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
五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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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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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200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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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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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性著作是一个学科基础理论和体系的代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当时期内，帝国主义侵华史构成了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其相对应的是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史。有学者指出，起源于西欧的近代国际体系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国际秩序之间发生过激烈冲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西双方都试着开始调整政策，中国逐渐加入近代国际体系，晚清官员在逐渐认知和接受西方国家的外交观念上存在一个渐进的过程。王立诚将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分为四个时期加以论述，即中西外交制度的冲突时期、试图沟通两种不同文化的洋务外交体制时期、积极适应现实的外交制度的改革时期和符合国际外交通例的外交体制形成时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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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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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 学者 条约 国民政府 外交理论 政策 学界 对华政策 租界 帝国主义 第二次鸦片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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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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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外交。修订不平等条约是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在很长时期内，这是一个避免提及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民国外交史著作大多对此作了比较客观的介绍，既展现了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也指出了它的妥协和局限性。[※注]但在对修约活动的评价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有人认为，这一被南京国民政府称为“革命外交”的行动，实际上多是一些空洞口号和原则。国民政府除了收回一些列强已无力维持而表示愿意放弃的特权外，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并未取得比北京政府更大的进展，其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的勇于对内、怯于对外的误国害民政策。[※注]另一些人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对修约活动是努力进行的，并在关税主权、租界法院以及最终收回一些租界及租借地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国民政府的这些活动，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还有人指出，从东北易帜到九一八事变，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上具有生气的积极时期。中国与各国终于订立了实现自主关税的条约，这在鸦片战争以来80年间的中外交涉史上是第一次，应予肯定。[※注]
这一时期，中苏在中东路问题上冲突不断，1929年爆发了导致苏军出兵东北的“中东路事件”。以往史学界沿袭苏联观点，大都指责中国政府反苏反共。20世纪80年代始，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中东路事件的起因是中国政府为了收复国家主权，这才是它的本质和主流。[※注]在中东路事件上，张学良得到了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鼎力支持，蒋试图运用外交手段使列强压制苏联，但未得各国同意。[※注]新近的研究认为，学界对中东路争议较多是由中苏“共管”体制的矛盾、地缘政治及中方决策失误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在中东路事件上，唯一的、真正的获益者是非当事国日本。[※注]对于后来苏联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将中东路出售给伪满，学者们大都持批评态度，认为此举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侵犯了中国主权。[※注]
2.九一八事变与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民政府的外交。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可以说是成果累累。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易显石等的《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姜念东等的《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解学诗的《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学者们对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经济原因、事变经过及历史教训等，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谁是九一八事变的发动者？日本一些学者认为是关东军少数人的独断专行。中国多数学者认为，这是日本军部精心策划的侵略事件。也有人持“追认说”，认为事变是由关东军的一些高级幕僚策划的，但日本军部和内阁政府在事变后给予了支持。学者们指出，日本政府并不反对军方发动战争。阴谋固然由军方策划，但政策还是出自内阁。九一八事变的发动是日本天皇制国家意志的体现。[※注]
关于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存在着不同意见。一些人认为，美国实行的是绥靖政策，对侵略者予以纵容。它提出的“不承认主义”并不是支持中国反对日本侵略，它不承认的只是日本对美国在华权益的攫取。[※注]另一些人认为，美国提出“不承认主义”，以明确的语言反对日本用武力手段侵占中国土地，损害中国主权，这无疑是对日本侵略的一种阻遏。不承认主义在当时的作用很有限，它是一种未来干涉主义，保留了美国将来在有利条件下加以干涉的权利。因此，它对日本的侵略不是助长，而是遏制。[※注]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面前，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一政策至今仍受到学者们的一致批评。略有变化的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出现了新的认识。有学者提出，蒋介石以需安定内部建设后方为由，否定即时抗日论，而以长期抵抗为号召，使“安内攘外”成为国民党牌号的抗日理论。这一理论不应等同于投降理论。国民政府的“安内攘外”是把“安内”作为抗日的前提。在重点“安内”的同时，国民政府对“攘外”并非一无作为，而是做了一些抗日准备工作。[※注]在内外交困中，国民政府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之下设立了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作为临时性的决策机构，应对日本侵略下的外交困境。该机构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在对日交涉问题上最后是无计可施。[※注]
九一八事变后中苏复交问题一直得到研究者的重视，此问题的不同方面逐渐得以展现。[※注]新近的研究认为，中苏复交之所以一再拖延，既有国民政府在形势判断和内外政策上的错误因素，也有内外环境本身的困难。在对苏复交的决策过程中，国民政府始终对“复交”与“联苏”严加区别。而最终促使它决定无条件复交的根本原因，不在联苏制日，而在阻止苏联亲日疏华及承认“满洲国”。在1935年初的对日和对苏关系上，蒋介石由对日是亲善的，尝试以“共同访苏”换取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善。但日本所提条件令中方难以接受，最终迫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走上对苏不惜联合与对日不应惧战的道路。[※注]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逐渐走上了联络英、美以对抗日本的道路。有研究者对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和1935年的币制改革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两个事件都具有远远超出经济层面的影响。国民政府企图通过借款加强与欧美的联系，进而寻求其政治上、财政上和技术上的支持，以扼制日本逐步升级的入侵。而以币制改革为标志，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明显出现了摆脱日本而倒向英、美的趋势。[※注]
中德关系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学者们主要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中德之间的贸易以及德国协助中国发展国防工业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中德关系发展的速度之快，为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可比。学者们指出，德国顾问既参与了国民党的“剿共”军事，也参与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他们在协助国民党整训军队和进行军事教育方面颇有成就，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迈出了一大步，这对以后的中国抗战不无帮助。有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德关系的“蜜月时代”。[※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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