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
一 关于妇女史研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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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200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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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来，近代妇女史研究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近30年进入了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在研究对象方面，它把目光对准了全体妇女，开始对城市和乡村普通妇女，包括女工、女奴、女仆、修女、女巫、寡妇、娼妓等不同群体的妇女展开研究。在研究途径方面，它从孤立地考察妇女状况，或者简单地把妇女的历史活动填入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历史的做法，发展到对两性关系进行研究。在分析范畴方面，妇女史最重要的成就是把社会性别概念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并把它用作历史分析的一个范畴。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整合人力、物力，分门别类地对有关近代妇女史的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出版，将是妇女史学界一大幸事，也是近代妇女史研究更上一层楼的必要条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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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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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 社会性别 社会史 研究方法 性别理论 女性 中国妇女 历史学 口述历史 史学 女性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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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妇女史研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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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妇女史已具备专门史的特点，显示出双重身份，既是历史学的分支，又是妇女学的分支。作为前者，它必然遵循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并不断汲取史学理论与方法更新的成果；而作为后者，它又必不可避免地接受女性主义理论，受到这一理论发展的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近代妇女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采纳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实证主义方法为指导的研究方法，由于研究基础薄弱，始终未能发展为独立学科，也未能摆脱学术边缘的处境。改革开放30年以来，妇女史研究主要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推动：一方面是史学内部新社会史的兴起及文化史研究热的出现；一方面是现代化浪潮和当代妇女运动推动下的西方女性主义的迅猛发展。近代妇女史由单纯的历史学分支，逐渐发展为妇女/性别研究，“开始摆脱长期作为政治附庸、历史点缀和商业卖点的尴尬地位，迈向独立发展成长的阶段”[※注]。
近代妇女史研究最大的突破，是吸收和采用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社会性别理论，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女性主义作为西方妇女运动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孕育出了社会性别（gender）理论，在西方妇女学界，社会性别理论作为同阶级和种族一样的分析社会制度的基本范畴，被广泛使用。90年代初，性别理论传入中国，受到中国妇女学与妇女史学界的普遍重视，不少学者开始尝试将这一理论引入妇女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997年高世瑜在评价中国妇女史研究状况时，曾指出研究者对于性别理论的采纳程度不尽相同，并以此为根据，将当时的研究成果划分为妇女史与女性主义妇女史两种类型，认为“前者似乎只是历史学的一个曾被忽视、遗漏的研究领域，而后者则是用一种全新的史学研究角度与方法，或者说是一种史观去重新编写历史”[※注]。在一个时期内，近代妇女史研究也是以第一种类型为主，偏重于钩沉发微以再现女性在近代的生存状态。但是不少学者一直在积极研究并有意识地在研究中运用性别理论，一些带有明显女性主义色彩的著述不断涌现出来。有代表性的，诸如黄育馥1998年出版的《京剧、跷和中国的性别关系（1902—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书。该书以独特的视角研究京剧中的“跷”——一种作为道具模仿妇女缠足的木制小脚。通过这一舞台道具在20世纪前几十年中国京剧舞台上的兴衰，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化以及这一艺术现象在性别关系方面的深刻内涵。2004年出版的夏晓虹所著《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也是一部以性别观照贯穿全书为特点而使人耳目一新的专著，书中不仅对于清末一些人云亦云的女性人物和相关事件，重新进行了深入考订，而且以细致的文本分析和对性别理论的有效运用，使全书新意盎然。应当说，社会性别理论在妇女史研究中的运用，体现的是一种学术意识，为妇女史研究从根本上发展为学术范例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些学者还在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建立妇女史自己的体系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力图使近代妇女史走出革命史的框架。她们试图从“社会性别制度”入手，在制度层面探讨一个社会的性别秩序和性别的社会结构建立的机制，并探讨这一制度的内在结构——纵横交错的规范网络，以及自身的运作机制。[※注]希望从研究性别制度的构建与变迁中重建妇女史的体系与框架。
但是，近代妇女史研究中，理论的欠缺依然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是制约研究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性别理论本土化是关键所在。目前，有些妇女史研究只是停留在对性别理论认同的宣示上，有些则停留于简单的模仿与比拟，缺乏对这一理论的深入理解和卓有成效的运用。切实在研究中借鉴性别理论，才能体现妇女史研究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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