有四处出击，而是把当时在中国享有最大权益的英国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这一策略是明智的，它是北伐初期进展顺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注]

面对大革命的浪潮，英国起初试图通过武力构筑一道堤坝阻挡北伐洪流。1926年10月以后，英国转而采取“怀柔”外交，并于12月提出“对华新政策”。在武汉国民政府陆续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英国调兵上海。在处理南京事件时，英国对华政策又回到“炮舰政策”的老路上。[※注]有研究者注意到在关余问题上英国的态度。在南方革命政府截取关余的情况下，英国外交部为避免南方政府反英，希望在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由列强共同出面压迫北京政府就关余问题与南方达成某种妥协，但因其本国驻华使领和其他列强的反对，最终未获成功。[※注]

关于北伐时期列强对华政策的研究现状，有研究者在系统总结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后，提出了以后的发展方向，强调全方位研究各方材料以及认真厘清既有研究成果的重要性。[※注]以往的研究曾经认为，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都对大革命持敌视态度，并共同策动蒋介石反共。现在，人们都已认识到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有学者指出，日本在宁案中采取了比较妥协的低调政策，而着眼于拉拢蒋介石走上反共道路，这与英国以及美国的政策是不同的。[※注]另有学者不赞同将美国政策与英国等同观之，认为美国对中国革命营垒内部的分裂情况也早已掌握，北伐开始后，美国便极力笼络蒋介石，尽力诱迫他去压制共产党。[※注]

济南事件是北伐时期中外关系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有学者认为，蒋介石在济案处理中的委曲求全外交，影响长远，是其后10年对日妥协外交的开端。[※注]另有学者指出，济南事件是中外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国民党在外交上全力与日本维持一种稳定的工作关系，对美外交只居于二等的位置。在此事件后，蒋介石感受到日本对中国的巨大威胁，遂放弃以日本为外交中心的取向，转而寻求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关系以制衡日本的侵略行动。[※注]还有学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在远东争夺的角度去分析引发这一惨案的原因，认为这是日本为挣脱华会束缚而迈出的试探性步伐。事件发生后英、美虽对日本施加压力，但根本上采取的是消极旁观政策，对日本没有约束。[※注]

关于《田中奏折》，日本学界基本认为是伪作。中国学界以往一致认定是真品，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辑的《田中奏折探隐集》（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收入了田中奏折讨论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认为是存在田中奏折的。对这一奏折持有疑问的学者，则从奏折中出现的若干史实错误和行文规格分析，认为这不可能是身为首相的田中的作品。此外，他们还指出了两位当事人回忆中的矛盾之处。可以预见，田中奏折的真伪之争还会继续下去。但无论田中奏折是真是伪，都丝毫不会减轻田中内阁及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罪责。[※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